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心靈的轉化 · 學潮的結局 [1] [2]

正如我所記錄的，11月下旬在福州發生的中日衝突（幾個中國學生在衝突中失去了生命，這是在其他國家的妥協退讓下，日本海軍在這個中國城市登陸的結果），激起了中國人的民族感情，這種感情在去年5月也曾被激起過。學生們再次進行公開的示威遊行，並與中國商會聯合起來，要求民眾停止一切與日本之間的社會和經濟往來，直到後者改變他們的做法。行將結束的抵制日貨行動又重新開始了。他們要求政府宣布不與日本進行經濟往來的政策，並對涉日進出口貨物實行禁運，直到日本從根本上改變其方針。其結局無法預料。悲觀主義者宣稱，日本正在利用地理位置將福建直接納入其勢力範圍——這是在《二十一條》 [3] 里已經反映出來的企圖，只是被暫時擱置了。 嚴格來說，中國沒有樂觀主義者，但稍微樂觀一點的人斷言，在目前的狀況下，由於山東問題還懸而未決，聯盟 [4] 與滿洲的關係尚在討論中，還有敏感的西伯利亞問題這個燙手山芋，日本政府不會再想招惹更多的麻煩了——特別是整個世界的目光都在盯著它，美國參議院尤其如此。悲觀主義者反駁說，恰恰是美國在中國日益擴大的影響和特權，迫使日本軍國主義採取侵略手段進行擴張，讓世界不得不面對一個既成的事實；然後，日本將利用這種困境，要挾中國政府徹底制止抵制日貨運動。日軍一旦踏上了中國的領土，就再也不會撤回，而現在的福建正在步滿洲和山東之後塵。 也許最為險惡的是來自東京的半官方報道：騷亂是中國蓄意發動的，是為了迫使日本派兵占領，從而增加整個世界現已存在的對日本的偏見。美國領事館的官方報道贊同中方的說法，即手無寸鐵的中國學生遭到了全副武裝的日本人和台灣人的攻擊，這從表面看來至少是在日本地方當局的縱容下進行的一場有計劃、有組織的行動。根據以往的經驗判斷，首要目的不會是立即將福建省納入日本，而是通過注入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使對方「妥協」，從而加強日本在其他爭端中的掌控。這就是東方人的外交手段。正如我所記載的，在一段時間的沉寂以後，大約一萬名北京學生的聚眾遊行，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來盤點六個月的學生運動的成就。 作為一場歷時短暫的政治運動，除了阻止中國簽署和平條約之外，它並沒有什麼成果。回想起來，政治上相對失敗的原因並不難弄清，但在去年五六月間那種激動和憤怒的情況下則很難認識到。學生的年輕和缺乏經驗；對消除已經實施的措施的過分擔心；在運動的發起地北京，擔心政府官員（他們並不把運動看成是愛國的，反而把它視為會導致布爾什維克主義瘟疫般的騷亂）將會以遊行為藉口，取消作為自由思想中心的大學和高校；同商會繼續保持有組織的合作的困難；危機過後，激情的自然消退；所有這些因素，一起造成了失敗。 但是，如果認為學生運動就這樣消亡了，那將是一個極大的錯誤。其積極的方面，從反對政治和軍事大國的破壞轉到了別的方面。它捲入了許多方面，現在正影響著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工業界。在廣州和福州，經濟上抵制日貨的運動仍然非常積極；在天津，政治運動還保留著其活力。除此以外，學生組織已經進入當前的教育、社會的慈善事業，並引起了知識分子的熱烈討論。中國人對政府的問題從來都是無動於衷的。學潮只在表面上標誌著暫時的異常。令人絕望的政治混亂、官員腐敗和各省軍事首腦控制政局，足以讓年輕人遠離直接的政治。另外，一種共同的認知也在發揮著作用，即辛亥革命的相對不成功是由於這樣的事實：政治變革超越了知識上和道德上的準備；這種政治革命是形式上的、外部的；在名義上的政府革命兌現之前，需要有理智的革命。中國人的愛國主義，集中表現在保衛自己的國家不受外國的侵略。參加學潮的學生們認為，最好是通過中國的國內建設來捍衛國家的存在，包括普及民主的教育，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工業和消除貧困。 這場運動的外部表現，集中在創辦那些學生支持並可以進行教學的新式學校，為兒童和成年人開辦學校；大眾演講和進行直接的「社會服務」活動；與商店合作，提供技術諮詢和專業援助，以改善舊的經營模式，引進新的技藝。這些活動使得知識分子的運動不再遠離一切實際事務，遠離政治，從而防止它成為文化和文學的附帶品。 所謂的文學革命是在學潮爆發前進行的，其目的是對在書籍、雜誌、報紙和公眾討論中使用的語言進行改革。外界的人會匆忙地斷定，這意味著試圖鼓勵以表音的漢字替代表意的，其實根本不是這麼回事。有一種運動是以音符補充形符來表達它的發音，其目的是使其發音非常規範，以便更容易讀會它。但是，這個運動並沒有像文學革命那樣引起如此大的興趣和激情，後者試圖使口語成為標準的出版印刷語言。用於寫作的中文是遠離鄉土氣息的，就像拉丁語之於英語，也許程度還要深一些。兩千年前就是如此，現在不過是經過修飾並固定了而已。要學會它，就等於是學會另一種語言。驅使改革者們進行改革的原因，除了掌握表意文字的困難之外，小學生們還被迫學習一門外語來獲得教育，這使得實際上不可能真正普及教育。改革者們甚至更多是受這樣一種信念驅動：除非口語，即群眾語言被使用，否則不可能形成一種表現當今生活的文學。