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略稿 · 第四章 戰國時代的諸子散文

第一節 春秋到戰國的基本歷史事實 《詩經》之後，到屈原出現以前，是輝煌的先秦諸子散文的時代。散文的成就給屈原長篇巨製的寫成無論在思想內容上或在組織形式上都提供了有利的條件。這些散文主要是產生在戰國時代。 戰國時代在什麼時候開始呢？戰國接著春秋時代。 狹義的春秋時代是指《春秋》一書所包括的時代，那就是公元前722到公元前481年（魯隱公元年到魯哀公十四年 ）。據說公元前481年，西狩獲麟，孔子感覺道窮，所以《春秋》絕了筆。事實上獲麟是偶然事件，倒是因為孔子這一年已是71歲，再過兩年他就死了。大概沒有精力編輯下去。就是不獲麟，他也只好絕筆的罷。但這一年卻也確有一件有歷史意義的事件，那就是田常把齊簡公殺了，自己取得了政權，這時雖然只當宰相，卻為以後正式奪取全部齊國打下了基礎。這應該就是戰國的序幕。然而序幕是不夠作為一個時代的標誌的。 廣義的春秋時代不能以《春秋》一書包括的時代為限。往前，我們提早到公元前770年，那就是東周之始。往後，我們推延到公元前403年。因為這一年是三家分晉的一年，也就是戰國時代七大國之中突然出現了三個新國家（韓、趙、魏 ）的一年；過了17年，田常的曾孫田和完成了奪取齊國政權的政變，這就是七雄中的四個大國是差不多在這期間同時形成的。因此，我們認為這是春秋時代的結束和戰國時代的開始。郭沫若把戰國的開始放在公元前476年 [1] ，這是根據《史記·六國年表》，但司馬遷還是拘束於《春秋》一書包括的年代為斷限，又拘束於以周天子為正統的緣故，因為這一年是周元王元年，所以便這樣劃定了。我們認為還是以公元前403年為標誌合理些。 說以這一年為標誌，當然不是說一刀兩斷。事實上戰國時代也只是春秋時代的繼續發展，不過變化更急遽些，正如史達林所謂由不顯著的變化到顯著的變化就是了。 大體上說，春秋時代將近300年（前 770—前 403），戰國時代將近200年（前 403—前 221，即到秦統一六國 ）。反映春秋時代的社會情況的，是《詩經》中的大部分作品；反映戰國時代的思想感情的，主要是先秦諸子散文和大詩人屈原的詩歌。 有些什麼突出事件表現這將近二百年的戰國時代的急遽變化的呢？一是生產力空前提高了，春秋時代雖然已經發明用鐵（鐵字的始見是 《詩經 ·秦風 》中的 《駟 》） [2] ，但大量熔鑄和使用是在戰國。二是商業發達了，春秋時代雖然有鄭國弦高那樣的商人，但戰國時代卻有更大的商人，像囤積居奇的白圭，像有著一萬多奴隸的珠寶商人呂不韋，呂不韋甚而以商人的勢力操縱了秦的政權。和商業的發達相應，貨幣也就顯著地流通起來了。三是大都市興起了，像齊國的首都臨菑就有七萬戶，「車轂擊，人肩摩，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其他像洛陽、郢、邯鄲、大梁，大概也差不多。四是土地的私有制逐漸建立了，魯國在春秋時已經實行「初稅畝」（前 594），其他國家則大半在戰國時也都走上了這個道路。五是階級矛盾較前更加深了，一方面有傭耕的人像陳涉，一方面有大地主並且經營高利貸的人，像孟嘗君就是靠這樣大量剝削而養食客三千人的。由於社會上這樣不平，所以有了「民惡其上」「盜憎主人」那樣的反抗，也有「殺盜非殺人」那樣的鎮壓，更有像傳說中盜跖一類的規模較大的起義。六是由於階級的變動，也就是升降，出現了「士」這個階層，他們是相當廣大的政客群，也是官僚的後備軍。七是由於物質條件的具備。戰爭的規模較前加大了，一個戰爭可以動員到幾十萬人。八是適應著這種急遽的變化，各國都經歷著變法的過程；有名的楚國吳起變法在公元前381年，秦國商鞅變法在公元前356年。這種變法的主要意義是廢除了殘存的公社——井田，自然這也就意味著連帶的其他上層建築的變革。九是由於社會上這些變動，新事物是多起來了，表現新的意識形態的觀念也多起來了，語言上也就不免引起了大的變化和混亂，因此從春秋末期的孔子就要求正名，到了戰國更變成了普遍的要求，這種要求又特別發展而為講究邏輯的哲人——名家的活躍上。自然，在他們要求正名的背後，也還反映不同的政治意義，但在說明社會的變動上是一致的。 