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心靈的轉化 · 理想主義的不可信 [1] [2]

人們會記得，凡爾賽和會就日本對中國所提要求作出的決定是在四月底宣布的。當我在中國一個教育中心進行演講時，請老師和學生把他們所提的問題記下來交給我。提問題的人相當多，其中用不同方式一遍又一遍重複的有關問題大致如下：「戰爭期間，有人要我們相信，德國人被打敗後，將會確立一種以對所有人的公正為基礎的國際新秩序；此後解決國家之間的問題也許不用訴諸權利；弱國會和強國得到同等的對待——確實，之所以要打這場戰爭，就是為了確立所有國家的平等權利，無論它們的面積和軍事力量有多大。由於和會的決定顯示出國家間仍會訴諸權利，強國會用它自己的方式來對付弱國，中國難道沒必要採取措施去發展武力，為了這個目標，難道軍事訓練不應成為中國教育體制的一個正常部分嗎？」此後的每一次講學聚會，這個問題都是最突出的一個話題。 我們暫且不去聯繫中國來討論這裡涉及的問題。中國只有通過工業和經濟發展，才能成為一個強國。任何與這種發展無關的軍力擴充，只能延長目前的混亂局面，並且至多也就是製造出一種有關國家實力的幻覺。然而，我國每一個支持美國參與戰爭的人，是以理想主義的理由來領會這個問題的含義的。對那些總體上強烈反對戰爭的人來說，這使他們獲得了與和平主義人士決裂的特殊力量，因為他們通過這場戰爭看到了實現和平理想的途徑——切合實際的軍備削減、廢除秘密的少數人的外交、廢除特殊的結盟關係、用質詢和討論代替密謀和恫嚇、摧毀凌駕一切的專制政體以建立起按照民主程序運作的國際政府，由此走向消除戰爭的時代。一旦採取這種立場，人們就可以變得理直氣壯。如威爾遜總統正在朝著「取得最好的」現實成果的方向邁進，所有基於理想主義的理由支持美國戰爭的人也都情不自禁地想要得到戰爭的最好結果。但是，「得到戰爭的最好結果」，意味著使不合心意的特質變得模糊，以滿足我們的虛榮心。結果，那些轉而支持戰爭的反戰人士就有責任聯繫他們以前的專業和信念，對實際結果作一番不尋常的探究工作。那些認為企圖通過戰爭來推進永恆和平理想是自相矛盾的人，他們的說法是否言之成理呢？有人會想到，這是人們在推銷理想主義的行話，使他們輕易地接受這類包裹著一層糖衣卻充塞著暴力和貪婪的苦澀內容的行話嗎？是否只有極端的和平主義者、絕對主張和平的人，才能提出一種沒有污點的理想主義的有效主張呢？人性和自決的（self-determination）理想，以及對於弱者的公正，是否藉助這類要人們銘記的行話，已無望成為讓人相信的東西了呢？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理想主義的目標已遭致巨大的失敗。那些一貫堅持反戰立場的人要用他自己的正當理由站出來說話，他有資格來誇耀個人的勝利。表面上看，他的對手——我是指同樣為自己尋找理想主義理由的那些人——已沒有很多要說的東西，除非是講講那些誠屬可信卻相當貧乏的理由，諸如要是沒有美國參戰，德國人勝利了，事情就要糟糕得多等等。可是，失敗總要歸於沒有以理智和力量作為支撐——或進而言之，沒有以理智地運用力量來作為支撐點的理想主義的失敗。看來好像還是要讓反戰人士來作一番小小的嘗試說明一下，目前美國戰爭目標的破滅要歸於這一事實：美國運用了「極度的武力，不加限制的武力」，卻仍被自負且情緒化了的和平主義搞得昏昏然。或許可以公允地說，失敗的真正原因正是在於充分使用了武力，卻沒有理智地使用武力。美國的理想已在解決問題的方式中破滅了，因為帶入戰爭的有我們的感傷情緒、我們視為靈丹妙藥的那種道德感的附屬物、我們對於「正義」必定勝利的虔誠的樂觀主義、我們那種可以用體力來做而只有靠理智才能做成事情的兒戲般的信仰、我們那種以為道德和「理想」具有自我驅動和自我踐行能力的新教徒式的虛矯態度。 