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鄉約制度 · 第六章 明代鄉約的演進
元朝以異族入主中國，並且享國的日子不久，然而他們的君臣，頗能勵精圖治，一方面減輕賦役，以謀休養生息，一方面組織村社，以謀團結精神。村社的組織，把勸課農桑，懲戒游惰，以及社倉，社學等事務，都包括在裡面。可惜他們把重要的鄉約忘了，所以在精神生活上，社會合作上，總有一點美中不足。到了明朝整個村社組織不復存在，不過各種農村事業也還發達，所以鄉約、保甲、社學、社倉都能繼續存在。鄉約的名稱自經南宋以後，久已不復見諸實行，太祖雖然注意農村禮教，他也沒有採用鄉約的制度。太祖的大誥三篇，以及各種教民榜文，申明三綱五常，提倡孝弟忠信，已足表示太祖治民的根本主張。洪武里社禮制雖是偏重農業宗教，自然宗教，以祀五土五穀之神，為祈禱雨暘之用，然而誓詞的內容，頗似呂氏鄉約的約文。不過一個是鄉村人民的公約，一個是皇帝欽定的誓詞，根本精神是兩樣的。按照洪武禮制的組織，鄉村人戶每百戶為一里，立壇一所，祀五土五穀之神。凡有水旱為災的時候，大眾都去祈禱，若遇五穀豐收的年成，便在春秋祭祀。祭祀的時候，有各種跪拜的儀節、並且宣讀謝神的祀文：「惟神參贊造化，發育萬物，凡我庶民，悉賴生植，時維仲春，東作方興（或時維仲秋，歲事有成），謹具牲醴，恭伸祈告（或報祭），伏願雨暘（或亨）時若，五穀豐登，官賦足供，民食充裕，神其鑒之」。此外還另設壇一所，祭無祀鬼神，專祈禱民庶安康，孳畜蕃盛，每歲三次，禮儀相同。每次祭畢，都舉行集會聚餐，並讀「抑強扶弱之誓」；「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禮法，母恃力凌弱，違者先共治之，然後經官。或貧無可靠，周給其家，三年不立，不使與會。其婚姻喪葬有乏，隨力相助。如不從眾，及犯奸盜詐偽一切非為之人，不許入會」。這個誓詞雖然沒有鄉約約文的完美，然而用意是一樣的，精神是一樣的。會誓的目的，在於「和睦鄉里，以厚風俗」不過加入一點神道設教的微意，比起鄉約的禮儀為教當然是較遜一籌。《圖書編》卷九十二。
洪武禮制以外，還有一種新的制度，和過去鄉約制度根本相同，和以後鄉約制度發展相續，我們不能不略加討論。大約是洪武五年（公曆一三七二年）的時候，太祖令鄉里各建申明亭子，以宣布人民的惡行，和呂氏鄉約書籍，元代村社書門同是一樣辦法。不過申明亭子系公共建築，來往行人，隨時可見，觸目驚心，比書籍書門的辦法還要明顯。惡行的書寫，不知系何人主持，大約是鄉里老人之類，後來他們居然可以在申明亭處決戶婚、田土、鬥毆等事。這個申明亭子在明代頗為重視，所以刑律裡面註明「凡折毀申明亭房屋及毀板榜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見《皇明世法錄》卷四十八頁四十四）除了申明亭子以外，還有一種旌善亭子，不知是何時創設，一個是紀惡，一個是紀善，正和朱子的善簿紀善，惡簿紀惡一樣。據《象山縣誌》記載，林時的話，宣德七年（一四三二年）的時候，該縣的申明旌善亭子多已廢棄，洪武五年到宣德七年不過六十年的光景，申明旌善亭子都已廢棄，一方表示這種辦法也是不易維持長久，一方表示這兩種亭子由來已久，大約都是洪武時候設立的。申明旌善亭子雖然維持不易，實行不久，然而後世的鄉約亭，鄉約所，以書亭辦法代替書籍，都是從洪武禮制發源出來的。
此外誥文屢下，無非欲使民守禮法，尊五常，專職業，孝父母，使風俗淳厚，復返於古。不過和後世鄉約制度最有關係的文告，還是那盛行明清兩代的聖訓六諭：「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無作非為」。宣揚聖諭的辦法，比較普通的文告較為精密，普通文告只能達到城市，而不容易及於鄉村，只能激動一時，而不容易維持長久。所以太祖規定每鄉每里，各置本鐸一個，於本里內選年老及殘疾不能生理之人，或瞽目者令小兒掌引，持鐸循行本里，每月六次，且行且擊，且擊且誦，以驚悟人民，仿佛從前的暮鼓晨鐘，現在標語口號一樣。《圖書編》卷九十二。這種辦法固然不易發生多大效果，這種聖諭也不見得能觸目驚心，感動民眾。不過自從陽明提倡南贛鄉約，把聖訓六諭和呂氏四條打成一片後，聖諭便加入了鄉約的組織，以後繼續發展，遂成為鄉約的中心。南贛鄉約集會所讀的戒諭，大約不是太祖的聖諭，所讀的鄉約，也許不是呂氏的鄉約。