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心靈的轉化 · 華盛頓的各項議題 [1] [2]

Ⅰ.國際衝突的起因 想必每一個有著公正判斷力的人都會同意布雷斯福德（Brailsford）先生在《巴爾的摩太陽報》上的四篇文章的主要前提。除了同意之外，我們還要對他表達這些前提的方式給予不加限制的讚賞。如果其他討論這個主題的作者能找到他們對問題的坦率、良好的感覺以及通達的理解，那他們就會很幸運了。不過，人們可以同意布雷斯福德先生的主要前提，但對於接受他的主要結論，換言之，即英國與美國方面對各項金融活動的壟斷，則採取小心翼翼的態度。相應地，我將首先從美國的角度出發，重述一下與國際分歧的各種根由有關的這些前提，然後講述一些懷疑他的解決方案的理由。 有許多人反對在華盛頓引入對各項政策的討論。他們認為，如果將爭論限制於軍備問題，將會更好地達成重要的結果。但是，軍備問題首先是一個症狀、一個後果，雖然這又轉而成為各國之間進一步糾紛的一個起因。如果我們放著導致各國武裝起來並參與一場軍備競賽的那些力量和政策不管，那麼避免戰爭的努力就是徒勞的。目前需要加以關注的這些起因是什麼呢？ 首先，美國一直提議繼續海軍方面的擴張；作為上一場戰爭中的一個事件，它參與了這種擴張。這項提議，即美國應當建造一支與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相比如果不是更龐大，至少也應當相等規模的海軍，已經正式被提了出來。這對英國的驕傲和其傳統與安全感來說是一個震撼，因為它如此依賴遠洋交通，相反，美國則處在一個相對比較自足的地位。它對日本來說，也是一個挑釁。 其次，每一個國家對於自己的軍備都有防衛性的理由。但在現實中，每一個防衛性的舉動都是侵犯性的。每一個國家把自己武裝起來，都是因為某個別的國家為了保護自身受到威脅而武裝起來，這種金字塔式的堆積如此以往沒完沒了地繼續著。每一個國家在對鄰國舉動的判斷上都是正確的，而在對自己的判斷上都錯了。當一種懷疑、恐懼和厭惡的心理狀態符合劇烈的經濟競爭和已成傳統而不受人質疑的國家政策間衝突的時候，反對戰爭的道德界限就像布雷斯福德先生指出的那樣，很容易會被推到一邊去。沾親帶故的感覺，海內皆兄弟的情感，共同語言和習俗的傳承，都變得無用了。對日本的情況來說，不存在像我們與大不列顛的關係中那樣的共同祖先與文化的保障。雙方都存在一種種族偏見。 第三，作為大戰的一個結果，這三個拋棄了道德上甚至法理上界限的強國的力量都有所增強。從心理上來說，我們春風得意，我們已經成了一個強國，成了一股令人尊敬和畏懼的力量。從經濟上來說，我們已經從債務國變成了債權國，我們擁有可以輸出的資本，我們處於經濟擴張的過程之中，我們已經開始更新我們的商船了。我們需要商貿和銀行業方面的輸出，然而由於歐洲國家與日本在東方採取的政策，我們發現自己在那裡處於癱瘓狀態。因此，開放的門戶，我們的國際傳統的一部分，卻當著我們的面砰然關上。 這三個強國帶來一種危險的狀況，並由於我們過於相信自己和平而正當的意圖而變得更加危險。同時，如果我們需要新的輸出，那麼外貿對於因戰爭破壞而衰弱下去的其他國家恢復元氣來說，似乎是必要的。在舊有的環境下僅僅是惱人的那種競爭，如今在外國看來似乎是一種有意的粗暴對待，像是一個通過戰爭而富起來了的國家，以那些遭受痛苦的國家為代價來湊起更多的美金的一種渴望。 第四，在區分日本那些正當需要——或必需——與其在亞洲掠奪性的、侵略性的策略這一點上存在著困難，需要找到一種方法去滿足前者而又不助長後者。我相信，布雷斯福德先生並不像討論這一主題的許多作者那樣，而是一語中的。他說，日本的真正需要並不是取得領土從而把過剩的人口輸送到那裡，而是要求有保障的糧食、鋼鐵、煤炭以及（我應該加上）原油來使自身保持為一個強國，並緩解其人口增長的壓力。不管怎麼樣，問題都不簡單。它由於日本沒有耐性和超過合理限度的發展以及用來推動其過快發展的那些手段而變得困難得多。