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鄉村 · 第十一章 總結與餘論
鄉村控制的合理性和效果
清王朝的基層統治體系，是帝國統治者面對環境挑戰的一種產物，而且是由帝國體系自身的本質決定的。清朝政府同它以前的各王朝一樣，也是一個專制統治政權。在這個政權之下，廣大人民被劃分為幾個政治、社會和經濟地位不同的群體；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利益背道而馳，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相容的。[1]因此，帝國統治者必須對遼闊的疆土維持一個儘可能穩固的控制，以此確保政治穩定，從而使其政權垂之永久。清王朝統治者由於不信任自己臣民的忠誠，為了確保臣民的柔順、屈從，設計出各種各樣的統治措施，來減輕臣民受到有害於帝國安全的思想和行動的影響。清王朝是外來族群征服者的事實，使得這個需求更為明顯和迫切。
帝國控制通過從社會上層中吸收新成員的官僚集團來運作，在戰略要地設置實際的或威懾性的軍事力量予以強化。然而，清帝國的幅員廣闊，人口眾多，而通信和交通工具落後。在此情況下，清王朝的行政力量和軍事力量實際上不可能到達全國各地每一個大小村落。因此，為了把控制延伸到鄉村層面，清王朝就需要一種可以稱為基層行政體系的制度。吸收了以前各王朝的經驗，利用歷史上的地方組織，清王朝早期統治者建立起一套由各種各樣的子體系所組成、各自具有特定功能的鄉村統治體系。這樣，鄉村社會每一個重要方面在理論上都被置於清政府的監督和指導之下。
由於這些子體系是初次設置的，雖然它們各自的功能明顯不同，但運作的原則類似。清政府廣泛利用地方人士來幫助其進行統治，卻又密切監視他們；經常利用鄉村社會中既有的組織或團體作為輔助性的統治工具，但又毫不猶豫地限制或完全禁止它們的活動。清王朝希望利用這種措施，造就出可以用之於控制鄉村的地方紳士和文人；事實上也經常這樣利用他們。充分認識到穩定的經濟、政治環境是成功統治中國不可或缺的條件，帝國統治者致力於保護不同社會階層的利益，以免遭到不當的侵犯。這樣，任何特定鄉村地區的居民就傾向於繼續接受現存政權，認為這是增進或保護自己利益的最可靠的方法；與此同時，「不法分子」就會發現很難繼續擴大他們的活動。為了阻止地方自主權的發展，清王朝採取了各種各樣的措施，把鄉村控制的不同功能分配給許多個別的或部分重疊的組織。這樣，任何一種組織都不可能壟斷地方的影響力，並進而發展成為帝國體系外圍的權力中心。
儘管這套體系設計得非常巧妙，但是它並沒有充分地或完全地達到它所設想的目的。它沒有為帝國統治者保證絕對的安全。證據表明，清王朝基層統治體系在兩大條件下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有一個相當可靠、能力強的官僚集團，來指導和監督它的運作；有一個大體上穩定的鄉村環境，讓普通民眾可以維持一種雖然並不富足但較安定的生活。在這兩大條件存在時，正如清初的三四個皇帝在位期間的情形一樣，鄉村控制工具就運作得相當好。事例表明，即使保甲體系——在一些方面，它是清王朝統治鄉村的基石——並不能常常取得正面的效果，但是鄉村存在此種體系，至少有一種威懾作用，從而有助於減少動盪發生的機會。即使在清王朝鼎盛時期，洪災、旱災和其他自然災害也不時發生，但由於當時社會安定，地方行政官員相對盡責，因而並沒有導致嚴重的經濟災害。此外，或許是清初諸帝的運氣好，天災的發生並不頻繁，情況也不嚴重。雖然大多數鄉民貧窮，其中一些還處於飢餓狀態，但是在這種相對有利的環境下，無論是什麼時候，全國各地因貧窮或飢餓而逼上絕路的鄉民並不多。在這些相同的環境下，鄉村控制體系為清帝國的穩定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不過，有利的環境並不會一直持續下去。到18世紀末，清王朝開始走下坡路了。乾隆朝後期以來，帝國行政加速腐敗。[2]與此同時，正如一位西方學者指出：「自道光帝即位（1821年）的14年以來，沒有一個太平年，這省或那省總是不斷發生水災、旱災、饑荒、暴動和叛亂。」[3]由於官僚集團普遍無能、道德敗壞，清政府再不能像以前那樣敏捷或果斷地處理危機；即使是維持自己在鄉民眼中的威嚴，也有困難。鄉村社會以前那不穩定的平靜，不斷被陷入絕境的鄉民打破——他們陷入絕境，則是長時期的飢餓、社會動盪和官吏腐敗積累起來的結果——特別是被那些認為向清王朝權威挑戰的時機已經到來、沒有必要再臣服清王朝統治的「奸民」所打破。由於環境發生了變化，清王朝那由各種各樣的輔助性組織構成的鄉村控制體系大部分無效了。很多時候，這一體系事實上變成鄉村社會中另一種混亂因素，因而比無效還更糟糕。
清王朝整個基層統治體系迅速地崩潰。在不滿和絕望（即使這些只是一般農民模糊的感覺）之中，無論是應該負責運作各種鄉村控制體系的地方代理人，還是負責指導、監督這個體系運作的地方官員，都沒有條件來履行自己的職責。保甲、里甲和鄉約（整個體系的主要機制），其士氣都大不如前。在19世紀的前幾十年，這些子體系接連崩潰，清王朝的任何努力都無法使之振興。而19世紀後半期衝突、暴動、盜匪活動頻繁發生，雄辯地證明了清王朝確立的整個鄉村統治體系已經變成一副空架子了。
專制統治的局限
在不忽視其他歷史因素的重要性的情況下，我們可以大膽地說，行政腐敗是造成清王朝鄉村控制體系崩潰的決定性因素之一。一個問題隨之產生：清王朝統治者有能力防止這種腐敗嗎？
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困難重重。看來，帝國體系天生存在的一些缺陷，不可避免地導致了行政的腐敗。由於清王朝歷代皇帝不相信自己的臣民，而且作為一個異族的統治者，以為理所當然可以得到後者的效忠顯然是不明智的，因此只得依靠嚴密的監控手段。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清朝皇帝不得不依靠漢族紳士、官吏來推行統治、監視臣民，或幫助施政。但又認為這些人的忠誠也值得懷疑，因而一直小心翼翼地嚴密掌控他們的臣僕。因此，每當要做出取捨時，統治者總是將國家安全置於行政效率之上。這樣，政府官員完全沒有足夠的權力作出主動的、獨立性的判斷，或令人滿意地履行規定的職責和任務。相反，所有官員都被置於嚴密的控制、限制和監視之下；如果越出各自主管事務範圍，就被認為是玩忽職守或越權而受到懲罰。最終就形成一種情況，普通官員認為最謹慎的為官之道是儘可能地少承擔責任，多注意自己的行事在形式上符合明文規定，少做些有利於清王朝的統治或者嘉惠人民的事。
這樣的帝國政策，雖然完全符合專制統治的本質，但是難以形成一個充滿效率的政府。清朝皇帝十分成功地讓官僚集團變得在政治上無害，因此，除了在清王朝建立初期和崩潰年代以外，沒有聽說過有哪位官員懷有反叛朝廷的意圖。不過，他們同時也讓官僚階層失去活力，沒有哪位官員努力使自己成為能幹、正直的行政官員，大多數官僚聽任政府規定的重要任務束之高閣。[4]這一基本行政缺陷的危害性，因為帝國的一些不合宜的做法而加劇。首先，官員的薪俸和薪級原本就低得可笑，又沒有隨著生活開支的提高而調整，因此他們不可避免地、越來越需要從事敲詐勒索、收受賄賂的腐敗活動。其次，大規模的賣官鬻爵——19世紀後半期尤其普遍，是清王朝統治腐敗的又一導因。再次，任命政府高級官員時由於對漢族難以完全遮掩的歧視，使得無法嚴格根據功績原則來補充新鮮血液，發展出一個既忠誠又負責的漢族官僚階層。這樣，從來就不十分充滿效率的清政府，很快就進一步露出頹敗的跡象。儘管有一個對全社會進行全方位監督和控制的統治體系，但清帝國在事實上極大地處於偶發因素支配之下。清政府及其臣民，在嚴重的社會危機或自然災害面前，都十分無力。清朝皇帝們藉由一套還算精巧的控制體系，竭力維持一個不確定的政治穩定，他們所付出的高昂代價，就是不完整的、沒有效率的施政體系。
