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心靈的轉化 · 美國在岔路口 [1] [2]

Ⅰ. 美國在中國以及對中國政策的實際情況，在以後會比過去任何時候受到更嚴格的檢驗。日本報紙充斥著對太平洋會議上任何質詢日本意圖的抗議。假如美國報紙滿是這樣的警告就好了：就其友好的表示背後的誠意和明智的善意來說，美國 正在 這次會議上受到考驗。世界不會止於「太平洋會議」。無論這次會議怎麼重要，都無法阻止未來的發展；而美國將繼續經受考驗，直到它通過其行為確立一個持久而明確的態度為止。這是因為，即使在這次會議上，列強能夠達成一個一致的聯合來支持中國對自由政治與經濟發展的正當願望，從而挫敗悲觀主義者的擔憂，實際情況也無法用哪個公式或哪一套外交協定來囊括。 但是，這個會議是更為廣泛的局面的一個象徵；而它作沒作出決議，以及作出什麼樣的決議，會成為後續事件的決定中一個值得考慮的因素。有時候，人們不得不再次使用一種陳舊的論調，我們確實是處在一個岔路口；即使我們想要走老路，也還是會有一個岔路口，因為比起過去指引我們行為的那些目標和知識來，除非我們受到一個明確得多的目標和對事態一種更加廣泛和明智的認知的指引，否則，我們就無法一直在這條老路上走下去。 某個英國通訊員關於美國將很快成為遠東地區一個活躍的危險來源的擔憂所表達出來的那些想法，並不僅限於外國人所有；在美國輿論的一些圈子裡，也盛行著被希本校長稱為犬儒式的悲觀主義的那種態度。所有公然自稱激進人士的人和許多自由派人士相信，如果以前的情況比較好，那是因為地理位置不重要這個偶然事件，以及我們還不發達的經濟狀況相結合的緣故。因此，他們認為，既然我們如今已經成為一個所謂的世界強國和輸出資本而非輸入資本的國家，那麼，我們的情況很快就會變得與任何其他這樣的國家一樣糟。從某些方面來說，這種見解顯然是凡爾賽會議帶來的那種幻滅感在感情上的一個反應。從另一些方面來看，它起於對一個公式的依賴：在國際事務中沒有什麼東西會從資本主義中產生出來，而美國是一個十足的資本主義國家。這些感覺正確與否，沒法討論；無論是一種感情還是一個絕對的公式，都無法適用於分析。 但是，目前的狀況中有某些特定的要素為我們把握未來提供了根據。對這些特定的要素可以進行測定和分析。對它們本質的充分認識，會成為防止犬儒式的理解變成現實的一個重要因素。本文試圖作一個預備性質的列舉，當然，這種列舉就像一切預備性質的觀察一樣，肯定是不充分的。雖然建立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必定如何行事這樣的宿命論公式之上的先天論證對我並沒有吸引力，但那個公式還是道出了一些具體事實。我們過去在中國的情況比較好的部分原因，是因為我們並不曾像一般外國列強那樣，在國務院與大銀行團之間擁有持續而緊密的聯合。沒有哪部翔實的中國發展史可以不把俄羅斯亞洲銀行（Russian Asiatic Bank）、比利時外國銀行（Foreign Bank of Belgium）、法屬印度支那銀行（French Indo-China Bank）和工業銀行（Banque Industrielle）、橫濱正金銀行（Yokohama Specie Bank）、香港-上海銀行（Hongkong-Shanghai Bank）等等放在顯著位置來撰寫。這些銀行不僅與本國的鐵路和建築辛迪加以及製造業中的大集團，而且與他們各自在外國的辦事機構相處得極其融洽。說大使館和銀行在那些最重要的事情上就像同一個身體上的左右手一樣，這幾乎一點也不過分。美國商業集團過去一直抱怨，政府沒有給予美國的海外貿易商以其他國家的國民以同等的支持。過去，這些怨言主要集中在美國在外國進行的商業活動實際遭遇到的或自認為遭遇到的不公平對待。