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心靈的轉化 · 遠東的僵局 [1] [2]

目前遠東地區和平的鑰匙掌握在美國的手中，這是十分確定的。但是，是否有誰知道該到哪裡去找這把鑰匙，並對它是什麼樣子知道得足夠清楚，以便萬一偶然發現它時能夠辨認出來，這是有疑問的。然而，這把鎖卻是明擺著的，它就是日本與美國的關係。因為目前美國與中國以及西伯利亞的關係，只要涉及大的問題，就都不是直接的，而是要通過日本。有兩把鑰匙正在被嘗試，而且肯定不會合適；第三把鑰匙，我們在承認它是一個其價值有待於去發現的X的同時，可以稱它為一種政治家式的策略。最明顯和被談論得最多的兩種行為，註定會把事情搞得更糟的兩種行為，是收買日本和對其不斷地加以抱怨。 通過賄賂或收買日本來保持日本與美國之間和平的策略，最近擁有一些突出的代表——儘管他們當然不會在公眾面前使用這些赤裸裸的言詞——也許在他們自己的頭腦中，也不曾如此坦率地稱呼它。論證的步驟是這樣的。日本領土狹小，人口眾多且繼續增長著，每年70萬是宣傳家們偏愛的數字；它原材料緊缺，糧食供應不足，人口的輸出是絕對需要的。「白人」國家，可以騰出地方來的這些國家，拒絕接納日本人為移民。那麼，對於世界和平來說，必要的變通之計就是在亞洲大陸上擴張；而且對亞洲原生自然資源的這種需求，可以使日本得以在本國發展穩固的工業體系（industralism），以及能夠承受由人口增長所引起的重擔的發達工業。此外，日本是一個有開拓精神的、高效率的、開化了的現代國家，它具有組織能力，尊重法律與政府，有合理誠實的公共服務。因此，它令人讚賞地適合於在西伯利亞與中國擔當起黃種人的責任（Yellow Man's Burden）。這些國家的政府受到嘲笑且腐化墮落，而且不管從哪種意義上說，無論在商業上還是在政治上，都還不適合於在國際社會中成為平等的夥伴。再則，關於中國，存在一種文化上的統一，有人說是種族上的統一；日本人了解亞洲的東方人，以及對他們來說什麼是好的，而沒有哪個白人種族能做得到他們那樣的程度——諸如此類，直到論證結束。 其中的寓意是很清楚的。廣義地說世界，狹義地說美國，應當以一種寬仁的中立態度來看待日本試圖在亞洲大陸上立足的努力，無論是在西伯利亞、滿洲或者山東。因此，演說與文章總是以對那個令人嚮往的東西的祈願作為結束，那種東西被稱為對日本及其嚴肅問題的同情的理解，而且還有著一種確信，即演說家或作家通過與日本真正的領導人的個人接觸中得知，在世界上所有的東西中，日本最想要的就是與美國友好的關係，只待美國作出進一步的表示——只是關於什麼問題，他們沒說。通常還有著一種含糊的威嚇，即日本由於是「一個驕傲而敏感的民族」，如果受到過分的壓制和因為缺乏輸出以及缺乏必需的經濟資源而感到絕望，那麼，它就會拿起武器投入與美國之間的戰爭。整個論證通篇上下瀰漫著一種微妙的威嚇，說我們可以通過允許或鼓勵它把精力投到亞洲從而避免與日本有關的一切麻煩。有時還存在一個附帶的暗示，即因為日本在亞洲的擴張中會需要外國資本，所以美國參與進來，並為這樣一個行為要求一份物質回報，也不會引起什麼麻煩。 這就是我稱為收買日本的一種策略。其主要意義不是來自這一事實，即它是由美國一些有幾分重要性的人提出的——有某些英國人也主張這種政策。它意義重大，是因為如此精確地反映出一種宣傳，只要解讀它，人們就能了解官場和商界中日本人的想法。到訪者也許會認為，是他自己闡發出這種策略來的。但是，任何一個長期居住在遠東地區的人幾乎都能猜出我們論及的這些人的名字，而且能夠往回推想這些推心置腹的告白和猶豫不決的暗示中的每一步；通過這些告白和暗示，顯要而受到最佳款待的外國客人被引導去作出他關於保持日本與美國之間良好關係的方法的「發現」。 