關於清王朝基層統治體系所遇到的困難，我們可以從另一角度來觀察。在中國帝制體系中（其形式是中央高度集權），統治者對萬事萬物擁有無限的權力，並決心行使這種權力。但是，他們的決定並不能改變這一事實：權力中心的存在，意味著會出現一個周邊地區；而從中心發出的力量，在到達周邊地區時威力會降低。在像中華帝國這樣龐大的國家中，中央的力量應用到全帝國範圍所造成的衰減，必然是相當可觀的。朝廷響亮的命令（官員們通常只負責傳達），循著行政結構傳到州縣一級，已經變成微弱的回聲。清政府事實上不可能對全國1，500個知州知縣進行有效的監督控制，卻期望依靠他們「愛民如子」之心推行各種各樣鄉村控制的措施。保甲體系、里甲體系、鄉約講習體系以及其他體系，大都已被廢棄不用或聲名狼藉；政府聽任村民和村莊自生自滅，災害時期只是象徵性地為後者提供幫助或救濟。這樣，儘管清王朝皇帝竭力想對每一個角落進行有效的統治，但廣大鄉村地區還是存在著一部分行政真空。這一真空是統治體系不完整造成的，卻給人一種鄉村「自主」的錯覺，一些學者以無稽的熱情加以談論，並把這種不完全的專制統治所造成的虛幻現象當作真正的民主。[5]
關於清王朝帝制體系另一嚴重的缺陷，必須加以強調：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利益是矛盾的，這使得前者要想取得後者的忠誠極為困難。
在這裡，明確界定紳士和文人（或稱未來的紳士）在帝國體系中的精確地位，對我們的探討是非常重要的。由於個人才能和社會地位，他們對居住在鄉村或鄉鎮中的廣大民眾具有很大影響。清王朝統治者正是從這一精英群體中挑選幫助他們統治的臣僕。然而，他們在家鄉的領導地位和在統治體系中為清王朝服務，並未使自己成為統治階級的一部分，也沒有使自己的利益同統治者的一致。無論在事實上還是在理論上，士大夫同普通百姓一樣，仍然是天子的臣民，仍然是清王朝統治的對象。那些以政府官員身份扮演著中介角色、把清王朝權威施加到普通百姓身上的士大夫，同時又屬於「民」的一部分，而民是要受到皇帝們的統治的（表面上是為了他們的福祉）。
因此，我們很容易看出，士大夫的利益並不一定與清王朝皇帝的相同。清王朝的中心目標是把自己的政權「傳之萬世」。因此，為了讓帝國環境有利於他們的繼續統治，他們設法使被統治者——既包括士紳又包括普通百姓——大體上對自己的處境感到滿意，至少不會嚴重不滿。這樣，清王朝統治者內心裡的真正期望是政權長存，然而他們公開宣稱的，正如一句歷史悠久的儒家格言所說，是「利民」。[6]在正常情況下，紳士和文人階層都十分樂意接受這一切；他們有不止一個理由，給予清王朝道義上的或實際上的支持。一方面，裝點皇朝意識形態的欽定儒學與他們受教養的知識傳統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如果清王朝繼續存在，他們就繼續享有（或確保有機會繼續享有）租稅豁免和其他特權地位。加入官僚階層的紳士，其利益與現存政權最為休戚相關；因此，他們支持現存政權的願望比其他人更為強烈。不過，他們的利益同現存政權的利益仍然存在著矛盾，當把他們之間利益關係結合在一起的社會環境發生了劇烈的改變，兩者就會分開。在王朝循環走到終點之時，至少可以說承認新王朝統治的士大夫人數，與繼續效忠已經崩潰的舊王朝的人數一樣多。
還應該指出的是，無論在什麼時候，加入官僚階層為統治者效勞的紳士，只有一小部分；而且他們也不一定終身為官。退職的官僚、候補的官員和擁有功名的士子，其人數大大超過了實際為官的人數。這些非官僚的紳士成員，同普通的文人一樣，更關心的是自己的個人利益和家庭利益，而不是幫助統治者維持其統治。因此，他們的利益更多的是同普通村民或市民一致的。因為除了是紳士之外，他們也是家長、納稅人，或許還是地主，其利益有時也面臨著朝廷政策或地方政府腐敗帶來的危害或威脅。他們雖然因為擁有社會地位而可以更好地保護自己的利益，但是，正是這種保護的需要，透露了他們在社會中的實際地位：他們雖然是擁有特權的臣民，但不是統治階級中的成員。對下列意義重大的事實，我們難以忽視：相當多的紳士成員所獲得的地位，明確地說是確保能更好地保護自己的家庭和財產不受侵犯，不是為了滿足他們為統治者效勞的願望。
儒家的仁政理論，是帝國意識形態和紳士政治哲學主要的組成部分，而清王朝統治者和士大夫對它的理解各不相同。對前者來說，仁政思想理論實際上就是「家父長制」專制統治建立的理由或理論基礎；對後者來說，它是可以用來保護自己的物質利益、反對腐敗和暴政的思想武器。清王朝皇帝給予新儒學的程朱學派很高的榮耀，因為該學派在政治上和倫理上強調忠孝職責觀念；而包括程朱學派追隨者在內的士大夫，也沒有忘記重申孟子「民為貴」的主張，以及相對的，在必要的時候推翻暴君的權利。
在正常的社會環境下，紳士階層打著為「民」的旗號，利用孟子思想謀取個人私利，而不挑戰清王朝的權威。他們把自己的利益同後者的利益等同起來，並扮演「民」的代言人角色。在請求減稅時，一再用來描繪農民受苦悲慘畫面的誠摯字句，很能說明這一點。請求是代表相關地區的「民」提出的，但是，因此而得到的利益，絕大部分落入紳士地主之手——如果可以說佃農和小土地所有者也的確得到一點的話。帝國統治者主要關心的問題並不是「利民」，每當他們在稅收和其他方面對「民」的利益作讓步時，總是聽任普通臣民只得到一點點好處。這樣，紳士階層就擁有另一理由來支持現存政權，不斷重複「皇恩浩蕩」的陳詞濫調，即使他們實際上並不是真這樣想。一個服從的紳士階層，同大體上柔順的鄉民共同生活在一起，帝國也獲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政治穩定；這時，除了零星的一些地方混亂之外，沒有什麼驚人的事件發生，清王朝的統治秩序得以維持。
然而，這種穩定在兩種情況下很容易被打破或受到嚴重損害。一是發生嚴重的災害，不管是自然的還是人為的，大多數居民會因此而難以生活下去；二是清政府不能或發現不可能滿足特殊階層人物的雄心和欲望。不滿或極度失望的紳士或文人，就選擇不再支持清王朝。換句話說，在統治者和這種所謂「民」階層之間的利益矛盾表面化後，一直至少在表面上效忠現存政權的紳士、文人，就認為再為它效忠或效勞已經沒有什麼好處。在這種情況下，紳士、文人中憤恨不平的成員，就會以另一種觀點來闡述上面提到的孟子格言。他們此時為了謀取或保護個人利益所採取的方法，不再是大講為民服務的仁政原則，而是宣揚行使「造反權利」的原則。他們就像劉基所講的寓言裡面的小猴子一樣，[7]發動村民或市民起來反抗「暴政」，或者為已經舉起造反大旗的「土匪」領袖出謀劃策。
所以，紳士和文人對現存政權的態度明顯是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變化的，就像農民對清王朝統治的反應在承平時代和動盪時期也不相同。因此，清王朝統治的有效性，主要取決於統治者及所有被統治者之間利益分歧的全面匯流，而不是統治工具和控制技巧。如果雙方利益能大體調和，即使統治工具天生存在著缺陷，其實際運作未能達到理論上的效果，被統治的各個階層也會接受現存統治秩序。然而，當紳士和普通百姓都認為自己的根本利益同現存政權的存續根本不能共存時，無論設計得多麼精巧的統治體系，都不能使清帝國永久地存在下去。
