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鄉約制度 · 第八章　鄉約保甲的合用下

呂新吾是鄉約保甲合用的第一人，劉蕺山便是鄉約保甲合用的第二人，呂新吾草創規模，自然不能十分完善，劉蕺山師事成規，自然易於斟酌損益。不過呂新吾的官職大，時代好，所以成績也比較優良；劉蕺山起初施行鄉保的時候，只是一個府尹，後來襄贊朝廷的時候，又到了崇禎的末年，鄉約保甲固然不能挽回明末的劫運，時機也沒有允許他們去挽救。所以我們研究呂新吾鄉甲制度的經歷，是呂新吾一段成功的歷史，一段得意的歷史；我們研究劉蕺山鄉保制度的經歷，是劉蕺山一段失敗的歷史，一段傷心的歷史。 劉蕺山在明儒理學的地位，自然是十分超越的，雖然趕不上王陽明先生，然而也在前五名以上，和顧憲成高攀龍齊名。他所作的人譜，闡明太極陰陽動靜的道理，和周濂溪的太極圖，有同樣的價值。「人譜」見《劉子全書》卷一。他主持的證人社，雖然不及東林書院的聲氣浩大，然而在明末學術界裡，也有相當的地位。社人會約的辦法，有約言，有會講，頗有鄉約的遺意。明末學者組合的會約極多，證人會約由蕺山主持，在儕輩中自然是比較有聲有色。「證人會約」見《劉子全書》卷十三。他不但是一位第一流理學先生，並且是一個第一流政治家，一個第一流經濟家。他作官的職分不大，日子不久，本來可以不必多所論列，多所參奏，然而他總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他作「行人」的時候，便實行《周禮》行人的職掌，去討論藩衛封建的問題。見「敬循使職，咨陳王政之要，懇祈聖明，端本教家，推恩起化，以裨宗藩，以治萬田治安疏。《劉子全書》卷十四。他自己知道是使署冗員，分不得論列天下事」，然而以為世教人心之責，又不能不出來說幾句話。所以他一則疏論「修正學以淑人心，以培國家元氣」，再則疏論「躬禮教以端法官之則，以化天下」，三則曰「參正孔廟祀典，以為萬古師道」，乃至學校，選舉，兵事，財政，莫不有懇切的呈請，精確的論斷。不過他的根本主張，總不外教化兩個大字，差不多可以說是中心的主張，惟一的主張。他初任順天府尹的時候，便請修明京兆職掌，大者擊斷貴戚，小者翦戮豪強。崇禎二年清兵圍困北平都城的時候，他正是順天府尹，有守城守土的專責，蕺山乃編排保甲，安插流亡，並力辟遷徙之議。他的「保民訓要」，寓鄉約於保甲之中，寓教化於刑法之內，便是這個時候產生的。他作都察院右都御史的時候，便更要執行御史的彈糾，圖謀風紀的嚴肅。他的「鄉保事宜」，寓保甲於鄉約之中，寓刑法於教化之內，便是這個時候產生的。 他對於賦役方面，也有不少的見解和工作。治理京兆的時候，清汰賦役，裁革冗額至一萬六千餘金。他歸隱田裡的時候，對於地方徭役不均，每於攢造黃冊的時候，提倡均役的辦法。因為浙江舊例，縉紳大家不在里甲之內，所以細民百畝而役，大家萬畝亦不役。崇禎十四年又值攢誥黃冊的日期，蕺山願以身作則，率領縉紳大家參加里甲，以分平民徭役。後來蕺山應召北上，邑令欲專排劉姓縉紳盡入里甲，計地八千畝合為二十甲，其他姓因族人反對，故仍不列入。劉姓本僅應役十甲，因為蕺山提倡的原故，增至十四甲。蕺山地近百畝，依縉紳例無役，依平民例役一年，而蕺山因分布兩里，故以百畝之地，而應二年之役。可見蕺山對於均役問題的以身作則，也可見均役辦法的不易通行。見《年譜錄遺》頁十至十一。 他不但對於人民賦役十分關心，主張平均，並且對於其他國民經濟，社會福利，也作過不少的工作。他的本鄉山陰縣天樂鄉，因受浙江、西江、麻溪三水合流影響，潦時常為澤國，因受麻溪壩隔絕影響，旱時亦成荒鄉，所以民生異常困苦。故老相傳，以為「天付吾鄉樂，虛名實可羞，荒田無出產，野岸不通舟，旱潦年年有，科差疊疊愁，世情多戀土，空白幾人頭」。蕺山查察山川形勢，依照歷代進展，才知道「磧永不可塞，麻溪永不可開」的厲禁，已經失去當時的原有效用。他提出三個主張，上策移壩，中策改壩，下策塞壩窪。移壩者移麻溪壩於貓山，專備橫決之浙江、西江，而不備細小的麻溪。改壩者加大麻溪舊壩，使麻溪得以暢通而免水患。塞壩窪者，使壩內外居民，旱年皆可分潤麻溪之水，而不為壩內居民所獨占。以上見「天樂水利議」，在《劉子全書》卷二十四。貓山閘本來是大水關閉，小水開啟，以避浙江、西江二水的倒灌，而閘夫貪利，大水亦開閘通過船隻，以致天樂常遭水患。所以蕺山又作貓山閘議，主持更閘制，使大水時閘低不能通舟；更閘夫，使大水時為民而不謀利。見《劉子全書》卷二十四。 他不但關心水害，也關心民食，預防方面他提倡社倉，實際方面他參加賑濟。崇禎十二年秋收不佳，十三年春收無望，浙江發生饑饉，鄉紳乃極力籌捐，一面賑濟，一面平糶。