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心靈的轉化 · 中國的學生反抗 [1] [2]

當巴黎作出了把山東讓與日本的決定後，中國被擊垮了。它在沮喪中變得極度悲觀和痛苦。中國知道它在世界其他任何列強面前顯得軟弱無力。它知道，由內戰造成的政治分裂還沒有正式結束。它那落後的工業，它那混亂的財政，使它無法對企圖蠶食它的任何國家說出一個明確的「不」字。於是，它憂心忡忡地聆聽著和會的議決。它一再念叨著協約國政治家們所作的擔保，以此夜以繼日地維持著它的希望，這就是創造一種新的國際秩序以及能在將來對弱國反對強國的劫掠提供保護。它的希望需要得到支持，因為這些希望中摻雜著恐懼。它比西方國家更了解日本還準備走多遠，因為它已兩次受到日本幾乎不加掩飾的戰爭威脅。它比西方國家更了解秘密條約和協議的情況。所以，只是對美國和其他協約國來說，巴黎的決定才產生了也許已如其所料的失望而不是激烈的對抗。這種結果正好印證了：列強仍在充當主宰；在國際事務中，強權就是公理；中國軟弱無助，日本來勢洶洶。 5月4日的一陣緊張喚起了這種無助感。有人 做了 什麼事了。北京大學的學生進行了抗議，並在他們的遊行示威過程中蓄意襲擊和毆打了兩名中國官員；這兩人同屬眾所周知的三名賣國賊，因為他們參加了與日本的各種秘密條約和貸款的談判。騷動將全國的冷漠情感一掃而空。官員的軟弱，也許還有腐敗，是他們在有關山東的決定中要承擔的一份責任（這裡提出的老是中國的山東問題，而從來不提青島問題）。如果中國不能拿其他國家說事，那它也許就要做出一些事來妥善處理自己的問題。人們並不認為學生的行動是非法的懲治性集會導致的莽撞之舉，而是認為它表達了一種義憤。人們的預感使氣氛再次緊張起來，這個事件後還會發生任何比過去事態更為嚴重的事件嗎？ 一連串事件接踵而至。政府逮捕了一批學生。於是，他們的同伴進行抗議，軍隊包圍了大學校舍。這座城市實際上已處於軍事管制之下。謠言在各個省份到處流傳，說是中國的各路軍閥已準備就緒，不惜以殺戮等極端方式將反對派鎮壓下去；甚至還流傳著一觸即發政變的謠言，為的是徒勞地穩固軍人政府和親日派政黨的控制權。被軍閥們視為自由派知識分子領袖而對之銜恨於心的北京大學校長辭職並出走了，因為根據報道，不僅他的生命且數百名學生的生命都受到了威脅。之後又有消息說，北京小學以上的所有在校生進行罷課，以抗議政府的行動。他們不僅罷課，還提出明確的要求（下文將對這些要求作進一步介紹）；他們以十人為一組，在各個地方作公開演講，對軍警逮捕學生的行為表示蔑視，並嘗試將傾聽他們演講的民眾按類似十人小隊的方式組織起來，繼續進行宣傳。 整個國家這時就像被電擊般地顫動起來。5月7日這天一向被視為國恥日，連一些小學也打出了「毋忘五七」的橫幅。這個國恥日是日本就「二十一條」發出最後通牒的周年紀念日。日期的相近，產生了有力的效應。北京大學的學生迅即走向全國，他們首先向各大城市的學生們發出呼籲。後者變得焦躁不安，於是開始罷課，其範圍再次涉及除小學之外的中學（高中）學生、師範和技術等各類學校；到處可見組織起來的十人小隊，講演者各有一套講些什麼、怎樣講的辦法。大眾化的宣傳遍及各個省份，為民眾所喜聞樂見。 對日本的散亂的敵對情緒要匯合成聯合抵制的形式，這是男男女女的演講者們的話題之一。他們並不滿足於一般的傾訴勸誡。日本商品的清單被大批刊印或油印出來；在中國銷售的所有日貨的分類目錄，以及替代它們的國貨的類似目錄，被人們廣泛傳閱。一些院校的工業科系已開始著手讓公眾知曉，在不追加資金的情況下利用現有工廠生產日本商品的秘密。