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心靈的轉化 · 美國在中國的機會 [1] [2]

一般美國人也許會對美國過去在中國取得的進展感到沾沾自喜，並想像我們贏得了中國人的讚美。甚至那些偶爾翻翻報紙的讀者也知道了返還庚子賠款，並以一種含糊的方式設想我們對中國門戶開放所做的聲明成功地阻止了對中國的瓜分。消息靈通的讀者會為在庫欣（Caleb Cushing） [3] 、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4] 和海約翰那裡看到的一貫開明的美國外交政策，以及在義和團暴亂被撲滅後力主相對溫和的措施感到自豪。我們樂意這樣來幻想，整個進程確保我們贏得了中國人頗表感激的信任和尊敬。我們在太平洋沿岸給予中國移民的待遇以及排外行為會令人想到，我們很快便把如此大量源於以往歷史的令人不快的思緒置諸腦後了。 我們很值得花些時間來問一下：關於中國人對我們態度的上述想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實？或者說，這類看待事情的方式是否含有對中國公眾意見普遍性的一種錯誤假定？那麼，什麼是那部分有影響的公眾人物的態度呢？這種態度的理由何在呢？這類探問的結果即使不那麼賞心悅目，卻是為將來提出某種適當政策的概念所做的必要預習。要是用幾句話作個不無貶抑的回答，那麼，我們以前的行為給許多中國人，特別是那些美國境外的中國人留下的印象是：我們的外交行動顯得我們是不那麼講究實際的人；我們缺少在緊急時刻作出決定的警覺和快速，缺少行動的敏捷性，特別是缺少執著精神，甚至在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脅時仍是這樣。從總體上看，我們被認為是樂意助人的，但行動中有點不講效果。雖然人們對我們拒絕參與攫奪中國的遊戲表示感激，但也未嘗不夾帶著一絲懷疑：也許我們還缺少贏得這場遊戲的精力和技巧。 這種感覺的當下背景，關聯到日本和美國在過去兩年半中為了尊嚴和道德權威展開的競爭。就美國方面而言，可以確信，這毋寧說是一場被動的競爭。某些方面的競爭記錄，在美國推行成功的遠東政策的道路上明顯意味著是一種挫折。美國在參與這場戰爭時表白的目的和理想，以及我們參與戰爭的魄力，激起了中國相當部分知名人士的極大熱情，一時似乎出現了一個已站穩陣腳的強大的、把親美作為其政治綱領要點之一的自由主義黨派。他們對協約國事業的熱情有增無減。在1917年的頭幾個月里，甚至那些如今執掌權柄的軍閥也頗具反日傾向；事實給出了有說服力的證據，未經與任何日本代表的磋商，與德國的外交關係便中止了。事實上，日本的一名大臣當時正在中國，日本直至既成事實後才獲知這一消息。人們對中國軍隊積極參與西方戰事非常熱心，軍閥首領出於使軍隊得到訓練的目的希望促成此事；自由派分子則出於他們親協約國和親民主的意願，他們看到戰爭結束後中國享有國際談判地位時帶來的好處。把被扣押的德國艦船用來運送軍隊的計劃已經制定，但協約國存在運力短缺的狀況，它們把船隻分配掉了。如果說美國多少盡了一些外交努力來幫助中國人執行他們的計劃，那麼，在中國人看來，這種努力要麼是失敗的，要麼是不得其法的。 接著，中國需要錢，並急需這些錢。它用這筆錢不光為了國內的整頓，也是為了積極參與戰事。美國定期向其他協約成員國預先發放貸款。中國需要貸款，卻拿不到手。日本人通過金融援助懾服了它。目前的傳言堅持認為，這些資金或多或少落到了腐敗的中國官員的口袋裡；但就大的方面來說，這種指控的精確性是無關緊要的。明顯的事實是：當美國毫無作為的時候，日本卻在得寸進尺。從這時候起，日本控制了中國的政界。另一個事實，則使軍人積極參與戰事的熱情也冷卻了下來。 1917年8月後，協約國軍隊的運氣落到了谷底。許多日本領導人開始確信，德國的勝利要麼不可避免，要麼戰爭以僵局而告終，這差不多等於是德國的勝利。那些負責任的政治家、曾擔任過首相和外務主腦的人物公開聲明說，日本在整個戰爭期間忠於它的盟友，一種國際性的結盟關係到戰爭結束時已確定下來。日本已經肩負起與俄國恢復友好關係的重任，並顯然要承擔阻止美國勢力在遠東增長的那種責任。在戰後日本、俄國和德國結成攻守同盟的情況下，中國將處於何種地位呢？