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心靈的轉化 · 中國政治中的新催化劑 [1] [2]

對於研究政治與社會發展的學者來說，中國的現狀就是一幅最令人興奮的智力圖景（intellectual situation）。學者已經在書本上讀到了對中國在法律上與有序的管理制度上的緩慢進展所作的解釋，而在現實的中國，他會找到曾在書本上所讀到的東西。我們會想當然地認為，政府的存在是為了實現人與人之間的正義和保護個人的權利。我們依靠規範有序的法律與司法程序以解決爭端，就像我們認為我們呼吸的空氣是理所當然的一樣。但是，在中國，生活卻是在沒有這樣的支撐與保障的情況下現實地進行著的；而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仍然是和平與秩序占據主流。 如果你閱讀有關中國的書籍，你會發現，中國人常常被說成是「世界上最遵紀守法的人民」。旅行者常常因為受到這個事實的迷惑而忽視了再去斟酌它，所以，他不會注意到，這個「遵紀守法」通常表現在對我們在西方與法律相關聯的所有事物的蔑視上；他也不會注意到，中國人的「遵紀守法」沒有法庭，沒有法律，沒有司法的形式和官員；事實上，中國人經常做西方（人）認為目無法紀的事情——私設公堂。在許多事情上，被認為違反了真正的法律——起控制作用的習俗——的人，恰恰是向「法律」（即政府機構與官員）求助的人。近代歷史上的一些事件，可以證明這一點。 去年5月，北京大學 [3] 的學生掀起了一場有組織的運動，最後驅趕了幾位親日的內閣成員，並強迫他們拒絕在和平條約上簽字。這場運動一開始是遊行，遊行隊伍經過一名被普遍指責為「賣國賊」的、令人討厭的官員的家門口。在中文裡，「賣國賊」這個詞就是指出賣自己國家的賊（thief-who-sells-his-country）。站崗警察在不經意中打開了通往四合院的大門，帶頭的學生把這視為是一種暗示或邀請，於是沖了進去，在隨後的混亂中，那個引發事端的官員被打成重傷，他的房屋也被點火燒了。 這個事件如今已成為歷史。但還不為人所知的是，公眾輿論最終迫使政府將被捕學生釋放。對學生們進行犯罪審問與判刑，將會導致政府不敢面對的嚴重後果。幾所學校的校長作保，擔保學生不再從事進一步的動亂活動，於是，學生們被釋放了，但名義上還要受到法庭以後的召訊。然而，到了秋季，政府似乎緩過神來，要求學校交出學生，並對他們進行審判，他們（學生們）的行為被認為破壞了約定。在學校回覆說學生們還沒有返回各自的學校後，事情最後不了了之。人們的普遍感覺是：召喚審判並不是官員們的真實意圖，而只是由於某些報復心重的人的施壓所致。 在西方人的眼裡，由於習慣於規範的聽證和審判，上面這套辦法看起來就是非法的了。然而在中國，公眾的道德感會因為一個完全按照法律進行的處理而受到震撼。在西方法律中構成重罪的事情，在中國卻常常只是一個德性問題。這個事件還證明，團結一致和責任的原則在中國人的意識中占據了多麼大的分量。學生們所隸屬的學校承擔著他們未來行為的責任，並對他們行為的正當性作出擔保。 北京的學生們既是運動的發起者，也是運動的主要宣傳者。軍閥反動派們非常想詆毀他們。於是，有一些現在的學生，還有一些過去的學生，以及想要進入大學的人，一起有計劃地組織了一次會議。會議準備了一些決議，宣稱整個運動是一些聒噪的、自以為是的學生因為擔心，通過脅迫一些軟弱的跟隨者而鼓動起來的；決議還以代表一千名學生的名義宣稱，真正的學生團體是反對整個騷亂的。自由派學生聽到了這個會議的風聲，一擁而入，挾持了這些持不同意見者，從他們身上搜到一份由反動集團召集而寫好的會議書面申明，然後將他們關起來以作為懲罰。當這些被扣留的人被警察解救出來後，保證書就被撕毀了，而闖入的自由派學生的頭目們卻被逮捕起來。這個行動引起了巨大的憤怒，它被認為是極其不光明正大的——不遵守遊戲規則。一位留學歸國的教育界領袖告訴我說，官員們不必介入這樣一件僅僅是學生們自己的事情。 然而，這看起來缺乏公共法律，明顯缺乏的是在和平有序的程序中對公共利益的關懷；但這並不意味著，公眾意見將支持任何個人去矯正他自己的錯誤。它意味著，重大的困難是發生在群體之間的，所以要由他們以及他們自己的發起者一起來解決。 不難設想，關於這些行動的報告可能在俱樂部和編輯室里激起對法律缺失的譴責。