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略稿 · 第五章 古代最偉大的詩人屈原

第一節 關於戰國晚期政治形勢的說明 ——作為一個堅定而有遠見的政治活動家的屈原之時代背景 我們講過古代神話，把古代神話儲存得最多而應用在文藝創作上最多又最好的就是屈原；我們講過《詩經》，《詩經》的最大價值是它的現實主義精神，但那時還沒有偉大的詩人的名字出現，能夠繼續發揚《詩經》的現實主義精神，並且在中國文學史上第一次也是永遠作為偉大的詩人的名字出現的，就是屈原；我們講過先秦諸子散文，能夠吸取先秦諸子的思想精華並利用了先秦諸子散文的優長而擴大並充實了自己的文藝創作內容和形式的，就是屈原。 屈原是一個偉大的詩人，但我們不要忘了他同時是一個堅定而有遠見的愛人民、愛祖國的政治活動家，並傑出的思想家。屈原的創作是和他的政治熱情、政治苦悶分不開的，因此，我們首先要談他的政治活動。為說明他的政治活動，我們又必須結合著當時的一般政治形勢，特別是楚國的政治形勢去加以考察。 屈原生於公元前343年，即楚宣王二十七年，中經威王、懷王，到頃襄王，他死於公元前278年，即頃襄王二十一年。懷王統治期間是30年，也就是屈原從16歲到45歲的時期，這個時期占了屈原一生最重要的歲月，他的政治活動也就集中在這個時期。 我們首先要了解的是，楚國是戰國時代一個極其強大的國家，而屈原的青年時代正逢上這個強大國家的盛時。這可以由下列幾方面說明。一是從楚國的歷史發展過程看，楚雖然在春秋初年還自稱蠻夷，別國也拿蠻夷看它，但它前後消滅了境內的45個小國之多，逐漸北侵，已經闢地千里，在公元前606年楚莊王就曾把兵力推進到洛陽，向周室問鼎，陳鄭兩國幾乎都是被它滅掉的。到了戰國初年，它的國土已有五千里。它是變法最早的國家，吳起變法在公元前381年，那就是在秦開始變法22年之前。公元前334年的滅越（這已是屈原的幼年 ）完成了長江下游的統一。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有為的大國。二是從楚懷王的時代看，楚國也還是很強的。楚懷王十一年（前 318），曾當過六國合縱的領袖，打到過函谷關。就是後來因受張儀的欺騙，得不到六百里商於（河南內鄉 ）之地的時候，楚懷王十七年（前 312）曾一怒而戰於秦郊的藍田，如果不是韓魏掣肘，乘機攻鄧，他是不會罷兵的。楚懷王並非毫無作為，他也曾經歷過「國富強而法立」的時代，如屈原在《惜往日》中所說。他的毛病只是急躁而拿不定主意，屈原說「傷靈修之數化」，這是一點不錯的，例如在最重要的問題聯齊聯秦上，他就反覆了三次，結果是原來的盟邦也要來攻擊他了。三是從秦對楚的應付方法上看，也可看出秦最初是怕楚的。秦不首先攻楚，先對付韓魏。頭幾次秦楚大戰，像丹陽之役、藍田之役，也都是楚取攻勢，秦取守勢，秦利用間諜張儀收買楚國的叛國集團來分化，又用欺詐的手段來騙懷王入秦，並用外交的手腕拆散楚的盟國，更用迂迴的戰略先攻占了蜀地，都說明秦對於楚的實力是不敢輕視的。四是從頃襄王的時代看，頃襄王雖然較楚懷王的才能差得多了，但在他十八年（前 281）的時候，還有一個愛國者鼓動他再從事合縱為懷王報仇，他被說動了，甚而還想圖周，因為這時楚國依然是「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可想見那時楚的實力和民氣。無論就人口、兵力、地域說，楚在當時六國中也都居第一位 [1] 。這時他的將領莊蹻曾經率兵入滇，在公元前280年建立了滇國。就是在郢都破後的第三年，頃襄王依然靠了十幾萬殘軍，奪回了15個城池。這已是屈原死後了。可見就是到這時，楚也沒有完全垮。五是從白起攻破郢都後對楚的批評看：「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群臣相妒以功，諛諂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離，故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以有功也」，後來秦國滅楚時用了全國的兵力（60萬 ），這是滅亡其他國家時所不曾使用過的。可見楚國失敗不是由於軍事不強，而是由於政治太壞。六是從楚亡後的余勢看，後來抗秦的都以楚為號召，陳涉稱大楚，又號張楚，項梁並且找到楚懷王的孫子仍立為楚懷王，這就都可見楚國原有的力量。七是從後人的評論看，整理《戰國策》的劉向採取了蘇秦說楚威王時的話，說「橫則秦帝、從（縱 ）則楚王」，這可說是對當時的政治形勢最概括的說明。總之，楚是當時一個強大的國家，楚統一中國的某些條件是具備的。在全國即將統一的前夕，在楚國具備某些統一全國的條件下，而楚國又正處在強盛時代（滅越，當縱約長 ），那麼，愛國詩人屈原、有政治才能並有政治眼光的屈原為什麼不熱望由楚來統一呢？為什麼眼看著楚國錯過了那個好機會，不但不能富強獨立、而且幾乎亡國稱臣，而焦灼萬分呢？楚國的強大是符合楚國人民利益的，也是符合全中國人民利益的。在這方面的失望，是屈原最大的失望。也就是這種政治熱情和政治苦悶成為屈原創作的動力和源泉。 楚在公元前606年莊王問鼎時，說「楚國折戟之啄，足以為鼎」，可見那時已有豐富的器用。就在楚莊王時，已有孫叔敖創勺陂（在壽縣 ）灌田 [2] ，楚國水利事業的發達在各國之先。楚在公元前548年已經「量入修賦」，比秦孝公的「廢井田，開阡陌」（前 350）還早200年。楚國用鐵器不但很早，而且很有名，范雎說秦昭王時曾說：「吾聞楚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至於用黃金白銀當作錢幣，也是楚國首先開始使用 [3] 。我們再看趙平原君和春申君夸富的故事，平原君的使者「為玳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春申君的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結果「趙使大慚」。更從《招魂》所寫的建築「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台累榭、臨高山些」看，從1953年因紀念屈原逝世2230年而舉行的楚文物展覽會的實物看，楚在當時的物質生活水平是很高的。至於秦呢？正像李斯在《諫逐客書》中所說「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可知秦的生產倒是很貧乏的。有人以為楚國是很閉塞落後的，但這只能說是春秋初年的情況，後來的發展是很快的。在各國盛行賦詩言志的時代，楚國的貴族也同樣學習著《詩經》。公元前520年，周的王子朝率領著舊貴族，帶著典籍，還有百工等入楚，此後楚國就接受了中原的文化。再就戰國初年的交通情形看，墨子由魯至楚，十天就可到達，那麼也就可見楚國更是很容易接受外來的文化了，事實上戰國時代的各派著名學者如墨子、莊子、荀子等人，也都曾活動於楚國。 就是這種高度發展的文化生活和物質生活的存在，才有可能產生像屈原這樣的詩人以及屈原所寫的那樣優秀的詩篇。至於屈原的反對秦的兼併，並不能理解作抗拒進步力量，也不能理解作反對統一。他同樣是渴望中國統一，不過要求由一個有高度文化的楚國來統一，而不贊成由一個殘暴專制的秦來統一就是了。果然在秦的統一方面固然有秦的貢獻，但是它的殘暴專制的統治卻也自食其果——不久便被以楚為號召的起義所推翻了！ 但是楚有沒有弱點呢？有，那就是儘管有那樣強大的條件，儘管有那樣高度的文明，但是政治上落後的腐化勢力，特別是舊貴族的勢力是很大的。