對它來說，對那些不久的將來很可能統治遠東的列強態度和緩、不加冒犯，顯然是值得考慮的事。我相信，在決定目前各派勢力的地位時，不可能誇大這個因素的影響。因為當這種特殊性質的預測還沒有出現時，親日和對美國不冷不熱的形勢便產生了。就在最近，一個被奉為政界中親日派系軍閥首領的人（亦被看成是個清廉之士）說，中國不能不親日，日本的陸軍和海軍如此強大，又如此鄰近，「如果太平洋縮小成一個池塘，我們就會親美了」。 這就是能夠從中國人對美國政策的看法中引申出更為一般思考的那種具體背景。比如說，當美國人開始說明他們對庚子賠款仁慈地予以返還時，中國人很可能回想起，作為一種實際力量，美國以提出滿洲大鐵路的中立化建議開始其遠東之旅，繼而又栽在俄國和日本的手中。這件事本身算不了什麼，所有國家都要接受外交的考驗，但在中國人看來，在提出一項宏大計劃並遇到最初的抵制後，美國政府既沒有用所做的檢討以確保別的地方取得補償性進步，也沒有試圖用其他手段來維護它已制定的原則。 平漢鐵路事件同樣使他們感到吃驚。這是美國政府辦事傾向的一個例證，即構想出一套相當宏偉的規劃，然後又遭失敗，或一遇阻力便予以撤銷。美國紅十字會做了重要的水災災民的救濟工作。但是，還存在一項大規模的河道管理的工程計劃，這個計劃在最初被吹捧一陣以後便不了了之。西姆斯-凱瑞公司修築鐵路的計劃也許與以上情況不一樣，因為這些計劃處在假死而非死亡的狀態。但事實仍然是，美國是唯一一個沒有在中國通過大規模成就證明自己的大國。或者不如說我們的決定性成就表現在教育領域，坦白地說，我們在這個領域遠遠走在了前面；但就其所做的有關國際事務的決定而言，這類成功並不會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上述事例必定成了說明這些事實的樣本，即它們使那些受過教育的、有影響的中國人感到，不能鄭重其事地依靠美國人。中國人並沒有像某些國家那樣把我們當成虛張聲勢者，但除了斷然為「門戶開放」說的話，以上提到的事例連同做出的許多失敗之事，不能不使人感到，我們容易發布宏大美好的計劃，但在經受行動的考驗時，卻起不了什麼作用。中國人並不把感情帶入實際事務中去。他們根據結果而不是意願進行判斷。與我們美國相比，他們發現，日本人在不停地工作，從不以任何事情能夠過得去為滿足；他們充分利用每一個機遇，挫折只是激發他們努力作出更新和更改，他們勤快、耐心、執著、堅忍。如果日本在評估中國人的感情上沒有犯下大錯，中國或許已經把它的外交政策交由日本掌管了。因為中國總得依靠某個外部勢力，即使要花很大的代價。有太多的理由說明它要依靠這樣一個國家，這個國家敏銳、強悍、警覺；當它開始實現某個計劃時，從不輕言放棄。對美國人來說，澀澤男爵就日美在中國的合作提出的建議，即美國提供資金、日本提供智力，絕不能僅僅看作是一種圓通的表達方式。可是，這位日本的大金融家和慈善家所指的，就普遍情況而言，不太可能是說日本人的智力優越。他說的話毋寧是基於這一事實，即日本人勤於用腦，並堅定地向中國推行他們的計劃，美國人沒有做到這一點。 當然，現在從美國的立場來回答這個問題還是容易的。我們從未對遠東產生過足夠大的興趣，以至值得花時間把我們的注意力和精力集中起來。除了門羅主義，我們從未像其他大國那樣奉行一種帶有連續性的外交政策，我們有太多其他的投資贏利途徑；要取得較好的收益，莫如不再去關注任何其他計劃，而不被投資鐵路或其他項目不斷招來的令人煩躁、一波三折的障礙搞得終無寧日。另外，此事也關乎我們的信譽。我們和其他那些典型的大國一樣，從未在與經濟落後國家、與中國打交道的過程中，與其結成緊密的商務聯繫並產生政府行為。從美國人的觀點出發，開脫或者善意的理由可找上一大堆。但正如前面已指出的，當中國人回到他們有關外交關係的公式時，辯解和理由皆與他們不相干。他們感興趣的是過去的結果和現實的成果，並用這些東西來作為預測未來可能進程的手段。 這次戰爭已確實證明，美國可以在其外交事務中迅速、有效地行動，並大規模地展開行動。不幸的是，威爾遜總統的話與和會的具體成果之間存在的反差——這種反差由於時勢的緣故而在中國變得極度惹人注目——趨於恢復了關於美國的老觀念。這還不是全部，當廣大民眾哀告我們救助他們時，那些地位顯要的領導人又有了新的興趣和期待。