不過約前的咨文，「自今凡爾同約之民，肯宜孝爾父母，敬爾兄長，教訓爾子孫，和順爾鄉里，死喪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戒」，前四項完全同於聖訓六諭的前四項，後四項便同於呂氏鄉約的患難相恤，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三項。到了呂新吾時候，聖諭牌早已成了鄉約的中心，聖訓六諭自然成為鄉約的約文，呂氏鄉約反倒沒有提及。這個聖訓六諭的變成鄉約中心，不知始於何時，大約是在王陽明舉行鄉約以後，呂新吾舉行鄉約以前。呂新吾的鄉甲約，以為鄉約保甲為「累朝之所申明，廟堂之所建白」是鄉約保甲的正式提倡，已經有了相當歷史。「時逢朔所，聚者豈無千人，待至未申，講者不聞一語」，是陽明朔日集會和朱子朔日集會的辦法已經採用，講約的辦法也已經創始。「聖諭昭揭，遵違誰復知聞，粉壁分明，奸宄全不覺察」，是聖諭牌紀惡牌亦久已應用。至於政府提倡，聖諭主體的確實時期，我們一時也不敢決定。
因為聖訓六諭到了嘉靖萬曆以後，成為講解的藍本，所以注釋的人也頗多。《圖書編》所載的明末鄉約總敘，便有兩種聖訓的解釋：一種是釋義，只照孝順父母各條原意論解，一種是釋目，每條先分若干目，然後一目一目的註解。我們現在援引孝順父母一條的釋義在下面，以見一斑：「父母生身養身，恩德至大，為人子者當孝順以報本。平居則供奉衣食，有疾則親嘗湯藥，代其勞苦，順其顏色，務使父母身安神怡，不至憂惱。如父母偶行一事，不合道理，有違法度，須要下氣，再三勸諫，如或不從，則請父母素所交好之人，婉辭勸諫，務使父母不得罪於鄉黨，不陷身於不義而後己。此孝順父母之道也，故聖祖教爾以此者，欲爾盡事親之仁，以為孝子順孫者也」。釋義只是解釋本條意義，所以較為簡單，釋目便要先分細目，然後逐目解釋，所以較為複雜。我們現在先把各條的細目臚列於下，以備參考：
孝順父母
（1）常禮（2）養疾（3）諫過禮（4）喪禮（5）葬禮（6）祭禮
尊敬長上
（1）處常（2）遇釁
和睦鄉里
（1）禮讓（2）守望（3）喪病（4）孤貧
教訓子孫
（1）養蒙（2）隆師（3）冠禮（4）婚禮
各安生理
（1）民生（2）士習（3）男務禮 （4）女工禮
毋作非為
（1）毋窩盜賊（2）毋受投獻（3）毋酗博訕訟（4）毋圖賴人命（5）毋拖欠稅糧（6）毋斗奪（7）毋偽造（8）毋霸占水利（9）毋違例取債（10）毋侵占產業（11）毋強主山林（12）毋縱牲食踐（13）毋縱下侮上（14）毋傲惰奢侈（15）毋崇尚邪術（16）毋屠宰耕牛
當然我們也不能一目一目的詳細討論，只好援引一二目的解釋，以見一斑。和睦鄉里第二目守望解釋：「凡同約所以更相守望，保御地方，無事則彼此獲安，有變則同心協力，如盜賊所生髮水火不測，鄰保互相應援救護，此所謂患難相扶持也。如有臨事而坐視不赴者，各保長告於約正副，呈縣治罪，仍量罰銀米，給被害之家，為約中不義之戒。乘機槍掠者，以贓以竊盜論」。教訓子孫第一目養蒙解釋：「人教子孫，多姑息於嬰孩之時，殊不知幼而不教，養成驕惰，長途難改。自其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之時，便加教誨，導以禮節，防其欺訛，使為則為，使止則止，有犯則嚴訓以禁之。入塾教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而於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語，時常解講，證以日用實事，俾之易曉，十五以上，量其才質，各守一藝，以責其成」。其實《圖書編》所載的鄉約辦法，不單演講聖訓六諭，並且採用呂氏鄉約四條，各具條件，定為約規。明太祖的聖訓六諭，在明末漸漸成為鄉約中心，當然有相當的道理。誰知清世祖入關以後，也於順治九年（公曆一六五二年）把明太祖的聖訓六諭碑文頒行八旗直隸各省。到了順治十六年（公曆一六九五年），又令五城及直省府州縣，每月朔望舉行鄉約，宣講聖訓六諭。一直到了清聖祖手裡，才獨出心裁，撰成上諭十六條，在康熙九年（公曆一六七〇年）頒行，去代替明太祖的聖訓六諭。所以康熙九年以後，清聖祖聖諭十六條便成了鄉約的中心，作為演講的材料。不過明太祖的聖訓六諭，後來還有人以為是清世祖的聖諭，繼續在那裡提倡。譬如同治年間出版的《宣傳拾遺》，一面明知聖祖聖諭十六條，一面仍然在那裡例解「世祖章皇帝聖諭六訓」，明太祖的這六句話，在後世鄉約裡面的地位真是偉大，真是長久。