如果代表理想正在起著作用的是有限力量的原則，那麼，我們很早就應當獲得尚未實施的秘密協議的完整信息，因為戰爭行動有賴於首先除掉各種障礙。並且這是否也說明了我們盟友的不信任以及那種苛求，即到他們有緊迫需要的時候，我們能幫上忙？這正說明了我們根深蒂固的感情主義，我們不願意隨時準備用力量來捍衛我們的理想。我們和我們的盟友要麼是在為同樣的目的而戰，要麼不是在為同樣的目的而戰。我們不需要表現出道德上的慷慨大方，讓他們能夠聲稱為了民主的目的願意接受我們的幫助；而事實上，他們卻用它服務於帝國主義的目的。就我們這方面來說，如果我們在感覺良好的階段哪怕對於在恰當時刻運用理智抱有十分之一的信念，那麼，我們在1917年的頭幾個月就會把許多障礙物清除掉了。這些障礙物之所以存在，正是為了確保有一個與我們的理想主義相符合的和平結果。把那些應被指責為因我們缺乏常識而造成的結果視之為理想主義的失敗，這是再愚蠢不過的事了。 過去的歷史應該表明了，被有關當前形勢的任何知識證實的是何種東西——人們通過戰爭獲得的那種類型的知識，它所斷定的東西並非是獲得和平所需要的那種類型的知識。緊迫的戰爭將這樣的人推到前面，這種人能夠面對環境的直接壓力迅速作出決定。這樣的政治家必定是好鬥的、近乎玩弄遊戲的那種類型的人。他們最多也就是戰爭政治的代表，他們並沒有對和平狀態下的長期利益和結果進行探究。諾曼·安吉爾（Norman Angell）先生和其他一些人，尤其是安吉爾先生在整個戰爭期間都告誡人們，要制定出民眾代表參與和平會議的責無旁貸的必要條文。每個聽他講過這番話的人，都對這種合理的提議印象深刻。但是，最後什麼事也沒幹成。難道這就是我們在理智地運用力量嗎？ 作為和平締造者的威爾遜總統，他對證明這個規定是一個例外。由於我們的選舉制和政黨制度包含的不測因素，他在議會中是個未被戰爭的緊迫性賦予其地位和影響力的人。他代表的不只是一般代議制能夠容納的東西，而且是和平時期人民和政府的正常利益。然而，他實質上受到了某種念頭的支配。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有一種想法以為，似乎通過某種魔法變出來的、沒有發言權的大眾能夠通過他發出有效的聲音。他似乎認為，與所有代議制政府積累的經驗相反，他可以「代表」普通民眾未被代表的利益，這些民眾主要關心的是和平，而不是戰爭。很難想像，這類最大限度地動用力量的任何想法不會招致更大的嘲弄，即認為一個人能夠通過訴諸外交官們對地球上散亂無序、無知無識的民眾所做的即興發揮，就能對一種正義的決定作出擔保。當他傾向以這樣的方式行動後，外交官們只得向他指出，他的行動會減少政府部門每況愈下的權力，增加民眾的不安，並貿然使歐洲一下子陷入政治革命的漩渦。自那以後，他不再全然只顧談論自己，更不說要「代表」地球上未被代表的民眾了。確實，他為民眾關心的阜姆 [3] 問題發出呼籲，但所造成的可感觸到的主要效果正是加強了帝國主義日本對中國民眾的侵害。 美國本可以運用另一種力量、一種巨大的力量來體現它的戰爭理想，它仍然能運用這種力量，雖說未必起到那麼大的作用，那就是美國的經濟和金融的力量。最近幾年，世界是否看到了這樣一種景象，是值得懷疑的。美國幾乎「不加限制地」對歐洲的一些政府提供錢款和信貸，不管它們是否支持過美國已宣布的政策，不僅如此，提供的範圍還擴及千方百計詆毀美國的那些政府。毫無疑問，普通的美國人對這一事實頗感自豪。我們如此慷慨，如此不計利害，並不討價還價或強加條件。簡言之，我們像小孩那樣顯得如此天真爛漫，對成熟的理想如此無動於衷，以至寧願通過採取大貴人似的行動贏得的名聲來實現我們的國家目標。這使我們的感情主義達到了巔峰。要是歐洲的政客們用一種不折不扣的庸俗手段來與我們玩遊戲，該怎樣責備他們呢？ 