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心靈的轉化 · 美國和遠東 [1] [2]

在中國發生大饑荒時，我正好在那裡。當時，北京有許多美國人在討論美國和中國的關係。其中有位商人抱怨，美國人為了工業和商業的目的在中國投資所遇到的巨大困難。他從如下的事實出發，即一個毫無疑問會為中國帶來收益的工程方案，由於包含一個禁止排放的回收利用項目，美國人拒絕投入資金而失敗了，雖然確定會有相當大的收益。他把這種控制和慈善家自願貢獻出來用於減少饑荒的受害者的資金數量作了對比。撥付的資金要比作為貸款被拒絕的資金多幾百萬元。他聲稱，不完全是以異想天開的方式，在美國要為中國提供資金方面的幫助，唯一的方式就是基於仁慈而非盈利，訴諸教會和具有博愛精神的人們。 我經常想，這位商人的評論以某種方式提供了兩國間深層關係的標誌。美國和中國之間當然有商業上的關係，而且其中某些是相當重要的。然而，這很難代表全部的情況。在真正的意義上，我們對中國的關切是父母般的，而非經濟上的。所有父母般的情感都是百感交集的：它們通常包含了經濟因素，希望對孩子們的後來有所幫助。然而，期待金錢上的收益，並不是父母情感的本質。 美國在中國最多的人力和資本的投資是在傳教、教育和慈善方面。習慣於大陸式方法的歐洲人，通常把帶著商業的和政治的目的而設計的這些發展規劃視為理所當然的。實際上，關於我們國家在遠東地區定下的方案所具有的遠見和精明，歐洲人經常表示稱讚。對於那些了解這些事件歷史的人來說，這樣的意蘊是荒唐的。然而，一種明確的態勢被製造出來了；我們和中國的關係，主要是文化上的。我們帶著思想和理想，帶著激情和渴望去那裡；我們為中國展現了一種特定類型的文化，以作為可以效仿的典範。就我們已經到那裡而言，我們像父母那樣，帶去了建議、教導以及案例和準則。像稱職的父母一樣，我們會以中國的方式把它們培育起來。所有這些，有著愜意的和慷慨的一面；然而，它也產生了一種情況，這種情況和危險交織在一起。 我們在外交和政治上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家長式的。從伯林蓋姆（Burlingame）時代以來，如果我們還有任何作用的話，那麼，我們一直是保護性的。開放國門的學說，堅持中國的領土完整的學說，和我們自己的利益肩並肩。為了教育的目的減少庚子賠款，人所共知。但海約翰在限制歐洲國家的主張和強行賠款上，毫無疑問，為中國提供了更大的幫助；就任何處在中國之外的、挽救中國免於分裂的人而言，海約翰正是其中的一個人。從積極的方面看，我們還沒有做到我們津津樂道的那麼多；但從消極方面看，通過不侵略，通過在可能的時候，只要不給自身帶來麻煩就盡力平息事態，我們已經扮演了家長的角色。 這一部分引起了不會總是得到滿足的期望。期望可能是不合理的，但是它們不被滿足可以引起失望和仇恨。今天，在中國，對我們的感情中有這種情況：感到我們引起了不切實際的希望，然而卻忽視了包含在其中的責任的履行。另一方面，父母很少讓自己不受下面這種觀念的影響，即感激應該歸於他們；沒有得到它們，很容易轉變成憤怒和反感。除非這個國家有著高於一般數量的父母的理解，否則，很快會指責中國不知感恩。 然而，更加嚴峻的危險源於中國正在迅速崛起這一事實。在情感上，如果不是在行之有效的行動中，它正在贏得大多數人。因此，它會越來越不滿於任何採取家長式的監護，即使是一種公開聲明的善意的保護。這種不滿的跡象已經很明顯了。如果他們表現出或者就他們必須提供的幫助，或者就他們的管理而言的優越感的話，那麼，使團甚至學校就不再受歡迎了。中國人感到，他們的新時代已經到來；而且外國人，即使那些懷有最善意目的的人，也必須使自己適應他們。任何時候，只要外國人的利益和他們不一致，他們就會隨意地把不良的動機怪罪於他們。在政治上，中國也不再想要任何外國人的保護了。如果這個國家不會減少對他們的司法和關稅的保護，那麼，我們過去做的事情很快就會被忘記了。 在許多家庭中，當處於照料和保護之下的青少年成長到足以宣誓他們的獨立時，就會有危機。在國家這個大家庭中，也是一樣的。很明顯，主要的責任在於成熟的和有經驗的國家。在接下來的十年中，我們很可能需要許多耐心、寬容、理解和善良的願望，把已經帶上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贊助人色彩的傳統家長式態度，轉變成對於和我們平等的文化的尊重和珍視的態度。如果我們不能成功地作出這種轉變，這個國家和整個遠東的關係將決定性地變得更糟。 （王巧貞 譯） * * * [1] 此文選自《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2卷，第141—143頁。 [2] 首次發表於《調查》（Survey ），第56期（1926年5月1日），第18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