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心靈的轉化 · 東海的兩邊 [1] [2]

從日本到中國只需要三天便捷的旅程。很可懷疑，是否世界上還有其他什麼地方，伴隨另一種同等距離的行程會使人看到政治傾向和信仰上出現如此徹底的變化。它肯定要比從舊金山到上海的旅行中感受到的變化大得多。區別之處還不在於生活習慣和方式上的改變，這是不言自明的事。它關涉到觀念、信仰以及對當前同一個事實所散布的傳言：日本在國際交往中的地位，特別是它對中國的態度。人們在日本到處可以發現某種無常、猶豫甚至脆弱的感覺。那裡正瀰漫著一種難以捉摸的神經緊張的氣氛，國家正處於變化的邊緣，但又不知道變化會把它引向何處。人們已感覺到自由主義的到來，但真正的自由派分子被形形色色的困難所包圍，尤其可見於為他們的自由主義套上一件神權罩袍的問題，統治日本的軍帝國主義分子已如此老練地把這件罩袍扔給了皇室和政府。但一個人到達中國後，他的第一感覺就是感受到日本遍地滲透的勢力，它正以命定般的力量發揮作用，以便毫不遲疑地達到那種結局——由日本用它那最終同化的觀點來主宰中國的政治和工業。 我的目的不是對形勢的現實性加以分析，或者去查究中國這種普遍存在的感情是不是某種集體幻覺或具有事實根據。現象本身就是值得記錄的，縱使它不過是一種心理現象，必須把這個事實認作既涉及中國人也涉及日本人。首先，就感受到的不同心理氣氛而言，任何了解日本方方面面情況的人都知道，它是一個拘謹緘默的國度。一個一知半解的美國人會告訴你，這是裝裝樣子的，是在對外國人進行誤導。而一個明白人則懂得，這種態度之所以會向外國人展示，只是因為它紮根於日本的道德和社會傳統之中；日本人可能真有那麼回事，那就是說，他們更可能與一個懷有同情心的外國人進行交流——至少可以在許多事情上進行交流，而不是在他們彼此間進行交流。拘謹的習性深植於所有的禮儀、習慣和傳承下來的日常儀式之中，深植於性格力量的觀念之中。只有那些受到外國影響的日本人，才會去驅除它——許多人又會回復原狀。說得溫和點，日本人不是一個誇誇其談的民族，他們擁有的是做事而非閒聊的天分。 因此，當一個日本政治家或出訪的外交官用一種非常冗長、坦率的話語闡述日本的目的和做法時，一個長期待在東方的政治學研究者馬上會警覺起來，更不用說產生懷疑了。最近的事例是如此極端，以至它看上去無疑是出於一種狂熱而非信念。但中國國內的學生如果願意體察當前氣氛的話，他們就不能不嚴肅地來看待這些貌似真實的狂熱。越洋電報對後藤男爵在美國的某些講話作了片斷報道。在美國的環境中發表這些講話，無疑是為了取得這樣的效果，即讓美國打消有關日本方面持有任何不正當野心的疑慮。在中國，人們則會把它們看成是某種宣告，它們宣告日本已完成了同化中國的計劃，一種深謀遠慮的試探性吞併行動即將開始。讀者事先應被允許對他所感覺到的事實本身持有懷疑，也可以對我就有關報道所做的糾正表示懷疑，這些報道對所稱的事實信以為真。他的懷疑論，不會超過我處在他的位置所感受到的那種懷疑的情況。但必須指出，這類陳述引起的懷疑，以及最近對外務大臣內田和石井男爵的訪談，在中國已被當作產生某種普遍信念的證據，即日本的外交對東方國家是一個樣，對西方國家又是一個樣，它對西方國家說的話必須反過來才能被東方國家讀懂。 不管其他方面如何，中國總是一個不存在隱私的國家。有一句諺語稱，別指望在中國長久地保持秘密。中國人說起話來要比他們做起事來更為得心應手——尤其是談論政治方面的話題。他們擅長揭露他們自己的缺點，他們以非同尋常的、合情合理的態度對他們自己的弱點和失敗進行詳細評論。他們沉溺其中的毛病之一，是喜歡尋找某些積極行動的替代品，喜歡避免介入也許是不可迴避的行動過程。人們幾乎會感到詫異，是否他們自我批評的力量本身就是這樣一種替代品。他們對所有事件都要坦然地訴諸喋喋不休地評說。在兩個對立陣營之間，總會有一條流動的對話渠道。在正式的敵人中間，還會存在「盟友」。