隨著目前的資本和商貿增長，同樣一些怨言和要求將不再與遭受到的損失有關，而是與促進、推進和大銀行集團相聯繫的美國商業利益有關。只有頭腦發熱的人，才會否認大商人對國內政治的影響。既然我們對商貿和銀行企業具有越來越大的興趣，那麼有什麼能保證這種聯合不會轉移到國際政治上去呢？ 應該注意的是，即使由外國列強確認——並且經常由它們違反——的「門戶開放」政策從今以後得到忠實的遵循，也無法充分確保我們遠離這種危險。「門戶開放」政策首先不是關於中國本身的單項政策，而是各個外國列強相互之間與中國有關的諸多政策。它要求不同的國家有均等的經濟機會。如果它得到鞏固，就會防止把壟斷權給予任何一個國家：其中沒有任何東西能使列強對中國的共同掠奪成為不可能，這指的是一種組織起來的壟斷；在其中，每個國家相對於其他國家都有各自分得的份額。這樣一種組織形式想必可以減少列強之間的摩擦，並因而減少未來的戰爭威脅——只要中國本身無力發動戰爭。想來，這種約定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可能對中國本身有好處。但是顯然，如果美國要成為任何一個這種約定的參與者，那麼就會牽涉到對我們歷史上在遠東的政策的一個逆轉。它在技術上或許與「門戶開放」政策相一致，但它會侵犯到這種更加廣泛的意義，美國民眾一直以來都是在這種意義上對「門戶開放」的理想進行理解和讚揚的。存在一些導致這種逆轉的力量，誰看不到這一點，誰就是瞎子。而既然我們或多或少有些盲目，那麼睜大眼睛正視危險，就是不讓它成為現實的前提條件之一。 其中一種正在起作用的力量是通過這樣一種說法而得到暗示的，即一個建立在經濟和財政基礎上的國際協定，或許對中國本身來說是有價值的。僅僅肯定這件事是可能的提法，受到許多人，尤其是激進人士的厭惡。看上去其中似乎有某種邪惡的東西。因此，值得解釋一下它如何以及為什麼可能如此。首先，它顯然會終結對「租借」區域的特殊占據、各種特權，以及已經損害中國如此之甚的勢力範圍。眼下，這一點的關鍵在於它暗中指向日本，就像曾經一度適用於指俄國一樣。對日本在中國各種企圖的畏懼，不僅限於中國；它流布甚廣。因此，可以合情合理地把一種國家間的經濟安排說成是減輕日本對中國威脅的最直接便利的方法。對日本來說，如果置身事外，這會意味著自己放棄了；如果參與進來，就會使自己的各種活動經常受到檢查和控制。毫無疑問，日本關於太平洋會議的擔憂，部分地源於這樣一個信念，即認為這樣一種安排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在目前的情況下，這樣的說法很容易吸引美國人，他們對中國是真正友好的，而且沒有一丁點兒對它進行經濟掠奪的興趣。 比如說，這種安排會自動取消《蘭辛-石井協定》，以及它對日本在中國的 特殊 利益的那種令人尷尬的模糊承認。 另一個因素是國內的。中國的混亂和內戰是老生常談了，軍事總督和將軍們實施的權力也是如此。一個人知道得越多，他就越能發現前一種罪惡是多麼緊密地依賴後一種。中國政府的財政困境，為其帶來破產威脅的接連不斷的外國借款，是由於軍閥的統治和用於非生產性目的的無度花銷以及壓榨。去掉這筆支出，中國要維持預算平衡就不會有什麼大的困難。中國最大的當務之急，即普及教育推行——尤其是在初等學校——滯後是由於同一個緣故。迅速蔓延到商業及私人生活領域的官員腐敗的增長，也是如此。 事實上，中國進步的每一個障礙都與軍事派系的統治，以及它們相互之間為取得完全的控制權而進行的爭鬥聯繫在一起。強國之間可以制訂一個國際經濟協定，這個協定一定能減少那些「軍國主義」最大的罪惡，或許還能消除它們。許多自由派的中國人私下裡表示，他們願意政府的財政有一個暫時的國際託管，只要能向他們確保它的性質以及確切的終止日期和條件——一個他們敏感到足以發現將會極難達到的附帶條件。他們覺得，由美國領頭來制訂和執行任何這類方案，可以最好地確保它的性質和各項條款。