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心靈的轉化 · 分裂的中國 [1] [2]

Ⅰ. 大約6個月以前，北京政府發布了一個公告，宣告中國的統一。5月5日，孫中山在廣州正式就任整個中國的總統。這樣，中國在6個月之內二度實現了統一，一次是從北方的角度，另一次是從南方的角度。事實上，每一次「統一」的舉動，都是中國分裂狀況的一個象徵，這是一種表達著語言、氣候、歷史和政策以及地理、人群和派系的差異的分裂。這種分裂狀況從十年前滿清王朝被推翻之日以來，就一直是中國歷史顯著的事實之一，並通過斷斷續續的內戰表現出來。儘管如此，另有兩種說法雖然表面上相互矛盾並與剛才說的這一點相矛盾，但具有同等程度的確實性。其中一種說法是：如果僅就中國的人而論，那麼不存在真正的地理界線上的分割，而只有比比皆是的保守者和進步者之間的普遍分歧。另一種說法是：在中國不是有兩個分裂的部分，而是至少有五個，南北各有兩個，還有一個在長江流域的中部 [3] ；這五個中的每一個，又根據派系或省區的界線分裂為大小不等的部分。而就以後的情況來看，這最後一種說法或許是三種說法中最有實際意義的一種。這三種說法都是確實的，它正是使中國政治甚至在比較主要的特徵方面也令人如此難以理解的原因。 時運湊巧，當就職典禮舉行的時候，我們正好在廣州。廣州與北京之間的隔閡不僅在於兩地相距遙遠，兩地之間幾乎沒有確實的消息往來；不脛而走地傳入其中一個城市並被公之於眾的消息，大多是由意在詆毀另一個城市的那些謠言構成的。在廣州，人們聽到帝制頻繁地在北京復辟；而在北京，人們則聽說廣州至少每隔一周被赤化一次，而在每個間隔的一周中，孫中山的擁護者和陳炯明將軍——那個省的都督之間則爆發公開的戰爭。即使在把北京政府僅僅當作一種必要的惡而接受的那些人的圈子裡，也沒有什麼可以不給人造成這樣的印象，即孫中山的旗號所代表的，無非是一小幫無信之徒以犧牲國家統一為代價來為他們自己取得一小點權力的渴望罷了。即使在廣東北面的鄰省福建，除了一些旨在把南方政府的重要性削弱到最低程度的流言蜚語之外，人們聽不到什麼東西。在北方的外國人圈子裡，像在整體而言的自由主義中國人圈子裡一樣，有著一種共同的感覺，即北京政府也許事實上是壞的，但它代表著國家統一的力量；而南方政府則代表著要使中國的分裂狀態持久固定的一種傾向，這種分裂狀況使中國虛弱，並且不斷吸引著外國的陰謀和侵略。只是非常偶然地，在前幾個月間某個從那邊旅行回來的人才羞羞答答地提出一種看法，認為關於南方，我們「吃錯藥了」，他們確實試圖「在那兒做一些事情」。 結果，對於5月5日這一周里發生在廣州的景象，我幾乎毫無心理準備。這是兩年來，我在中國見到的僅有的一次像是自發民眾運動的遊行。紐約人習慣了擁擠的人群、遊行隊伍、街上的裝飾和與之相伴的熱情。我懷疑在紐約是否有過一場遊行在規模、喧鬧、色彩和自發性——還冒著熱帶的陣雨——方面超過廣州的這次遊行。鄉民們以如此規模群集在一起，以至於即使是在河裡的船上也找不到住宿之處的情況下，他們持續遊行了一整夜。一些沒能在這次正規遊行中找到一塊地方的行會和地方團體，在正式遊行那天的前後自行組織了一些較小規模的遊行。儘管可以儘可能考慮到廣州人對當地忠誠的強烈程度，以及他們也許更多的是在慶祝廣州人當地的一件事而不是一個原則，這幅景象還是足以使人改變那些先入之見，並促使他試圖去尋找給南方的運動以生機的東西是什麼。 一場遊行也可能雖然人數眾多，卻沒什麼實質意義。然而，人們發現，在當地的外國人——至少是美國人——說，自從前幾個月以來在廣州掌權的那些人，是中國範圍之內僅有的一些確實在為民眾做一些事情，而不是充實自己腰包和擴張個人權力的官員，甚至北方的報紙也並未完全忽略不提對有執照的賭博的壓制。在當地，人們得知這種壓制不僅是真正的和徹底的，而且意味著一個其主要困難在財政方面的政府，放棄了每年接近1000萬美元的財政收入；而在這件事上——撇開個人壓榨的動機不談——本來是很容易主張為了維持收入來源，至少暫時地用目的使手段合法化的。