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略稿 · 第六章 漢代的散文和詞賦

第一節 在統一帝國形成後的幾次偉大起義 在屈原死後55年（前 222），楚國滅亡了。次年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秦統一全國。 秦的統一是有它的貢獻的，它的政治制度不但是為漢代所承襲了 [1] ，而且給後來很多的統一王朝打下了規模；在度量衡的統一上，在文字的統一上，在全國馳道和萬里長城的修築上，也給日後統一的中國造成了許多有利的條件，因而在客觀上是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的。 然而秦的政治是殘暴的，它用嚴刑峻法鎮壓人民，用焚書坑儒摧殘文化，用大規模的徭役破壞人民的生產。那時，「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欄」 [2] ，可知這是一個土地兼併和奴隸買賣盛行的殘酷剝削時代。 到了漢初才逐漸廢除秦的苛毒法令，例如孝惠帝四年（前 191）廢除挾書律，呂后元年（前 187）廢三族罪妖言令，五年（前 183）初令戍卒歲更，這就令人想見秦時的殘暴的一斑。 人民受壓迫太厲害了，當然要反抗。就在秦始皇統一後的第10年（前 211），已經有人在石頭上刻著「始皇死而地分」的標語。隔了兩年（前 209），於是以貧僱農陳勝、吳廣為首的起義就爆發了，他們最初不過是被徵發去守長城的900名窮人，但十幾天的工夫就已經發展到「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了，而且貴族官僚像張耳、陳餘，知識分子像博士孔鮒等也都參加了這個革命政權。受了陳勝、吳廣的影響而起義的，就更有項梁、項羽、劉邦、英布、彭越、田儋，等等。軍事的發展是這樣迅速，只有兩個月，他們的一支大軍就破了潼關，直迫咸陽。後來雖然由於陳勝的驕傲自滿，脫離群眾，以及貴族官僚的叛變，而革命大軍受了挫折，以致以陳勝為首的政權只維持了六個月就完結，然而這聲勢是多麼壯闊，多麼浩大！繼此而發展的起義隊伍，經過了兩年的戰鬥，終於推翻了暴秦的統治（前 207） [3] 。 這次起義是農民和奴隸的聯合起義。陳勝是為人「傭耕」的，他這個集團的最初參加者大概和陳勝的身份差不多。英布是驪山的刑徒，他所率領的數十萬人也都是「驪山之徒」，這就是逃亡的一批奴隸。劉邦本是押送驪山徒的，但他看到這些奴隸每每中途逃亡，他怕交不了差，便索性把留下的也釋放了，這些被釋放的卻終於願意跟隨他，這就是他的基本隊伍。後來劉邦在答覆項羽的挑戰時還說：「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何苦乃與公挑戰？」可見劉邦後來的大軍也仍以奴隸為主。奴隸和農民之外，也有商人參加，這是從劉邦聽說陳豨的將領皆故賈人，便說「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豨將，豨將多降，推知之。 這次轟轟烈烈的起義，是中國革命史上光輝的一頁。因為它表現了中國勞動人民無比的英勇和力量。秦的統治是那樣周密，對人民的鎮壓是那樣毒辣，然而中國勞動人民的英勇和力量終於把它打得粉碎。這給中國人民日後對內對外英勇的鬥爭上樹立了榜樣，也增強了信心。 這樣一次轟轟烈烈的起義對於70多年後誕生的大歷史學家並大文學家司馬遷是有著深刻影響的。就他本身的遭遇而論，他也正是過著「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的奴隸生活，而盜竊了革命果實的劉家天子也依然是採取暴秦對人民鎮壓的老路。司馬遷對陳勝估價很高，認為「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跡」（《自序 》），那就是把他看作和商湯王、周武王、孔子同樣的地位——革命的聖人了；在司馬遷的書里，對於一般平民，有深厚的同情，為很多平民立了傳；對於那些殘暴的統治者，哪怕是當時的最高統治者漢武帝，卻施以辛辣而巧妙的諷刺；他已經有較之素樸的唯物論更進一步的接近科學的歷史觀點，他已經能夠用經濟原因來解釋歷史事件。——所有這些優長，應該認為是受了陳勝、吳廣等的偉大起義的啟發的結果。 富有人民性的大詩人屈原的精神為司馬遷所繼承了。清代的批評家劉熙載曾說：「學《離騷》得其情者為太史公」，魯迅也曾說《史記》乃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4] ，這都說明了這問題的一部分。反之，在形式上被認為是楚辭的繼承者的漢賦，卻基本上是和屈原的精神背道而馳的。 就社會根源而論，漢賦大多數產生在漢王朝由統一、鞏固而走向墮落、腐化時的宮廷中的消遣品。就在漢賦產生的當時，有覺悟的文人像揚雄、蔡邕等也已經感覺到這種作品的可恥，而加以反對了。漢賦的作者如何能和屈原比？和司馬遷比？ 西漢末年的統治階級又腐化殘暴到極點。「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這是成帝時河平二年（前 28）殘酷鎮壓人民的證據。當時王氏五侯奢侈到住宅里要挖河走船。哀帝的寵臣董賢家財查抄時有43萬萬（前 1），我們知道在元帝時（前 49—前 33）國庫的總數才有40萬萬。哀帝對這樣的大剝削者不但不想制裁，還曾一度想把帝位「禪讓」給他！在這樣的殘暴腐化政治下，因而兩度有名的奴隸起義就爆發了，一是潁川鐵官徒申屠聖等的起義（前 22），一是山陽鐵官徒蘇令等的起義（前 14），後者曾經波及了16個郡國。王莽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於是曾頒布過解放奴隸的命令（1、2），禁止過奴隸買賣（9），並實行恢復井田、專賣、平價、貸款等辦法（10），然而其中禁止奴隸買賣和恢復井田二事，是和奴隸主、地主的利益衝突最大的，所以不過實行了三年，就首先遇到阻力而取消了。這時綠林軍起義於南（17），赤眉軍起義於北（18）。赤眉軍的勢力尤為壯大，七年的工夫，兩度攻入長安。地主階級的劉秀就是利用了南方起義軍，又欺騙了赤眉軍，而盜取了政權的。這就是所謂漢光武帝。在他即位30年後，曾下了這樣一個詔：「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54）這說明他的反動本質是自己也掩飾不了的。 然而從申屠聖、蘇令到赤眉和綠林等的起義確是偉大的。因為它推翻了西漢末年的暴政統治。受了這一個時代的奴隸和農民的大起義的啟發而有著進步思想的人物，那就是東漢初年傑出的論文家王充（約27—100）。