在這樣的情況下，以美國人對中國的傳統友誼為幌子，各種可能在實際上使我們的歷史政策發生逆轉的提議可以合乎情理地出現。 國內外都有一些激進人士認為，我們加入一個銀行團的本身就已經證明走了回頭路；而且，他們自然而然地把太平洋會議看成是邏輯上的下一個步驟。我先前已經說明了我本人的信念，即我們的國務院提議設立一個銀行團，首先是出於政治目的，把它作為一個手段來牽制日本所奉行的政策。日本發放非生產性的貸款給中國，作為回報，它正在對中國的各種自然資源進行直接掌握，並準備在結算和取消抵押品贖取權的那一天最終到來時，進行直接的行政和財政控制。我也說過，銀行團是處在兩頭的中間，一頭是金融的，一頭是政治的；而且直到目前為止，其主要價值一直是否定性的和預防性的，而日本和英國對銀行團方面的任何建設性政策的猜疑或缺乏興趣很有可能繼續下去。迄今為止，我還沒有看到有什麼理由可以讓我在這一點上改變想法，在與進一步的信念有關的事情上也是如此。我相信，中國的各種利益也許最終會通過這種防止功能的延續而得到最好的照顧。但是，問題必定要產生：如果銀行團沒有做任何事情，為何要讓它繼續存在呢？對掠奪中國感興趣的列強的壓力和急躁的美國經濟財團的壓力合在一起，可以使銀行團目前這種相當不必要的存在告終。令美國政府過去採取的行動在其間搖擺不定，從而使銀行團左右搖晃的這兩頭，可以結合成為一個單一的牢固的東西。 冒著被指責為輕信、容易上當或者某種更糟的東西的危險，我還要補充說，直到目前為止，銀行團的美國方面始終未曾顯示出那種跡象，即要使銀行團成為一個由美國人掌控中國經濟完整性和獨立性的俱樂部。我相信美方代表反覆強調的那些話，即他本人和他所代表的利益方樂意看到中國能證明其有能力不藉助外國貸款來經營自己的公用事業。這種信念由於新任的美國中國事務部長的第一次公開講話而得到了確認，他在提到銀行團時強調了它的防止功能，以及它給予中國銀行家經營公用事業的刺激。而說美方代表斯蒂文斯（Stevens）先生代表的是保守的投資銀行家，而不是「振興」的那類，並且迄今為止，他最關注的一直是保護買家擁有像銀行給予最終投資者利益那樣的保障問題——以至激起了急於想有快速行動的美國商業財團的批評，這樣對他是不公平的。但是，銀行團存在著一個更為重要的方面，對這個方面，我認為可以給予一種合乎情理的理解。 假如說（只不過是作個假設），美國政府真的對中國感興趣，並且有意使「門戶開放」政策以及中國在領土和行政上的完整成為一個現實而不僅僅是一個名稱；再假設它有意從美國的自身利益出發來做這件事，這種自身利益聰明到足以發現美國的政治與經濟發展，通過一種與中國自由獨立地發展自身的能力一致的政策，能得到最好的促進；那麼，美國的明智舉動應該會是什麼樣的呢？簡而言之，這將意味著把我們現有的在歐洲的各種利益與問題（由戰爭引起的）和我們在遠東的利益與問題看成是同一個問題的不同部分。假如我們確實受到被假設性地歸於我們政府的那種動機的驅使但是沒能實現它，那麼，其主要原因就在於我們把歐洲問題和亞洲問題看成了兩個不同的問題，或者因為我們從錯誤的那一端將它們等同起來。 我們目前在歐洲的金融利益是巨大的，它不僅包括外國政府貸款，而且包括大量的私人借貸和贊助。這些複雜的金融關係不僅影響著我們的工業和商貿，而且影響著我們的政治。它們涉及比我們在亞洲的關係直接得多的切身利益，涉及金額數以億計，而後者涉及的金額則數以百萬計。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亞洲利益為了歐洲利益而被犧牲的危險就不難想像了。 為了讓這個抽象的論斷變得具體，我以摩根公司（J.P.Morgan & Co.）這個銀行集團為例，它是捲入歐洲對美國負債的程度最深的公司，也是在為中國而成立的銀行團中領頭的公司。與歐洲問題相比，亞洲問題看起來像是微不足道的小東西，這幾乎是必然的；尤其我們自己的經濟復甦如此緊密地與歐洲關係聯繫在一起，而遠東簡直就是一個可以忽略的東西。