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心靈的轉化 · 在中國進行的國際對決 [1] [2]

每個人都知道，早在戰前，中國的領土和資源就構成了五大列強爭鬥的背景。經由這場戰爭，情況完全發生了變化。俄國和德國已不再成為舉足輕重的因素。大不列顛和法國在一場生死搏鬥中，把它們的精力、注意力和資本全都抵押了進去。這讓日本成了戰場上的霸主。按照已確立的國際外交規則，它充分把握了這一有利時機，用以改善它的國家地位。很難說其他那些參與這場比賽的國家的公平競賽風格會使它們對日本的成功滿腹抱怨，不管怎麼說，它們都是日本的同謀。日本和俄羅斯之間某種類似攻守同盟的東西已臻完成，但後者看來似乎仍是個強國。大不列顛和法國則與日本達成了秘密協議。在所有這些場合，日本的盤算是要中國為之付出代價的。直至有關太田在斯德哥爾摩活動的詳盡報道得到證實或被否認，作為第五位參賽者的德國人是否還未與日本進行談判仍是個問題，中國仍要付出代價，但這回俄國是否也會成為一個可能的犧牲品呢？ 日本顯然造成了對它有利的戰場態勢。然而，近兩年來，一場對決正在升級，這場對決涉及中國的國內政策和它的國際關係。這是一場與操控著中國國內政治發展的觀念和理想相關的對決。它要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政體，抑或它還是繼續沿襲專制政權的傳統——是否考慮以共和國或帝國的名義則還在其次。就國際方面而言，問題在於能否通過某種臨時性的國際監督，使中國的完整得到恢復和保持；或者中國是否要走日本的老路，這條路使日本成為能夠保護自己免遭歐洲侵犯並確保西方國家尊重的唯一的亞洲國家。可是，這種觀念和理想上的對決需要具體化。美國和日本就是兩個使這種理想之爭得以展開的載體。駕馭形勢的力量，而非有意識的選擇，決定著這場對決的形貌。 詳言之，就西方列強玩弄的這套秘密外交的手段來說，日本也許正是一個獨具慧眼的學生，但它有權聲稱，它從來沒有隱瞞制約著每一特殊步驟的最終目的。它所宣揚的目的，就是把亞洲至少是東亞，從外國也就是歐洲的控制中解救出來。亞洲的門羅主義、亞洲人的亞洲，是一個人人皆知以至勢不可擋的信條。每個日本人都有資格聲稱，如果外國人把日本對中國領土完整所作的保證竟然不是從 反對 歐洲侵略者這層意思上來理解，那麼受到責備的，只是外國人自己的愚不可及。日本還認為，它信守對朝鮮領土完整作出的保證——用一種在當前條件下唯一有效的方式，信守著這種保證。換言之，對於讓中國把中國振興起來這一結論而言，長久不變的小前提就是由組織化、軍事化了的日本對軟弱、無序、停滯的中國行使保護國的權力——日本已採納西方的科學、工業、教育和軍事的方法以便轉而用它們來反對西方，使東方、亞洲的文化和領土保持完好無損。在「二十一條」要求以及日本與中國進行的其他談判的每一段言詞背後，都潛伏著這類疾言厲色、明白無誤而又未說出口的話：你要依靠日本的絕對保護，這樣才能保證你得到與日本享有的同樣的國際威望，以及和日本一樣免遭瓜分計劃、租借地、勢力範圍和經濟奴役。舍此，你沒有其他途徑用以確保你的完整、自由和尊嚴。 當然，日本無意中積累了物質和產業上的巨大優勢，更不用說那種對不可勝數的人力發號施令的軍事優勢了。但只有極端民族主義偏見的盲目性，才會使人看不到宏偉計劃含有許多想像性的東西，就像曾經把任何西方列強實現其民族命運和使命的計劃包裝起來的那些東西一樣。夾在日本人和歐洲人爭奪對亞洲的控制權中間的，是把最終的威脅擋在自己國門外的冷漠挖苦的美國人，他也許易於保持一個中立觀察者的地位。正如現在看到的，日本已贏得了官僚政府統治的中國——至少是贏得了國際社會承認的北洋政府。這並不意味著那樣的基本想法已獲贊同，或者如今在玩弄中國這齣遊戲的那些官員們不再盼望著，總有一天會發生使日本放鬆對中國掌控的事情，但他們的確認可了讓日本用以實現其目標的特別行動。如果行動變得過於強加於人，例如發生了提出「二十一條」要求的那種情況，他們會提出強烈的抗議。