整個中國的英文報紙都曾為香港政府把鴉片稅從每年800萬降到400萬並計劃最終取消這項稅收而稱讚過它；但是，香港是很繁榮的，它沒有捲入內戰，而它需要稅收僅僅是為了一般的市政用途，不是作為在一場危機中保持自身存在的一個手段。 在目前的情況下，南方政府的這一舉動幾乎很難說不是英雄式的。這一放棄是廣州政府的法令中最感人的一項，但人們很快便得知，它是數量可觀的許多建設性的管理措施的一個伴生物。其中最令人矚目的，是在全省範圍內改革地方長官制度的各項嘗試：在廣州建立市政府——在地方官員均由中央任命和掌控的中國，這是個新事物——它建立在美國委員會方案（American Commission plan）之上，並由從美國的政治科學學校畢業的人領導；在全省範圍內引入地方自治政府的各項計劃；為了在廣州引入分三個階段完成的普遍的初等教育而定出的一個方案。 這些改革是地區和地方性的，它們是席捲全中國的一場普遍的反對中央集權、要求地方自主的運動的一部分。這場運動是對從北京派遣官員並從派系——以及錢包——利益出發來管理地方事務的一場抗議，那些人對地方事務的主要興趣在於從中能榨出什麼油水來。唯一可與目前中國的地方政府相類比的，是我們的內戰之後那些日子裡的南方投機客政府。這些能夠解釋為什麼北京統治之下的鄉村地區，包括中部和南部省份不聽話；但無法解釋隨著孫中山當選為總統，一個新的國家政府，或者說聯邦政府的建立。要理解這一事件，有必要回溯歷史。 1917年6月，北京的國會打算推行一部憲法。當時，國會受到舊的革命派領導的控制，這些人一直與袁世凱，或者寬泛地說，與行政首長不和；後者指責他們是妨礙議事者，在國家需要行動的時候把時間浪費在討論和空想上面。這時，日本改變了針對中國參戰的策略，並且藉助《二十一條》確立了自己的地位。它發現了一條控制中國的軍火庫，並最終通過掌控中國的參戰而在中國的軍隊中摻入自己的軍隊的途徑；英國與法國為著同樣的目的，也正在強力施壓。國會行動遲緩，而唐紹儀、孫中山以及其他南方領導者則持反對的態度，因為他們認為，這場戰爭根本不關中國的事，而且總體來說，他們反英的程度甚於反德——這個事實能夠部分說明目前各種英國報紙共有的反對廣州政府的宣傳。不過，最能說明問題的事實是：這部將要施行的憲法取消了各省的軍事總督或者說督軍，並恢復了被袁世凱摧毀了的文官權力機構（civil authority）的至上地位，此外還寫入一項去中央集權化的政策。受到自稱是立憲主義者，並且要去推翻即使不是控制著行政權力、至少也控制著立法權力的革命派以維護派系利益的所謂改良派成員的唆使，軍事總督們要求總統中止國會，解散立法會。這一要求得到了除美國代表團這個令人自豪的例外以外，所有協約國在北京的外交官的積極支持。總統軟弱地讓步了，簽發了一項解散國會的法令，在文件中以書面形式承認其行為的不合法性。此後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由於張勳所導演的帝制復辟這場鬧劇，總統成了在荷蘭使館避難的一個難民；張勳如今又以張作霖——眼下的中國「強人」——的各種計劃的輔助者的身份回到了北方，走上前台。後來，舉行了選舉，又選出了新一屆國會。這個國會在北京作為中國的立法機構，選舉徐世昌為總統，得到了外國列強的承認——簡而言之，這從國際角度來看，是中國政府；從國內角度來看，是北京政府。 舊國會中的革命派成員從不承認對他們的驅逐，並因而拒絕承認被他們稱為偽國會的那個新國會的合法地位，以及由它選出的總統的合法地位，尤其因為這個新的立法機構不是按照憲法規定的規則選舉出來的。此後，在一些昔日成員的領導下，被其反對者們稱為過期國會的舊國會以斷斷續續的方式存在。它自稱是中國唯一一個真正的立憲機構，最終選出了孫博士為中國總統，並相應地準備好了我們提到過的5月5日的行動。 這就是目前的南方政府在法律意義上與形式上的背景。它對北京政府的合法性的攻擊，在嚴格的法律意義上，毫無疑問是有正當理由的。但是，出於各種不同的原因，它本身的實質地位同樣易於受到嚴重的質疑。如此隨便地被套到對方頭上的「偽」和「過期」這兩個詞，在一個局外人看來似乎都有正當性。