如今，日本有了關於自身和它在世界上的恰當地位的一幅心理圖景，這幅圖景對它本身或其他國家來說，都不是容易夠得上的。撇開經濟上的起因不談，這是助長衝突以及可能的戰爭的一個心理條件。日本一開始就對其他國家的公眾輿論高度敏感，並且發自內心地渴望得到它們的認可。 這個情況無疑是嚴重的，就像布雷斯福德先生描繪的那樣嚴重。然而，他提議的補救辦法，在我看來卻是有問題的。它是英國和美國為了以某種方式對中國各種資源進行聯合掠奪而採取的金融與商貿方面的辛迪加行為，這種方式會使日本對原材料和市場的需求得到承認；我認為，這是前者為了與後者相競爭而依靠的一種配給，在這場競爭中，日本占有近水樓台的優勢。 對這項舉措的反對，可以從兩方面來說。首先，它忽略了中國與俄國。我的意思不是說，它對中國提得很少，而對俄國則根本沒有提及；而是說它把中國過多地當成了一個承受者，過少地看作一個主動的有活力的力量。這一點將在下一篇文章中予以展開。俄國的情況看來是很明確的，它仍是亞洲大陸上的一個強國。在過去的一些時日中，它一直在中國的國際關係中發揮舉足輕重的力量，不僅影響著中國，而且影響著英國與日本的各項政策。 有人認為俄國會是一個可以長久忽略的因素嗎？如果不是這樣，那麼，代表著英國和美國的共同利益，在其中把它視為可以忽略的，這樣一個解決方案將會如何呢？ 僅僅確保門戶會保持開放，這樣當俄國的局勢穩定下來並且它的力量得到恢復之時就可以加入這個辛迪加，這是不夠的。誰知道它是否會在乎這個？俄國的發展可能會徑直遠離共產主義，儘管如此，俄國還是有可能成為對加入金融和經濟上的國際辛迪加深惡痛絕的一個國家。它倒是很可能有興趣來攪局，這樣就可以在中國確立它自己的影響了——沒錯，而且還有在亞洲的其他地方。 另一個方面的反對與我們自己有關。布雷斯福德先生認為，如今有可能進行一個國際聯合，這個聯合如果不是出於仁慈，至少是出於公正而行事；從其自身利益來說，它會是很精明的。我在實際情況中沒看到什麼可以支持這個假定，雖然我很願意相信它。任何一個有可行性的聯合，在眼下都很可能是這樣一種聯合，即它會使我們陷入歐洲政治與金融在中國的壞傳統，這會激發和鞏固如今意欲在我們中間建立起經濟帝國主義的一切力量。布雷斯福德先生如果不是對我們的意圖，至少也是對我們的智慧和能力，有過分樂觀的想法。引導我們遠離誘惑並且拯救我們脫離罪惡，對國家來說和對個人一樣，都是一句很好的祈禱詞。布雷斯福德先生的補救辦法暗示的不是以毒攻毒的方法，而是讓人吞下大量毒藥的方法。讓各種競爭性的關切合作成為一種單純的信任，或許能減少參與其中的一些企業互相之間的敵意。但是，它無法保證公平地對待第三方，並且可能降低參與合作的利益方中的一個或者多個標準。 我不願通過無緣無故揭英國人之短來使一種已經很危險的反英情緒增加哪怕是一點點，但任何現實的討論都促使我們注意到，長期以來，英國在遠東已經有了一項政策、一項既涉及英國的大銀行也與外交部有關的政策。傳統沒辦法一下子丟掉，人事和以往確立的習慣沒辦法斷然變更。一個自由派的英國人，可以比一個美國人更好地說明，把外國事務留給外交部處理是否甚至對正宗的自由主義者來說也是根深蒂固的習慣，以及在對待經濟欠發達的弱國方面，英國金融和商貿以現有方式捲入，是否鼓勵人們相信可能會發生一個突然的變化。美國的激進人士已經認為，這次會議的結果將是美國的巨額融資（high finance）與英國的巨額融資的一個聯合，如果不說這是它的目標的話。這種觀點是極端的，但是事實擺在那裡，布雷斯福德先生提議的補救辦法，儘管他為其施加了保障，還是會讓這種危險越來越接近。布雷斯福德先生認為，美國「不信任金融活動中集體的、合作的行為」，把它視為是華盛頓的正確解決方案的一個障礙。對美國的自由派人士來說，它顯得像是一個保障，像是阻止我們駛上經濟帝國主義的高速公路的一個保護。在國內事務中，金融沒有表現出這種不信任。我們對政府與政治道德產生的作用過於警惕，以至不願看到金融活動中集體的、合作的行為付諸國際政治。 Ⅱ.英日同盟與美國 就在我撰寫這些文章的時候，出版社出版了對正在香港的諾斯克利夫（Northcliffe）爵士的一篇專訪，他是在訪問日本與中國歸來後接受採訪的。