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心靈的轉化 · 山東：從內部看 [1] [2]

Ⅰ. 替和平條約中涉及中國的部分作辯護的美國人，容易產生距離的幻象。大部分論據在那些即使在中國只住過幾個月的人看來都很奇怪。他們發現，在場的日本人相信的是舊說法：領土是靠消耗財富和流血犧牲而得來的。他們從日本報紙上讀到，從那些較為開明的日本人那裡聽說，日本必須像保護日本一樣來保護中國，以對抗其自身軟弱或腐敗的政府；通過保持對山東的控制權，從而防止中國再次將那片領土讓與別的國家。 歐洲在中國的侵略史使這一說法在日本人中有著極大的說服力，其實，大多數日本人對中國實際發生的事情的了解，並不比他們過去對朝鮮局勢的了解更多。這些想法，加上戰爭期間在日本人中喚起的有關統治遠東的巨大期望，以及凡爾賽會議期間日本激昂的公眾輿論所堅持要求的實際上已成為既定事實的安排，對於頻頻作出的可以相信日本會履行諾言的主張，給予了諷刺性的一擊。是的，有人常常忍不住要說，日本會履行它的諾言，這恰恰是中國所害怕的，因為那樣中國就完蛋了。對於一個了解外國對中國的侵略史，尤其是其利用鐵路和金融作為侵略手段的人來說，承諾歸還主權的同時卻保有經濟控制權的諷刺如此一目了然，已經不再是一個諷刺了。在如此狀態下，主權對於中國，就像一套銀盤上奉送的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一樣，是純粹形式化的東西。 訪問山東並在其省會濟南作了短期居留，使我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據我所知，在中國的每一個外國人都會得出同樣真實的結論。它提供了一幅經濟的、政治的權利以許多隱蔽的方式不可分割地糾纏在一起的生動畫面。它讓一個人重新認識到，只有一個在戰爭期間對任何秘密條約都不了解的總統，才會足夠天真地相信，答應歸還完整主權而僅保留經濟權利是一個令人滿意的解決辦法。它鮮明地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在最壞的情況下，日本最多只是接替了德國的權利；而且，既然我們曾經默許了後者的強占，就沒有必要對日本的做法大驚小怪。它揭示了這樣一個斷言的虛偽性，即親中的宣傳刻意誤導了美國人，讓他們搞不清青島港周圍幾百平方英里的土地與有著三千多萬人口的山東省的關係。 對於德國和日本之間進行的比較，人們可能會猜想美國名義上參戰的目的無論如何都非常重要。但是，除了這種想法，德國人在鐵路企業以及鐵路中不重要的職位中專門僱傭中國人。鐵路警察（在中國，警察和士兵之間的區別只是名義上的）均是中國人，德國人只不過是培訓他們。而日本侵略山東並接管鐵路以後，中國工人和中國軍警立即被解僱，日本人接替了他們的位置。濟南府，前德國鐵路的內陸總站，離青島有兩百多英里。在日本人接管德國鐵路商務辦之後，他們馬上建造了營房，現在還有幾百名士兵在那裡——而德國從未在此駐紮過軍隊。自停戰以來，日本在守備軍的駐地設立了強大的軍事無線電網，全然不顧中國當局的徒勞抗議。如今，再也找不到一個外國人會說德國利用其港口和鐵路所有權來歧視其他國家，也找不到一個中國人會說德國利用這種所有權迫使中國人置身事外，或擴展條約中明確規定的德國的經濟權力。常識應該教導那些即使是得到最高報酬的美國鼓吹者，從中國的立場看，來自一個在地球另一半的國家的威脅，與來自一個只有兩天內海航行路程（這些內海又都絕對地被外國的海軍控制著）國家的威脅之間，有著巨大的差別，特別是那個遙遠的國家沒有別的立足之地，而鄰近的那個國家卻已經額外控制了有著巨大的戰略意義和經濟價值的國土——那就是滿洲。 