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心靈的轉化 · 中國是一個國家嗎？ [1] [2]

對於赫爾本（Helburn）先生這封字面正確但充滿誤導的信所提出的問題，要給出一個答案是很容易的。中國在我們所了解的歐洲國家的意義上，當然不是一個國家；它是鬆散的，不是緊密的。它至少與歐洲一樣多樣化，而不是像瑞士或法國那樣同質。大家都聽到過來自中國北方與南方的學生相互之間用英語交談，以使對方聽得懂。在中國許多人口稠密的地區，一個當地人只要走上幾英里的路，就聽不懂他的同胞說的話了。至於政治上的自我意識，還是讓下面這個真實的故事來告訴大家吧。在反日運動開始一年半以前，一群學生從上海來到一個鄰近的村莊。學生們要求村民們關心被「賣國賊」所掌控的北京政府的政策，並出於愛國主義對日本進行抵制。村民們耐心地聽完了學生們充滿熱情的懇求，最後他們說：「這對你們來說很好。你們是中國人，但我們是鄉下人（Jonesvillians）。這些事情不關我們的事。」這還不是在內地，而是在靠近最發達的沿海城市的地方。 但是，儘管如此，如果任何人單純或主要從這些事實出發來推斷中國的未來，他就會步入歧途。這不是因為這些事實不具有普遍的代表性，而是因為事情都在變化之中。我們無法確切預言事情將向哪個方向發展，但它們確實正在向某個方向發展，所以一個固執地與作為一個國家的中國的利益背道而馳的中國政治家遲早是要被趕下台的。即使是中國國內的中國人，也不能放心地依據上述真實表現出來的事實行事。但我們同樣不能根據有數以千計的電報發往巴黎抗議簽訂包含有關山東條款的條約這一事實，或者根據由親日的政客所組成的一個內閣掌控財政與軍隊，他們完全不敢與日本就山東問題進行直接談判這一事實，就放心地主張存在一個有持續影響力的少數派。在一場危機中，可能會存在一個如此有實力以至於占據主導地位的少數派，但僅僅是在危機中才能存在。 中國是一個國家嗎？不，在我們評價國家的意義上不是。但是，中國 正在變成 一個國家嗎？這將要花多長時間呢？這些是懸而未決的問題。任何能夠確定地回答這些問題的人，都能像讀一本書那樣來解讀遠東地區的未來。然而，沒有人能夠對這些問題給出確定的答案。在這份懸疑不決之中，存在著當前境況那轉瞬即逝的有趣之處。說到底，是什麼時候開始有國家的呢？法國成為一個緊密而同質的國家有多長時間了？義大利和德國呢？是哪些力量促使它們成為國家的呢？而中國之外的民族國家（the national state）的未來將會怎麼樣呢？國際主義的前景如何？我們關於國家的整個概念的起源如此晚近，這就不奇怪它在任何方面都不符合中國的情況了。也許政治上的國家性（political nationality）最充分地建立起來的時候，就是它開始衰落的時候。最後這個提法似乎有些狂野，但它暗示著世界與中國都處在變動之中。而無論對中國何時成為一個國家，還是對中國將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國家這些問題的答案，在我們知道俄國以及普遍地說歐洲將會發生什麼之前，都無法找到。 目前，繼續就事態的消極方面來說，中國非常缺乏公共精神。家庭與鄉土觀念使中國在舊有的傳統目標上強大，而在當前形勢與國際關係上弱小。即使在政治家中間，派系觀念也比公眾或國家觀念強大得多——這個弱點無論對傳統事物還是新事物來說，都是相似的。一支龐大的軍隊消耗了公共稅收，這使中國越來越依賴於外國的借貸並屈服於外國勢力的干預。它對國家進攻與國家防衛毫無用處，而對貪污、個人野心與派系衝突有用。中國具有極度中央集權與極度州權利（extreme states' rights）的所有弊端，而極少有兩者中任何一個的長處。不僅在北方與南方之間存在著分裂，而且北方與南方各自的內部都存在著相互交錯的分裂，加上許多地方性的孤立與野心所帶來的各種相互交錯的問題。 不過話得說回來，在1785年後的那段危機時期中，美國是一個國家嗎？60年前不是剛剛發生過一場痛苦的內戰，而格拉德斯通（William Ewart Gladstone） [3] 不是宣布傑弗遜·戴維斯（Jefferson Davis） [4] 建立了一個新的國家嗎？所有關於國家統一性與各州權利的問題都已經解決了嗎？距今不遠的幾個世紀以前，歐洲政治家們從外國政府那裡取得資助，以壯大自己那一派的力量；並且，偶爾隨著黨派或宗教衝突的加劇，還會邀請或歡迎外國的干預。直至今日，國家與教會各自的要求都還未充分協調好，直到不久以前，教會還獨立於國家所要求與保障的干預力量之外。