掌握楚國政權的，除了國王之外，就是一般貴族，很少有像秦國所起用的一些客卿。這是客卿吳起在楚國變法不能成功的原因，也是雖非客卿而反對舊貴族的屈原在政治上失敗的原因。蘇秦曾說「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腐化的空氣可見一斑。也就正是因為如此，屈原的苦悶產生了。 作為一個偉大的政治活動家的屈原的時代的背景就是如此。 作為一個政治活動家的屈原，他的政治主張是前進呢，還是倒退呢？事實上也是前進的。 屈原在政治方面主張法治，也就是沿了吳起在楚所實行的改革走。吳起變法（前 381）在屈原生前37年。商鞅在秦變法遭刑時屈原已經六歲（前 338）。吳起的變法，因為遭到貴戚的反對，又沒有秦孝公那樣堅決支持的人物，不過一年，就失敗了，吳起被肢解了。因此楚國不能在原有的良好條件上鞏固和發展。商鞅在秦國，卻把政策貫徹了20年，雖然也是遭貴族的反對，被車裂，但他的政策成功了。這樣就給秦打下了強盛的根基。屈原眼看這樣的前例，他既是愛國的，又是有豐富的學識和清晰的頭腦的，當然要效仿這樣的榜樣。《惜往日》中說的「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娭」，就是回憶他在懷王初年，得到信任，實行法治，有了富強的成效的。《史記》上說「造為憲令」，根據《墨子·非命中》上說「發憲布令以教誨，明賞罰以勸阻」，《韓非子·定法篇》上說「法者，憲令著於官府」，我們可以理解「憲令」的確切含義，就可見他還兼為法律的制定者呢。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他在《離騷》里說的「雖體解吾猶未變兮」，體解正是吳起的下場，他的意思是說縱然結果如吳起，也仍然要堅持著的。他之遭到貴戚們的打擊，而敵人也就通過這些頑固的貴戚而把他斥逐，正是和吳起變法後「諸侯患楚之強：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有些相似的。雖然屈原本人出身貴族，但他的政治路線是反對貴族的。屈原不是空想的政治家，他為了實現他的主張，最初曾培植了一些人才，這就是他所說的「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冀枝葉之峻茂兮，願俟時乎吾將刈」，然而結果呢，他這一派動搖了，變節了，瓦解了，「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於是他所憎惡的那些自私自利的叛國集團（他所謂 「黨人 」）在楚國卻占了上風。楚國強盛的機會錯過了，楚國人民的災難加深了，這就是他的最大的苦悶。像吳起、李悝、商鞅所有著開端的，像荀子也吸取著的，後來又由韓非發展到完整程度上的法家思想，是當時進步學派，而屈原也就恰代表這一個線索上的傑出人物。 在外交方面，屈原是始終主張聯齊的，這和叛國集團之媚秦固然立於兩極，這和動搖於其間的楚懷王也十分不同。他曾三度使齊，懷王十二年（前 317，屈原年 27歲 ）使齊，結強黨；懷王十七年（前 312，屈原年 32歲 ）使齊，因秦攻求援；懷王二十九年（前 300，屈原年 44歲 ）使齊，因齊惡楚背約，曾同秦來攻，這回是伴了為質的太子去，和齊講和的。他的三次使齊，就標誌著楚國外交的三次搖擺，其中都有著間歇的絕齊親秦的錯誤外交路線。戰國到了晚期，只有齊楚秦三大國的競爭。在懷王初年，楚是舉足輕重的，所以秦齊都想拉它。但由於楚的決策不定，於是輪替地受秦齊的打擊。到頃襄王十一年（前 288）時，秦齊都曾一度稱帝，而楚沒有，這說明到這時統一全中國的資格已經沒有楚的份兒了。楚國就是在這樣的搖擺中，把大勢丟掉了的。屈原個人的起伏，也就以此為線索。吳起的失敗，是楚國第一次丟掉了富強的機會，屈原的失敗，是楚國第二次丟掉了富強的機會，但也是末次了。然而作為詩人的屈原，他的作品卻是在楚亡之後依然有著鼓動抗秦的作用，而且在更長的時間內是享有永久的地位的。屈原的作品就是在這樣的時代中，這樣的政治主張、政治活動、政治熱情以及因政治熱情而來的政治苦悶中產生出來的。 第二節 詩人屈原的生平和他的作品 （一）幸運的青年時代 ——《橘頌》 屈原這個人有無的問題好像已經過去了，但民族虛無主義者是會披了另一種外衣出現的，1951年就有屈原的作品是出自漢代劉安之手的高論 [4] 。我們認為不但屈原這個人是明確的存在，自從大歷史學家司馬遷記載以後就沒有可疑，而且從明清以來，對屈原的生平及他的作品的年代，也有了更進一步的鑑定。 生在公元前343年（楚宣王二十七年 ）的屈原 [5] ，在他六十幾年的一生里可以劃分為三個時代。31歲以前，即楚懷王十六年（前 313）以前、楚國在外交上還在聯齊時代，而屈原在政治上也還未遭受打擊時，可稱他的青年時代。 他的青年時代是比較幸運的。據他自敘詩的《離騷》里說，他是「帝高陽之苗裔」，可見他是和楚的王室近系的貴族。屈、昭、景本是楚國的三大姓，在屈原之前，屈姓也出過很多有名的大將和政治家。歷史上有記載的有二十幾人 [6] 。屈原的父親叫伯庸，但伯庸的事跡卻無可考了。 屈原的故鄉是現在湖北和四川交界的地方秭歸。走過長江水路的人，在出川入川的時候是會望到這個山明水秀的地方的。在它西邊不遠，就是有名的風景奇麗的巫峽。 他在早年可能受到一些各種思想派別的教育。其中尤其有重大影響的，大概是儒家，其次是道家。在屈原生前140多年，孔子到過楚境（前 489）；在屈原生前100年左右，墨子到過楚都（前 429年左右 ）；在屈原生前30多年，由儒入法的吳起在楚做令尹並實行變法；莊周和惠施的活動都在屈原的幼年，——惠施到過楚，傳說莊周卻過楚威王（懷王的父親 ）的聘；那時孟子在齊魏之間活動著，楚國曾有遊學於北方的陳良，熱心儒家思想，為孟子所稱道：至於新儒家的荀子，這時則和屈原一樣，都還在幼年——這就是屈原早年的文化空氣。由於職務的關係，屈原可能在楚的國都——郢（現在湖北江陵 ）的時候多些，他的職務是左徒。——左徒是什麼呢？我們可以從和屈原同時而稍後的春申君黃歇的情形得到一點線索：春申君就是頃襄王時的左徒，他由左徒升為令尹 [7] ，令尹就是楚國的相。可見左徒是僅次於令尹的一種地位。同時我們再看春申君曾經以左徒資格侍太子於秦，可見左徒又是一種相當於太傅的官名。這樣的人是一定要有淵博的學識的，屈原正是這樣的人選。從左徒之相當太傅這一點看來，我們可以理解屈原在懷王時代和頃襄王的關係，我們也可以推想後來頃襄王為太子時在齊為質，屈原一定也是跟著去的，我們並且可以明了屈原在頃襄王時代遭放逐恐怕是由於長期在主張上和頃襄王意見相左的結果。 頃襄王的父親楚懷王最初對屈原卻是信任的。屈原後來在《惜往日》中回憶道：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娭。秘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 這也就是《史記·屈原列傳》上所說：「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 由於楚懷王的信任，楚懷王的一切生活，他是參加的，《招魂》中就還回憶起他隨從懷王在夢澤打獵的生活：「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往兮青兕憚（殫 ）。」 [8] 由於楚懷王的信任，屈原的法治精神的政治措施和正確的聯齊外交路線都曾一度得到實現，這也就構成了懷王初年「國富強而法立」的盛時，楚懷王當縱約長，也就在這時候。 