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心靈的轉化 · 銀行團在中國 [1] [2]

如果誰想要一幅關於國家之間的一致或任何國際合作關係方面各種困難的縮略圖，那麼，為中國提供資金的銀行團能夠完全滿足他的要求。沒有誰在親身經歷以前會相信，對一些簡單的問題能有如此多相互對立的解釋或者能產生如此多的相反意見。無論從哪個角度對它進行探討——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看起來不是什麼別的而只是角度問題——總是有相反的主張和相反的畏懼。比如，每一天，廣義地說是美方團體，狹義地說是拉蒙特（Lamont）先生和斯蒂文斯（Stevens）先生，都受到在中國與他們有利益衝突的中國人和外國人的指責，說他們對它的條款維持保密狀態。儘管如此，看來似乎可靠的報道宣稱，以美國國務院為後台的美方團體，從協議簽字之日起就把它完全公之於眾了。這先後受到了日本人和英國人的阻撓。最近，據稱美方的要求一直是足夠成功的，所有的文件都已經送達中國政府並且得到了公布。事情就是這麼回事。 「正如人們也許已經料到的那樣，協議的條款是如此專門化，以至於它的公布雖然堵住了敵對批評的一個源頭，卻並未使銀行團（Consortium）的目標與方法得到突出強調。」因為這些條款構成的，當然是各個銀行業集團之間的一個協議，而不是中國政府參與其中的一個協議。如果可能的話，只有在與後者簽訂某種實質性協議的情況下，我們才會擁有用來作出判斷的充分資料。 同時提一下各種相反的意見，如果不能使人得到啟發，至少也能讓人娛樂一下。受人尊敬的日本政治家們，一俟協議簽訂，就宣稱日本對滿洲的各項要求得到了銀行團中其他國家的承認，它在那裡的利益得到了保障。日本的官方新聞通訊社——國際通訊社（Kokusai）——在日本與中國都刊發了一篇據稱是日本銀行重要合伙人、橫濱正金銀行總裁的演說，這篇演說對由日本加以確保的各項保留權利作出了一個明確和幾乎是詳盡的聲明。數周之後，這位總裁完全駁斥了這篇所謂的演說。而國際通訊社從未刊登這篇反駁，也從未對這個不一致作出公開的解釋。與此同時，美方的拉蒙特先生和英方的查爾斯·阿迪斯（Charles Addis）爵士已經明確否定了這篇贊成日本保留權利的演說，並對日本政治家們作出讓步的智慧表示讚賞，但後者並不輕易接受這種讚賞。首相原敬 [3] 和外相內田 [4] 最近均反覆強調，要求對於滿洲的問題給予日本適當滿足，雖然是以更有分寸的詞句。 與此同時，銀行團在日本被指責為美國的資本帝國主義設法壓制日本在亞洲的正當願望的一部分，而在中國則被指控為美國對日本的一個妥協。他們問：究竟為什麼，美國要同意日本成為合夥的一分子呢？為什麼不堅持主張完全排除日本呢？如果真的接納日本，那麼為什麼容許日本保留其在滿洲的鐵路權，而同時又通過銀行團的貸款，允許將日資引入它尚未深入的內地呢？——他們引以為參照的，是規劃中通往四川的鐵路。因此，這同一個方案既是通過鐵路與銀行鉗制日本徵服中國的一招，又是伴隨另外三個簽約國的共謀而擴展日本在中國影響的一個手段。中國民眾的對立情緒為這樣一個事實所加強，即目前日本在華利益因中國政府接受了日本單獨出借的貸款而得到確保，這種貸款在銀行團存在的條件下將變得不可能。權衡變通之法還尚未成為中國人的一個政治習慣。 正當美國一些自由主義人士指控銀行團是金融帝國主義、美國這麼幹是為了參與一項對外國的金融掠奪時，銀行團在中國卻受到了商業利益集團的指責，其中包括一些美國人的商業集團，說它是威爾遜式理想主義的又一個部分、一個為了拯救中國使其不再成為國際特權持有者的逐鹿園的烏托邦計劃。這是因為，通過使加入銀行團的這些銀行承諾只通過國際合作來發放貸款，實際上使美國政府保證只對這個團體加以道德上和政治上的支持，限制了被婉轉地稱為（在中國，和在其他地方一樣）自由競爭和私人企業的東西。換句話說，有一些美國商業集團已經意識到中國官員願意出讓他們國家的物產來換取可以用於充實自己腰包的貸款，而相應地，他們也認為，任何將會限制其掠奪行為的計劃都是理想主義和不切實際的。我們還可以公平地加上一句：他們的反對，似乎由於中國官僚方面的支持而有點像是「加速的」。 目前境況的另一個滑稽之處在於，中國官僚在反對銀行團方面實際上是一個統一體時，新聞媒體報道了在美國的中國人也在進行反對銀行團的集會和遊行，理由是銀行團將要貸款給中國政府，而這些錢會被用於政治目的。