而去深究使南方國會的地位因其最終行動的遲緩而顯得無效的那些原因，就更沒必要了。一場等待四年之久來採取實質行動維護其權利的抗議面臨的，不是法律上的要點，而是既成的事實。在我看來，就合法性本身而論，南方政府在技術爭論上稍微有一點優勢。但是，面對一個得到外國承認並且以這種方式維持了四年的政府，合法性的蔭庇就成了一種靠不住的政治偏見。把南方政府視為一個革命政府，它除了享有十年前的那場革命運動持續的聲望之外，還作為對抗北京政府的軍事篡奪的一種立憲主義抗議而具有一筆可觀的情感資產，這樣看會比較明智一些。 南方政府並未取得在廣州的各種反對北方政府的力量的一致支持，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比如說，唐紹儀就因缺席就職典禮而引人注目，因為他認為在那個時候祭拜他祖先的墳墓比較合適。地方都督陳炯明將軍傾向於主張限制地方自主的程度，並鼓勵在其他省份進行相似的動作，期望最終得出一個至少由長江以南各省組成的聯邦制或邦聯制的政府。他的許多將領希望把行動推遲到廣東省與其他西南省份的將軍結成軍事同盟之後，這樣，如果北方進行征伐，就能夠加以對抗。另有一些人認為，對新政府的技術合法性的論證做過了頭，他們一方面並不反對進行一場十足的革命運動來對抗北京，另一方面認為時機尚未到來。他們在指望張作霖恢復帝制的嘗試，並認為民眾對這一舉動的反對會為這樣一個如今過早進行了的運動創造一個適當的時機。不過，儘管英國人和北京政府的報紙大肆宣揚這些公開分歧，大多數反對者還是忠誠地收起了他們的反對意見，支持孫中山的政府。折衷方案已經有了，通過這個方案，聯邦政府將把注意力集中在對外事務上，而把地方事務完全留在陳將軍及其擁護者手中。不過，仍有發生衝突的可能，尤其是在對稅收的控制這個問題上，因為目前對一套管理體系來說都缺乏足夠的資金，更不用說兩套了。 Ⅱ. 南方新政府的成員與人們在任何其他地方，無論在北京還是在其他省會城市，看到的類型都驚人地不同。後一些人簡直就像是中世紀的，如果說他們不像是晚期羅馬帝國的人的話，雖然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學過一點現代的饒舌之辭用來說給外國人聽。前者則是一些受過教育的人，這不僅是指上過學的意思和他們為了工作受過某些特殊訓練的意思，而是指他們思考的觀點和用來談論的語言是時興於全世界進步人群之中的。他們歡迎探求，並自由地談論各種計劃、希望和恐懼。我有機會碰到了在地方和聯邦政府中都具有影響力的所有人；這些對話並未採取以供刊行的訪談形式，但我了解到，他們至少從三個角度來看待整個局面。 陳將軍沒有接受過外國教育而且不會說英語，他的訓練和見解的中國特徵特別明顯。他是一個強有力的人，雷厲風行，在思考和行動上都是直來直去的，有著不容置疑的正直；並在一個官職主要是因其可能帶來的奢侈而受人稱羨的國家裡，過著一種幾乎是斯巴達式的生活。比如，就從實際的來說吧，在第一等級的中國地方官員中，他沒有包養情婦。不僅如此，他還向議會建議採取一項措施，剝奪所有包養情婦之人的選舉權（這項措施沒能通過，因為據說它的通過會剝奪議員中大多數人的選票）。從各個方面來說，他都是我在中國碰到的所有官員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如果要我來選擇一個有可能在未來成為國家首腦的人，那麼，我會毫不猶豫地說，是陳都督。他能夠忠實地給予和要求——單憑這一點，就使他顯得相當特別了。 他的見解大致如下：中國最重要的問題是真正的統一的問題。工業和教育由於政府缺乏穩定性而受到阻礙，而社會中比較好的那些要素全都與一切公開的努力相隔絕。問題是這種統一如何達到。過去，一些強大的個人曾經以運用武力的方式嘗試過：袁世凱嘗試過但失敗了，馮國璋嘗試過但失敗了，段祺瑞嘗試過也失敗了。必須放棄那種方法。中國只有通過民眾本身，不是用武力而是用正常的政治改革方式才能統一起來。使民眾擔當此任的唯一途徑，就是使政府去中央集權化；必須拋棄中央集權化的各種努力。