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鄉村 · 附錄二：清朝以前的糧倉體系

為了清楚地闡明清朝糧倉體系的完整意義並順便澄清一些混亂，有必要回顧一下這個概念的歷史發展及其具體形式。[1]儲備糧食應付緊急狀態——糧食供應充足時購進糧食，緊俏時出售糧食，以維持糧價平穩——的思想在古代就有了。最早清楚地闡述這一思想的著作，是《周禮》[2]和《管子》[3]。第一批以「常平倉」命名的糧倉，是在漢代（公元前54年）；[4]隨後的大多數王朝，即晉[5]、隋朝[6]、唐朝[7]、宋朝[8]和明朝[9]，也相繼設置相同名字的糧倉。漢代的糧倉常常被當作後代常平倉的原型，不過它們是用來應付因農業一時豐收而導致的糧價總暴跌，因此，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對從事農業生產的人來說意味著在經濟上處於不利境地。換句話說，漢代的糧倉並不是用來作為歉收或災害的保障，因此，它們的性質與後來的常平倉不同。 第一次方向的轉變發生在公元583年；是時，隋朝建立者決定在剛剛統一的帝國適宜之地設置一系列糧倉，以為「水旱之備」。這些糧倉有不同的名字；設在陝州（在今天陝西）的糧倉才稱為「常平倉」。應該指出的是，這種政府糧倉只是設置在全國比較重要的地點，總數不超過12座，因此，大多數地方是沒有糧倉的。 唐朝統治者沿用了這個體系，只做了很小的改動。到了宋朝，常平倉體系於992年（太宗淳化三年）首先向首都地區的居民進行救濟，在京城設置一些糧倉。接著在1020年（真宗天禧四年），擴展到全國各路。明朝建立者則進一步推廣地方糧倉體系，向下延伸到最低行政層級的州和縣。與此同時，除了用政府基金購買糧食以外，還正式引入鼓勵居民捐獻糧食的做法。[10] 在常平倉體系的發展史上，有三大顯著的里程碑：（1）漢朝統治者給糧倉取了獨特的名字；（2）隋朝統治者最終確定了糧倉的功能；（3）明朝統治者在全國範圍內推廣起來，使之成為一項統一的、全面的災荒控制體系，為清朝建立者的採行作好了準備。 「義倉」和「社倉」的初次登場比常平倉晚得多。為了更充分地減輕自然災害，隋朝政府在585年（開皇五年）決定，鼓勵全國各地居民在他們各自的「社」設置義倉。在豐收時節捐獻稻穀或小麥，用此種方法得到的糧食，儲存在每個「社」的糧倉，由社長負責在災荒時節發給社裡的受災家庭。[11]這種地方糧倉雖然實際上位於社，並由各社負責維持，但它們卻被稱為「義倉」。因此，儘管政府對這兩種由地方管理的糧倉作了區別，但義倉和社倉在後來的歷史中經常被混用。 唐太宗恢復設置了義倉，但他採取一種獲取存糧的新方法：不再要求地方居民自願捐獻糧食，而是對所有土地所有者（繳納最低土地稅者和特定的少數民族不包括在內）徵收附加稅。這樣獲取的存糧，或者借給農人作為種子，或者散發給赤貧的人。[12]宋代義倉於963年（太祖乾德元年）開始設立，由地方官管理；存糧與唐代一樣，也是來自對土地徵收的附加稅。[13]因此，唐代和宋代的義倉，與隋代有兩大主要的不同：（1）它們的存糧來自於強制性的附加稅，而不是自願的捐獻；（2）它們是由地方官而非鄉村代理人管理的。就這些方面來說，它們與常平倉差別不大。它們與後者的主要區別在於，所存糧食並不是用來穩定糧價的。 就在11世紀最後10年，王安石變法前不久，宋朝打算恢復隋朝的糧倉制度，但未能成功。[14]大約75年後，一名好心的地方官，發動了第一場由政府來設置地方糧倉的運動。[15]不過後代遵循的社倉模式則是由宋代著名理學家朱熹所建立的。1168年在福建某地進行的試驗，使他確信自己的想法非常好，於是在1181年上奏宋孝宗，並成功說服了政府在「各地皆置糧倉」。[16]這一制度的主要特徵在於自願捐獻、地方管理、政府監督；這也就是清代社倉最重要的特徵。 元朝統治者恢復了唐代以徵收附加稅獲取存糧的辦法，[17]也恢復地方糧倉名稱為「義倉」；雖然這些義倉同隋代的一樣，也位於「社」——一個由50戶構成的鄉村單位。[18]「社倉」之名在明代又一次流行起來。