這些事實反映了青島權利和山東權利之間的模糊差別，也反映了德日占領之間的真正不同。如果說在日本對青島港的占有與對山東省的篡奪之間似乎還有一層薄薄的屏障，那麼，只要濟南府的火車改道，就足以使得那層屏障坍塌，因為日本占領軍的無線電和營房是首先映入你眼帘的東西。在途經重要的中心城市天津，連接上海與首都北京的數百英里 [3] 的鐵路範圍內，你會看到，日本士兵們站在名義上還屬於中國的街道上守衛著他們的營房。然後，你會了解到，如果你走在開往青島的前德國鐵路上，你將被責令出示通行證，就好像你在進入別的國家。而當你沿著公路行走（記住，你從青島出發走了兩百多英里），在每一個車站，你都會發現日本士兵。在那條交通線上的一些重要城鎮，還有幾個守備部隊和營房。於是，你會意識到，也許在最短的時間內，日本就可能切斷中國南部（連同富饒的長江流域）與首都之間的一切通訊聯繫，並在位於首都北部的南滿鐵路的幫助下，控制整個海岸，從而對北京任意妄為。 之後，你會親眼看到，當日本將其《二十一條》強加於中國的時候，機槍實際上已經部署在戰略要點的位置上，整個山東的戰壕已經挖好，沙袋已經碼好。你知道，一位日本自由主義者會說出實情，他說，他訪問中國回去後會抗議其政府的行為，日本已經對中國實行了這樣的軍事控制，從而使得他們可以在發生戰爭時的一周之內用最小規模的戰鬥就掌控這個國家。當你回想起他還曾告訴過你，在他訪問期間，這些事是真的，那時是在寺內（Terauchi）內閣的統治之下；但在如今的伊藤博文當局（Hara ministry）統治下，這些情況被完全顛倒過來了，你就會認識到官方對信息和國內宣傳的有效控制。由於我還沒有找到一個弄明白他們的政策差異的外國人或中國人，除了戰爭的結局迫使他們必須更為謹慎之外，現在其他國家都看得出中國處於被人控制的狀態了，這是他們在戰爭期間沒能看出來的。 一個美國人能夠想像到當前的現實形勢。你可以設想一下：在美國的威爾明頓 [4] ，有一股外國守備軍和一些軍用無線電網，從那裡通往要塞港的鐵路被外國武力所控制，從而外國可以不遇抵抗地登陸部隊，就像運輸部隊那樣快速；他們還可以在威爾明頓、要塞港和沿線幾個地方，設置供應彈藥、食品、服裝等基地。我們將南北方向顛倒一下：威爾明頓相當於濟南府，上海相當於紐約，南京相當於費城，北京相當於華盛頓政府的位置，天津相當於巴爾的摩。我們再設想一下，賓夕法尼亞州的公路是華盛頓和主要的商業與工業中心取得聯繫的唯一途徑，你就有了山東局勢的框架了，就像它天天展現給中國居民的一樣。不過，第二種設想比較起來，不那麼準確。你必須補充的是，同一個外國也控制了所有海岸線的交通聯繫，就是說，從羅利市向南，通往附近的海岸和紐奧良的鐵路線。因為（還是顛倒方向）這相當於日本帝國在滿洲的地位，它有通往大連的鐵路，而且航行12個小時就可從日本本土一個龐大的軍事中心穿過朝鮮通向某個港口。這些並不是遙遠的和模糊的預言，而是既成的事實。 然而，這些事實僅僅給出了當前中國局勢的概況。山東境內究竟發生了什麼？《二十一條》里「延期」執行的一組條款是：日本應為中國提供軍事和警察顧問。它們並沒被怎麼延期，而是為了恢復此事的討論，戰爭期間，日本通過外交上的威脅，迫使中國作出了一些具體的讓步，或者說，所謂的延期就是日本顧問還沒有安插進濟南市的警備司令部。濟南是山東的省會，有30萬人口。它是召開省級大會和省屬官員居住的地方。近幾個月，日本領事去拜訪山東省省長，向他提一些要求的時候，隨身帶了一群全副武裝的士兵。這次拜訪不時地被這些士兵對省府衙門耀武揚威式的包圍所打斷。