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鄉約制度 · 第五章　呂氏鄉約的增損

呂氏鄉約是中國歷史上第一種人民公約，所以有無上的光榮；同時因為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種人民公約，所以也有許多的缺憾。假使沒有朱子出來修改，出來提倡，不惟呂氏鄉約的條文不容易完美，呂氏鄉約的實行不容易推廣，恐怕連呂氏鄉約的原文，呂氏鄉約的作者，也會葬送在故紙堆里，永遠不會出頭。中國民治精神的損失，中國鄉治制度的損失，那是多麼重大呢！所以和叔是鄉約制度的第一功臣，朱子便是鄉約制度的第二功臣；和叔是鄉約制度的創造人，朱子便是鄉約制度的繼承人。因為朱子是有宋以來的大儒，也許是孔孟以後最受人崇拜，最為人信仰的一位大師，所以沒有人留意他對於鄉約組織的辦法，他對於鄉約制度的貢獻。也正因為他是一個名重全國，名聞後世的大儒，鄉約制度才受天下後世的重視，鄉治組織才有四面八方的發展。他的重大貢獻是在整個文化方面，整個學統方面，我們雖然不能把他的所有思想加以分析，至少應該把他的政學思想，以及其他鄉村組織加以簡單的敘述。可惜他沒有把鄉村的整個性質，鄉村的全體問題，以及各個問題中間的關係看得清楚，所以提倡鄉約的時候，便只提倡鄉約，提倡社倉的時候，便只提倡社倉，提倡小學的時候，便只提倡小學，而沒有把他們打成一片，達到一種分工合作的地步，作成一個整個鄉治的系統。 朱子著述極富，發明亦多；不過他的最大貢獻，還在集解方面，他的最大聲譽，也在匯解方面。我們現在通行的《四書》，在《論》《孟》後加上《學》《庸》，便是他的產品。此外各種經書，以及其他性理書籍，也都有他的品評，有他的集解。他遠溯孔孟，近追周程，把一切儒家思想冶為一爐，真是集天下之大成，幾乎可以同孔子比美。他自然也做過幾次地方官吏，頗有相當政績，也上過多次奏議封事，頗有遠大謀畫，然而他的理學名聲太大，所以掩過其他一切的政治經濟，而不為人所稱道。他的遭際正和曾文正相反，曾文正的政績超過他的學術，朱子的學術便超過他的政績。假使他的機會較好一點，他的地位較高一點，也許他的政治思想，經濟思想，可以大行於當時。雖然不敢說會像曾文正的政過乎學，至少會像王陽明的政學並見，真是中國政治的不幸，也真是中國學術的大幸！ 朱子作過四次地方長官，第一次同安主簿，第二次知南康軍，第三次知漳州，第四次知潭州，都能以學教民，以禮化民，和橫渠、古靈、天祺是一樣的辦法。他當同安主簿的時候，對於學校教化，兵戎守備，便已有相當的成績，並且「參取《周禮》《儀禮》《開元禮》肄行之，身率諸生，厲以誠敬，開以義理，皆疏而尊師之」。《朱子年譜綱目》二十四歲他知南康軍的時候，首下教三條：一、以役繁稅重，求所以寬恤之方；二、俾人士鄉老教誡子弟，使修孝弟忠信之行；三、令父老選擇子弟入學。年譜五十歲他離南康軍的時候，並且親載酒食，巡行鄉里，勸父老教導子弟，勸子弟尊敬父老。年譜五十二歲他知漳州的時候，對於漳州土俗，多所糾正，又作勸諭榜十條，有勸諭保伍，互相勸戒，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宗姻，周恤鄰里，各依本分，各修本業等語句，極似明太祖的洪武六諭。年譜六十一歲他在會稽禹穴發現一篇陳古靈的勸諭榜，所以把他刻印出來，不但分送親朋，並且給予投訟的人民，使他們有所感悟，有所悔改，那是何等別致的感化方案。勸諭文見第二章他知潭州的時候，雖然修武備，戢奸民，抑豪強，而一以章教興學為主，並措置嶽麓書院，以立定教化中心。年譜六十五歲 孝宗即位不久，頗思恢復舊物，召求封事，朱子乃一上封事，三上札子，極論時政得失，和戰方針。那時候的南宋，正是國家多難之秋，金人橫行中原，國家根本動搖，南宋君臣反倒因循苟且，忍辱偷生，和仇事虜。