在這篇專訪中，他明確反對在他自己的國家與日本之間恢復同盟關係。他說，這已經成了他的祖國與美國之間良好關係的一個致命威脅；它對於華盛頓方面關於遠東政策的實施以及裁減軍備的推行，強加了一個不公平的障礙；它受到了在東方的英國人輿論的普遍反對。諾斯克利夫的這種態度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因為《倫敦泰晤士報》（London Times ）在過去一直是這個同盟的堅定支持者，理由是它保護英國的利益，並有助於保持遠東和平、門戶開放以及中國的領土完整。無論人們對諾斯克利夫的影響力持何種看法，都沒有人會否認他那狡黠的機會主義和他對當前輿論的敏銳感覺。 歸於倫敦記者名下的這些論斷，對遠東的人關於同盟的輿論狀態作了過於輕描淡寫的描述。身在太平洋彼岸的所有中國人和絕大多數美國人都堅信，這個同盟首先是針對中國其次是針對美國的。中國人的圈子認為，同盟的後果是把英國包括進目前針對日本而存在的這種苦澀情緒的對象之列，它被視為征服一個弱國這樁罪行中的一個從犯。在大英帝國議會（Imperial Conference）召開期間，每個在中國的機構都向倫敦送去消息，描述中國人認為同盟將是一個針對中國的敵對行為這種一致的感覺；許多人威脅說，如果這個同盟被恢復了，那麼就要發起一場抵制英國貨物與船運的運動。說這個同盟意在保持中國的領土完整的這些聲言（比如像開頭提到的那些），被視為任性荒唐的偽善而遭人鄙棄。 在東方的美國人目前的感覺是一種迷茫的惱怒和激憤。日本願意有這個同盟這一事實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而且除了作為日本更大侵略行為的一個部分之外，也沒有受到什麼憎恨。但是，人們經常問道，為什麼英國願意去加強日本的力量呢？既然德國已被排除在海軍方面和具有侵略性的強國之外，俄國也不再是一個威脅了，那麼，它的動機是什麼呢？無法找到任何可以理解的動機，在此定居的英國人和美國人中間普遍存在著一種感覺，覺得這個同盟損害英國的商業利益，這種感覺導向一個結論。在英國眼中，美國已經坐上了先前由俄國占據著的那個位置：英國的對手的位置。因此，正如老的同盟是針對俄國與德國一樣，這次恢復在同等程度上是針對美國的一個進攻和防禦的結合。 接下來，還存在著這樣的普遍信念，認為這個同盟是一個愚蠢的政策。它是對美國的一個直接挑戰，而它加給日本的力量很可能到時候會轉而被用於針對英國。假使日本從根本上控制住了中國的自然資源，並且有無限的人力為了戰爭工業和作為士兵而進行訓練，那麼英國在遠東，尤其在印度擁有的東西的前景將會怎樣呢？泛亞細亞主義在日本是一種大眾說教；而如果日本不曾完全疏遠中國輿論的話，它或許已經在中國盛行了。而泛亞細亞主義對英國於亞洲的任何一個部分的控制來說，都是致命的一種說教。 即使是現在，在中國的、日本人所有的那些報紙還進行著一種經常性反對他們盟友的宣傳，僅次於為反對美國而進行的宣傳。有謠言說，印度的國家主義者與革命派人士在日本有一個安全的避難所和一個供應基地。在日本的擴張主義者中間，再沒有比描繪英國在中國的勢力範圍以及英國在西藏的侵略性政策的那些作品更加風行的著作了。儘管如此，在同盟的外表之下，日本還是在不斷地侵占著過去一直被稱為英國主要勢力範圍的地方——長江流域。我以前還從來沒聽說過日本對於長江流域的煤炭和鋼鐵的控制份額，估計在資源總量的60%以下。 當一個人從中國來到西方的時候，評判的眼界就改變了。在日本，對美國人友好的英國人指出，這個同盟減輕了英國在遠東地區維持龐大的海軍與陸軍編制的必要性，眼下這個規模對它來說已經難以為繼；它使英國得以把注意力更加專心不二地投到國內與歐洲面臨的那些嚴重問題上，並且在印度給了英國一種保護，防止日本軍部與印度的革命派結成同盟。當一個人到了美國，他會發現對這個事實的更多強調，即這個同盟使英國能夠對日本的侵略傾向施加限制；廢除這個同盟，會給日本、一個「驕傲而敏感的民族」如此的冒犯，以至於增強那裡的軍國主義派別的力量和影響力，並因而使一場全面戰爭之火更加逼近。