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鄉約制度 · 第二章　鄉約制度的起源

鄉約制度是由士人階級的提倡，鄉村人民的合作，在道德方面、教化方面去裁製社會的行為，謀求大眾的利益。道德裁製，教化政策自然是中國的傳統方案，沒有什麼希奇；士人階級在農工商之上，居農工商之長，引導他們，勸勉他們，也是中國的傳統方案，沒有什麼希奇。不過中國士人階級的實際工作，不是在政治舞台上運用學理，便是在學術機關內傳授學理；不是直接去制裁民眾，便是間接去教化民眾。士人階級從不投身到民眾裡面，作民眾的領袖，謀民眾的幸福；民眾沒有士人階級的引導，也無法自己組織，自己工作。所以中國幾千年的政治，都是人民被治，士人治人；士人階級總是同政府打成一片，而沒有同人民打成一片的。鄉約制度的起源，實在是一個破天荒的舉動，人民居然能得士人階級的指導，士人居然能棄政治舞台的生活。可惜這種風氣不盛。士人階級始終沒有同民眾打成一片，所以中國的人民，一直到了今天，還是在那裡過那被治生活。現在社會運動的呼聲，是知識分子跑到民間去；那時鄉約制度的呼聲，也是知識分子跑到民間去。做官的學者可以替民眾服務，不做官的學者也可以替民眾服務；做官的學者要有黨派的援助，要受人家的指揮，不做官的學者可以便宜行事，可以自由行動；我們又何必做官呢？ 這樣一個驚天動地的鄉約制度，一個打倒中國治人傳統的鄉約制度，一個豎立中國民治基礎的鄉約制度，就在宋神宗熙寧九年（公曆一〇七六年），理學極盛，新法亟行的時候產生了。產生的地方是陝西藍田，所謂關學根本之地；產生的人物是呂氏兄弟，所謂禮學實踐之家。然而這種獨創一格，另闢一徑的鄉約制度，為什麼會在這一個時期產生，為什麼會在這一個地方產生，為什麼會在這一個人家產生——是偶然的事實，還有相當的道理？我們為明了鄉約制度的背景，自然不能不把那個時候的學術和政治作一個簡單的分析。 我們誰也知道，除了不甚可靠的上古時代以外，漢學和宋學是中國的學術黃金時代；漢學主考證，宋學主性理，在史學上，哲學上都有很大的貢獻。宋學雖然發端於仁宗時代，不過在神宗熙寧年間，可以說是登峰造極到了最高的頂點。那時理學先進孫明復，胡安定，石徂徠等雖然死去了有一二十年；然而理學泰斗周濂溪是熙寧六年才死的，邵堯夫和張橫渠到熙寧十年才死，大小程子在鄉約出世的熙寧九年，才四十五，四十四歲，正是年富力強時期。不惟理學如此，政事和文學也在全盛時期。以文章德望著稱的歐陽修，到了熙寧五年才死，司馬光在熙寧九年，還只五十八歲，曾南豐也是五十八歲，蘇氏兄弟才四十一歲，三十九歲。此外名臣而兼學者的韓琦，到熙寧八年才死，文彥博和富弼雖然老至七十三歲，七十一歲，還是健在，王荊公還只五十六歲，而且正是春風得意的時代。不特宋朝的前後世代，產不出這麼許多人材，就是全中國的歷史上，也沒有一個時代可以比美的。呂氏弟兄真是幸而產生在這個學術興盛時期，鄉約制度也真是幸而產生在這個學術興盛時期。上述年齡皆詳見《疑年錄匯編》。 宋學的中心，自然是理學，理學的宗主，也自然要首推濂溪先生以及二程邵張，那是沒有什麼異議的。不過那個時代的文章和政事，也盛極一時。文壇的主盟，自然是歐陽修，此外便數蘇氏父子兄弟。政事方面最有表見的，還是王荊公。荊公雖然求效太速，用人不察，然而他的理論，他的設施，也未可厚非。我們自然不能拿成敗論英雄，拿功過評荊公。其實周程邵張五位理學先生，除了邵堯夫和小程子以外，也都有政事的才能，也都作過地方的官吏；不過沒有荊公那種際遇，那種規模而已。因為文章和我們的鄉約，沒有什麼關係，我們可以不必管他；政事關係甚密，不能不有比較詳細的討論。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政事的設施首推荊公，現在就從荊公說起。荊公的詩文非常勁悍有力，不在三蘇之下；荊公的經學，也十分精通，因其見解新穎獨到，人就目為新學。其實荊公也是十分醉心復古，也是根據《詩》《書》《易》《禮》——解釋上雖有不同，根本上並無大別；不知當時學者，何以這樣排擠？