這種策略 確實 被採納來在一段時間裡保持日本與美國之間關係的友善。它給了日本想要的東西，相比之下，加利福尼亞問題（the Californian issue） [3] 只不過是小事一樁。它在一段時間裡緩解了美國在外交上的燃眉之急，並使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話繼續以一種滔滔不絕的熱情進行下去。但是，從遠東那些嚴重問題的解決這一出發點來看，這是一種假象。它表達出這些問題的惡化，這種惡化一定會導致一種人們能想像到的、將使整個世界都卷進來的、最終無法解決的局面。根據諸如由於一種低水平的生活和政府的有意刺激而造成的無限制的人口增長而提出的各種要求，想要去掌握一個大陸的命運，這些事情也許可以略而不提。另一個事實，即日本進行的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官方人口普查的結果，顯示去年的人口增長是40萬而不是總被宣傳的70萬，這也許同樣可以被忽略。 我們還對這樣一個事實一筆帶過，即山東已經人口過剩，而且日本人把貧窮的殖民者安排到落後的鄉村去定居並忍受西伯利亞甚至是滿洲的種種艱辛。我們甚至可以略過如下事實，即對日本移民來說，到亞洲無人占據的那些地方去已經不存在任何障礙了，就像歐洲移民到加拿大或美國去一樣——就是說，以個人的身份而不是以外來帝國的先遣隊、國家侵略的間諜的身份。 但是，我們不能夠無視後一個事實所附帶的東西和結果。那些重複日本作為維持良好關係並促進秩序、效率與進步的一種手段而對其在亞洲大陸上的行事自由作出請求的人，忽視了這一境況中的基本事實；日本在亞洲大陸上的行事方式是如此這般，以至於日本人在其所接觸的每一個民族中，都引起了深深的不信任和敵意。這個事實不能通過訴諸當地居民的落後與無能來打發。即使承認辯護者們考慮到日本人相對於中國人和西伯利亞的俄羅斯人在行政和經濟方面的優越，而為日本的行為作出的最誇張的陳述，日本人在亞洲大陸上的所作所為正是在全世界範圍內埋下最終戰爭的種子，這仍是一個事實。 美國人有時也許會以一種複雜的方式猜想遠東的旅行家們所作出的各種相反報道和見解，並下結論說，後者由於各種性格上的或偶然的原因而變得親日或反日。解釋如下：那些未曾遠足至日本以外的人們把日本認作一個事實；亞洲大陸仍然只不過是地圖上的一個地方，是思考中的一個非個人因素。那些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留在大陸上的人們，認識到了日本的方法所造成的情況。辯護者們帶著對由邪惡的軍國主義者們在過去所干出的錯誤行為的一種含糊的承認，或多或少總能成功地把一個個細節矇混過去。但是，大量的事實仍舊存在著。一個人可以使自己達到這樣的程度，他下意識的假設前提可以是中國與俄國 應當 考慮到日本的優越而自願地服從日本。這已經走得很遠了。即使它們應當這樣做，它們卻不願意。由於它們不願意，遠東地區的和平就受到整個世界將會參與進來的一個劇變的影響。 這一境況中的另一個主要事實是：美國沒有必要收買日本。英國的政治家們對於大英帝國成為日本的一個潛在幫凶的必要，似乎與我們的感覺有所不同。他們是否猜測錯誤，是有爭議的。但是，無論如何，美國雖然擁有菲律賓，卻並不擁有印度和香港。日本蓄意挑起反對美國的戰爭，這是不可想像的，其不可想像的程度就像美國與哥倫比亞之間發生戰爭一樣。這個極端的陳述是經過考慮而作出的。在日本，個人會切腹自殺（hari-kari），但這個國家不會；而且日本的每一個有識之士都清楚，對日本而言，對美國進行一場侵略戰爭無異於國家自取滅亡。