總之，在維持一個同盟只不過比在合作者不再有直接用處時把它一腳踢開好一些的情況下，人們覺得繼續維持它不像是一件正大光明的事情。 我毫不懷疑這些事情在其中有關係，在中國，人們普遍地認為，這個同盟直接針對的是美國海軍實力、政治威望和金融影響的增長預期；而我認為，這種觀點是片面的。但是，這後一種感覺存在著，而且正在美國蔓延。布雷斯福德先生指出了這種危險，即它會不斷地增長，直到英國與美國的關係變得類似德國與英國在大戰爆發時的關係那樣為止。 出於坦誠，我們不得不說，儘管在遠東的美國人與英國人之間有著個人的友好關係，但是國家層面的感覺已經變得緊張了。沒有必要試圖去加以責備。英國人對在遠東的聲望、領導地位的感覺，由於美國聲望的迅速上升而受到了傷害。存在著這樣一種與日俱增的感覺，覺得美國有朝一日會成為英國的嚴重威脅。 人們從英國人的評論中，有時會得出這樣的印象，覺得似乎是我們從凡爾賽體系中擄走了物質與領土的好處。假如，比方說，美國的肥皂和盥洗用品在東方市場上擠掉了英國貨，那麼，這種印象看來就不像是個嚴重問題。但是，外貿的不足對國內工業生產所產生的反作用現在是如此迫近，以至於一個富有同情的想像力的美國人能夠體會英國人的感覺，覺得貿易的擴張對美國而言是件難以奢求的事情；而對英國來說，它的縮減則可以被嚴重地視為對其而言的一場生死攸關的鬥爭。目前的處境充滿了誘發惡感的各種偶然機緣。隨著遠東貿易中美國工業與金融利益的增長，這些誘因會越來越廣泛地從遠東傳播到他們本國。 這些增強了布雷斯福德先生的確信，認為如果要以一種同時既滿足日本對原材料的正當要求，又減少英國與美國之間在遠東地區的激烈商業競爭所帶來的衝突的方式恢復這個同盟，那麼，太平洋會議的結果應當會使它的恢復在實際上成為不可能。 但是，除了被提出來作為解決方法的英國與美國對鐵路與礦業經營的辛迪加之外，還有其他選擇。對商船自由航海權（freedom of the seas）的提及，自從威爾遜總統如此徹底地將它遺忘之後，幾乎成了一個禁忌。但是，英國輿論似乎並不把即使在對協約國持友好態度的人中間也存在的巨大憤怒放在眼裡，這種憤怒是由於意識到我們在戰爭的頭幾年受制於英國的海上霸權而產生的。 我們的船隊甚至無法與南美洲的那些中立國家進行貿易，除非它們已經取得實際上是英國當局的授權，這是隨著英國的海外租借地以及其對貿易線路和供煤站的掌握規模而得到鞏固的一個必然結果，這不僅僅是一個不方便的問題。這個問題及其他類似的事情比起對海上實力本身的渴望來，與支持擁有一支龐大海軍的情緒關係更加密切。 布雷斯福德先生本人已經說明，美國在戰爭情況下對日本的封鎖會很容易使英國倒向日本一邊。我們可以補充說，實際上，對日本的成功封鎖最終會包括對上海及其與英國有關的商貿的封鎖。類似地，在相當不同於實際狀況的情況下，英國對公海和中立國之間交通的掌握或許已經使我們在上一場戰爭中加入了反對英國的一方。撇開對辛迪加作為一個補救措施的那些具體反對不談，可以肯定的是它並未命中布雷斯福德先生指出的那些困難的根源。 它過於膚淺了。戰時以及和平時期的貿易自由這個問題早晚都得面對。太平洋會議召開得正是時候。它涉及對貿易線路和供煤站專門控制的整個問題。不幸的是，這個問題由於英國外交的立場一直與美國相反而變得複雜了；而現在我們進入了這樣一個境地，在其中，我們發現，放棄自己原來的觀點並採取英國原來的立場比較好。任何一個想要誠實而徹底地對待導致戰爭的軍備競賽背後的那些政策的人，都必須處理這個問題。 Ⅲ.中國的利益 中國與這次會議以及戰爭的可能性之間的關係，是一種獨特的關係。無論哪一方都承認，它是風暴的中心。然而，它的參與是被動的，不是主動的。它是由於激起了其他國家的貪慾，而不是由於自身的所作所為而造成麻煩的。儘管如此，無論它是什麼以及更重要的它不是什麼，內部的混亂與無能都仍必須算作使它成為其他國家誘餌的一個因素。 這麼說吧，存在著三個中國。有在其他國家之間引發衝突與對抗的中國，即就國際關係而言的中國。