然而，它們在此既與譴責無關，也與贊成無關。這樣的行為是相當普遍的，它們表明，在西方被理所當然地認為是整個法律和司法的基礎，在中國卻還處於初步階段。就像我們在這樣的插曲中所看到的，法律與正義並不是受到了刻意的挑戰，而僅僅是一個解決爭端的傳統方法的重演。該事件也還是有教育意義的，因為它揭示了其背後的原因：對政府沒有信心，對國家官員的誠實、公正或者理智不信任。家庭、村莊、黨團、行會——每一個組織團體——與其說對官僚集團的智慧有信心，不如說他們對與其反對集團達成某種合理的和解的意願更有信心。 下面的事件表明了對政府缺乏信心的一個原因。北京的一份新自由周刊曾經是反動官僚眼裡的一根刺，這並不因為它是一份政治性的雜誌；而是因為，它是一個倡導自由討論的機構。該周刊把令反對派害怕的大學裡的知識分子聯絡起來，而且作為一種模式，在全國推廣開來。上海的憲兵隊就曾向南京的省軍政府長官抱怨說，這份周刊在製造不安定。布爾什維克主義在中國已經變成一個批判當局的技術性名詞了，就像其他任何地方一樣。軍事長官把這個聲明傳達給北京的國防部長（Minister of War），國防部長又報告給其同事、司法部長，後者再傳達給當地警察局。於是，警察局查封了周刊和周刊辦公室。 讓我們來注意一下這個官方的傑克建造的房子 [4] ，還有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界定責任以保護司法矯正的影響之不可能性。模糊性、重疊的職權，以及隨後對責任的逃避與轉嫁，都是流傳下來的典型的政府管制方法。當然，在該事件的背後隱藏著這樣一個事實：在中國，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個人的——是一件依賴於布告、訓令、政令之類的事情，而不是公共的或者法律條例的事情。如果說我們在西方有時要忍受把行政從立法與司法權力分離出來的某種極端情形所帶來的痛苦，那麼，對東方的方法稍稍進行研究，就會揭示出需要那種分離的條件。例如，幾天前，北京內閣的司法部長簽發了一道法令，要求所有印刷品，不管是什麼，在出版之前都必須交到警察局進行審查。奇怪的是，這沒有引發危機，無論是政治的還是軍事的危機，也沒有相應的立法啟動行為。這種做法滿足了部長個人的願望及其派系的計劃。命令被溫和地接受了。有評論說，它將會在北京得到遵守，因為政府控制著北京警察局，但是沒有人留心它在中國其他地方的執行情況如何。要知道，在許多情況下，共和國的政令不出首都城牆。 已經反覆指出，中國人的生存和重建的緊迫問題都是由於這樣一個事實：在過去曾經運作得很好的一些方法現在卻受到了激烈的挑戰，這個挑戰來源於將中國與世界其他部分連接起來的各種變化。中國面臨著一個幾乎在每個方面都以與其不同的方式組織起來的世界，例如，一個即使在其司法忽視實質內容時也仍會重視形式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政府的行動提供了矯正錯誤、保護權利的源泉與標準。而中國的習慣作法，雖然在自己的事務中極大地促進了中國人對法律的遵守，但是，當納入外交關係時，從外面看就顯得完全缺乏法律依據了。 實際上，中國與所有外國的關係就是這樣。日本最靠近中國，與中國有最多的、各種各樣的接觸，因而抱怨也最多。它借鑑並改進了其他國家的技巧，把這些摩擦原因變成了要求讓步和侵犯的基礎，直至引起中國持續的困擾和日益增長的怨恨。例如，在強行抵制日貨時，中國的學生聯合會頻繁地主動參與，他們襲擊銷售日貨的商店，拿出存貨並燒毀它們。當這些事情在日本得到報道時，沒有人細心地關注這些貨物終歸是中國商人的財產，而且日本人並沒有被干涉。 但是，日本政府卻成功而巧妙地利用了一系列這樣的事件。它通過新聞媒體在廣大的日本民眾中培植了這樣一種信念，即中國人是目無法紀、不負責任的，在所有與日本人相關的事情中都是好鬥而傲慢的；與他們的挑釁相比，日本人卻總是保持了極大的忍耐。所以，帝國政府暗地裡積累了為支持侵略政策所必需的公眾輿論。例如，認為中國處於普遍無法無天狀態的感覺就被用來作為占有山東的一個理由。 事情由於大範圍的省級自治而進一步複雜化。在歷史上，它們曾經是公侯國（principalities）而不是省。一位閱歷豐富的英國居民在滿清王朝傾覆前夕說：「中國有十八個省，每個都是一個獨立完整的國家。