朱子對於和議極力反對，主張「閉關絕約，任賢使能……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強，於是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深淺，徐起而圖之」。見上孝宗封事他對於井田經界也是十分留意，以為田地不得自由買賣，豪強不得多所兼併，簡直是現代社會主義的口吻。井田經界的問題，大約是從孟子開始，他說「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橫渠是一位鼓吹井田經界的先生，和叔也是一位鼓吹井田經界的先生，朱子也是一位鼓吹井田經界的先生；所以朱子不單是鄉約的繼承人，並且是井田經界的繼承人。朱子因為經界不行，豪富兼併土地，隱漏賦稅，十分害民，十分誤國，所以悉心考究丈量方法，上書請予實行，卒因豪富大戶反對，不能見諸實行。他以為丈量方法十分複雜，鄉民不易通曉，所以找出一個簡法，「只于田段中間，先取方正步數，卻計其外尖斜屈曲處，約湊成方，卻自省事」。《朱子年譜綱目》六十一歲他又作了一篇井田類說，把古往今來討論井田，限田重要意見，都包含在裡面。他以為井田制度，只能施行於人民眾多的時候；民少地多，豪強兼併自多，規復自然不易。人民稀少的時候，「宜以口數占田，為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貧弱，以防兼併」。同上或《朱子大全》卷六十八總而言之，他的主張完全是機會平等，是拿有餘去補不足，和現代社會主義根本精神相差極少。可惜朱子的際遇不好，他的計劃始終不蒙採納，他的官階也隨時浮沉，永遠沒有輔翼朝廷，獨當一面的機會。不然，朱子的政績，朱子的功勳，也是不可限量的。 他的禮學雖然在他整個學統裡面，不是中心的系統，然而在著作上，在實際上的貢獻也不比他人落後。我們上面已經說過，他作同安主簿的時候，便已酌量採用《周禮》《儀禮》《開元禮》。母喪的時候，不用俗間浮屠禮法（佛法），而實行手自編定的「家禮」。一直到了最近的過去，士大夫階級裡面，還有不用佛法，而奉行文公家禮的。後來當煥章閣待制的時候，屢次討論喪服，山陵，祧議，並乞修三禮。他的禮儀著作，有《家禮》五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儀禮經傳通解》二十三卷，比起禮學著名的張橫渠，都要淵博許多。我們現在所研究的鄉約制度，也是朱子所編定，朱子所增損，並且附加月旦集會讀約之禮。和叔的鄉約，是和叔整個的靈魂；朱子的鄉約，不過是朱子枝葉的工作。不過和叔身體力行，朱子只是考據增損；我們不能不佩服朱子的博學多能，我們還是要佩服和叔的以身作則。 除了政事和禮學以外，朱子對於教育和經濟也有相當的貢獻。白鹿洞書院教條，五教之目，為舉之序，修身之要，處事之要，接物之要，立定書院教育的基礎，是對於中等教育方面的貢獻。小學集注內外二篇，共分立教、明倫、敬身、稽古、嘉言、善行各章，立定小學教育的基礎，開創明清小學教育的先聲。他的「童蒙須知」，把「衣服冠履」「語言步趨」「灑掃涓潔」「讀書寫文字」「雜細事宜」都列為規矩，仍然是以禮教民的本來面目。在鄉村生活裡面也有他的貢獻。經界井田的制度，雖然是國家行政，然而對於農村生活，農民經濟，也是有密切的關係。我們在上面已經略為申述朱子的見解和主張，所以用不著再來重複。最後一種重要的農村經濟設備，和我們鄉約有密切關係的，便是朱子所首創的社倉法。社倉最初的試驗地點，是朱子居留的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社倉最初的試驗時期，是乾道四年（公曆一一六八年）鄉民乏食的時候。社倉的提倡，自然是朱子的功勞，社倉的管理，便是劉如愚的貢獻。他們從府里領到常平米六百石，夏間出借，冬間償還，並納息米每石二斗，不過年成不好，便酌量減免。