蕺山以為「年年議儲米，年年議平糶」，結果總是無成。所以主張提出一部捐款，辦理社倉，以為百年長久之計，並引孟子「制田裡，教樹畜，為王政本」，而以社倉為「近世之田裡樹畜」。見「社倉緣起」，在《劉子全書》卷二十四。當時惟有友人錢欽之贊同，在昌安廂一地實行，後來全府也采同樣辦法，令行三十九坊限坊儲米，以備荒年。蕺山也和同里朱邢各君，醵米二百石，成為昌安社倉，並作有昌安社倉記。《劉子全書》卷二十四。裡面有「儲米於今日，即社倉之虛著，儲米於他日，即社倉之實著」，「不狃於目前可喜之功，而必為千百世無窮之慮」，並且提到藍田呂氏，關中橫渠氏，稱道他們聯屬鄉人的功勞。社倉事宜有入例，有出例，有平糶，有賑粥，有周恤，每年推老成殷實者一人，掌管一切出納，以三年為任期。「社倉事宜」見同書。至於實際賑災的工作，他也行過多次。他作京兆尹的時候，因為京師被危，難民千萬，流離失所，乃以地方長官的資格，會同縉紳盡力賑濟。崇禎八年天樂，桃源，紫岩等鄉被水，蕺山募銀二百四十兩，米十五石遣諸生賑之，其後政府亦撥米一百八十石助賑。崇禎十年嵊縣旱災，蕺山募集銀六百三十七兩，米一百七十一石，又募本地八百九十餘石，遣諸生分設粥廠一百三十七所，日賑四五百人。夏季又募三千餘金，賑饑民四萬二千一百三十口。 此外鄉約保甲，更是他的政治根本辦法，沒有一地不如此設想，沒有一時不如此設想。他作京兆尹的時候，曾實行過鄉約和保甲，並作有「保民訓要」一篇，描寫他的鄉保制度。崇禎七年他鄉居的時候，邑令提倡鄉約，他便作鄉約小相篇，比「保民訓要」更加詳明，可惜令不能行。他的鄉約理想既不行之鄉里，他便作「劉氏宗約」，轉而行之宗族，正和呂新吾鄉居的工作一樣。他作都察院的時候，又有「鄉保事宜」，要把鄉約保甲方案，行之他的舊蜀京兆地方。後來都城淪陷，崇禎殉國，浙紳有舉蕺山擔任浙東團練鄉勇事務者，蕺山又作鄉書，廣鄉書；鄉書言鄉保積儲城守義勇諸務，廣鄉書則兵農里甲合議，並於朔望會士民講鄉約，習武藝，以謀守御。見《年譜錄遺》頁十二至十三。然而都城是失陷了，崇禎是殉國了，南京又失陷了，連他們浙江的杭州也失陷了。蕺山知大事已去，獨木難支，一方面自愧不能挽救國難，一方面又怕被迫失身異族，所以絕食二十餘日——順治二年六月十五絕食，二十五日投水未死，七月初八絕命——先生的餓食，比起文天祥，方孝孺，又不覺有「慷慨從戎易，從容就義難」之感。他這種學術，他這種精神，為什麼不能挽回明末的劫運，自然是我們很關心的一個問題。他這樣的提倡鄉約制度、提倡保甲制度，鄉約制度，保甲制度加上他的學術，加上他的精神，仍然無補明末的大局，更是我們要研究的一個問題。 不過在沒有問答上面兩個難題以前，我們必需先來分析他的鄉保制度內容，研究鄉保制度的環境，以及鄉保制度的進展，才敢有一個具體的答案。他實行的鄉保制度共有兩個，一個叫作「保民訓要」，以保甲為主，鄉約為輔，一個叫作「鄉保事宜」，以鄉約為主，保甲為輔。「保民訓要」是在崇禎二年（公曆一六二九年）任順天府尹的時候頒布的，「鄉保事宜」是在崇禎十六年（公曆一六四三年）任左都御史的時候奏呈的。十四年前的鄉保制度，是教化寓於保甲之中，十四年後的鄉保制度，是以鄉約行保甲之法，名義雖然不同，而根本原則，主要辦法是一樣的。他頒行「保民訓要」的時候，是一位順天府尹，京師為帝都所在，五方雜處，所以第一個問題自然是地方治安。並且那個時候，流賊遍地皆是，清兵出沒近畿，尤其不能不講保甲，不講守御。所以「保民訓要」開宗明義，便是「為通行保甲以安地方事」，並且以為「弭盜安民，莫善於保甲」。「保民訓要」裡面的名稱，也是什麼「保甲之籍」，「保甲之政」，「保甲之教」，「保甲之禮」，「保甲之養」，「保甲之備」，「保甲之禁」等等。「保甲之籍」是普通的戶口編查，還可勉強說是保甲的工作，「保甲之政」，「保甲之教」，「保甲之禮」，便近似鄉約的工作，「保甲之養」，近似社倉工作，只有「保甲之備」和「保甲之禁」才是真正的保甲工作。我們現在先將「保民訓要」裡面的內容稍加分析，然後再去討論「鄉保事宜」的內容，以及這兩種制度的異同優劣。 保甲之籍共分軍民兩種，軍有屯軍、營軍，民有土著、流寓以及士、農、工、商、庶人在官、道、僧、優人、樂戶、流乞十種的分別。軍人除戰守有事外，都要聽有司（地方長官）的節制；不過因為軍人本有名籍，本有編制，所以「保民訓要」並沒談到軍人的名籍和編制。民人如士、農、工、商、庶人在官五種，是沒有問題，一體編查。下面的五種，則「妖道有禁」「游僧有禁」「合班梨園有禁」「土娼有禁」「奸細有查」尤其是流乞的管理，弄得特別周到。「凡流乞總甲收之各鋪房，查其來歷，冬月以官糈養之，至春遣還原籍收管，驅以力農」。不過無家可歸，或離家太遠的流乞，也可通融辦理，流寓京師。