這些突出的事件都是說明戰國時代的社會是有著急遽的變化的，都是說明戰國是有著劃時代的重大意義的。但我們應該有如何總的理解呢？是奴隸制過渡到封建制麼？是奴隸制社會由初期到成熟麼？郭沫若傾向前者，蘇聯有些學者的結論傾向後者 [3] 。採取後者看法的人，會覺得上面那些現象都有些好像很符合於奴隸制社會一般發展規律的 [4] 。但是從土地所有制的變化看，從各國的變法運動都是適應這種變化看，現在一般所說戰國是封建制社會的形成時期，是較合理的。 發生在這個時代的所謂先秦諸子散文是意味著什麼呢？在思想上說，就是在奴隸制社會中，因為奴隸的勞動，而自由民得以發展文化的結果，這情形是正像古代希臘那些哲學家的興起似的。文字的美妙，甚而最初所採取的對話形式也似之，它同時是這個大變動的不同階級利益的不同反映，並包括對於迫切的現實問題的不同解決的各種企圖。從那些思想的分歧看來，說明這個時代的下層基礎還沒有穩固，而是在急遽地動盪著，也就因此，那些思想家的散文特別表現一種「百花齊放」的偉觀，這是中國後代社會所少有的。專就文學上說，由於當時社會上階層的變動，擴大了自由民的數量，由於溝通宣傳的需要，於是民間的生動語言大量被使用，因而可以有些「焉哉乎也」的傳神的文章，同時由於物質生活的上升，那時也有了便於記錄的工具；加之交通的發達，文化交流的頻繁，這就使思想的表達上有了更多的刺激和推動；而社會關係的複雜化，新事物的不斷湧現，這也提高了人們的觀察力和概括力，給語言的精密、提煉、曲折繁複提供了條件。也就因此，先秦諸子散文是有著思想上的新鮮和多樣，並文字上的豐富和提高的。先秦諸子散文的價值就在於此。 第二節 先秦重要思想家及其散文 我們講先秦諸子散文，以重要代表人物為限，同時也以有較完整的書籍流傳下來的為限。當時主要的思想派別是儒、墨、道、法，但是我們不要忘記：這四家的本身也是因社會的發展而有著發展變化的，同時也因思想的接觸而有著交互影響。下面即依歷史順序，對重要思想家及其散文分別加以說明。 （一）孔子和《論語》 孔子（前 551—前 479）是初期儒家的代表人物。這時還是春秋時代，而且是狹義的春秋時代。社會上的變動是有了，但還不劇烈。因此，作為士階層的代表者的孔子也便是一個新舊之間的人物。他對舊的有所留戀，例如他說：「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述而 》，五 ）。他對新的也有所希望，例如他很想參加一些政變，晉國范氏的家臣佛胖以中牟叛，他想去（《陽貨 》，六 ），公山弗擾以費叛（《陽貨 》，四 ），他也想去，雖然都經過子路的反對，事實上他也沒去，但總見出他是有改革的念頭的。由於當時的社會變動還不劇烈，由於他自己飽經世故的理智鍛煉，尤其由於他的階級的限制，他對於任何事是採取一種保留的、慎重的、不徹底、不明朗的態度。在哲學的根本問題上，他避免做肯定的答覆，「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進 》，十二 ）。他一方面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陽貨 》，十七 ），好像是一個唯物論者，好像是一個人格神的反對者，但另一方面卻也說「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八佾 》，十三 ），「天生德於予」（《述而 》，二十三 ），就仍露出了他依然有人格神的信仰。這處處見出他是一個新舊之間的過渡人物。因此，他的思想體系是相當有彈性的，也就因此，他的思想體系容易被後人利用，各人可以找到滿足自己的一部分。我們認為，就當時的社會情況看，他的思想也該是表現這樣的階段。過譽過毀都是不必要的。 然而就是很平實地看去，孔子仍是有很大貢獻的。由於社會階層的變動，他提出了代表人道主義精神的「仁」，就當時說，在抬高人的地位上，是有進步意義的。「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孟子 ·梁惠王 》，四引 ），可見他反對屠殺奴隸的人殉，並反對含有人殉的意識的存在。由於「士」這個階層的出現，他為這個階層規定了一些道德範疇，也想出了一些必備的條件，在一定的歷史階段，自有它的推動作用。