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中的孤獨感 · 第二章　隱者

關於中國的孤獨感，如果要大體按照時代順序來考量的話，第一個浮現在腦海中的，是所謂「隱者」的心緒。 《孟子·盡心篇上》有言：「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所謂「達」，指的是機緣順遂，獲得了能實現自己理想的地位；所謂「窮」，指的是雖然心持理想，但是並未能獲得能實現這一理想的地位。這種「窮則獨善其身」的態度，與「隱者」的態度是有密切聯繫的。孟子是公元前4世紀左右的人。孟子尚且稱其為「古人」，那麼可以想見，持有這種態度的人，大概在相當久遠之前就已經有了。 此外，這也並不是第一次將「是否獲得地位」視作一個問題，「窮則獨善其身」的人在此之前一定還有。堯說要以天下相讓，許由僅僅是聽了這話，都覺得污穢不堪，要在潁川清洗自己的耳朵。周人行事無道，伯夷叔齊兄弟不受其俸祿，酣暢淋漓痛罵一頓之後，隱居於首陽山，採薇而食，終至於餓死。無論許由，還是伯夷叔齊兄弟，都是「窮則獨善其身」之人吧。 想要將天下讓與許由的堯，歷來被視為公元前兩千多年的天子。然而，不僅僅這個時代尚屬於半傳說的時代，許由這個人本身也難出傳說的範疇。伯夷叔齊所在的殷末周初固然是歷史上真實的時代，但是關於伯夷叔齊的記錄，在何種程度上有可靠性，也是很可疑的。然而，這些故事會從古代傳下來，也可以理解為，持有這種態度的人是存在的，因為根基極深的事情會自然而然地以故事的形式存在。 此外，說到「隱者」，一般都會認為是逃避世事，不求仕進之人，也就單單是所謂「棄世之人」罷了。然而，如果嚴密地考量一下，還有一種隱者。那就是懷抱著理想，同時又隱沒不彰之人。這樣的人也當被視為隱者。 《莊子·繕性》有言：「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換言之，對於那些因為時命不合，從而就這樣寄身於世間，雖有言行，卻不為世人所認，從而埋沒下去的人，莊子也將其稱為「隱士」。 此外，對於那些身處一個大道不行的時世中的聖人，莊子說：「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如斯的聖人，莊子也將其稱為「隱士」。 這樣，莊子認為也有隱士是自任其隱沒的。因此，如果要將隱者視為一個問題，這方面也是不能遺忘的。換言之，隱者中，亦分為避世而隱、不避世而隱這兩種。 然而這兩種隱者中，無論屬於哪一種，支撐著隱者生活的，都是其所持有的堅定信念。這樣的人將這樣的生活視為高尚，他人也會在不知不覺中對這樣的人產生敬意。這種氛圍隨著時間漸漸凝聚起來，「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周易·蠱卦·爻辭》）這樣的話語也就出來了。用這句話來表達隱者的態度，全無不可。所謂「其事」，便是隱者的職分，便是所謂「道」，所謂「高尚」，是要以崇高的態度去恪守。 如果這種隱者之道漸漸被人以高尚視之，亦能夠獲得他人的崇敬，那麼，那些並不是出於本心，只是徒有其形的隱者，以及只是在時運不濟時藉以避世的心懷鬼胎之人也會粉墨登場。因為，渴望獲得他人的尊崇，大概是人類的本能吧。 不過，這種事情到後世一直都有。南朝宋時期的何尚之，從官位退下後，隱居於方山，寫下《退居賦》以明己志。然而不久他就再度出仕，受到袁淑的極度嘲笑。（《南史·何尚之傳》）南齊的周顒，隱居於鐘山，然而之後應詔出仕，擔任海鹽縣令。孔稚珪寫下了《北山移文》，對此加以責難（詳參《文選卷四三·北山移文》之呂向注）。 及至宋齊時代，隱者生活已經成了一種時尚。對那些還沒怎麼想清楚就盲從著去隱居的人，從操守上加以責難稍稍顯得嚴重了。然而，難以否認的是，這些人當中，以隱者生活為手段，從而提高自己聲價的不純動機一定是有的。 時代稍稍延展一點，晉人翟湯，其子翟莊，翟莊之子翟矯，翟矯之子法賜，一家四代均過著隱者生活。像這樣的例子也是有的（《晉書·隱逸傳》）。這樣的隱士可以視為一種世襲的職業。 到了唐代，將隱遁視為出身之方便的人亦不在少數。從《新唐書·盧藏用傳》中記載的一段話里，可進行大致的推測。「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嘉處。』承禎徐曰：『以仆視之，仕宦之捷徑耳。』」 這種混雜了不純動機的隱者且放在一邊，向著久遠的時代追溯，那些懷抱著「道」，卻與時世不合的真正的隱者，究竟是懷著怎樣的心緒度過每一天的呢？這樣的人懷著一種與周圍隔絕的感覺，會多多少少感到自己的孤獨嗎？當然，這不過是我毫無根據、「想來當是如此」的推論罷了，不過這種情況難道就不會有嗎？ 如果姑且認為這種隱者的孤獨感是存在的，那麼，在此之後所要談到的、在文學中表現出來的孤獨感，有很大一部分都可以視為以此為源頭，生髮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