民人的編制，自然不外乎十戶為甲，甲有長，十甲為保，保有長的舊法。不過十保的上面，蕺山加上一個鄉的階級；若干鄉的上面，又有一個坊的階級，五坊的上面為城，五城的上面為畿，五城的外面為郊，郊的外面為都鄙。他這個鄉保制度，雖然有鄉長的名稱，雖然有都鄙的名稱，有近似呂氏鄉約的六條，有洪武鄉里的六諭，然而老實說起來，大部是城市的工作，不是鄉村的工作。鄉村是一個基本的社會單位，自然的社會單位，彼此互相認識，彼此互相信託，奸宄才容易查察，教化才容易推行。拿鄉村的辦法去推行到城市，去推行到五方雜處，萬惡會萃的京師，無怪乎地方治安，人民風俗只能糾正於一時，不能傳留於永久。然而保甲到底是保甲，鄉約到底是鄉約，我們不能因為他們移到城市，便不去研究他們，更不能因為他們在城市不易實行，便不去研究他們。蕺山也知道彼此認識，彼此了解，是保甲鄉約的基本條件，所以一甲之內，「各戶互相親識，以聽命於甲長；一保之內，各甲互相親識，以聽命於保長」；一鄉之內，各保互相親識，以聽命於鄉長……一甲之內只有十戶，自然彼此熟識；一保之內共有百戶，還可勉強相識；一鄉之內共有千戶，便沒法認識，鄉的上面人戶更多，認識更談不到了。也許蕺山的原意，不是指人民的認識，而是指領袖的認識，譬如一保之內，十個甲長互相親識，一鄉之內，十個保長互相親識，便沒有什麼困難了。不過單有十戶裡面的人民相識，十戶以外便只有領袖相識，而沒有人民相識，治道或者可以維持，教化實在是不容易推行的。因為教化的推行，完全根據情感的放射作用，人民彼此不相認識，情感關係也便無從發生，鄉約之所以為鄉約者以此，鄉約之所以不為市約亦以此！ 因為「保甲之籍」管的是人民戶口，所以一定要有一種戶口表格，去登記每戶的人口狀態。「保民訓要」的後面，附帶有四種保甲牌式，第一種是民戶用的，每戶一紙，下面的三種便是甲長、保長、鄉長用的，每人一紙。民戶用的牌式，和普通的保甲牌式相差不遠，由鄉長給與，並加蓋鄉長私記。內容無非是某城某坊某鄉某保某甲人，某業某籍，何時遷來，何處遷來，父某，母某，兄某，弟某，妻某，子某，客某，仆某等等。不過人口記載的後面，還有一個附錄，說明成丁、門面、戶稅、行稅、月糧、器械的數目，以便有事的時候，可以徵發人夫，籌畫餉械。甲長的牌式前面有甲長個人的登記，也是某城某坊某鄉某保某甲甲長，某業某籍，何時遷來，何處遷來。牌式的中部，專載本甲十戶各戶長的姓名和職業。牌式的後部，添上幾句有趣的文字，「火燭相誡，盜賊相御，憂患相恤，喜慶相賀，德業相勸，過惡相規」，極像呂氏鄉約的條款，也就是蕺山所謂寓教化於保甲的辦法。保長、鄉長的牌式，和甲長是一樣，都是由政府發給的，當然下面所轄的階級名稱，自然要跟著更改的。不過鄉長牌式的裡面，又有兩個小小的問題，值得我們的討論。一個是本籍的申明，「必用土著士紳」，在甲長、保長牌式裡面是沒有的。這是不是說甲長，保長可以不用本籍人士，而鄉長必需用本籍人士？甲長、保長是按照住宅的次序排列的，舉到某人便是某人，所以不能分別本籍客籍。並且甲長，保長的關係比較輕一點，所以寄籍也可充任。第二個問題是鄉長的名稱，在「保甲之籍」的本文原作「鄉長」，在鄉長牌式的前後也作「鄉長」，不過到了中間便叫作「鄉約長」，把鄉約的意味又加多了一點。鄉長不但有牌式，並且有專札，裡面的文氣，便鄉約多而保甲少，我們不妨轉錄在這裡，以資參考：「某府縣為鄉約事，照得京師首善之地，保甲王化之基，積甲成保，積保成鄉，厥任彌重，實惟吉人端士，乃克勝之。咨爾學行老成，眾所推允，茲特立爾為一鄉約長，約爾一鄉之民，使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共成敦睦之風，永效君親之戴。尚有異數，俟爾殊能，須至札者」。 「保甲之政」名為保甲之政，其實是鄉約之事，綱目六款像上面保甲牌式所載的一樣，「一曰火燭相誡，二曰盜賊相御，三曰憂患相恤，四曰喜慶相賀，五曰德業相勸，六曰過惡相規」。因為保甲注重治安，所以呂氏鄉約患難相恤的火水，盜賊另立專條，並且放在前面。第三條憂患相恤便是呂氏四條的患難相恤，第四條喜慶相賀便是呂氏三條的禮俗相交，第五條德業相勸和呂氏一條是一樣的，第六條過惡相規和呂氏二條只差了一個字，這些事業的實行，「一戶有事，九戶趨之，一甲有事，九甲趨之，一保有事，九保趨之，一鄉有事，各鄉趨之。一甲十戶的合作，自然是沒有什麼困難的；一保百戶的合作，便比較的困難；一鄉千戶，認識尚且不能，又怎麼能通盤合作；一鄉以上，便更不消說了。不過下面又有一個相反的意見，「小事聽鄉長處分，大者聞於官」，甲長保長又是幹什麼的，保甲組織又是幹什麼的？從前的保甲組織，都是什什伍伍的組織，從前的保甲工作，都是提綱挈領的工作；如身之指臂，臂之使掌，掌之使指，只顧上面指揮的靈便，而不顧人民合作的困難。