在美國的中國人的這種態度，一方面因為他們大多數是廣東人和南方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另一方面反映著中國民眾的態度。官員們對銀行團的反對是很容易理解的。已經得到一再強調的是——並且還得到了斯蒂文斯先生、美國銀行業集團在中國的代表的強調——不會有任何貸款被用於行政或政治的目的，而僅僅用於建設目的，比如修建鐵路。所有這些貸款都將受到仔細的監督與核查，以保證它們確實被用於事先定好的目的，這一點也得到了澄清。中國人的反對可以用以下事實來說明，即他們對其本國政府官員的恐懼與懷疑，僅次於他們對日本的恐懼與懷疑。 順便提一下，如果銀行團取一個另外的名稱，本來可以產生一種愉快的心理效應。因為「銀行團」這個詞在中國人頭腦中是與借出了所謂「善後大借款」（Reorganization Loan）的那個銀行團聯繫在一起的，那筆「借款」被袁世凱用來作為鞏固自己權力的手段。美國政府不允許美國銀行家成為那個銀行團的合伙人，卻帶頭組建一個新的銀行團，這一點與那個可怕的名稱——「銀行團」比起來簡直無足輕重。即使是比較有頭腦的中國人，也更相信美國的善意而不是它的智慧與技巧；並且隨意地預料，當開始具體行事時，其他國家的合伙人會憑藉他們更加豐富的經驗與政治手腕把美國的計劃完全打亂。 當人們討論排除中國銀行家成為銀行團成員這個話題時，我們可以得到關於政治-金融狀況的一些啟發。在與有代表性的中國人的交談中，我像其他美國人一樣，表達了對沒能包括他們本國銀行家的遺憾，得到的回答是極具啟發性的。自由主義的中國人說，這樣一種銀行團最終會證實他們的擔憂，因為最自然地被包括進來的銀行集團會是「政治銀行家」。中國官員們很久以前就學會了自我洗刷的方法。政府撥出的錢被用來建立銀行，然後這些銀行以過高的利率貸款給政府，如此循環往復。另外，這些銀行自然而然地在支撐政府方面施加了巨大的影響。它們在強有力的金融影響和腐敗的半軍閥性質的官僚之間構成一個聯盟，這個聯盟正是禍害中國政治的原因。外國給中國政府的貸款利率經常是不公平的，明擺著的貸款8%到10%的利率加上10%到15%的貼現，這看起來似乎很難說是合理的。但是，這些利率與國內貸款的利率一比較就相形見絀了，在後者那裡，20%到30%的利率不算什麼稀奇事。這些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還補充說，如果那些人們不加區別地稱為上海銀行家或工業銀行家的人能有一線希望被包括進來的話，情況就會非常不同；但在目前的事態下，看不出有任何這方面的可能。 本文的篇幅允許對眼下的情形再作一點談論。在銀行團的反對者們把它描繪為迫不及待地想要出借貸款、幾乎想把貸款強加於中國頭上的同時，它的美方代表們，自從拉蒙特先生到訪中國之日起，一直在否認有這樣做的熱望。他們一直在說，等待來自中國政府方面的具體建議；他們一直在肯定，如果中國在財政上能夠自給自足，並且從未尋求銀行團的資助，那麼，美國銀行家們將會極其滿意。對於這些陳述，人們是帶著懷疑的態度接受的，因為它們是對銀行家們不同尋常地表現出來的博愛的一種巨大諷刺。一些被認為代表著美國在華利益的報紙，在這些諷刺性的表達方面一馬當先。銀行團的美方代表說美國國內對剩餘的資本有巨大的需求；說在中國的投資眼下並不特別吸引人；說各個銀行不擁有將永久性地投在中國的資金，而必須把它們的投資引向大眾；說美國銀行家們主要是受到這樣一種熱望的鼓舞，希望把中國變成工業上獨立的一個消費國，並通過特定國家之間的讓步停止對中國的瓜分。這些話不是受到公然嘲笑，就是遇到無動於衷的沉默。 到目前為止，我一直局限於描述銀行團所受到的待遇。現在，我試著來表達自己的觀點。我輕信到了足以從這些陳述的表面價值來看待它們的程度。事實上，我相信它們指出了目前境況的關鍵所在。銀行團不是由美國銀行家們發起的，根據我的記憶，最初的推動是當戰爭還在進行時，來自蘭辛先生 [5] 任下的國務院——他當然非常熟悉海約翰 [6] 的中國政策，並對使它成為現實而不是像在很大程度上實際所是的那樣成為一紙空文很感興趣。簡單地說，由於涉及了美國政府一方，這個動作與其說是金融的，毋寧說是政治的。並且，它涉及的政治不是帝國主義的，而是代表所有國家的外交官們都極其願意說出口的這條原則：維持門戶開放，並保持中國的領土完整。