在這片無休止地進行調和的土地上，儀禮及其必要性都要求使後來的和解之路保持通暢。結果，在日本壓低嗓門說的事，到了中國便要爬上屋頂喊叫出來。如果有人在報道中暗指某些具有相當影響力的中國內閣部長們不斷收受日本人的賄金，當歐洲和美國正忙於戰事之際，這些腐敗官員欲起著盡力逼迫中國作出政治和經濟上讓步的作用。這樣的報道放在日本，很難說體現著良好的趣味；但在中國，竟沒有人會自找麻煩去否認這些事，或者竟會對這些事展開討論。使人心理上感受最深的是這一事實：這種事情理所當然。當有人談起這類事情時，其情形就好像已到了大熱天而人們才提到天氣真熱一樣。 在談到目前日本存在的有關日本的脆弱感覺時，人們必須提到經濟形勢，因為它與國際形勢有著明顯的關聯。首先，人們有一種強烈的印象，大多數國家由於考慮到要奉行一種安全政策，它們不會 像 [3] 日本那樣更多地依賴外國市場的產品。但這裡的信念是，日本 必須 這麼做，因為它不能不大量進口外國的銷售品——之所以說是大量的，乃相對於仍處在很低的生活標準的民眾購買力而言——它要購買的是原料，甚至是食品。但戰爭期間，國內製造業和貿易對於外國市場的獨立性得到了極大增長。國內財富的增加固然十分可觀，但仍被少數人所掌控，這嚴重影響到對國外商品的需求。這條理由可以喚起我們對處於有點危殆形勢的日本的同情。 另一條理由與勞工的處境有關。日本好像感到自己處於一種進退兩難的狀況。如果它甚而以通情達理的態度體面地通過工廠法（或者竟然要使之得到貫徹），並對兒童和婦女的勞動加以規範，就將失去它現在賴以抵消它許多不利之處的廉價勞動力的優勢。另一方面，罷工、勞工的困境、鼓動聯合的趨向等等在不斷出現，形勢的緊張已變得顯而易見。米騷動已不常被人談起，但相關的記憶仍然存留。事實上，它們已十分接近於呈現出一種直接的政治外觀。仍然握有控制權的軍事集團要實現其遠大的抱負，而從未終結這些抱負的真正的民主勢力要使自身壯大起來，兩者之間是否存在著競爭？德國的戰敗確實打擊了日本蠢蠢欲動的官僚軍事集團。它還會有時間對外交政策施加影響嗎？激起對自由派分子同情心的很大一個因素在於，官僚軍事集團還存有這種希冀，自由派分子正在開始承受變革帶來的陣痛。 至於說到當下的國際形勢，日本感覺孤立的危險愈益迫近。德國垮掉了，俄國垮掉了。這些事實有點簡化了有關日本的事務，同時也出現了潛在的聯盟已被剝奪的看法，這將削弱日本確立平衡和反平衡總體策略的力量。特別是帝國主義俄國勢力的消除，確實減輕了印度面臨的威脅，而大不列顛在建立英日攻守同盟時是考慮到這種因素的。美國窮兵黷武可能性的顯現，是另一個嚴重的因素。日本、義大利和法國三方互相諒解的友好關係，並不足以取代國際力量的重新調整；在這種調整中，一般人認為，大不列顛和美國將成為主導因素。如若還不至於成為一個藉口，由這個因素就能夠解釋為什麼日本的報界數月來大體針對威爾遜總統和美國，特別是就日本與國聯的關係發出的抱怨聲和費盡心機的攻擊。與此同時，日本也燃起了討論種族歧視這類問題的熱情（中國人的幽默感成了他們可靠的庇護所，指出這一點很有趣，當日本人在巴黎獲得了想要的結果後，中國人高興地獲悉日本外務大臣「他所關注的問題最近引起了」各大報紙對美國的攻擊，他本人極不贊成這樣的做法）。不管怎樣，說現在所有關於日本外交政策的討論都充斥著焦灼不安和緊張氣氛，這是不錯的。所有的方面都能看到對老的信念產生猶豫動搖，以及沿著新的路線展開行動的特有的信號。日本的精神狀態似乎與它在80年代前期直到末期那段日子裡曾經表露的精神狀態非常相似，它通過接受德國的憲政、軍國主義、教育制度和外交手腕使其體製得以成形。所以，一個觀察者又一次得出這樣的印象：日本實際上是把整個表現出來的充沛精力都用到對迫切問題作出適應上面去了。 再說中國，區別之大令人難以置信。人們幾乎好像生活在夢境中，或者說，某個初來乍到的愛麗絲正用一面外國帶來的鏡子進行探視，從中看到的所有東西都是顛倒的。