他們在上一場戰爭之前不清楚這一點；但是，從那以後，證明在嚴格性方面甚於歐幾里德算法。只要人們想到美國在上一場戰爭中承受了多少損失，儘管它有鐵路、經濟資源和原材料，那麼，日本以它寥寥無幾的窄軌鐵路、稀稀拉拉的森林、屈指可數的礦藏，以及相對稀少的工廠和相對短缺的糧食供應，想要賭一把，在對任何一個一流工業強國的戰爭中勝出，這種念頭簡直就是荒唐。 目前，由於日本已經把它在戰爭中的所得用於在中國的投資——尚未取得回報，以及在西伯利亞的投資——除非高爾察克（Kolchak）起死回生並且成功地恢復鄂木斯克（Omsk）政權，否則在那裡的投資永遠不可能收到回報——並且把已經繁重的課稅增加到難以承受的程度，在經濟上已是困頓不堪。如果它控制了大陸的人力與自然資源，那麼情況就會不一樣了。但是，如果沒有那段由於鼓勵日本為了自己的利益掠奪亞洲而自然人為加快了的時間，那麼，日本與美國之間的任何戰爭都將是由於放任自流而不是日本統治者們的有意選擇所導致的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結果。對於每一個「永遠不」都存在著至少一個例外。在目前的情況下，這個例外就是受到了國內崩潰威脅的軍國主義者們興許會孤注一擲，試圖通過最後的戰爭來恢復他們的威望與權力。 我們沒有必要為了拯救我們自己而去收買日本，這個事實並不意味著我們應當粗暴地或惹惱人地對待它。我們採取這種策略會有某種危險，它什麼鎖也打不開。我的意思不是說我們應當有意採取怨聲指責作為策略；但是，如果不能成功地制訂出清晰的建設性的行事方案，實際上就會導向這一結果。放任自流與外交上的機會主義把每一個產生出來的問題都變成一件孤立的事情，從來不面對基本問題以便獲得關於它們的一種理解，最終造成一種相互挑刺與隔離的惱人狀態，這是所有狀態中最危險的。這似乎就是我們目前正在發展成為的事態，使各種原則處於有意模糊的晦暗不明之中，就像現在的門戶開放和《蘭辛-石井協定》（Lansing-Ishii agreement）的情況那樣。處理每一個引出這些原則且實際上歸於這些原則的摩擦的情況，是把我們的國際關係還原為伴隨著由此產生的所有積怨與誤解的一種持續的緩和的決鬥。 我已經把我們的真正策略稱為X。即使在以陳述的方式說出的言詞中，它也不容易被發現，更不用說實際的執行了。但是，它並不在光鮮而討人喜歡的言詞中，這些言詞掩蓋各種現實；同樣，它也不在惡意、懷疑和抱怨之中。現在是尋求和採取一種明確策略的最恰當時機。日本在實際上孤立於其他國家，它開始意識到這一點了。它正在經歷一種長時間的陶醉之後清醒過來的反應。如果能擺脫目前的蕭條狀態，並且不陷入一種更大的災難，那麼無論根據什麼理由，它都將是幸運的。也許人們比在實際現實中更多地談論自由主義；但是，如果不說是積極的策略，至少也存在著一種有起色的情緒的開端，尤其在青年一代中間。這種談論是對世界輿論的一種新的敏感的標誌。 無論如何，日本意識到了它對美國的現實依賴，這種依賴在美國很少得到認識，因為它與我們對日本的依賴完全不成比例。這種依賴並不僅僅止於國際市場的統計結果，以及我們是維持其工業運轉的消費者這一事實。日本意識到了它在中國的事業與美國的觀點和政策相聯繫的程度。它確實需要美國在道義上的支持來「前進」，在那個詞的任何適當的意義上說。 讓我援引一個事實作為證據，這個事實看起來也許並不重要，但是我確信它意義重大。最近，日本的自由主義者們和基督徒反覆地、幾乎連續不斷地作出努力，試圖接近美國的傳教士和教育人士，以及中國當地的基督徒。他們一直堅持當前日本內閣的改良意圖，並幾乎一直在中國乞求這種成分來作為帶頭的斡旋人，求助於善良意志與基督徒之愛的每一條情感原則。