每個省都有自己的陸軍與海軍、自己的稅收系統，以及自己的社會習俗。只有在關係到鹽業和海軍的事情上，各省才不得不相互讓步，受制於帝國的一點控制。」儘管名義上有所不同，今天的情況並沒有什麼根本的變化。鐵路和電訊帶來了更大的統一；但是，另一方面，每個省的軍政體系在某些方面實際上顯示了越來越強的州省權力。 在過去幾個月里，反覆流傳著割讓東三省、南方省份以及長江流域省份的謠言。這些謠言，譬如，當事情不順其意時，這裡或那裡的省級地方長官就威脅要退出，這在極大程度上是政治的聲望與權力上的遊戲的一部分。但是，我們在美國知道，一個州作為聯邦的一個部分，其獨立行動是會使外交關係複雜化的。假如地方有更大的獨立性，而中央政府弱小，我們容易看到，將會有很多外交爭端興起從而成為侵略政策的藉口。 而且，對於一個肆無忌憚的外國列強來說，與省級官吏和政客私通交易，讓其出賣民族國家利益，這具有持續的誘惑力。中國的近代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外國干涉的歷史。它自然地使得本來就分裂、混亂而虛弱的中央政府變得更加糟糕。不管是否公正，中國人相信，日本軍國主義蓄意煽動了使中國分裂的每一場運動。我在寫這些時，正流傳著在日本支持下企圖恢復君主政體的傳聞。 忽視在涉外法權問題上的法律程序與司法形式，其後果是嚴重的。目前，如果中國與外強之間的商業以及其他關係要保持下去的話，那麼，某種治外法權就是必需的；而且，這涉及「租界」的存在。然而，它們的存在對民族自尊是一種侮辱；留學回國的學生們帶回了「主權」一詞及其觀念，沒有任何其他詞語比這個更合適。 不過，現存體系對於中國人自己卻具有當下的優勢。上海與天津的租界（concessions），現在處於外國法權之下；但是，對於中國自由派和政治不滿者來說，卻是名副其實的避難之地。現在，隨著反動的司法部對新聞報紙的審查和壓制的增加，報刊明顯地呈現出這樣一種趨勢：形成在名義上由外資擁有的公司，用外國人的執照來獲得法律保護。中國進步事業的機構紛紛跑到了租界。當下，如果沒有中國元素，這些報刊就只是一些空殼。據說，在上海租界（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90%的人口是中國人，由他們支付了80%的稅收。如諺語所說，良莠總是摻雜難分的。腐敗的官員把他們的資金存放在外國銀行里，以保護他們的財產不被沒收充公。當你們從天津租界走過時，就可以指出許多省府官員的房子；他們深思熟慮地規劃了一塊安全的地方，以防遲早會到來的、不可避免的憤怒浪潮。 有一位中國朋友對我說，那些中國人下一步的愛國運動將是從外國租界大規模地撤離。除了對國外不動產進行投資的人之外，從這個事情的發生中還是可以看到有趣的東西。租界將成為一具空殼；租界裡所維持的外國的利益將在這個偶發事件中完全消失，假如還存在其他維持領事權方法的話。 我不願給人以法律狀況什麼也改變不了的印象。恰恰相反，有一個法典編纂局是由一個中國學者擔任主席，其關於歐洲法律某些方面的著作是外國法律學校的標準教材。現代體系正在建立起來，而且正在努力保護受過良好訓練的法官，並改革和規範司法程序。對廢除涉外法權的渴望，加速了這個變化。但是，引進形式上的變化是一回事，而改變人民的習俗則是另一回事。在調節社會和商業爭端的過程中，蔑視政治和忽視政府司法權的行為觀念還相當頑固。 中國是否會像西方國家已經做到的那樣，完全服從於法律和形式主義，這是值得懷疑的；然而，這可能是中國對世界的一個貢獻。例如，即使在開明先進的人們中間，也很少有人會喜歡一個在立法和政治決策上純粹間接的和代議制的體系。在過去幾個月里，公眾輿論反覆參與了一些事情，並通過公開集會和通告，對政府在外交事務中的政策施加壓力。個人的感覺與公眾意願的當下影響是必需的。與西方相比，自行決定的範圍總比固定形式的範圍大。西方的法律主義在這裡將會失效。伴隨著平民普遍對政治事務的冷漠，對於處理大多數人感興趣的問題，而無需政治形式中介的參與，他們有著非凡的心理準備。 現有的國民參眾兩院裡的自由派，不是裝模作樣地參加會議，通過討論和投票來施加影響。他們是向國家提出直接的訴求，而這實際上意味著訴求於各種各樣的地方組織：直達學者與學生的省教育聯合會、工商行會、商業會所（其權力比我們國家類似的機構大得多）、自願聯合會，以及其他的，諸如宗教之類的社團。 