在過去的幾個星期里，當日本官員要求省長採取極端的手段鎮壓抵制日貨運動的時候，兩百名騎兵來到濟南並駐紮在那裡；如果該要求得不到滿足，他們威脅要派日本軍隊巡查外國租界。 一名前領事非常無禮地寫道：如果那位中國省長不用武力（如何需要）制止抵制日貨行動和學生運動的話，他將惹事上身。他強加給中國人的明確指控，主要是根據他那所謂的「保護」要求，即中國商店拒絕接受使用日本的貨幣買東西。這不是普通的日本貨幣，而是軍用鈔票，這種軍用鈔票是用來支付給在中國的占領軍的，從而可以防止儲備的金條被耗光。而所有的占領軍，如果你還記得，距青島只有兩百多英里，是停戰後八到十二個月開進去的。今天的報紙報道了日本人對那位省長的造訪，要求他阻止濟南學生組織的一場非官方的戲劇演出，否則將派遣部隊進來保護自己；而他們要尋求保護的事情，不過就是學生們將演出一些用來鼓動抵制日貨行動的戲劇！ 日軍占領了山東省，然後想方設法想要奪取青島。說他們在攻占德國的青島之前就「攻占」了中國的濟南，這只是稍有誇張而已。美國的宣傳給予了這一行動以合法性，理由是德國的鐵路對日軍的後方將是一個威脅。由於沒有軍隊，只有法律和外交文件，用以攻擊日本的這一推論就是公正的，即「威脅」是針對凡爾賽宮而非山東省的，而且是出於對中國管理自己的地域將出現的危險的關心。中國人在濟南被日本憲兵拘捕並遭受令人痛苦的刑訊，其嚴重程度是朝鮮人熟悉得作嘔的。日本人聲稱那些人是因拒捕而受傷的。鑒於拘捕他們在法律上的依據並不比假如日本警方在紐約拘捕美國人更多，因此幾乎任何人都會反抗，除了最愛好和平的中國人。而官方醫院的報告證實了是刺刀傷口和鞭打造成的傷痕。在內部，日本人已被一個學生的傳聞搞得很不安，傳聞說他們突擊搜查了一所高中，隨意抓了一個男孩，把他帶到一個偏遠的地方，拘留了幾天。當中國官員在濟南找到日本領事抗議這種非法逮捕的時候，該領事否認此事在他們的管轄權限以內。他說，此事的責任完全在青島軍政當局。一些遭綁架的中國人被送到青島接受「審判」的事實，印證了他的免責聲明。 本文的第二部分將討論與政治統治有關的經濟權利問題。對於那些結交了許多友好的日本朋友，並且欽佩與軍事和官僚統治階級截然不同的日本人民的人來說，上述事實的報道是令他們不快的。他們幾乎可能明確地從日本的立場出發，說在過去的六年中，日本對中國的政策最該受到指責的、幹得最糟糕的事情是其不可估量的愚蠢。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曾像日本對中國那樣，錯誤地估計他國人民的民族心理。中國的被疏遠感是十分普遍、深重而強烈的。就算沒有外力干預，即使是那些認為中國將遭受日本全面的經濟和政治統治的最悲觀的中國人，也不認為這種統治會持續半個多世紀。 今天，新年伊始（1920年），抵制日貨的行動比去年夏天最緊張的那些日子全面和有效多了。不幸的是，日本的政策似乎真的在走向希臘的命運。一年前在有利於日本的情況下引起突變情緒的那些讓步，現在僅僅是在塗抹傷口的表面。即使八個月前會受到歡迎的東西，現在也會受到鄙視。現在，日本只有通過一種方式才能恢復自己，那就是完全撤出山東，儘可能拿到在青島的嚴格意義上的商業特許權，以及真正的而非像滿洲里那樣的門戶開放權。 據日本在濟南自辦的報紙刊載，日本駐青島的軍事指揮官最近與來自東京的訪問記者進行了一番談話，其中提到： 中國的疑慮現在不能只靠重複我們對中國沒有領土野心得以掃除。我們一定要完全取得遠東地區的經濟控制權。但是，如果不改善中日關係，某些第三方將坐收漁翁之利。居住在中國的日本人招致了中國人的仇恨，因為他們視自己為值得驕傲的、來自征服國的公民。日中雙方進入合作夥伴關係後，這些日本人在很多事情上想方設法為自己牟取利益。如果中日友善完全依賴於政府，那麼將會一事無成。