過了一十四年以後，（淳熙八年即公曆一一八一年）社倉成效大著，不惟原借常平米本早已還清，本地所積倉米竟至三千一百石之巨，並且自建倉庫以備貯藏。所以朱子在淳熙八年奏請朝廷，下其法於諸路，以備人民自由採用，不得抑勒騷擾。社倉制度和小學規程，都是鄉村建設的根本，再加上鄉約制度，便成了鼎足而三。其實保甲制度在南宋已漸漸成為鄉村的流行組織，所以朱子的社倉法，也採用十家為甲，甲推一人為首，五十家為一社，社推一人通曉者為社首的辦法。後來朱子知漳州，有勸諭保伍各條，禁約保伍各條，似乎保伍的組織，在他的管轄區域，也是曾經實行的。(21) 可見鄉約，保甲，社倉，社學四種鄉村建設，都受過朱子相當的注意，都得到朱子相當的提倡。不過保甲方法是當時的流行組織，社倉方法是當時的應急方案，鄉約也只是考據修訂，沒有特別的提倡。只有小學在朱子學術系統裡面的地位，比較穩定一點，超越一點。朱子的眼光，完全在修身齊家，安內攘外，並沒有看見鄉村是一切社會的基礎，鄉村建設是一切政治的基礎，所以整個的鄉治，人民的自治，在朱子手裡並沒有絲毫的進展。 我們現在明白了朱子理學、政治、經濟、教育、禮學各種思想，各種工作的背境，可以進一步來討論朱子對於鄉約的貢獻。朱子對於鄉約的貢獻，可以分成兩部分討論；一部是朱子編考呂氏鄉約的貢獻，一部是朱子增損呂氏鄉約的貢獻。呂氏鄉約署名者為大忠晉伯，呂氏鄉儀名為蘇氏鄉儀，當時的人士固然不知呂氏鄉約鄉儀的真作者，後世的人士幾乎不知呂氏鄉約鄉儀的真面目。朱子在《和叔文集》裡面，找出呂氏鄉約全文，並有致伯兄、仲兄、劉平叔三書，才斷定鄉約為和叔所定，而非大忠晉伯所定。朱子又在和叔文集裡面，找出呂氏鄉儀全文，裡面並有蘇炳季明的序，才斷定鄉儀亦為和叔所定。這是朱子編輯考訂呂氏鄉約的貢獻，我們在上兩章已經提過的。不過呂氏鄉約事屬草創，缺憾頗多，禮俗相交既不清楚，集會讀約亦無定章。呂氏鄉儀雖然和呂氏鄉約各有心得，可以互相補救，然而究竟是兩個東西，有打成一片的必要。所以朱子編成呂氏鄉約鄉儀以後，還以為不足，又「取其他書，及附己意，稍增損之，以通於今，而又為月旦集會讀約之禮」，這就是朱子對於鄉約的第二種貢獻。 呂氏鄉約在原約以後，本附有罰式、聚會、主事三叚，朱子完全刪去罰式，改聚會為月旦集會讀約之禮，放在最後，改主事為組織簿冊，放在最前。關於賞罰的問題，我們在上一章已經有相當的討論，覺得書籍的辦法雖然不一定有多大效果，然而還可勉強施行；罰錢的辦法過失輕重既不易定，錢文多少也難取決，並且這種金錢的處罰，物質的處罰，根本上違反精神感化原則。朱子大約也想到這些地方，所以在增損鄉約約文裡面，毅然將罰金取消，而只留書籍的辦法。就是書籍的辦法，也說得十分委婉，要大家「各自省察，互相規戒」；規戒的方式，是「小則密規之，大則眾戒之」。一定要規戒不聽，才在會場中提出，提出以後還不急於書籍，先由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才書於籍以俟。可見朱子對於這個處罰的問題，也曾反覆思量，才提出這樣一個審慎辦法。朱子和呂氏一樣，承認鄉約為局部私約，可以自由參加，可以自由退出；不可救藥的約眾，才只有採用聽其出約的辦法，名義上雖然沒有革除，實際上同革除是一樣的。 月旦集會讀約之禮加在最後，我們以後再說。現在只依全文的次序，討論增損約文的前序。前序中首提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四條，和呂氏原約一樣。次提都約正一人，副約正二人，直月一人，較呂氏原約之「約正一人或二人」，多了一人或二人。最後提到書寫善惡，出入鄉約的簿冊，共有三種，「凡願入約者書於一籍，德業可勸者書於一籍，過失可規者書於一籍」，都歸直月執掌，每月月終告於約正，而輪流交替給第二月的直月。這大約是呂氏原約的成法，不過呂氏原約對於出入鄉約，只有啟事後面的「苟以為可，願書其諾」兩句；關於勸善規惡的記載，只有「每犯皆書於籍」「遇聚會則書其善惡」兩句。