屈原在楚懷王三十二年（前 317）使齊，為的是鞏固齊楚邦交，這是懷王為縱約長的第二年。屈原那時27歲，正是英年有為的時候。 但屈原並不是完全處在順境中，他那法治思想根本與舊勢力的貴族有衝突。一些同列的人也忌妒他。同時由於屈原超群的才能，以及不妥協不敷衍的個性，這也就容易遭別人忌妒。「以為非我莫能為也」，這固然是別人的讒言，但屈原自己那種不能遮掩的鋒芒和有些驕矜的性格恐怕也是事實。那時國外的敵人就看穿了楚國聯齊派的這一弱點，便利用這一個弱點對楚國進行分化。於是屈原的地位就越陷於不利了。 這就是屈原的青年時代，可以推定為這一時的作品的，可能只有《橘頌》一文 [9] 。我們所以推定《橘頌》是這一時代的作品的理由是：首先，《橘頌》里絲毫沒有因政治上苦悶而失望憤懣的情緒，也沒有被放逐的痕跡，而且其中屢提到「嗟爾幼志，有以異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可知內容是指的一個少年，這少年以屈原自己為最適當；其次，《橘頌》的體裁還是四字句居多，兮字放在句尾，仿佛是剛從《詩經》那樣的詩歌脫離出來的，還不曾到達由於大膽吸取楚地民歌形式而構成更顯著的獨立創造的風格，像他的其他篇什一樣；再則根據《史記·貨殖列傳》「江陵千樹橘」，可能寫作地點沒有離開郢城，這也是符合他早期生活的情形的。 《橘頌》是現在所見的屈原最早的文字，但已放射著令人不可逼視的光芒。《橘頌》的內容大概是自贊，也是自警。在這篇文字里，屈原把一個人堅定不移的性格和深帶有泥土氣息的「深固難徙」的橘樹合而為一了，把一個偉大的理想——「秉德無私，參天地兮」，和潔白耀目的橘子——「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任道兮」合而為一了，他那樣形象化地說出了自己的抱負。從這短短的小文里，已經看出他日後的偉大性格的輪廓——熱愛祖國的鄉土，公而忘私，打算做頂天立地的人物和事業。從這樣高貴而偉大的理想里，已經看出他受有儒道兩家的思想，而攝取了它們的精華，表現出青年詩人屈原已是有高度文化教養的人物。 （二）極大的政治苦悶和極豐富的文藝創作時期 ——《惜誦》《離騷》《遠遊》《悲迴風》《天問》《抽思》《思美人》《招魂》 從楚懷王十六年（前 313）到頃襄王三年（前 296），也就是從楚懷王受了秦的欺騙，外交政策動搖於聯齊絕齊之間，一直到他被騙入秦國而死在秦國，也就是屈原從31歲到48歲的時候，是屈原的中年時代。現在流傳下來的屈原的作品，以這一期為最多。 在楚懷王十六年，也就是屈原31歲的時候，秦國破壞齊楚的聯合得到成功。張儀在這一年到了楚國，收買了楚國內部一些自私自利的人物，使楚懷王聽信了秦可以給六百里商於之地的謊言。但條件是：須要絕齊。楚懷王貪圖便宜，又為左右群小所包圍，就答應了。而絕齊之後，秦國所給的地方不是六百里而是六里。這時楚懷王大怒，發兵和秦戰，但兩次都戰敗了。一次是丹淅之役，損失了八萬人，大將屈丐被俘。另一次是藍田之役，藍田在秦郊，可見最初楚的攻勢是猛的，但韓魏乘機攻入，於是只好罷兵了。 在秦楚大戰的時候，屈原曾奉命第二次使齊，這時齊楚又恢復了邦交。正是楚懷王十七年，屈原32歲。同時，孟子正在齊國，可能屈原會晤過孟子。在屈原作品中，有一部分思想是和孟子接近的（《懷沙 》是最明顯的一篇 ）。 秦國這時看到還沒有對楚取得勝利的條件，便想和楚講和，楚懷王不想要地，卻指明討張儀來報仇。無賴的張儀也就在次年又到了楚國。然而由於他的狡猾和利用楚國的內奸，不但沒有被殺，反而又騙取了自由，大搖大擺地逃走了。這時屈原從齊國趕回來，很指責這事的失策，然而懷王要後悔也遲了。這事說明楚國媚秦派已經有了大的勢力。從此以後，齊楚的邦交也就不能鞏固了。 媚秦的集團既得勢，屈原的聯齊外交既不能貫徹，眼看楚國人民即將入於水深火熱之中，於是屈原陷於極大的政治苦悶中。 在齊楚邦交不絕如縷的情況下，到了楚懷王二十四年（前 305，屈原 39歲 ），楚國正式投入秦國的懷抱，和秦國結為婚姻，這時和齊國本來不鞏固的邦交便破裂了。次年楚懷王入秦，與秦有黃棘之盟。 齊楚邦交的動盪，也就是屈原在楚國地位的動盪的指標。這時楚國外交的振幅既已明顯地偏於媚秦，於是屈原的政治苦悶也就達於極點。 自此至楚懷王二十九年最後一次聯齊時為止（屈原 39歲到 44歲 ），詩人的屈原，以他那豐富的感情和超絕的才華，就像泉涌一樣地寫出了這些名作，《惜誦》《離騷》《遠遊》《悲迴風》《天問》《抽思》《思美人》。 《惜誦》似乎是《離騷》的一個草稿。「令五帝以折中兮」「吾使厲神占之」，連結構也像是《離騷》的縮影。這可能是由《橘頌》到《離騷》的一個過渡作品 [10] 。 根據《離騷》中的「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知道屈原在政治苦悶中有自動出走的一段。這也就是讓人誤認為在懷王時被放的一次 [11] 。《離騷》中稱「傷靈修之數化」，正是指楚懷王的外交政策的搖擺。「初既與余成言兮，後遁悔而有他」，也是指聯齊外交的不能貫徹。「哲王又不悟」，更是指明楚懷王之背齊親秦的失策的。然而這時還沒有完全絕望，「恐皇輿之敗績」，只是有這種覆滅的可能而已。證之以「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都可見《離騷》的產生是在壯年。照我們的考證，正是他39歲左右的時候。 有人把「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那樣的戒懼未來之詞，誤認是已老；有人把「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那樣的想像之詞，而誤認為屈原已被放至江南，這都是不對的 [12] 。 《離騷》是屈原的代表作品。《離騷》已脫離了他青年時代模仿《詩經》式的《橘頌》體裁，它已經採取了楚地民歌的形式，並運用了當代散文的恢宏的結構，而創造了獨具風格的巨製。《離騷》是中國文學史上有名的長篇抒情詩和自敘詩。「離騷」二字是楚的方言，正如現在所謂牢騷，凡是分成兩字加以解釋的，都不對 [13] 。《離騷》的內容是首先敘述自己的先世和少年時進德修業的情況；以後談到自己的成績以及這些成績是怎樣被摧毀著；他在矛盾的心情下，一面想退，一面又捨不得；他沒有聽女嬃勸他妥協的話，他於是在想像中向重華訴說他的冤枉；他又要上天，竟被守門的擋了駕；他想得到女神的安慰，但宓妃是驕傲無禮的，簡狄跟前的媒人又不可靠，有虞、二姚也沒有介紹好，因而他統統地幻滅了；於是向靈氛求占，期待巫咸降神，他雖然在靈氛和巫鹹的話里得了些寬慰，然而他還是想遠遊；他終於眷戀故鄉，熱愛楚國人民，於是在矛盾衝突中留下來。最後，他所想的「美政」——法治和聯齊，卻全歸泡影了。 屈原在這篇作品裡突出地表現了他那堅強的不妥協的性格，熱烈地表現了濃厚的愛祖國愛人民的情感，明確地表現了他在政治上的煩悶，極其形象地表現了他的周圍和他的時代。他倔強；他寂寞；他憎惡；他燃燒；他不能忍耐；但他放不下，捨不得。——這就是屈原！從來沒有這樣熱情激盪的一種創作，從來沒有這樣一個鮮明的火熱的性格在內的創作，而那種性格又是和人民的遭遇休戚相關著的。 《遠遊》該是和《離騷》的寫作差不多同時的。因為，所謂「遠遊」，也就是《離騷》中「吾將遠逝以自疏」的念頭的擴大。《遠遊》實際上並沒有「遠遊」，只是精神上聊且在想像中解放一下而已，身體實在是沒動的——「形枯槁而獨留」。《遠遊》只可以說是神遊，神遊的結果卻是又忽然望到舊鄉了，這是和《離騷》的結束相同的，這也就證明它是和《離騷》在同樣心情下寫出的，因而時日也應該相近 [14] 。