他有大膽的反抗的氣魄，他有徹底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在他的論文裡迴蕩著當時起義大軍的聲勢。 第二節 偉大的歷史學家並文學家司馬遷和他的《史記》 （一）司馬遷的歷史地位 司馬遷是一個偉大的歷史學家，也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家。 我們說他是一個偉大的歷史學家，這是因為他把從古代到他那時代為止的史料做了一次大整理的總結工作；他綜合了以前的歷史學家的敘述方法並加以創造，他的書成為過去所謂「正史」的典範，也開創了後來一直為鄭樵、章學誠所稱道的「通史」的先例；加上他有廣博的興趣，他的書觸及人類生活的各方面，而且他有史識，能夠鑑別材料，能夠從大處深處判斷歷史真相，他又能結合實地考察，於是給他的歷史著作更增加了可信賴的科學性的程度；尤其難得的，是他遠在2000年前，就已經有了用經濟觀點去解釋歷史的卓越見解，是世界歷史家中所少有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是他的期許，也是他的自負。事實上，就當時論，他是可以當之無愧的。 就文學範圍以內說，他卻又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家。這是因為在中國過去所有的歷史書中，文學價值之高是沒有超過他那部《史記》的。他寫這部書是這樣有情感，以至於有些地方簡直像詩；他寫這部書是這樣聯繫著他自己的遭遇，因此我們不難在這部書的很多部分仿佛可以組織成他的一部自敘傳；他又是那樣富有想像和同情，他所寫的人物夠得上傑出的小說家所創造的人物典型；他有寫生的本領，他所寫的人物在千載之後讀之還是栩栩如生；他善於尋找事物的聯繫，他能很具體地很細緻地描寫一個事件的過程；他又長於諷刺，他用了巧妙的手法傳達出他反抗的怒火；他對於自己的著作更是像一個職業的文學家一樣有著高度的藝術熱情，一心一意要把那每一篇文章都寫得盡美盡善；最後，他有熟練地駕馭語言文字的才能，他的散文達到了我們祖國最優秀的散文作家的水平。 （二）司馬遷的生平和著作 在過去很少有一個文人（特別是歷史學家 ）是像司馬遷這樣在生活和作品的聯繫上是那麼密切的，因此我們有必要詳述他的生平。司馬遷的生年，據我們的考訂 [5] ，是公元前135年，那就是漢武帝建元六年；他的卒年比較不確定，但公元前90年，即漢武帝征和三年後，他就沒有什麼活動，可能就死在這年。他的生年是漢武帝統治時代的第六個年頭，他的可能的卒年是距漢武帝統治時代的結束只差兩年。因此，我們說司馬遷的一生是和漢武帝的統治相終始的。 司馬遷的家庭是代代相傳的歷史學家並文學家。司馬遷的先人有司馬錯，他曾和張儀辯論伐韓不如取蜀，認為取蜀是取得爭天下的經濟根基，而秦也就是照此實行而成功的。之後有司馬昌，司馬昌在秦始皇時當過主鐵官。司馬昌是司馬遷的曾祖的父親。這兩位先人可能對司馬遷重視經濟的思想的形成上也有些作用。而影響他最大的是他的父親。他的父親司馬談當過太史公 [6] ，任職約有30年之久。司馬談曾從唐都那兒學過天官，從楊何那兒學過《易》，從黃子那兒學過道家學說。他根據道家立場寫有一篇富有學術價值並政治意義的論文《論六家要旨》流傳下來。司馬談的道家思想對於司馬遷有極深的影響。《史記》中有不少篇可能是根據司馬談的原稿改寫的，甚而有的是保存了司馬談原稿的大部分 [7] 。 司馬談死時（前 110），司馬遷26歲，司馬遷承繼了他父親未完的事業。在司馬遷26歲前，我們可稱為他的少年時代。 在他的少年時代里：10歲以前住在他的老家韓城鄉下，生活在農人和牧童中間，使他有了接近勞動人民的機會。9歲那年，他在家鄉見過當時江湖上有名的好漢郭解，他曾把這印象寫入他的《遊俠列傳》里。他10歲到了京師——長安。他父親送他跟當時的名儒孔安國學古文《尚書》。他從此不但學會了讀古書的本領，而且受了很深的儒家教育，使他後來寫出了像《孔子世家》那樣很有情感的關於孔子的傳記。在他12歲的時候，衛青出征匈奴獲勝；在他15歲的時候，張騫奉命通西域；這些現實是他後來寫《衛將軍驃騎列傳》和《大宛列傳》的根據。在他16歲的時候，漢武帝設立樂府，老詩人司馬相如還活著，曾參加作歌詞，司馬遷後來寫了《司馬相如列傳》，紀念這個老詩人。由於他父親的關係，他得以認識當時的一些名人，例如他寫的那樣生動的《李將軍列傳》的主人公就是他親自接觸過的，——李廣自殺時，司馬遷17歲。司馬遷在京師里的見聞已經夠豐富，但更豐富的是他在20歲開始了大規模的壯遊。他先到了江淮，打聽了韓信的傳說，看了看韓信的墳墓，這給他後來寫的《淮陰侯列傳》準備了材料；又到了會稽，溫習了越王勾踐的故事；轉到了長沙，看見了屈原沉江的地方；北上到了齊魯，看見了孔廟的車服禮器；折回來，到了徐州，他在這地方曾遭到過飢乏，但卻看了看楚漢相爭的戰場，又打聽了一些漢初的故事傳說；此後，是歸途，在大梁看了信陵君的史跡，在登封憑弔了傳說中的許由冢，最後回到長安，這一壯遊使他寫的《屈賈列傳》《孔子世家》《魏公子列傳》《伯夷列傳》，以及漢初諸人的傳記等都增加了生動的活力。 壯遊以後，他做了近侍的官——郎中。郎中沒有一定的職務，有事時奉命出使，或者扈駕巡行。在他24歲的時候，他曾隨漢武帝到過西北的扶風、平涼、崆峒；在崆峒，他搜集了關於黃帝的傳說。次年，他25歲，奉使巴、蜀、滇，到了昆明。就政治上說，這是漢武帝經營西南的工作的一部分，這時已到了完成的階段了；就司馬遷的生活上說，這就補足了司馬遷的全國規模的旅程；就文學上說，這是產生像《西南夷列傳》那樣很有韻致的散文的張本。後來柳宗元的遊記，有些就是模仿《西南夷列傳》的 [8] 。 在他26歲奉使回來的時候，正是元封元年（前 110），漢武帝舉行大規模封禪。當那18萬騎兵，招展千餘里的旌旗到了洛陽的時候，司馬遷趕到了。但不幸的事情也發生了，這就是他的父親已經在洛陽病危。司馬遷接受了父親的遺言：要當第二個孔子，要寫出第二部《春秋》。司馬遷因為職務的關係，急忙趕到泰山，參加了封禪。也就因此，他有了寫那滑稽劇似的封禪書的真實材料。同時他在那一萬八千里的長途中，也熟悉了齊國的風俗，長城塞外的景色，以及東海的風光，使他後來寫關於齊人鄒衍、公孫弘，以及許多方士的故事，關於秦將蒙恬的故事等，便又多了一些實地的印證。這一年，桑弘羊的平準政策成功了，這是漢武帝對外戰爭和過奢侈生活的經濟基礎，也是民怨沸騰的原因，又是使用酷吏鎮壓人民的根源，司馬遷把這事看透了，就有了後來《平準書》那樣的深刻的敘述。 26歲後，司馬遷入於他的壯年時代。此後除了扈駕封禪和巡行之外，在27歲時曾參加了濮陽的塞河工作，這是他寫《河渠書》的實地根據。28歲時，因為父喪三年之期已滿，他繼承父親的職務——太史令。