北京和廣州一樣，都必須容許各省有最大限度的自主；各省會必須給予各地區儘可能大的權限；各地區對各鄉鎮也一樣。官員必須由各地區從當地選出，而且必須盡一切努力來激發地方的原創力。陳都督的主要雄心，是把這種體制引入廣東省。他相信，只要這個方法得到示範，其他省份就會紛紛效仿，而國家的統一將會是地方的磚石壘起來的一座金字塔。 伴隨著行政事務上的極度自治，陳都督竭力強調一種中央集權化的經濟控制政策。他說，實際上，伴隨著政治上的控制，西方生髮出了一種經濟上的無政府狀態，結果導致資本家的統治和階層間的爭鬥。他希望能通過讓政府在一開始就控制所有基本的原材料和基本的工業，比如礦業、運輸、水泥廠、鋼鐵廠等等，而在中國避免這一後果。用這種方式，各省當局就有望確保本省一種平衡的工業發展，同時無須恢復重稅，就能實現收入增長。而由於幾乎所有其他都督都在運用他們的權力，與國內外那些掠奪性的資本家相勾結，為了私人利益而壟斷各省的種種自然資源，因此就毫不奇怪陳都督的這些見解被視為是對這些人的特權的一個威脅，而他則在整個中國被宣揚為一個狂熱的布爾什維克主義者了。他的觀點對照英國對這個省份取得一種經濟上的壓制的意圖來看，具有特定針對性——關於這些意圖，我將在另一篇文章中加以討論。 另一種類型的見解著重強調中國內部的政治狀況，它的持有者們實際上說：既然事實上中國被分割了，有成打的政府，那麼為什麼要小題大作地在中國搞出兩個政府呢？在北方，張作霖和他的對頭們之間的戰爭肯定遲早要爆發的。每一個軍事總督都擔心他手下的師長；旅長密謀反對他們的師長；即使是團長們，也在不遺餘力地擴張他們自己的力量。北京政府是個傀儡，聽命於各省的軍事總督，僅僅是由於這些將軍之間的相互嫉妒，以及依靠外國的外交支持，它才得以存在下去。實際上，它已經崩潰了，而這種實際狀態很快就會得到正式的確認。我們要做的就是繼續向前，保持對這場革命的作用的良好信心，儘可能給予這個省份最好的地方管理；然後，在不可避免的日益趨近的大崩潰到來之時，南方政府就可以準備來發揮真正重建的核心的作用了。眼下我們希望，如果無法得到外國政府的正式承認，至少他們能採取仁慈的中立。 孫博士的心中仍然保留著1911年革命的精神。就它不是反滿族的而言，它在本質上是國家主義的，只是附帶的有點共和主義色彩。孫博士就職典禮的次日，樹立起一座紀念碑，獻給這場成功的革命前大概六個月的時候發生在廣州的試圖擺脫滿清重軛的一次不幸流產的舉事中罹難的72位愛國英雄。這個紀念碑是我在革命的政治史上見到過的最富有教益的一個榜樣。它是由72塊花崗岩組成的，其中的每一塊上都有銘刻：澤西城的、墨爾本的、墨西哥的、利物浦的或新加坡等地的中國同盟會（Chinese National League）提供。中國人的國家主義是中國人向外國移民的一個產物；外國土地上的中國人的國家主義促進了革命，並在很大程度上滋養了它的領導者，為它提供了組織形式。孫中山是這種國家主義的具體化身，這種國家主義關心把中國——以及亞洲——從一切外國統治下釋放出來，更甚於關心各種具體的政治問題。並且，儘管從那時起各種事件風雲變幻，他卻始終在根本上停留於那個階段，他在精神上與歐洲的領土收復主義類型的國家主義者而不是與當今的少年中國更為接近。雖然他是一個十足的共和主義者，但他衡量起各種人與事來，仍更多的是通過在他看來他們會做些什麼來促進中國擺脫外國控制的獨立，而不是通過他們所做的會對促進一個真正的民主政府起什麼作用。這是對於一年前他和如今已經倒台了的安福俱樂部那些領導人們眉來眼去的糟糕行為可以給出的唯一解釋。他容許自己自欺地認為，如果他能給予他們支持，他們本來會很願意轉而反對日本人的；而他的國家主義想像，則被小徐 [4] 征服蒙古的誇張計劃點燃得更旺了。 比其他人更為開誠，孫博士承認和確信南方新政府代表著中國一種分裂的狀況。他堅持認為，如果不是因為南方在1917年的脫離，如今日本就會在實質上控制整個中國，一個統一的中國意味著一個很容易被日本整個吞掉的中國。這個脫離使日本人的侵略區域化了，表明南方將會抗爭而不是被吞滅，並給了北方的公眾輿論一個喘息的機會來重整旗鼓，奮起反對《二十一條》和與日本簽訂的軍事和約。