顯然，這一政策的反對意見主要集中於為了「行政的目的」而由各個國家單獨發放的貸款，以及它會導向對瓜分中國的讓步。日本、大不列顛、法國與英格蘭在這場戰爭中是盟友，德國和俄羅斯自動地在其之外，這一事實給了我們一個機會去把所宣稱的政策付諸實際，而不是使其成為一種誠心誠意的詞句。蘭辛先生抓住了這個機會。 簡而言之，銀行團的政策存在於兩頭之間，即政治的一頭和金融的一頭。處於這樣一種位置，它可能遭遇各種危險。這一事實為日本、法國與英國的政治金融利益集團所熟知，即使它為中國人的情緒和美國人的公眾輿論所忽視。因此，美國是在被具有諷刺意味地稱為銀行團的機構中唱獨角戲。它的政策遭到了它所意圖造福的那個國家官員們雖然通常是秘密的但卻是主動的反對，並在民眾中間受到漠視與懷疑。無論法國還是英國，都不像能夠在銀行團發放的貸款中為它們的份額提供資金。它們的份額必定由美國投資者來出。這是一種從嚴格的經濟角度出發多少有些風險的投資，而美國投資者並沒有隱藏從政治上為這種不情願的投資得到補償的野心。銀行團的條款有效期是五年，如果它的運作能拖上五年之久的話，那麼，法國和英國也許會出於自己的考慮而恢復它們的生意。 同時，我們新近的「夥伴」英國最不願意看到的，就是美國的聲望與影響在遠東地區增長。即便它的不悅不像日本那樣如此公開地滿世界宣揚，也並不意味著它的反對不那麼有效。 附帶說一下，有一些跡象顯示：人們將會推動這個新的管理機構去修改它的條款，這個推動部分地源於號稱為中國的利益說話而實際上是為中國官員的利益說話的那些集團，部分地來自銀行團中的一些其他國家，以使它成為被稱作太平洋地區問題「永久解決」的一個部分。英日同盟的恢復，幾乎已經是一個既成事實了。如果能夠有一種政治的、重建的或者行政的貸款，那麼，中國人的主動反對將會消失；民眾仍將反對並對美國懷恨在心，但無疑會像默許他們所憎恨的許多東西那樣，默許它的存在。這樣一種貸款，對美國公眾來說，可以被描繪為對中國需求的一種明智而善意的讓步，以及對目前銀行團政策的那些生硬條款的一個改善。再順便說一句，滿洲、山東和西伯利亞的問題會被提出來討論，並且為了和平的目的，就日本經濟擴張的需要問題要求一種寬宏大量的承認。 回顧上文所述，可以總結說，銀行團的前景並不光明。然而，它的明顯失敗，卻可能標誌著一種真正的成功，只要目前的政策不變。如果能在中國封鎖或禁止外國的掠奪性貸款，即便在這五年的時間裡，而與此同時，銀行團什麼也不做，那麼也許就開了一個先例，使這類貸款在今後即便不是不可能，至少也變得困難了。這種效應也許會迫使中國不得不重新依賴其自身。中國能夠發生的最好情形將是：在一段時間內經受飢餓療法，並憑藉自身的能力來面對自身的問題。數周之前，一個不是由政治性的銀行組成的銀行集團發放了一筆用於購買鐵路枕木的貸款，它附帶著一個嚴格的對支出進行監督的條件，比外國集團所能做到的更為嚴格。它也附帶著一個公開的警告：如果貸款的資金沒有老老實實地得到應用的話，就要進行對抗政府的政治活動。要說如果銀行團不是眼下可以考慮的唯一選擇，貸款無論如何不可能採取這種形式，這或許有些過頭了。但是，銀行團的存在無疑促進了一種正當的國內貸款的產生。這是銀行團也許成功的一個跡象，即使它失敗了——也就是說，沒能發放貸款。 （趙協真 譯 莫偉民 校） * * * [1] 此文選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3卷，第77—82頁。 [2] 首次發表於《新共和》，第26期（1921年），第178—180頁。 [3] 原敬（Hara Takashi，1856—1921），日本政治家，1918至1921年間擔任日本首相，是日本首位平民出身的首相，但在任內被暗殺。——譯者 [4] 內田（Uchida Yasuya，1865—1936），日本政治家。——譯者 [5] 蘭辛（Robert Lansing，1864—1928），美國律師、政治家，曾任美國國務卿。——譯者 [6] 海約翰（John Hay，1838—1905），美國作家、新聞記者、外交家、政治家，曾任林肯私人秘書，後於麥金萊和老羅斯福時期任美國國務卿。他反對列強劃分勢力範圍，主張「門戶開放」政策。——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