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心靈的轉化 · 再訪山東 [1] [2]

我們在中國的最近三周，是在山東省度過的。自從我們上次走訪以來，已經過去一年半的時間了。那次是在寒冬臘月，這次則是在夏日炎炎之時，社會氣氛的變化與氣候的變化一樣巨大。在先前那段時間裡，濟南正處於軍事管制狀態，而黷武之人確實正在用武力針對處於高潮的學生運動。其時，安福系人正在國家首都和省內掌有大權。甚至教育性質的講座也受到了影響。地方官員通電北京當局阻止我們的到訪，因為這肯定會給他們帶來麻煩。這個消息並未傳到我們的耳朵里，我們在得知這次走訪有多麼危險之前就已經身在濟南了。到處洋溢著的興奮，立刻揭示出發生了某些事情；正在對抗黷武而親日的官員們的報業人士和議員，給了我們一個非比尋常的熱烈歡迎——所以，那些官員也只好跟著那麼做了。每隔20英尺一個士兵，沿街一字排開；省議院大廳的院子裡布滿了士兵，機關槍架設在屋宇之上——所有這些，都是因為害怕當時正在罷學抗議關閉他們總部的學生們會採取武力示威。警察頭子在台上占據著通常由一個教育官員所占據的位子。 這一次，在建立一個師範學院的過程中，一切都像在美國一樣平靜。街上只有通常數量的武裝警察；省議員仍在對抗這個省的都督，但這種抗爭是和平的抗爭，沒有一個士兵踏入議院大廳。目前的抗爭，指示著中國的政治狀況。這個省的財政專員是一個山東人，因此他致力於通過把各項支出限制在合法用途上來保護本省的民眾。省督的職位受到追捧，歸功於它是通向億萬富翁最短最便捷之途，因而都督撤消了礙手礙腳的財產審計員一職，於是就與省議會之間產生了衝突。我說它對目前的狀況有代表性，是因為雖然軍閥黷武還很猖獗，但是中國人如今開始吸取那條古老的教訓了，即政治上的控制與對國庫的控制並行，以及中國的士兵既是省議會對公共資金缺乏控制的一個原因，又是其結果。吸取了這個教訓，中國的政治發展就會開始朝向與西方世界爭取代議制政府的抗爭平行的方向。「共和主義」漸漸地從一種熱望和一個幻想中的詞彙變為一項實務了。 與日本人的關係以及國內形勢在這一年半之間呈現出一種平靜得多的面貌。直接的侵略行為實際上已經停止了，「入侵」如今採取的是一種穩步的和平經濟滲透的形式。偶然的挑釁事件仍有發生，比如說，日本人的地方當局要求都督下達禁止在5月7日——紀念簽訂《二十一條》國恥日——舉行集會和遊行的命令，目的是要引發學生作出公開的反日行為。但是，這個命令從都督手中傳到教育專員手裡，從專員那裡傳到各個校長那裡，從校長那裡傳到學生那裡——在那次紀念之後的某個時間。集會舉行了，每一件事都在和平的狀態下進行了。在國家植樹節這個春季假日那天，日本駐紮在濟南的士兵又似乎碰巧在學生們選來作為植樹地點的山頭上進行操練。但是，學生們組織得很好；在這種情況下，公牛被訓練得無視那塊紅布，無論它怎麼耀眼，先前企望已久的挑釁行為並未發生。但是，儘管這些偶然事件仍時有發生，像先前那樣任意無度的拘捕和審訊已經停止了。總體上說，它們被一種安撫政策取代了，因此可以公平地推斷這樣的偶發事件是由於當地狂傲的日本人不喜歡這個對中國人策略的改變。這個改變也影響到了在這個省的外國人。過去，他們或多或少對在去青島的時候被強加的那種通行規則的粗暴無禮有些怨言；如今，一個滿口當地奉承話的和藹官員會問你是否有一張通行證，然後會告訴你，既然你是個美國人，那麼即使你沒有也沒多大關係。這個小插曲對於旅行者如今受到接待的方式來說，是很有代表性的。這種方式與人們在日本本土所能發現的殷勤好客非常相似，而不像是那種粗暴態度，那種態度直到不久以前還提醒著到訪者：對占據這塊陸地的日本人來說，他是個入侵者，那裡只有日本人的難看臉色。 在青島，在與工業區分開的居住區中，給人留下印象的與其說是日本，不如說是德國。而無論一個人對德國占領的由來和目的持什麼樣的觀點，他都不得不承認它在占領狀態下做得很不錯。在遠東，沒有哪一個城市像這個城市建設得一樣規整悅目。德國人在數年之間，把它從一個滿是土坯小窩棚的骯髒小漁村，變成了中國最整潔的城市和一個具有巨大商貿潛力的港口。在這裡，日本人的態度改變也是顯而易見的，在所有事情的外在方面都著力減少軍事占領的痕跡，而強調市政管理。他們花了很大的力氣把外國客人吸引到這個宜人的避暑勝地來，長期居住的外國居民則不再抱怨質詢式的登門拜訪和煩人的打攪，而只是抱怨要順順噹噹不吃虧地辦任何正式的事情，比如簽個租約或者交個稅什麼的，所需憑證的數量之驚人。