正如前文所述，清王朝皇帝明顯意識到了這個事實，因而採取措施設法調和。但對他們來說不幸的是，在一個專制政體下（特別是在一個異族統治的政體下），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利益的差異實在太大而很難完全調和；他們在最有利的社會環境下竭盡全力，也只能讓分歧的利益暫時、部分地匯流。而這種不完全的和諧，很快就為他們維護自己王朝利益的極端酷烈行為的反作用所破壞。他們始終強調的是統治秩序本身，而忽略了提高臣民福利的建設性努力。帝國最終在行政上和經濟上都敗壞了，並被不斷發生的危機所削弱。因此，清王朝雖然對全國推行高度的中央集權控制，以求維持長久的統治，但是，由於專制政權天生的局限，以及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中國社會的逆境，它註定只能存在不到三個世紀，也只能對龐大帝國實行一個並不完整、並不穩定的控制。
清廷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自取滅亡。儘管它成功地將臣民變得非常消極和柔順，也最終完全損害了他們積極進取的能力，使他們漸漸不能夠應付嚴峻的生存環境，清帝國的物質基礎也因此被削弱了。即使在正常年月，大部分農民也過著上頓不接下頓的生活，其中一些還處於赤貧的境地。由於缺乏資金，而習慣於依靠傳統耕作方式和難以預測的運氣，農業生產技術的改進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富有的地主雖然擁有足夠的財富提供這筆資金，但是他們的興趣不過是竭力收取更多的租金，交納更少的稅額。他們更可能的是把錢花在購置更多的土地以出租上，而不是用來改善耕作環境以提高糧食產量或改善佃農的生活。土地耕種者（和相當多的小土地所有者）耗盡一切精力，也只能過著艱難的生活，沒有餘力來從事其他事情。能夠在地方災害中免於破產或挨餓，就算是幸運了。他們變得順從於所在的物質環境和社會環境。他們習慣上沉默寡言，聽任鄉紳或地方惡棍壟斷村社事務；尤其是那些超出自己狹小的家庭生活或土地情況的事務。所有農民都太容易屈服於流氓無賴的掠奪、官府和衙門走卒的敲詐勒索，有時屈服於鄉紳的剝削。這種情況的背後潛伏著危機。在清帝國絕大多數地區的經濟環境急劇惡化時，許多鄉民甚至連起碼的生存都難以維持，他們要麼「轉死溝壑」，要麼「鋌而走險」。他們必須在兩者之間作出實質性的選擇；而作出這種選擇通常並不難。他們軟弱，無法自發組織起來，因而無論是誰出來領導，他們都容易（像在社會不怎麼動盪時期那樣）接受；並且主要根據這種領導類型而展示出不同的行為類型。其中一些鄉民集結在暴動或造反發動者的周圍；另一些被「引誘」加入土匪或叛亂隊伍。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帝國控制的結果是讓農民大體上溫順、消極，但也正是這個結果最終削弱了清王朝的統治，把一些「愚民」轉變成叛亂——包括19世紀特有的幾次大規模動亂——的工具。
農民的角色
不過，在劇烈的政治變遷期間或之後，中國農民大眾並未能從王朝覆滅的灰燼中崛起。無論在社會安定時期還是在動盪時期，他們都是受苦最多最深重的窮苦百姓。雖然他們是叛亂的主要力量，但是他們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心理上都從叛亂中所得甚少。他們雖然參加了運動，但從未取得領導權。從自由接納或拒絕他們的角度來看，他們甚至不能選擇自己的領袖。無論他們的運動是成功還是失敗，許多造反大軍的士兵成了無名死屍；即使他們的運動成功地推翻了現存政權，那些從戰鬥和苦痛中倖存下來的農民，仍然成為新王朝統治下的「小民」。
一個不容忽略的重要事實是：與地方暴動和其他形式的行動一致的暴力反抗一樣，中國歷史上推翻王朝的運動，是人心向背和歷史環境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這些運動從來就不是由中國社會中任何一個社會階層或團體獨力完成的工作。無論社會各階層的鄉民特別是農民在造反中到底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都可以肯定普通村民並不是這些重大造反中唯一的成員。前文已經指出，民變——尤其是達到一定規模而值得報告和記載的——通常並不是由普通農民領導的，如果他們全然是平民的話。同樣可以大膽地說，在許多公開宣稱是為了農民的直接利益而叛亂的著名事例中，這些利益從來沒有真正成為這些運動的唯一或中心目標。相反的，多少有些重要性的民變通常超越了農民的訴求，不過農民的利益仍然成為目標的一部分，或者是由於領袖真誠地認為不能忽視農民的利益，或者是由於認為支持農民的主張就可以取得農民大眾的支持，即使他們真正所關心的是比農民的直接需要更廣泛的其他問題。
農民人數眾多又強壯有力，僅僅靠他們就可以為任何造反的最初成功提供必不可少的力量源泉。因此，造反或革命的領袖擁有充分理由吸引農民階層積極參加。要列舉恰當確切的事例以說明此點，我們不用追溯久遠的中國歷史。在明末的李自成——一名受到環境的鼓舞而想當皇帝的普通土匪領袖，就許諾豁免一切賦稅，追隨他的人因此越來越多。[8]在1850年代早期，洪秀全和太平天國（它的含義非常廣泛，很難被視為單純的農民運動）其他領袖設計出一種制度，規定耕者每人可以得到一定數量的土地，以維持他自己和家庭的生活。[9]更近一點，毛澤東把土地再分配納入共產主義革命計劃的第一階段。[10]重要的是，雖然這些叛亂和革命藉助於解決農民的需要來發動他們參加，但並不因此而變成農民運動（農民是積極的或唯一要對之負責的）。如果沒有那些雖然祖籍在農村但雙手或許從未摸過鋤頭或犁的人，以及那些在他們的城市經驗中得到最初「革命」動機的人（比如洪秀全在廣州，毛澤東在北京）的領導或指揮，這些叛亂和革命能否具體化，都是值得懷疑的。
還應指出的一點是：長時期為帝國體系塑造的中國農民，其思想態度和行為方式根深蒂固，在中國帝制歷史整個變遷過程中沒有什麼改變。參加各次政治叛變的農民，和置身事外的農民，他們的外觀和行為基本上是相同的。一個簡單的欲望——活下去的意志——左右他們的行動與反動；耕種土地維持生存以及自己和家庭的艱難生活占據了他們的注意力和精力。王朝的興起沒有在他們的腦海中注入一點政治熱情，王朝毀滅也沒有把他們變成決心改變社會和政治的革命者。但是，這並不是要否定農民大眾作為一個群體在帝制歷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相反，我們的研究表明，農民人數眾多，力量強大，再加上他們習慣上容易接受經濟及社會地位與他們自己並不相同的階層的領導，使中國農民大眾成為歷史上每一次反抗地方官員或反抗現存政權的叛亂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除此之外，沒有必要為了說明帝制時期的農民在一系列運動中所起的作用而進一步給予更高評價。一些地區習用的「農民革命」一詞，雖然對於宣傳來說很有用或必不可少，但是難以經受客觀的歷史分析。
即使是共產主義革命，也不是單純的農民運動，這已經成為客觀的學者深思熟慮後的見解。一位當代學者指出：「所有研究中國共產主義的學者看來都同意中國共產主義革命並不是由農民和工廠工人，而是由學生、教授和一般知識分子所組織和領導的。」[11]另一名學者認為：「絲毫不用懷疑，現在中國的共產主義領袖的革命策略是致力於解決千百萬中國農民的迫切需要。不過，如果從這一事實就驟下結論，認為他們體現了中國人民的期望，並會自發地繼續表達中國人民的要求和期望，那就是在構建一個神話，預先肯定了他們未來的所有行動。」[12]事實的確支持這樣的結論，除了它外來的意識形態之外，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繼承了中國歷史上政治變革進程中的一些顯著特徵。就像剛剛指出的，革命並不是由農民領導，而是由「政治立場統一的領袖們依據列寧主義的路線組織起來，而其上層來自中國社會各階層的一個精英團體」。[13]領袖之中有些教育水平特別高，他們有的曾在日本、德國、法國、美國和蘇俄留過學。[14]他們在現代中國的一般地位，在某些方面的確可以同帝制時期的「紳士」相提並論。他們明確宣布要實現自己的遠大理想，或許也表達了普通人民說不清楚的希望。最重要的是，他們自身完全有能力把普通人民鬆散的力氣組織成強大的力量。在他們的思想中，馬克思主義取代了正統儒學；「無產階級革命」取代了「造反的權利」，成為摧毀現政權的理由。但是，同過去參加造反的紳士和文人一樣，他們並不是農民或工人，而是來自知識階層。一位知識淵博的學者說道：