府尹為五城總領，由皇上擢用，去指揮監督五城的鄉保；城司為五坊的總領，由府尹與城院會薦，去指揮監督五坊的鄉保；坊官為各鄉的總領，也由府尹和城院會薦，去指揮監督各鄉的鄉保。由此而下，鄉長指揮保長，保長指揮甲長，甲長指揮戶長，完成上下相維，大小相承的保伍組織。組織固然是十分嚴密，然而未免太機械一點，太人為一點，對於反面的防制工作，自然不無小補，對於正面的教化工作，是沒有什麼幫忙的。 「保甲之教」完全根據在洪武六諭上面，各甲每日一申飭，各保每旬一申飭，簡其不肖者教之，保長累贅還少，甲長豈不是一天到晚都要忙死？此外又照洪武最初的辦法，以木鐸徇於道路，且行且擊，且擊且讀，以驚悟民眾。朔望的會集還是照舊，由各鄉會同官府共同宣讀六諭，並且申飭不肖，或旌善，或記過，以儆其餘。凡本鄉終歲無訟者，旌其鄉曰「仁里」，鄉長特予記錄；早完官稅者旌其鄉曰「義里」，鄉長也有記錄，息訟是仁，完稅是義，蕺山也未免太牽強一點；凡民六德（指六諭）俱備者，鄉里選舉其善；能具三德者，門旌以扁；高年有德者，鄉飲酒時榮以賓位；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便申請朝廷，特加旌表。濟惡不才者有罰，三犯則書門以辱，俟改過乃為除去。這個賞罰的辦法，和其他鄉約賞罰相差不遠，不過又多加了「鄉舉里選」鄉飲賓禮，朝廷旌表之類，都是名義上的賞罰，心理上的賞罰，而不是實質上的賞罰。上面講的都是成人教化，所以偏重鄉約；不過兒童也應當有相當的教化，也應當有鄉學的設置。所以「保甲之教」裡面，便有這樣一條；「凡鄉立鄉學，舉鄉師，教其子弟詩書禮樂射御書數，達於成德」。其實「保民訓要」的後面，還有社倉的設備，所以劉蕺山的鄉保制度，也和呂新吾的鄉甲制度，以鄉約保甲為主，以社學社倉為輔，幾乎成為一個整體的鄉治系統。 「保甲之禮」冠婚兩項，完全依照「文公家禮」，喪祭兩項，便只參酌「文公家禮」。朱子的家禮在明代鄉里，早已發生效力，劉蕺山便正式把他放在鄉保制度的裡面了。其實冠婚喪祭完全是家禮而不是鄉禮，所以朱子叫作家禮，後人也叫作「文公家禮」，放在「保甲之禮」裡面，似乎有一點勉強。除了冠婚喪祭以外，還有三種真正的鄉禮，就是《周禮傳》下的鄉飲、鄉射、讀法。鄉飲共分春秋二次，大小兩種，一鄉由保長甲長共出飲資，先祭土谷之神，然後再行會飲之禮；一甲只由甲長會集各戶聚飲於私家。鄉射每月朔望皆有，所以練習武事，士人習射於學宮，齊民習射於別圃，庶人在官者習射於公署，都是由技術高明的人教導，官長只負提督之責。讀法就是宣講聖諭，只由各鄉「約長」率領保長、甲長參加，而沒有普通的人民參加，倒是一個特別的先例，鄉約宣講的地方叫作「鄉約所」，也有聖諭牌，也是朔望舉行，也有善惡報舉，同朱子的月旦集會讀約之禮相差不遠，不過一個是領袖的聚會，一個是人民的聚會，差別雖少而關係頗大。因為鄉約宣講是鄉約裡面一個主要部分，也是教化人民的一個重要方法，只是領袖參加，沒有人民參加，教化的功效自然會減低不少。「保甲之禮」後面，並且提出幾個上下高低的原則，「凡家庭尚親」「凡公庭尚賢」「凡鄉社尚齒」「凡講約尚貴」，作為日常生活的標準。甚至行路的男左女右，來往讓避，以及飲酒的程度，菜餚的數量，都有一點解釋，作為日常生活的參考。 其實「保民訓要」裡面最特別的一綱，還是「保甲之養」，關係農田、水利、樹木、糧食、倉庫、賦稅、養濟、義冢，施棺等等，完全是物質生活裡面的事項，為現在社會所重視，而為鄉約保甲所忽略的。呂氏鄉約第一條的德業相勸，雖然也有「治田」的字樣，然而地位極小，關係極輕，不能和精神方面的事項，道德方面的事項相提並論的。作者分析呂氏鄉約的時候，對於德業相勸的業字，總覺得發揮不足，總覺得有補充的必要。「事父兄，教子弟……」這一大段，似乎是德而不是業，並且前面已經列舉。真正的業，只得「讀書，治田，營家，濟物，好禮樂射御書數之類」，而讀書和禮樂書數還不能真算作業。現在有了蕺山的補充，呂氏鄉約的缺憾，當然可以彌補了。農業的提倡，共分「農田」，「樹宅」兩部，農田包含稻、黍、稷、麥、菽五種，樹宅包含桑、麻、木棉、棗、楊以及其他蔬果。春天「令民畢出在野，有事於耕」，夏天「令民畢出在野，有事於耔」，秋天「令民畢出在野，有事於獲」，冬天「令民畢入在戶，有事於蓋藏」，都是在每月朔日，由「坊廂承旨轉相傳諭」。這完全是農民自己的工作，不知京師鄉保為什麼要弄上這些農業工作，也不知社會鄉保為什麼要弄上這些私人工作。這和上古時候的村落社會（Village Community），現在俄國的集團農場（Collective Farm）十分仿佛，不過私有產權還沒有打倒罷了。