中國心靈的轉化 · 聯邦制在中國 [1] [2]

剛到中國的人通常在對各種事情的觀察和評判上，會犯把新近發生的事看得過於重要的錯誤，各種如果出現在西方世界中預示著重要變化的事情經常發生——但是，沒有任何重要的結果。改變經年累月養成的習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於是，到訪者就推斷一件令人吃驚到聳人聽聞的程度的事情，必定是一系列有明確趨勢的事件的一部分，其背後必有深遠的計劃。時間、經驗和有一點理智的耐心加在一起，才能讓一個人意識到即使在各個事件之間存在著一種節奏，它的步調也是如此遲緩，以至於必須等上很長的時間，才能判斷實際上發生了什麼事。大多數政治事件就像日常的天氣變化一樣，這些起伏或許嚴重地影響個體，但是逐個地分開來看，卻不怎麼能說明季節的變化。即使是由於人的意圖而發生的那些事，也通常是曇花一現的和偶然隨意的；而由於在其中讀出了過多的謀劃、過於複雜的方案、過於有遠見的計劃，觀察者就誤入了歧途。事件背後的目標，很可能僅僅是某種直接的優勢、直接的權力增長；擊垮一個對手，或通過一個孤立的行為來獲取更大的財富，而沒有任何連續性、系統性和前瞻性。 不過，在對中國近幾年政治局勢的判斷上，不僅僅是外國人才犯錯。兩年前，有人聽到有政治傾向的有經驗的中國人說，事情不可能像當時那個樣子繼續下去超過三個月之久，必定會發生某種決定性的轉變。但是，在表面上，局面不僅在三個月之內基本維持了原狀，而且到現在已經兩年了，除了一年前安福系的倒台這個例外。而這件事也幾乎談不上標誌著什麼事件的一個明確轉向，如果要說起來，它在很大程度上只不過是權力從一派督軍手中轉到另一派手中而已。儘管如此，我還是要冒一下成為我已經提到的這種錯誤的受害者的危險，趕忙下斷言說，最近幾個月來，確實 已經 顯露出一個明確而持續的趨勢——透過日復一日為個人權力和財富而進行的爭奪，社會中的一種周期較長的政治變化正在表現出來。似乎已經顯出了幾條分水嶺，這樣，透過各種驚人的、誇張的、聳人聽聞但沒什麼意義的事件的翻滾涌動，一種明確的模式顯露出來了。 這種模式通過本文的標題得到了指示——向著一種聯邦制形式的政府發展的一個動向。不過，雖然稱它為向著聯邦制發展的一個動向，這樣說還是較多地跳躍到超出目前境況允許的遙遠將來了。更確切和更中肯一些的說法是：存在著一種相當明確且看來似乎會長久保持的、向著地方自主和地方自治的趨勢，它伴隨著一種模糊的希望；希望在未來，在不同程度上獨立的單元將會重新結合成為中華合眾國或中華聯邦國（the United or Federated State of China）。展望未來，人們期待著三個階段：第一個是目前的分離主義運動的完成；第二個是北方與南方形成各自的邦聯；第三個是重新統一成為一個單一的國家。 要對這種明確而持久的趨勢進行一個詳細的證明，預先要求讀者對於中國地理的知識和最近的具體事件非常熟悉，可以說，近乎苛求。所以，我將限於局面的相當一般的特徵。第一個特徵是北方與南方的長久對峙所構成的新階段。粗略地說，建立共和國、推翻滿清的這場革命，對南方來說，代表了一個勝利。但是，過去五年中，從一個名義上的共和國向一個腐敗的暴吏或軍事總督或封建領主的寡頭制的這個轉變，對北方來說，代表了一個勝利。這是一個重要的事實，至少是標誌性的事實：中國如今剩下的最強有力的督軍或軍事總督——從某種意義上說，唯一的一個在過去數年動盪中倖存下來的強人——張作霖，是東三省的無冕之王。然而，不能把所謂北方與南方之間的這場內戰，理解為南方的共和主義與北方的軍閥主義之間的一個衝突。這樣一種概念直接與事實相反。直到六個月或八個月之前為止的「內戰」主要是軍事總督之間以及派系之間的衝突，它是整個中國範圍內都在進行的爭奪個人權力和財富的一部分。 但是，事情最近向一個不同的方向發展了。在南方的四個省份，看起來不可一世的督軍都被推翻了；而且，這些省份已經公開宣告或隱秘地實行它們的獨立。既獨立於北京政府又獨立於先前的廣州軍政府——廣州所處的省是那四個省中的一個。