在我看來，真正的危險不在於我們的大財團決定對中國進行自私的掠奪、明智的自利，以及我們在中國的主要優勢是沒有掠奪行徑的傳統這個事實，都要求與中國進行合作。危險在於，中國將由於歐洲的高額借款和政治事務而被從屬化和犧牲掉，將在洗牌的過程中被丟棄。 問題的歐洲方面，可以通過特別提及英國來加以具體化。英國遭受著與日本結盟的窘境。它已經明確地表示，希望把美國拉入這個同盟，使它三元化，因為那是既與日本又與美國保持良好關係的最方便的途徑。這樣的步驟完全不可能完成。但是，英國人的外交是老練狡猾的，並且迫於情勢，我們的高額借款已經與英國建立起某種經濟上的同盟關係。我不想聲稱美國有不同尋常的美德，或者訴諸強烈的反英情緒，但是，英國外交部獨立於主要驅動著其國內政治的自由主義傳統而存在和運作著。它顯然站在大英帝國的 帝國 一邊，無論國內事務由哪個黨派執掌。在太平洋會議上，一切手段都會被使出來，用來尋求解決，即使它包含英國方面某種程度的妥協，也使美國的亞洲政策屈就於英國在遠東的傳統，而不是使英國與美國聯合起來實現兩國在名義上都聲稱致力於推動中國的完整。說這次會議的直接議題依賴我們在歐洲的金融借款被處理的方式，或者使其成為我們向歐洲政策作出讓步的原因，或者從另一方面讓它作為確保歐洲各國支持美國傳統政策的一個手段，這看起來並不像一個極端的斷言。 有一名在中國的時事評論員，他來自英國並且是中國真正的朋友。他在私下談話中說，如果美國無法通過說服來確保英國對其亞洲政策的支持（他對與日本的結盟深感痛心），那麼可以通過收買來做到這一點——通過取消它欠我們的國際債務。沒有必要依靠這麼糟糕的方法。但是，這種說法至少暗示我們：在歐洲，尤其是在英國，財政與政治中的複雜關聯可以通過兩種方式之一來處理，得到兩種結果之一。 在這篇文章中，我已經儘可能保守地提出了一些看來似乎可以合理地理解我們在這次會議上和以後情況的原因。在下一篇文章中，我將提出希望我們的道路不要偏離這個方向的一些理由，以及在我看來關係到我們審慎地採取一種較好行為的那個主要因素。 Ⅱ. 普遍說來，中國人對美國的感覺不像對其他強國那樣反感，這在我看來是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這種感覺曾經因為太平洋沿岸的中國人遭受的待遇——排華法令，因為我們把在北京-廣州（或漢口）鐵路築造中的股份轉讓給一個歐洲集團，因為《蘭辛-石井協定》，最後還因為威爾遜總統在凡爾賽有關山東的決議中所扮演的角色而數度受到困擾。不過，那些困擾主要是使我們的技巧、精力和智慧而不是我們的善意變得成問題。美國人，無論個別地看，還是群體地看，比起中國人來——至少我的印象如此——是一群相當單純的人，取「單純」這個詞帶有批評意味的較好意義來看。觀察中國人對即將召開的太平洋會議的反應，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一種幾乎是無限的希望與一種信心的缺乏結合在一起，既希望美國帶頭保護他們免於進一步的侵略並糾正各種現有的罪惡，又擔心美國會被欺騙。 當然，這種友好的感覺主要建立在一個否定性的事實之上，這個事實即美國不曾「租借」領土、建立勢力範圍和設立國外郵政部（extra-national postoffices）。在積極方面，有美國人在教育上，尤其在醫學教育和女子教育方面作出的貢獻，以及為慈善救濟作出的貢獻。在政治上，有蒲安臣（Burlingame） [3] 早先的作用，海約翰的「門戶開放」政策（雖然在字面上對它簽字保證的同時，在事實上沒能維持它，這與中國人認為我們沒有全身心投入有很大關係），以及美國在緩和義和團運動的解決條款方面扮演的角色，還有其他不少較小的幫助行為。中國也記得我們是唯一一個對包含《二十一條》的那些條約提出異議的國家。