他這時有機會飽覽百年來國家所保存的一切圖書、檔案，以及各種史料。由於父命，由於職務，由於自負才華，他已經決心要寫一部巨大的通史——《史記》了。 當了太史令的司馬遷，還是一個少不更事的青年，他一心一意要做好工作，想博得漢武帝的歡心，同時他還勸人積極給統治者服務，給摯峻的一封信就是證明。但是摯峻比他看得透，回信卻寧願安分隱退。 司馬遷正式動筆寫《史記》是在太初元年（前 104），這時他32歲。他所以在這一年動筆的緣故，是因為這一年有太初曆的訂立，這也就是我們現在所用的農曆。在那時一個曆法的改定不只是一個曆法的問題，而且意味著一系列的政治制度的更改。司馬遷認為這程序仿佛是一個新紀元的開始，因而把他那心愛的著作——《史記》——鄭重地在這一年正式動筆。太初曆的訂立，司馬遷也是參加了的，而且是重要的一員，他這一方面對於中國人民的貢獻，並不次於《史記》。他在《史記》中所寫的《天官書》和《曆書》，正是有他的實踐本領在。 這一年有李廣利到大宛貳師城取馬的戰爭，這事一直占了四年才告結束。這事的本身是表示漢武帝的對外侵略，既可恨又可笑，但客觀上卻擴大並鞏固了西域的交通。司馬遷的《大宛列傳》就是那很威風但也很可鄙夷嗤笑的事件的記錄。 漢武帝把西域的經營告一段落之後，就要對匈奴用兵。本來經營西域，也是為了斷匈奴右臂的。因此，在天漢二年（前 99），就派了愛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廣利為大將征匈奴。這時名將李廣的孫子李陵卻冒險逞能地帶著5000步兵在另一路和16倍的敵人相遇。由於老將路博德的逗留不救，由於投降敵人的管敢把實際的劣勢告訴了匈奴，李陵終於戰敗了，突圍也不可能了，他最後也投了降。這時所有的人都在說李陵的壞話。司馬遷卻挺身出來給他講情，司馬遷結合著李陵平素的為人，如何得軍心，以及這次投降是如何經過戰鬥，如何因無援失敗，最後說他功可抵罪。然而漢武帝大怒，認為他是給李陵當說客，而且更疑心他是暗中譏諷李廣利的作戰不利的，因此便把他下獄了。這時他37歲。 由於沒有錢去賄賂，由於沒有朋友去說話，他只好忍受酷吏的摧殘。這時的廷尉是杜周，在他殘暴鎮壓下，京師的囚犯多到六七萬人。他也是有名的贓官，最初只有一匹馬，還是殘廢的，自從做了官，家產突然增到好多億。司馬遷這時是很悲憤的，他的《酷吏列傳》就是寫這一批東西的嘴臉。 但是更不幸的是司馬遷下獄後第二年，傳說李陵在為敵人練兵，於是司馬遷便遭了腐刑。事後證明那為敵人練兵的乃是李緒，但是已經晚了。司馬遷受了這樣的大辱，很想自殺，但想到第二部《春秋》還沒有完成，便倔強而堅忍地「就極刑而無慍色」！他受腐刑這件事在他是一生的最大刺激，因而使他對社會的觀察更深刻了，對統治階級面目的了解更透徹了，而復仇的憤怒的火焰更因此貫串他的全書了，這就使他的書成為一部永遠有生命的反抗作品並抒情作品；而特別和這事有關的《李將軍列傳》更是筆頭感觸萬端的 [9] 。 司馬遷受刑的這年是天漢三年（前 98），年38。自此入於他的晚年。出獄在太始元年（前 96），40歲了。他這時當了中書令，在別人看也許是「尊寵任職」，但他自己卻認為是在最大的侮辱與損害中。所以在他43歲，他有朋友任安要他推賢進士的時候，他已經沒有了剛當太史令時的勸人積極仕宦的念頭，他認為只有著作是自己的事業，這就是《報任安書》的內容。 在他45歲時，有漢武帝和戾太子火併的事，司馬遷的朋友任安是這事件的犧牲者之一，被腰斬。這一年是征和二年（前 91）。次年有李廣利又去出征匈奴的事，李廣利卻終於仍是戰敗而降。這是《史記》中所記最晚的可信出自司馬遷手筆的事，可能司馬遷就死在這一年。這是征和三年（前 90）。他可能只活了46歲。 總括他的一生，26歲前是少年時代，可說是寫作《史記》的準備階段；自此到38歲是他的中年，是基本上完成《史記》的階段；38歲到死，是《史記》加工的階段。 他的《史記》是完成了的，因為：「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連字數也在自序里計算出來了，必已寫全無疑。而且，「藏之名山，副在京師」，原稿也有多份。他在書中意識地截止到的年代是太初四年（前 101），但他在生前對這部書是修改不止一次的，因而斷限也有不一致處 [10] 。他這書的完成大概費了15年到20年的工夫。 除了《史記》和前面提到的《與摯峻書》《報任安書》之外，他留下的作品還有不全的《素王妙論》和《悲士不遇賦》。西漢末年的批評家桓譚說：「通才著書以百數，唯太史公為廣大，余皆叢殘小論，不能比之。」 [11] 司馬遷的著作真夠上體大思精，無論質，無論量，都是向來有定評的了。 （三）作為思想家的司馬遷 司馬遷有異常淵博的學識，他在當時是百科全書式的人物。我們現在只談他的主要思想。他的父親是道家，由於家學的緣故，他的思想里有濃厚的道家成分。道家思想中是有素樸的唯物論的，道家很注重客觀事物的發展，用他們的話說便是「自然之勢」。司馬遷也很重「自然之勢」，例如他對於人們愛好音樂的解釋就是「自然之勢」（《樂書 》），他對於人類經濟行為的解釋也是「道之符，自然之驗」（《貨殖列傳 》）。他這種唯物論的缺點是近於機械唯物論，對於人的主觀能動性的作用是估計不足的，在這方面明顯的是在他的《素王妙論》和《悲士不遇賦》里所說的： 春夏囚死，秋冬旺相，非能為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 [12] 無造福先，無觸禍始，委之自然，終歸一矣 [13] 。 這是他特別寄同情於在客觀環境中掙扎失敗的人物，特別喜歡像項羽、孔子、李廣、信陵君等的重要緣故之一，也是寫他們特別出色的重要緣故之一，同時是能夠在過去長時期博得讀者的無限同情的重要緣故之一。其中有一種失敗情緒在，有一種悲劇情調在。這種情緒或情調在司馬遷一部分傳記中是同時包含一種可貴的反抗性在內的，但一般地說卻是消極的、令人沮喪的。 正因為他的思想基本上是一種機械唯物論，所以是一種不徹底的唯物論，因而給命運思想開了後門。這一方面表現最明顯的是《外戚世家》，認為「豈非命也哉？」同時又講「幽明之變」。因此，他相信預言（《田敬仲完世家 》），相信陰德（《韓世家 》），這是他思想中的一些迷信落後成分。 然而在某一種限度之內，他已經是夠傑出的了，夠偉大的了。因為，他究竟說「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天人之際，承敝通變」（《史記·太史公自序 》），他知道社會是在發展的，他知道人們的主觀努力應當順應這種客觀發展。所差的只是他還不能貫徹這種觀點，在情感上他還特別留戀並渲染那種和社會發展相抵抗的失敗人物。這是他的矛盾。