對於美國的歷史形成的友好情感是如此強固，它成了一筆具有巨大潛在價值的資產。問題是要用藉由行動展示的建設性政策，把實踐轉化成可加以估價的東西。我們不能說存在著絕對必要的任何單一的特殊的政治行動，但存在著一系列至少在相當長時間內可以決定命運的行動。對山東問題進行了多次討論，卻未對這件事負起責任，或者說聽任它們自行其便，這將使人們進一步得出我們的政策猶豫不定和徒勞無功的那種最壞的看法。堅定地遵循某種明確的行動方針是必要的，除非中國已實際臣屬於另一個國家。因為中國需要外界的幫助。和平協議在此刻成了最為尖銳的政治性國際議題，而資金和工業問題將是一個帶有長期性質的重要議題。這正是為美國準備的一個大好機會。引進統一的無所不包的貨幣體系和鐵道系統，改進現代港口和貨物處理設施，對內陸的河道水系進行改造以改善運輸條件並防止水患災害——這些就是應予承擔的重要任務的實例。美國是目前唯一擁有必需的資金、工程能力和管理才幹的國家。 重要的是，在大規模引進重大項目時，美國要避開會釀成刺激和猜疑的那種競爭。如果規模足夠的大，就不會產生競爭。日本並不準備大量涉入這些事務。一種可解釋為構成日本合理髮展道路的障礙的消極政策，充滿了危險。以建設性方式全神貫注於重大的事業會給日本帶來眾多機會，卻使它永遠消除了向中國道出日本的實質目的的可能性——只要軍國主義-官僚集團分子繼續掌控日本的政策，就連日本最親近的朋友都得承認這種危險是真實存在的。當前形勢下不幸事件發生的重要根由源於這樣的可能性：美國會對遠東表現出足夠的興趣，它滔滔不絕地談論，而把行動放在次要地位；這總體上可被解釋為是在以一種多少帶有正義的方式行事，好像它的主要目的就是挫敗其他國家，特別是日本的野心。 沒必要告訴人們，今後幾年是關鍵的年份。就像其他地方一樣，中國的重建即將來臨，但眼下還有亟待解決的事情。距離對所有次要的關係是不利的，但美國如果把它的注意力放在大規模的任務上，那麼，距離也可以成為有利的東西。對中國外交方面過去已做成的事情中，有相當部分的摩擦應歸於沒有確保與中國人取得管理上的合作。美國的事業應當有理由擺脫用經濟投機家們來充任角色的誘惑。那些在美國學習過或正在學習的中國學生，為管理上的合作奠定了明確的起點。如果中國人中沒有足夠受過訓練的人士，那麼，商務計劃中應包括教育技能的推廣，以便對急需的人才加以培訓。過去的那塊大絆腳石，也就是在商業利益和政治性的政府權威之間缺少共通性，這同樣可以轉化為一份實在的資產。中國人很像美國人，他們具有勤勉自助的傳統；他們在本質上對政府的活動感到嫌惡。為了避開政府，他們採用拖拉、阻撓和賄賂等幾乎不易打碎的傳統方式行事是一個於己有利的步驟。徵用中國志願勞動力的合作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也會受到這種行事方式的影響。然而，派一名低級官員去執行計劃，與不同的中國人商量，事情不一定辦得成。中國的官員視之為與其地位相等的長官必須到場，這名長官必須也同等地看待中國的長官，並準備與他理智地打交道。計劃顯然必須具有這樣的分量，它們會為外國投資者帶來足夠的安全性和合理的利潤，同時使中國成為它自己經濟命運的主人。如果這一點得以談成，它就能毫不費勁地從政治上進行自衛了。正因為其他國家政策中的主導因素是鼓勵對中國的經濟征服，美國便取得了得天獨厚的機會去探尋相反的做法，它有這樣的想像力和精力嗎？ （馬迅 譯） * * * [1] 此文選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1卷，第191—196頁。 [2] 首次發表於《新共和》，第21期（1919年），第14—17頁。文章註明的發出地點和日期是北京，9月12日。作為「美國與中國」的第一部分重印於約瑟夫·拉特納編，《人物與事件》，第1卷，第296—303頁。 [3] 庫欣（1800—1879），美國外交官，第一個派來中國的特使，談判締結《望廈條約》（1844）。——譯者 [4] 蒲安臣（1820—1870），美國外交官，1861年任美國駐華公使。他在任內推行通過外交談判解決糾紛，而不訴諸武力的所謂「合作政策」。——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