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心靈的轉化 · 關於《四國條約》的幾點事後思考 [1] [2]

事後的思考往往會改變最初的印象。在先前寫給《巴爾的摩太陽報》的一封信中，我表達了一個信念，即認為《四國條約》的關鍵在於讓英國與日本體面地解散它們的同盟。稍微作了一番仔細回想之後，我確信，即使如此，第四個條款，在《四國條約》被批准生效時使這個同盟終止的條款，也不應該被引入。 我們國家的策略是要向英國人和日本人指出，這個同盟對我們與他們的友好關係所施加的惡劣影響，同時強調它的廢除是他們自己的事，要由他們視我們的良好關係的重要程度來決定。這樣就既不會有討價還價，也不會看上去像討價還價的樣子，因而也不會給參議院對它的批准帶來壓力。 把這一條款包括進來，暗示著我們的代表團像威爾遜總統在凡爾賽會議上那樣，有某種東西要出售，而為了把它推銷出去，願意給予優惠條件。要出售的這個東西，具體而言，是5∶5∶3的比例；而普遍來說，是海軍的縮編。後者對本屆政府來說，接近於一個政治上的必要；前者對我們代表們的聲望來說很重要，看上去似乎是一個外交上的勝利。但是，一定要討價還價嗎？ 冰冷的現實情況是：如果日本繼續推行它的海軍計劃，那麼，它就很可能崩潰。如果我們的代表團大膽而非謹小慎微，如果宣布無論如何美國都會進行削減，那麼，商界和公眾的壓力本來會迫使日本作出一個類似的削減。而且，美國與英國的金融關係看來似乎足以確保英國方面有一個類似的政策，只要英國能夠獲得我們將會裁減海軍軍備的保證。 此外，無論如何，英日同盟極有可能不得不解散，或者經歷大幅的調整。說我們為了確保得到某個本來可以不通過討價還價得到的東西而去進行討價還價，這種暗示由一個通過非常可靠的消息途徑而來的傳聞得到了確認。加藤上將起初願意接受5∶5∶3的比例，但是海軍專家們反對。後來，他們被英國專家告知：如果他們堅執不讓，那麼，美國會向他們讓出一個更大的份額。據可靠消息，日本海軍專家們告訴其他人，其提議得到了英國專家的肯定，並用這個事實來為他們的主張尋找正當的依據。 與此同時，媒體在日本國內宣傳造勢。這樣，如果代表們同意休斯的最初提議，那麼就要擔心他們在國內如何被接受了。加藤變得舉棋不定。這種事態毀掉了整個限制這件事。英國人就這樣間接地創造出一種境況，它給美國帶來壓力，要求它把加入《四國條約》作為確保5∶5∶3比例的一個條件。同時，日本國內的宣傳變得相當難以對付，尤其是因為有許多報道說我們在強迫日本接受我們的提議，從而一種敵對的感覺由此產生，這種感覺直達海軍縮編的道德效果這個根源。 另一點事後思考，是由條約公布的第二天，一位律師向我詢問的一句話引發的。他問，條約是否不僅僅特定地適用於日本。他提醒注意納入條約範圍內的「由 任何 太平洋 問題 而引發的爭端」這種用詞。這番詢問，關於這件事，給了我一個新的視野。撇開中國不談，日本如果不是與整個俄國，至少與遠東共和國之間遲早要出麻煩的。 在日本派代表出席而俄國被排除在外的情況下，我們是不是要在一次會議中推動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和調整呢？如果是這樣，那麼在我看來，這個事實本身就足以使參議院有正當理由拒絕這個條約，或者堅持對它設立一項保留：如果爭端涉及一個非締約國的國家，那麼，為了對其他國家公平起見，那個國家應當有權出席會議。 如果爭端涉及中國，這麼做，同樣會保護它，以及我們自身與它的良好關係。沒有哪個國家可以拒絕這一點而不暴露它本身的意圖。我仍然覺得，這個條約就展示美國對日本和菲律賓的懷疑、澳大利亞對日本的畏懼，以及日本在關島問題上對我們的畏懼來說，是有好處的。到目前為止，它有利於真正的和平。但是，搞一個名義上適用於島嶼所有權，實際上也特定地適用於日本的條約，並把日本可能與之發生嚴重衝突的兩個國家，即俄國和中國排除在外，這不是要取消英日同盟。它是要使我們成為它的一分子，當然，是在放棄為武裝援助作任何公開準備的條件下。 今天早晨，不止一份報紙正面肯定了這個條約把日本包括在內；過去，與國務院關係密切的一份報紙否認這種說法。這個問題太根本了，以至於不能留有任何外交所喜歡的那種模糊不清。如果留下任何含混之處，那麼很有可能會產生一種緊急狀況，美國將不會願意參與進來調整事態，去反對中國以及俄國。隨後我們就會遭人指責，說我們言而無信。最終，比現在暫時平息下去了的痛苦更多的痛苦將會被攪動起來。 值得注意的是，哈定總統並沒有立刻把這份條約送交參議院。這個忽略可能與一個事實有關，即正在談判的，與中國有關的《九國公約》還沒有敲定。 這意味著不能脫離一方來理解另一方。這也暗示著我們的代表們犯了一個錯誤，在一件事情尚不確定的情況下就在另一件事情上作出了承諾。因此，關於《四國條約》的最終判斷必須被保留。如果說加以毫無保留的譴責還為時過早的話，那麼加以贊同也為時過早。這兩個條約必須放在一起來評判。如果這個補充協定沒有消除目前這個條約中的那些不確定之處，並且如果它在其本身的解釋上又增添了額外的含混之處，那麼美國人應當做好準備來表達一種公眾意見，來影響我們的參議院，也影響其他國家的代表們。 已經作出的這個說路特的四個模糊的原則將成為進一步的條約之核心的通告是令人沮喪的。中國無法得到它應該享有或者它希望擁有的全部東西。但是美國不應成為把它犧牲掉的一方，即使只是在同意模糊的泛泛之言的程度上。這樣的泛泛之言，雖然它們消除了外交官之間的直接衝突，但是歸根到底，對世界和平永遠是一個威脅。每個國家都以自己的方式來解釋它們，並且指責其他國家言而無信。 人們也可以希望：新的條約不是在某個爭端實際發生之後才來召開一個會議，而是代之以一系列的一年一次或兩年一次的會議。還應該為民眾或國會出席這些會議做好準備。這個世界一定歡迎向公開外交如此程度的讓步。 為一系列定期會議所做的準備會給予中國某種未來的保障，以補償它沒能獲得現在要求的東西這種失敗。它將使各國在休會期間行為良好。它將避免不得不試著擺平或多或少已經是既成事實了的那些問題這種必然性，這種必然性對只有在衝突變得尖銳之後才召開的外交會議來說是致命的。它會消除博拉參（Senator Borah）參議員如此強烈提出的對《四國條約》的反對，這種反對意見認為，在目前的情況下，支持調整的一個正常承諾，實際上意味著以武力使其付諸實施的一個保證。它有利於避免以後的麻煩，而不是進行討價還價和在早就發生了的種種麻煩之上作出讓步。它代表了一條明智之道：既與其他國家合作，又不加入難纏的同盟。 （趙協真 譯 莫偉民 校） * * * [1] 此文選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3卷，第186—189頁。 [2] 首次發表於《巴爾的摩太陽報》，1921年1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