是孔子把教育事業的範圍擴大了，他雖然並沒有把受教育的機會開放給所有的人，但「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述而 》，七 ），在一定程度上是做到「有教無類」（《衛靈公 》，三十九 ）的，這對以往的教育為貴族所專有而現在開放給一般自由民說，就是一個極大的革新。同時他又是一個「循循然善誘人」（像顏淵所稱道他的，見 《子罕 》，十一 ）的教育實踐家，他重啟發，他尊重個性，他「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述而，二 ），他「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述而 》，十九 ），樂觀積極，夠得上一個教育工作者的楷模。因為他對哲學問題採取保留的態度，把興趣放在歷史上，「好古，敏以求之」（《述而 》，二十 ），「吾猶及史之闕文」（《衛靈公 》，二十六 ），「多聞缺疑」（《為政 》，十八 ），對於史學的發達上和文獻的保存上，他的功績也是很大的。他自己又親手編訂了一部大事提要式的《春秋》。作為一個開山的歷史學家，他可以當之無愧。在文學藝術上，他看重音樂，也懂得音樂，含有大部分民歌的《詩經》之所以能夠保留並得到尊重，和他的提倡並作為教材也是分不開的。孔子在歷史上的地位就是如此。 記載孔子的言行的書主要的是《論語》，《論語》未必是成自一手，大部分可能是曾子的門人整理的（參看柳宗元說 ）。曾子死於公元前436年，書中記到曾子的死，所以這書的編成應該在此後。《論語》是孔子及其周圍（包括反對孔子的人 ）的生動活潑的記錄。文字是那樣簡單，但已經能夠傳達豐富的思想感情，例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子罕 》，十七 ）這是多簡練含蓄！它已經能夠刻畫人物，像寫子路的直率、子貢的聰明、顏淵的謙虛，都是非常成功的。孔子和子路的對照，就像《吉訶德先生傳》中的吉訶德和山冠一樣，也像《水滸傳》中的宋江和李逵一樣。《侍坐》一章（《先進 》，二十四 ）是典型的刻畫人物的一個好的短篇。由於孔子講究辭藻，記載孔子的話處也往往富有形象性，而耐人尋味，像「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子罕 》，二十八 ），「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子罕 》，二十二 ）都是意義深刻、富有暗示性而又有形象化的辭藻的。 《論語》是用對話體寫的一部最早的書，也是十分成功的一部書。 《論語》中記載的《鳳兮歌》是我們見到最早的楚辭的形式。 《論語》最好的注釋本是清劉寶楠的《論語正義》。 （二）墨子 墨翟（前 480？—前 390？）是墨家的創始人。他本人活動的時代是戰國初期，但他這一派的活動一直繼續到戰國末期。孟子說「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滕文公下 》，九 ）；韓非子說「世之顯學，儒墨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顯學 》）；呂不韋說「孔墨徒屬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尊師篇 》）——可見墨家在當時的勢力。 孟子所遇到的一些反對派：像墨子的再傳弟子許行（即許犯 ），先儒後墨的告子，實行非攻的宋牼（即宋鈃 ），明稱墨者的夷之，也都是墨家。這說明在孟子時代，不唯墨家是和儒家分庭抗禮的學派，而且是思想上的勁敵了。 作為一個學派的墨家的特點是什麼呢？第一，這是一個產生自解放了的工藝奴隸的集團。墨子所以稱墨，是因為他們的生活像受了黥刑的囚徒那樣的艱苦。墨子的弟子禽滑釐在墨子那裡的生活是「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備梯 》），楚國的穆賀說墨子的言論是「賤人之所為」（《貴義 》），荀子也批評他是「役夫之道」（《荀子 ·王霸篇 》），而墨子自己講道理時也每說「譬若築牆然」（《耕柱 》），正是三句話不離本行。