這種矛盾之所以產生可能是因為：他有道家思想，但也有儒家教養；他深受秦末奴隸和農民大起義的啟發，但他所處的時代卻正是漢帝國的盛時；他身居相當高的職位卻又遭受極大的迫害；他是一個有見識的歷史學家，但他又是一個富有情感的文人。這種矛盾是他的作品裡有高度的現實主義，但也有傷感的、誇大失實的成分的根本原因。 很難得的是他已經能夠用經濟觀點來解釋歷史事件。在《貨殖列傳》里，他把形形色色的人物的行為動機都解釋作：「其實皆為財用耳。」在《平準書》里，他把漢武帝對外侵略的根源認為是由於經濟勢力膨脹的結果，並認為因侵略而經濟凋敝，因經濟凋敝而人民生活不安，因人民生活不安而酷吏任用。在這方面他已超越了唯心史觀了，而接近科學的唯物史觀了。《貨殖列傳》在各個列傳之末，《平準書》在八書之末，更見出他的史觀是非常堅定的。 他也很注意地理環境，這是表現在《五帝本紀》《齊太公世家》《張儀列傳》《孟嘗君列傳》《淮南衡山列傳》《韓長孺列傳》《儒林列傳》中的。 他不相信地脈（《蒙恬列傳 》），他不相信「天雨粟，馬生角」（《刺客列傳 》），他相信張騫的實地考察而不相信《禹本紀》的神話（《大宛列傳 》），見出他是有科學家的實證精神的。 以上是他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卓絕處。 在政治上，也有他的革命的見解。這表現在他對陳涉的估價之高，雖然只有六個月的革命政權，但他列為「世家」，認為起碼相當於幾百年的一個諸侯。從後人如劉知幾、司馬貞都主張把陳涉降為列傳看，便更見出司馬遷的卓絕了。在《陳涉世家》里，他不但寫了陳涉等人發動革命的經過，而且寫了他們周圍，分析了他們的成功和失敗的原因，並寫出和他們同時起義的全國規模的形勢，以及他們的巨大影響等。基於這種革命意識，司馬遷在歷史書中首次寫到了平民生活（例如 《遊俠列傳 》），並寫到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物之偉大（《滑稽列傳 》）。反之，他對於那些帝王將相、貪官污吏，則加以諷刺和譴責。他明顯地為老百姓說話的，是見諸《蒙恬列傳》，他要求蒙恬「振百姓之急」「修眾庶之和」，而深惡他「輕百姓力」。他有意識地大量使用民間語言，原因也在這裡。他明顯地反對殘酷鎮壓的，是見諸《酷吏列傳》，他說「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他借老子的話說「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並從事實上也指出酷吏越厲害，人民的反抗卻越大。他根本上反對嚴刑峻法，但如果已經有了嚴刑峻法存在，那麼他贊成「守法不阿」（《張釋之列傳 》）；並寫出了守法的一批榜樣（《循吏列傳 》）。他十分注意政治人才，他曾大呼：「賢人乎，賢人乎！」（《楚元王世家 》）「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匈奴列傳 》）至於歸結呢，他的理想是「無為」，也就是不要苛擾，才能做到「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呂后本紀 》）。對於新興的工商業，他認為應該順其自然地讓它發展，他說「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與之爭」（《貨殖列傳 》），他最反對與民爭利。很明顯的，他的立場是站在新興的工商業者方面，這表現在《平準書》中。他借卜式的口，反對了那出賣工商業者利益的桑弘羊。總之，在他政治的見解上，有和他的世界觀一貫的道家思想體系在。就客觀上看，他的政治主張是替當時受殘酷鎮壓的人民說了話，是幫助了當時反對暴政的人民，是給遭到摧殘的新興的工商業者出了氣。因此是有很大的進步意義的。 在司馬遷的思想中，吸收了前人很多精華，而能棄其糟粕。他吸收最多的是道家，但他採取的是道家的唯物論成分（縱然是偏於機械唯物論的 ），而揚棄了道家那種「小國寡民」的落後方面。他常說「察其終始」，終始本是陰陽家的術語，原是指「五德終始」，但他揚棄了不合理的「五德」，而只採取了那種發展的觀點。他受有濃厚的儒家教養，但他強調孔子在文化方面歷史方面的貢獻，他把孔子寫成一個活活的學者並政治家，他沒陷在把孔子神秘化的烏煙瘴氣中。他對老子亦然，他深知老子的學說的價值，但剝掉在當時所加給老子的神仙家的外衣。荀子的很多思想也為他消化了，例如法後王（《六國表 》），對禮樂的看法（《禮書 》《樂書 》），對於秦的估價（《六國表 》《禮書 》），以及唯物論等。然而荀子對於異己的學說的偏狹，司馬遷卻揚棄了。司馬遷就是這樣善於吸取前人的，加上他受了秦末大規模起義的啟發，以及自己在生活上的體驗，因而構成他的「一家之言」。除了他有時過重個人成就，有些英雄崇拜思想；有時強調「自然之勢」，陷於機械唯物論；有時任憑情感，對於愛憎（特別是愛 ）的人物有些誇大；此外，他的思想是夠卓絕偉大的了。 班固批評司馬遷「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祟勢力而羞貧賤」，在我們看，這個批評中除了一部分是把司馬談的思想和司馬遷的思想混淆之外，基本上是恰恰說明了司馬遷的偉大，而同時卻見出班固的荒謬而已。這正如班固批評屈原的「露才揚己，顯暴君過」的說法，事實上是見出屈原的偉大，班固自己的渺小而已。 （四）司馬遷的文學成就和影響 就文學方面論，司馬遷的成就是輝煌的：他是傳記文學的能手，他善於刻畫人物，並且寫人物時帶有感情，能傳達出不同人物的性格以及不同事件的氣氛；他是諷刺文學的能手，他有很多巧妙而曲折的方法，去射擊敵人；他也是散文風格的巨匠，他善於使用民間語言，他善於遣詞造句，他善於用不同的風格去配合不同的內容，而終於構成自己的獨創的格調；他有他的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卓越見解，指導著他自己的創作並影響著後人。因此，除了他在歷史上、思想上有著巨大的影響外，他在文學上，我們也從後代的戲劇、小說、散文、文學批評里見出他的遺澤無窮。 他所寫的人物是範圍異常廣泛而同時又有著深度的。他能寫像陳勝、吳廣那樣的革命領袖，他能寫有著大度、豪氣，但也有流氓氣的劉邦，他能寫粗魯任性的英雄項羽，他能寫勇敢而不得意的李將軍，他能寫善於逢迎而作偽的官僚公孫弘，他能寫彬彬有禮而又不肯苟合取容的孔子，他能寫堅忍的人物像范蠡、伍子胥、范增，他能寫貪官污吏像張湯、杜周，他能寫仁愛而有好心腸的信陵君，他能寫慷慨悲歌的刺客荊軻、高漸離，他能寫善感的文人如屈原，他能寫有智謀而意志堅強的兵家如司馬穰苴、孫武，他寫農民，寫商人，寫帝王將相，寫奴隸，寫醫、卜、星、相，寫遊俠倡優……總之，在他的書里是幾乎包括了當時社會上不同身份、不同職業，各階級各階層的一切形形色色的人物，也就是，觸及了社會的各方面，在這包括的範圍之廣上乃是以往的文學作品，尤其是成自一人的作品所不曾達到過的。 