他的政事思想，恐怕和其他學者一樣，都是從《周禮》出發的；不過他的注意在經濟方面，旁人的注意在教化方面，一個是唯物史觀，一個是唯心史觀，一個是國家社會主義，一個是個人感化主義。他們的官司要轉移到現代論壇上來，恐怕荊公十有九成會打贏的。荊公在鄞縣的時候，曾經小試其技，對於水利設備，穀米借貸，頗著成效——正和周濂溪知南昌(8) ，大程子令晉城，(9) 張橫渠令雲岩的成績一樣。不過周濂溪以折獄稱，大程子以保伍著，張橫渠則止於敦本善俗，養老事長橫渠事跡詳後；——多半偏於消極的防衛，抽象的禮俗，不似荊公從積極著眼，從實物下手。他們的政事雖然小試，而未曾大用；立朝的時候幾於閉口不談，也許他們以為朝廷大政和地方行政有別，也許他們因為離上愈近，距民愈遠，地方行政大有鞭長莫及之感，故不敢輕於一試。荊公後來居上，已足令富弼、文彥博、歐陽修、韓琦、司馬光那一班元老自嘆老成衰落；又多變法度，多用新進，怎麼能真正達到民間，遍及四海！鄉約制度和荊公新法，雖然同是由《周禮》發源，然而理論上和實際上都是站在絕對相反的立場上；鄉約為民眾的工作，新法為政府的工作，鄉約自下而上，新法自上而下，鄉約以一鄉為單位，新法以全國為單位。雖然不敢說鄉約是受了新法的反響，然而數年之中，產生這樣兩種絕對不同的制度，也是值得注意的。 荊公新法的內容複雜，理論繁多，我們不必一一討論，只消提出和鄉民有直接關係的青苗，和鄉治有直接關係的保甲，來和鄉約作一個簡單的比較，便可知道當時鄉治的理論和鄉治的系統。青苗錢的根本理論出於周官泉府和中國舊日的社倉義倉，現代的信用合作相差不多，無非是有無相通，以有餘補不足。不過社倉借貸以谷，而青苗借貸以錢；合作互相借貸，青苗則官貸於民——合作利息極低，青苗則利息頗高。這都是農村經濟本身的問題，地方自治主義者要人民互相借貸，國家社會主義者又要國家控制一切，我們在這裡是不敢贊一詞的。不過農村經濟的周轉，必定有一種借貸機關，那是無可疑議的。青苗錢的設立，假使組織嚴密，領袖公平，也未嘗沒有相當的效用。保甲的根本理論，完全是《周禮》《管子》兵農合一主義；所謂寓兵於農、寓農於兵、兵即為農、農即為兵，和近代的徵兵制度、保衛制度也十分接近。青苗制度自身的價值，保甲制度自身的價值，這一千多年的歷史，已經替我們證明；不過千多年來不易達到的目的，荊公要想在十年八年裡面通行全國，也實在太理想一點。不要說那個時代政治經濟思想非常幼稚，學者既不贊同，執政外所掣肘，沒有法子積極進行。就是共產主義的俄國，施政已經十多年，還沒有達到國家資本，兵民合一的理想。荊公活像一個俄國共黨的領袖；理想弄得非常之高，而又是純粹唯物的方案，經濟的設施，對於道德方面，感化方面一概不管，正和鄉約制度的不管經濟，不管保衛一樣。我們一方面覺得荊公過於唯物，也自然覺得鄉約過於唯心；偏左偏右，唯物唯心，都有他們根本的錯誤。因為鄉村生活是整個的：沒有社會秩序，沒有經濟力量，自然談不到道德教化；沒有國民教育，沒有國民道德，秩序又怎麼能維持，經濟又怎麼能發展呢！參考資料見第一章注二。 在政事方面：呂氏鄉約以民治，荊公新法以官治；呂氏鄉約行教化，荊公新法行保養。可見呂氏鄉約是在那個新法盛行時代獨標一格，獨樹一幟的。在理學方面的立場，呂氏鄉約只算得理學的別派，而不是理學的正宗；因為周程正宗理學講性理，關中別派理學講禮儀，講實踐，所以關中的理學別稱禮學，又稱關學，以示與理學洛學稍有差別。其實五大學者裡面的邵堯夫先生，也是理學別派，而不是理學正宗；因為他所講的是象數，正和橫渠禮學一樣，同在正宗理學之外。關學始祖自然是張橫渠先生，他的兄弟張天祺（先生名載弟名戩）也是關學健者，此外便數藍田呂氏兄弟。不過橫渠兄弟以前，已有一位申顏，一位侯可，替關中禮俗立了相當基礎。申先生「非法不言，非理不履，關中之人，無老幼見之，坐者必起，與先生為莫逆」。侯先生知巴州化成縣，化民成俗，又為申先生千里求醫，賣衣葬親，資金嫁妹，所以宋史置之義士之中，而謝山（《宋元學案》訂定人全祖望字）稱為關學之先。