朱子增損約文在前序說明三種簿冊的功用，以後每條約文後面，又附一點短短的說明，「右件德業……」「右件過失……」「右禮俗相交之事……」「右患難相恤之事……」，真是清清楚楚，有條有理。 約文第一條德業相勸，原文組織頗佳，所以朱子增損也不多。「能御僮僕」之下，「能事長上」之上，朱子加了一句「能肅政教」。「能救患難」的下面，朱子加了一句「能導人為善」；下面原來的「能規過失」因為和新加的「能導人為善」對仗起見，所以改成「能規人過失」。「能為人謀」也因為和下面「能為眾集事」對仗起見，改為「能為人謀事」。德的後面，呂氏原約本來有「凡有一善，為眾所推者，皆書於簿以為善行」；而業的後面，呂氏原約便沒有「凡有一惡，為眾所指者，皆書於籍以為惡行」。所以朱子把德後面的那一段也刪去，而在全條約文以下，加了這麼一長段：「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修，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推舉其能者，書於籍以警勵其不能者」。此外業的裡面，在「營家濟物」的後面，朱子又加入了「畏法令，謹租賦」兩句；一面固然是可以描寫鄉民懼怕政府心理，一方面似乎又在那裡替政府說話。呂氏兄弟是以鄉民領袖的資格起草約文，朱子是以地方官吏的資格增損約文，無怪乎呂氏忘了法令租賦，而朱子偏又把他們提出來。 過失相規的犯義、犯約、不修三款，以及三款的各種細目，一點沒有更改。不過小註裡面字體的更改頗多，犯義之過一條小注「恃酒喧競」，朱子作「恃酒喧競」，「博賭財物」，朱子作「賭博財物」，「告人罪慝」，朱子作「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者」一句，朱子延長為「意在害人，誣賴爭訴，得已不已者」。犯義之過二條小注「逾違多端」，朱子改成「逾禮違法」。三條小注「侮慢有德有齒者」，朱子作「侮慢齒德者」，「持人長短及恃強凌犯眾人者」，朱子作「持人長短者」，「凌犯眾人者」。四條小注「為人謀事」上加「或」字，「陷人於不善」改「陷人於惡」，「與人要約」上亦加「或」字，「及誣妄百端皆是」改「或妄說事端，熒惑眾聽者」。五條小注原本有空白二處，我們在第三章討論徐氏影印本的時候，已由《朱子大全》本反推補正。不修之過一條小注「若與之朝夕游從」，朱子改為「而已朝夕與之游處」，「若不得已暫往還者非」，朱子更為「若不得已而書往還者非」。二條小注有空白一處，亦曾引朱子補正；「或馳馬擊鞠之類不賭財物者」，朱子改為「或馳馬擊鞠而不賭財物者」。三條小注「進退太疏野」上加「謂」字，「當言而不言者」上加「及」字，「衣冠大飾」增為「衣冠太華飾」，「不衣冠入街市者」增為「不衣冠而入街市者」。五條小注「不計家之有無」改為「謂不計有無」，「過為侈費者」改為「過為多費者」，「而非道營求者」改為「非道營求者」。原約犯義之過，不修之過後面，都沒提到行罰，惟有不修之過後面，有「以上不修之過，每犯皆書於籍，三犯則行罰」。朱子為遍顧各款，並謀一致起見，所以刪去此段，而代以「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之，大則眾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直月以告於約正，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於籍以俟；其爭辯不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其出約」。上段不惟包括一切過失的處罰，並且連原約的罰式也包括在內，用不著重述了。 禮俗相交一條，我們上面已經說過，是呂氏原約最不完整，最不健全的一部分，所以朱子對於這一部的增損也特多。因為增損特多，所以呂氏原約的面目全非，我們幾於無從比較。