明太祖雖然對於民間禮教，有種種的誥令，有種種的設施，然而當時並未採用鄉約的名目。方孝孺的「二廩三學」辦法，前則合乎社倉，後則合乎社學，不過都含有鄉約的意味。廩之法，凡豐歲夏秋，百畝以上人家計畝納稻麥於廩，少不得下十升，多不得過十斛，記數共守以備荒凶。納谷的原理非常滿足，「其入也先富，而出也先貧；出也視口，而入也視產」。廩之左立祠，以祀入粟多而及人溥者，祠之左右揭嘉善，愧頑二版；嘉善書善，愧頑書惡，頗似太祖所頒行的申明旌善亭子。學之法，各立師一人，司教二人，司過二人，司禮三人，月吉鄉人衣冠謁學，暇則討論學問，有過失師治之，有悖教師亦罰之，願似朱子月旦集會讀約之禮。（見《古今圖書集成》鄉甲部藝文一之三所載「體仁」篇）一直到了成祖即位以後，才取呂氏鄉約「列於性理成書，頒降天下」，鄉約在明代的名稱，大約到這個時候才始固定。至於鄉約的實施情形，我們一點不知，不過據南贛鄉約的條款、語氣，似乎政府還沒有規定，鄉約還沒有普遍，或者南贛鄉約就是第一次的施行也未可知。史桂芳在嘉靖時代題汝南鄉約冊，例舉前賢，只有昔時的明道先生，近日的陽明先生，明道是宋朝的開路先鋒，陽明便是明朝的開路先鋒。見前書。
陽明先生的事功遠過朱子，陽明先生的學問也近似朱子，來提倡鄉治，來提倡鄉約，自然是意中的事件。因為鄉村為政治的單位，要想倡明政治，一定要先治理鄉村，要想治理鄉村，一定要採用鄉約、保甲、社倉、社學各種方案。保伍方法，陽明少時欽差督造威寧伯王越墳，即以馭使夫役。正德五年蒞任廬陵的時候，為政不事威刑，惟以開導人心為本，常稽洪武舊制，慎選里正三老，坐申明亭，使之委曲勸諭，（年譜三十九歲）雖無鄉約的制度，已有教化的基礎。正德十二年巡撫南贛，一面勸諭人民「務要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得輕意忿爭，事要含忍，毋得輒興詞訟，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懲戒，務興禮讓之風，以成敦厚之俗」；一面十家為牌，開列姓名，按牌審察以防內奸，而御外寇，鄉約的精神已經存在，保甲的規模也逐漸立定。平漳以後，豎立兵符，以為「習戰之方莫要於行伍，治眾之法莫先於分數」「務使上下相維，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舉動齊一，治眾如寡」，雖然講的是治兵，然而只是保伍的根本原理，在軍可以治兵，在官便可以治民。巡撫南贛的時候，一面創立社學，延師教子，歌詩習禮，以立小學教育的基礎；一面舉立鄉約，聯屬父老，率引子弟，敦禮讓之風，成淳厚之俗。他不像舊日唯心的人物，只管精神的感化，而不管組織的嚴密；他也不像現代唯物的人物一樣，只管組織的嚴密，而不管精神的感化。他以為組織固然要緊，精神也是不可缺少，所以有了保甲，又有社學，有了社學，又有鄉約。陽明的鄉約保甲，雖然沒有呂新吾那樣的打成一片，然而提倡保甲的時候，總是不忘教化，提倡鄉約的時候，也是不忘保甲。不過呂新吾以鄉約為主，保甲為輔，陽明以保甲為主，鄉約為輔；呂新吾除了鄉約，保甲以外，還提倡社倉社學，王陽明除了鄉約保甲以外，只有社學而沒有社倉；呂新吾幾乎把鄉約、保甲、社倉社學打成一片，王陽明則分列提倡，沒有整個的系統，這是王呂不同的地方，也是王不如呂的地方。
王陽明的南贛鄉約，可以說是明代第一次的鄉約，可以和宋代的呂氏鄉約比美。這兩種鄉約共同的地方固然是很多，不同的地方也是不少。第一，呂氏鄉約是一個人民自動的鄉村組織，所以和叔說是「鄉人相約，勉為小善」（《答劉平叔書》）；南贛鄉約便是一個政府督促的鄉村組織，所以陽明說是「故今特為鄉約，以協和爾民」；一個是民治的胚胎，一個是官治的傳統；從前的人也許說南贛鄉約為上所令，其勢甚順，現在的人便要說呂氏鄉約為下所行，其基甚固。當然呂氏鄉約也不是絕對人民自動，而是由鄉約領袖，鄉村紳士出來提倡，和南贛鄉約只是五十步百步之差。不過我們看了呂氏鄉約的後跋，南贛鄉約的前序，呂氏鄉約和南贛鄉約的根本精神，優劣情形，便可不言而喻。呂氏鄉約以為大忠素病於此，且不能勉，願與鄉人共行斯道，懼德未信，動或取咎，敢舉其目，先求同志，苟以為可，願書其諾，成吾里仁之美，有望於眾君子焉，完全是發起人的口吻。南贛鄉約開口第一句便是「咨爾民」，講到新民棄畔情形便說，「往者新民蓋常棄其宗族，畔其鄉里，四出而為暴，豈獨其性之異，其人之罪哉，亦由我有司治之無道，教之無方，爾父老子弟所以訓誨戒飭於家庭者不早……則我有司與爾父老子弟些宜分受其責」，仿佛是皇帝的罪己詔書。