除了使用和豐富這種粗俗的語言，根本就不可能展開對當今的社會、道德和經濟問題的普遍討論。 幸運的是，這場新運動是「被其可愛的敵人所宣揚」的。古典文學家們看到了它對中國賴以建立的舊道德經典的致命打擊。他們認為，中國的歷史就是其文學經典的歷史，它的統一建立在對它們所體現的道德傳統的接受上。忽視傳統就是毀滅中國。新運動籠統地將保守派和自由派合二為一，即將舊傳統的代表和西方觀念與民主制度的代表合二為一。年輕的中國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支持文學革命。然而，據說兩年前還只有一兩家雜誌在嘗試性地使用通俗語言，今天卻已超過了300家。自去年5月以來，學生們已經創辦了幾十種刊物，都使用口語和普通人能看懂的文字討論事情。在北京一家資格較老的中文日報專欄里，近來刊登了由一群義務通訊員寫的、關於在口頭演講中自由使用單個小品詞的討論，這一討論已達洋洋數萬言。 那些知道從文言文到白話文的轉變對於從中世紀過渡到現代歐洲的轉換意味著什麼的人，不會小瞧這個體現在語言符號上的社會變革。它比頒布新憲法還重要得多。中國的保守主義既非本土的，也非自然出現的。它主要是一個呆板的、死記硬背的教育體制的產物。這種教育植根於用一種僵死的語言作為教學手段。10月份舉行的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最後通過了一項決議，贊成從那以後的所有教科書都要用口語來編寫。這種做法經過一代人的遵循之後，那些明智的歷史學家可能會把它看作是一次比滿清王朝覆滅更加重要的事件。 根據出版了的摘要來說，那些新雜誌上最重要的是一些社會問題。集中討論經濟和勞工問題有力地證明了新發現的世界的統一，這種現象在中國本土還沒有以突出的形式存在。儘管馬克思的理論並不比柏拉圖的理論更切合中國當前的工業形勢，但它還是被翻譯過來並受到了廣泛的討論。所有的新「主義」都被論說到了。理想的無政府主義擁有眾多的追隨者，部分是因為中國人在歷史上一向輕視政府，部分是受到在巴黎接觸到共產主義思想的留法歸國學生的影響。一個大約對50種學生報紙做過仔細研究的朋友說，這些學生們的特點，首先是問題很多，其次是要求完全的言論自由，以便可以找到那些問題的答案。 在一個一貫相信權威式的教條並且自鳴得意的國度里，懷疑的流行預示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西方人難以意識到，東方對西方的興趣只在於歐洲和美國的物質進步，在於工業機器和戰爭武器的方面；而在其他方面，沒有人認為西方更具有優勢。只是在最近的一兩年里，人們才普遍地認識到，西方的觀念和思維模式比西方的戰艦和蒸汽機更加重要。這種信念集中體現在學生運動中的理智那一面，不過，它對西方觀念並沒有產生任何巨大的熱情，而只是期望那樣的知識將有助於討論和批判典型的中國教條和制度。眾多事件中的一個就足以說明，對思想和言論自由的要求具有一定的現實的指向。中國承襲了日本從德國借鑑來的集會法。一個論壇俱樂部向北京警察當局申請許可證，說它成立的目的是去思考當今世界新的思想潮流。然而，當局拒絕發放許可證，理由是較新的潮流必然意味著布爾什維克主義、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而思考這些話題是危險的。 情況總是這樣，官方的反對會激起思想的運動。內外夾擊的恐怖專制氛圍使人忍無可忍，燃起了人們對新思想的渴望。對西方國家自由思想的渴望越來越強烈，如同東京和北京即將到手的權力似乎象徵著一個對這個世界而言已經過時的理智信條一樣。所謂的政治革命越是顯得失敗，對知識革命的要求就越積極，後者將使一些未來的政治革命成為現實。隨著時間的流逝，學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自發性。學生們遇到了來自各方面的挫折，甚至留美歸國學生中的老師和顧問也開始傾向於打消他們的熱情。它的自發性證明了其真正不可避免的性質。當大多數政治都表現為公開表達的時候，它不屬於一種政治運動，而是體現了一種新的意識、一種年輕人和年輕婦女們在文化上的覺醒，這些人通過他們的學業被喚起了對一種新的信念秩序、新的思維方法的需要。無論該運動的外在形式怎麼改變或趨於崩潰，其實際內容都是會繼續下去的。 （馬榮 鄭國玉 譯 馬榮 校訂 劉放桐 審定） * * * [1] 此文選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2卷，第18—22頁。 [2] 首次發表於《新共和》，第21期（1920年），第380—382頁。 [3] 1915年1月18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晉見袁世凱，遞交了二十一條要求的文件，企圖把中國的領土、政治、軍事及財政等都置於日本的控制之下，並要求袁政府「絕對保密，儘速答覆」。這些條款也稱《中日二十一條》。——譯者 [4] 聯盟（Consortium），美國竭力維護門戶開放政策，從而導致1901年國際銀行聯盟的形成，並為中國的所有鐵路提供貸款。後來，美國在1913年以中國政府管制權的完整性遭到破壞為由退出了聯盟，它從而變成為其他國家對中國的各種資源進行操控的一個平台。——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