他所寫的人物又不止如剛才所說的範圍上的廣度而已，還有社會的聯繫上以及心理的曲折和發展上的深度。他寫的李廣，就透露出在漢武帝時不是外戚就很難有立功的機會，哪怕是英雄，哪怕是有本領，哪怕是得人愛戴的人物，也枉然。他寫的酷吏，就指明酷吏的支持者實在就是當時最高統治階級的頭子——皇帝，並指明酷吏鎮壓的結果是人民予以更有力的反抗。他善於把一個事件的複雜而曲折的原因很細緻地寫出來，像張湯的敗露就是一例：他得罪了人，他和同僚有摩擦，他對下屬擺架子，他用一貫的官僚作風營救了人卻裝作不知而使人發生了誤會，而尤其重要的是他和商人勾結，泄露經濟機密，這就根本和漢武帝的利益有了衝突，而就漢武帝說這衝突的害處是大過於給漢武帝當爪牙鎮壓人民的好處的，所以只有被逼自殺了。在司馬遷發掘那些原因時，是既細緻又深刻的。他寫的韓信，就表現出一方面是對於漢高祖的盲目信賴，但另一方面又不甘心自己現有的地位，於是在猶豫和舉棋不定中被收拾了，這就寫出了韓信的曲折矛盾的心理狀態。他寫陳涉，由傭耕嘆息，到號召起義，到部下火併，到以苛察為忠，殺舊日同耕的故友，這就不止是寫出了陳涉所以失敗的原因，而且寫出了陳涉階級地位的變化以及所伴隨著的心理變化的過程。他寫李斯，更明顯地寫出一種性格發展，他從李斯如何由個人的功名富貴出發寫起，以後如何漸漸上了趙高的圈套，最初還想鬥爭，但慢慢妥協了，到最後再要鬥爭時卻已經遲了。他寫魏其、武安的逐漸生怨和灌夫使酒罵座的逐漸爆發，也都是深刻而細緻地描寫著心理發展過程的。 司馬遷寫人物時有一個極大的特點，這就是筆端為感情所飽和著，有他的愛，也有他的憎。他寫到孔子，說「心嚮往之」；說「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說「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低回留之，不能去雲」。他寫到屈原，說「屈平正道直行……能無怨乎」；說「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說「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他寫到季札，說：「何其宏覽博物君子也。」他寫到韓非，說「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他寫到蘇秦，便說「無令獨被惡聲焉」。他寫到遊俠，則說「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並說：「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他對於所寫的可愛的人物是同情到如此的地步，幾乎與傳記中的主角共憂歡。反之，他對於所憎的人物卻是在嗤笑著，痛恨著。像《封禪書》中寫的漢武帝「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這是多麼愚昧可笑！像《酷吏列傳》中對於那般以殺人為能的人物便說「何足數哉！何足數哉！」簡直痛恨到不齒於人類的光景。 司馬遷對於所寫的人物的濃烈愛憎之感又不僅是直接說出來，卻更多半在文字中寫出一種氣氛，使讀者被那些不同的情調所感染著。他寫李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就仿佛在黃沙滿天的戰場中越顯出了李將軍的勇敢；他寫信陵君，什麼「公子執轡愈恭」「公子顏色愈和」「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於是公子泣」「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信陵君是被放在這樣的謙讓仁愛的氣氛中；可是《封禪書》就是一片荒誕可笑了，《酷吏列傳》就是陰森恐怖了，《刺客列傳》乃是驚心動魄了，《大宛列傳》則是威風中兼有奇異之感了，《項羽本紀》處處有短兵相接的光景，《留侯世家》卻又有從容劃策的神氣，《屈賈列傳》寫得那樣哀怨，《孔子世家》寫得那樣溫文爾雅，但又有「人不知而不慍」的寂寞之感。總之，他不但寫的人物有個性，而且他寫的那個性突出的人物的文章也篇篇有個性。 他善於抓住主題，所以他的每一傳記都有他突出的要寫的一面。他寫管仲，專重在知己之感；他寫孔子，專重在學禮、問禮、訂禮、習禮；他寫屈原，專重在「其志潔」；他寫李廣，專重在「才氣無雙」；……他為了要求藝術的完整，他為了主題的突出，他不惜把一個人物的次要方面（就本傳的主題說是次要者 ）移入其他文字中。這就是管仲的政治貢獻不見諸《管晏列傳》而見諸《齊世家》的緣故，這就是信陵君的不敢收留魏齊不見諸《魏公子列傳》而見諸《范雎蔡澤列傳》的緣故。這是《史記》一書採取互見法的重要原因之一。他為了顯示主題，甚而對同一事件因側重面不同而有不同的寫法。例如鴻門之宴曾分別見於《項羽本紀》《高祖本紀》《留侯世家》《樊酈滕灌列傳》中，但濃淡輕重是完全不同的。在這地方，是文學家的司馬遷有時壓倒了歷史家的司馬遷處。他寧肯犧牲歷史，而不肯犧牲文章！ 但司馬遷不只是像抒情詩人一樣對待他的傳記，同時卻又是一個勇猛的戰士，在他的傳記里傳達出反抗的怒火。他的武器就是諷刺。他諷刺的最大目標是漢武帝，範圍擴大些，是漢武帝的周圍（包括一般貪官污吏和外戚 ），再擴大些，是從漢武帝上溯至盜竊了革命果實的劉邦。但這諷刺的目的是不容易達到的，因為他身處漢代盛時，而且漢武帝也還活著，況且漢武帝也不是一個感覺遲鈍的人，況且那時更有一些嗅覺特別靈敏的爪牙，連「腹誹」都可以得死罪呢。然而司馬遷用巧妙的戰術進行了出色的戰鬥。他所寫的《景帝本紀》和《今上本紀》據說因為諷刺太厲害被刪掉了 [14] ，這可以說明它的諷刺性之強。《史記》很早就稱為「謗書」，其中的反抗性是很早就為人發覺了。 他的巧妙的戰術是什麼呢？首先就是互見法。他把在傳記本文里容易被人發見是諷刺的東西移入其他傳記中，讓人以為寫某人的傳記並沒有諷刺啊，但是在另一篇不重要的地方卻保留著了。他沒有直接寫漢武帝殘暴，但《酷吏列傳》中屢說「上以為能」，就把罪魁漢武帝審問出來了；他沒有直接寫漢高祖的流氓氣和小氣，但他在《項羽本紀》中記他對項羽說「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在《蕭相國世家》中記他給蕭何的封地特多，是因為「帝嘗徭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這就夠了，為了掩護諷刺，這是《史記》採取互見法的重要原因之二。 