不過朱子增損的根據，雖不在鄉約原文，而卻在鄉儀原文，尤其是鄉儀裡面的十五種賓儀。然而我們還是沒有法子逐句討論，只好把朱子增損的「禮俗相交」單獨分析，單獨討論。禮俗相交分四款：一曰尊幼輩行，二曰造請拜揖，三曰請召送迎，四曰慶弔贈遺。尊幼輩行凡五等：一曰尊者，謂長於己三十歲以上（一本作二十歲），在父行者；一曰長者，謂長於己十歲以上，在兄行者；一曰敵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一曰少者，謂少於己十歲以下者；一曰幼者，謂少於己二十歲以下者。呂氏鄉儀中，本有長少之名一項，列舉長者，敵者，少者三種，朱子又加入尊者，幼者二種，成為全璧。造請拜揖凡三條：第一條討論禮見的時候，和燕見的原委；第二條討論登門拜訪時候的禮節；第三條討論道途相遇時候的禮節；大約是酌量呂氏鄉儀「相見之節」「往還之數」「衣冠」「刺字」「往見進退之節」「賓主迎送之節」「拜揖」「道途相遇」各條草成。請召迎送凡四條：第一條討論請客方式，相當於鄉儀的「請召」；第二條討論坐位高下，相當於鄉儀的「齒位」；第三條討論獻酒方式，相當於鄉儀的獻酢；第四條討論遠出送迎，相當於鄉儀的「迎勞」和「餞送」。慶弔贈遺凡四條：第一條只泛言吉事則慶，凶事則吊，頗似呂氏鄉約禮俗相交第三條；第二條討論慶弔禮儀，禮物，助力，頗似呂氏鄉約禮俗相交第四條第五條；第三條只言喪家不可招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招待；第四條討論遼遠不能親吊辦法。禮俗之交後面，也像其他各條一樣，附以「右禮俗相交之事，直月主之：有期日者為之期日，當糾集者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於約正而詰之，且書於籍」。 患難相恤一條，原約組織最佳，朱子增損亦少。不過各項小注，經朱子縮短之處頗多。水火小注，「大則親往」朱子作「甚則親往」，「並吊之耳」，朱子作「且吊之」。盜賊小注，「居之近者，同力捕之，力不能捕，則告於同約者，及白於官司，盡力防捕之」，朱子作「近者同力追捕，有力者為告之官司，其家貧則為之助出募賞」。疾病小注，「稍甚則親為博訪醫藥」朱子刪去「稍」字，「親」字，「博」字；「貧無資者，助其養病之費」，朱子作「貧則助其養病之資」。死喪小注，「闕人干則往助其事」，朱子作「闕人則助其幹辦」；「闕財則賻物及與借貸弔問」，朱子作「闕財則賻贈借貸」。孤弱小注，增損頗多，我們用圓括代表原文，方括代表朱子，引載在下面，以免重複。孤遺無（所）依者，若（其家有財，可以）「能」自贍，則為之「區」處（理）。「稽其出內」，或聞於官「司」，（或擇近親與鄰里可托者主之，無令人欺罔；可教者為）「或」擇人教之，及為求婚姻。（無財不能自存者），「貧者」協力濟之，無令失所：若（為人所欺罔）「有侵欺之者」，眾人力（與）「為之」辦理；若稍長而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於不義（也）。誣枉小注，「有方略可以解」，朱子加一「救」字，作「有方略可以救解」；「眾以財濟之」，朱子加一「共」字，作「共以財濟之」。貧乏小注，一點沒有更改。 患難相恤約文背面的說明，朱子按照上面各條的樣式，加入「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告於約正；急則同約之近者，為之告約正，令直月遍告之，且為之糾集而程督之」一大段在前面。「皆有罰」，朱子作「論如犯約之過，書於籍」。下面的兩段，相差頗多，我們只好都引載在下面。呂氏原約「凡事之急者，自遣人遍告同約；事之緩者，所居相近及知者告於主事，主事遍告之。