當時，也就是去年秋天，我正好在湖南。湖南是南方各省中最先取得相對獨立的省份，它剛推翻藉助北方軍隊來統治這個省的那個邪惡的暴君不久。在一周的時間裡，在湖南省的省會長沙，舉行了一系列會議。每個演講的主旨都是「湖南人的湖南」。這句口號包含著兩種各自都想成為主宰的力量的精神；它是政治上成熟的南方所代表的地方自主原則與北京所代表的軍閥主義中央集權化原則之間的一個衝突。 正當我寫作之時，在九月上旬，因為吳佩孚與由於名義上獨立而在目標和利益方面與南方相一致的湖南人之間的戰事，當務之急被掩蓋了。如果，而且很有可能，吳佩孚勝利了，那麼他會採取兩種做法之一。他可以用他得到了壯大的力量來對抗張作霖和其他北方軍閥，這會讓他與南方人結成實質的同盟並使他成為聯邦原則的代表人物。這是早先的情況會要求他採取的做法。或者，他可以屈服於官員一般都有的對權力和金錢的貪婪而再次嘗試袁世凱的軍事中央集權化政策，在確定得出張作霖是他的對手之後，由他自己來當首領。這是軍事首領們過去的例子所暗示的做法。但即使是吳佩孚步前人的後塵而變壞了，他也只是加速了自己的滅亡。這不是預言，而只是對一個軍事首領似乎完全大權獨攬時在中國無一例外發生的情況的一個敘述。換句話說，吳佩孚的勝利，根據他將採取的做法，或者會加速或者會延緩地方自主的發展。這無法永久地阻止或改變這種發展。 使人們可以確定這種朝向地方自主的趨勢是一個現實，而不僅僅是一種迷惑觀察者的毫無意義的權力轉手的基本因素，它與中國人的脾性、傳統和氛圍相一致。分封制在兩千年前就成為過去了，而從那時起，中國就再也沒有過有效的中央集權政府。過去兩千年中起起落落的這些絕對王朝，都是靠著不干預和宗教的光環而存在的，後者永遠無法加以恢復了；這個共和國在歷史上發生的每一個插曲都顯示出：有著廣大繁雜的不同區域，3.5億到4億的人口，多樣的語言和溝通的缺乏，由家族體系和祖先崇拜所認可的巨大的地方關係，中國不能從一個單一而遙遠的中心出發來加以管理。中國依賴於一張由習俗鞏固下來的自願的地方聯合的網絡，這個事實給了它無可比擬的穩固性和進步的力量，即使在像過去十年中那樣動盪不安的政治環境下。有時候，我覺得，美國人具有蔑視政治的傳統，自發地依賴自立的地方組織，幾乎是僅有的一些天生適合於理解中國狀況的人。根深蒂固地依賴國家的日本人，不斷地判斷失誤、行為失當。英國人對地方自治政府的意義比我們理解得更好；但他們被其對政治的推崇所誤導，以致當政府沒有採取政治形式時，他們無法一下子發現或認出它來。 說滿清王朝倒台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即由於國際關係的壓力，他們企圖把一種在民眾精神看來完全陌生的中央集權強加於各省，尤其是在財政事務上，這一點並不會過分。這種做法在先前沒人在乎的地方製造出了敵意。中國不可能像一個面積小得多、人口少得多的歐洲從神聖羅馬帝國這個單一國家的解體中產生出來那樣，從各種動亂紛爭中產生出一個統一的國家。事實上，人們時常感到奇怪的，不是中國處於分裂狀態，而是它竟然沒有比現在的狀況更加四分五裂。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不管中國最終取得了什麼樣的進展，這種進展都只可能來自許多不同的地方中心，不是來自北京或廣州。它將通過聯合與組織而得到實現，即使他們採用的是一種從本質上來說並不首先是政治的政治形式。 對於目前的情況趨勢，人們尤其是外國人，非議甚多。這些非議已經超出合理的程度。中國目前的虛弱，是因為它的分裂狀況。因此，可以自然而然地論證說，目前的這種分離和普遍的分裂動向將會加重這個國家的虛弱。中國的許多麻煩都是由於缺乏任何有效的行政體制，這一點很明顯；認為沒有一個強大而穩固的中央政府，中國甚至無法建造鐵路和推行普遍教育，這也是合情合理的。關於這些事實毋庸置疑。中國的許多友人深深痛惜目前的趨勢，而其中有些人則把這視為長久以來人們一直在預言的中國解體的最終完成，這並不令人驚訝。但是，基於對歷史、心理和現實狀況的無視而開出的針對中國病症的藥方，是如此不切實際，以至於不值得去討論它們在理論上是否令人嚮往。