他反對儒家的重要理由之一是「惰於作務」（《非儒下 》），可見他們是過勞動生活的。第二，這是一個有組織的求仕的窮人集團。有一位曹公子，曾向墨子說，最初在他的門下，「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則夕弗得」，後來生活好些了，「今而以夫子之教，家厚於始也」，但是還不滿意，曾去質問墨子（《魯問 》）。又如墨子曾經介紹他的弟子耕柱子仕楚，只吃到三升米，他的弟子們便喪失了信心，但墨子卻還是樂觀的，後來耕柱子給老師送了十金來，墨子便說：「我說來麼？」（《耕 柱 》）墨子介紹弟子去仕的例子還有很多。墨家的領袖稱為巨子，是一代一代相傳的。有一代巨子叫腹 ，他的兒子在秦國殺了人，秦惠王要赦他兒子的罪，他說：「墨者之法，殺人者死，……正雖為之賜，而令吏不誅，腹 不可不行墨者之法」（《呂氏春秋·去私篇 》），他終於把兒子殺了。可見墨家不但是有組織的團體，而且有嚴明的紀律。第三，這是一個能實踐的反對戰爭的集團。墨子止楚攻宋是一個有名的故事（見 《墨子·公輸 》《尸子 》《宋策 》《呂氏春秋·愛類篇 》《淮南子·修務訓 》），傳說公輸般有九攻，墨子有九守，他並且說就是把他殺了，他的弟子禽滑釐等還有三百人，仍然會用他們守御的工具繼續幹下去。 這三個特點都是先秦諸子的其他學派所沒有的。因為它是產生自解放了的工藝奴隸集團，所以他們有部分的科學思想。像「圜，一中同長也」（《經上 》），就表現著幾何學上關於圓的科學定義，「景不移，說在改為」（《經下 》），就表現著對於物體的移動和影的構成的科學分析。墨子的非命思想，反對「我命固且窮」（《非命中 》），更是合乎科學的世界觀而有進步意義的。因為它是一個有組織的求仕的窮人集團，所以他們主張尚賢，反對「骨肉之親」、「面目美好」者「無故富貴」（《尚賢下 》），這對舊的貴族政治說，也是有進步意義的。同時因為他們是窮人集團，他們反對鋪張浪費，反對耽誤生產。這就是他們主張節用、節葬、非樂以及非儒的理由。除了由於他們不了解藝術的作用，在「非樂」一點上有一些偏狹之外，這許多主張也是正確的，並且切中時弊的。最後，因為它是一個能實踐的反對戰爭的集團，所以他們不但是在理論上有兼愛、非攻的偉大思想，而且在實際上也有很有價值的防禦知識的貢獻。在現存的《備城門》等十一篇，提到發現和對付敵人穴攻的方法，防止奸細的方法，城外掘溝的方法，防火保密的方法等，這對弱小國家在防備侵略上都是有實用價值的。 這些都是墨家思想中可貴的成分。但是由於墨家是一群小生產者的手工業集團，他們的思想中有落後的成分，有矛盾的成分甚而有反動成分。例如當時已經「疑惑鬼神有與無之別」了，這本是當時的進步思想，但他們卻認為這是「天下亂」的原因（《明鬼下 》）。有盜賊，有戰爭，這本是階級社會私有制起來的必然結果，但他們用唯心論的解釋，認為是「皆起不相愛」（《兼愛上 》），這是他們的落後處。講節葬，但又講明鬼，這是他們的矛盾。至於講尚同，想維持從家長一直到天子天志的統治秩序，甚而主張廣設「耳目」，要使「舉天下之人皆恐懼惕栗，不敢為淫暴」（《尚同上 》），又常說富者要「高牆深宮」來防盜（《尚賢上 》），甚而說「殺盜非殺人」（《小取 》），在這裡雖然部分思想上反映了當時要求統一的歷史趨勢，但就他所提出的方法論，就是反動思想了。這是墨家雖然出身於工藝奴隸，雖然大部分思想反映了當時勞動人民的要求，但由於小生產者的生活限制，世界觀的狹小落後，不免受有統治階級的思想意識的影響處。墨家曾經盛行於秦、楚，這些反動思想就構成了秦的統治者的專制思想的一部分。 墨子本人的時代在孟子之前，但《墨子》一書的時代大概和《孟子》同時，《墨子》一書，除了「經」的一部分可能是墨子自著外，其餘大部分是墨子的再傳弟子寫的。在書的形式上，論文有了標題，而且篇幅已長，從實有的對話進而為理想的辯難（例如 《非攻 》中有 「飾攻戰者之言曰 ……」），這是論文的一大進步。墨家不重文章，說「若辯其詞，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用」（《韓非子·外儲說 》左上篇引田鳩語 ），但他們對於辯論是有自信的，墨子曾說「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貴儀 》）。