凡有患難，雖非同約，其所知者亦當救恤；事重則率同約者共行之」，朱子作「鄰里或有緩急，雖非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為之告於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者，則亦書其善以告鄉人」。 其實呂氏原約增損最多的地方，還是集會一項；在原約只是寥寥數語，說明會期、聚餐和善惡的書寫、賞罰的執行，在朱子增損約文則擴為月旦集會讀約之禮，連篇累牘說明詳細的儀節。原約每月一會，朱子亦是每月一會；不過朱子註明月朔開會，原約則沒有註明。假使朔日有故不能開會，可以在三日以前，別定一日。集會的時候，當然同約的人士都應該到會，不過遠道者僅赴孟朔，又遠者每年只赴一二次；個人有事不能到會，應該先一日告知直月請假。大約入籍的，赴會的都是為家長的父兄，「子弟雖未能入籍，亦許隨眾序拜，未能序拜，亦許侍立觀禮」。開會的地點，應該在鄉校，如無鄉校，則別擇一寬閒處所，並於會場之北懸掛聖先師的像，以備禮拜。約正、副正、直月先在本家行禮，次在東序互相禮拜，然後引約眾禮拜尊者，長者，稍長者，最後由稍少者，少者，幼者禮拜約正。禮拜完畢，直月乃抗聲讀約一過，副正推說其意。不明了的人可以隨時質問。乃開始作善惡的推糾，有善者眾推之，有惡者直月糾之；約正遍詢約眾公意，沒有異議的時候，才分別記錄在善惡簿上。善簿的善行，由直月朗讀一過，使眾人聞風興起；惡簿則僅傳觀，使被罰者不致無地自容。儀式既畢，乃從事聚餐，餐由直月率錢預備，每人不過一二百，孟朔則酌量增加。同約的子弟雖然可以觀禮，但不得聚餐——或者略為設備點心，以資點綴。餐後約眾可以自由活動，或討論學問，或練習射箭，使身心得以發展；惟不得輒道神怪，私議朝廷，以及揚人過惡。 這個月旦集會讀約之禮，自然是計劃得周詳審慎，不過在現代人們眼光看起來，總覺太繁一點。鄉約人民生活簡單，雖然頗講禮節，而禮節也是簡單的。這樣繁複的禮節，除了孔門弟子的士大夫以外，在農民隊里是不容易實用的。當眾推善糾惡的辦法，也有考慮的必要；善行由約眾推舉倒還可行，惡行由直月提舉，恐怕流弊不少。我們知道直月是輪流充任的，一約之中有好人，有壞人，直月自然也有好人，也有壞人。好人固然會疾惡知仇，秉公辦理。直月自己的過惡，他自己會提出嗎？直月朋友的過惡，他會提出嗎？輪流辦事自然是一個勞逸均平的好法子，輪流糾惡便是一個互相標榜，互相掩護的壞法子。就是直月自己是一個好人，他也不定會提出他朋友的惡行，他親戚的惡行；他也不一定敢提出鄉紳的惡行，他也不一定敢提出地主的惡行。我們要從正面下手，防惡於未形，既已成惡便沒有法子可以救濟。罰錢固然不是辦法，糾惡也未見得是一個好辦法。行禮以後，可以自由行動，文的討論學術，武的練習弓馬，倒是一個文武並重的辦法。政事也是學問的一種，也是討論的必要；今天的言論自由，已經為天經地義，然而那時的言論不自由，也是天經地義，朱子不能說不小心。然而當時忌者，還是攻擊不已，甚至目為偽學，厲行禁止；做人真是不易。 這個集會問題，我們在呂氏原約中本來就應該討論；不過因為原約關於集會辦法簡略，朱子月旦集會讀約之禮甚為詳盡，所以我們留到這裡一併討論。集會的禮節問題，我們上面已經略為提及；現在要討論的，有兩個根本的問題：一個是集會能否持久？一個是集會有無效果？照我們現在的經驗，集會結社的權利雖然不容易取得，集會結社的義務尤其是不容易擔負。我們要費時間，我們要費金錢，我們要費腦力，我們要丟面子……所以第一次到了百分之九十，第二次便只有百分之八十，第三次便只有百分之七十……到了十次，二十次以後，也許連一個人都沒有了。我們的經驗是如此，不知道那個時候，那些約眾的經驗如何？世界上的高調，雖然是義務過於權利，而世界上的公式，還只是義務等於權利；有權利可享的我們願盡義務，無權利可享的我們便不願盡義務。專盡義務，不管權利，專管栽種，不要收穫的人自然是有的，然而我們不能責之一切農民，一班約眾。單有儀式舉行，單有善惡推舉恐怕不易維持集會的長久，一定要在討論學問，練習武藝方面多下工夫，才能引人入勝。