外交家、士兵、商人、記者都應該為他們過去的所作所為懺悔，必須作徹底地改變。 然而，除非日本人撤出山東，如果把他們的國民像在中國的其他外國人那樣留在那裡，改變就不會徹底。 Ⅱ. 論及日本歸還中國形式上的主權卻仍保有經濟權利的問題，我不再重複德國條約里諸如鐵路和礦山權利的細節。讀者應該熟悉這些事實。德國人的搶奪是駭人聽聞的，這是一個臭名昭著的「強權即公理」的事件。正如馮·布洛（von Buelow）尖刻而坦率地對德國國會所說的，德國無意瓜分中國，同時也不想充當錯過這趟列車的乘客。德國從歐洲先前的侵略那裡找到了藉口，反過來，它的侵占則成了外國進一步瓜分中國的先例。如果是根據一種比較的基礎來下判斷，那麼，日本就能夠得到全面的粉飾，因為它可以從歐洲帝國主義列強——包括那些在國內政策上是民主制度的列強——的挑釁中找到藉口。每一個正直的人都會認識到，如果不考慮中國的立場，日中領土的鄰近使日本得以使它的侵略帶有自衛的色彩，而任何歐洲大國都不可能用這種方式來予以強調。 可以把歐洲對非洲等地的侵略看作是殖民化運動的事件。但是，在亞洲，任何外交政策都不能用殖民化的訴求來給自己作辯護。實際上，亞洲大陸就是印度和中國，它們代表著全世界兩種最古老的文明，有著最密集的人口。事實上，如果說歷史哲學這樣的東西有其內在的必然邏輯的話，那麼，一想到東西方交流的這場戲劇將如何閉幕，人們可能會不寒而慄。無論如何，聊以自慰的原因可能源於這樣一個事實，即美洲大陸沒有參與侵略，因此可以作為調解人來阻止那最終的悲劇；而居住在中國必然會使人認識到，將來清算歷史的時候，亞洲畢竟要占很大的比例。別忘了亞洲真的就在這裡。它不僅僅象徵著西方的貿易數額，在未來，可以這麼說，隨著約占一半世界人口的民族意識的覺醒，它的意義將會重要得多。 戰爭期間，英法在日本問題上達成的協議代表的是西方人對於一小部分亞洲現狀的認識立場，它衍生於受到其強大的海陸軍支持的日本愛國主義。同一協議反映了西方人沒有意識到亞洲的中國領土上的現實情形。更能體現西方人無意識的，也許是這樣一些小事件——一位長期居住在山東的英國朋友告訴我，他曾寫了一封家書，信中憤怒地提到山東駐地的英國人的地位。回信來了，信中得意地稱日本軍艦在戰爭中大有作為，以致盟軍找不到合適的理由來拒絕日本的要求。一般說來，西方人的意識中沒有中國，秘密協議本身很難為此作辯護。在說到中國和亞洲在將來的清算中會占據相當重要的地位時，軍事黃禍 [5] 的傳言並不意味著，甚至並不比工業黃禍的傳言更可信。但是，亞洲已經逐漸覺醒，並且其自我意識很快就會變得巨大而持久，以致強大到使西方自覺地意識到她的存在，且主要是出於西方的良知。對於這個事實，中國和西方世界都得感謝日本。 考慮到山東的經濟和政治權利的關係，這些言論似乎比它們表面看來的更有價值。因為稍作思考就會使人想起，外國對中國的所有政治侵略最後都會落實在商業和金融上，而且通常是找一些經濟託辭。至於時下日本在喚起一種意識——這種意識在目前看來，將徹底改變西方列強和中國的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讓我們用一個小故事來驗證一下吧。一些英國傳教會的代表在中國參觀旅遊。他們走進山東的一個內陸城鎮，受到所有居民特別熱情的接待。一段時間後，隨行的一些朋友回到那個村莊，卻受到了驚人的冷遇。經詢問發現，居民最初的熱情是因為聽說那些人是英國政府派來確保趕走日本人的，結果令他們失望了，他們感到非常憤慨。 不需要花多大力氣，就可以看到這一事件的意義。一方面，說明中國從全國來說是如此無能，那幾乎是難以置信的無知；另一方面，說明即使在中國偏遠地區的普通老百姓中，一種新的精神也已經被喚起。