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心靈的轉化 · 中國的噩夢 [1] [2]

近幾年來，世界充滿了非凡事件，以至五年前的奇蹟現在已很難引起注意。曾幾何時，俄羅斯的一個公告引起了轟動。該公告稱：俄國將主動不計報酬地把其從中國東部鐵路的所得權益，以及從滿洲或中國其他地方獲得的所有採礦和林業特權，歸還給中國；同時，放棄所有的領土特權與庚子賠款未付款。這一宣告，製造了所有你想要的來自蘇維埃政府的讓利。這種轉變之驚人，猶如德國人在沒有爭戰的情況下，主動提出自願歸還法國的阿爾薩斯-洛林（Alsace-Lorraine）和1870年戰爭賠款。從許多方面來說，這一提議甚至是空前的轟動，充分展示了歷史的不可置信。20年前，沒有人不知道俄國企圖占領整個中國北方和至少南至青島的亞洲海岸；而且，在俄國被日本打敗前，幾乎無人懷疑她的計劃會成功。 讀遍20年前描述中國的書，你將發現，為了精確說明今天的狀況，就其精神而言，你將不得不以日本替代俄國。地理上的細節雖然不同，但經營的對象和一般技術仍沒有變化。貝思福（Beresford）勳爵在1898年曾隨一個貿易使團到中國考察，並將考察報告寫進了其《瓜分中國》（The Break -up of China ）一書。在書中，他說：「對於中國政府是否具有卓越的能力來確保英國商業和貿易的安全，我幾乎無法提供任何意見。這個問題不應該由我來回答，『但俄國會怎麼說』卻是會產生作用的。在中國，大不列顛害怕俄羅斯這個觀念正在生根。」 在那些被曝光的通訊聯繫 [3] 中，德國皇帝向俄國沙皇致賀，祝賀他在北京建立了統治權。在海約翰（John Hay）的自傳中，當時俄國駐華盛頓大使的卡西尼（Cassini）否認了俄國對中國提出以犧牲他國（包括中國）的利益為代價的要求。卡西尼的否認，是有事實根據的。同時，作為美國國務卿，海約翰握有關於這一要求的、來自三個不同首都的抄本。這或許很容易令人想像他正在閱讀《二十一條》的外交歷程，而大量針對日本的批評者和辯護者，一旦認識到日帝國主義是多麼極力追捧俄國沙皇專制，都將改變他們的論調。 日本人的模仿能力可謂臭名昭著，日本在外交政策上的特點是在俄國的啟發下形成的——這些特點對它控制中國是非常重要的——這有什麼奇怪嗎？我絲毫未曾懷疑過，大多制定中國政策的軍國主義者和官僚主義者會真誠地相信，他們此刻在嚴格地遵循著西方的外交模式——而俄國的模式一直在他們眼前。俄國的東方外交手段中的組成要素通常有：大量的腐敗、陰謀、暴力和欺詐，等等。日本官員們很自然地認為，英美等國強烈抗議日本方面類似的做法其實純屬偽善，或者只是它自身常規的外交遊戲的一個組成部分。 越全面研究中國近20年來的國際關係史，就越能清楚地看到日本承襲了俄國的目標、方法，以及大戰以來俄國的成果。正是俄國，發明了藉助鐵路和銀行進行侵略的戰術。俄國即使沒有開創，但也鞏固了以偏愛和占著茅坑不拉屎的策略來擴大政治影響的做法。俄國發現了警亭的價值，可以通過警亭暗暗地進行半軍半民式的行政控制，從而使自己的合法利益（至多純粹是經濟上的）在這塊領土上得到訴求。《二十一條》的許多條款幾乎逐字逐句地拷貝了俄國之前的要求，例如訓練軍隊的獨有權等等，諸如此類。俄國把借保衛他國之名而行軍事占領之實的教條發揮到了極致。它以中國保護者的姿態對抗「西方」列強，自譽（最奇怪的是，他們有比日本人更美麗和更成功的藉口）更了解中國人的心理，更懂得如何管理中國人。我們從1896年與李鴻章（被外幣收買的中國政治家的原型）在聖彼得堡簽訂的《中俄密約》中，將會發現日本後來的外交政策的大憲章，它甚至包括在某種條件下允許俄國海陸兩軍占領膠州灣。 在中—俄—日三方關係的早期階段，直到1905年《朴茨茅斯條約》 [4] 簽訂之前，對於處理與中國的關係，日本能夠信守他們宣稱的自衛原則。無疑，擁有大量未開發領土的俄國，其入侵韓國與中國北部的理由，要比日本少得多。此外，俄國每侵入中國一步，他國尤其是英國與法蘭西就立即緊跟著提出賠款與其他權力擴張的要求。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德國要求中國對其開放膠州，是受俄國以貌似可取的理由強租旅順口與大連灣的刺激；正當中國屈從於這兩件事情之時，英國即索取長江地區，法國即索取中國南方。 