愛國主義被拋在一邊，他們本人的財產利益、地方勢力和威望要求他們對日本人的得寸進尺進行阻撓和抵抗，直到日本準備支付索要的確切價錢為止。 日本已經贏得了中國的官方統治派系，這一點可由圍繞中國的和談代表拒簽和約的事態得到佐證。在政府對學生運動作出的讓步中，政府作出了一個堅持把山東歸還北京的半帶約定性質的東西，卻從來就沒有同意代表們拒絕簽字；而按照這種含糊約定發出的訓示到達巴黎時，則是代表們拒絕簽字以後了。這些代表們秉持自己的責任感，並在整個國家反對他們接受官方訓示的道義支持下，沒有簽署和約。如今，政府儘可能對這件事加以掩飾，企圖一方面取得民眾的信任，另一方面安撫日本。它極有可能仍會要求巴黎的代表事後再簽字。但軍國主義的親日集團由此會使它的道德權威遭到幾乎是致命的打擊，甚至可以設想，這時如若被迫簽字就發出了一個民眾革命的信號。 簡言之，日本的宏大計劃沒有估計到這種形勢中的最本質因素——中國民眾。這種失敗的程度可從這一事實推測出來，即在美國的日本宣傳家們有時將他們在中國的使命與他們好心指出的美國在墨西哥的使命相提並論。中國以它的四萬萬民眾以及作為日本文明的創始者，並不認為自己像墨西哥那樣要等待日本的拯救。說是中國本身的驕傲、無知、民族自負、自尊或者對於相對的民族價值持有的真實意識都可以，如果你願意，不妨可以這樣說，但事實仍然在於日本誤判了中國的心理。當它贏得那些官員的同時，卻使自己成了民眾的死敵。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可以使中國投入日本的懷抱，即重新啟動類似西方國家過去對中國示以尊重的外交。可以想像這帖藥是苦口的，中國會把日本的統治看作兩種惡行中較輕的那種，而西方國家光有良好的意願也是不夠的。它們甚至必須避開惡魔的外表，因為神乎其技的宣傳總是隨時準備告訴中國人——那些西方人如何想要來欺壓他們。避開惡魔的外表甚至還不夠，困難的任務莫過於找到並建立途徑和手段，以提供給中國其所迫切需要的幫助，這必須從它外部給予，還不能引起它的民族嫉恨、懷疑、恐懼、對抗和對立。須知，這樣一來，又要請日本幫忙來反對外國人了。 這就很自然地把我們帶到了觀念和道德勢力對決中的另一個角色——美國的面前。當然，這基本上是情境的邏輯，尤其是情境的心理學，才把美國置於這一地位上，它實際上沒做過什麼事。如果美國的觀念這時在贏得民眾方面如同日本人強加給最有勢力的官方集團那樣有效，那麼，這是由於引起反響的那種方式使然。當形成反差的情緒被深深地攪動起來後，觀念化的作用就變得極為生動。對日本的恐懼，即孕育著對美國的信任。毫不奇怪，日本因其對於民族心理的蹩腳解讀，已被眼下中國的親美情緒的迸發搞糊塗了，它在其中看到的只能是那種搞陰謀以及花費無數金錢用於宣傳的超人能力的證明。但事實上，形勢比人強。中國在其絕望處境中創造了一個具備強烈民主意識、愛好和平的美國人的形象，後者尤其致力於為弱國確保國際的公理和正義。它仍然相信與美國一起去並肩作戰的英雄傳奇，同時會添加它自己的篇章。 對美國的信任是那麼天真無邪，這一點可見於5月4日那天收集到的向美國代表們所致的各種祝辭。上海是愛國學生運動的真正的中心，下面是上海見到的一些演說辭的摘錄：「如今你們偉大的國家正把正義和公理的原則引入遍及整個世界的國際關係之中。」這頗有點柏拉圖哲學的味道，但往下幾段話說到了具體的意義：「我們期望有一天，中國和美國能共同來維護太平洋地區的和平，正像你們的國家和大不列顛在維護大西洋地區的和平一樣。」廣州的同業公會對美國主導推進人權事業的國際會議表示祝賀，它毫不懷疑它對這種領導地位性質的理解，並說：「中國和美國必須持有共同的理想，中國和美國必須維持亞洲的和平。我們期待美國能對我們的正義之戰提供幫助。」另一個演說（這回是婦人和女孩子們獻上的）更是不同凡響，在談到美國海軍過去從未剝奪任何人的自由後，它接下去說：「如果有那麼一天，中國不得不從它的土地上把侵略者趕走，美國海軍將發揮正義事業的影響力。」商業聯合會用某種不同的聲調發出了同樣的聲音：「就是在這個獨立日，我們籲請美國人來幫助我們獲得獨立，開發我們的鐵路、水道，開發我們的資源，與中國合資以使我們從所遭受的商業奴役中解放出來。」 