「故今特為鄉約，以協和爾民，自今凡爾同約之民，些宜孝爾父母，敬爾兄長……務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爾等慎思吾言勿忽」，便完全是命令的口吻了。陽明以為民俗的善惡，由於習俗使然，可謂深中旨要；他的昔人譬喻，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也覺十分切當；他的有司分責，表示自己的謙退；他的忽往追來，尤見積極的精神。不過鄉里小事，由位置很高，距離很遠的提督出來提倡，已經是鞭長不及馬腹，用命令的口氣，布告的方式出來提倡，尤其是牛頭不對馬嘴，不能不說是南贛鄉約的基本錯誤。陽明提倡以後鄉約完全成為地方施政的工具，清朝開國以後鄉約又轉輾成為政府宣傳的工具，狀況愈下，工作日卑，未始非陽明始作之俑！
第二，呂氏鄉約是一個自由的組織，局部的組織，南贛鄉約便是一個強迫的組織，全村的組織。呂氏兄弟是地方的紳士，只能勸勉人民，自由參加，參加的也許不少，不參加的自然也是很多。南贛鄉約的建築在政府威力之下，所以全村的人民，不論願與不願，也不問願與不願，都是包括在內，有善則獎勵，有惡則懲罰，好人固不能獨善其身，壞人也無所隱藏其惡。由政府來主持鄉村事業，由命令來代替人民公約，自然是一個絕大的缺憾，我們在上一節已經簡單說過。全村人民大眾參加，全村人民強迫參加，在理論上，在實際上又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鄉村人口已經那麼少，維持一個鄉約組織已是不易，只有一部分的人參加，規勸工作尤其無從發展。何況南贛鄉約，漸次向政治的反面推行，漸次的和政府法令發生密切關係，不用強迫方法，是不會發生效力的。南贛鄉約既然是一個全村組織，強迫組織，除名的問題便可迎刃而解，不像呂氏鄉約那樣大費研究。本來鄉約的功效，只在教化的正面，只是防患於未然，不要說書籍是沒有什麼效果，罰金沒有什麼效果，就是除名也不會發生什麼效果。無過可以防止，小過可以悔改，大過便不容易悔改，過而不改，只有依法辦理，南贛鄉約的強迫，不能說沒有相當的意義。
第三，呂氏鄉約的約文，是綱舉目張的條款，南贛鄉約的約文，便只是一條一條的文告。在呂氏鄉約裡面，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四大目標，占據約文的中心地位，組織，集會只是一種附帶的項目。在南贛鄉約裡面，「孝爾父母，敬爾兄長，教訓爾子孫和順爾鄉里，死喪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戒，息訟罷爭，講信修睦，務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成為鄉約的章文，而組織、會員、會期、會所反占了鄉約的本部。假使我們不看南贛鄉約的標題，單看南贛鄉約的本部，我們一定不相信這是一種鄉村人民的公約，一個南贛人民的鄉約。我們充其量只能承認是一種鄉約規條，和嘉靖以後的保甲規條，鄉約規條相差不遠。南贛鄉約本文共分十五項；第一項討論職員簿扇，第二項討論會員飲食，第三項討論會期請假，第四項討論約所賞罰，第五項討論通約難事，第六項討論寄莊完糧，第七項討論放債收息，第八項討論鬥毆爭執，第九項禁止軍民人等陰通賊情，販賣牛馬，第十項禁止吏書義民總甲里老百長弓兵機快人等下鄉要索，第十一項和勸各寨居民新民，第十二項勸諭新民改過自新，第十三項諭稱家有無，隨時嫁娶，第十四項諭稱家有無，辦理喪葬，第十五項討論集會禮儀步驟，雖然包含不少，而遺漏亦多，並且沒有嚴整的神色，較之呂氏鄉約只能說是退步而不能說是進步。
第四，南贛鄉約的組織，較之呂氏鄉約大為擴充，呂氏鄉約僅有職員二三人，南贛鄉約便增加至十七人之多。呂氏鄉約規定約正一二人，直月一人；朱子增為約正一人，副正二人，直月一人，也不過四人之多。南贛鄉約也是有約長一人，約副二人，由同約中公舉年高有德，為眾所敬服者充任。從前一約之長叫作約正或是都約正，現在一約之長卻叫作約長；從前約正之副叫作副正，現在約長之副卻作約副。約正改為約長，副正改為約副，當然沒有重大的關係。不過南贛鄉約裡面，除了約長，約副以外，還有約正四人，由同約公推公直果斷者四人充任。南贛鄉約的約正，並不是呂氏鄉約的約正；呂氏鄉約的約正是合約之長，南贛鄉約的約正便只是輔助約長副，在會場宣讀鄉約，質問善惡等事，非復全約的領袖。約長的名詞固然可以表示一約之長，約正的名詞也正好和約副相對，共謀全約的福利。約正從前在約副之上，現在在約副之下，從前為一約之長，現在居襄贊的職，名詞含混，成語更改，實在是可以不必的。