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心靈的轉化 · 中國的軍國主義 [1] [2]

「和平會議上協約國作出的保證日本權利的決定，其結果是增強了軍國主義政黨對中國政府的控制，也使這個黷武主義的鄰國加強了對中國決策權的控制。」我們可以在中國各種自由派報紙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讀到這類用詞上稍顯變化的字句。一個美國人對此會感到震驚，他已知曉中國與和平主義根深蒂固的關聯；並且，他在羅斯福先生的影響下，相信中國化即等於因循苟安的和平主義。中國是一個軍國主義國家嗎？這不可能！ 在此可引用一些統計資料。據最低估算，目前中國政府維持著一支130萬人的軍隊。中國並不實行徵兵制，這是一支被雇用的、常備的職業化軍隊。中國沒有派兵去歐洲，也沒有訓練一支部隊準備派去那裡。最讓人能夠聞到戰場硝煙味的，是俄國潰敗後鼓吹對西伯利亞進行干涉的宣傳。如今，中國的內戰也是有名無實，不管怎樣，極大部分士兵從不會去打仗。於是，從它的常備軍隊的規模這一點上看，中國沒有被「中國化」。 中國的預算同樣告知了這一點。中央政府去年為常列軍事項目開支了2.1億元，為「特列」項目開支了3000多萬元。百分比更能說明問題，這一數字要占全年政府開支的50%。由於國家的總收入除貸款外，只有3.7億元，這意味著國家總收入的65%花到了軍隊身上。還可用另一種方法來計算，扣掉這筆開支中為國家債務支付的利息，中國用於軍事目的的花費差不多是所有其他目的花費總和的2倍，是中央政府用於學校教育方面支出的50倍，是中央政府和所有省份用於公共教育方面支出的6倍。另外，現今中國在民國八年這一年花在軍隊上的錢，是清王朝末年花費的2倍以上。這些事實並沒有證明人們過分沉溺於和平主義。 然而，與證明巨大的軍事開支一事相比，還要對所稱的政府的軍國主義性質作一證明，因為這一術語總體上含有使國民的政治事務服從軍事控制的意思。這件事不能用統計數字來證明，但甚至比本文開頭所引句子中談到的軍隊的規模和花費還重要。這種軍國主義可溯自民國初期，特別是溯自袁世凱的野心。很難說這是一種巧合，即目前中國的政治領導人正是那位企圖把革命果實化為一個新帝制朝代的家族財產的「強人」的舊部和門生，但它的現有形式還得溯自兩年前，特別是溯自中國向德國宣戰的相關形勢。可能還沒有什麼人寫過這段插曲的完整過程。但當戰爭仍在進行的時候，甚至一個初涉中國歷史的新手，譬如本文的作者也能對某些沒被講述的事實，或沒對西方人講述的事實——在遠東也只能被悄悄講述的事實——作一些報道。有關軍國主義勢力增長的顯著事實是，它現在增大的調門要溯自中國作為協約國一方參戰造成的局面。如果這一事實沒被載入記敘近年來中國歷史的書中，其中的部分原因是那些作者如此熱衷於協約國的正義事業，以至他們很難讓自己去想像這樣的事實；部分原因則由於當戰爭仍在進行的時候，如果作者們對有可能面臨的助長德國人陰謀的指控不置一詞，他們就會變成親德分子。 人們大可不必為反對中國參與戰爭的那批人尋求解釋。存在著各種造成美國一方拖延時間的理由——德國廣大民眾已顯得一蹶不振這條理由還不算在內——加之，還存在著對德國得勝以及德國隨後進行報復的真正擔憂，有關這種報復的性質，中國已受到了足夠的警告。並且，與任何其他國家的僑民相比，在中國的德國僑民總體上更受人歡迎，或許美國的僑民除外。無論德國人作為一個民族有多麼傲慢，就個別的德國人來看，他們都傾力追求事業的成功，顯得謙遜、友好，並留意當地人的願望和習俗。