（共產黨）是由知識階層創建的，中國革命是由共產黨領導的。沒有知識階層，農民暴動和起義——雖然由於現代中國悲慘的境地而無論如何都要爆發——也只會像歷史上許多絕望的農民「鋌而走險」一樣，弱化為盜匪。知識階層把農民充分發動起來了，把它作為開創共產主義中國的生力軍。[15]
因此，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取得了「根據所有馬克思主義的信條，都不看好它能取得的」勝利，也就不足為奇了。[16]中國農民長期形成的特點——對政治漠不關心，對自己的經濟狀況不滿意，容易追隨承諾讓情況變好的人，擁有突然爆發出來的暴力能力——使他們特別適合成為共產主義革命或任何與他們的迫切要求明顯有關的其他類型叛亂的工具。中國共產黨創建者之一的陳獨秀曾經評論說：「農民居處散漫，勢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簡單，易於趨向保守。」這些話正如當代學者所指出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陳腔濫調」。[17]不過，陳獨秀對中國農民的精神狀況的分析是正確的，他的錯誤僅僅在於他接下來的結論，他認為即使在適宜的環境下農民也不可能成為共產主義革命的生力軍。然而在他說了這些話後不到30年，農民已經成為革命絕對的主力。他之所以犯此錯誤，其原因或許在於他並不了解農民大眾在中國社會中的歷史地位，也不了解歷史上叛亂的實質。更準確地說，他未能認識到走出帝國體系的中國農民，並沒有因1911年辛亥革命而改變自己的基本特點，事實上仍然是共產主義革命的寶貴資產。正是由於一部分這樣的農民投入他們的麾下，共產主義領袖們在1949年才相當輕鬆地取得了勝利。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農民在那場勝利即將到來之前，都有意識地、作為一個階級倒向共產主義革命。直到人民政府成立前夕，許多農民仍然徘徊在革命的大門外。事實上，在像四川西部這些環境特殊的地區，在1949年冬剛剛「解放」後的一段時期里，農民對新政權還顯示了相當的抗拒；因為在長達幾個月的時期里，鎮壓土匪仍然是新政權的主要任務。[18]此外，不要忘記，南京國民政府軍隊的普通士兵同紅軍士兵一樣，大多數也來自鄉村。雙方進行多次血腥的戰鬥，相互廝殺，特別是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這種情形同1850年代和1860年代的社會情形一樣；當時，大多數中國農民分成兩個陣營，一方為保衛清王朝的統治而戰，另一方則要推翻它。
當然這兩種情況的結果完全不同。其中一次，防禦一方是勝利者；另一次，他們被擊敗。不過重要的是，兩種情況都不是整體農民和非農民階級之間的武裝衝突；爭鬥事實上發生在兩個組成成分龐雜的群體之間，雙方都盡力把更多的農民聚集在自己的旗下參加戰鬥。洪秀全及其同伴領導的農民戰爭之所以失敗，部分原因在於他們的領導力遠遠不能同曾國藩及其同伴相匹敵。毛澤東及其戰友領導農民以共產主義為目標征服了中國，部分原因在於國民黨統治下的政府缺陷太多，不知不覺地鑄成許多大錯，以致無法抵擋人民解放軍發動的進攻。另一個也應指出的事實是，清政府的實力在同英國和其他西方列強的戰爭中受到相當大的削弱，但南京政府在抗日戰爭中所遭受的毀滅性後果更為嚴重。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比起中國在19世紀打的任何一場國際戰爭，持續時間更長，規模更大；它削弱了國民政府抵抗共產党進攻的能力。
這些事實告誡我們不要用簡單的觀點來看問題。我們不能簡單地指出農民大眾的參與，或者強調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期間農民的素質發生了某些變化，就以為可以對這些事件的不同結果作出解釋。要想得到一個充分或正確的解釋，我們必須仔細檢視各種歷史因素。
或許應該補充的是，正是因為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並不是一場由農民積極指揮以求達成自己的目標的運動，其領袖也不一定會為了農民切身的利益而奮鬥。普通的中國農民心中只有一個願望：擁有足夠的財產以養活自己和家人；為此，他們渴望擁有一塊土地以及土地上生產的東西。中共的土地分配計劃之所以吸引了農民大眾，是因為該計劃許諾一個更好的生活——一個實現那個願望的更好機會。根據一位親歷者的報告，正是由於這一原因，甚至連最初反抗新政權的四川西部農民，也對「逐漸消滅大地主勢力」[19]感到滿意。不過，中共領導人的遠大抱負，遠遠不止於解決個別農民的迫切要求；毛澤東和劉少奇所說的話，就清楚地表明這一點。劉少奇1950年6月14日在《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草案提交審查時評論說：
土地改革的這一基本理由和基本目的，是區別於那些認為土地改革僅僅是救濟窮人的觀點的。……土地改革的結果，是有利於窮苦的勞動農民……但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不是單純地為了救濟窮苦農民，而是為了要使農村生產力從地主階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縛之下獲得解放，以便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闢道路。[20]
毛澤東在抗日戰爭結束前夕，於1945年4月14日〔譯者按：應為24日〕所作《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表明他的觀點：
「耕者有其田」，是把土地從封建剝削者手裡轉移到農民手裡，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財產變為農民的私有財產，使農民從封建的土地關係中獲得解放，從而造成將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的可能性。因此，「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是一種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主張，並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主張，是一切革命民主派的主張，並不單是我們共產黨人的主張。[21]
毛澤東事實上清楚地闡明了共產黨集體所有制計劃的思想理論基礎。集體所有制否定了農民個人占有土地的夢想，該計劃後來很快就在中國許多地方堅決地加以推行。[22]