其次是他在空白處做文章。他寫《循吏列傳》便不列漢代人物。他寫《張丞相列傳》，便說另有一些「備員」的丞相，但卻並不去敘述。反之，他寫酷吏，就特別挑選當代；他寫外寬內深的官僚像公孫弘、張湯等便著力寫。這就拆穿了那時政治的實況了。 再則是用代替的方法，他每每拿秦來代替漢，《平準書》中說秦鬧得「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餼，女子紡績不足衣服」，說「古者曷嘗竭天下之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其實就是指漢，而他對於秦的正面估價則見諸《六國表序》中。 最後是用傳神的虛字。他對漢武帝外戚衛青、霍去病的靠山衛皇后便說「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鄙夷之感就表現出來了。《酷吏列傳》中說「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閻奉以惡用矣」，這就是指明酷刑之深化。《平準書》和《封禪書》的諷刺也多半用這種表現方法。 除了這些比較顯而易見的方法之外，那就多半在文字的拐彎抹角處，這裡不能細論了。總之，司馬遷書里諷刺的反抗的特色，是和那抒情的讚揚的特色，同其顯著的。這表現了他是愛憎極其分明的人。也就在這點上，他是大詩人屈原精神的真正繼承人。 司馬遷的散文是嚴格意義下的散文，這就是，他意識地避免偶句，他是後來古文派所視為孟子之後的最重要的典範。他善於遣詞造句，他在《貨殖列傳》中有七八種表現方法來說明人的行為動機是為了錢；他的長句有長到22字的，如「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有短到一字的，如「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他善於使用民間語言，他的書里採取了大量諺語，他甚而記錄了方言土語，「夥涉為王」，就是一個著名的例子。他寫對話是寫到這樣好，能表現出不同的階級、職業、年齡和性別。信陵君的口吻是一個公子哥兒，朱亥就是一個粗人，李廣天然是一個將軍，張良是一個謀士，黃石公是一個老人，鄭袖是一個女子。司馬遷的風格是豐富的，他的風格配合著內容而有變化。但是也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疏疏落落，有種不整齊的美。它不同於《左傳》，也不同於《漢書》。他有點像李廣的治軍。但是也像李廣治軍那樣有威力，有情韻。韓愈得了這種風格的一部分，是矯健。歐陽修得了這種風格的一部分，是唱嘆。歸有光學了他那在瑣屑處傳神，在平淡處抒情的小巧。方苞學了他記事文的有層次和乾淨利落處。一直到林紓，還用了司馬遷的風格介紹了西洋資產階級上升期的一些文學名著。這些人的所得或大或小，或深或淺，但司馬遷在散文風格方面的影響之大卻可見了。 司馬遷在文學批評上著名的學說是「發憤著書說」。他用這個原理去解釋《詩經》，去解釋屈原作品，去解釋一切著作。這個思想的來源一方面是由於司馬遷本人遭刑後的切身體會，一方面也是屈原所謂「發憤以抒情」「道思作誦，聊以自救兮」的說法的強調和擴大。這也見出司馬遷之真正承繼屈原處。後來韓愈所謂「物不得其平則鳴」，是這同一學說的發揮。這是司馬遷在文學批評方面的影響。這個說法雖然不夠全面和精密，但就階級社會而論，也算指明了好的文學作品在階級鬥爭中的重要作用。因為，「發憤著書」無異是說受了迫害後的抗議，而司馬遷也正是這樣實踐著的。這比五四時代所介紹進來的「苦悶的象徵」的學說，還是更接近真理些。 由於司馬遷所寫的內容和他寫作的榜樣，在中國後來戲劇小說的發展上也有著巨大的影響。元人雜劇中的《趙氏孤兒》《凍蘇秦》《賺蒯通》《蕭何追韓信》《澠池會》等都是取材《史記》的。一直到京劇中的《霸王別姬》，郭沫若所創作的《虎符》等也還是依據《史記》的。小說如《東周列國志》《西漢演義》等是內容上採取《史記》的，蒲松齡的《聊齋志異》等則是形式上學《史記》的。《史記》本身原有小說的資格。《酷吏列傳》還不是像《官場現形記》麼？《遊俠列傳》還不是像《水滸傳》麼？原因是它本身具有故事性，又深刻地反映了社會生活故。林紓也就是靠對於《史記》的欣賞，而知道了逖更斯、囂俄等的價值的。 無論就本書的價值或影響論，班固的《漢書》不能和司馬遷的《史記》比。《史記》的價值在能反抗，有感情。《漢書》是沒有絲毫反抗性了，班固把酷吏中的重要角色張湯和杜周抽掉了，《漢書》在文字上既有意要求整齊，於是感情也凝固了。《漢書》是死心塌地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書，漢初的革命精神是一點影子也沒有了。所以，漢代文學上最大的成就是散文，散文中成就最大的是傳記文學，傳記文學的最高點是《史記》。當然，不只就漢代論，司馬遷也仍是非常偉大的。 第三節 傑出的思想家王充及其文學主張 在司馬遷死後100多年，有一個傑出的思想家是王充。像司馬遷在漢代傳記文學中的地位一樣，王充在漢代論文中的地位也應該占第一席。他立論的勇敢，批評的銳利，邏輯上的說服性 [15] ，都是中國論文家所罕見的。西漢初年的《淮南子》，還有點兒像《呂氏春秋》，與其說是新時代的著述，毋寧說是先秦諸子結束階段的產物——有綜合而少創造。董仲舒的書則充滿了迷信宗教氣息，司馬遷的論文才能又被傳記文學所吸收和淹沒，所以西漢沒有什麼卓越的論文家。西漢、東漢之交，揚雄本是可以一提的。但他模擬太甚，見解雖然也有精到的地方，但文字是太零碎而沒有生氣了。為王充所推崇的桓譚是一個了不起的有眼光的人，也是王充思想上的同調，但可惜書已不傳，只有殘文。王符、仲長統曾和王充並稱，但在思想體系的嚴密上，著作數量的巨大上，也都不能和王充比。因此，王充應該是這時代最重要的論文家，而且是像已經散失了的桓譚一類進步思想家的著作的代表。 王充生在公元27年，這時是東漢光武帝建國的初年。這時是王莽的政權剛剛完結以後，是起義軍赤眉等基本上為漢光武消滅的時候，是劉秀正利用符命欺騙人民的時候，是經古文學業已建立起來的時候。王莽的政權的建立是說明當時社會矛盾的深刻，它的垮台是說明由上而下的改革既不能抵抗奴隸主、地主的勢力，結果只有遭到人民的大規模反抗。起義軍赤眉等是人民革命的隊伍，它推翻了腐敗的統治，這革命果實雖為地主階級劉秀所竊取，然而革命思潮還在澎湃著。經過了劉秀33年的統治，「百姓怨氣滿腹」。這就是王充的少年時代。劉秀承襲了王莽用迷信欺騙人民的方法，讖緯符命，盛極一時。但那時帶有科學的實證精神的經古文學卻同時建立了。王充受了時代的啟發，所以有那樣的進步思想。 