一旦繪製出商品圖樣，人們就把它們帶到小小的工廠作坊和已予講解的製造流程中去。接著，為了打開市場，其他學生便攜帶著這些產品，一邊沿街叫賣，一邊就政治形勢進行訓斥、勸告和解釋。隨著假期的到來，這些學生將奔赴全國各地售賣國貨，並一再地說啊、說啊、說啊…… 同時，政府也沒有閒著。政治性演說已遭禁止，學生集會被強令解散，全國各地有大批學生被毆打致傷，一些人失去了性命。不難想見，將來會開追悼會向這些愛國志士表達敬意，甚而設立聖壇緬懷他們的功績。北京政府採取了嚴厲的措施。在所頒的訓令中，學生們受到譴責，被責令返歸學業，他們的團體被迫解散，並被停止對不屬於他們分內之事的政治進行干預，以免遭到關閉學校的懲罰；稱讚已被公眾指名道姓視之為賣國賊的那些人物；對抵制日貨發出警告；並大體認為外交事務應讓政府來管。與此同時，據說北京已有數百名學生被捕。中國還有他國的軍國主義分子昏昧無知，他們竟以為這樣一來就可以制止學生們鬧事。然而，第二天到街頭演講的學生數量成倍地增加，被逮捕的學生已超過一千人。學生們打算繼續走上街頭，直到所有人被關進監獄為止。女學生們排著隊（其中有些人是砸破校門跑出來的），等候總統答應釋放學生的要求；她們說，如果總統置之不理，就徹夜守在原地祈求公理。監獄已容納不下眾多關押的學生了。他們被拘進大學校舍，只供應少量的水和食物，四周是駐紮軍隊設置的警戒線。教員們聯合起來，抗議這種軍事占領；抗議把學堂當作監獄的丟臉行為；抗議對愛國學生的摧殘；他們向外界發出大量的抗議電報。 事件的發生地正移向北京城外。這類新近發生的任意行為表明，運動正進入收尾階段。上海的商人罷市，包括米店在內的店鋪全部關門歇業；天津和南京的商人也加入了罷市的行列；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商人也準備罷市。大量的證據顯示，學生們實際上已成功地把商人爭取到他們一邊；他們不再孤立，而與商會締結了一個攻守同盟，人們在談論要進行罷市以反對納稅。政府突然間不怎麼體面地屈服了下來。軍隊從大學校園撤出，學生被勸說出獄，他們予以拒絕，聲稱仍要待在牢里直至各地學生的自由演講權利得到保證，直至政府向他們作出正式道歉。兩天後，運動結束了。政府的代表按要求出面作了道歉；一道新頒布的訓令說，國家已認識到，學生們是出於愛國的動機，如他們遵守法律，其行動就不應受到干擾。那三個被稱為賣國賊的人的「辭呈」已被接受。無疑，各地商人的罷市，以及懼怕其進一步蔓延，是造成這種極不光彩的投降的驅動力。但是，學生們已試圖到軍隊里去進行他們的宣傳。曾有傳聞說，軍隊不想再進行鎮壓了——尤其因為遲遲看不到這種鎮壓能得到什麼回報。當學生們昂首走出他們自囚的監獄後，他們悲哀地獲悉政府頻繁更換看守，以至他們在各個監獄出出進進的速度還不及看守更換速度的一半。 原先對政府提出的是幾項直截了當的要求，即必須釋放因參與毆打事件而被拘捕的學生，並免遭起訴；被軍閥集團如此憎恨的北大校長應恢復原職。正當政府準備答應第一項要求（至少從表面上看）時，所提的要求又大大增加了，即必須向巴黎和會的代表發出訓示，除非保存山東，否則即應拒絕在和約上簽字；必須將所有「賣國賊」免職；廢除與日本達成的所有秘密協定；保障言論自由。除第一和第三項要求外，在一個月左右的時間裡，學生運動贏得了它所有的要求；並且對第一項要求，政府承諾只要國際形勢許可即當勉力去辦；在接到大不列顛、法國和威爾遜總統準備簽約的消息後，懷著日後再作計較的希望，政府含糊其詞地作了讓步。