儘管我們的異議主要是基於這些條款或許會損害自己的利益而提出的，但是存在著一種情緒，認為這個抗議是在提出整個問題的時機適當之時幫助中國的一個保證。而且毫無疑問，我們的國務院在1915年5月16日作出的聲明在即將召開的會議上是一張過硬的牌，如果國務院想要打這張牌的話。 從美國的立場來看，「門戶開放」原則代表著美國外交確立起來的僅有的兩條原則之一，另一條當然是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聯繫圍聚在其周圍的情緒方面或觀念方面的關聯來看，它以某種含混不清的方式在中國和美國的公眾輿論中把我們都塑造成了一種衛士的形象，或者至少是中國相關於外國列強的利益的代言人。雖然，正如前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樣，與「門戶開放」政策直接有關更多的是其他國家的對華關係方面而不是中國本身，但是其他強國對這一政策的違反是如此頻繁和如此不利於中國，以至於這一政策的鞏固如今牽涉到美國人的興趣、聲望和道德情感，這種鞏固會把中國的利益歸還給中國。 其他國家的公民常常因為對這樣一種中美關係的暗示而感到惱怒。它本身顯得像是對一種不同尋常的國家美德的宣稱，在其掩蓋之下，美國的目的是以犧牲其他國家為代價，在中國確立起它的影響。這種惱怒又因為一個事實而加強了，這個事實是：目前的情況本身無疑是美國在中國的一份經濟的和政治的資產。我們可以毫無爭議地承認：任何認為目前情況不是由於不同尋常的美德、而更多的是由於歷史與地理方面的諸多偶然的觀點——在這個方面，它並非不像許多用美德來解釋的有關個體的情況。這種主張之所以能毫無爭議地被人接受，是因為它並未切中要害。問題與其說在於目前的情況是如何得來的，還不如說在於目前的情況是怎樣的、如何對待它，以及從中產生什麼樣的結果。直到目前為止，美國精打細算的自身利益一直與一個穩固、獨立而進步的中國的利益相一致，這是事實。美國的傳統和情緒已經圍繞著這一考量聚集起來，以至於在美國人中間存在著一種普遍的確信，認為有道德義務去幫助和友好地保護中國，這也是事實。眼下，少了公平和善意的面目，就沒有哪一項政策能夠實施。至少我們擁有如此多的保護措施來防止上一篇文章中提到的那些危險。 身在中國的美國人中間有一種強烈的感覺，覺得我們將來應該採取比過去一貫所持更為強硬和積極的政策，想必在美國國內的美國人也這麼覺得。這種感覺在我看來充滿了危險，除非我們心中能夠十分明確在哪些方面應該繼續下去，並以一種更加積極的方式來改進我們的傳統政策。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們過去的政策是一種搖擺不定的政策。這個方面的徹底變化在改變我們政策的其他基本方面，也許不僅止於表面上看起來的那樣。被指責為搖擺不定的這個特點，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被稱讚為不干預的那同一個東西。一種在細節上明確的政策，無論顯得多麼有「建構性」，也很難幫助我們涉足中國的國內政治——派系之爭，中國人比任何外國人更了解和玩得更出色的一個遊戲。這樣的涉足會立刻減少目前中國的一大優點，即對國內的陰謀和爭端漠不關心。 在中國的中國人——主要是廣東人——對銀行團的具體抗議，在我看來，主要是基於誤解。儘管如此，他們的 普遍 反對態度仍然傳達著一個重要的教訓。這種態度是基於這樣一個信念，認為銀行團的作用將會在撼動中國的國內衝突中，給予北京政府一個事實上的有利地位，以便無論從哪方面來看，它都將標誌著站在我們這一邊所採取的一個立場。人們清楚地記得先前銀行團的「善後」貸款——美國 不是 其中的一分子——是為了給袁世凱資助，使他以及他背後的軍閥派系穩坐政府交椅。