必要的時候，音樂，遊戲也得酌量加入，以維持約眾的興趣。關於集會的效果，我們更不容易討論。樂觀地說起來，集會行禮是十分有用的；規矩謹嚴的禮節，可以使我們幡然改容，肅然起敬，不敢因循苟且，不敢胡作妄為。德業的推舉，引起我們的向上心理；過惡的糾正，打消我們的向下心理，使我們日趨善遠惡而不自知。鄉村人民距離較遠，見面不易，每月有一次的接觸，對於彼此的了解，對於彼此的感情，一定可增進不少。他們自己接人太少，聞見太狹，仿佛社會饑饉（Social Starvation）一樣，對於一月一次的社會食糧（Social Diet）比較容易欣賞一點。何況他們還可討論學術，練習弓箭，對於身心的發展也是不可限量。悲觀的說起來，又似乎沒有多大效果，我們上面已經說過，每月集會不一定能長久維持，不一定有多人到會。像現在的禮拜堂、紀念周一樣，到會的人不過十之一二，哪裡會有多大效果？就是集會可以長久維持，約眾能夠多數到會，表面的形式，就可代表內心的改革嗎？那些長向禮拜堂、紀念周的先生們，應該個個是正人君子；那些不到禮拜堂、紀念周的先生們，應該個個是無用小人；然而誰敢那樣的說呢？越是無用小人，越會投機，越要上禮拜堂，越要赴紀念周，表示我是上帝的信徒，總理的信徒。所以單行儀式的集會是非常無用的，非常危險的！一定要有話講的會，有事做的會，使我們人人參加，我們才能人人發展。 至於實際上朱子所增損的呂氏鄉約，朱子所訂定的月旦會讀約之禮，在當時有多大效果，在後世有多大效果，比呂氏鄉約效果偉大，或是比呂氏鄉約效果薄弱，更不容易有一個正確的答案。《朱子年譜》從沒有提過鄉約，《朱子大全》關於社倉的材料很多，關於鄉約的材料，只有這個增損呂氏鄉約，所以朱子自身是否用過鄉約，都是一個疑問。講到朱子增損呂氏鄉約在社會裡面的勢力，自然也是一個疑問。因為朱子屢次上疏切諫，為寧宗所不喜，為韓侂胄所深恨；又因為趙汝愚的緣故，目為奸黨，指為偽學，幾至身家不保。那時儒學之士，連周程書籍都不敢看，哪裡敢來親近朱子，效法朱子，去推行鄉約的組織，去提倡鄉村的道德。呂氏一門德義，為當時美談，又有微仲官居高位，所以聲勢比較浩大，影響也自然要比較偉大。不過朱子慶元六年（公曆一二〇〇年）三月才死，嘉泰二年（一二〇二年）十月便已追復官制，嘉定二年（公曆一二〇九年）十二月竟賜諡曰文公，四年四月刊朱子四書於大學，寶慶三年（公曆一二二七年）正月竟追贈太師信國公，嘉熙元年（公曆一二三七年）二月詔經筵兼講朱子《通鑑綱目》，淳祐元年（公曆一二四一年）正月又加封徽國公，並從祀孔子廟廷。這四十一年之中，朱子的學術日昌，地位日隆，影響日大，朱子所提倡的鄉約自然也會有相當的影響。所以李大有才在嘉定五年（公曆一二一二年）刊行朱子編輯鄉約鄉儀，以廣流傳，使「平居周旋里黨，無一不中節」。見《呂氏鄉約鄉儀後跋》不過李大有為什麼不刊行朱子增損鄉約，為什麼不提倡朱子增損鄉約，難道是不知朱子有比呂氏原約更完美的約文？所以朱子自身所增損的鄉約，在當時影響的多少，又成了一個疑問。百世以後，呂氏鄉約固然是名滿全國，朱子增損鄉約也通國皆知；不過實際上增損約文多而呂氏原約少，呂氏聲名大而朱子貢獻多，不能更有彼此高下之分了。 呂氏兄弟固然是鄉約的創造人，朱子固然是鄉約的繼承人，然而鄉約的影響，在元代便已中斷：假使沒有明太祖、明成祖，以及王陽明、呂新吾諸人的提倡，一定不會造成明末全盤發展的形式；假使沒有清代各帝的提倡，一定不會造成清代全國發展的形式。所以朱子在當時的直接影響不偉大，對於後世的直接影響也不過如此。他的最大貢獻，還是一種間接的貢獻，他的最大工作，還是一種整理的工作，使天下後世知道呂氏鄉約鄉儀的真作者，呂氏鄉約鄉儀的真面目，使天下後世可得比較完備的鄉約鄉儀，比較整齊的鄉約鄉儀。至於採用與否，實行與否，不和朱子發生重大關係，我們也不必去多管閒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