這就是貝思福把他的書命名為「瓜分」的時期，儘管他自己曾經是「門戶開放」主義的積極鼓吹者。也正是這種狀況，使得日本順理成章地自命為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的保護者，反對歐洲列強對中國的諸般侵犯。此等感情與要求有著顯著的歷史慣性。絲毫不值得驚訝的事實是：它們至今依然頑固地留存在大多數日本人心中，並為日本繼續在中國推行侵略擴張政策獲得廣泛的支持與認可，而且提供了條件。日本人曾經完全有理由相信：他們未來的命運取決於獲得足夠的中國控制權，而這是確保它不落入歐洲列強之手的唯一確定的道路。時代變了，日本人的感情卻滯後了，因而依然被軍國主義黨派所利用。同時（尤其是大戰爆發後），日本自己的戰略越來越疏於防守，越來越敢於進犯。 如果美國充分了解俄國在東方的外交策略，了解這些策略對日本命運及其亞洲目標和方法的影響，就絕不會輕信日本對西方所做的鼓吹而淪為受騙者。事實上，美國的無知促成了幾乎全球贊成的《朴茨茅斯條約》及其附加條款，儘管這些是出於他們的天真才簽訂的，但其最終休戰卻是以犧牲中國在滿洲的權益為代價的。一個身在中國的外國評論家認為，羅斯福總統理應為中國自1905年以來的國際災難承擔責任。他的理由是：羅斯福本該堅持戰爭既然在中國的領土上打響，中國就應該成為最終休戰談判的一方，而和平會議是中國有效保護自己免受雙方侵略的絕佳機會；然而，事實卻是，實際結果使俄日兩國都對以犧牲中國為代價的相互交易感興趣。如果沒有英國海軍，無疑早就會有俄日雙方關於瓜分華北的共識。當然，做事後諸葛亮是不難的。故此，羅斯福總統是否該受責於缺乏遠見值得斟酌，畢竟在那個年代，其他人並不具備這樣的見識。 上述所有，僅是順便勾勒下一個重要時代的中國外交關係的背景。中國不可能接受俄國目前的提議。即使中國願意承擔此等程序之風險，其同盟者也不可能允許，但此提議仍然象徵著一個新紀元的開始。雖然俄國政府已被推翻，任何取代它的新政府都有理由更理解中國。畢竟，它們的領土接壤邊界長達3000英里，兩國又同在一個大陸里。日本終歸只是一個島國，在大陸上的孤軍征戰史無法為日本在亞洲取得進一步勝利提供有利的預言。西伯利亞的狀況一直很複雜，但從表面看，贊成向西伯利亞冒進的日本軍國主義者目前是占有優勢的。中國又可再次慶幸，上帝總是在他們瀕於絕境之時拯救他們。俄國人並非和平主義者，他們依然擴張；由於俄國歷史上是農業國，他們有著巨大的土地欲求。在中國看來，日本捲入西伯利亞越深，其徹底失敗就越確定無疑，即使它實際占領西伯利亞東部直至貝加爾湖已達數年。很多人都談到，中國的國際前途將在西伯利亞決出結果。形勢變化極其迅速。人們私下裡談論著戰爭將以日本為一方，俄、韓、中為一方，這種觀點或許只是空穴來風。但是，不管俄國是恢復君主制還是轉為共和制，中俄關係都將是其國際地位的最終決定因素，這似乎是一個確鑿的預言。日本由中國轉向西伯利亞，或許標誌著其對中國的影響力的極點。從歷史計年來看，最後的五年很快將是中國噩夢結束的年頭，這並非不可能。 （劉華初 馬榮 譯 馬榮 校訂 劉放桐 審定） * * * [1] 此文選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2卷，第48—51頁。 [2] 首次發表於《新共和》，第23期（1920年），第145—147頁；重新發表於約瑟夫·拉特納編，《人物與事件》，1929年，第1卷，第193—198頁。 [3] Willy-Nicky letters，其實應為「Willy-Nicky Correpspondence」，是德國皇帝威廉二世（Wilhelm II）與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從1914年6月16日到1914年8月2日之間的一系列來回電報。——譯者 [4] 《朴茨茅斯條約》（Portsmouth Treaty）：1905年9月5日，日俄雙方在美國朴茨茅斯經過25天的談判後，簽訂了《朴茨茅斯條約》，正式結束了在中國東北領土上進行的日俄戰爭。——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