《遠遊》中雖然援用了神仙家的許多智識，但《遠遊》的出發點卻不是神仙家，事實上屈原仍在留戀現實、熱愛鄉國，這也就是《遠遊》可貴可愛的地方，這也就是《遠遊》依然是屈原的作品的理由 [15] 。 《悲迴風》應該是和《遠遊》差不多同時的作品。因為「據青冥而攄虹兮，遂倏忽而捫天」，是和《遠遊》的結尾有些相似的。而「歲忽忽其若頹兮，時亦冉冉而將至」，也正是《離騷》中「老冉冉其將至」的同樣的感覺。 《離騷》上說「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又說「吾將遠逝以自疏」；《遠遊》上說「願輕舉而遠遊」，又說「形枯槁而獨留」，都可見只在做出走的打算，還沒有正式出走，至少沒有遠走。但不久，他就由打算變為行動了。根據《抽思》上的話「有鳥自南，來集漢北」，知道他實際的出走是從郢都向北走，到了漢水的北岸，那就是襄樊一帶。這個地方有楚的故都鄢（現在湖北宜城 ），楚惠王就曾遷都於此。鄢之南有北郢，即安陸（鍾祥 ），楚昭王也曾遷都於此。總之，這一路上是有不少楚國的富有歷史意義的古蹟的。我們根據《抽思》，斷言屈原曾出走到漢北一帶。但《抽思》寫作的時候，已經是要由漢北南下了。在由郢往漢北的路上，也就是剛出發後所寫的東西，應該是《天問》。因為《天問》是由於廟堂的壁畫觸動了情緒而寫起的（或者有人認為題壁不可靠，因為那時的書寫工具沒有可能寫下 《天問 》這樣長的題詞 。但根據現代發現的楚國的毛筆和楚簡看，因壁畫而題詞是可能的，因為 《天問 》中有 「白蛻嬰茀，胡為此堂 」，就是指的壁畫 。同時 《招魂 》中也有 「像設君室，靜閒安些 」「仰觀刻桷，畫龍蛇些 」，也指壁畫 ）。《天問》的內容是屈原用了他最清晰的科學頭腦和理智對於古代科學知識、神話傳說以及歷史材料所提出的總疑問（共 172個問題 ），也可說是總審查，但它的歸結卻是心中的憤懣和不平（「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 」），以及對於楚的國事還沒有完全絕望的情感（「悟過改更，我又何言 」）。因為不是完全絕望，所以不會產生在屈原晚期；因為只有由郢往北的路上才有先王廟堂，所以斷定是在這次出走時作 [16] 。 《抽思》是屈原在漢北時要南下時作 [17] 。一方面說了「有鳥自南，來集漢北」；但同時卻也說「狂顧南行，以娛心兮」，可知他是又在懷念著郢都了。他是懷念到這樣的程度，「唯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他這時惱恨的，仍是「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這依然是指聯齊和法治一類的「美政」的原先的期許。他對於懷王，還在依戀，所以說「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 《抽思》所謂「美人」，也就是《思美人》中的「美人」。「吾將盪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是他原來的計劃；「獨煢煢而南行兮」，是他的真正歸途。寫作時間應該和《抽思》差不多 [18] 。 從《離騷》《遠遊》《悲迴風》《天問》，到《抽思》和《思美人》，統統是同一個時期的作品，這一個時期的作品的共同點：懷王還沒有死，屈原自己雖然在心情上極度煩悶和不安定，但他沒有絕望。屈原常提及他的理想人物彭咸，書中凡七見，也完全集中在這個時候：《離騷》中二見，《悲迴風》中三見，《抽思》和《思美人》中各一見。這個時候是屈原作品最多的時候。屈原自己也是承認的，「道思作誦，聊以自救兮」（《抽思 》），「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悲迴風 》）。這一個時期的作品集中在他39歲到44歲的時候。 在這期間，由於楚國背叛合縱，齊韓魏曾來伐過楚。楚為得秦救，把太子送到了秦國當質。屈原44歲這一年，是楚懷王二十九年，由於楚太子在秦殺了人逃回，秦兵來攻，楚懷王便做了最後一次的聯齊，又把太子送到齊國當質，復交。照情理講，屈原便因此被召回，又去使齊了 [19] 。這是屈原第三次使齊，同時也是最後一次使齊。 第二年，楚懷王被騙入秦國。屈原曾經諫阻 [20] ，可知屈原在前年被召回的推測是不錯的，屈原曾經使齊的推測也是不錯的。秦國果然是「虎狼之國」，扣住了楚懷王，逼迫他割地稱臣，他不聽，便因而沒有放回。這時為質於齊的太子趕回來了，承繼了王位，這就是頃襄王。 楚懷王在秦受了四年的折磨，要逃走又被捉回。最後被折磨而死，這是頃襄王三年的時候（前 296），屈原48歲了。懷王的死，惹起了楚國普遍的憤恨，連別的國家也覺察秦國的狠毒而為楚國抱不平。和楚懷王有著特別感情的屈原，一度把理想寄托在楚懷王身上的屈原，而事實上在楚懷王初年也實現了自己理想的一部分的屈原，認為楚懷王雖然反覆變化而終究執行過聯齊抗秦路線的屈原，對於楚懷王的死能夠無動於衷麼？基於這樣悲悼的心情，於是寫了《招魂》 [21] 。《招魂》沒有問題是招一個國王，因為「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這不是國王是誰？「九侯淑女，多迅眾些，盛鬋不同制，實滿宮些」，這不是國王又有誰當得起？這時除了招懷王，又能招誰？屈原在這篇文字里，用了最大的想像力，把上下四方的可怕和故居之美統統寫出了，希望「魂兮歸來！」他敘述了他的回憶，「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他是在深深地哀悼著。這也就結束了屈原的中年時代。 （三）晚年的斥逐和殉國 ——《九歌》《涉江》《哀郢》《懷沙》《惜往日》 楚懷王死了以後，楚國的情況不同起來，屈原的遭遇也大不同起來。頃襄王是沒有懷王那樣振作的，懷王縱然反覆，但還有國家強盛的抱負，縱然魯莽，但還是為了多開闢一點國土，頃襄王卻連這點志氣也沒有了。只是依附秦國，過苟安的日子。他對於屈原，當然也不會尊重。屈原由左徒降而為三閭大夫，大概是這個時候 [22] 。這時執政的是令尹子蘭，子蘭是頃襄王的弟弟，他是出名的媚秦派。懷王最後一次入秦時，別人都說去不得，只有他慫恿了懷王去，上了大當。他的執政，可說是楚國的大不幸，這不幸也體現在對屈原的冷淡和仇視上。從楚懷王死後，亦即從屈原49歲後，到他66歲沉水，是他的晚年。 屈原在長期的寂寞和牢騷中度過了他的歲月。在他51歲的時候（頃襄王六年，前 293），秦的大將白起敗韓魏聯軍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戰爭的規模是愈來愈大了。這時秦要約楚決戰，楚不敢應。楚對秦只好更表示和好起來。但是事實上秦所得的是土地，而楚所得的只是幾個婦人。由於楚已經沒有爭霸的資格，這時強國只剩下秦和齊。秦和齊都曾一度稱帝，後來覺得太早了點，才又取消了。這時是頃襄王十一年（前 288），屈原56歲。屈原眼見秦日強，楚日弱，頃襄王這樣無用，執政的又是被人民怨恨的勸楚懷王入秦上了大當的令尹子蘭 [23] ，他不能不常發牢騷，常發牢騷的結果便是頃襄王決定把他流放到江南 [24] 。這一次才是正式的放逐，那時是頃襄王十三年，他已經是58歲的老人了。在他寫《招魂》以後到這時，中間是不是還寫了些什麼，我們卻不知道了。 但這個老詩人依然倔強地活著，此後又度過了八九年的流亡，才死去。在將近十年的流亡中，產生了他晚年的不朽的詩篇。具體地記載了他流放在江南的行蹤的，是《涉江》。