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心靈的轉化 · 會議和一個快樂的結局 [1] [2]

如果要讓美國民眾對這次會議形成一個清醒的公眾輿論，那麼，我們需要更多寫傷感文章的姐妹們而不是寫輕鬆文章的兄弟們來報道這次會議。有意維持遠東現狀的各個國家及其外交官們，通過對會議上的作為散布一種過分樂觀的氣氛，可以只占便宜不吃虧。別國外交官們對美國人的國民心理了如指掌。他們了解我們樂觀主義的情緒傾向，以及渴望感覺到我們在促進理想的世界福利中扮演著一個重要角色的這種心情。他們清楚，當所有事情都說過、做過之後，讓美國民眾相信在遠東問題上美國的各項政策已經勝出了，這對華盛頓政府而言，將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對政府來說，確保與海軍有關的這些結果，也是非常關鍵的。這些是別國外交官手中持有的最好的牌。美國公眾對這次會議上做出的每件事情都從最好的方面來看的這種傾向，是幫助一些最糟的事情發生或者至少讓某些可能的好事沒辦法做成的最可靠途徑之一。 在寫下這些話的時候，事情已經發展到了這樣一個地步，即現在重要得多的是指出什麼東西沒有被說到和做到，而不是已經說了什麼，因為前者決定著後者的意義。這個顯著的例外是軍備裁減的情況，其中有一些具體的統計學上的情況可加以追蹤，不是像關於遠東問題塞給公眾的泛泛之談那樣的東西。我提出三點，一點是對美國的，一點是對英國的，而另一點是對日本的，這些都值得加以關注。根據它們所得出的東西會成為《每日新聞》讀者的一個公平的檢驗標準，來看待華盛頓發表的那些公開聲明，並給他一個可以用來確定事情實際上在向哪個方向發展的手段。 迄今為止發生的每件事情，都帶有日本代表們依之行事的一般性指示的原始信息。這個信息是：日本會真心誠意地贊成軍備的裁減，只要裁減僅限于海軍，並且以一個公平的比例在三個強國之間分配；但是，也要儘可能阻止對遠東的各項政策的討論，而且如果某個行動威脅到這一點，那麼就一定要拖延它。人們還認為，它會強調中國的混亂狀態——好像它當然在某種程度上有權管一管似的——並且堅持主張，如果中國要做任何事情的話，需要列強之間在政治上的協調來對中國進行一個監管性質的控制，以確保事情的實施。 後一項策略的意圖很明顯。如果它被接受了，那麼，日本由於地理上的實際情況，必然會成為受列強委託管理中國的一方。如果它失敗了，那麼，日本可以把過錯推給其他國家，尤其是推給美國。實際上，它會說，在一如往常關於美國對中國的關心談論了很多之後，美國在碰到要做些事情的情況時，又像往常一樣沒能點到要害。不需要多聰明，就可以看出它的策略會把事情變得只有兩種選擇；一種，什麼事也不做，保留現狀，把所有相應的好處留給日本；另一種，逼出一個美國會加以拒絕的聯合行動計劃來。當然，這種策略並不排除中日關係無論如何要求的一些偶然的讓步，快樂而充滿希望的美國公眾則會把它們看成是美國政策的勝利。 加藤上將用他對休斯的各項提議的強力贊同，幫著造出了稀里糊塗的樂觀情緒之潮。對美國民眾而言，這被傳達為向美國的一個友好讓步，並且由此得到了那些長期以來被教導說日本總是一個軍國主義國家的人的接受，他們不知道它由於海軍開支的負擔承受著怎樣的壓力，也不知道在休斯提出的美國對削減的優厚條件下，多麼小的一支海軍就足以滿足日本的防衛性用途或者甚至是進攻性的用途了。也許，日本比它先前所希望的得到了更多。在這個事實中，沒有什麼好加以反對的。採納這個方案，既符合世界的利益，也符合日本的利益。有意思的是，公眾開始傳言日本要求8或至少7的比例來與10∶10相配，而不是3∶5∶5的比例。 認為這是遮掩某種真實意圖的一張面具，而日本沒有談到的東西比它大聲宣稱的東西更重要，這種假設並不是不值一提的懷疑。對日本來說，美國的公眾輿論在軍備問題上比在遠東問題上更加積極和消息靈通，這並不是秘密。對它來說，會議的軍備裁減這方面的成功與美國政府在政治上有一種巨大的利害關係，這也不是秘密。雖然美國對中國有善意的傾向，但是對於發生的事情並無特別相關的利益和嚴格的判斷，這也不是秘密。日本在適當的時間裡，有可能會不情願地對實質上要求於它的海軍軍備問題作出讓步，出於對它的好朋友美國的考慮，以及它對世界和平的考慮——適當的時間由關於中國的談判的狀況來決定。或者，它也許會變得強硬起來，危害軍備限制的成功，除非與中國有關的事情順著它的意思走。 關於白里安（Briand） [3] 以及法國對陸軍軍備的需求的滔滔不絕的談論，一定讓日本感到非常高興了，它實際上排除了軍隊裁員和廢除徵兵制的問題能夠得到考慮的任何機會。那些凡爾賽和會期間在日本的人，了解那件給公眾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事情。