用比廣州對北京更廣泛的一種眼光來看，我聽到的中國人針對銀行團最根本的反對實際上如下所述：中國的共和革命仍有待完成；十年前的開端已經受到了抑制，現在要做的是努力去實現它。增加外國在中國的財政與經濟利益的必然結果，即使承認它在實業方面的效果對中國是有利的，也將意味著創造一種在政治上 鞏固 中國的效果；這實際上會意味著承認現狀，阻止一場革命的發展；然而，沒有令人不快地影響到外國投資的內亂，這場革命就無法完成。我不是為了突出銀行團而提到這些看法的，它們是被用來表明：過於積極和建構性地發揮我們對中國的善意傳統，可能會使我們捲入對中國的福利有害的國內事務的干預，對我們聲言致力的自由獨立發展這些利益的干預。 但是，人們或許會問：如果不實行積極和詳細得多的政策，我們如何來保護中國免於外國的掠奪，尤其是日本的掠奪？我們如何來把我們名義上的善意變成現實呢？如果目前存在一種有別於政府外交的民眾外交這樣的東西，那麼，這個問題就會意味著一種與它如今的所指相當不同的東西。就目前情況來看，民眾好像相當不信任 政治家們 對中國的愛。在很多情況下，它是對日本的畏懼和剛開始出現的憎恨的另外一面，也許還染上一些反英的情緒。 不應當對目前的情況有所隱瞞。其他國家在中國的侵略行為，目前集中於日本但並不止於此的那些侵略行為，不僅是中國的煩惱之源，而且是我們自己的國際關係中潛在的麻煩之根由。我們遵循傳統，並依據目前狀況的現實來嘗試相對於中國的國際地位來說某種對中國積極的東西。堅持我們的責任，是一件最困難和微妙的事。一方面，我們必須避免捲入歐洲在中國的准帝國主義政策，無論是在利他主義的幌子之下，還是讓我們處於一個使我們可以對他們的行為實行一種更加有效的監控的地位，或者是通過經濟擴張。另一方面，我們必須避免滑入那種或明或暗的與歐洲和日本的帝國主義對抗的境地，這只會增加摩擦，助長特別是英國和日本——或者法國和日本——針對我們的一個聯合，並使戰爭明顯迫近。 我們應當記住：中國不會從其本身之外獲得拯救。即使通過一場成功的戰爭，我們能使中國免於日本的侵占，免於一切侵占，中國也未見得一定會更加接近它的合理目標，即一種有序而繁榮的內部發展。除了現在戰爭能在多大程度上解決任何根本問題而不使其他問題變得危險這個疑問之外，還有一個事實，即在所有國家裡，中國是通過武力，尤其是通過外部的武力解決問題的方式最不適宜和最有可能不起作用的地方。中國習慣於從容不迫地對待它的問題：它既不理解也無法從西方世界急不可耐的方法中獲取任何好處，這種方法對它的智慧而言是非常陌生的。此外，這個文明有一塊大陸這麼大的規模，它是如此古老，以至於相比之下，我們其他文明都像是暴發戶；這個文明是如此渾厚密實，它的匆忙發展是無法不伴隨災難的。來自內部的轉變是唯一的可行之途，而通過確保它擁有為了實現這個轉變所需的時間，我們能最好地幫助中國，無論我們是否喜歡它在任何特定時間裡採用的特定形式。 一場為了中國的利益而進行的成功戰爭將不會觸及它的教育、派系和地方勢力，以及目前組織上的無能所顯示出的政治上不成熟這些問題。這無疑會影響中國的工業發展，但所有可能性中最糟的一個，就是增加它開始一種工業化的可能；這種工業化會重複西方工業歷程中最壞的那些罪惡，而缺乏西方已經探索出來的各種免疫、抵抗和補救措施。在中國從自身產生出應付西方工業體系將會釋放的各種力量的手段之前就把它安到中國頭上，無法想像比這更壞的一樁罪行了。這個危險本身就已經夠大的了。西方列強為了中國的利益而進行的戰爭和西方的方法，會讓這個危險變得實際上無法抵抗。除此之外，我們會在中國獲得一種持久的利益，這很可能成為對我們來說是最危險的一點。如果人們沒有因此而把我們看成未來的帝國主義，對我們來說就算是萬幸了。這是針對一種拒絕（即使是暗地裡）承認可能發生一場對日戰爭的心理而說的，但是似乎有必要說這些話。 這些論斷對我們以後的行動是否定性的和模糊的，它們暗示著我承認缺乏能讓自己提出積極明確建議的那種智慧。