不過各省巡撫巡按在1529（嘉靖八年）奉命設立「社倉」時，他們被指示要把每25戶或30戶編為一社，挑選「家殷實而有行義者」為社長。各個社長在其他兩名經過挑選的合格人士幫助下管理糧倉。納稅人必須根據他們各自繳納土地稅的等級，交納不同數量的糧食作為存糧。[19] 至於對「社倉」和「義倉」作出區別，利用它們分別服務於鄉村社會和城鎮，廢除依靠徵稅獲取存糧的做法，並將這些糧倉置於地方管理和官員監督之下，這些就要由清政府來完成了。附表2-1顯示了這些糧倉由隋朝到清朝所經歷的主要變化： 附表2-1：從隋朝到清朝糧倉經歷的主要變化 * * * [1] 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出版的《通典》，在12/67-72中對糧倉制度作出的歷史概括，覆蓋的歷史時期從遠古到公元6世紀。《文獻通考》（21/203-213）和《續文獻通考》（27/3033-3042），對17世紀以前的糧倉制度進行了敘述。Lu Lien-tching，Les greniers publics的序言中，也對糧倉制度作了總的概括。 [2] 《周禮·地官下·遺人》，4/86。 [3] 《管子·國蓄第七十三·輕重六》。英譯見Lewis Maverick，Economic Dialogues in Ancient China，Selections from the Kuan-tzu （1954），pp.118-120。把管子這一經濟思想付之實踐的是李悝，他幫助魏文侯（前446—前397）使魏國變得「富強」。參見《康濟錄》，1/7b。 [4] 《漢書》，卷二十四上，14a-b。並參見《康濟錄》，2/36a；以及俞森《常平倉考》8/36a。 [5] 《晉書》，卷二十六《食貨志》，5b。常平倉是公元268年即泰始四年設置的。 [6] 《隋書》，24/8a。公元585年（開皇五年），黎陽倉設置於衛州，常平倉設置於陝州，廣通倉設置於華州。 [7] 《新唐書》，51/2b。 [8] 《宋史》，176/7b-17a；還請參見《元史》，96/12a。元朝時期的常平倉設置於1269年（至元六年）。 [9] 《明史》，79/6a-7b。還請參見《康濟錄》，2/40b，引自《大明會典》。 [10] 俞森《常平倉考》，9/21a-27a。1368年明太祖即位之初，設置了4個糧倉。1440年（正統五年），明政府開始推行鼓勵地方居民捐獻糧食的措施。 [11] 《隋書》，24/8a。還請參見《康濟錄》，2/17a；俞森，《常平倉考》，9/1a-21a；《文獻通考》，21/204。Lu Lien-tching，Les greniers publics，p.151指出，隋朝義倉起源於隋文帝開皇三年，稍有不確。 [12] 《新唐書》，51/2b；《康濟錄》，2/17b；俞森《常平倉考》，1/3b；《文獻通考》，21/204。根據《舊唐書》2/8b的記載，唐太宗是公元628年（貞觀二年）推行這項糧倉制度的。 [13] 《宋史》，176/8a；《康濟錄》，2/18a；俞森《常平倉考》，1/5a-b。看來，俞森所引用的陳龍正關於「隋社倉、唐宋義倉，一事而異名者也」的觀點，是值得懷疑的。 [14] 《康濟錄》，2/18b-19a。有關11世紀以後的義倉制度，參見《宋史》，176/14b-17a和178/13a。 [15] 《康濟錄》，2/19b；俞森《常平倉考》，卷十上，1a。 [16] 《宋史》，178/13b-14a。 [17] 《元史》，96/12a。元朝糧倉制度是1269年（至元六年）開始推行的。元朝時期的「社」，是一種鄉村組織，由50戶構成。參見同書93/3a。 [18] 俞森《社倉考》，載《荒政叢書》，卷十上。他在21b中引元朝作者張大光的話說：「古有義倉，又有社倉。義倉立於州縣，社倉立於鄉都。……國朝……立義倉於鄉都。」 [19] 《明史》在79/7b中指出，江西巡撫15世紀90年代建議設置常平倉和社倉；明政府1529年（嘉靖八年）下令各省巡撫設置社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