從涉江里，知道他曾到過武昌（鄂渚 ），越過大江和湘水，又越過沅水，還到過湖南的西部沅陵一帶（辰陽 ），併到過漵浦一帶。這一帶是當時楚國最荒遠的地方。「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其承宇」，這就是那個僻遠的地方的實況。屈原呢，則是「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就是倔強的屈原也不能不感到這地方的苦寂了。這同樣的境界，屈原又曾寫在《九歌》的《山鬼》中。但是屈原寫《涉江》的時候，並不是寫在初到辰陽漵浦的時候，正如他寫《抽思》時是並非初到漢北一樣，——他現在卻是「忽乎吾將行兮」，要離開了。他為什麼要離開呢？大概是因為自屈原流亡的次年以後，楚頃襄王經過兩年間接連和秦國的三次會盟，楚的地位是江河日下了。頃襄王十八年曾一度恢複合縱，但次年即遭秦伐，把屈原壯年時所出走的地方漢北一帶已割讓出去了。又次年把屈原所曾經過的江夏一帶也斷送了，這時屈原已經65歲。他眼見國勢太危險了，懷著他的永不會熄滅的熱情，就又要返回故都了。《涉江》大概就作在64、65歲的光景。《涉江》一開頭就說「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這時他真稱得起「既老」了，和作《離騷》時的「老冉冉其將至」的情形已大不同了。 《九歌》可能寫在他放逐在江南的時候。這是因為《九歌》和《九章》不同，它是成套的一組祭歌，如果其中有一部分的時代可以斷定，全部也就可以斷定，而《九歌》中的《山鬼》所寫景色全然和《涉江》相同，「歲既晏兮孰華予」也明明是老年的感覺。再證之以《大司命》中的「老冉冉兮既極，不寢近兮愈疏」，這也是「年既老」的表現，而《少司命》中的「入不言兮出不辭」那樣把握不定的性格無疑是對楚懷王的追憶，下面說「悲莫悲兮生別離」，更像是追念之詞，至於《東君》中的「舉長矢兮射天狼」，天狼星在秦地，這裡含有吃過秦的大虧後而有的強烈的復仇情感 [25] ；——總之，《九歌》是屈原的晚年作品無疑了 [26] 。 凡是讀過《九歌》的，沒有不被它的美麗所征服的。裡面有音樂，「五音紛兮繁會」（《東皇太一 》）；有絢爛的顏色，「華采衣兮若英」（《雲中君 》）；有動人的自然的景色，「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湘夫人 》）；有纏綿千古的情歌，「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少司命 》）；有縹緲空靈的形象，「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山鬼 》）；但也有轟轟烈烈的戰鼓似的高歌，「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國殤 》）。它的體裁是那樣的變化多端，正如它的內容是那樣豐富多樣。屈原的才華並不因為年老而枯竭，也正如他的情感和性格卻像松柏樣的歷秋冬而不凋零。《九歌》是系統化的一套祀神歌曲，包括從至上神（東皇太一 ），太陽神（東君 ），雲神（雲中君 ），到星辰（大司命、少司命 ），到山川（山鬼、河伯、湘君、湘夫人 ），一直到人鬼（國殤，禮魂 ）。這是一套古代神話系統，也是一套古代宗教系統。屈原在寫出這一套歌曲時，無疑包括三個成分：一是採取了傳統的並民間的關於那些神們的傳說，因而其中有著相沿下來的故事內容和情節；二是根據屈原所曾目擊的祀神的典禮，因而其中有些是關於巫和屍的記載；三是在遇到神話傳說和自己的遭遇類似的地方，屈原卻也加入了自己的抒情的成分。 在屈原寫過《九歌》《涉江》以後，要返回楚都的時候，正逢見楚都郢城被白起大軍攻破。這時楚國正要往陳（河南淮陽 ）遷都。屈原眼見大批難民逃難（「何百姓之震愆 」「民離散而相失 」），離開後又聽說大廈變成土丘（「曾不知夏之為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 」），他已經找不到頃襄王（「哀見君而不再得 」）了。他離開郢都的時間是二月（「仲春而東遷 」），日子是在甲日的早晨（「甲之朝吾以行 」）。他們慌亂到這樣的地步，本來是要南下的（「將運舟而下浮兮 」），但是順了長江往東走了（「今逍遙而來東 」「遵江夏以流亡 」），這就是《哀郢》里所表露的 [27] 。這一年是頃襄王二十一年（前 278），屈原66歲了，離他被放的年代已經有九年，所以說「至今九年而不復」；他懷念故都，以為死了也應該死在故土，但是他卻已經離故都一天遠似一天了（「哀故都之日遠 」）。他不能忘掉他是主張變法圖強，聯齊抗秦的，如果那樣，又何至有今天？「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這就是他在《哀郢》里的結束語。 現在到了他的生命的最後，他對一切感到真的絕望了。他大概離開郢都以後，雖曾順流東下，但這時因為江夏一帶已是秦兵所占據的地方，便又南行，於是又到「浩浩沅湘」的地方了。然而不安定的他，悲憤的他，認為死也要死在故土的他，卻又「進路北次」了，這就是寫《懷沙》的時候。這時間一定離《哀郢》不久，最可能的就是同年的「陶陶孟夏」。他明白地說「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他現在是決心拿死做一個愛國者的榜樣了。在《懷沙》一文里，他表現了極度的絕望，他連作《抽思》時的「狂顧南行，以娛心兮」「道思作誦，聊以自救兮」那樣的心情也已經沒有了，而《思美人》中還有所謂「吾將盪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但現在卻是「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既認定了要死了，舒憂娛哀的念頭也就消失。他這時回憶起少年的一切，「懷情抱質，獨無匹兮」，多麼像《橘頌》中的「獨立不遷，生南國兮」，「離愍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多麼像《橘頌》中的「行比伯夷，置以為象兮」。 同樣是一篇回憶，像總結了他的一生的，就是《惜往日》 [28] 。他想到了往日如何得懷王的信任，國家是多麼富強，但後來的頃襄王是多麼糊塗，「卒沒身而絕名兮，惜壅君之不昭」。因為是臨絕之音，他已來不及用任何辭藻，只是說「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那就是說怕還有比破郢還慘痛的事情發生呢，那是他再也不能忍受的；因而「不畢詞而赴淵兮，惜壅君之不識！」（《惜往日 》）是他的絕筆，大概在《懷沙》作後不久。傳說他五月五日投水汨羅，時間和地點都是十分可能的。這一年是頃襄王二十一年（前 278），屈原66歲。 在屈原死的這一年，秦兵把屈原在遷逐時曾經停留的地方辰陽、漵浦一帶，所謂黔中郡也占領了。又過了50多年，楚國全亡。 屈原的一生和他的作品的寫作年代，大略就是如此。至於曾經被認為是屈原的作品，明顯地可斷為別人的，則有《大招》《卜居》《漁父》。《大招》是模仿《招魂》的，可能是當時另一個作者追悼楚懷王的。《卜居》和《漁父》都是和屈原時代相去不遠，又十分了解屈原的人執筆的，前者是在和屈原同一立場上指出了屈原的矛盾和解決，後者是在和屈原不同的立場上但卻闡明了屈原的熱腸的。雖然都不是屈原作，但其中卻都有親切的屈原的影子在！ 第三節 屈原的思想、性格和藝術 隨著全國政治形勢逐漸走向統一，戰國晚期的思想界已有綜合的趨勢。