而中國至少沒有這種麻煩。 我最近讀了一個從英國到美國來訪問的聰明人的一些文字，他說，未曾融合的人口與傳統的多樣性是如此的豐富，以至於美國只在歐洲大陸是一體的意義上才是一個國家。而幾乎與此同時，威爾斯（H.G.Wells） [5] 根據一個不同的標準，即遷徙與交通的自由和便利的標準，說美國是一個自身如此完整的帝國，以至於我們不能在與說法國是一個國家相同的意義上用「國家」一詞來形容它。這些零碎的引用提醒我們，即使對西方的情況，我們也只能在一個變動不居的意義上使用「國家」這個概念。它們也暗示著對中國的國家統一性作出有力而迅速的斷言的困難。 當從政治事務轉向經濟事務，我們慣常的西方觀念就更無用武之地了。這些觀念簡直是牛頭不對馬嘴，使我們不可能用它們來巧妙地描述中國的情況，甚至不可能用來恰當地把握這些情況。在我們對「中產階層」一詞所熟悉的意義上，中國 不存在 中產階層。以前曾經存在過一個掌握著相當多的不成文權力的士紳階層，但起碼在眼下它實際上並不存在。商人階層一向被排除在政治權力之外，並且尚未萌發任何政治性的或社會性的階層意識，雖然它的一些端倪已經在1919年的抗議中露了出來。即使在西方，要把農民放進（我們幾乎忍不住要說）有產者-無產者的術語框架中，也會遇到相當大的困難。而一個自耕農階層，他們不僅構成一個民族的一大部分，而且是這個民族的經濟與道德基礎，他們在一貫以來的以及目前人們的評價中，是 那些 僅次於學者的值得敬重的人，如何在我們的西方概念之下得到歸類呢？ 即使在西方，這些區分的特點也是工業革命的產物。而在中國，工業革命尚未到來。比起應用目前政治科學與經濟科學的概念和分類來，中國這個地方更適於人們研究幾個世紀以前的歐洲歷史。如果來訪者能從中國學到任何東西的話，他需要花時間去了解，而 不要 用他在本國認為理所當然的那些觀念去思考他所看到的東西，否則，他得出的結論必然是模糊不清的。但我們可以詢問：他對那些對中國感興趣的人所能做的最有啟發性的事，是不是去與他們分享他的發現，這個發現是中國只能根據它本身或較早的歐洲歷史來得到了解。儘管如此，我們仍然必須強調說，中國正在迅速地發生著變化；而繼續用古老的王朝式的觀念來思考中國——就如濮蘭德先生 [6] 所堅持的那樣——就像把有關中國的事實塞進西方觀念的框架中來解釋一樣愚蠢。從政治與經濟上來說，中國 確實是 另一個世界、一個巨大而持久的世界，以及一個無人知其將往何處去的世界。正是這些事實的組合，才使人類事務的觀察家產生難以抗拒地去琢磨中國的興趣。 中國的國家身份（nationhood）問題，正如來信的作者接下來發現的，「並不是一個毫無用處的問題。中國是通過歸順來倖存的一個現成例子。如果中國是歐洲或巴爾幹意義上的國家，那麼，顯然，日本就無法永遠在那裡作威作福。如果不是，那麼，組織起它的工業和教育的那個國家可能會出於政治與經濟的目的而吞噬它，比英國吞噬印度更徹底——吞噬，如果不說消化的話。或者也許地域規模與耐性的古老慣性會勝出，而日本人會被吞噬並被消化，就像他們的前人那樣」。 這些評價都很貼切，而且涉及在中國的外國觀察家常有的疑問。但是，雖然如此，除了指出問題，指出事態的變化，以及某些可能左右事態變化方向的因素之外，他做不了別的什麼事了。一方面，我們不能放心地主張，因為中國已經吸收了所有從前的入侵者，它也能把未來的入侵者併入自身之內。它從前的征服者都是文化層次較低的北方蠻族。如果他們把一種先進的工業技術與管理一起帶到中國，那麼沒有人知道將會發生什麼。據說大隈侯爵 [7] 用中國沒有鐵路來解釋中國歷史上長期的獨立狀態，乍一看，這似乎有點幼稚，就像說別針救了人的命，因為人沒有把它們吞下去。但是，這種觀點暗示了古代入侵與現代入侵在特徵上的根本差異。現代入侵以開發先前未得到利用的經濟資源為核心。一個擁有中國的港口、鐵路、礦藏與通訊的國家會控制中國。入侵國越聰明，它所承擔的超過必要治安維持的國民管理負擔就越少。它會像長期壓榨的資本家那樣，利用這個國家的自然資源與不熟練的勞動力來為自己的目的服務。此外，毫無疑問，它會試圖招募當地的人力來充實軍隊。一般來說，當地人會像苦力那樣生活，而外國人則像上層人物那樣生活。在這樣的情況下，文化同化的成功或不成功就無關緊要了。 但是，只要人們一說起這些事，我們就會回想起內部通訊與交通的改善已經使國家發展成為政治單位的一個主要因素，而來自外部的壓力是另一個重大的因素。同樣的力量正在中國起著作用，並將繼續發生作用。如今存在著的民族主義情緒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外國侵略的反應的產物，在沿海地區最為強烈，不僅是因為工業的發展在那裡最為發達，而且因為外國的侵略在那些地區最為明顯地被人所感受。