有就國內事務而言的中國，在管理上混亂、分散，幫派林立，政府腐敗嚴重。還有中國人的中國，人口眾多，堅忍，勤勞，用非政治的方法治理著自身，牢固，超過西方人想像力限度的持久和穩定，是過去的和中國轉變時可能的未來真正的中國。 就反對把鐵路與礦產的國際合作經營作為眼前困難的一個解決方法，因為它把中國視為承受者而不是主動的有活力的力量而言，我想到的是第二和第三個中國。布雷斯福德先生指的，顯然是第一個中國。他規定在制定出的協定中，它「一定要是一個主動而自願的參與者」；中國銀行家們必須在這個辛迪加中算上一分子；它必須保留在政治上對其鐵路的控制；要為最終的經濟所有權與控制權的歸還作準備；必須設立一個仲裁法庭，以使中國藉以對抗聯合了的國際金融的「強力」。布雷斯福德先生對於中國在其國際關係的確立中應該享有的部分，絲毫沒有忽略。 那麼，為什麼要反對他的方案呢？這是因為，程式化地簡要地來說，中國最糟糕的東西，即它的政治與行政狀況，使中國不可能成為一個主動而自願的參與者；而中國的好東西，它向它可能並應當成為的樣子的轉變，讓人——首先，從它自身來說，然後從這個世界來說——不想使它成為一個被動和被迫的參與者。中國的利益在於讓它有一個機會去發展，並以它自己的方式去發展。據我判斷，這也是世界和平的利益所在，因為任何由其他手段確保的和平都是一個暫時的休止，它只能延後一個最終的爆發。 中國目前的國內局勢使它作為一個主動而自願的參與者加入一個國際協定的表述，成為一種沒有意義的東西。它與事實相去的距離，和過去關於其領土與行政上完整的那些套話一樣遙遠。就像那些套話一樣，當實際地面對現實狀況的時候，它就成了一種文字形式。存在著這樣一種危險，就像那些套話一樣，它會成為外交機構用來安慰自己的良心並欺騙他們的百姓的一個手段；而與此同時，有損於中國並且最終會在各個國家之間製造出新的衝突根源的各種掠奪行徑還在繼續著。 在中國不存在一個能夠代表國家說話的「政府」，沒有能夠具有管轄權的「政府」，也沒有能夠有能力執行提出來的協定中的各項條件的「政府」。這些只有通過外國對中國國內事務的不斷干預，才能得到實行。中國人，尤其是那些參與政治生活、與外國人打交道的人，願意呈現出目前狀況中可能最好的那些事實，這是很自然的。但是，忽略這樣一個事實對中國來說並不好，這就是目前得到外國列強承認的這個政府只不過是個空殼，它的管轄權幾乎延伸不到北京城牆外面。它缺乏受過教育的階層以及商人階層的信任和支持，缺乏除了那些政治銀行家之外的一切銀行家的信任和支持，而那些政治銀行家一直在從它的腐敗與無能的狀態中撈取好處。它主要由一些自立山頭的地方軍事首領和將軍們統治著。 這並不是說外國列強應當承認另一個「政府」，比如廣州政府之類的，並與之打交道。眼下，後者比較像樣和進步一些。但是，它的主動管轄權幾乎難以延伸到兩個省份之外。由距離和無知而產生的虛構，讓許多美國人認為中國的動盪局面僅僅是由北方和南方之間的衝突引起的。這種衝突對中國的重要性被無限誇大了。事實是：在整個中國範圍內存在著一種雙重的衝突，它獨立於北方和南方之間的衝突，其一是許多地方軍事首領為了增加力量與收入而進行的派系鬥爭。這導致為了兵員而花費的巨額非生產性開支、行政管理的低效、對教育的忽視，以及對正常商業發展的不斷干預。因為，如今正當的工業企業只不過是政府貪污與掠奪的一個誘惑罷了。 另一個近在眼前的衝突，是受過啟蒙的階層——教師、學生、比較有遠見的商人、銀行家、鐵桿共和派人士——針對現政府的衝突，既是國家層面的，又是地方層面的。這個動向如今在對地方自治與地方自主的渴望中找到了表達方式。這是一場建立在對一個事實的承認之上的運動，這個事實是：1911年的革命流產了，當時建立起來的那個共和國如今變成了一個虛名，就政治管理而論——雖然不是就社會事務與思想狀態而論——這個國家如今比處於滿清統治之下時更糟。它的目標是把這場名義上的革命變成一個事實。在1911年，人們抱有的那些希望的破滅使這一點更加明確了，即這場轉變將無法在一天之內或數年之內完成。 這種狀況使中國不可能作為一個主動的參與者，加入任何為了對它進行經濟掠奪而提出來的國際協定。