《宋元學案》關學之先段。 橫渠雖然也講究性理的學問，不過他的造詣並不如二程之深，所以他雖然是二程的表叔，年紀也比他們大十二三歲，還是常常請教他們。他的《西銘》《東銘》《正蒙》各篇，雖然在理學上有相當地位，為程朱所推尊，然而他的特殊主張，為學者所讚許，在社會有地位的，只是禮教和井田兩種。井田主張和鄉約關係比較的少，並且從沒見過實行；禮教主張便是鄉約制度的根本，也是關中風俗的根本。橫渠的學問，「以易為宗，以中庸為的，以禮為體，以孔孟為極」《宋元學案》卷十七。程伊川稱讚橫渠，說「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據守」同上卷十八；橫渠亦言「關中用禮漸成俗」同上；可見橫渠的禮學，不惟見於思想，並且見於實行。他作雲岩縣令的時候，「以敦本善俗為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於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見呂大臨所撰《張載行狀》，他書皆轉載改竄）。後來「遭期功之喪，始制喪服，輕重如禮；家祭始行四時之薦，曲盡誠潔」同上。熙寧九年橫渠同知太常禮院的時候，力爭冠婚喪祭之禮，後又劾禮官不致三年郊禮。自家庭以至國家，無一處不表現他的禮教主張。 我們想到橫渠，便想到關學；想到關學，便想到禮學；幾乎是三位一體，不可分離。不過福建還有一位名氣略小的陳古靈，也是一位禮學先生，也是採用禮教方案，使關中禮學不能專美。他和同里陳烈，鄭穆，周希孟為友，氣古行高，以天下為己任，時人稱為四先生。他不單是斷獄明決，並且能化行鄉里；任蒲城簿，任仙居令，知河陽，知常州的時候，都興學官，講經學，以學教民，以德化民。下面這個有名的勸諭文：「為吾民者，父義，能正其家兄友能養其弟，弟恭能敬其兄，子孝能事父母，夫婦有恩，貧窮相守為恩：若棄妻不養，夫喪改嫁，皆是無恩也。男女有別，男有婦，女有夫，分別不亂。子弟有學能知禮義廉恥，鄉閭有禮，歲時寒暄，皆以恩義往來，燕飲序老少，坐立拜起。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借貸谷財，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桑，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凌善，無以富吞貧，行者遜路少避長，賤避貴，輕避重，去避來。耕者遜畔，地有畔，不相爭奪。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子弟負重執役，不令老者擔擎。則為禮義之俗矣」，曾經朱子在會稽禹穴壁間發現，覺得簡切有理，所以把他刻印出來，以資分布。最有意思的是朱子每當有人投牒訴訟的時候，便給他們一張古靈勸諭，有許多人居然因此而停訴。古靈雖然沒有呂氏兄弟那樣徒弟，替他修訂約規，改良禮俗，然而有了朱子的提倡，也可以揚眉吐氣了。勸諭文和分布辦法，見《朱子大全》卷三十五，答劉子澄書。 橫渠的季弟天祺先生，也是一個關學健者，關中稱為二張。其為人篤實寬裕，儼然正色，喜慍不見於容，接人無貴賤親疏，未嘗失色，樂道人善，不及其惡，終日無一言不及於義。任道力行，常若不及。橫渠以為「吾弟德性之美，有所不如；其不自假而勇於自屈，在孔門之列，宜與子夏相後先」。伊川以為「天祺有自然德器」。「與叔稱其力之厚，任天下之重而不辭；其氣之強，篤行禮義而不倦；其忠之盛，使死者復生而無憾」。他曾經作過靈寶，流江，金堂各縣知縣，所用的禮教化民方法，和橫渠在雲岩所用的方法，差不多是一樣。他「誠心愛人，養老恤窮，民有不善，皆籍記之。月吉召老者飲勞，使其子孫侍，以勸孝悌，民化其德，所止獄訟稀少」。他的學術比他的哥哥稍差一點，他的官職卻較大，他的性情也較直，所以橫渠初入朝廷，只婉詞謝絕荊公的請求，不為新法說話。天祺作御史的時候，累次上書論荊公亂法，請罷條例司，並劾曾公亮。