利用國家統一性的缺乏來控制一個國家，很可能導致一種國家意識的誕生。朝鮮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政治上的腐化與分裂，缺乏國家的政治意識，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裡，結合著完全意在為外國勢力的利益服務的工業與教育變革的異族統治，已經幾乎把朝鮮變成了第二個愛爾蘭。歷史表明，在企圖顛覆國民性的意圖的影響下，國家似乎反而會鞏固形成。中國也不像是一個例外。雖然它不是一個「現成存在的」國家，但也許情勢在召喚一個「正在形成的」國家，而這一過程會因阻止其企圖而加快。與此同時，任何報道，只要不表明幾乎中國任何地方的任何派系，無論北方還是南方，都會把國家權利交給一個外國來換取對其派系的援助以對抗國內的對手，就是不誠實的。 另一個在可能的變化中的因素也應該提一下。長期以來，除美國之外的各國列強都在按照這樣一個假設行事，即中國應該處於分裂狀態，而每一個外國的政策都是在其中分得自己認為應得的一杯羹。這個斷言可能過於強烈了。但至少正在起著作用的假設是，無論何時發生任何分裂，對中國來說，向任何國家屈服都必須以向其餘國家的讓步作為補償。世界大戰造成了其他國家無法在這一問題上與日本相競爭的局面。現在很清楚，中國的分裂狀態幾乎只對日本一國有利。因此，其他列強對中國的國家完整性的善意關注有了很大的增長。中國歷史上的政策，一貫是借一股力量來對抗另一股力量。現在，中國有受到所有列強支援的傾向，至少給它一種力量，以對日本侵略消極對抗。國際銀行團（consortium）的形成及其對特定地區外國影響的消除，英日同盟的重新確立或廢除問題，以及山東問題，都是在這一背景下獲得它們的意義的。迄今為止尚未解決的問題是：日本能通過許諾或威脅對其他列強作出什麼樣的補償，以引誘它們放寬對日本在中國活動的限制。 一個長期居住在中國中部的美國教育家提醒我說，中國正試圖在半個世紀內完成文化、宗教、經濟、科學與政治革命，而西方花了數個世紀來完成這些。這個提醒意味著作出預言與確定描述的困難。儘管慣性與穩定性統治著廣闊的鄉村地區，儘管過去的具體預言在變化著的中國未曾應驗，中國確實是在變化。由與西方方法和觀念的接觸所帶來的成千上萬微小的變化所積累起來的作用，已經在受過教育的階層中創造出了一種新的精神。眼下，這一事實比任何單獨的外部劇變或能夠單獨區分出來的外部變化的失敗更為重要。在這種新的精神能夠達到任何確定的成就，甚或能夠確定地追尋可以察覺到的進步軌跡之前，還需要很長的時間。但這些使得一個巧妙描述如此困難的條件，卻正是使中國具有引人入勝的興趣的因素。 （趙協真 譯 莫偉民 校） * * * [1] 此文選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3卷，第64—69頁。 [2] 首次發表於《新共和》，第25期（1921年），第187—190頁；重刊於《蘇俄和革命世界印象：墨西哥—中國—土耳其》（Impressions of Soviet Russia and the Revolutionary World ：Mexico -China -Turkey ），紐約：新共和出版公司，1929年，第252—270頁，以及約瑟夫·拉特納編《人物與事件》，1929年，第1卷，紐約：亨利·霍爾特出版公司，第237—243頁，以「中國國家身份的諸條件」為題。 [3] 格拉德斯通（1809—1898），英國政治家，曾先後四次出任英國首相。——譯者 [4] 戴維斯（1808—1889），美國軍人、政治家，美國南北戰爭期間擔任南方政府的唯一一任總統。——譯者 [5] 威爾斯（1866—1946），英國著名小說家、新聞記者、政治家、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譯者 [6] 濮蘭德（J.O.P.Bland，1863—1945），英國活動家，曾擔任中國海關官員，也曾作為《泰晤士報》的記者走訪和遊歷中國，著有《李鴻章傳》、《慈禧外紀》（與白克好司合著）等。——譯者 [7] 大隈重信（Okuma Shigenobu，1838—1922），日本政治家，曾兩次出任內閣總理大臣。——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