現在可以保險地說，這並不完全依賴內證（internal evidence）——這種動作並不首要地指向中國，中國仍被視為虛弱和微不足道的而受到鄙視。它是指向美國的。日本人針對傳教士誤導中國人和朝鮮人並製造麻煩的指控，大部分是捏造的；但是，日本人對傳教士和基督教青年會（Y.M.C.A.）的工作人員發往美國的關於中國、朝鮮、西伯利亞以及滿洲的情況報道所引起的恐懼，卻完全是真實的。他們估計到了，據他們所知已經在美國發生的對日本看法的改變，對作為軍國主義和冷酷帝國主義的日本那份不斷增長著的厭惡主要是由於這種影響。實際上，他們想讓這群人扮演日本與美國公眾輿論之間斡旋者的角色，因為他們受到後者普遍而言在世界上和特殊而言在中國不斷增長的力量的嚴重困擾。 在對將是解開這把鎖的鑰匙的美國策略，即這個X的尋求中，有一些量是已知的。一個是基於日本正在增長的自由主義而對美國人同情的每一個懇求，我們都應該既不加以輕信又不加以挖苦，而抱以一種了解這種自由主義在做些什麼，尤其是關於中國與西伯利亞在做些什麼的要求。而且，我們不應滿足於概況，應該堅持要求詳情。這些詳情中首要的，應該是涉及大的工業與金融利益集團實際上在關於本國的政策和中國的發展上做些什麼的事實。大倉、三菱、三井、橫濱正金銀行正在做些什麼呢？談論日本軍國主義的權力，以及自由派人士試圖約束它的渴望，這很容易；但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金融利益集團，如此集中、如此強大或者與政府的關聯如此密切和直接。為什麼利益集團不運用它們的力量去約束和引導政府的政策？是不是因為，在哀嘆這一政策為外國消費的同時，它們正在努力用它在中國和西伯利亞獲利呢？ 再多說一點。有跡象表明，目前的中國政府已經認識到《二十一條》和從中引申出來的條約比山東決議更加重要，不是因為後者不重要，而是因為它是前者的一個結果。這個政府極有可能很快就與日本政府交涉，要求取消這些條約。日本政府與民眾對這種要求的態度，將是對他們關於政策與心理的改變所作宣稱的一個嚴峻考驗。美國的公眾輿論應該公開、一致和明智地表明對這種要求的支持。直到這些條約得以廢除之前，遠東和平的問題不可能得到解決。直到它們被清除出去之前，改良與改善關係的宣稱都只會在中國引起新的懷疑，而每一個動作都將被視為不過是為取得更有利的策略性位置而耍的一個花招。打破現存僵局的第一個動作，是去除與《二十一條》相關的這些條約。日本自由主義的任何真誠的朋友都會試圖對他的日本友人們說清，這是有效的日美合作的第一步，因為這是美國方面採取任何不會使我們成為日本的罪惡幫凶的行動、成為如今被視為使我們擔心和厭惡的日本的一個夥伴的先決條件。與《二十一條》有關的一切東西的取消，是把日本與中國的關係放在一個友好的立足點上的唯一途徑。確保這兩個東方國家之間的友好關係，應當成為美國人的輿論與行為的激勵目標。然後，這把鎖就開始鬆動了。 （趙協真 譯 莫偉民 校） * * * [1] 此文選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3卷，第70—76頁。 [2] 首次發表於《新共和》，第26期（1921年），第71—74頁。 [3] 19世紀下半葉，由於主要以提供廉價勞力為生的中國勞工隨著美國西部「淘金熱」大量湧入美國太平洋沿岸各州，引起當地白人居民不滿，以加利福尼亞為首的各州陸續通過了一些限制亞洲人移民美國，並對已在美國的亞洲人施加比較苛刻的課稅條件的法案。此舉主要針對中國人，但法案適用範圍也包括日本人，由此引起日本的不滿。——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