自然，所有這些字句中流露出獲得實際幫助的願望，以反對民眾認為是打著幫助中國的幌子而決意要統治中國的那個國家；但同時渴望物質幫助，渴望海軍、陸軍、外交、金融方面的幫助，也是實實在在的。這些演說背後展現的，不止是某種使國家得利的精神。對國際社會發出的呼籲，還與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中國的民族抱負密切相關——直至今日，這一抱負仍可悲地遭到挫敗。日本在這樣的形勢下出演了一個掠奪者的角色，而美國則被指派了一個拯救者的角色。這一形勢同樣使日本成了中國本身的專制、軍國主義政府的象徵，而美國則成了事關中國進步與否的自由民主政治的象徵。如果人們沒有從中看到中國為自己投射的民主希望，那他們是不會理解目前中國對於美國的理想化的。我不再詳盡引用這些演說了，但每一篇我曾提到的演說都相當感人地談到這一事實：當這個慶祝了八年之久的國家仍在為共和政體而戰，還沒有贏得勝利的時候，美國的7月4日卻標誌著一個成功了的事實。日本被傳統的統治派系的官員蒙在鼓裡，至今還沒有看到在它自己的中央集權制和中國大眾生活的民主模式之間橫亘著一條巨大的鴻溝。也許這就使人不用感到驚訝，為什麼西方國家的代表會對中國本質上的民主要素頻頻產生誤會，並渴望有一個強有力的統治者把中國帶向和平和秩序的美好境地。儘管相對而言，只有少數受過教育的人明確有力地主張這種民主；然而這些少數人 懂得 ，沉默的大眾也 覺得 ，唯有它才符合中國人的歷史精神。美國從來沒有使自己成為一張反映著日本官僚專制體制的民意的票據存根，而上述事實應對它有所提醒了。 這是一種讓美國人更感到蒙羞而不是自豪的形勢。我們的國家將度過一個艱難時刻，以擔當起它已扮演的角色。困難不僅是理智和道德上的，而且涉及實際判斷和機敏的行動方面。我們具備了所需的素質和活力嗎？或者說，我們會再次徘徊於靈活的商業精神和無用的誇誇其談的理想主義之間嗎？總而言之，需要發揮理智的精力和耐力來構想出一種一以貫之並可以操作的計劃，並予以堅守之。 談到迄今為止的遠東局勢，美國的態度總的來說是求得和平解決。美國的行動，也包括國聯的行動，就是如何用它以其宣稱的世界民主理想的代表身份去對它的行動自由和行動力量施加影響。至少對中國來說，它害怕一個締造著可靠的民主世界的美國由於與那些仍不為處理國際事務中民主理想所打動的國家保持的密切關係而使自己受到連累。如果與協約國協力發揮作用的美國在巴黎被迫對它確信的山東問題作出妥協，中國寧願去信任已免於這樣承諾和糾纏的美國。總之，國際關係中的民主涉及的，不是代理機構的問題，而是目標和結果的問題。就遠東來看，某種情形下，比之讓美國待在一個聯盟里，而聯盟的其他成員又不相信美國的理想，一個單槍匹馬的美國更能有效地充當真正的國際主義的工具。但無論聯盟存在與否，美國要考慮的遠東問題不是一項輕鬆的任務。第一項必要條件是一種明確而公開的政策，一種先由國內討論並使世界得以了解的政策。然後，我們即需準備以行動來作為它的後盾。不以理智的行動、堅毅有力的行動支撐的理想主義，將很快使我們在遠東變得人微言輕——並把我們的命運拱手交與軍國主義支配。考慮到國際性聯合放款團的構成和功能，舉個典型的事例來說吧，我們不能繼續爽快地向法國貸款了，如果法國同時又在支持日本政策的話。這或許只是個假設的例子。但我們很需要這樣來問一下，美國是否仍然意識到目前掌握在它手中的強大力量，一個訪問遠東的人得到的深刻印象應當能衡量出這種力量有多大——同時，我們又要問，是否人們已用愚蠢無知的理由把這樣的一種力量多半浪費掉了。 （馬迅 譯） * * * [1] 此文選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1卷，第161—166頁。 [2] 首次發表於《新共和》，第20期（1919年），第110—112頁。註明的文章發出地點和日期是北京，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