除了約正四人以外，還有約吏四人，公推通達明察者四人充任，平日考查同約的善惡，集會則宣告善行惡行，及記載善行惡行。此外還要公舉精健廉干者四人為知約，掌理一切雜務，禮儀習熟者二人為約贊，開會臨時司贊禮儀。總共全約職員有十七人之多，未免過事鋪張一點。鄉村組織因為人民的稀少，人才的缺乏，本來就應該因陋就簡，以少為多，同約會員不過數十百人而職員竟至十七個之多，似乎有點頭重腳輕的毛病。其實約正、約吏、知約、約贊用不著分得那麼清楚，每種也用不著四人之多。有了約長副三人，再加上助理三四人，豈不是可以應付一切嗎？也許陽明因為直月制度不好，所以加以取消，又恐人民無參加工作的機會，所以才弄出這麼許多職員，以示機會均等的意思。直月輪流充任，每人都要擔任義務，每人都有擔任權利，自然是訓練民治的一個良好辦法。不過直月糾惡書惡，很不容易辦理，並有許多弊端，那是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的。南贛鄉約一面應用分工合作的原理，一面挽救人民參加的機會，所以才用十七個辦事人員，我們或者可以贊同的。
第五，南贛鄉約的集會，比起呂氏原約自然是較為複雜，比起朱子增約卻是另有風味。會期不以月朔而以月望，只是一種無關緊要的更改，也許朔日公眾集會或私人祭祀太多，望日倒可免除衝突。有事不能到會者，應先遣人通知；無故不到者，除作為過惡，名譽處罰以外，還要每次罰銀一兩，可見條例處罰的嚴厲。會所不在鄉校而在道里均平，地方寬大的寺觀；會場只懸告諭牌，而不掛先聖先師的遺像。飲食自然也是十分簡單，不過不是由直月輪備，而由同約每人出銀三分，交知約代備。開會的儀式，也大為變更，所有朱子月旦集會讀約之體各種尊長敵少幼分班行禮，一概刪去，只留東西交拜和少者酌長者二禮。開會的第一幕，是宣讀戒諭，由約正宣讀，約眾跪聽，約長然後合眾揚言：「自今以後，凡我同約之人，只奉戒諭，齊心合德，同歸於善，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約眾皆應聲：「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皆再拜。第二幕宣讀鄉約，約眾出會所外，分東西立，先由約正宣讀，然後約正大聲曰，「凡我同約，務遵鄉約」，眾皆曰是，乃東西交拜，以次就位，並由少者各酌長者酒三行。第三幕為彰善，由知約設彰善位於堂上。陳彰善簿於桌上，約贊鳴鼓三，使約眾起立，然後請約眾舉善，約眾推請約史。約史乃就彰善位，一一推舉「某有某善，某能改某過，請書之，以為同約勸」。約史舉後，約眾亦可各就所知，自由推舉。如約眾對所舉者無異議，即由約正請善者就彰善位，約史為善者書彰善簿，約長酌善者曰「某能為某善，某能改某惡，是能修其身也；某能使某族人為某善，改某過，是能齊其家也。若人人若此，風俗焉有不厚，凡我同約，當取以法」。善者亦酌約長曰，「此豈足為善，乃勞長者過獎，某誠惶怍，敢不益加砥礪，期無負長者之教」。第四幕為糾過，和彰善相差不遠，惟彰善為賞酒，糾過為罰酒，彰善在約長為獎勵，在善者為自謙；糾過在約長為勸戒，在惡者為自省。酒飯既畢，最後一幕為申戒，約眾皆起，約正中立揚言：「嗚乎，凡我同約之人，明聽申戒，人孰無善，亦孰為惡，為善雖人不知，積之既久，自然善積而不可掩，為惡若不知改，積之既久，必至惡積而不可赦。今有善而有人所彰，固可喜，苟遂以為善而可恃，將日入於惡矣，有惡而為人所糾，固可愧，苟能悔其惡而自改，將日進於善矣。然則今日之善者，未可自恃以為善，而今日之惡者，亦豈遂終於惡哉？凡我同約之人，盍共勉之」。
這戒諭、讀約、彰善、糾過、申戒各種宣言，儀式，似乎有點近乎機械，然而也有相當的價值。戒諭和鄉約的宣言，頗似一種誓詞，使我們決心從善；裡面所有的「神明誅殛」，固然不免神道設教的意味，然而那個時候的人民，實在是有一點相信神明。「信之為神明，敬之為父母」，是中國民族心理的根本，陽明可謂善於利用民族心理。呂氏鄉約完全是士人階級口吻，應用士人階級心理，雖然在理論上比南贛鄉約高出一層，而在群眾裡面的實用，也許南贛鄉約又要高出一層。彰善糾過的辦法，使善者遜謝，惡者愧謝，一方固不過於獎勵善者，一方也不過於壓抑惡者。當然從隱惡揚善的原則說起來，糾過還嫌大顯一點，或致惡者竟至無地自容。不過陽明也想到這一層，主張忠厚之道，所以彰善者詞可顯而決，糾過者詞應隱而婉。如有人不弟，不要直書不弟，只說「聞某於事兄敬長之禮，頗有未盡，某未敢以為信，姑書之以候」。