陳昇之、趙抃、韓絳、呂惠卿等，甚至面忤荊公，百折不屈。以上俱見《宋元學案》卷十八橫渠學侶段。 除了橫渠以外，關中禮學自然要算藍田呂氏兄弟。呂氏兄弟原籍汲郡，所以呂氏鄉約後面的啟事，還自稱「汲郡呂大忠白」。他們的祖父葬在藍田，以後他們兄弟便世居藍田，所以黎洲原本宋元學案，以三呂（大忠，大鈞，大臨三人。大防長於政事，而不長於禮學理學，故不列此）和他們的門人別為藍田學案，近人尹仲材氏編著村制學，亦稱呂氏鄉約為藍田鄉約（其實尹氏所引，為朱子增損呂氏鄉約，而非真正呂氏鄉約）。他們兄弟六人，裡面有五人登科，除一人早夭，一人不甚著名以外，大忠（字晉伯），大防（字微仲），大鈞（字和叔），大臨（字與叔）都是很有名望，微仲且位至丞相，一門禮義，為當時人士所讚美。後世的人對於他們這四個兄弟，也十分崇拜，所以在藍田地方，建了一個四獻祠，來祭祀他們，來紀念他們見張士佩著《重修藍田四獻祠記》。除了微仲以外，晉伯，和叔，與叔，都從橫渠研究，也從伊川研究，所以對於理學和禮學俱有根基，在關學地位，僅在橫渠之下。 大忠字晉伯（朱子作進伯）是他們兄弟行中的大哥，是一個十分嚴厲的大哥，不要說對其他兄弟如此，就是對於做過宰相的大防微仲，也從不假以顏色。「嘗坐堂上，汲公夫人（微仲妻）拜庭下，二婢掖之。先生慍曰：丞相夫人也？吾但知二郎新婦耳！不病何用人扶？汲公為之愧謝」。不過他對於兄弟們自己的事情，雖然十分關心，只以婉詞勸解，而不用命令的口吻。微仲位至宰相，晉伯怕他闖禍每每勸其辭職，以避滿盈之禍以上俱見《宋元學案》卷三十一；和叔辦理鄉約，晉伯怕他操切，所以勸其從寬，以免鄉人解體見《答伯兄書》。後來微仲連遭貶謫，晉伯乞以所進官為量；微仲安置循州，遠死他鄉，晉伯又設法請求，為之歸葬；足見他對於兄弟的情誼。他的官職雖然沒有微仲的高，然而力屈遼使，力爭代地，也是有聲有色；並且謀取橫山，鞏固秦渭。可惜為奸臣所抑，不能實現！他的理學雖然沒有與叔的高，然而伊川以為「晉伯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橫渠亦稱先生篤實而有光輝」，上蔡以為「晉伯兄弟皆有見處」；可見晉伯理學雖然沒有登峰造極，卻也已經升堂入室。他是呂氏鄉約的簽名者，宋史亦稱其「與大防，及弟大臨同居切磋，論道考禮。冠婚喪祭，一本於古，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嘗為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有善則書於籍，有過或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絕之」《宋史》卷三百四十呂大防傳附。據這兩種證據，似乎呂氏鄉約的主動人物是晉伯，微仲和與叔也曾襄贊一切，惟有和叔和鄉約沒有什麼關係。不過朱子以為呂氏鄉約的主人翁是和叔，《宋元學案》的作者黃梨洲先生也認和叔為鄉約的作者。這麼重大一個鄉約制度，連作者都弄不清楚，真是豈有此理。所以我們在下一章，便要作一點小小的考證，把鄉約的作者、版本和內容略為修正，以免後學再蹈前人的覆轍。 依照我們下面考證的結果，和叔的確是呂氏鄉約的主人翁。也許兄弟四人都曾參加意見，都曾參加發起，然而實行鄉約的人，保護鄉約的人，的確是和叔。所以我們不管簽名的是誰，起草的是誰，我們只認定呂氏鄉約是和叔所推行，和叔精神是寄托在鄉約。晉伯對於鄉約的關係，從他的簽名，他的通信看來，似乎是密切一點。微仲長於政事，輔翼朝廷自然沒有工夫來管鄉下小事。他不惟不能多方誘掖，多方贊助，並且十分懷疑，十分恐懼，勸和叔改為家儀，改為學規。以免被外人譏刺，朝廷干涉，而為身家性命之保全見《答仲兄書》。與叔是一個純理學先生，對於旁的事情素不過問，對於禮學也沒有晉伯與和叔的認真，所以他和鄉約的關係，自然也要離開一點。我們十二分可惜一個首創鄉約制度的人，一個實施鄉約制度的人，在當時不為世人所尊重，在後世不為後人所崇拜，甚至連他的姓名，也和鄉約制度分離。