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心靈的轉化 · 工業中國 [1] [2]

中國人的勤勞和國家的工業化之間的差距之大，舉世皆無。中國人的勤勞眾所周知，而工業上，他們則處於從家庭手工自製到機器生產的革命的最初階段。運輸上，剛從男人（女人或孩子）的脖子轉移到運貨車廂。男人的脖子——有時，中國中部的大宗貨物無疑是由神奇的水路系統承擔的，然而當無風的時候，就由男人——還有女人和孩子，肩膀縛上繩子拖著船行走。在大運河邊，你往往可以看到，40來個人十年來一直拉著一根縛在一些笨重的平底帆船的桅杆上的繩子。即使是一個突然被置於嚴酷的中世紀經濟條件下的拉斯金人 [3] ，也可能被迫承認，所謂人性化的蒸汽機車有兩面性。那些不加區別地推崇中世紀行會的人，可能會從研究中國同行的工作方式中學到一些東西。 最近六周，我遊覽了江蘇省。上海就坐落在該省，它是中國工商業最發達的城市，擁有最多的工廠、鐵路和對外貿易。至於具體的細節與統計資料，讀者可去看領事報告、貿易雜誌，等等。這篇文章的任務卑微，其目標僅僅只是報告我所見到的一些問題的印象，這些問題是中國在近些年走進工業、加速革命的時候所必須面對的。 我參觀了分布在該省最北端到最南端的十五個城鎮，嚴格說來，其中兩個位於浙江南部。這些城鎮分為四類。第一類計入通商口岸之列，這兒外商雲集，外資匯聚，雖然外國方式往往得屈服於中國的條件限制，得接受買辦做中間人，但還是確立了領頭地位。為著技術商業化的目的，從統計的角度看，這些以上海為重中之首的城鎮無疑是最有趣的；從社會的角度看，它們則是最無趣的，這無非因為以研究兩種文明碰撞和交流情況為目的之一，另一目的卻非常普通——賺錢。 此外，其首要意義在於展示出中國企業吸納股份制管理體系的能力日益增長，而不像早期中國獨資企業那樣悲傷絕望。其原因值得一提，因為它們影響了引進現代工業主義各方面的所有問題，而投機因素、促進因素最為突出。通常的心理，則是受金礦刺激而致。在早期喧鬧期，大多數投資者都虧了本，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即使是合法的企業，也不能引起他們的投資興趣，除了那些曾在投資股份合資企業獲得成功的極少數人。其次，中國的家庭責任制度使得家庭中的富裕成員要負擔所有希望被負擔的親戚，這種裙帶關係的普遍存在已到了令人難以忍受的程度。其三，大多數早期企業不屑於在旺季存留儲備金，也不屑於排除資產折舊與貨幣貶值的因素。「生命短暫，及時行樂」，是普遍流行的座右銘。然而，現在許多中國企業的經營手段，已經發展到足以與外國資本和外國管理相媲美的程度。事實上，許多中國人認為，由於後者利益轉移到買辦，並且缺乏與工人的人際交流，將很快落於劣勢。然而，這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找不到事實依據。 第二類計入城鎮發展的反向極端之列。這些城鎮不僅不是通商口岸，而且僅僅接觸到現代文明的最邊沿。例如，該省的北部，幾乎與500年前一樣落後。鐵路的修建，帶動一些麵粉廠建立起來。自戰爭以來，雞蛋廠造就了一個新市場。雞蛋過去一分錢3個，現在每個漲了3倍，而生產者獲得了大部分增長的利益。在所有的小鎮與小村里，每家飼養母雞的數量被統一限制，否則的話，母雞就會進入其他人家的地盤中。大量漸漸累積起來的、富有中國特色的奇特效果，在這件事情上展示得如此完美，即成千上萬的雞蛋每日靠肩挑或手提運到工廠里。此等現象似乎微小得不值一提，但是這種正在發生的典型事例，對於工業化程度大一些的中國地區而言，依然具有重大的意義。甚至出現了這樣的事實：土地價值日益提升，生活標準逐步提高，使得農村家庭由過去的僅有一張床變成了現在的兩張床，由敵視鐵路變成了喜愛鐵路。 在這些落後地區，也有人意識到必須克服這些巨大的劣勢。擁有幾百萬人口的地區，幾年前居然沒有公立中小學，沒有報章雜誌，沒有郵電局，而且直到現在，此類設施還遠遠不足。最確切的一個障礙就是土匪的活動，做強盜被當成與做商人是同樣的職業。富人整日擔驚受怕，害怕被掠奪、被綁架，所以，他們的家看起來如乞丐家一般一貧如洗。士兵與土匪的職業可以相互交替，基於上述整體情況，農民更願意選擇後者。有人聽到一個遊客的故事：他遇到一個村子的人都將家庭用品放在騾子和獨輪車上倉皇飛跑，因為士兵們幫他們剿匪來了。 諸如此類的情況使很多人斷言：中國工業的真正發展，必須等到一個強大穩固的政府形成之後。政治因素的重大意義被毗鄰江蘇北部的安徽省所證實。這裡可以看到軍國主義所開出的完美的「花朵」。軍政府首長最近關閉了省內所有的學校，長達一年之久，其目的只是為了把錢花在軍隊上。他已經把省內所有的礦產據為己有，最近又將來自兩個城市的一條河流改道，從而為他的礦井開通一條運河。這只是當前中國政治狀況影響其工業發展的一個極端例子。幾乎每個地方官員都在濫用權力。他們控制士兵來索取貢金，通過稅收來勒索工廠與礦井，利用鐵路來操縱貨運，直到迫使利潤交到他們手裡方才罷休。然後，他們把資金再投資到當鋪、銀行和其他經濟統治機構。因此，一種新型的封建主義正在迅速成長，其中，軍國主義直接輔助資本主義。