在這時，儒家已吸取了道家的一部分唯物論思想，組織成它的天道觀，同時為適應當時政治的需要，也就吸取一部分初期法家的思想，並為集思想界大成的新法家開闢了道路。荀子就是代表這個趨勢的。和荀子差不多同時生的屈原（荀子約生於公元前 340年左右，屈原約生於公元前 343年 ）在思想界的地位便恰如荀子，他的思想面目也最近於荀子。 屈原的基本思想，可說是儒家 [29] ，但已不是初期的儒家，而是像荀子這樣的新儒家。我們說屈原的基本思想是儒家，這是因為屈原所稱道的人物像堯、舜、禹、湯就是儒家所理想化的人物，屈原有儒家反求諸己的精神（「苟余情其信姱而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 」——《離騷 》），屈原有孔子那種「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以及「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的積極態度（「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離騷 》），屈原運用了孟子那樣「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以及「夜氣不足以存」那樣的語彙（「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 」——《懷沙 》；「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 」——《遠遊 》），屈原也有孟子所謂「綽綽然有餘裕」的「從容」（見 《悲迴風 》《抽思 》《懷沙 》），這都見出屈原是有很深的儒家思想的教養的。 但我們說他已是新儒家，這是因為新儒家已吸收道家的一部分思想，這在屈原就是表現在對於天命的懷疑上（「天命反側 」——《天問 》），表現在把天命化為老子所謂「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的理法上（「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 」——《離騷 》），表現在對於一些規律性的現象的遵從上（「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 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獲 」——《抽思 》），表現在像《莊子·天運》篇對於自然現象的那樣追問上（《天問 》），表現在對於道家的支流神仙家的智識之熟悉上（《遠遊 》）。 同時這所謂新儒家的精神又表現在和法家精神的接近，就猶如荀子是韓非的一部分思想的先驅然。屈原的法家精神不只表現在《惜往日》中對於「國富強而法立」的追憶上，而且《惜往日》中所謂「弗參驗以考實兮……弗省察而按實兮……背法度而心治兮」，就直然是法家的術語。這種思想又不只見於《惜往日》，像《離騷》中的「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天問》中的「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也都是顯著的法家思想。但他的法家思想是和他的民主思想結合在一起的，他不像韓非那樣經常地強調君權，反之，倒是限制君權，這是一看他對楚懷王的批評，對頃襄王的指責就可瞭然的。 在先秦的各派思想中，只有墨家思想是比較在屈原的思想體系里稀薄些的。這可能是由於屈原終究是貴族出身，瞧不起那種「賤人」的學派。同時也有一個可能是，墨家的末流已變為對新的改革的阻力，像吳起變法後的墨者巨子孟勝就是寧為舊的貴族死難的；——屈原既傾慕吳起，所以就看不起墨家了吧。 作為一個傑出的思想家的屈原在先秦思想界的地位就是：他已集中地表現了當代思想界的面貌，並站在當時最進步的思想的前列。這是從當時的學術思想的發展情況上去衡量的。 然而屈原究竟是一個偉大的詩人，他的思想是通過形象的語言表現出來的，不能像一般的哲學家那樣一覽無餘；同時他的思想也有時為他的感情所衝激，不能像一般的哲學家那樣統一和平靜。 而且作為一個偉大的詩人的屈原，在我們談他的思想的時候，最重要的還不是學術思想體系，而是他對於當時人民所抱的具體態度，如果從這一點上去衡量的話，屈原就更偉大了。因為最寶貴的，是在他具有偉大的時刻與人民休戚相關的思想感情，「唯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遠遊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離騷 》），這就是屈原所掛心的。有人說屈原只知道忠君，那其實是誣衊。因為，屈原在他的早期作品《惜誦》里就已經借厲神的口吻說出「君可思而不可恃」，在《離騷》里對楚懷王也有「數化」「浩蕩」的批評，而晚期作品中且稱頃襄王為「壅君」，反之，他對人民卻只有熱情關懷而沒有任何責難，這都可見屈原思想的人民性、民主性處。屈原和自私自利的思想是絕緣的。如果屈原只為自己的功名富貴，他滿可以同當時他所謂「黨人」同流合污，何必那樣執拗地頑強地非主張聯齊不可？非「明法度之嫌疑」不可？在《離騷》里，他借靈氛的話說：「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這也就是《史記·屈原列傳》中所說「又怪屈原以彼其才游諸侯，何國不容」的意思，然而屈原卻決不忍離開他的鄉國，永遠不離開！他自己受的挫折誠然不小，但往往一想起一般人民的災難就把自己看輕了；這就是他在《離騷》和《遠遊》里所不止一次地表現出來的幻想出遊、而終於眷戀鄉國的緣故；這也就是他在《抽思》里說的「願遙赴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 因為屈原熱愛人民，所以他熱愛他的鄉國，他甚而愛鄉國的一草一木。他讚美橘樹，正是因為橘樹「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一志兮」。當他在漢北的時候，他懷念他的故都到了這樣的地步，「唯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當郢破以後，他立刻想到的是「鳥飛返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他要死也死在故土啊。後來他過了逃難的生活，不知流離了多少地方，然而最後投水在汨羅——還是想在祖國的懷抱中而死！就是這種愛國主義精神感染著一切人！也就是這種愛國主義精神，使屈原成為在當時是一個政治熱情充沛的人物，而這種政治熱情以及因這種政治熱情而來的政治苦悶，就是鼓舞他創作那些輝煌的詩篇的！ 屈原的意志是堅強的。他贊成婞直的鯀。他稱讚像《國殤》中那樣「終剛強兮不可凌」的鬼魂。「亦予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民生各有所樂兮，予獨好修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予心之可懲」（《離騷 》），他為自己所認定的原則而堅決鬥爭，決不妥協動搖。六七十歲的高齡的屈原，折磨著、痛苦著，但是他活著，頑強地活著。他大概想萬一還有實現他的主張的機會呢。直到國都被敵人攻陷，他真的無望了，便也毫不遲疑地死去。