因此我們一定要把他個人的身世，個人的思想，以及鄉約思想的來源，鄉約推行的實況，作一個簡單的敘述。 和叔是晉伯微仲的兄弟，與叔的哥哥，他的排行是第三見范育《呂大鈞墓表》。他的生年月不知，不過是元豐五年（公曆一〇八二年）六月死的，死時有五十二歲，所以我們可以推出他是天聖九年（公曆一〇三一年）生的。他在嘉祐三年（公曆一〇五八年）二十八歲的時候，「中進士乙榜，調秦州右司理參軍，監延州折博務，改光錄寺丞，知耀州三原縣」。他的父親被派至蜀中作官，他自請代行，所以改知綿州巴西縣。後來他的父親以年老辭職，回到藍田本里，他因為父親已老，兄弟多遊宦在外，所以也稱病在家，朝夕奉養。後來又有要人舉薦他出外作官，他都以親老婉謝，可見他對於家庭禮節的重視。父親死後，他們兄弟自然丁憂在家；不過服除後，他一個人獨自在家研究學問，對於官職前途毫不注意。當時二兄微仲官職頗隆，請其監鳳翔府造舡務，又因討伐西夏，從李稷辦理轉運，卒以疾客死延州官舍。他平生沒有做朝廷大員，也沒有任過地方官吏，所以沒有什麼政績可以陳述；不過他因為代請糧餉的事件，曾面折種諤，也足以表見他在政治舞台上面的膽識—— 「……既出塞，轉運使李稷饋餉不繼，欲還安定取糧，使大鈞請於種諤。諤曰，吾受命將兵，安知糧道？萬一不繼，召稷來與一劍耳！大鈞性剛直，即曰，朝廷出師，出塞未遠，遂斬轉運使，無君父乎？諤意折，疆謂大鈞曰，君欲以此報稷，先稷受禍矣！大鈞怒曰，公將以此言見恐耶？吾委身事主，死無所辭，正恐公過耳！諤見其直，乃好謂曰，子乃爾耶？今聽汝矣！始許稷還」。>《宋史》卷三百四十呂大防傳附 像這樣面折權貴的事情，我們當然佩服他個人的忠誠勇敢；不過對於社會鄉里的影響，萬不及他所主持的鄉約制度。他在思想方面，沒有什麼創見，大約都是受橫渠和古禮的影響。和叔是一位醉心復古的學者，橫渠更是一位醉心復古的學者；和叔特別注意於禮儀方面，橫渠也特別注意於禮儀方面。他們兩個雖然是同年友，指同年進士。因為和叔是公曆一〇三一年生的，橫渠是一〇二〇年生的，較小十一歲。然而和叔服膺橫渠的學問，毅然以橫渠為師，執弟子禮甚恭。他們兩個人不惟在禮學方面見地相同，就是在政治經濟方面，也是十分相同。橫渠對於井田非常迷信，不惟以為井田是曾經實行，並且以為井田必可復活。他所以迷信井田的原故，一方固是尊崇古制，一方也是謀求社會的平均，所以他說：「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平均」《宋元學案》卷十八橫渠理窟。和叔對於井田的熱度，雖然不敢說有橫渠那麼高，然而橫渠有井田議，和叔便有井田圖說；可見和叔對於井田制度的提倡，也是不讓橫渠。可惜橫渠沒有實行他「與學者將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以推明先王之遺法」；也可惜和叔沒有把井田的意思，移在鄉約裡面，作為改良農村經濟的根本。不然，我們倒可以看看這個萬人景仰的井田制度，到底是可能，還是不可能？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和叔在思想上固然是緊隨橫渠，不肯落後一步；他在行為上便大有百尺竿頭，更進一層的狀況。橫渠「遭期功之喪，始制喪服，輕重如禮；家祭始行四時之薦，曲盡誠潔」呂大臨撰《張載行狀》；和叔始居諫議（父）喪，衰麻斂奠祭之事，悉捐俗習事尚一仿諸禮，後乃寢行於冠婚飲酒，相見慶弔之間，其文節粲然可觀。范育《呂大鈞墓表》。和叔作鄉約，身體力行，希望能夠感化鄉里；橫渠只在作縣令的時候，作了一點感化工作。當然和叔的學問不及橫渠，然而橫渠的實踐又似乎不及和叔。連橫渠自己也說：「秦俗之化，先自和叔有力；《陝西通志》卷二十八人物，呂大鈞條。並且讚美他那種知行合一的主張，嘆其勇為不可及。范育《呂大鈞墓表》。其實他個人在思想上特出的貢獻，也就是這個知行合一的主張，這個躬行禮義的主張。他和橫渠第一次講學的時候，便提出這個主張；說「始學必先行其所知而已；若夫道德性命之際，正惟躬行禮義，久則至焉」見前著。