我們這些對中國的事態和心靈構造了解很少的美國人，對此不用感到驚訝——特別是考慮到新聞審查制度和近幾年來關注點的分散。日本和中國的地理位置如此靠近，然而與它們有關的各種事實看起來恰好是對立的，這都是要人們終生體驗的東西。日本的自由主義嗎？是的，曾聽說過有這麼回事，但只是與一種形式有關，即渴望請出一位創造奇蹟的解圍之神。也許日本的革命會對中國拯救其跌宕不定的命運造成干擾，但並不存在任何尚稱不上是完全革命性東西的改變或甚而阻礙了中國進程的跡象，這類革命可歸於日本的外交策略與商業利益及軍國主義聯手運作。俄國與德國的崩潰嗎？這些事僅意味著日本在這幾年成了俄國的希望、功績以及在滿洲里和外蒙古擁有的財富的完美繼承人，並有機會使西伯利亞落入它的股掌，而這是過去在它最樂觀的時候也很難嚮往得到的東西。如今，日本承巴黎諸列強的賜福，又成了德國的租界、密謀和野心的繼承人。當世界正忙於戰爭的時候，它通過秘密協議，從腐敗無能的官員手中強取了（或是拿到了）另外的租借地。如果所有的列強害怕日本以至對它的各種欲望作出讓步，中國怎麼能逃脫為它設定的劫數呢？整個中國為此都在無望地呼喊。日本的宣傳家們抓住這一有利的形勢，指責和平會議證明協約國並不關心中國；如果中國真想得到任何保護的話，必須投入日本的懷抱。簡言之，正如日本已在朝鮮做好了準備那樣，它也已準備來保證中國的完整和獨立。即使中國憎恨日本，它也必須接受這一命運，以便在災難當頭時擺脫更為糟糕的時運。這恰好與目前日本的自由主義者持有的感覺互為補充，他們認為，日本也許在經歷一個周密而較緩慢的過程、把兩個國家統一起來後，會永遠把中國當作另一個國家看待。至於提到日本的經濟困境，這只不過是一個理由，用以解釋日本為什麼要加緊施展它的外交壓力、它與中國的變節分子所做的骯髒的秘密交易，以及它的工業滲透。當西方世界設想日本的軍國主義或實業派政黨在確保其在東方的至尊地位使用的手段上持有相反的觀念時，中國普遍流行的意見是：兩種觀念以彼此完全理解的方式發生作用，有時由東京的外務省發表一種意見，由陸軍省（它擁有超體制的地位）發表另一種意見，其中的區別是為了獲得檯面上的效果。 以上所述是許多作者曾親眼目睹最為劇烈的變革場景的某些方面，但願它們產生的只是某種非同尋常的心理感受！但就索求真相的旨趣而言，必須把下述內容記錄在案：我在最近這四個星期中與之交談過的每一個現居中國的人，中國人或是美國人，他們都不約而同地相信，未來大戰的種子已在中國深深埋下了。為避免出現這樣的災難，他們指望國際聯盟或沒有直接涉入有關事件的某種其他的力量。不幸的是，日本的新聞界竭盡各種努力來討論中國的輿論導向和實際狀況，用以證明嘗到戰爭甜頭的美國現已把目光移向亞洲，企圖稍後能把亞洲弄到手。於是，美國的興趣便是想在中國和日本之間培植敵意。如果親美的日本人無從啟發他們的同胞去了解事實，那麼，美國可將抵達自己海岸的這種宣傳奉還給日本人。每個想去日本的人，也應當去訪問中國——即使只是為了使他的知識完備起來。 （馬迅 譯） * * * [1] 此文選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1卷，第146—150頁。 [2] 首次發表於《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 ），第19期（1919年），第346—348頁，文章註明的發出日期和地點是南京，5月28日；重印於《中國、日本和美國》（China ，Japan and the U .S .A ）（紐約：合眾出版公司，1921年）和約瑟夫·拉特納編，《人物與事件》（Characters and Events ）（紐約：亨利·霍爾特出版公司，1929年），第1卷，第170—176頁。 [3] 杜威在英文版書中用斜體表示強調，中文版改為楷體加重。——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