在將來的演化中，中國完全有可能遠離西方憲政和代議模式而產生出這樣一個體系，即把通過地方團體組織和行會直接體現出來的民眾意志和大範圍的行政官員的個人處置結合起來——只要後者能提供廣泛的、令人滿意的結果。通過法令、命令和隨意抓捕與囚禁手段的個人式統治將會倒塌，將被這樣的個人管理所取代，像已經存在於鐵路、郵政、海關、鹽務等行政部門的那樣；在那裡，要做的建設性工作是提供標準與檢驗，而非形式性的法律。 粗略地說，拜訪中國的人，可能發現自己處於三個連續的階段之中。第一個階段是對各種不規範性、無能和腐敗的不耐煩，而要求進行一些立即的和徹底的改革。再待長一點，他會接受許多令人討厭的事情的深層根源，對「進化」與「發展」這些詞語的涵義有一種新的體會。許多外國人就處在這個階段中，在愛好自然的和緩慢的進化的掩護之下，他們變得反對所有事情的任何發展；他們甚至反對公共教育的推廣，說它將剝奪中國人傳統的易於滿足、耐心和溫順勤奮，讓他們變得不安、不順從。他們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會指出伴隨著發展的不同的階段而來的惡。譬如，他們全力反對每一個把婦女從奴性狀態下解放出來的運動。他們誇大某些婦女在家務中的尊嚴與權力，並詳細描述在舊的法規和西方國家現存的法律都不適用的時候，放鬆當前的禁忌將會產生的惡。許多西方商人對傳教士引進新觀念的努力效果感到悲哀。但是，當他既不期望立刻的、徹底的變化，也不吹毛求疵於把現實與理想化的傳統相比而來的惡時，就會脫離第二階段。透過表象，他會看到理智重新覺醒的徵兆，感到儘管現在追求新生活的努力是分散的，但它們如此眾多、如此真切，它們將來會聚集、聯合起來；他會發現，自己開始同情起青年中國（Young China）了。因為青年中國經過了樂觀主義的狀態，經歷了對全面改革的信念，經過了一個迷茫而悲觀的階段。現在處於第三階段，它在教育、工業和社會重組戰線上開始了建設性的努力。 在政治上，青年中國的目標在於建立法治政府體制。它在思考如何消除個人式管理中的獨裁、腐敗和無能。但是，它認識到，政治發展主要是間接的；它的到來是科學、工業和商業發展的結果，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新型人類關係和責任的結果；它還認識到，政治發展來源於教育、對人民的啟蒙，來源於一個現代國家的行政管理所必需的、在知識和技術上的專門訓練。 一個人見識越多，他就越相信，當前中國政壇上許多邪惡的東西都是純粹無知的結果；他會認識到，現代國家各種各樣精緻的東西都依賴於知識和心智習慣，而它們是慢慢成長起來的，這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中國現在才剛剛開始學到這個經驗與知識。舊式官員生長在古老的傳統中，而新的官員完全不是在傳統中生長起來的，那些竭力使自己在一個政治分裂時期進入權力中心的人們，將會逐步翻過這一頁。目前，在古老傳統中生活的學者，不是懶散就是猶豫不定；他們大多變成了軍閥行伍或者強盜出身的強權人物的附庸。這些強權人物沒有受過教育，大多不知道法律，而只知道自己的嗜好。他們既缺乏普通教育，也缺乏管理當代國家複雜事務的教育。 但是，在這個國家的學校里，在這次學生運動中，現在培育出了政治上的自我意識。這將是開創一個嶄新的未來政治的力量。 （劉華初 馬榮 譯 馬榮 校訂 劉放桐 審定） * * * [1] 此文選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2卷，第33—40頁。 [2] 首次發表於《亞洲》（Asia ），第20卷（1920年），第267—272頁。後來以「中國的司法與法律」（Justice and Law in China）為題，再次發表於約瑟夫·拉特納編，《人物與事件》，1929年，第2卷，第244—254頁。 [3] 原文為「Peking Goverment University」，應當是北京大學。——譯者 [4] House That Jack Built ，這是一首流行的英國兒童歌謠，意思是做重複的事情。——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