范育替他作墓表的時候，開篇就把他的人格寫出：一惟君明善至學，性之所得者盡之於心，心之所知者踐之於身；妻子刑之，朋友信之，鄉黨宗之，可謂至誡敏德者矣。乃表其墓曰誠德君子」。他又說「君性純厚易直，強明正亮，所行不二於心，所知不二於行。其學以孔子下學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顏子克己復禮之用厲其行；其要歸之誠明不息，不為眾人沮之而疑，小辨奪之而屈，勢力劫之而回，知力窮之而止。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程子也說「呂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真西山也說「和叔為人質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為己任；所知信而力可及，則身遂行之不復疑畏，故識者方之季路」以上俱見《性理綜要》卷十二頁二〇。他這種行其所知的主張，始則行於衰麻斂奠祭之事，後乃寢行於冠婚飲酒，相見慶弔之間，而集其大成於鄉約鄉儀。他的著作三十集，也叫《誠德集》見《文獻通考》卷二三六朱子曾經讀過，並且從集子裡面找出鄉約原稿，合他手草問答諸書，才決定他是鄉約的真正主人翁；可惜現在已經找不到了。(10) 和叔是橫渠的弟子，受了橫渠直接的影響；他也是一個復古的學者，自然也受古人的影響。古人的思想和著作，對於他影響最大的，恐怕是三禮；而尤以《周禮》為甚。所以黃百家評註《宋元學案》的時候，說他好古甚切，並且以為《周禮》必可行於後世。《周禮》治民的政策，完全採用教化主義；教化主義的工具，多半是禮俗——和鄉約「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助」的根本原則，是相同的。不過鄉約是純粹民約，甚至離開政治範圍以外；《周禮》則是官民合治，完全在政治範圍以內。《周禮》管理地方行政的司徒，稱為「教官」，「使帥其屬而掌邦教」，「而施十有二教焉」。十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錄則民興功」；差不多把所有的政教都包含在裡面。「正月之吉，始和，布教於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乃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又「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其他地方官吏的職掌，也都是以教法為大前提；布教讀法成為治民的根本方案。《周禮·大司徒》。 至於教化主義的工具：積極方面是禮，消極方面是刑；預防的工作是禮，調治的工作是刑。關於禮的記載，周禮比較少一點。然而十有二教的中間，有四教用禮，一教用儀，一教用俗，只有一教用刑；「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一種辦法，尤其標明禮治的預防功用。《禮記·王制篇》里，也有「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的說法。經解篇所說的「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是闡明禮在國政裡面的地位。「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的說法，比現代外國所謂一兩預防，等於一斤醫治的說法，尤為明澈。禮俗的具體方式，在六鄉各級的裡面，便是和鄉約性質相同的鄉飲酒禮。鄉飲酒禮共有四種：「一則三年賓興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把讀法、選舉、鄉射、蜡祭通通包含在裡面。