中共非常強調農民大眾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其原因並不在於他們準備為改善農民的生活而奮鬥，而是在於他們堅信，農民在他們的革命目標進程中的某個階段是必不可少的。在並不存在工業無產階級的國家裡，「工農聯盟」僅僅是指導共產主義革命的唯一可行手段。列寧在1919年發展出「兩個階級聯盟」的概念（更準確地講，是想像）；許多年後，毛澤東靈巧地把它運用在中國。[23]就像毛所看到的，農民顯然是共產黨能夠藉以完成許多重要工作的有效工具。他在1945年初說道：「農民是中國軍隊的來源」，「是中國工業市場的主體，只有他們能夠供給最豐富的糧食和原料」，「是中國工人的前身」，更主要的，「是現階段中國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但是隨著革命的成功，農民短暫的重要地位就會被改變，因為到時如果中國需要使自己從農業國變成工業國，「就要有一個變農村人口為城市人口的長過程」。[24]因此，中國的農民，一如我們所了解的以及他期望自己能夠做到的，在共產主義中國面臨著一個暗淡的前景。
近來的發展清楚地顯示出，中國農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遭遇如何。違背農民願望的合作化和集體農場在1953年到1955年陸續設立起來。[25]農民有時以賣掉或宰殺耕畜的方式消極地抵制。農業收成遠未達到共產黨規定的指標。1955年下半年，集體化步伐加快，進一步導致農民的不滿，偶爾會出現一些抵制活動。不過，這樣的抵制因為缺乏組織和有效的領導，結果並不比帝國統治下流產的叛亂好多少。一位當代學者觀察指出：「在強大的國家政權統治下，無論農民的不滿甚至消極抵抗達到什麼程度，都是無用的。」[26]
就像我們看到的，在帝國統治之下，反抗現存政權的叛亂在下列情況下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1）運動得到了紳士和文人的有力領導，他們為運動帶來組織和技術；（2）有足夠數量的平民相信只有推翻現存政權的統治才可以保有他們最重要的利益；（3）現存政權的統治機器敗壞到無力處理嚴重局勢的地步。
中共似乎採取了一些措施，防止上面三種情況的出現。首先，他們對知識分子（相當於帝制時期的士大夫）的控制，比清王朝時期要徹底、嚴密得多。通過採取這樣的控制措施，中共最終成功地把知識分子的生活弄得像「小孩子遊戲」（a child’s game）一樣——許諾學生、教師和政府官員國事「公開」，並解答一切「隱藏在他們內心裡的秘密」[27]——消除了最重要的或許也是唯一的革命領導來源。其次，他們徹底限制財產所有權，降低家庭的影響，以壓制或剝奪私人利益。[28]宗族領袖和土地所有者的利益，那些經常促使紳士成員及平民起來抵抗或挑戰政府權威的因素，就這樣被清除了。中共黨人的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個「無階級」的社會，一個除了統治階級的利益之外沒有其他利益的社會。再次，中共黨人充滿活力與效率的行政——這些通常是描述帝制中國歷史上新政權的特質——給許多觀察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共產黨政權似乎消除了歷史上各政權擁有的行政弊端。通過各種各樣的群眾組織和地方機構，[29]中共對鄉村和城市的控制，比清政府更有效。
共產黨人作為統治者，他們顯然懂得專制統治的技術。他們所採取的統治方式，比清王朝統治者所用的明顯有了改進，但是基本目的和控制的根本原則實質上是相同的：通過對思想、經濟和政治等領域進行全面控制，使自己的統治永久維持下去。甚至在為自己政治權力合法性辯護這方面，帝國和共產黨政權之間也存在著某些相似之處，前者公開聲稱「利民」，後者則宣稱一切都是為了「人民」。
中共是否在維持自己統治方面取得了完全而永久的成功呢？就目前情況來看，還不能這樣說。的確可以想像到，共產黨政權在迥異的環境下，以不同的方式重複了清王朝統治者的失敗經驗。直到最近，一些知識分子仍然不屈服於思想控制，特別見於他們對毛澤東發動第四次「整風運動」的反對。[30]據報，一些地方爆發了知識分子和農民都參與的動亂，多少與帝制時期的形態相同。[31]很明顯，中共所遇到的思想控制困難，是清王朝統治者所沒有遇到過的。清王朝統治者雖然是異族征服者，但是因利用已有的儒學傳統推行思想控制而得到了紳士和文人這一精英階層最大多數的支持；畢竟紳士和文人正是在儒學傳統中培養起來的，他們也毫無保留地接受了這一傳統。共產黨人雖然是本土征服者，但他們用外來的、完全新式的、在許多方面同傳統思維和生活方式不同的思想觀念，來取代傳統儒學。[32]這樣，他們就失去了清王朝統治者享有的優勢。與此同時，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裂縫並沒有癒合。同其他共產黨政權一樣，中國的共產黨政權是「一種政府和人民之間潛在的內戰」。[33]這當然毫不新鮮，韓非子早就指出，在一個專制政體中，「上下一日百戰」。[34]中國共產黨人並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終止這種「戰」。消除私有財產所有制，並沒有化解統治者和人民之間的利益矛盾。摧毀所有經濟階層的嘗試，不但沒有消除社會各階層的懸殊地位，反而創造了新的政治階層。[35]北京的《人民日報》提醒注意「干群之間新矛盾」的存在；並解釋說，這種新矛盾是黨員一些錯誤行為導致「幹群關係對立」的結果。[36]如果真如一位前共產主義者強調所指出的，「顯著的人類特徵為（共產主義）運動提供了權力創造和權力誘惑的溫床；獨一無二的等級精神和倫理原則與價值觀完全缺乏，成為維持共產主義運動的條件」，[37]中國的共產黨政權無論目前堅強到什麼程度，也不能永久地免於行政敗壞（所有專制政權都擁有的痼疾）——這句話應該是可以成立的。
黃村居民早在1930年就認為共產主義者不可能改變人們的生活。[38]當時的一位學者相信：「中國歷史和社會組織的動力對中國社會產生的影響，終將比共產主義者能夠利用的所有宣傳、所有教條和所有活力所產生的都要大。」[39]這一評論也許是正確的。但是，現在就預料共產黨的統治對中國產生的實際影響，為時尚早，很大一部分取決於隱藏在「竹幕」之後和之外的環境，以及共產黨政權的未來運作軌跡。[40]現在想這個問題是沒有用的，本書的任務也不是要去做任何預測，但是，我們希望對19世紀中國鄉村社會的研究，可以為解釋中國社會最近的發展狀況提供一個出發點。[41]
* * *
[1] 韓非（前280—前233）是第一個清楚地指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利益是天生對立的作者。不過，他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統治者和官員之間的關係上，而不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上。比如，《韓非子·八經第四十八》中有這麼一段話：「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以為同者劫。」同書《揚權第八》中有這麼一句話：「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戰。』」英譯本見W.K.Liao（廖文魁） I，p.59。