對這樣一些問題的思考肯定還會成倍地增加，它們表明，並非理想主義而是 我們的 理想主義，是不可信的。這是一種隱約包含著感情和良好意願，不考慮對如何有效地使用手中的力量作出判斷的理想主義。或許可以說，這不是我們的錯，而是威爾遜總統的錯。某些人有權從這類訴求中獲益，但也只是某些人而已。威爾遜總統是為了慰藉我們的虛榮心而找來的替罪羊。但是，他成功地將這種理想訴諸美國民眾，引導他們走近這種理想。 如果他們——如果我們——是不一樣的，那他是要用不同的方法來贏得效果的。歷史也許會記下他那符合美國民眾精神的理想主義的講話；而對他的責備不是說他背叛了美國精神，而是說他過於盡職地將其弱點具體化了。舉例來說，用力量來展示我們成熟的理想，肯定包括要給予所有自由派和激進派人士以思考、發言和寫作的機會，這些人會對威爾遜總統明確指出的目的最終表示同情或理智上的支持。然而，我們採取了壓制自由發言的政策、間諜活動的政策、對反動分子的暴力和放縱傾向起鼓勵作用的政策。我們極易為此指責威爾遜總統的個人慾望，他要扮演阿特拉斯 [4] 那樣的角色，獨立地支撐起一片自由理想的天空，確切地說，他那自高自大的同夥不是別人，正是美國民眾，他們的感情衝動、執著於為自由而獻身是主要的原因。在國際事務上，由我們的孤立主義造成的不成熟和不老練或可使之情有可原，而如果我們並不懷有對那種脫離理智、脫離運作和操控能力的傳統新教徒式的道德的信任，就不會採取如此這般的感情形式。我們的基督教已化為一種模糊的感情和樂觀主義。我們認為，它們是對天啟的一種虔誠信仰的標誌；但從現實方面看，它們卻成了無需藉助對成功之本質作出任何理智上辨別的東西，相信運氣，相信成功之感情的神聖性質。 也許要與理想主義和理想這類字眼作別，它們無望成為讓人相信的東西。它們也許會成為浪漫主義、盲目的感傷主義、託付良心的同義詞，或者會被視為把罪惡勾當掩蔽起來的文字裝飾品。但這個問題是真實的，並非只是一套言辭。狹隘的部分的目的與充分的著眼於長遠的目的是不一樣的；在某一時刻獲得的短暫的成功，與在其過程中感受到的大量的幸福是不同的；把幸福看作是粗劣艱辛的生活要素，與把它看作是變動不居的生活要素是不同的。這裡涉及的只是可以用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來加以說明的區分。當我們堅持從以下事實出發持續展開行動，認為這種區分有賴於對力量的使用，只能用理智來引導這種力量，那麼，我們將繼續待在這樣的世界中。其中，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區分將被認為只是事關意見、爭執和個人趣味。使理想和力量互相對立起來，就是使這樣的體系永恆化。問題不在於縱容理想而反對以現實的手段來使用力量。一旦造成了這種對立，我們就使我們的理想成了不起作用的東西，就會做出使那些將武力視為主要力量的人得利的事情。只有依靠組織化，堅定地利用現代生活的偉大力量——工業、商業、金融、科學的探究和討論，以及人類交往關係的現實化，我們的理想主義才能成為合宜的東西。 （馬迅 譯） * * * [1] 此文選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1卷，第151—155頁。 [2] 首次發表於《新共和》，第20期（1919年），第285—287頁；重印於約瑟夫·拉特納編，《人物與事件》（紐約：亨利·霍爾特出版公司，1929年），第2 卷，第629—635頁，題目是「力量和理想」。 [3] 阜姆，是前南斯拉夫西北部港市里耶卡的舊稱。——譯者 [4] 阿特拉斯，是古希臘神話中以肩頂天的巨神。——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