王充一生的輪廓是：他出身寒門，他祖父是商販，他家裡代代任俠，他從小就是一個嚴肅的「小大人」，一生除了做一些小官外，大部分是過「幽居獨處，考實論虛」的生活。他曾師事班彪。因為家貧，曾靠逛書店成就他的學業。他大概死在公元100年。 他用嚴肅認真的態度來從事寫作。他把慶弔之禮都屏絕了，門窗牆壁上都掛著刀筆。他對於著作是專心而又勤快的。 他的著作有《譏俗》《節義》《政務》《義性》《論衡》等，但留傳下來的只有《論衡》。 他寫《論衡》的主要動機是「銓輕重之言，立真偽之平」（《對作篇 》），「傷偽書俗文，多不實誠，故為《論衡》之書」（《自紀篇 》），「《論衡》篇以百 [16] 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佚文篇 》）。總之是為了指出當代虛偽的毛病。但卻也有一個次要的目的，那就是當代的好處也要歌頌，即所謂「《論衡》為漢平說」（《須頌篇 》）。 他的《論衡》差不多占了他三十年以上的時光。現在的本子可能不是全書 [17] ，但是其中似乎沒有偽作 [18] 。 他的基本思想是道家。他在《自然篇》里說「試依道家論之」，在《譴告篇》里說：「黃老之家，論說天道，得其實矣。」 他有完整的唯物論思想體系，他把天看作物質，駁斥了天人感應的荒謬論調，「使天、體乎，耳高不能聞人言；使天、氣乎，氣若雲煙，安能聽人詞說？」（《變虛篇 》）他用「偶然」破一般人所誤認為有因果關係的迷信，以樹立他的無神論。他這種唯物論的世界觀，可說是道家思想的繼續發展。 但他比道家思想更進了一步。他這進一步處就是要求證據。他說：「道家論自然，不知引物事以驗其言，故自然之說，未見信也。」（《自然篇 》） 同時他卻也有著道家思想的一般弱點。這就是過重客觀情勢，輕視主觀力量，陷於機械唯物論。這就是他說「世之治亂，在時不在政；國之安危，在數不在教」（《治期篇 》）的話的緣故。 在他這基本思想是道家上，在他這比道家思想前進一步上，以及在他這有著道家思想的一般弱點上，都和司馬遷相似。在他的書中也很推重司馬遷，尤其是在主張天道自然方面。 但他和司馬遷不同處，也是表現他的創造性的天才的地方，就是他敢於和傳統的儒家思想作戰。他把孔子降為諸子，說他是「諸子中之最卓者也」（《本性篇 》），同時作有《問孔》，他認為可以「距師」，並說：「伐孔子之說，何逆於理？」（《問孔篇 》）他又作有《刺孟篇》，對孟子也加以質難。至於當時只通一經的「儒生」，他就比作「血脈不通」（《別通篇 》）的病患者，那是更加鄙夷了。 這種勇猛戰鬥的精神震撼了後來的正統學者和統治階級。劉知幾說他是名教罪人 [19] ，呂南公就歸咎那提倡《論衡》的蔡邕不得為賢儒 [20] ，杭世駿則說他「壞人心而害世道」 [21] ，而說得最露骨的是乾隆皇帝，說他「犯非聖無法之誅」 [22] 。但我們因此卻更見出王充的偉大了。他所以有這種勇猛戰鬥的精神，我們想，是和赤眉起義軍的影響分不開的，是和經古文學的建立分不開的，是和當時依附統治階級的儒家烏煙瘴氣的迷信之惹人反感分不開的。 他這種勇猛戰鬥的批判精神，給後來魏晉的解放思想開闢了道路。這也就是他的書為漢末的學者蔡邕等特別賞識的原因。 他的卓越的見解尤其表現在對文學的主張上。 首先，他充分認識到文學和政治的關係。他不認為文學只是具有個人意義的工作，反之卻是政治力量的表現。所以他認為「文章之人，滋茂漢朝者，乃夫漢家熾盛之瑞也」（《超奇篇 》）。他力駁認為文人不能有補於實際政治之非。他認為文人與政治家是合一的。 他要求實用的文學。他說：「文豈徒調筆弄墨為美麗之觀哉？」（《佚文篇 》）他認為：「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用者一章無補。」（《自紀篇 》）他是明確地提出「勸善懲惡」（《佚文篇 》）的主張的。 他要求實事求是的文學。他說：「夫比不應事，未可謂喻，文不稱實，未可為是也。」（《物勢篇 》）他自己是實踐這句話的，例如在證明雷之為火時就舉了15個證據。同時特別寫了三《增》九《虛》，以反對誇張不實和錯誤推理。 他要求有創造性的作品。他說：「各以所稟，自為佳好，文必有與合，然後稱善，是代匠斫不傷手，然後稱工巧也。」（《自紀篇 》）在那濃厚的模擬空氣中，他這呼求是特別有意義的。如果合乎上面這標準的話，他就要求產量要大。他稱能文之士是「文之烏獲」（《效力篇 》）。這和中國過去一般不鼓勵人寫作的論調也是不同的，同時也是卓絕的。 他把文章分了五類。他說：「五經六藝為文，諸子傳書為文，造論著說為文，上書奏記為文，文德之操為文。」（《佚文篇 》）在這裡最可注意的，一是他仍遵從了傳統的廣義的文學觀念，二是他所舉的頭二類是業已現成的、不能增加的東西，因而他實際上所推崇的是論文，三是詞賦卻在文章之外。 他把作家分了四等。最低的是不通的「儒生」，其次是有常識的「通人」，再次是有表現能力的「文人」，最高的是既有表現能力又有創造思想的「鴻儒」。在這裡，他也仍看輕詞賦。 他充分認識到使用民間語言和通俗的重要性。他知道「文猶語也」，都要「明」「露」，這樣才能使「俗人觀書而自覺」，因而他提倡寫作時用「俗言」。根據這點，他也反對那「宏麗深懿」的詞賦。 在各方面看，他最看不起一般的詞賦。這在當時也是卓絕的。 他的文學見解雖然在對抒情文學的價值上顯得隔膜一些，這是他的缺點，但大部分是極有價值的。後來受他影響最大的有晉代葛洪。唐代劉知幾、清代章學誠，也受他部分影響。 第四節 關於漢賦 王充所鄙視的賦這種文學是中國所特有的。賦最發達的時代是漢，所以有漢賦之稱。 它產生的原因是很多的。就社會方面說，一是漢統一後的統治階級政權漸漸鞏固，於是統治階級特別是帝王吃飽了飯，就有了看看這種消遣品的需要，而宮廷林苑狗馬聲色等也給賦的內容準備下材料。如果沒有這些基本條件，像漢賦這種東西是不可能產生的。二是經過秦火後，漢人由整理工作而產生一種對事物喜歡加以組織排列的習慣，賦也恰是這種精神的體現。漢賦和楚辭最大不同的一點，就是楚辭是個人當前具體生活的體驗，漢賦卻往往是把以前許多人的經驗感情加以排比。也因此它缺少活的生命。 就文學方面說，一是民間大概原有這種體裁。荀卿就利用過這種原始的賦體，而傳說的宋玉也是其中作家之一。像最初期的《風賦》，還有些人民性，曾出色地指出了階級社會中的事物都帶上了階級對立的烙印。但這人民性一入宮廷之手，就大部消失。二是楚辭的一部分影響。《橘頌》是對某一事物的描寫的，《招魂》是鋪張四方怪異可怖的，《卜居》《漁父》是有了假設的對話，而有著簡單的故事性、戲劇性的。這都構成了賦的某一方面的要素。而鋪張的一點尤為重要。這點又和戰國遊說之士的說辭有著聯繫。蘇秦、張儀在遊說某國人主時，往往鋪張那一國的地理物產，這就是賦的一種派頭。三是和宮廷里雛形的戲劇（倡優 ）有關。賦本有近於戲劇的地方，觀賦中必有賓主問答可見。