不過，我們的布賴恩 [3] 時期的遠東外交政策的色彩還很明顯，原來就居住在那裡的美國居民從來不曾因為日本士兵在占領時期進行的有組織的洗劫而得到任何賠償，雖然英國公民們已經得到了賠償。 說日本比較具有安撫性質的策略已經影響了中國人的感覺或見解，這是不確切的。原原本本地探究一下，為何恰恰對先前德國人的占領，人們感覺到的痛苦如此之少；而對如今日本人的統治，人們感覺到的痛苦則如此之多，這會具有很大的啟發意義。日本人把這種反差看成是中國民眾拒絕承認他們的真正朋友的特別頑劣的性情所致。對一個徹底結束了的過去的理想化，與一個鮮明的現在相對照，或許與此有關；德國人在打交道時友好而老練的品性，肯定也與此相關。下面的事實也與此有關係，即德國商人主要限於對外貿易，日本定居者則參與所有種類的零售業；而且更為嚴重的是，他們正在占據土地。還有一個事實也能說明問題：山東的鐵路在德國人統治時是一家私人企業，這家企業自由地雇用中國人來幫忙和當守衛；而現在它是一家日本政府所有的企業，除了用來當苦力之外，不雇用中國人。但我認為，把所有這些事實放在一起都抵不上另一個事實，即德國人的占領似乎只不過是一系列必須儘可能好好對待的外國侵略中的一個偶然事件，而日本人的統治則是一個籠罩著的巨大威脅，即他們隨時可能完成吞併。由此，激發了深刻而強烈的感受。 與一年半以前相比，如今直接的抱怨集中在鴉片問題，以及向匪幫提供武器和以其他方式助長他們。在青島設立了一種政府壟斷的鴉片經營，這是一個得到官方承認的事實，不是一則謠言。官方的具體細節當然不容易獲知。不過，據人所知，這種生意是由一個中國人來經營的，一個名叫劉則山（音譯）的人；大約每年進口250萬盎司，特許經營者每盎司付2美元給日本帝國管理部門，這樣單鴉片和嗎啡的貿易就要付給占領者每年500萬美元。到此為止，還可以說日本只是步英國和法國在中國南方的後塵而已，但是至少有著如下的不同：香港和印度支那確實在外國主權管轄之內，而中國的旗幟仍飄揚在青島海關的上空，所有入境的貨物都要付固定的關稅。鴉片當然是禁運品，讓它出現在進口貨物之列是不行的，因此它貼著「軍用儲備」的標籤裝船載入，這樣就逃過了檢查。人們還普遍相信，除了把這些貨品充作行李的一部分來攜帶的那些商人之外，軍用鐵路上的守衛也扮演著境內分裝者的角色。 關於提供軍火給匪幫的確切事實甚至更難獲得，人們必須依靠在中國人和外國人中間都廣為流傳的那些相似的說法。客觀事實是，日本人鐵路上的守衛足以保護這一區域，而在德國人占領期間，即使用中國守衛，這個區域也完全太平無事。從那以後，這塊地方就飽受騷擾，有時甚至到了被迫整村撤退的地步。這種事態沒有日本當局的默許，當然是不可能的。混水摸魚的策略在滿洲已經有過大量好的——或壞的——先例了。小道消息說，日本士兵在晚上把自己的左輪手槍出借給匪徒，還直接出售槍支彈藥——這些東西是處於日本官方的嚴格監管之下的。人們可以得出比較接近統計數據的事實是：僅僅一個月之中，在離青島5英里遠的區域裡租給日本人的地盤上就發生了20起搶劫，而日本人從來都是毫髮無傷。 日本政府已經向國際反鴉片協會（International Anti-opium Society）保證，會取消山東的鴉片壟斷，而中國政府則承認已經有一些改善的跡象了。如果日本軍隊撤回，搶劫就會回到中國的一般平均水平上，雖然試圖通過找麻煩來得到藉口插手進來保護日本人利益的企圖仍會保留下來。剩下的關鍵點是經濟問題。聰明的山東人確信，日本如今很可能在最近的某個時間兌現其撤軍承諾；但是，他們認為，這不會對局面造成任何實質性的不同，因為與此同時，日本已經在經濟上扼制著這個省份了。即使這種扼制確保有超出一般的經濟效益，中國人也幾乎不會比其他人，例如加利福尼亞人更歡迎它，尤其是當這還牽扯到土地所有權。在中國，土地本身集中了所有感情；而在西方國家，這些感情是分散在宗教的和愛國的旨趣之中的。但是據稱，欺騙與武力一直是日本藉以使其經濟地位得以穩固的手段。對德國人在青島的財產的所謂拍賣，就其對人與價格的偏袒來說，無疑是一樁醜聞。使農民們被迫與他們的土地相分離的那種手段，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經談到過了。此外，還據說，當爭議涉及租約或其他經濟利益時，向法院上訴是沒有用的，因為日本的訴訟當事人永遠是對的，這是一條準則。一些中日合資公司已經辦起來了，據中國人的看法，其中大部分是在脅迫下創辦的，而結果則是待遇不平等。但是，關於這一點，很難找到不帶偏見的證言。 