我想，那些害怕或者聲稱害怕一個新的義和團運動或一個明確的全民反外國運動的人被誤導了。這種新意識的意義要深遠得多。不考慮這一點的外交政策，以及認為與中國的關係可根據以前的基礎來經營的想法，會發現這種新的意識出人意料地令人迷惑。 有人可能公正地說——仍然是相對而言的公正——部分原因是日本的運氣不好，它毗鄰中國，戰爭又給了它超越歐洲列強的侵略的機會，使它成為這一令人不安的改變的第一個受害者。在中國問題上，無論那些要美國完全脫離和平解決的參議員們的動機是什麼，他們的行動對中國都是永久性的財富，不僅相對於日本，而且相對於中國的所有外交關係來說都是如此。就在我們訪問濟南之前，山東省議會通過了一項決議，向美國參議院致謝。更重要的是，他們通過了另一項決議案，發電報給英國國會，請他們關注美國參議院的做法，並邀請他們參與類似行動。獲得外部認可的意識，在整個中國特別是在山東增強了。有了這種先例，中國的民族意識可以說已經得到了鞏固。日本只是第一個受到影響的對象。 在山東，經濟權利的具體制定將通過一個可謂典型的個案來闡明。博山是中國內地的一個礦山村。那些礦山並不是德國人戰利品的一部分，而是中國人自己的。那些德國人，不論其目的有多麼不可告人，也沒有企圖要從中國人手中奪走它們。然而，在一條日本所有的新鐵路的支線末端的那些礦山——是日本政府所有的，而非私人公司所有的，被日本兵守衛著。這40座礦山，除了4座，都被日本人在短短的四年時間裡以自己的方式所侵占。他們採取種種手段，當然，最簡單的手段是採取不公平的鐵路運費。當接受日本作為夥伴的競爭對手來到時，斷然拒絕提供汽車是一種做法。另一個複雜的做法是：當對方要求多派幾輛汽車時，只派一輛汽車；拖到對方不需要用車時，再按對方事先要求的數量甚至更多的數量派去汽車，之後收取大筆的延滯費，全然不管對方礦山此時已不再需要或已取消訂單。賠償在那裡是沒有的事。 濟南沒有特別的外國租界。但是，所有友好大國的國民都可以在它的「通商口岸」做生意。而博山甚至還不是一個通商口岸。從法律上說，任何外國人都不能在那裡租賃土地或經營任何業務。然而，日本人卻動用武力強行建造了一個定居點，其規模相當於濟南城裡整個的外國定居點。一個中國人拒絕把土地租賃給日本人，而日本人希望把火車站搬遷至那裡；其結果雖然沒有對他直接採取什麼行動，但商人們找不到艙位，也收不到由鐵路運輸過來的貨物，他們中的一些人還遭到暴徒的毆打。一段時間以後，日本人利用與某些中國人的關係的影響力租到了他的土地，於是迫害就停止了。倒不是所有的土地都是靠威脅或強迫弄到手的，有一些是從被高價打動的中國人那裡直接租到的，不管法律是不是允許這樣做。此外，日本已經取得了一些電燈廠和陶瓷廠的控制權，等等。 現在即使承認這是日本人為使自己在中國站穩腳跟而採取的典型做法，一個美國人的第一反應是說，畢竟中國的工業是靠這些企業才建起來的，儘管一些個人權利受到了侵犯，但也不值得一個民族、更不用說全世界大驚小怪的。不知不覺之中，我們或多或少以自己的經驗和環境來看待外國事件，從而失去了這個要點。由於美國主要是靠外國投資發展起來的，我們獲得了經濟利益而沒有遭受到政治侵犯，因此想當然地認為那樣的經濟和政治分離的狀況在中國也是可能的。但必須記住，中國不是一個對外開放的國家。外國人在此租賃土地，經營業務，以及加工製造，都只能根據具體的條約協議行事。以博山為典型的事件，卻並沒有這樣的協議可循。我們可以根本不贊成中國封閉的經濟政策，也可以認為在目前情況下它展現的是謹慎小心，那也沒有什麼不同。 鑒於這種經濟侵略頻頻發生，在帝國軍隊的士兵支持下，帝國鐵路公開給予幫助，而帝國官員拒絕干預，所有這些都是日本政府對山東的態度和意圖的確鑿證據。 