曾經一度有錯誤報道說徵兵制的廢除已經被決定了，在這個錯誤得到糾正之前，過去了幾天，在這短暫的一段時間裡，官方的驚愕程度和民眾的滿意程度簡直無法想像。日本人是一個非常愛國的民族，如果有人相信他們喜歡強制兵役制，那麼對這個錯誤報道的無數嘆息，就是他一生都忘不了的教訓。如果在法國人與日本人之間存在一種明確的理解，那麼，法國的立場就正好是日本要求法國採取的那個立場，如此一來，日本就可以卸下維護其徵兵制體系和龐大軍隊的重擔了。假如人們意識到這一點，那麼，配得上白里安的雄辯程度的那種美國式的樂觀主義情緒本來可能會減弱。 新聞業界的樂觀主義者們還報道說，英國在為美國關於中國的政策撐腰。同時，據報道說，它堅持保留英日同盟。有一份報紙的通欄標題說，「英國為中國和美國撐腰，但是堅持與日本的約定」。這像極了說英國想要白的而堅持黑的。「約定」意味著這個同盟，雖然可能的話，可以加以擴大，把美國包括進來；然而，只要關係到遠東的事情，這個同盟就正是位於英國作為一方而中國和美國作為另一方的兩方之間的那個東西。但是從所有的消息來源，即使是從遙遠的紐西蘭，在這個當口上傳來的都是關於繼續這個同盟必要性的報道，如果可能的話就拉上美國，如果必要也可以不算上我們。 詢問那個隱藏的目標是什麼，什麼是英國真正在追求的，這並不算對英國表示過度的懷疑。它足夠清楚地了解美國不會加入一個三方協定，即使外交家們同意了，參議院也不會對它加以批准——他們清楚，參議院和美國輿論一定會這麼做的。無論如何，一旦這個同盟重新恢復，加拿大會站出來反對這個雙方協定，英國輿論也會迅速地反對它，以至於外交部重新恢復它的力量變得不確定。對於這些，他們都不陌生。如果心意如此堅決，那麼，英國為什麼不在萬事俱備之時，在國內的反對意見比現在少得多的時候重新恢復它呢？這顯然是在談一筆交易，或者意在某個尚未得到公開的目標。它是不是要在一個關鍵時刻為日本的政策撐腰，因為美國拒絕參與那個唯一可行的安排呢？很可能不是，那麼是什麼呢？存在著一種創造出某種境況的渴望，這種境況會在某個方向上給美國帶來壓力。 至於美國為人所知的政策，關鍵問題是路特先生的四點是否意在承認中國的現狀。如果事態的繼續發展顯示這就是它們的主要意圖，那麼，我們可以肯定：政府為了在政治上、在美國民眾面前自保，願意以中國為代價來同日本和英國進行討價還價。這裡存在著一個隱秘的暗示，即通過這些路特原則對中國主權的承認，等於是加強了不利於它所有已經簽訂了的條約和承諾——因為否則，中國在它訂立條約的力量方面就不會是自主的！這個天才的發明值得那類具有法律頭腦的美國人去思考，他們已經發現，它是對美國勞動階層為了讓自己處於一個安全的自由地位可以做任何事情的那種自由的干涉。但是，用這種態度來解決遠東問題，這幾乎是難以想像的——很不幸，不是很有可能。 當然，為了將來而改善中國的條件，這算得上是一件事情。但是，由於過去已經做了的那些事情而正在運作的這些力量，不會因為列強在華盛頓召開的一次會議決定這樣那樣的事情要在以後做而停止運作。規劃將來的唯一一種成功的方式，就是通過處理如今存在著的這些情況。外交官們在白費心思畫方的圓和完成其他不可能的事。承認中國的現狀，並接著下決心說以後的事情應當以不同的方式來做，這是又一個這類外交奇蹟。 美國新聞界是不是打算滿足那部分要求每一部小說和戲劇都有一個快樂結局的美國公眾呢？還是它準備以停止把每一個舉動都宣稱為一個巨大的進步，把一個別國外交官的每條評論都宣稱為對美國的成功的稱讚，以及使美國人的驕傲膨脹起來的一個理由，從而冒著觸犯美國人的情緒與驕傲的風險呢？危險的東西是比較大的東西，因為我們的虛榮心在凡爾賽遭到了如此嚴重的打擊——一個與我們縮進自己的殼裡有密切關係的傷口。如今，我們又一次把頭伸了出來，尋求安慰和補償。有一些別國外交官擅長減輕我們的傷痛，而同時又在事實上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如果不過分傾向於把精力花在開心的喝彩上，我們才更有可能在華盛頓戲劇中獲得我們的心理習慣，以及受了傷的驕傲如此需要的那個「快樂的結局」。 （趙協真 譯 莫偉民 校） * * * [1] 此文選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3卷，第176—180頁。 [2] 首次發表於《新共和》，第29期（1921年），第37—39頁。 [3] 白里安（Aristide Briand，1862—1932），法國政治家，曾多次出任法國總理。——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