中國在名義上給予認可的任何協定，都會牽涉到對中國國內政治的經常干涉。這種協定會要求對它的各種事務進行不斷加強的掌控，在一個危機出現時，沒有外國士兵到場，這個掌控就無法發揮作用。而算起來，日本是唯一一個鄰近到能在短時間內派出大量士兵的國家，而且是其國民對武裝干涉中國的反對聲最小的國家。此外，在這種情形下，日本還會如同獲得加入涉及對中國的經濟利益進行國際管理的協定的那些列強授權的一個代理人那樣行事。 如果補充說，這樣一種安排會從內部阻礙中國正常的政治發展，在除了理想主義者之外的任何人看來，這也許是一個離題過遠的看法。但是，它也涉及美國的自身利益。如果在中國目前的狀況下，美國加入任何一個對中國進行國際掠奪的安排，那麼，後果將會毀掉美國在中國的最大資產——中國人的善意。未來無法預測。但是在特定情況下，這個做法也許最終會把中國推入一種日本人的泛亞細亞主義的懷抱，尤其是如果日本比過去表現得更加善解人意的話。在其他情況下，它也許會創造出實質上是與復興了的俄國，或者與俄國和德國形成一個攻守同盟的東西。 說這種安排會阻礙與扭曲中國正常的經濟發展，同樣是一種不著邊際的看法。至今為止，中國一直在拒斥西方工業體系的迅速引入。對大多數人來說，這像是愚蠢保守的惰性的一個表現。對一些人來說，這像是反對把人們還沒有學會加以控制並且已經引起人對人的壓榨、帶來各階層間尖銳衝突的各種力量引入的一種明確直覺的表達。受過教育的中國人，對工業主義的危險具有一種一致而鮮活的感覺。從一種模糊的倫理意義上來說，他們幾乎要成為社會主義者了。如果允許中國人去完成他們自己的經濟目標，那麼可以想像，他們會設計出一種比如今困擾著西方國家的那個方案更好的方案。中國的煤炭和鋼鐵自然資源被嚴重地誇大了，它眾多而勤勞的勞動人口的能力以及對低生活水準的適應被低估了。誰敢冒促使中國工業化腳步加快的風險，誰就是一個魯莽得無可救藥的人。 對提出來的這個方案有一種實際而具體的反對意見。有人提議，不同的國家按比例提供這個辛迪加的資金。目前，哪些國家有條件這樣做呢？現有的銀行團被作為正確方向上的一個開始。到目前為止，銀行團一直給中國帶來好處，而不是壞處，除了對日本在滿洲的特權默許保留之外。但是，迄今為止，它的作用一直是否定性和防止性的。它阻止了國家壟斷貸款。它沒能以一種比較積極的方式發揮作用的原因之一，是英國與歐洲國家無法拿出資金，這種無能為力是戰爭的後果。它們不想看到美國和日本成為向中國提供資金的主動方。根據同一個普遍性質作一個引申，實際上會得出這樣的看法：美國與日本將成為分攤給其他國家資金的主要提供者。因此，這個方案結果會使這兩個國家成為中國經濟的主導。這樣一種安排，不像是能減少國際衝突的樣子。 Ⅳ.建議措施 前面幾篇文章僅止於說明在遠東製造的國際衝突的一些情況。到目前為止，得出的結論主要是否定性的。一方面，是發展緩慢、剛剛開始社會與政治轉型的中國。另一方面，在日本與美國之間有著尖銳而緊迫的利益衝突，而在英國與美國之間則存在著一些比較長遠的困難。有沒有可能找到一些措施，既能保障中國緩慢但正常的獨立發展，又能消除其他國家之間分歧的根由呢？在我看來，這明確了華盛頓的基本問題所在。解決辦法是不容易得到的。它幾乎讓人想起了，當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遇到一個無法逾越的障礙時，將會發生什麼這個老問題。 目前，本文作者並沒有現成的解決辦法可以提供。但是，看起來確實有可能為理順問題指出有助益的路向。關於遠東的這些問題，其他國家會合作採取行動，這是一個必然。但是，在針對中國的外國列強合作與相互之間針對對方的列強合作之間，有著很大的不同。應該尋找這樣一個解決辦法，它對中國的國際監管與控制保持在最低限度，而對各個國家單獨針對中國的行為則實行最大限度上可行的國際監管與控制。讓我們在試著對中國進行一種國際調整之前，先互相對對方進行這樣一個調整吧。 在我看來，這是著手處理把對中國——以及西伯利亞——的公平與其他國家之間衝突的減少結合起來的第一個方案。