墨子有所謂三表或三法，「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同之實。……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非命上 》），這是他的思想方法，也是他的論著的寫作方法。這種方法有重實踐的意義，也有大部分人民立場，所以是可貴的。因為墨家重實用，又有初步的科學知識，所以他們很看重語法和邏輯。「名、達、類、私」，表現他們對名詞已有分類；「以言為盡悖，悖，說在其言」（《經下 》），已指出了全稱否定命題的謬妄問題；「譬也者，舉他物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辭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獨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小取 》），已有了較為系統的辯論方法論。 《墨子》最好的注釋本是清孫詒讓的《墨子間詁》。 （三）孟子 孟子（前 390—前 303）是戰國中期的儒家代表人物。他的時代距孔子已經有一百年左右。這時是各國爭王的時代，是六國合縱抗秦的時代。這時代的社會變動已經劇烈化。就他對於當時一些具體問題的態度論，他的思想是有許多進步的方面的，這表現在「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盡心下 》，十四 ）的某種程度的民主思想（因為他的民主思想是局限在上層階級中，並非承認所有的人都有政治權利，所以說是某種程度上的民主思想；然而這句話在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依然發生過一定的號召力量，對限制絕對君權說就還是富有革命性的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梁惠王上 》，三 ）的改善人民的經濟生活的主張，「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離婁上 》，十四 ）的非戰思想，以及「天下惡乎定，……定於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梁惠王上 》，六 ）的統一要求。其中雖然不免有些空想的成分，但大都是可寶貴的。然而就孟子的世界觀和思想方法論，是明顯地發展了孔子保守的唯心的一面的。他強調「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告子下 》，十五 ），他是承認有人格神的。反之他卻沒有「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的物質的天道觀。他的政治主張基本上是不合當時社會發展的情況的，各國在變法，在毀掉原始公社的殘餘，但他主張井田；各國在要求新的制度，但他主張「一治一亂」（《滕文公下 》，九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公孫丑下 》，十三 ）的歷史循環論。在這些地方，他就代表了沒落的反動的貴族思想，因而他到處碰壁是當然的。由於他的世界觀和思想方法的限制，所以他那些偉大理想在當時不容易實現。總之，他的思想不免有些混亂狀態，也正如當時社會秩序上的動盪。 孟子的書，大概是自己編訂的。因為這部書已表現了鮮明的統一的個性，同時在記敘辯論的時候往往是勝利歸自己，不像《論語》書中兼記那些反對者的言論，仿佛還沒有結論似的，而且在《孟子》書中已經看出是有意做文章，雖然也是對話體，然而已是長篇巨製的高級形式了。因為他是有意識在做文章。所以《孟子》一書在文學上的影響，可說在過去所謂經典中是除了《詩經》之外影響後代最大的。《詩經》影響了後代詩歌，《孟子》影響了後代散文，尤其是影響了所謂唐宋八大家古文派，以及清代的桐城派，可惜他們所吸取的還偏於形式方面而已。 因為孟子生在戰國中期，他不免受了縱橫家的影響。