「明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他的死不是盲目的；他的死乃是有意識地要起著教育作用，作為一個不妥協的愛國者死的。 由於他的堅強，他不能夠和周圍妥協。「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涉江 》）他也不能容忍像楚懷王那樣的反覆不定。 世界上有種堅強的人物是冷酷的。然而屈原不然。屈原的堅強卻是結合著烈火般的熱情。「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他捨不得。《離騷》和《遠遊》里都曾說起他正在想像中游得高興的時候，一眼看到故鄉，便停留下來了。他對於人民有熱情，對於鄉國有熱情，對於懷王，他希望著可以改好的懷王，在批評之中依然有熱情，他甚而對於所痛恨的「黨人」也還是熱情地希望他們痛改前非的。他說「哀眾芳之蕪穢」，他說「莫好修之害也」，歸根是希望他們好，仍憐憫他們，並要教育他們。如果他們不改，那當然只有痛恨他們了。在這裡，屈原一方面是熱情的，一方面又是愛憎分明的。 他的情感因為是太熱了，所以簡直像在燃燒，在煎熬自己。「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離騷 》），「登高吾不悅兮，入下吾不能」（《思美人 》），「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憂其相接」（《哀郢 》），「心踴躍其若湯」，「寧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悲迴風 》），都表現這種極其焦灼而不安定的狀態。在他的作品裡時常有這樣的字樣，「忽乎吾將行」（《離騷 》《遠遊 》《涉江 》），「忽反顧以流涕」（《離騷 》），「狂顧南行」（《抽思 》）。他的情感時刻是像火山樣的在爆發著。 然而屈原的熱情卻又有時伴有極其冷靜澄澈的理智，這就像《天問》中所表現的，他問主宰，他問數量，他問原因，他問真相，他問是非。正因為他能批判，所以能夠做到愛憎分明。同時他的熱情雖然是那樣激動，但他又每每能選用極其美麗的語彙去安頓它。 所有屈原這一切，愛人民、愛祖國、堅強、熱情、理智、愛憎分明……卻又結晶在一點上，那就是他有一個高峻的企求的目標，「與天地兮並壽，與日月兮齊光」（《涉江 》），「秉德無私，參天地兮」（《橘頌 》），因此他的心胸是博大的。屈原就是這樣一個偉大的詩人——有偉大的感情，並有偉大的性格。 屈原的藝術，沒有問題，是達到中國、也是全世界第一流詩人的最高水平，他的作品繼續發揚了《詩經》的現實主義的優長；我們在他的作品裡清晰地見到楚國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也就是楚國當時一般人民最迫切的問題和楚國一般人民的愛國熱情所在。見到楚國一般人民的災難的生活，見到屈原周圍的那些自私自利者的嘴臉，見到當時思想界的成就，以及像圖畫樣的楚國可愛的山川景物；而尤其出色的，是令人見到屈原那毫無掩飾的一個偉大的詩人之深刻的在矛盾中活躍著的內心生活，從來沒有一個詩人是這樣詳盡而曲折地表達了自己的心情的。我們讀了他的作品是覺得那樣親切，就仿佛一個熱情的詩人站在我們眼前。比起《詩經》來，這是古典現實主義的更進一步的成就。 屈原的作品，無疑是民間文學加工的結果。《九歌》是民間祭歌的提高，其中依然有民間祀神典禮的一些情趣。《招魂》也應該是民間形式的加工，從四方上下說起而要「魂兮歸來」，這正是民間文學中不避雷同的一個形式原則。而《天問》也可能是采自民間問答體的民歌。至於屈原的一般創作乃是擴大並豐富了像《滄浪歌》那樣的民歌形式的。照我們現在所知，《滄浪歌》乃是屈原之前唯一可靠的楚地民歌，據孟子說孔子已經聽到過。那就是在屈原生前一百多年曾經流傳過。不用說，屈原也採取了《詩經》中的一部分形式，但他發展了，變化了，使人幾乎不能馬上看出那密切的聯繫。然而還有一個顯著的痕跡，那就是郭沫若所屢屢提及的口語的「兮」字。如果從《橘頌》以及其他篇章中的「亂詞」看，這連鎖也就更為豁然。 作為楚的地方文學的特點看，音樂是一個重要成分。從《九歌》上，「揚枹兮拊鼓」（《東皇太一 》），「縆瑟兮交鼓」（《東君 》），「成禮兮會鼓」（《禮魂 》）等看，可能鼓是這種音樂中最具有特徵的樂器。再從《招魂》上「竽瑟狂會，搷（填 ）鳴鼓些，宮廷震驚，發激楚些」，以及司馬相如《上林賦》上「激楚結（急 ）風」等看，可見這種音樂是極其激烈高昂的。在我們猜想，也許像現在的川戲中所表現的那樣狀態，不習慣的人是會覺得太高昂了。而這種音樂卻正適合屈原那樣激昂爆發式的情感。我們甚而懷疑，屈原在作品中的亂詞，也許就是像川戲中的幫腔（合唱 ）似的。其他地方戲中有時也是這樣的。如果我們的推測不錯，那就也是采自民間樂曲的一證了。 屈原的藝術是在除了繼承並發揚《詩經》的現實主義傳統，吸取諸子散文的組織形式和語言成就並採取了楚地民間文藝的長處，而加以高度的提煉之外，又有他的風格的獨創性，這表現在激昂的調子，以及善於用精練的語言描寫客觀事物的特點（像 「洞庭波兮木葉下 」「綠葉兮紫莖 」等 ），善於使用把主要的副詞提到句前的特有的句法（像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 」「汩余若將不及兮 」「沛吾乘兮桂舟 」「表獨立乎山之上 」等 ）；加上他那豐富的辭藻，變化的風格，不同的體裁，長篇的布置，有典型人物（像 《離騷 》中的女嬃、蘭、椒、靈氛、巫成 ），有生動的對話，能寫聲，能寫色，能寫情，能寫景（像 《山鬼 》《涉江 》《橘頌 》），因而構成一種永遠富有激昂的音樂美與絢爛的繪畫美的不朽文學，是毫無可疑的。 值得注意的是屈原在藝術上的偉大成就是和他那熱愛人民的高貴品質分不開的，也是和他那向民間文藝、文學遺產的虛心學習分不開的。 第四節 簡短的結論 第一，屈原是一個偉大的愛人民、愛祖國的詩人。就戰國晚期的政治形勢說，屈原是代表全國即將走向統一時代的情感的詩人。「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離騷 》），「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雲中君 》）就是這種情感的具體表現。他的思想內容之豐富也反映思想界在即將統一的政治形勢下的綜合。他已經不為楚國一地的狹小所限了。但就楚國本國論，屈原尤其是代表著當時對楚國熱愛的人民的情感。他不只愛楚國的風土，而且希望楚國強大，由楚來完成統一的大業。從當時的具體情況看，楚也原是有這樣某些條件的。屈原所以偉大就因為當時的全國人民已創造了統一的條件，而楚國人民在反抗暴秦的兼併上是有著激昂的愛國情感的，這種情感同時也是日後在歷史上保衛祖國抵抗外來侵略的動力之一，而屈原正是深刻地表達了這種情感的詩人。屈原所以偉大更在於他時刻不能忘記人民的災難，時刻不能放鬆對人民的關懷，並且在思想情感上把這方面的重要性提高到如此的高度，以至對於自己難堪的遭遇的考慮降低到可以不足掛齒的地步，這也就是他所說的「從容」。自然，這其中是有矛盾的，他的作品也曾深刻地真實地表現了這種矛盾，然而戰勝的卻終於是對人民對祖國的熱情，而不是自己小我的任何打算。正是這種地方才是屈原最寶貴的品質，才是使他有不朽的優秀創作的根源。 第二，屈原的一生可分為三個時期，1歲到30歲是青年時代。這是楚國在強盛，外交走聯齊路線，屈原也在得意的時代。屈原這一期的作品有《橘頌》。