由於山東人直接面對的恰恰是那樣大量的證據，它就不可能相信那些模稜兩可的外交辭令。有哪一個外國打算干預諸如博山那樣的事件從而恢復中國的權利？有哪一個外國將有效地讓日本注意到這些它沒有履行承諾的證據？然而，正是這一樁一樁看似瑣碎的事件，而不是某個引人注目的大罪過，將確保日本對山東的經濟和政治的統治。也正是這個原因，使得居住在山東的外國人，無論在山東的什麼地方，都說他們看不出日本準備撤離的任何跡象；與此相反，一切都說明日本決定鞏固它的地位。《朴茨茅斯條約》早已簽訂了，日本撤離滿洲領土的正式保證是否得到了執行？ 事情過去還不到一個月，日本沒有給出延遲撤離的理由，也沒說明為什麼不交還山東的這個或那個原因。與此同時，日本卻通過鐵路的差別待遇、派兵把守、繼續四處蠶食等方式，對山東進行滲透。如果談到通過操縱金融來達到侵蝕主權這個過程，這一章就會拖得太長。說兩起事件就足夠了。戰爭期間，日本商人在日本政府的縱容下，不顧中國政府的抗議，從山東收集了大量的銅錢運回日本。當一個國家甚至連自己的貨幣體系都無法控制時，主權還有什麼意義呢？在滿洲，日本人強行引進了價值幾億美元的紙幣，當然，名義上是說有黃金儲備作保障的。這些紙幣可以被贖回，但是僅在日本本土才行；並且，日本法律是禁止出口黃金的。這樣說，你該明白了吧？ 在與中國的經濟和政治權利發生實際聯繫時，日本最近自己提供了一個實例教訓。這是一個非常清楚的暴露，之前肯定是沒有料到的。在過去的兩周內，一位在北京的日本部長小畑（Obata）先生，向中國政府遞交了一份備忘錄要求處理。上面說：福州事件該是抵制日貨行動的終極點了，如果繼續抵制的話，此類事件的參與者將被逮捕；上面還說，日本對這種情況已經「忍無可忍」，除非中國政府竭盡全力阻止這種做法，否則，日本拒絕為今後的後果負責。日本隨即提出了一些具體要求：中國必須停止散布傳單，停止召開會議鼓動抵制日貨運動，停止銷毀已成為中國財產的日貨——被銷毀的，都不是日本所有的財產。至於兩國之間的經濟和政治關係對日本的真正意義，備忘錄不可能說得很詳細。當「主權」這個臉色蒼白的幽靈讀到這份官方文件的時候，他肯定會發出嘲諷般的笑聲。在山東問題上，對經濟和政治權利作了明確且徹底的分割後，威爾遜總統也說，一個遭到聯合抵制的國家很快就會屈服。在他的論證里，言行背離得太厲害了，以致幾乎看不出小畑先生流露的意思。然而，美國人的幽默感和公平條件卻可能被指望達到其目的。 （鄭國玉 譯 馬榮 校訂 劉放桐 審定） * * * [1] 此文選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2卷，第23—32頁。 [2] 首次發表於《新共和》，第21期（1920年），第12—17頁；修改並重新發表於《中國、日本和美國》，第9—21頁。 [3] 原文是英尺（feet），可能是英里（miles）的筆誤。——譯者 [4] 威爾明頓（Wilmington），美國城市名。——譯者 [5] 19世紀初葉，英國學者戴維斯在其《中國人的歷史》一書中，沃爾尼在《古老帝國的遺蹟》，德籍英國傳教士郭實拉在《中國史》中，將蒙古西征稱為「中世紀最大的黃禍」。而拿破崙也曾將中國比作「東方睡獅」，暗含中國的潛在威脅的觀念。後來，俄國人巴枯寧在1873年出版的《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中開始宣揚「黃禍論」；英國殖民主義者皮爾遜在《民族生活與民族性》一書中進一步作了發揮，使得「黃禍論」這種種族主義謬論基本形成。——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