假使有難解之過，不可先糾以澈其怒而肆其惡，只由約長副陰與之言，使其自首，約眾亦共同誘掖獎勵，以興其善念，假使惡者能夠自首，也同小惡一樣，先予試書於籍，不能改乃真書，又不能改乃白之官府，又不能改乃送之官府，如不能執送，甚至可以呈請官兵，同力捕滅。鄉約制度到了陽明先生手裡，不惟成為政府的規條，並且成為政府的工具，可以查察奸非，助行法律，和保甲制度的功用相差不遠。最後的申戒，也有一點至理，善惡只是一時的善惡，而不是永久的善惡，今天的善人明天可以作惡，今天的惡人明天又可為善，善者固不可因獎勵而自驕，惡者亦不必因規戒而自餒。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自省便是善念，自謙亦是善念，有過則改，無則加勉，才能都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
第六，南贛鄉約漸漸成為政府的一種工具，政府的一種幫助，去維持鄉村的公正，去執行政府的法規。大奸大惡的舉動，白官送官，請兵剿滅，我們在上面已經提及。「通約之人，凡有危難難處之事，皆須約長會同約之人，與之裁處區畫，必當於理，濟於事而後已，不得坐視推託，陷人於惡，罪坐約長約正諸人」，約長約正的事務也就不少，約長約正的責任未免太大。鄉里爭執，也要約長曉諭解釋，不使闖禍，不使成仇，或則呈官誅殄，幾乎跑進司法的範圍。此外對於寄莊人戶的納糧當差，大戶客商的放債收息，軍民人等的陰通賊情，販賣牛馬，走傳消息，吏書義民總甲里老百長弓兵機快等攬差下鄉，常求賁發，約長都應指實勸戒，呈官究治。甚至新降亂民的提撕曉諭，嫁娶喪葬的酌量辦理，也要約長隨時省諭。南贛鄉約的約長，和催辦糧役的糧長，又有多少差別！一個道德感化的制度，參加許多的官樣文章，一個道德感化的領袖，擔任許多的差遣雜事，鄉約的前途何在，鄉治的前途何在？
南贛鄉約雖然是封疆大吏的命令，然而只是陽明一人的命令，南贛一地的規章，還沒有成為正式的法規。一直到了嘉靖年間，才有一種正式的鄉約規條產生。這種鄉約規條產生的年份，已經不能確定，不過我們還有兩個間接的證據，使我們斷定在嘉靖末年。明代鄉約規條是在《圖書編》裡面發見的，《圖書編》從嘉靖末年下手編纂，到萬曆初年出版，所以鄉約規條的頒布，斷不能在萬曆以後。鄉約規條並不是一種單獨規條，而是和保甲規條，社倉規條，社學規條排在一起，也許就是同時頒布的。社倉在嘉靖八年才有，社倉規條一定在嘉靖八年以後頒布，鄉約規條自不能在嘉靖八年以前頒布。《圖書編》的鄉約規條，保甲規條，社倉規條，社學規條一面告訴我們，說中央政府已經採用鄉約，列入國法；一面告訴我們，說鄉約、保甲、社倉、社學他們四種制度，是有密切關係的，是不能偏廢的，《圖書編》卷九十二的首篇為「保甲鄉約社倉社學總序」，《圖書編》卷九十二的尾篇又為「保甲鄉約社倉社學總論」，便可想見編者章本清先生，對於鄉治系統的見解。王荊公，呂和叔各有他們的見地，各有他們的方案，我們不能希望他們替整個農村著想。朱子集先賢之大成，對於每種農村組織，都有一點認識，都有一點貢獻，然而他竟錯過了整個的認識，綜合的工作。陽明有保甲，有鄉約，有社學，然而他也沒有看見鄉治的整個性，保甲、鄉約、社學、社倉的相關性。《圖書編》集天下古今之大成，居然能替鄉村組織預備相當的篇幅，能替鄉村組織找出整個的系統，真是我們始料所不及的。因為原書編者以保甲、鄉約、社倉、社學相提並論，我們不能不把其他的規條，以及四者中間的關係，也來申述一點。
《圖書編》「保甲鄉約社倉社學總序」裡面，開篇便已指四者各個的地位，以及四者相互的關係。「是故保甲之法，人知足以弭盜賊也，而不知比閭族黨之籍定，則民自不敢以為非。鄉約之法，人知其足以息爭訟也，而不知孝順忠敬之教行，則民自相率以為善。由是社倉興焉，其所以厚民生者為益周；由是社學興焉，其所以正民德者為有素。可見四者之法，實相須也。使以此行之一鄉，則一鄉之風俗同，道德一，弦誦之聲，遍於族黨，禮讓之化，達於閭閻，民日遷善違罪而不自知，而古道其再見於今乎」。編者拿保甲、鄉約、社倉、社學作為鄉治的工具，拿同風俗、一道德、弦誦禮讓、遷善違罪，作為鄉治的目標，鄉約的中心地位，已經隱約可見；鄉治的整個理論，也自漸次完成。在實際方面，除保甲辦公不需地址，里社可利用本村神廟外，鄉約亭、社倉、社學都應建築在一處。各村選擇空地一塊，中立一堂，傍立二倉，外有牆垣，鄉約亭即在此，社倉亦在此，社學亦在此。建築的費用，可以節省不少，看守的責任，可以委之教師，豈不是一舉而數得！所以章潢以為這種打成一片的辦法，可以「禮法兼資，教養俱備，使盜息民安，政平訟簡，風移俗易」，可見他對於整個鄉治的重視。