在反對不對德國人宣戰的所有理由中，實際上，只有兩條這樣做的內在理由。有一部分中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和擁護共和思想的人士，他們在情感上確實相信：當美國參戰以後，戰爭就變成了民主和專制之戰，變成了能保障弱國權益的新的正義的國際秩序與舊的、貪婪的國家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於是，中國的歷史所形成的人道主義理想便要求自由中國投入戰爭。這一方向指明了自我利益之所在，因為參與這場戰爭能使中國在和平委員會中獲得代表權，使它得以提出歸還山東的要求；並且從總體上看，能使它甚而開始成為對新的國際外交事務作出安排的夥伴，僅僅在兩年前，除中國人之外尚有許多人熱切信奉上述結果。美國與德國斷絕外交關係後，中國立即以內閣和國會協調一致的方式效法了美國的行動。這是對威爾遜總統的請求作出的直接回應，而且，中國是第一個作出這種值得讚許的反應的國家。 接著便有了8月14日中國最終向德國宣戰前情節跌宕的那數個星期和數個月。這幾個月中，首先發生的事件是2月初美國對斷交行動的那種明顯支持已被日本的支持取而代之；其次，總理段祺瑞和國會發生了衝突——一場最終通過武力解散國會而告結束的衝突，並且北南雙方仍未癒合的爭鬥又爆發了。由日本造成的美國外交失敗的程度可從這一事實看出，6月7日，美國向中國發出一項警告：與重建穩定和統一的中國相比，中國的參戰是「次要的考慮之事」。在日本有關解散國會問題的法律顧問的授意下，6月12日，軍閥領袖們發布了一項命令，其直接的結果是結束了清朝年幼皇帝十天的復辟鬧劇。最終的結果則是驅走了黎總統，並通過強制解散國會使立憲政治歸於失敗，接著便開始了內戰，它轉而成了軍閥派系操控的一場戰爭。 總理這時是軍國主義分子、反憲政和反國會的派別首領，雖說他現在尚未執政。自由派分子的國會不管它有何不足，仍獻身於共和制的立憲主義，它在與德國人作徹底決裂的進程中變得越來越不熱情。要是美國以及民主的威望如日中天，它準備緊緊跟隨美國。當外交的主導權轉到了日本人手裡，當它開始相信內閣無須煞費苦心地用打敗德國人作為藉口來擴充軍隊和軍國體制以確保其權力延續下去時，它變得躊躇不決了。 一種頗具嘲諷意味的命運是：軍國主義反民主的派別成了協約國的公開發言人，而傾向憲政主義的國會卻坐在了親德國的位置上。稗草和麥子如此混雜不分，以至厭倦了拖延不決和密謀策劃的那些標榜自由思想的外國通訊社對段祺瑞解散國會的「有力」行動表示歡迎。這只是因為，該行動加快了中國正式站到協約國一方日子的到來，並給予德國在遠東的商業利益以雖非致命卻顯沉重的一擊。人們看到，外國人的自由情感有多麼地不適當——也有幾個顯著的例外——從袁世凱冒險稱帝一事中可看到這一點，從他們現在都在咒罵處於草創時期的議會制一事可再次看到這種不適當，儘管在這兩件事情上，自由的本土中國思想都發出過警告。人們是以這樣的方式來接受明顯教訓的，即要按照所設想的外國利益向世界解釋中國的事件，卻很少聯繫中國自身的命運和發展問題來考慮事件的現實後果。有時人們會感到疑惑，中國人仍然相信外國人在對其現代史的解釋中表現出的那種政治智力。 目前，那個勢力在1917年夏天發生的事件中再次得到證實的軍閥派系仍控制著政府。毫無疑問，它的所有成員都很愛國，歡迎歸還山東。但人性終究是人性，他們同樣歡迎巴黎提供的在處理弱國問題時也許仍顯得正確的那種證明。