然而，沒有證據表明學生們取得的一系列勝利只是騙騙人的。軍閥集團仍然大權在握，三名被解職官員的位置可能由那些同為親日派系的人來填補，從表面上看，一切好像跟過去沒什麼兩樣。政府以及外交事務方面都沒有發生預期的變革，從而為這場持續的學生運動的全部價值給出理由。 但是，軍閥派系的威信首次受到了沉重打擊——而威信正是東方政治學的首要特徵。消極的抵制最後肯定是失敗了，但它變成了一場發展國內工業的建設性運動——這場運動仍處在初級但能夠得到有效發展的階段。那種獨立於政府但最終能夠控制政府的組織，已顯示出其存在的可能性。很難對這一事實的意義作出評估，即這一新興的運動是由學生團體發動的，對學者表示崇敬在中國已成為傳統。在早先的日子裡，對這一階層保留的崇敬仍給予了知識分子。從西方的觀點來看，這無異於是由迷信造成的崇敬。然而，學生們第一次在政治中竟然起著一種組織的作用。在目前的危機中，超越於他們在組織公共輿論時所說所寫的東西的，是那種可在將來見到的經久不變的影響。這一運動的外在標識——除了叫賣國貨兼及講解愛國主義之外——現在已趨於消失。但是，全國的學生聯合會已經成立，並擬定了將來的明確計劃。如果不存在一種正向前推進的新的憲政運動，那麼，人們嘗試要做的事會令人大吃一驚，他們打算以拋開南北軍閥勢力的方式來謀取分離為南北兩地的民眾的統一。學生和商人的聯合已被證明如此有效，很難認為它只能成為一種記憶。在某些城市，它已擴展成「四團體（工、商、學、報界）聯合會」。人們正在努力把這個大規模的組織進一步推向全國。 或許外國的觀察家們會把處於被動觀望狀態的中國覺醒，看作是這場運動最值得珍視的成果。銳利的打擊使中國意識到無所依恃，必須展開自救。無論日本的報紙怎樣進行猛烈的攻擊，把這場運動說成是受外國人，特別是美國人唆使甚而金錢資助；其實，它完全是一場本土的運動，顯示出開明的中國能夠做些什麼，將來又會做些什麼。一段時間以來盛行的悲觀主義似乎破產了。人們以行動來說話，以他們的所作所為來說話。也許現在發生的是一場源自中國本身的自救運動，較之革命以來任何時候曾有過的運動，它顯得更為健康、更加有序。 即使這場運動不再會遇到什麼事，它作為使中國真正得到治理——當它在被治理的時候——的一種方式的展示，也是值得觀察和記錄下來的。所有美國的孩子都會聽人講授那些源於中國的許多「現代」發明物。然而，他們不會被教導說中國發明了作為控制公共事務手段的抵制、總罷工和行會組織。在當今的其他文明國家裡（俄國不在其列，因為它現在反對一切規則），不存在中國官方政府中那種如此蠻橫無理的因素；但其他國家也不會像中國在過去五六個星期中所經歷的那樣，如此快捷而平和地成就了道德和理智的力量。這表述著中國長期存在的矛盾。但在過去，這種用以進行根本控制的道德力量只是為了抗議和造反才被組織起來。當危機過去，這些力量又會分解為它們的各種要素。如果現存的組織為了建設性目的持久而又耐心地運用這些力量，那麼，1919年的5月4日將是標誌著新時代黎明的一天。這是一個開闊的「如果」，但就中國的未來迄今為止一直有賴中國自己這一點而言，它現在正取決於這個「如果」。 （馬迅 譯） * * * [1] 此文選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1卷，第156—160頁。 [2] 首次發表於《新共和》，第20期（1919年），第16—18頁。文章註明的發出地點和日期是北京，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