鄉治的範圍只有一鄉，似乎對於全國的政治，沒有多大的關係，所以普通不為人所重視。不過縣是鄉的集團，省是縣的集團，國又是省的集團，鄉不治則縣不治，縣不治則省不治，省不治則國不治。那一班天天談治國的人物，他們以為只要取得全國的政權，其他的問題便可迎刃而解。聰明一點的人，或是膽小一點的人，知道治國太空洞，太高遠，所以全神專注在省政方面。他們只看見上層政治的力量，上層政治的威權，而不知那是空中樓閣，有時而來，有時而去，隨時可得，隨時可倒，泥沙上的大廈，怎麼能支持長久！就是他們拿上級政權，作為過渡的勢力，想去徹底改造，從頭組織，也有一點鞭長不及馬腹，弩末不穿魯縞的困難。所以《圖書編》談到整個的鄉治，以為「鄉鄉皆然，縣有不治乎？縣縣皆然，天下其有不太平乎」？並且引孔子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以表示鄉治的基本政治，治鄉為基本政策。其實這種鄉治基本主張，在老子理論裡面也是有的，在孟子理論裡面尤其顯著。後人如陸桴亭，顧寧人，李剛主也都采同樣的論調，陸桴亭以鄉為王化之基，所以作治鄉三約，顧寧人以為天下紊亂，實因鄉官不備，鄉法不備的原故，李剛主則主張提高鄉官地位，並縣令亦由鄉官升充，清末的孫詒讓，也抱同樣的理論，使鄉民自相組織，自舉鄉正，以立民治的基礎，以除官治的舊習。可惜歷代君主以天下自私，歷代臣工以家臣自命，不敢讓人民放手做去，從鄉到縣，從縣到國，完全民治的統系。
《圖書編》所載各種禮制，鄉法，都是洪武時代頒行的，我們在上面已經討論，不必再事重複。保甲總敘所述的保甲理論，「保人所以自保，圖危所以居安」，也還十分動聽。雖然不能恢復兵農合一的古制，不能兵即為農，農即為兵，人民至少有保護自己的責任。其實除了國防以外，軍隊和保甲是不可並立的，軍隊為的是保民，保甲為的是自保，既有人保，何必自保，既已自保，何必人保！當然理想的辦法是自保，不過人民勢力日盛，君主勢力便會日衰，保甲保了人民便無君主，軍隊保了人民尚有君主，中國君權如此之大，中國保甲哪裡有出頭的日子。保甲規條無非是十戶一甲挨戶編排，無事互相保守，有事逐戶挨查等等。十戶一甲，審編甲長一名，百戶一保，審編保長一名，每四街四關，及大村大鎮，不拘甲數多少，各編保正一名，其小村小鎮則三五處合編保正一名，這就是保甲的編制，和鄉約並不發生關係。不過講到尋常的工作，實際的工作，鄉約和保甲又發生一種不可脫離的關係。保甲規條前五條都沒提到鄉約，第六條講到寺廟僧道，才「仰各照例與民家一體編入保甲，隨行鄉約以便稽查」，又「聽鄉保正長人等稽查，毋令遺漏以滋他弊」。第七條講到人口「出入存亡，應增減姓名，令上揭報於約正保正」，約正保正便成了雙頭首領。第八條說明保甲人等，應於每月初二赴鄉保會所，申明鄉約保甲條規一次，並於每月十六赴官遞結，即帶善惡簿聽查。第九條保甲人等各隨地里遠近，人戶多寡，酌量立為一會，每月初二保正率諸保甲同鄉約正赴會所行禮，由約正保正點名驗到，不能到者應先向約正請假，秋成無事則每月十五再舉行一次。這一樣雖然講的是保甲人等如何集會，而實在是鄉約集會的各種規定，可見保甲鄉約已經混不可分。第十條完全講的是鄉約規條，如何推請約正，如何揀選生員五六人司贊禮鳴鼓講諭之事，如何揀選老人二人振鐸，如何月輪五六人直月。最後按語，便居然說「保甲既定，即此舉行鄉約，誦讀聖諭六言，申明規約四條……」，簡直是保甲鄉約共同的規條，而不是單純的保甲規條。就是保甲牌冊的名稱，也叫「鄉保牌冊式」，保甲牌冊的裡面。也有太祖的聖諭六訓，並且約正的姓名還放在保正保長的上面。這種鄉保牌冊在形式上看起來，幾乎像一張現代的人口調查表格，可惜每戶門下地位太少，不能盡載各種事項，並且事項混新，不能一目了然。
保甲規條雖然處處不離鄉約，似乎鄉保只是一個系統，而鄉約規條裡面，便絕口不提保甲，不知道是什麼原故？鄉約總敘把藍田呂氏鄉約，洪武里社鄉厲，太祖聖訓六諭，以及大誥三編，教民榜文都作為鄉約的前身，在那裡大加鼓吹。鄉約的條文，既有太祖的六訓，又有呂氏的四條，可謂兼收並蓄，既不敢棄皇祖的聖諭，也不願棄先賢的名言。其實聖諭六言只作為集會演講的藍本，會中約規還是要從呂氏鄉約的四條，「各具條件，定為約規」。鄉約的組織，和保甲規條裡面所定的出入還少，一個是「每百家或二三百家，隨其遠近，聯為一會」，一個是「保甲人等各隨地理遠近，人戶多寡，酌量立為一會」。