[2] Hosea B.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s，I，pp.439-440。然而，馬士不正確地把咸豐帝繼承下來的「腐敗、統治混亂、人民普遍不滿和社會動盪不安」等等一系列遺產完全歸結於他父親的過錯，並錯誤地認為乾隆政權是「強有力的政府」。除了本書在其他場合下所提到的有關統治腐敗情況的事例之外，下列在首都任職的著名官員李慈銘1859年所作的觀察，在這裡也可以引用。《越縵堂日記補》，巳集〔編者按：應為己集〕，78a-b（咸豐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中記載說：「自去年冬憤棄諸生業，輸粟為吏，繼甚悔之。至京復見天子憂勞，顧寬大不責大臣以速治，大臣皆雍容善言太平，內外百執事惟逢迎獻納之不暇，朝官若卿貳以下，紛然以酒食歌舞相招致，不事事。吾觀天下大勢，已積重不可返，盜賊且日棘，故日夜思返，以蔬布養母終其身。」同書90a-91a（咸豐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中記載說：「國家設關置務，征什一之利，上供縣官，凡外僚自監司以上，入都者皆有定額。人習其制。至今年鄭王為監督，乃刻意誅求，有勒至萬金者。……五月間，予與叔子、嘯篁等至京，敝車襆被，蕭然無一物，而關吏橫索羈質予等必五十金方得過……傾篋得二十金贈之，許其贏至寓舍相付，哀吁始諾。抵寓，乃遍借得如數，舉付之，而吏故持銀色低，叫呶詬詈，仆輩皆怒。」
[3] 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s，I，p.214，note 2，引自The Chinese Repository，March，1834。
[4] 龔自珍（1792—1841）《定庵文集·乙丙之際箸議九》；此文寫於1815年至1816年，非常能說明問題，描述了當時官僚階層和知識界一片消沉的景象。魏源（1794—1856），《古微堂外集》，14/13b-14a〔譯者按：4/5b〕中的一篇寫於1840年的文章，以下列言語描述了中央集權的後果：「以內政歸六部，外政歸十七省總督巡撫，而天子親覽萬幾，一切取裁於上。百執事拱手受成，上無權臣方鎮之擅命，下無刺史守令之專制，雖嵬瑣中材，皆得容身養拙於其間。漸摩既久，以推諉為明哲，以因襲為老成，以奉行虛文故事為得體。……自仁廟末年，屢以因循泄沓，申戒中外，而優遊成習，卒莫之反也。」不止一位學者指出了專制政權以犧牲行政效率為代價強調自己的統治安全。比如，Linebarger，Djang Chu （章楚），and Burks，Far Eastern Governments and Politics（1954），p.55：「（清）政府的運作體系被分開，是為了保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以及各個政府機構之間的牽制和平衡，而不是為了得到一個運作敏捷、有效的行政體系。新皇帝的主要利益在於如何維持自己的權力地位，而不是如何建設一個充滿效能的政府。……在北京的清帝國中央政府很少制定推行建設性的政策。」
[5] 魏特夫則傾向於把這一現象稱為「乞丐」民主。參見Oriental Despotism，p.108 ff。
[6] 中國的皇帝們一般都公開宣稱遵照儒家學說，主張統治者是為人民的需要而產生的，但其中許多帝王同時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贊同法家關於國家的思想觀念，認為統治者的利益才是政府關心的主要問題。這種兩面理論最早是漢宣帝（前73年—前49年在位）闡述的。他教誨其皇位繼承人說，「漢室制度」是建立在「霸」（掌權的諸侯王）和「王」（真正的王）之道混合的基礎之上的；並說如果只是依靠「道德教化」進行統治，就會犯錯誤。後來的皇帝雖然沒有這樣明確表白，但同漢宣帝一樣依靠法家原則和政治理論進行統治。
[7] 參見第十章注229。
[8] 《明史》，309/6b。
[9] 《天朝田畝制度》，見蕭一山《太平天國叢書》，第一輯，第一冊。人們經常說1911年的革命是「資產階級運動」。革命的發動者和領導者來自「資產階級」而非「無產階級」，從這一點來看，這種說法的確沒錯。然而，中產階級領導不是孫中山革命的唯一特徵。其成功之所以未能保持，主要原因並不在於未得到農民支持，而在於孫中山的追隨者沒有充分重視農民大眾的需要和期望。孫中山「耕者有其田」的主義限於紙上，共產主義者才有機會利用「土地再分配」調動極端需要土地的農民大眾的革命積極性。
[10] 中國共產黨並沒有保持一個始終如一的「土地政策」，而是順應當下的情況而不斷改變。在1920年代晚期到抗日戰爭爆發之前，土地重新分配是共產主義運動的顯著特徵；這見於毛澤東1927年2月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8年9月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一個決議案，以及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政府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中所指出的。參見Brandt，Schwartz，and Fairbank，A Document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documents 7，12，and 18，特別是pp.80-89，130-133，and 224-226。這一土地政策在抗日戰爭期間暫時終止執行，代之而起的是「減租減息」政策；該政策「一方面幫助農民少受封建剝削，另一方面又不完全消滅封建剝削」。參見同書documents 20 and 25，特別是pp.244 and 278-281。抗日戰爭結束後不久，抗戰前的土地政策恢復執行。在1947年9月13日全國土地會議通過的、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推行的《中國土地法大綱》的基礎上，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和副總司令彭德懷為紀念1911年辛亥革命36周年聯名發表宣言，指出推行「耕者」應該「有其田」的政策是人民解放軍八大基本政策之一。參見共產黨文獻的匯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第8頁、11—16頁。毛澤東在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所作的一篇報告中，概括了土地政策演變情況及原因：「在抗日戰爭時期，為著同國民黨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和團結當時尚能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人們起見，我黨主動地把抗日以前的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的政策，改變為減租減息的政策，這是完全必需的。日本投降以後，農民迫切地要求土地，我們就及時地作出決定，改變土地政策，由減租減息改為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農民。我黨中央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發出的指示，就是表現這種改變。一九四七年九月，我黨召集了全國土地會議，制定了《中國土地法大綱》，並立即在各地普遍實行。」參見同書第23—24頁。如果把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爆發之前的土地政策同太平天國領袖制定的進行對比，是很有趣的。參見本書第四章注釋245中引張德堅《賊情彙纂》中的一段。
[11] Herrlee G.Creel，Chinese Thought，p.3.