農業知識的推廣，農業技術的介紹，在現在農村也是不可缺少的一種社會工作，不過農業實際的工作，實在用不著承旨，也用不著傳諭。 關於糧食調節，災荒救恤的辦法，劉蕺山也有一個特別的辦法，又破除了朱子社倉的成規。他的辦法不是每村有倉，每倉有谷，豐年則收入，歉年則放出的老法。他的辦法是每甲有一二戶蓄糧，每保也有一二戶，每鄉也有一二戶，坊司買米積煤，州縣常年積穀，一層一層都有預備。每甲推一二戶，預蓄雜糧一年，煤芻一年，遇欠則以時價分賣於本甲，每保也推一二戶，預蓄雜糧煤芻二年，每鄉則蓄三年之糧煤，似乎算是充分的預備。不過這一二戶如何推出，他們是不是願意預蓄；預蓄的資本是否由私人自出，私人是否有這許多資本；將來出賣的時候，什麼是時價，歉年所得的錢是歸誰，豐年所賠的本又歸誰，都是劉蕺山沒有回答的問題，還有「雜糧一年，煤芻一年」是否指一戶一年的煤芻，或是十戶一年的煤芻；一戶一年的煤芻無補於其他九戶，十戶一年的糧煤又似乎太多。因為每甲有人預備一年，每保有人預備二年，每鄉有人預備三年，假使是指他們自己的糧煤，一甲只有一二人，一保只有一二十人，一鄉只有一二百人有煤有糧，其他的大多數還是沒有法想，假使指全體一年，二年，三年的話，一共預備了六年的糧煤，還有州縣和坊司的接濟，又似乎是太多。不過蕺山這種分家積蓄的辦法，比起社倉共同積蓄的辦法，以覺得易得人民的信仰，易於在各處實行。此外「保甲之養」還談到賦稅、養濟、養塚、施棺的設備，賦稅是政府自己的事情，其他便是鄉里的義舉，也是不可少的。 劉蕺山鬧了半天保甲長，保甲短，保甲這個，保甲那個，其實只有這個「保甲之備」，是真正保甲的工作，是真正防衛的工作。器械每戶備兵器一件，木棍一條，每甲備鑼一面，每保備牛三隻，騾三頭，每鄉備馬四匹，弓矢二十副，以資應用。壯丁每甲挑選三名，每保共有三十名，另加藝士二名，每鄉共有壯丁三百名，藝士二十名，另加鞱略士一名。無事自相團練，只由每鄉火夫一人，鳴鑼直夜，並口宣火燭相誡，盜賊相御，憂患相恤，喜慶相賀，德業相勸，過惡相規，以資警勸。有事壯丁藝士集合，由鞱略士部署，受命於司城，以相守御。郊外有警，士民先運糧食入城，寇至則相率入城，各依親戚借住，或至寺院聚居，以完成堅壁清野的政策。這個辦法假使能夠實行，千百人民便可以自守，千萬土匪都沒有辦法，明末如此，就是現代也還如此。最後一條「保甲之禁」也有一點保甲禁暴安良的意思，一共有十三目，無非是什麼停喪娶妻，同姓為婚那一類違反當時社會道德標準的事件。禁約的舉發，普通保甲是連坐的，這裡也是如此，「一戶犯禁，九戶舉之；一甲容奸，九甲舉之；一保容奸，九保舉之；一鄉容奸，各鄉舉之；司坊容奸，上官舉之」。 上面講的那個「保民訓要」，是地方官吏分內的事情，地方自治應有的工作，不過劉蕺山對於鄉約保甲特別重視，屢次加入奏章，幾乎視為國家根本政策之一。王陽明，呂新吾不能不說是提倡鄉約保甲十分努力，十分認真的人物，然而他們只認為地方的工作，而不認為國家的工作，所以他們的奏章裡面，是不討論這些東西的。蕺山「再申人心國勢之論，以贊廟謨疏」，題目何等重大，裡面的內容倒有一半是鼓吹保甲和鄉約。全疏共分四點，一曰安民心，令民立為保甲，編成義勇，豈不是在那裡談保甲嗎？三曰安士心，以為鄉約保甲之法相為表里，既有保任之法，則不可無約束之法，既有人民團結為保甲，則不可無老成行誼之士為約長，豈不是在那裡談鄉約嗎？「敬陳地方善後事宜，以祈聖鑒疏」，也有「十家為甲，十甲為保，十保為鄉，鄉擇賢者一人立為長，以約束其眾。朔望讀法，誦高黃帝六訓……」，豈不是又在那裡鼓吹鄉約保甲嗎？蕺山立朝不久，屢以梗直忤旨革職，奏章本來不多，關於鄉保的奏章自然也不會很多的。不過到了崇禎十五年，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的時候，他的鄉保政策，又成為施政的根本。因為都察院的職責是風紀，而京師又為首善之區，所以蕺山又有「申明巡城職掌，以肅風紀，以建治化疏」的奏呈。他以為先王之治天下也，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不過現在良法美意、蕩然無存，只有這個「鄉約保甲二事，猶有先王之遺焉」，鄉約保甲經過這種的稱讚，這樣的抬舉，真是不勝榮幸之至。所以蕺山毅然決然，令所在地方特設鄉三老，申高皇帝六言大訓，務以其時講明之。而即以鄉約行保甲之法，使比閭而居者有善可以相長，有過可以相規、平居而親睦宛如同井，有事而捍禦即為千城。這位大好皇帝，也看上了鄉約保甲，以為「講明鄉約保甲，尤得安民要領」。所以蕺山特別起勁，特別賣力，將「鄉約保甲，二事通為一事」，編成「鄉保事宜」，一面奏呈皇帝，一面施行地方。