由此，它拯救了中國的獨立。但是，它雖然抑制了日本，卻並沒有困死它。日本仍企圖借張作霖之助，把中國北方變為自己的附庸。統而言之的外國政府和具體而言的美國政府給予北京的支持，只不過被日本人玩弄於股掌之間而已。南方的獨立成了僅有的一個屏障，可以暫時阻止日本把中國北方在事實上變成日本的一個省份的計劃。有一種實在不怎麼可信的流言說，在日本總領事與新總統會面時（沒有其他外國官員曾經作過正式訪問），前者提出他的政府會正式承認孫博士為全中國的總統，如果後者能把《二十一條》承認為一個既成事實的話。從日本的立場來看，這是一個很保險的提議，因為接受日本人的這些要求是新政府不可能做的一件事。但同時，這個提議自然而然地加強了孫博士這類國家主義者的信念，即南方的分離是使中國保持政治獨立的關鍵；或者，用孫博士的話來說，一個分裂的中國在時下是通向一個最終獨立的中國的唯一手段。 列出這些見解並不就是說出了全部真實情況，它們是片面的；但列出它們，是真實地擺明了南方運動的領導者們的觀念，以及如果要理解中國的國內國際狀況就需要加以認真對待的那些觀點。據我自己的看法，而不只是表達他人的見解，我已經得出了一個與我在走訪南方之前的想法相當不同的結論。雖然不可能把中國的統一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一部分而給予過多的重要性，但還是有可能把北京政府作為那種統一的一個象徵而給予過多的重要性。借用南方領導者們的話來說，儘管除了承認北京政府為事實上的政府之外，幾乎無法指望美國做其他事，但是沒必要過分寵愛那個政府和給它面子。這種情形保持著名義上和形式上的統一，而事實上卻在鼓勵各種腐化的軍事力量，它們使中國停留在分裂狀態之中，並招引著外國侵略。 在我看來，對中國局勢觀察了兩年得出的結論是：中國與美國的真正利益都能得到照顧，首先，如果由美國帶頭得到在北京的外交人員的承諾，確保他們會代為表達對北京政府的提醒，即無論如何，列強都不會認可一個帝制王朝的復辟。在美國，這聽起來似乎是對一個外國的國內事務的隨意干涉，但實際上，這種干涉已經是一個事實了，目前的這個政府僅僅是靠了外國列強的支持才得以維持著。這個提醒會終結一種陰謀、一種謠言和懷疑，這種東西如今正阻礙著中國的工業和教育，並使中國一直無法變得安寧和穩固。這會開創一個相對平靜的時期，在這個時期里，無論什麼現存的有建設性的力量都有可能浮現出來。第二項措施應該更加極端。美國的外交應帶頭澄清，除非關於裁軍以及普遍削減經費的那些承諾得到不折不扣的立刻兌現，否則，列強將對北京政府推行強硬策略而非溫和策略，堅持索要到期的利息和貸款，並堅持要該政府最嚴格地履行它的各項義務。這個要求生效的警告完全可以包括一個根本的威脅，即如果這個政府不認真地嘗試把它作出的各種承諾付諸實行，那麼就會被拒絕承認。這項措施還應該包含對任何意在對南方進行軍事征伐的開支表示明確不同意。 對南方政府在外交上的承認，眼下還不是要討論的問題。施加財政壓力，以使南方政府有時間和空間來展示通過和平手段自己能做些什麼，來給予一個省份或更多省份一種體面、誠實和進步的地方管理，這是可以討論的問題。沒有必要列舉推行這樣一種政策之路上的種種障礙，但是據我判斷，這是列強可以用來避免使自己成為讓中國長期處於虛弱與分裂狀態的幫凶的唯一一項政策。這是對抗日本能夠想得出來的無論什麼侵略計劃的最直截了當的方式。 （趙協真 譯 莫偉民 校） * * * [1] 此文選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3卷，第112—120頁。 [2] 首次發表於《新共和》，第27期（1921年），第212—215、235—237頁；重刊於《中國、日本與美國》，第33—34頁。 [3] 自這一篇和上一篇寫就以來，似乎有跡象表明，吳佩孚意欲控制中部地區。 [4] 指徐世昌。——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