[12] Benjamin I.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p.258.
[13] Benjamin I.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p.198.Hugh Seton-Watson，The Pattern of Com munist Revolution，pp.136-137。甚至更加強調知識分子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亞洲最重要的共產主義運動發生在中國。儘管中國的工人階級事實上相當弱小，它還是照常發展。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比亞洲其他任何地區要更加成功，有兩個原因。其一，中國的知識分子在社會上享有非常特別的威望——特別是在知識分子在政治運動中占有支配地位的亞洲；這種威望來自於紳士（或士大夫）統治的中國古老傳統。其二，舊的政府機器崩潰了，中國在清亡後處於無政府狀態之中。其他與中國共產主義顯然有關的因素——農民貧窮、民族主義思想和對政治變革的渴望——雖然在亞洲其他國家也存在，但是由於未能和這兩大原因結合在一起，故而未能產生像中國那樣的結果。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是北京大學的兩名教授，文科學長〔文學院院長〕陳獨秀和歷史學家李大釗。」作者在第154頁中繼續說道：「成功的共產黨是權力機器、政治精英集團，它們從所有社會階層吸收成員，但又獨立於社會各階層之外。雖然共產黨既從農民階級中又從工人階級中發展黨員，但從某種角度來說，從農民階級中發展黨員更容易，因為農民自己不像工人那樣容易產生與共產主義教義相矛盾的思想觀念。」我們不應該過分強調中國和其他亞洲各國之間所存在的區別。英國派駐東南亞的高級專員Malcolm MacDonald在回答「公眾輿論（public opinion）是如何形成的」這一問題時，說道：「所謂公眾輿論，通常是指生活在城市、大型城鎮和其他中心的公眾的意見，這些地方擁有報紙、廣播、政治活動等。亞洲的公眾輿論，指的是生活在上述中心裡，擁有政治覺悟的市民的意見。務農的農業人口，沒有同樣的條件來形成一種意見。他們經常疏離冷漠。共產主義者因而有機會掌握他們。」參見U.S.News and World Report，1954年12月3日，第79頁。
[14] Robert C.North，「The Chinese Communist Elit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Report on China，pp.67-68.
[15] Guy Wint，Spotlight on Asia，p.114.參見 George E.Taylor，「The Intellectual Climate of Asia，」Yale Review，XLII，p.187。他說：「只有從利用農民奪取政權這一含義上來說，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才可以稱為農民運動。」Seton-Watson，The Pattern of Communist Revolution，pp.152-153：「毛澤東及其忠實的同志朱德，既是幹練的游擊戰爭領袖，也是精明的農民群眾組織者。……中國共產黨人之所以在農民問題上取得了成功，較大地歸功於他們制定的土地政策。……中國共產黨人對農民利益的重視，不但見之於1930年代初期以來發布的文件中，而且得到了當時參觀蘇區的西方記者評論的證實。正是由於這一事實，許多西方評論家才認為中國的共產主義者是『農業社會主義者』，而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這是一個巨大的錯誤。中國共產主義運動雖然是依靠農民的運動，但不是農民運動。中國共產黨人生活在農民群眾之中，依靠他們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依靠他們生活。」
[16] David Mitrany，Marx Against the Peasant，p.205.
[17] 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p.65；該書此處還引用了陳獨秀的評論。
[18] G.William Skinner，「Aftermath of Communist Liberation in Chengtu Plain，」 Pacific Affairs，XXIV，p.67，引1950年8月6日廣州的《南方日報》。下列一段是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劉伯承1950年7月下旬在重慶召開的第一次全體會議上所作的講話：「近半年來，雖然我們成功地完成了鎮壓土匪的任務，但是，土匪背後的封建勢力根深蒂固，我們還不能低估問題的嚴重性。」
[19] G.William Skinner，「Aftermath of Communist Liberation in Chengtu Plain，」 Pacific Affairs，XXIV，pp.68-69，就1950年10月四川西部的情形評論說：「現在的農民比起剛剛解放時來說，對中國共產黨人感到滿意。……逐漸消滅大地主勢力，是農民所能認識到的正確政策。……共產黨人進軍四川時雖然並沒有得到農民階層的普遍支持，但是他們的改革政策如同在華北一樣最終取得了農民的支持。」很明顯，Skinner並沒有把集體化對農民可能產生的影響考慮進去；他在論述四川西部情況時，該地還沒有開展集體化運動。有關土地分配政策執行到1951年春的情況概括，參見Chao Kuo-chün （趙國軍），「Current Agrarian Reform Policies in Communist China，」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p.277 （1951），pp.113-123。有關中國共產黨人對鄉村社會統治情況的簡略敘述，參見G.William Skinner，「Peasant Organization in Rural China，」Annals，CCLXXII，pp.89-100。
[20] Peter S.H.Tang （唐盛鎬），Communist China Today，p.267.
[21] Mao Tse-tung （毛澤東），Selected Works （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56），IV，p.291.