這些人將他們數以百萬計的閒散資金存入國外銀行，並在外國租界預留了避難場所。控制了交通部與財政部，相當於獲取了中國經濟的君主權，其影響遍布每一個地方。站長必須支付幾千美元方能得到工作，而當發貨人需要汽車時，他則索價五十或一百美元以追回投資。工商業都在進步，或許我們有足夠多的理由相信：最終它們的成長將促使改革政府，那時，一個穩定的政府將允許工業正常發展。 第三類城鎮由城市組成，也代表了古老的中國，但代表的是古中國繁榮與文明的一面。這些城市慵懶、奢華、優雅，同時伴隨著極端的貧困與愚昧，如此城鎮正在慢慢地墮落。他們從沒想過新方式，而與此同時，新方式正從他們轉向工業和貿易。許多退休官員到這些城市去，帶著他們竊取來的資金，有的到處活動在俱樂部會所和鍍金小船上，有的四處聽賭博骨牌的咔嚓聲。這兒的錢大多用於花天酒地和抽鴉片，而極少用來發展新工業。剩餘的資金被投資到鄰近的富饒土地上；舊式的小資產者遍地都是，一大批佃戶產生了，家庭所有權在這裡已成定律。該省北部農村是純粹的野蠻與落後，而其南部的富有城市則是極端的保守與腐朽。 最後一類是工業城鎮，這裡外國人不能置地與貿易。這裡到處都是棉花廠、麵粉廠和絲綢紡織廠的煙囪，其數量之多，煙霧之濃，猶如上海的工廠區——大部分是近十年發展起來的，實際上主要是戰後發展起來的。這些城鎮中最重要的兩個，恰恰是相對立的兩種類型。其中一個是，整個企業的發展都被掌控在單個家族的兩兄弟手裡；而且，其領頭的是一小撮自負而又愛冒險、欲致力於從內部改造滿洲王朝的人。一旦發現他的計劃擱淺、努力遇阻之後，他就退休回到家鄉小鎮，幾乎是單槍匹馬地開創工業與經濟發展之路。他在日記中記載：他在中國創辦了第一個嚴格意義上的中國棉花廠和第一所正規的學校。由於兩者皆屬開天闢地，因為中國從來都沒有過兩者之中的任何一項，所以他除了遇到反對與災難預言之外，幾乎沒有遇到別的什麼。現在，這個地區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中國城鎮的模範：擁有良好的道路，連通了各個村莊的大客車和技術型的學校；在那裡，聾啞人被關心，乞丐完全絕跡。然而，這種方式只是古中國的理想方式，是一種儒家家長式制度；其展現的是拒絕大規模變革的小規模的國家改革規劃。工業上的創新與陳舊的理念融合的最顯著標誌，就是工廠中出現了女童與婦女勞動力。由於工業巨頭發現，男孩與女孩過了10歲不宜在一起讀書，大多數女孩就失去了進校讀書的機會。另一個城鎮代表的則是毫無計劃的競爭發展模式，不那麼勻稱卻多了些活力。許多人強烈反對在發展城市生活時缺乏合作與組織，而這就是青年中國的特徵：它視無秩序的大個人主義比所謂的模範城鎮的仁慈獨裁更有希望。 但是，所有的工業化城鎮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這也是中國的問題，即中國的工業發展是否將重複英美和日本的歷史，直至其放任的惡果導致群眾運動和階級鬥爭方才收斂， [4] 還是利用他國的經驗使發展人性化呢？中國是一塊問題之土，問題如此的進退兩難和交錯複雜，以致一些人常被提醒而想起在他青少年時期困擾中國人的那些難題。但是，對中國和整個世界而言，通過工業革命要解決的重中之重是方向性的問題。到現在為止，表面上所有的跡象都指向那場非人道的運動，指向盲目地重複西方工業革命中最糟糕的一幕。沒有任何與工廠相關的法律法規，即使有，政府也沒有能力去管理和實施它。你可以看到：絲紡廠里一群8歲到10歲的孩子，為了那麼一點微薄可憐的工資，每天干14小時的活；而每天干12小時，在所有的作坊里是常規輪班制了。然而，在最近的幾年裡，多數這類企業每年分得的紅利都在50到200個大洋之間，此外還有50%的利潤。很膚淺地，中國把其剛起步的工業看作不受約束的社會開拓者的天堂。然而，事情可不是那麼簡單。可以想像得到，未來的歷史學家會說，中國拒絕引進現代生產和分配機制。這種拒絕長期被引證為是愚蠢保守的典型事例，其實是一種強大的社會本能的體現。這種本能使得中國等待，直到世界達到社會本身可以掌控工業革命而不是受其奴役的時候。但即使只是羅列此歷史可能的諸多條件和力量，文末也沒餘地了，所以只能往最好的方面去想。 （鄭國玉 譯 馬榮 校訂 劉放桐 審定） * * * [1] 此文選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2卷，第56—60頁。 [2] 首次發表於《新共和》，第23期（1920年），第39—41頁；修改並重新發表於《蘇俄與世界革命諸印象：墨西哥—中國—土耳其》（Impressions of Soviet Russia and the Revolutionary World ：Mexico —China —Turkey ），紐約：新共和出版公司，1929年，第237—251頁。 [3] 從事鞣皮工作的人——譯者。 [4] 本文寫作以來，已經爆發的民族革命促成了工會的發展，而且還不時地爆發階級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