31歲到48歲為中年時代，這是從楚懷王斷絕齊交以後，經過幾度動搖，終於客死於秦，而屈原陷於政治苦悶，一度跑往漢北的時代。屈原這一期的作品有《惜誦》《離騷》《遠遊》《悲迴風》《天問》《抽思》《思美人》《招魂》。從49歲到66歲，是屈原的晚年時代。這時是楚國兵敗，屈原被放逐在江南的時代。屈原這一期的作品有《九歌》《涉江》《哀郢》《懷沙》《惜往日》。 第三，屈原是已往的文學業績的繼承者並發揚者，同時也是有創造性的風格的詩人。在繼承方面，在他的作品裡，大量的保存了古代神話傳說。而他又運用得那樣好。《詩經》的一部分體裁為他承襲了，但又有了發展變化，例如由「兮」字之在兩句之末改為在兩句之中，由無題的短歌進而為有標題——也就是有明顯的集中的主題——的長篇，由數章並列的形式進而為有組織的整篇（篇後並有結論似的亂詞），由很少對話或簡單的對話進而為不同的人物以不同的對話出場，這都是發展，而基本上卻又是踏著《詩經》的現實主義前進的。屈原之所以能夠構成這樣大的有組織的篇幅，使用那樣純熟的口語的對話，並在較長的詩歌中加上了說明主題的標題，是和當時的發達的散文成就分不開的。在這些繼承的方面之中，也就有著屈原自己的創造。至於那種適宜於抒寫激動的情感的句型，善於運用文字的音樂美和形象美，那就更是屈原所特別出色的了。 第四，屈原不只是一個偉大的詩人，而且是一個有政治遠見並堅定主張的卓越的實際政治活動家，同時又是一個傑出的思想家。政治家的屈原之主要貢獻，是對內主張並實行過法治，對外主張並實行過聯齊的正確外交路線，這對於楚國人民都是有利的。思想家的屈原是站在當時思想界最進步的思想的前列，這就是他已經成為攝取了道家思想的長處而發展著的新儒家，這種新儒家已含有法家思想成分。他不只有熱情，而且有高度文化知識；他不只有主張，有理想，而且能見諸實踐。 第五，屈原是中國文學史上最早的一個偉大詩人。他不但是古代的一個偉大詩人，而且是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站第一流地位的偉大詩人，他的名字是只有司馬遷、李白、杜甫、關漢卿、施耐庵、曹雪芹等才可以比擬的。原因是他同這些偉大的詩人一樣，忠實地並深刻地反映了他們的時代。他也不但是中國偉大的詩人，他並應該和俄國的普希金、英國的莎士比亞、德國的歌德、義大利的但丁比肩。理由是他也像這些偉大的作家一樣表現了當時的進步思想，並優異地表現了祖國人民的真正優長。屈原在這裡所表現的就是中國人民不妥協的堅強鬥爭精神，對一種美好的理想不放鬆地追求的樂觀積極精神，以及時時刻刻都在道德修養上不斷要求提高的精神等。自然，他的年代比世界上這些偉大的名字還早1500年到2000年！ 第六，屈原是一向為人民所熱愛的詩人。在中國歷史上雖然曾經有統治階級的御用學者像班固和司馬光，或則指責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或則故意在史書中抹去屈原的名字，然而人民是一直熱愛他的。每年端午節的紀念就是證明。在我們新文學運動的先驅間，也一律對他發生極大的興趣並懷著崇高的敬意。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一書中有專文提到魯迅所受屈原的影響，而郭沫若更不只作過屈原研究，把屈原的全部詩篇翻譯成現代語言，而且創作過屈原的劇本，茅盾也特別研究過屈原所採用的神話。1953年的屈原逝世2230年紀念，不但在國內大規模地在紀念他，而且在世界範圍內，凡是和平民主的力量所及的地方也都在紀念他，這說明屈原的成就已經被承認為人類公共的財富，我們對這財富的敬重正在與日俱增！ 1977年12月27日校至此 7月26日校訖 * * * [1] 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169頁，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2] 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172頁，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3] 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175頁，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4] 參看郭沫若：《評離騷底作者》，《評離騷以外的屈賦》二文，見《奴隸制時代》，159-169頁。 [5] 據清陳瑒《屈子生卒年月考》，現一般學者多從之。郭沫若則推定為公元前340年生，見《屈原研究》15頁，又，浦江清有《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一文（見《歷史研究》，1954年第一期），推定為公元前339年生。這問題還有待澄清。 [6] 游國恩：《屈原》（1946）63-64頁有詳細說明。 [7] 見《史記·楚世家》。 [8] 據聞一多《楚辭校補》改。 [9] 郭沫若也說「《橘頌》作得最早」（《屈原研究》，37頁）。游國恩則主張在放於江南時作（《屈原》，158頁）。 [10] 蔣驥說：「《惜誦》蓋二十五篇之首也。」25篇這數本不足據，但《惜誦》當是僅次於《橘頌》之後的較早的文字。 [11] 郭沫若說：「我始終認定屈原在懷王時不曾被逐。」（《屈原研究》，37-38頁）這個見解是對的。 [12] 司馬遷《史記》和劉向《新序》都認為《離騷》作於懷王世。游國恩、郭沫若都認為《離騷》作於頃襄王時放逐江南後。茲從司馬遷劉向。 [13] 參看范文瀾《文心雕龍·辨騷》注。 [14] 游國恩認為《遠遊》是晚年作（《屈原》，162頁）。 [15] 郭沫若採取游國恩早年的見解，認為不是屈原作品（《屈原研究》，42頁）。但游國恩在寫《先秦文學》（1934）時（152頁），及寫《讀騷論微初集》（1937）時（6頁），均已放棄其早年《楚辭概論》中之說（1925）。 [16] 郭沫若則以為《天問》系晚年作（《屈原研究》，32頁）。 [17] 游國恩認為《抽思》繫懷王時作（《屈原》，156頁），從之。郭沫若則以為晚期作品（《屈原研究》，38頁）。 [18] 郭沫若認為《抽思》和《思美人》是一個時期的作品（《屈原研究》，39頁），我們同意，雖然不一定在晚期。游國恩則亦以為在晚期作，而和《抽思》不同時，茲皆不從。 [19] 據游國恩《讀騷論微初集》（1937），79頁。 [20] 據《史記》本傳。《楚世家》則作昭睢，《索隱》謂：「蓋二人同諫，故彼此各隨錄之也。」 [21] 張裕釗有此說，見徐本《古文詞類纂》，茲采之。郭沫若說同。 [22] 《漁父》稱屈原為三閭大夫。《漁父》雖不是屈原作，但是時代和屈原頗近，這是屈原被放後的稱呼，屈原被放實在頃襄王時，故推知三閭大夫應為屈原最後的職位。 [23] 《史記·屈原傳》：「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返也。」 [24] 據《讀騷論微初集》，87頁。 [25] 據戴震：《屈原賦注》《東君》下注語：「此章有報秦之心。」 [26] 蔣驥：《楚辭餘論》《論九歌》條：「其亦暮年所為歟？」戴震也說：「《九歌》，遷於江南所作也。」（《屈原賦注》） [27] 據王夫之：《楚辭通釋》。 [28] 蔣驥認為《惜往日》是絕筆，從之。 [29] 參看郭沫若：《屈原研究》屈原思想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