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心靈的轉化 · 我們應該像國家對國家那樣對待中國 [1] [2]

在近來研究與美國有關的東方問題的《調查》中，劉易斯·加內特（Lewis Gannet）先生披露了和蔣介石上將在廣州的對話。根據加內特的披露，中國的領導人說：「和憎恨日本相比，中國的文人更加憎恨美國……日本在最後的通牒中和我們交談，直率地說出它想要的特殊待遇——在中國的治外法權和關稅控制。我們理解，而且我們知道如何滿足它的要求。而美國人面帶笑容地接近我們，並且友好地和我們交談；但最後，你們的政府卻像日本一樣，對我們採取行動。而我們，因為你們的花言巧語而放鬆了警惕，卻不知道如何來應付這樣的言不由衷。」 我無從知道這樣的話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國人的觀點。在某種程度上，它們染上了廣州的地方情感的色彩，憎恨美國政府提供給北京政府的支持。然而，持有這種想法的是像蔣介石這樣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這一點意義重大。很可能大部分美國人，包括那些同情中國的人，會感到這樣的說法不公正，而且容易被激怒。我也認為這樣的說法不公正，但我引用它們不是為了反駁它們，而是為了說明國家在彼此理解時所面對的巨大的困難。我認為，美國人對中國的評價，以及對美國和中國關係的評價，一般來說是不公正的；但我同樣認為，除了公正之外，兩方都沒有任何其他的願望——忽視那些藉助誤傳有所收穫的人的例子。 我要引出的結論是，官方的和政府的關係應該是這樣的，以至於形成的誤解和不公正的話儘可能少地造成傷害。我承認在關於國家彼此的理解以及彼此尊重對方的文化等問題上經常說的話中的大道理。這都是正確的。但是，這樣的理解和尊重發展緩慢，而且在它發展到能夠仰仗它來調節國際關係的那個節點，還有很長的路。即使是同一個國家、同一種文化和傳統，甚至是同一個家庭中的人們，要恰當地理解彼此都有很大的困難，何況我們在理解彼此的方式上尚且不夠文明、不夠科學。我不相信，經過很長的時間後，美國的民眾將會像他們看待和感受自己那樣去看待東方人；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們要期待東方的民眾以我們評價自己的行為時所持的立場來評判我們。 在未來很長的時間裡，我們不得不面對人們之間在很大程度上的誤解，這麼說看起來有些殘酷。但我認為，坦白承認這個事實，可以提供一個安全和保護的衡量標準。它會降低當誤解被揭示出來或明朗時被激怒和憤怒的程度。尤其重要的是，正如已經提出來的那樣，它將會表明，重要的是如此引導公共政策，以至於當不可避免的誤解出現時，它們在力量上被削弱而不會導致嚴重的傷害。 正是由於我認為，當前美國政府在中國的政策容易引起產生惡行的誤解，才寧願看到這些政策發生變化。國家部門和外交官應該遵循傳統的政策，這是相當「自然」的。這些傳統的政策之一，即西方國家應該團結起來，尋求一個共同的對華政策，而不是每個國家獨立地實施其外交。我們很容易看到，從歷史的角度看，這個方法是如何發展起來的。外交的慣性，因循先例的願望，會感到進行任何新的嘗試都是有風險的；所有這些東西共同發揮作用，誘導美國的國家部門繼續和其他國家的外交機構連起手來應對中國。但是，我認為，這樣做加劇了中國和美國之間的誤解，同時賦予這些誤解產生實際的惡行的力量；而且阻止我們的國家部門積極地展現大部分美國人至少是被動的願望。因此，我反對這樣做。我認為，我們應該立刻像國家對國家那樣對待中國，而且要讓其他國家尋求類似獨立不依的道路。一種完全不干預的政策不一定顯得仁慈，但我不認為哪個國家當前足夠明智和足夠的好了，以至於可以基於對其他國家的利他主義和仁慈的假定而行動。直到情況有所改變，重要的事情就是彼此互不干涉，而且給每個國家一個處理自己事務的機會；而不管在我們看來，這樣的處理是如何的不充分和不能勝任。 我認為，我們當前的政策還有一種傾向，即阻止中國人坦誠地面對他們自己的境況。只要存在著不平等的條約，而且只要外國在政治上——或者伴有政治支持的經濟上——侵略中國的地盤，中國人就會把這個事實當作藉口來利用。它將會把自己對於自身事務的糟糕狀況的責任降到最低，而且會把所有的指責推給外國人。只有中國能擺平中國人自己的事務。在我看來，他們沒有傾注更多的精力和更大的堅持來處理這件事，其原因在於：只要我們參與到外交的聯手之中，他們就可以把外國的政策，包括美國的政策，當作一個藉口。在我看來，當前——我知道觀點是如何被誤解的——應該讓中國人引向他們自己的內部事務的思想和能量，在很大程度上被轉移到批評和指責外國人了。這很自然，我們都喜歡藉口和理由。但就其自身而言，美國應該取消所有的特權和單方面的關係，以便使中國人的注意力可以聚焦於改善他們自己的狀況。 我認為，我們的政府應該改變政策的另一個相當有分量的原因，是在可以看到某個特定的結果確定無疑遲早要發生的時候，預見到那個結果，並確保它早點出現，確保它帶有最少的困擾和惡行，這也是判斷力強的題中應有之意。不管怎樣，當前單方面的對華關係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有些人認為，這些單方面的關係可以不帶困擾，不會對中國造成任何傷害就可以被廢除。我不同意那些人的看法。隨著中國民族情感的日益高漲，這些罪行和困擾在我看來，與如果允許情況任其發展，直到中國出於自己的動機且不用與其他國家談判就廢止當前的條約和安排將會產生的惡行和困擾相比，就是微不足道的了。 （王巧貞 譯） * * * [1] 此文選自《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2卷，第152—154頁。 [2] 首次發表於《中國學生月刊》（Chinese Students ' Monthly ），第21期（1926年5月），第52—5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