這個總方案以這樣一種方式具體轉換如下：這次會議應當為遠東事務設立一個常設的國際委員會。為了確保對外國在中國活動的適當監管而又不過分介入中國本身，會議應當確立一個規章來主導委員會的行動。這個規章應該包括下面這些要點： 1.所有的壟斷與壟斷合同都應當被絕對禁止。要說清過去一直在其他國家之間引發衝突並限制中國行動自由的那些壟斷合同的歷史，需要的篇幅會超過這些文章的長度。各國應當同意，在公用事業與公共財產方面，與中國有關的每一份合同都應提交給這個委員會，這不是為了確認而是為了駁回，如果它隱含著任何壟斷特徵的話。 2.所有贊成設立這個委員會的國家都應當同意，把一切現有的、涉及中國政府的政府行為的合同，不管是國家層面上的，還是地方層面上的，都提交給這個委員會。如果不是立即廢除，他們至少應當同意逐步廢除這些合同中規定的一切壟斷，雖說當然並不一定要拋棄已經在著手進行的一些具體事項。 3.給中國政府的一切貸款，只要有可能使中國的資金偏離到那些非生產性的目的上，那麼不管是國家層面的還是地方層面的都應予以禁止，包括那些所謂的行政貸款。在建造港口、建設鐵路、開掘礦藏之類的工作在實際進行的情況下，加入這個協定的任何一個國家發放的貸款都應當設立一個可供支取的貸方。 為什麼中國在過去給予了如此多的特許權，並且拿如此多的資源作交易呢？不完全是因為外國的壓力，內部的腐敗無能也起了一定的作用。通常的程序是這樣的：某一群中國官員需要錢，部分是為了政府結算，部分是為了中飽私囊。某個有銀行關係的外國方面提出給予數百萬元的貸款，只要他們能得到一個壟斷特許權，或者只要中國會購買一些材料、無線電設備、飛機，或者這個外國方面想要處理掉的無論什麼東西。然而，這筆貸款並不是為了特定的交易而以一個信貸形式發放的。它經常是用來償付眼前的債務，而且被亂用在「行政」上，大多數情況下是短缺的。當到期時，它就相應地成為要重複相同的過程來面對的另一筆債務。如果這次會議能採取步驟來杜絕今後此類操作的發生，那麼，它將造福於中國，而且會消除出借國之間衝突的根源。 4.這個委員會應當作出一種誠懇的努力來列出中國的所有義務，包括各項賠款，它們是明確的、附有相關條目的充足信息。隨後，應當來看看在合夥經營與退還的方向上可以做些什麼。在眼下，北京方面自身實際上完全不可能弄清中國的負債與收入是什麼，尤其是那些國內項目。中國避免破產以及履行它的國際義務的能力是如此巨大，以至於持有中國保證的那些外國應當得到授權確保一個明確的審計和公告體系，作為用於任何目的的任何更多外國貸款的一個先決條件。 這牽涉到對中國行政方面的財政的某種監管，正如我們的第三條措施要求從技術上通過審計，對貸方的支出設立一個監管。但是，它是一個對與政治干預無涉的一些特定目的的監管，並且符合對中國的公共資金進行比較誠實而精明的管理這個意圖。這樣，擺脫了伴隨著目前方法的所有那些干預，它會受到明智的中國人的歡迎。 5.應當為無論國家還是地方上要著手進行的公共事宜的公布以及公開投標留出空間。近來，中國需要一些蒸汽機以供唯一一條完全在中國人的指導下並且完全由中國人管理建造的鐵路之用。需求被公布了出來，並舉行了自由的國際投標。結果，一個比利時企業取得了大部分蒸汽機的合同，而一個美國企業取得了剩下的部分。如果這次實踐能得到推廣，並對一切供貨交易都成為強制性的——與各種壟斷以及「優先權」的廢除相聯繫——那麼，它會自動取消如今造成國際衝突並使中國的腐敗加劇的那些金融活動中的許多。 6.已經存在著的這個銀行團應成為委員會在資金方面的一個核心。但是，它應該擺脫各種壟斷特徵，擺脫局限於四個強國以及從這四個國家的銀行團中進行選擇的局限。它還應當公開地與相關國家政府的權威代表們聯繫。 如今，在銀行團的銀行家們和他們各自的政府之間，存在著一種潛伏的、經過偽裝的同盟關係。它應當被公開化，以使銀行家們的活動具有政治上的責任和公開性。直到目前為止，銀行團一直沒有被中國政府承認，主要是因為這個政府想要得到銀行團不會發放的那種非生產性的行政貸款。但是，它的存在一直是阻止僅僅意在把中國的各種資源進一步挖過來的那些貸款的主要因素。 