但是至少我有信心，只要美國和其他民族的人被動員起來，他們就有智慧和善意來處理這個問題。而讓智慧和善意產生實際作用的第一個條件，就是認識問題的嚴重程度，以及徹底避免試圖通過急躁而草率的方法來強迫它得到解決。親日的辯護之詞是危險的，它掩蓋了目前境況的種種現實。僅僅通過攻擊日本來催促中國問題的解決，這樣一種激進的反日態度，對發現和應用一種適當的方法來說，同樣是致命的。 更具體也更寬泛地說，適當的宣傳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就像國務卿休斯 [4] 先生暗示的那樣，把太平洋問題的解決作為達成與削減和限制軍備有關的協議的一項條件，那麼還不如不召開這次會議呢。由於希望做些能達到一個最終解決的事情，中國的——以及西伯利亞的——利益將會在某個不公平的妥協中被犧牲掉，或者，憤怒和衝突將會增加——最終軍備也會如此。從任何淺顯的意義上來說，假設太平洋問題能在數周或者數月——或者數年的時間裡得到解決，那是荒唐的。儘管如此，如果對這些問題的討論獨立於軍備問題而進行，卻可能有很大的幫助。因為它會增加公眾知曉程度，這是任何真正的解決措施的一個先決條件。這涉及公開外交（public diplomacy），但也涉及一種更加廣泛的宣傳、一種能使這個世界了解亞洲的國內國際實際狀況的宣傳。 目前存在著的對外交部的懷疑是正當的，但是，對公眾輿論——如果它能被喚醒和得到引導——重塑外交部政策能力的懷疑，意味著對世界的未來感到絕望。讓人們儘可能做些事來裁減軍備吧，哪怕是在三個海軍強國方面確保一個海軍假期也好，哪怕是為了減少賦稅也好。讓關於各種問題的會議致力於討論並儘可能廣泛地使這些問題的要素和視角為人所知吧，那時犬儒主義者的擔心——或者人們應當稱它們為希望？——就會受挫。在美國人認為是閒扯的問題（the Yap Question）上是否最終一勞永逸地達成一個決議，並不那麼重要；因為是中國以及廣泛而言的東方，對更加自由與充分地與世界上其他部分的溝通的需求得到顯明——諸如此類，被提上和拉下議事日程。商業上的門戶開放是有必要的，但這道門向文明、知識和理解敞開的需要更大。如果這些力量不會創造出適時確保其他問題一個持久和正當的解決的公眾輿論，那麼除了對文明的失望之外，就沒有什麼好說的了。自由主義者們除了預言會議的失敗並指責各種動機之外，可以做些更好的事情。他們可以為公開外交，為持續而明智的探詢，為獨立於宣傳的討論這道已經打開的大門而努力。用經濟帝國主義和有組織的貪婪肯定會使會議以失敗告終這個自稱的理由來逃避這份責任，是懶惰和勢利的。這或許算作可能會導致美國在岔路口走錯路的因素之一。 （趙協真 譯 莫偉民 校） * * * [1] 此文選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3卷，第138—149頁。 [2] 首次發表於《新共和》，第28期（1921年），第283—286、315—317頁；重刊於《中國、日本與美國》，第51—64頁，以及《巴爾的摩太陽報》（Baltimore Sun ），1921年11月4日，以「中國與軍備會議」為題。 [3] 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1820—1870），美國著名的律師、政治家和外交家，美國對華合作政策的代表人物。歷史上唯一一位既擔任過美國駐華公使又擔任過中國使節的美國人。——譯者 [4] 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1862—1948），美國政治家，曾任紐約州州長，美國國務卿和美國首席大法官。——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