於是，尤其是日本，一般而言也是帝國主義，便用那種奇怪而又難以捉摸的方式取得的外交勝利，對它們自己的反民主的軍國主義政策進行了辯護。如果戰爭中曾被慷慨陳詞的人道化的國際主義和民主理想已在巴黎實現，那麼，中國問題的觀察家就不會懷疑本應發生的廣泛的國內政治的重組了。對於和世界的民主政治連為一體的國家自我利益所作的證明，本應通過國內政策而見到某種不可抗拒的促人反省的效果。很少有人會懷疑，除了看到有待攫取的山東的具體的經濟優勢之外，對上述事實的認知也正是日本要在巴黎表現得那麼急不可待的原因之一。當它的報紙誇大其辭地說確保它的外交勝利已關係到它的民族生存，這種誇張掩蓋了這一事實，即它的外交失敗，隨同專制的德國人的垮台，會把遠東的軍國主義的聲望葬送掉，並迫使人們重新思考中國的國內政策和日本的外交政策。這種道德上的迴響看來在巴黎完全被忽視了，很值得懷疑，華盛頓是否會給它應有的關注。 表明中國軍閥統治制度延續性的特定標記有多種。在各個省份，「督軍」，也就是軍人統治者的權力，仍高於文職省長，並凌駕於國民的利益。他們不顧教育和改善交通的迫切需要，利用錢財和權勢為人數眾多的軍隊招兵買馬。在一些邊遠省份，他們鼓勵種植鴉片，這或是為了獲得直接收益，或是為了徵稅，這種徵稅幾乎就是不加掩飾的敲詐。他們阻止開發自然礦產資源和發展製造業，因為他們的隨從會讓他們獲得強行索要從生意買賣中產生的大筆收益的那種有效權力。儘管北南雙方存在著和解的普遍願望，兩地的軍閥（認為他們只限於在北方活動，這是個極大的誤解）卻阻止達成所有最終的解決方案。近幾個星期來已聞知開始了對蒙古的神秘冒險活動，以及一名督軍企圖獲得對三個滿洲省份實質上的獨裁地位。但尤其要指出的是，正是軍閥統治，使中國陷入了對外國人的陰謀和不期然的干涉加以誘引和獎勵的狀況之中。 雖說目前的狀況會延續一段時間，但沒有一個觀察家認為它會長久延續下去。這種平衡狀況太不確定。當變化來臨時，沒有一個敏感的人打算對它的性質作出預言。但讀者如果回到本文開頭給出的統計數字，他會注意到，現在中國一年的開支已超出其可支配的收入達一億一千萬元之巨。自然，這意味著要借錢——而當中國要借錢時，它是通過將某種限定的資產抵押出去，才從外國那裡借到錢的。換句話說，把軍隊削減一半，中國就能做到收支賬目的平衡。繼續維持現在的軍隊規模，將此責任維繫在某個國家或國家集團的貸款上面，那麼，它——或者它們——是很願意組建一支在國外不會被看成或者將不被看成是中國力量之源，在國內會把整個中國吞吃掉的軍隊的。中國的軍閥統治仍在延續，在這種情形下對歷史所作的經濟解釋比慣常認為的要明顯得多。這樣看來，說中國下一步要發生的事將取決於財政上的考慮，或者說決定權掌握在有能力控制貸款的那些人手中，就很難說是一種預測。然而，要是某個國家以准予貸款來服務於它自身的利益，其他的那些國家也不能僅僅通過奉行婉拒貸款的自由放任政策來充分應對這種局面。這裡需要採取某種積極的立場。 （馬迅 譯） * * * [1] 此文選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1卷，第167—171頁。 [2] 首次發表於《新共和》，第20期（1919年），第167—169頁。文章註明的發出地點和日期是北京，7月28日。1919年10月14日出版的《北京的領導人》（Peking Leader ）一書亦收入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