通過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政府來解決中國各種麻煩的辦法，可以和通過驅魔來治療疾病歸為一類。罪惡是實際存在的，但既然它是實在的，就不能嘗試用一種假設不存在的方法來對付。如果惡魔真的在那裡，它就不會被一道符咒驅除。如果麻煩是內在的，不是由一個外部的惡魔引起的，那麼，這種疾病只有靠病人自身具有的抵抗力才能治好。而在中國，雖然這些復原和成長的因素眾多，但它們都與地方組織和自願聯合相關而存在。日益高漲的「督軍下台」的呼聲，源自地方各省維護自己被一種名義上中央集權化、實際上混亂無序的局面所欺壓侵犯的利益的動機。在這場否定性質的工作完成之後，中國的建構性重建只有利用地方的利益和能力才能進行。在中國，這種動向與在日本所發生的情況相反，它將從外圍到中心。 對目前趨勢的另一種反對意見，從外國立場來看特別有力。正如已經說過的那樣，滿清王朝後期加強中央權力的做法是迫於國際上的壓力。外國把北京看作一個像倫敦、巴黎或者柏林那樣的首都，結果為了符合外國的要求，它只好試著變成那樣一個中心了。這個結果是一個災難。但是，外國仍想有一個能夠擔負責任的單一的中心。如果不是有意識地，那麼就是潛意識地，這種願望要為外國對地方自主運動的反對負很大的責任。他們很清楚，實現聯邦這個理想要花很長的時間，那麼與此同時，為外交關係、戰爭賠款的增加和各種特權的保障負責的主體是什麼，它又在哪裡呢？ 從某一個方面來看，這種分離主義趨勢不僅對列強來說是不便的，而且對中國自身而言也是危險的。它很有可能激發外國插手中國內政事務的欲望和力量；將會出現許多實施陰謀詭計和從中取得特權的中心，而不是一個兩個；還有一個危險興許是一個外國同一些省份聯手，另一個外國同另一些省份聯手，這樣國際衝突就會升級。就在眼下，一些日本消息來源，以及甚至像羅伯特·揚（Robert Young）的《日本記事報》（Japan Chronicle ）這樣獨立的自由派報紙，都已經在製造或報道一個謠言，說廣州的試驗是藉助美國資本家希望得到經濟特權而提供的資助才得以進行的。這個謠言是出於一個邪惡的目的而製造出來的，並且由於妒嫉而流傳開來。但是，它表明了，如果中國有數個政治中心，並且一個外國為一個中心撐腰，另一個外國為另一個中心撐腰，那將會造成怎樣的一種局面。 這種危險是足夠現實的。但是，不能通過採用不可能的辦法來對付它——即阻礙朝向地方自主的運動，即使分裂或許暫時伴隨著它。這種危險只是突出了整個中國局面的基本事實，也就是說，最關鍵的是時間。中國存在的這些罪惡與動亂是足夠現實的，而且不能無視這個事實，即它們主要是這個國家自己造成的，由於腐敗、無能和大眾教育的缺乏。但是，沒有哪個了解普通民眾的人會懷疑，如果給他們時間，他們將取得完全的勝利。具體來說，這指的是讓他們自己去做他們註定要完成的事情。在太平洋會議上，無疑會有人提議把中國置於某種國際監護之下。這篇文章和它所提及的與這一趨勢相關的那些事件將會被引用來說明這種需要。其中的一些方案將出自與中國敵對的動機，另一些將好心地出於拯救中國自身以及縮短其混亂混沌時期的渴望。但是，世界和平的希望，以及中國自由的希望，在於堅持一種「放手」的策略：給中國一個機會，給它時間。危險在於匆匆忙忙，沒有耐心；也可能在於美國想要顯示我們在國際事務中是一股力量，以及我們也有一種積極的外交政策的欲望。然而，一種從外部支持中國而非從內部提升其志向的好心的政策，最終給它帶來的傷害也許會與一種出於惡意而設想出來的政策一樣多。 （趙協真 譯 莫偉民 校） * * * [1] 此文選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3卷，第129—134頁。 [2] 首次發表於《新共和》，第28期（1921年），第176—178頁；重刊於《中國、日本與美國》，第44—5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