賦之供取樂處也和倡優有關。四是漢代的散文發達了，賦在一方面說就是楚辭和散文文體的綜合。賦中往往有敘事，敘事就用散文，形容處才用韻文。這種散文、韻文合用的辦法是東方文學在形式上的一種特色，後來還保留在說唱文學中。 賦的一般結構，到司馬相如時已經建立。關於這個一般結構，司馬遷已經有所認識。司馬遷在《司馬相如列傳》中介紹《子虛賦》時說：「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諷諫。」有人物，有對話，先鋪張，後提出正面意見，這就是賦的一般組織形式。這個基本的結構，是一切賦的作家都遵守的。枚乘《七發》是這樣，揚雄《解嘲》是這樣，班固《兩都賦》也是這樣。就是後來陶淵明的《閒情賦》，雖然人物對話沒有了，但那先鋪張後提正面意見的精神還是存在著的。 一般地說，漢賦沒有什麼價值，這是在漢賦產生的當時就已經為人所覺察的。作賦的人有時也覺得很痛苦。西漢寫賦最多的人枚皋就曾說：「見視如倡，自悔類倡。」據說賦有諷諫的作用，但覺悟了的揚雄就指明了：「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諷，帝反縹縹有凌雲之志，由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所以大部分賦終於只是宮廷的玩物罷了。 但是個別地說，有些賦也有有價值的一面。這是因為有小部分賦客觀上反映了當時祖國富強的某一側面。像班固的《兩都賦》就是一例，雖然在最初寫作動機上還是為阿諛主子的。其次是有些認真的作者做到了搜集材料的科學工作。像後來左思的《三都賦》，為搜集材料，就曾費了十年工夫。他的賦不啻是地理物產的科學韻文。再次是還有些著名的賦在寫作的當時是有實際的政治意義的。例如班固作《兩都賦》的時候，是東漢定都洛陽的時候，後來郭璞作《江賦》的時候，是東晉剛剛在江南立國的時候。這對當時政治的穩定和建立國防的信心上是有幫助的，尤其後者也是和當時人民的利益相一致的。因而分別地看，有少數的賦在內容上也有部分的現實主義精神，並反映了當時一部分客觀要求。 賦在後代經過了一些變化發展。東漢之末和魏晉間，由於抒情的五言詩的發達，就有了抒情的小型的賦出現。這種賦已經和一般的漢賦不同，而近於楚辭。王粲《登樓賦》可為代表。到了唐代，因為科舉，就有律賦出現。這是和試帖詩同類的最沒有價值的東西。到韓愈所提倡的古文運動起來，賦中又產生了一種質樸的抒情的作品，像韓愈本人的《進學解》，歐陽修的《秋聲賦》，蘇軾的《赤壁賦》等都是。這種賦要比一般的漢賦價值大些。 漢賦在後代文學上有它的影響。鋪張堆垛是它最顯著的影響，但也是最壞的影響。有些魏晉時的五言詩，在形式上就是壓縮的賦，在內容上也同樣缺少真情實感。後代長篇小說（例如一百二十回本的 《水滸傳 》）中也往往有大段似賦非賦的排比的描寫，這也大概是由於書會先生們受了賦體的毒。 在另一方面，因為賦在大體上是韻語，便於記憶，又因為賦原有組織已往經驗的性質，所以便於系統地鋪敘許多事實，這就是後代在實用的技藝知識的傳播上，也有採取賦的形式來概括經驗的原因。同時賦在語彙的豐富上，是有它一定的貢獻的，雖則畢竟活的語彙還是太少。 總之，壞的賦比好的賦多，賦的壞影響比好影響大。 第五節 簡短的結論 從司馬遷的《史記》、王充的《論衡》和一般漢賦的內容總起來看，讓我們認識到凡是和人民群眾的思想情感接近的，受了人民群眾的革命要求啟發的，使用了人民群眾的活生生的語言的，就往往光芒萬丈，有不可磨滅的價值；反之，縱然原是民間的產物，但當它一入統治階級之手，專為統治階級服務，並專供統治階級享樂時，就奄奄無生氣，而成為毫無價值的東西，甚而有時還會反轉來給民間文學以不良的影響：《史記》和《論衡》就是前者的例，而漢賦就是後者的例。 以《史記》和《論衡》比，司馬遷的《史記》尤其有著世界地位，因為，它不但是世界上一切研究中國古代史的人所必須參考的文獻（它已有各國譯文 ），而且它是世界上那樣早的運用經濟觀點來解釋歷史的書，同時又是寫人物寫得那麼深刻而又生動的現實主義的傑作，有抒情，有諷刺，愛憎那樣強烈，而就文學的影響上說，也是那麼巨大而又多方面的。 * * * [1] 「至於高祖……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有變改。」（《史記·禮書》） [2] 王莽詔書（9）。 [3] 王丹岑：《中國農民革命史話》3-31頁，國際文化服務出版社1952年版。 [4] 魯迅：《漢文學史綱要》67頁。 [5] 《司馬遷生年為建元六年辨》（李長之：《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23-26頁，開明1948年版）。 [6] 太史公即太史令，公為楚語，見朱希祖：《太史公解》（《中國史學通論》）。 [7] 《史記中可能出自司馬談手筆者》（《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155-162頁）。 [8] 如《游黃溪記》《袁家渴記》等。 [9] 關於李陵案的詳情和這事在《史記》各篇中的流露可參看《李陵案的原委》（《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130-143頁）。 [10] 關於《史記》斷限問題可參看《史記各篇著作先後之可能的推測》中的《結論》（《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200頁）。 [11] 《御覽》六〇二。 [12] 《玉函山房輯佚書》，卷八九。王充：《論衡·命祿篇》。 [13] 《藝文類聚》三〇。 [14] 衛宏：《漢舊儀注》：「司馬遷作本紀，極言景帝之短，及武帝之過，武帝怒而削去之。」至於這二文的存亡問題可參看《史記各篇著作先後之可能的推測》中《缺和補》一節（《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151-155頁）。 [15] 章士釗說：「此編（指《論衡》）看似碎細，然持論欲其密合，復語有時不可得避，一觀歐文名著，自悟此理。……充文布勢遣詞，胡乃頗中橫文矩矱，殊不可解。……《實知》《知實》二首，開東方邏輯之宗。」（黃暉：《論衡校釋》引，1159頁） [16] 原作十，從劉盼遂校文。 [17] 劉盼遂：《王充論衡篇數殘佚考》。 [18] 容贏祖：《論衡中無偽篇考》。 [19] 《史通·序傳篇》。 [20] 呂南公題《王充論衡後》。 [21] 《道古堂文集》卷二二，《論王充》。 [22] 《四庫全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