見《禮記》鄉飲酒義鄭注。 鄉飲酒禮的功用，始在尊長養老，終乃成教安國；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一貫程序，同是一樣精神。所以《禮記·經解篇》在正面說，「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在反面說，「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鬥之獄繁矣」。《禮記·鄉飲酒義篇》更說得詳細：「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後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也」。又附會其說，加入一些什麼天地日月三光的玩意，說「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鄉飲酒禮對於全國的政教，是否有那樣偉大的功效，我們不敢保證；不過在鄉村裡面，可以養成禮讓不爭的風氣，或者是可能的。 鄉飲酒禮本來共有四種；前二種在各鄉舉行，第三種在各州，第四種在各黨舉行。族閭雖也屬民讀法，而並不舉行鄉飲酒禮。第一種三年賓興賢能，為的是選拔人才，後世已有考試制度去代替。第二種鄉大夫飲國中賢者，後世的鄉飲酒禮，便是仿效這種辦法。譬如開元時候的鄉飲酒禮，主人為刺史，最賢鄉人君子為賓，其次為介，又其次為眾賓，都要和致仕的鄉宦德高者商議。下一級的鄉飲酒禮，便是縣令為主人，鄉老年六十以上而有德行者為賓，其次為介，又其次為三賓，又其次為眾賓《古今圖書集成》經濟 編禮儀典卷三〇七，鄉飲酒部考一之十五。第三第四兩種禮儀，在真正的鄉村舉行，後世完全絕跡。秦漢雖然有類似鄉官的鄉三老，然而沒有真正的鄉禮。以後北魏孝文提倡鄉飲酒禮，唐宋以後日見完備；不過最低的階級是縣，簡直是縣飲酒禮，而不是鄉飲酒禮。鄉約制度的產生，恰好補救普通鄉飲酒禮的階級過高，仿佛一種真正的鄉飲酒禮。鄉約的精神，就是三禮鄉飲酒禮的精神，鄉約的辦法，也仿佛三禮鄉飲酒禮的辦法；不過一個是人民公約，一個是政府官法，一個是互助的實現，一個只是禮儀的演習。似乎鄉約制度，又在鄉飲酒禮之上！ 當然其他各家的學說，對於和叔的思想，鄉約的產生，也不無影響。老子這幾句話，已經顯出鄉約的根本精神：「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余，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孟子這幾句話，幾乎把鄉約條款都包含在裡面了：「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自政教分離以後，治民的官不管教化，教化的官因循苟且；學者有學社可互相規勸，鄉村便屏諸文化之外了！和叔以為諸州皆有「文學」，「助教」之官，其職責在教化民眾，可惜久廢不舉。他們拿地方紳士的資格，出來發起，出來擔任，在我們固然是感覺民治精神，在那時卻目為非上所令。和叔既服膺橫渠的學說，醉心古禮的教化，痛心時世的凌夷，自然以聖賢自任，天下自任。假使他能如荊公輔政朝廷，他一定會把他的禮教主張實施全國；假使他能如明道，橫渠，古靈主宰州縣，他一定會把他的禮教主張實施一縣。然而他既不能上佐朝廷，下宰州縣，只侷促在他的本鄉裡面，他就從這一個小小的鄉村做起，也居然能化行關中。和叔的主張是必行的；在官言官，在民言民。我們很感激他以親老辭官；不然他只會有暫時的感化，而不會有永久的鄉約，只會有官治的成績，而不會有民約的實現。鄉約在這樣一個時代，一個地方，一個人家產生，簡直是必然的事實。鄉約真是中國文化的產物，鄉約真是復古時代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