儘管中國人普遍認為日本的經濟控制太牢固了，以至於隨便什麼東西，只要缺乏國際壓力或者政治上的造反，就不可能動搖它，我卻並不認為日本滿意於這種工業與商貿狀況，尤其是根據一開始就被激發起來的那些強烈的希望來看。在寫這篇文章時，我手頭沒有去年的數據；但是，1919年的海關統計顯示出德國人占領的最後一年在貿易方面並沒有很大的增長，雖然日本人建起了大量的工廠。這也許可以歸因於普遍的蕭條，但是從1916年到1919年，大連這個日本在中國北方的港口的進口量幾乎增加了兩倍，而出口量則增加了一倍多。日本人在進占時的計劃包括修建數條鐵路，把內地和他們在濟南的鐵路連接起來。他們隨意預言，青島將成為取代天津並與上海相匹敵的整個中國中部的主要港口的那一天。不過，這些預言也不完全建立在感情的基礎之上，正如以下這個事實所表明的，外國在中國的商業利益與日本人的占領之間的對立，完全建立在一種威脅的基礎上；這種威脅，就是他們的占領意味著對外國人公司所在的那些港口貿易的一種扼殺。但在其間的這些年中，日本把它的資金用作非生產性的政治性貸款隨意發放，這引起了民眾的仇恨，而且使獲得鐵路特許權成為不可能。而如今，規劃中的鐵路歸銀行團管轄——用來補償它對滿洲的實際忽略的一個信用條款。預期與實現之間的鴻溝是如此巨大，以至人們傾向於認為，日本願意拿出其在山東的一些保留特權來換取中國人和國際上對它在滿洲的「特殊地位」的確實承認。 這就把我們帶到目前山東在外交上的地位這個問題上來了。就像日本的辯護者們強調的那樣，日本已經三度敦促中國就「歸還」山東問題進行公開的磋商，這種說法大致不差。這些辯護士們為了那些無視實際狀況的人的利益說話或寫作，說日本極其痛惜中國缺乏任何可進行充分穩定的商談的政府，還說日本熱切地盼望這樣的一個政府出現。在他們比較坦率的時候，他們承認沒有哪個中國政府敢於就這個問題與日本進行直接談判，即使是處於極盛時期的安福系政府也不敢，因為他們深知，這將成為一場暴動和可能的革命的信號。這種不願意的部分原因，在於深植於中國人心中的那種心理：「在拿不準的情況下，不要輕舉妄動。」特指這件事而言，在對將要代表中國進行「磋商」的那些官員的才智、力量和品性都不確定的情況下，完全有理由採取這種「無為」的策略。但是，這種拒絕還有一個客觀原因。日本最初的談判要求是這樣的：要求中國政府保證，如果它接受談判結果，那麼就承認《凡爾賽條約》以及《二十一條》簽訂時訂立的那些條約的有效性。後來的建議重複了最初的令人反感的理由。他們提到「正式同意」，這指的是「中國政府保證事先承認並同意移交」德國的權利給日本。當然，中國的整個問題在於它拒絕承認先前這些條約的有效性，拒絕的理由有三：首先，它們是在脅迫之下簽訂的；第二，德國的資格禁止轉讓給第三方；第三，當中國作為一個盟國參戰時，它的地位就改變了。這最後一項理由在日本企圖阻止中國參戰，直到其與法國和英國簽訂了密約保證支持它奪取山東之後，得到了默認。那麼，與大眾的感覺相當不同的是：日本為中國政府參與談判提供的僅有的基礎就是使其最近的外交徒勞無效，以及放棄矯正由《二十一條》引發出來的這些狀況的一切希望，而後者所包括的東西比山東問題多得多。比如，世界上的輿論似乎都還沒有意識到，將旅順港租給俄國的最初的那份租約於1924年到期，而日本對滿洲的占領則依賴其中包含《二十一條》的那些條約的有效性。 毫不奇怪，中國的各種希望與恐懼如今集中於太平洋會議，而且是明智的山東人圈子裡談論的主要話題。它的關鍵在於包含《二十一條》的那些條約是不是既成事實，這樣說一點也不過分。如果這次會議確認了日本的地位，那麼，中國命運中的一個章節也就結束了。如果它拒絕這麼做，那麼除非日本願意做出比現在看來會做出的更多讓步，否則，這次會議肯定會談崩。很值得去嘗試一下，但對它的結果的過度樂觀是幼稚的。幾乎不需要凡爾賽來提醒我們，一場和會也許會同一場戰爭一樣危險。 （趙協真 譯 莫偉民 校） * * * [1] 此文選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3卷，第121—126頁。 [2] 首次發表於《新共和》，第28期（1921年），第123—126頁。 [3] 布賴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1860—1925），美國政治家、律師，1913年至1915年間出任美國國務卿。——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