[22] 有關最方便的概括，參見Tang，Communist China Today，pp.264-291，還請參見Richard L.Walker，China Under Communism，pp.134-153。
[23] Tang，Communist China Today，pp.11-12.Douglas S.Paauw 在對 David Mitrany’s Marx Against the Peasant （Far Eastern Quarterly，XII，pp.49-50）所作的評論中，用如下語言描述了這種「聯盟」：「在農村革命開展的第一階段，共產黨人必須取得農民階級的支持，以摧毀農村中封建政治勢力和經濟勢力。……這樣，農民階級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共產主義革命行程中的不自然的合作者；他們要想免除地主階級的政治控制和經濟剝削，只能把自己束縛在新的統治之下。在現代共產主義農村革命開展的第二階段，共產主義者同農民的聯盟瓦解了；農民自身變成了革命的對象。」
[24] 毛澤東1945年4月24日所作的《論聯合政府》的報告，見Selected Works，IV，pp.291 and 294-295。
[25] 參見前頁注22。
[26] Tang，Communist China Today，p.291。從農民階層中發展共產黨員，或許會使人們發現共產黨很難稱為「共產黨」。S.B.Thomas，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 in Communist China（revised ed.，1955），p.73，引用1951年6月29日《人民日報》所載薄一波（富有經驗的領導人之一，曾任人民政府財政部長）的一段話：「在農民出身的黨員和幹部中間進行系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使他們相信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原則，是一件困難事情。……農民經濟是個體的分散的……而農民出身的黨員和幹部也大體反映了農民群眾這種特徵。」
[27] Fyodor Dostoevsky（陀思妥耶夫斯基），The Brothers Karamazov （《卡拉馬佐夫兄弟》），Garnett trans.，Modern Library ed，pp.299-308，宗教大法官說：「在他們還有自由的時候，任何的科學也不會給予他們麵包，結果是他們一定會把他們的自由送到我們的腳下，對我們說：『你們儘管奴役我們吧，只要給我們食物吃。』他們終於自己會明白，自由和充分飽餐地上的麵包是二者不可兼得的。……唉，這事業到現在為止還只是剛開始，但畢竟已經開始了。完成它還需要等很長的時間，大地還要受許多苦，但是我們一定會達到目的，成為愷撒，到那時我們就會去考慮全世界人類的幸福。……是的，我們要強迫他們工作，但是在勞動之餘的空閒時間，我們要把他們的生活安排得就象小孩子遊戲一樣，既有小孩的歌曲、合唱，又有天真爛漫的舞蹈。……我們將對他們說，一切的罪行只要經過我們的允許，都可以贖清。……他們不會有一點秘密瞞著我們。我們可以允許或禁止他們同妻子和情婦同房，生孩子或不生孩子，——全看他們聽話不聽話，——而他們會高高興興地服從我們。壓在他們良心上的一切最苦惱的秘密，一切一切，他們都將交給我們，由我們加以解決。」〔編者按：譯文參考耿濟之譯《卡拉馬佐夫兄弟》，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有關中國共產黨思想控制的方法和制度，參見Tang，Communist China Today，chapter 9，and Walker，China Under Communism，chapter 8。
[28] 例見Tang，Communist China Today，chapter 6，and Walker，China Under Communism，chapter 5。
[29] 參見A.Doak Barnett，「Mass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Report on China，pp.76-88；Skinner，「Peasant Organization in Rural China，」 Annals，pp.89-100；Tang，Communist China Today，chapter 5；and Walker，China Under Communism，chapter 2。
[30] 有關其扼要記載見Time，May 27，1957，pp.33-34。
[31] 1957年9月17日的香港《聯合報》就刊載了此種性質的一次「起義」：「紅色中國的新聞官員承認說，華南的廣東省在5月里爆發了一場劇烈的反共產黨統治的暴動。據新華社廣州電，有五名共產黨官員和其他身份沒有說明的人，在7月12日爆發的衝突中被殺死。……新華社8月27日今天才到達香港，沒有說明有多少人參加了暴動，但說政府糧站、稅局和其他辦公大樓遭到攻擊。共產黨的報道證明了台北『中華民國中央通訊社』8月6日的報道，說學生、農民和民兵於7月12日發動了反抗紅色中國的『起義』。」
[32] 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聯盟前副書記Milovan Djilas指出了共產主義革命和「從前革命」之間所存在的重要區別：「在從前所有的革命中，武力和暴力主要是作為後果、作為新的但早已得勢的經濟和社會力量與關係的工具而出現。……當代共產主義革命完全是另一種不同的革命。它們的發生並不是因為新的或社會主義的關係在經濟中早已存在，或者因為資本主義『過度發展』。恰恰相反，共產主義的發生正是因為資本主義不夠發達，或者因為這個社會沒有能力使自己工業化。」參見The New Class，p.19。〔編者按：譯文參考陳逸譯《新階級》，世界知識出版社1963年版。〕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也是這樣；此外，該性質的革命同「先前革命」（導致新王朝建立的起事）不同的是，它所利用的思想武器是中國社會中並不存在的。
[33] Djilas的評論，參見The New Class，p.87。
[34] 參見本章注1。
[35] Djilas，The New Class，pp.42-43：「在對共產主義制度進行批評性的分析時，一般認為它們的本質區別在於它們是一種特殊階層的官僚體系，對人民實行統治。雖然這一般說來是正確的，但是，如果進一步詳細分析，就會發現，構成統治官僚——或者用我所下術語來說就是新階層——核心的只是那種特殊階層的官僚，他們並不是行政官員。這實際上就是政黨或政治集團。其他官員只不過是新階層統治下的工具。」就中國的情況來說，Djilas所稱「統治官僚」或「新階層」，大致相當於帝制時期的「統治階級」；他所稱的「行政官員」，類似於過去歷史上的士大夫。
[36] Time，May 27，1957，p.33所引。
[37] Djilas，The New Class，pp.152 and 155-156描述了共產主義的道德墮落。很明顯，著名格言「權力腐敗」在這裡也非常適用。
[38] Lin Yüeh-hwa，The Golden Wing，p.199.
[39] Frank A.Kierman，Jr.，The Chinese Communists in the Light of Chinese History，pp.40-43.
[40] 值得指出的是，即使是Solomon Adler〔編者按：所羅門·艾德勒（1909—1994），美國財政部經濟學家，二戰時在中國擔任財政代表，1950年代以後一直居住在中國直到去世。〕也毫不掩飾自己對中國共產黨人的同情，並對他們的政權進行了非常樂觀的描述。他在最近出版的著作中，以假想的語氣，用下列言辭作出了結論：「無論最終所得報酬是什麼，中國從一個前工業社會變成一個工業社會，任務是非常艱巨的，必須付出嚴重的代價。就目前情況來說，或許由於中國的起點水平非常低並依靠蘇聯的支持，它所受到的苦痛雖然越來越厲害，但相對來說顯得溫和。如果不發生戰爭，如果農業社會主義化繼續得到順利開展，如果人口增長率沒有危害工業化的步伐，那麼很清楚，中國在走一條獨具匠心的道路。」The Chinese Economy，pp.237-238。
[41] * 這段手稿寫於毛澤東發動「人民公社」運動之前，我對中國農民命運的推測，看來得到了一些證實。——蕭公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