這個「鄉保事宜」，就是我們上面所說兩種制度之一種，也就是我們現在要來分析比較的東西。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保民訓要」是以保甲為主，鄉約為輔，所以內部的款目，便叫作「保甲之籍」「保甲之政」「保甲之教」「保甲之禮」「保甲之養」「保甲之備」「保甲之禁」。「鄉保事宜」是從整肅風紀下手，是都察院下來的章程，又得改換一番面目，所以內容便叫「約典」「約誡」「約禮」「約制」「約法」「約備」。「鄉保事宜」不單是題目簡短，內容也比較簡短，「約典」只有洪武六諭，「約誡」只有呂氏四條，便算完了兩部。約禮每逢朔望，有集會讀約之禮，由地方官為主，約正為賓，保甲以下為居民追隨行禮。這個賓主的辦法，是從鄉飲酒禮抄下來的，前此一切的鄉約集會，都是沒有的。當然開會的時候，也有序拜，也有開講，也有舉善，也有糾過，像普通的鄉約集會一樣，不過儀節比較簡單一點。朔望有普通的鄉約讀法，初八二十三又有特別的鄉約讀法，稱之曰「小講期」，由約正為主，保長為賓，照常行禮，農忙則輟。此外「歲節有會」，「飲射有會」，都依普通的習俗舉行，蕺山不像在「保民訓要」一樣，替他們詳細規畫了。約制就是戶籍的編制，等於「保民訓要」的「保甲之籍」；十戶為甲，十甲為保，十保為鄉，合鄉為坊，合坊為城。甲長、保長、約副皆以才充，約正則以德充，或以齒以爵亦可。約法相當於「保民訓要」的「保甲之禁」，一戶有事，一甲舉之；一甲有事，一保舉之；一保有事，一鄉舉之；一鄉有事，坊官舉之；一坊有事，城御史舉之；匿而不舉，舉而不實都有罰。不過「保甲之禁」純粹是反面禁約，「約法」則有正反兩面；正面有勸善條例，反面有懲惡條例。凡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良士皆有賞，賞以花紅，以粟帛，以冠帶，或則給扁，或則題旌，都隨善行的大小而定。懲惡條例所查禁的，共有失火、鬥毆、酗酒、賭博、拿訛、盜賊等二十一款之多，皆有罰，或笞或杖，或枷號，或題參，或徑自拿問，或徑行驅逐，完全是鄉約糾過以外的辦法，法律懲惡裡面的範圍。最後的約備，也是保甲分內的事情，所以和「保民訓要」裡面的「保甲之備」相差極少，無非是器械，守望，巡邏之類，我們自然無需一一比較，一一討論。 劉蕺山對於鄉保的提倡，他還以為不足，所以當他接到欽頒憲綱的時候，他又大書特書的來鼓吹鄉保制度。本來聖旨叫他們力行，不必徒托敷陳，然而蕺山以為憲綱對於都察院巡方之職，說得不很詳細，所以又上了一個「責成巡方職掌，以振揚天下風紀，立奏化成之效疏」。他仿周官六計之說，提出下面六個原則：一曰風吏治以廉善，二曰風吏治以廉能，三曰風吏治以廉辨，四曰風吏治以廉法，五曰風吏治以廉正，六曰風吏治以廉敬。「善以言乎懷保之德」，所以蕺山第一主張招撫流亡，編入保甲。「能以言乎其才勝也」，蕺山以為才能之所經理，莫先於農事。「辨以言乎其智勝也」，蕺山以為心計之纖委者，莫如賦役。法自然是一切民刑訴訟，蕺山主張由「鄉約處分回報，一概不科罪名」。上面這四條哪一條不同鄉約保甲發生相當關係，哪一條不是在「保民訓要」可以找得出來；下面的二條，便是更和鄉約保甲打成一片了。「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這是蕺山的引經據典，開章明義。要是照尋常的說法，便是風俗，便是教化。俊秀士子，有學校訓練，有師儒董正。普通人民便有鄉約讀法，「因得修其孝弟忠信之行，使民日遷善改過而不自知也」。敬指「臨事而敬」，即「近日所行修練儲備四者」，「誠風吏以廉矣，於是乎議備御請即自保甲法始」。所謂修練儲備四者，蕺山也有很好的解釋：「眾志成城，修之至也；以民寓兵，練之至也；制挺以撻堅利，備之至也；又聽民間各置社倉，以行其相友相助之義，則儲之至也」。他討論了上面六個原則以後，又附帶一個「六計類要」，和上面並行相較，一曰招撫流移，二曰開墾荒蕪，三曰清理賦役，四曰節省詞訟，五曰申明教化，六曰修飭備御，裡面分成一條一條，註明某省某府某縣，對於某種工作的成績。 上面說的各種辦法，各種制度，雖然不見得都曾實行，都有成效，不過不是拿官吏的威權發表的，便是經皇帝的威權承認的，事實上或者沒有效果，法律上自然是有地位的。他們並不是空言，也並不是理論，他們都是已經成立的法規，已經成立的制度。我們要看蕺山的鄉約保甲理論，恐怕《鄉約小相篇》《劉氏宗約》《鄉書》《廣鄉書》裡面，更要詳細一點，更要完備一點。《鄉約小相篇》我們還沒找著，據年譜所載，是崇禎六年編輯的，編輯的動機，是扶助邑令提倡鄉約，編輯的內容，是「首載高皇帝聖諭六言，衍釋大意，次鄉約事宜，次鄉約類訓」。