然而，中國為了防止它自己官員的無能——以及貪婪——而維持一個銀行團的開支，幾乎很難無限地跟上。各國政府應當確定他們承擔的開支份額。這樣，銀行團或許就能在一個小的方面像一個國際辛迪加那樣運作，至少直到經過檢驗之前，一直把其本身局限於諸如鐵路支線以及那些沒有戰略上或政治上的重要性的小項目上面。 7.這次會議應當採取一些將會以讓中國恢復對其外國關稅的控制為結果的步驟。外國對中國海關的控制之所以被確立起來，是因為外債和賠款。這看起來是唯一的一種方式——也許它過去確實是唯一的方式，外國藉此可以得到償還貸款和償付賠款的保證。但是，作為由一系列條約加強了的一個結果，中國如今無法調整它在出口方面的關稅。不僅如此，而且其他國家對任何一個變更都要求全體無異議。任何一個單獨的國家如今都可以阻止關稅提高，它過去曾被武斷地固定在5%，現在沒有超過7.5%。中國無法通過海關收入來增加它的國家收入，這是它不斷求助於外國貸款的原因之一。這次會議應當通過一致行動以及通過對拒不服從的國家施加道德或經濟壓力來糾正這種嚴重的弊病。 這個方案會遇到兩種相反的反對意見。它會被視為過於溫和，無法發揮建設性的清理作用。它也會被視為走得過遠，沒有實際可行性，包含對外國，尤其是對日本既得利益的過多放棄。因為這個方案隱含著對它在中國的各種「特殊」利益要求的一個放棄。 由於篇幅限制，這裡無法論證整個問題。但是可以指出，根據這些或類似的其他具體建議採取的行動，是檢驗極力宣稱他們對和平的至高希望的那些國家的誠意的一個辦法。日本的經濟利益，無論與其政治利益的關係如何，都在於與中國民眾建立起良好的關係。 目前，日本的實業家們聲稱，因為地方官吏的腐敗，他們不得不採取一些他們覺得最好不要用的行為，比如控制原材料等等。把整個貿易狀況擺到桌面上來看，就可以知道它有近水樓台的優勢；並且，沒有必要採取占有原材料的方式，因為那將會以激怒和疏遠中國人並使日本成為世界上其餘國家的一個懷疑對象為代價。 美國也應當在確保日本獲得為了工業目的之用的直接原油供應這件事上助一臂之力，即使那意味著牽涉到墨西哥。需要牢記的一點是：不同於特許權持有者和銀行家的小團體的利潤，商人和實業家的普遍利益完全依賴於中國人購買力的增長。就目前的狀況而言，中國不是一個良好的市場；不值得為了它大費周章。給它一個機會，讓它去發展自身，那麼，它就會變成一個正常的、和平貿易的巨大市場，日本在其中具有許多天然的優勢。 中國問題的根本在於時間，再怎麼頻繁地強調這一點也不會過分。西方與日本過於匆匆忙忙了。戰爭使不耐煩的情緒一直加劇，直到讓整個世界幾乎因遠東而處於一種歇斯底里的狀態為止。像我提出的這樣的措施，即使它們主要是否定性的，也能確保一個緩衝餘地。在這段時間內，這個世界可以從對它的神經的刺激中恢復過來並重新獲得清醒。會有更多的機會使進一步的必要措施浮現出來，而且是以一種正常的方式。停止對中國的瓜分和從外部對它的各種資源的挖取；停止戰艦的建造，這樣，遠東的各種問題將會逐漸地在一個適當的視域內呈現出來。那麼，這個世界能夠回頭笑看它在1921年對太平洋地區的各種問題的警覺狀態的時日就不會遠了。如果無法做到這些事，那麼微小的衝突原因將會繼續積累，人們目前害怕的各種事情將會成為現實。在這場大災難之後，人們會認識到：相對於犯下的罪惡來說，有關的利益實際上是多麼微乎其微，以及適量的預見和善意本來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防止這場災難。 （趙協真 譯 莫偉民 校） * * * [1] 此文選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3卷，第150—164頁。 [2] 最初以四篇文章的形式分別發表於《巴爾的摩太陽報》，1921年11月14日；1921年11月15日；1921年11月16日；1921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