鄉約的領袖，便和保甲規條裡面所定的大不相同，一個是「眾推一人有齒德者為約正，有學行者二人副之」，一個是「該州縣即移文該學，共推請鄉士大夫數位為約正，以倡率士民，無士大夫處則推高年耆德，眾所尊信者為之，又選生員五六人司贊禮鳴鼓講諭之事，老人二人振鐸，月輪五六人為直月，置辦會事」，不知道哪個是對，哪個是不對？會所置聖諭牌一面，薄三扇，一書同約姓名及舉約費用，一記德行，一記過失，由會首（疑即直月，因下有輪流意思）以次相傳。坐次各鄉約與府州縣約微有不同，鄉約舉監學校東外，鄉縉紳耆老東內，約長副西內，約眾西外；府州縣約則諸生東外西外，府州縣官學官東內，鄉縉紳齒德西內，一個是以約長副為首領，約眾為主體，一個是以官吏為首領，諸生為主體。儀節也還簡單，先行禮，次講諭二句，歌詩一次，六諭講完然後再舉善行惡行，並費用書之於簿。聖諭的講解頗多，《圖書編》引了兩種，我們在第六章討論太祖聖諭的時候，曾經略為提及，所以不在此處重複了。鄉約的後面便是社倉，雖然目的僅在備荒，然而和保甲鄉約也有相當的關係。社倉的設立，完全在原有的鄉約保甲以內，所以《圖書編》說：「合於各保甲鄉約中，各創立社倉」。積穀的開始，一面由官吏捐俸提倡，一面由人民自由輸助，就是迎神賽會的香錢，鄉保規條的罰金，都可用為基金。以後便按照戶口貧富，富者若干石，貧者若干升斗，或每畝量出多少，徵收作為正式基本。社倉既在鄉約保甲以內，並無專任職員，只由約正副以及保長會同辦理一切查驗、收谷、借谷事項。借谷以十石為度，每年息穀二分，秋收之日納還。因為舉行鄉約，禁止一切迎神賽會花費，不過愚民有願意施捨，准作香錢，收買義谷，以濟人貧窮。春秋祭祀報神，照舊可以舉行，由義谷開支，祭畢並可舉行社飲，申明約法，把社倉鄉約簡直打成一片。此外「貧不能存，喪不能舉者」，亦可由義谷內酌量補助，好像鄉村慈善機關一樣。前此的社倉，或是為預備荒年，或是為調劑谷價，或是為調劑有無，同公共費用，慈善救濟尚少發生關係。《圖書編》所描寫的社倉組織，工作，顯然是一個進步，顯然是向農村組織的經費方面發展。到了陸桴亭手裡，治鄉三約的恤約，便正式成了地方財政的機關。因為教化固然是要緊，財政也是十分要緊，巧婦不能為無米之炊，有教化而無經費，農村事業也是沒有辦法的。現在北平附近的青苗會，可以說是農村組織的基本，他們的出發點便在經費一方面。誰有錢，誰有勢，誰出錢，誰得勢，倒是心理勢力的一個對頭，鄉約教化的一個幫手。
社倉的後面，才是小學教育的社學，因為鄉約、保甲、社倉是成人的事業，實際的工作，所以同這樣小社會，預備社會不大發生關係。不過教學的主旨，還離不了聖諭六訓，鄉保規條，所以對於愛親敬上，歌詩習禮尤其注重。社學的課業，完全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主，至於「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志氣，導之習禮，以肅威儀，諷之讀書，以開知覺」，多半是根據王陽明的訓蒙大意來的。最後又有「保甲鄉約社倉社學總論」，把四者的立場關係重複申明，使整個鄉治的理論，愈益明顯。他以為比閭族黨，為保甲的前身，屬民讀法為鄉約的前身，太祖里甲組織為比閭族黨的遺意，里社鄉厲為屬民讀法的遺意。所謂保甲，只是十家為甲，十保為黨，使之出入相友，貧乏相助，平居則互相覺察，有警則互相救援。所謂鄉約，即舉行里社鄉厲，並以申明國朝的聖訓，斟酌呂氏的規條，使之道義相勉，禮讓相先，善則記之以示勸，過則罰之以示懲。「保甲固足以弭盜矣，然富者得以保其財，而貧乏何能以自給也。莫若於一保之中，共立社倉，以待乎凶荒之賑，則衣食有籍，庶乎禮義其可興矣」，可見單有消極的防衛，而沒有積極的救助，也是不行的。「鄉約固足以息爭矣，然長者得以讀其法，而子弟不可以無教也。莫若於一約之內，共立社學以豫乎童蒙之訓，則禮教相向，庶乎道德共可一矣」，單有成人的教育，沒有兒童的教育，豈不是本末倒置，輕重懸殊嗎？所以這四種制度，實在是一種制度的四面，多一點也許是可以，少一點一定是不行的。
嘉靖以前的鄉約，只是局部的開展，暫時的發達，可以說是一種預備時期，演進時期。嘉靖以後，保甲鄉約社倉社學已經確定，成為政府的功令，鄉約才有一個普遍的發展，永久的發展。尤其是在呂新吾，劉蕺山，陸桴亭，陳確庵諸人手裡，更占一個中心的地位，基本的地位。因為材料太多，我們只好分成數章，在下面繼續討論，而不限於本章以內。所以我們可以說，明代鄉約創始於明太祖，完成於陸桴亭。陳確庵的為善三約，只是一點尾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