《鄉約類訓》大約是《鄉約小相篇》裡面最主要的部分，像「保甲訓要」的「保甲之籍」，「保甲之政」……一樣，有「鄉人守望之約」，有「鄉人讀法之約」，有「鄉飲之約」，有「鄉射之約」，有「鄉學之約」，有「鄉舉之約」，有「鄉儲之約」，把古代的讀法、鄉飲、鄉射、以及學校、選舉、保甲、社倉都包羅在裡面，所以年譜稱其「視保民訓要更加詳明」。可惜邑令不能施行，致使鄉村組織不能根本改造；更可惜原文未能找出，致使蕺山整個鄉村組織理論，不能徹底了解。 《劉氏宗約》是在崇禎七年，《鄉約小相篇》草成以後一年實行的。約有宗長一人，總宗教，以約九族之眾，宗翼二人，左右宗長舉宗教；如宗長年齡不大，還要另舉宗老一人，以表率宗族。此外辦理約事，有宗干一人，司錢穀出納事宜，宗糾一人，任糾繩綱紀的責任。宗約和鄉約一樣，也有彰善簿以彰善，紀過簿以紀過；也有月朔告廟之會，也有祖訓講解之禮。不過另有息訟和訟辦法，比鄉約更加積極，凡族人未經宗長處分，而輒興詞訟者至以罪論。又置族中義田百畝，以周恤宗族，一恤賢，二恤鰥，三恤孤，四恤婺，五恤喪，六助喪，七助婚。年譜稱劉宗事無大小，無不取裁蕺山，蕺山亦「示以尊祖敬宗之道，聯以收族合渙之誼」，所以「服習既久，風尚一變，二十餘年，通族莫有訟公庭者」，乃至蕺山沒後，「猶尊行其教不衰」。 《鄉約小相篇》我們不易找得，《劉氏宗約》不知道有沒有成文法則，我們對於蕺山鄉約理論的了解，自然是非常遺憾。幸而《劉子全書》載有《鄉書》，使我們明了蕺山鄉約的理論，最後鄉約的理論；不幸而《劉子全書》略去《廣鄉書》，使我們對於蕺山的「兵農里甲」大計，不能有相當的認識。好在《鄉書》講「鄉保積儲城守義勇諸務」，和我們的題目接近一點；《廣鄉書》講「兵農里甲」，和我們的題目離遠一點，我們有了鄉書的理論，鄉書的主張，也可以窺見蕺山全部的主張，最後的主張了。《鄉書》雖然是「在鄉言鄉」，跡似乎小人自謀，然而只要「子言孝，弟言弟，士服詩書農力田，相與無即於慆淫」，「而伍兩卒徒之眾，厲兵講武之法，已寄於此」。只要能如孟子所說「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便可「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更「何憂乎外患」。只要「君子之教」聞風興起，自鄉而國，自國而天下，「秦晉梁楚，總屬門庭，霜露日月，同流血氣」內寧外攘，也不過我們這些「鄉人之政」。所以《鄉書》這種主張，《鄉書》這種辦法，小之可治一鄉，大之可治一國，可治天下，農業國家的政治，大約都是如此的。 上面所說的見解，是《鄉書》開宗明義的前題，自責責人的約言，約言的後面，便是《鄉書》的本體。《鄉書》本體仍然是鄉約保甲合用的局面，約言前序也提出鄉約保甲的主張，不過標題是「鄉約事宜」，似乎又在那裡偏重鄉約了。蕺山初任順天府尹，清兵不時入關，不時攻城，治安的維持，流民的安置是他的重大問題，所以保甲的色彩要濃厚一點。編輯《鄉約小相篇》的時候，隱居鄉里，實行教化，自然會向鄉約一面走。所以後來升任都察院御史的時候，便用鄉保事宜，現在預備鄉書的時候，便用鄉約事宜了。「鄉約事宜」的內容，和「鄉保事宜」相差不遠；鄉保事宜有「約典」「約誡」「約禮」「約制」「約法」「約備」六條，鄉約事宜便有「約訓」「約法」「約禮」「約備」四條，他們兩個制度相同的地方固然是不少，相異的地方也是很多，所以我們不能不拿他們來比較一下。 鄉保事宜的「約典」，只引洪武六諭；鄉約事宜的「約訓」，便在洪武六諭的下面，加上許多蕺山自己的註解。明太祖不好意思自己捧場，所以只提「孝順父母」，劉蕺山硬要說「忠孝一理，在家以父母為嚴君，在國以元後為父母」，正和梁延年的康熙聖諭像解一樣。見下章。「尊敬長上」加上「子弟敬父兄，百姓敬官長」，大約長的解釋是年老的父老，上的解釋是位高的官長。「和睦鄉里」只加「息爭為上」，「教訓子孫」只提到「在世家大族，尤當誡戢僮僕」，「各安生理」只說「以士農工商為常業」。毋作非為的下面，便分別列出賭，盜，私娼，容留來歷不明等人，訛言，夜行，搶火，台戲，迎神會賽，縱婦女入廟燒香，溺女，錮婢，健訟，鬥毆，行使假銀等十五項。鄉約事宜的「約誡」，只呂氏四條；鄉約事宜的「約法」，便在呂氏四條的下面，加上許多蕺山自己的註解。至於鄉保事宜的事宜，也大半容納在呂氏四條的「過失相規」裡面。其實蕺山不惟刪去呂氏原有的細目，不惟不用朱子的增損，並且連「德業相勸」也改成「德義相長」，倒和他的徒弟黃梨洲改「德業相勸」為「德業相勵」遙遙相應。德義相長的內容，完全根據洪武六諭，分為孝、敬、睦、訓、生理；過失相規的內容，便是洪武六諭的反面，不孝、不敬、不睦、不訓、不安生理。以上德行，過端，都是由甲長、保長、鄉約長舉發，大則政府旌罰，小則本鄉勵懲，獎勵有時用粟帛以資貧乏，懲罰一等一兩，二等五錢，三等三錢。禮俗之交不是朱子本來面目，沒有什麼「尊幼輩行」「造請拜揖」「請召送迎」「慶弔贈遺」；只有春秋社、私宴、賀正、賀冬、致端、賀娶妻、賀生子、賀高年、賀進取九種，由士紳作法，鄉人仿行，都以省儉為主。春秋社的舉動，不單是彼此交往，而有洪武里社鄉厲的意思，以祀土谷之神，以為飲宴之會。患難相恤一條最近呂氏原約，只略去孤弱一條，貧乏一條，而新添災荒一條。蕺山以「相」字為中心思想，孤弱，貧乏完全是被助而不是相助，所以不在患難相恤範圍以內，而只有「水火相救，盜賊相捍，疾病相問，死喪相吊，誣枉相白，災荒相濟」「貧者出力」「富者出財」，都以厚重為主。 鄉約事宜的「約禮」，沒有鄉保事宜的「約禮」的詳細，只分「講約公會」「講約私會」兩種辦法，公會由上官主領，私會則士紳約長主領，沒有賓主的分別，也沒有大講期，小講期的分別。鄉保事宜的「約制」，在鄉約事宜沒有提出專條，不過在各條的前段，有十家為甲，十甲為保，眾保為鄉的辦法，和鄉保事宜的「約制」相差不多。甲有甲長，保有保長，鄉有鄉約長一人（有時稱鄉長或約長），約副一人，總甲一人，木鐸老人一人，夜巡四人；保甲長以才選，鄉約長便以德選。「約備」雙方相差不遠，無非是預備食糧、人丁、兵器、燈籠、水缸、銅鑼、木鐸之類，以作城守團練的準備。至於城守的方案，鄉勇團練的方案，另有「城守事宜」，「鄉勇團練事宜」附於「約備」的後面，「鄉勇團練事宜」是蕺山好友祁世培所作，「城守事宜」大約是蕺山自己作的。因為本書的主題，是施行教化的鄉約，而不是施行捍衛的鄉守，所以「城守事宜」的內容，「鄉勇團練事宜」的內容，我們便不去多事分析了。此外鄉書的後面，還附表格四種，第一種是記載保甲人名，第二種是記載戶籍狀況，第三種是記載隊伍人名，第四種是記載善惡勸懲。保甲人名每保一張，保分十甲，甲分十戶，只有人名而無其他事項。戶籍狀況每甲一張，共分十戶，每戶載明戶主年齡，籍貫，生理，子婦，親識，米糧，器械等等。隊伍人名是為鄉勇用的，哨分十隊，隊分二伍，每伍各載鄉勇五名。勸懲善惡的表格叫作「勸懲格」，大約是每人一張，共分十二個月，連閏月十三個月，白圈注善，黑圈注惡，仍然是朱子善惡簿的余意。《鄉書》見《劉子全書》卷二十四。 以蕺山先生那樣的學問，那樣的人格，那樣的熱心提倡，鄉約保甲應該有相當成績。鄉約保甲要是可以辦到蕺山所期望的程度，不要說明末流寇無法蔓延，就是滿清雄師，也不易自由來去。然而流賊是在哪裡，清兵是在哪裡，鄉約又到哪裡去了，保甲又到哪裡去了？這是社會趨勢不可挽回，崇禎皇帝不可救藥；還是鄉保制度的徒法不行，或是蕺山先生的空言無補？明末的大勢自然是不好，不但流寇蔓延鄉里，並且小人滿布朝廷，有一點氣節的人物，有一點學識的人物，殺的殺了，跑的跑了，正是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的一個時代。魏忠賢當國的那些年頭，屢興黨獄，先有楊漣等六君子之獄，後有高攀龍等七君子之獄，因為那時蕺山尚少，不然他也是沒有了。嘉宗雖然是偏聽奸豎，不可救藥；思宗倒是一個有思想，有作為的賢君，蕺山在思宗殉難以後，曾有幾句精確的斷語，很能代表當時的大勢。他說「先帝無亡國之徵，而政之弊有四：一曰治術坏於刑名，二曰人才消於黨論，三曰武功喪於文法，四曰民命促於賄賂，所謂四亡征也」。時局如此，思宗皇帝不能挽救，滿朝文武不能挽救，蕺山個人當然不易挽救，鄉約地方制度尤其不能彌補。蕺山的鄉約保甲制度，照我們的眼光看起來，和其他的制度比起來，不見得哪一點不如。呂新吾處治世，所以鄉甲約容易發生效果，王陽明徵反叛，他是拿軍事作主，民事作輔，才能削平各洞，擒獲宸濠，蕺山在這種時代，一定要在外任，一定要有兵權，才能夠攘外安內。他就沒有這個機會，只作了一次順天府，一次都察院，並且每一任的日期非常的短，叫他的鄉保制度，怎麼能夠發生效力？我們很可惜鄉保制度沒有這麼一個機會，去證實他的力量，我們更可惜蕺山先生沒有這麼一個機會，去證實他的理論。不過反過來想一想，鄉保制度沒有機會，蕺山先生沒有機會，也未嘗不是他們的幸福。我們知道蕺山先生的學問，我們知道蕺山先生的操守，然而他這個人，是一個守經而不從權，能靜而不能動的先生。他是一個天字第一號思想領袖，他是一個天字第一號的精神領袖，然而講到實際的社會，實際的工作，他便有一點格格不入。他沒有機會，沒有成績，我們可以原諒他；他有了機會，沒有成績，我們便不管他的學問，不管他的人格，要去罵鄉保制度的不行，蕺山先生的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