「說大人則藐之」（《盡心下 》，三十四 ），「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下 》，九 ），他的文章富有雄辯的氣概，並有雄辯的制勝敵人的戰術。又因為帶有感情，他的文章也富有煽動性，能發生宣傳鼓動的作用。他認為好的人，像堯、舜、伊尹、柳下惠、孔子，尤其是孔子，他盡了渲染的能事；他認為不好的人，像楊朱、墨翟、陳仲子，他也用盡了惡罵和挖苦。他的文字也善於形象化，例如他形容別人接受他的話時是：「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梁惠王上 》，七 ），他形容別人不愛聽他的一套時是「王顧左右而言他」（《梁惠王下 》，六 ）。他寫的那齊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離婁下 》，三十三 ），夠上成功的短篇小說。 一般地說，他的風格是「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御」（借用 《盡心上 》，十六 ）。加上他有迅捷的比方，在戰鬥之中雜有詼諧，而他運用虛字的技術也到了純熟的地步，都那麼確切、傳神，這就增加了他的散文的吸引力。 在文學見解上，「以意逆志」（《萬章上 》，四 ）和「知人論世」（《萬章下 》，八 ）給後代的文藝科學（特別是清代 ）指出了結合歷史環境對作家或作品進行研究的道路，「養氣集義」（《公孫丑上 》，二 ）又給後代的古文派打下了理論基礎。 《孟子》最好的注釋本是漢趙岐《孟子注》和清焦循《孟子正義》。 （四）莊子和老子 老子和莊子是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但這一個派別是有淵源的。它的淵源就是《詩經》中《考槃》和《衡門》那樣的歌者，以及孔子晚年在南方所遇見的一些隱者。後者就是像告訴孔子說「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的楚狂接輿，孔子要同他說話，但他逃避了（《微子 》，五 ）；像告訴子路說「豈若從避世之士」的長沮、桀溺，問路不答，耰而不輟（《微子 》，六 ）；像譏諷孔子「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荷蓧丈人，孔子叫子路再去看他的時候，也逃避不見了（《微子 》，七 ）；像譏諷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晨門（《憲問 》，三十八 ）；以及罵孔子「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的荷蕢者（《憲問 》，三十九 ）。這些人有一個共同點，悲觀、冷淡，只料理自己的事情。傳說中的老子其人，也就是這類的隱者。他們大都是隱姓埋名，不出來奔走，也不贊成別人奔走的。他們不滿意社會的變動，但認為沒有辦法。為維持生活，就自己勞動，此外呢，大有「由他去罷」的光景。這些人的身份大概是一些屬於沒落貴族的自由民，因為，一則他們不會是生產奴隸，奴隸不會有那麼些知識，像知道魯孔丘等，二則他們不會是新起的「士」這個階層，士對當前的變動是不會持那樣消極的態度的，三則他們又不是大奴隸主，大奴隸主不會自己勞動。從他們對當前變動的不滿來看，顯然是這些變動對他們不利。這種人不是沒落貴族是什麼？這樣的人物在春秋時代已經很多了。 到了戰國初年，就有構成一種思想體系的，那就是被孟子形容為「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的楊朱（《盡心上 》，二十六 ）。孟子的話也許過分一點，但實在很突出地概括了孔子所遇見的那些隱者的共同態度。他們對任何人採取一種不合作的態度，他們既不像墨子那樣組織團體，他們也不出來遊說，他們更不參與新興的「士」這個階層的活動。他們把自己的智慧封鎖著，囤積著，只打算做一個聰明的然而冷酷的旁觀者。因為他們要徹底地做到「為我」，所以也就不講學，不著書。楊朱就是在這階段。 然而到了戰國中期，社會的變動更加劇烈了，這些聰明的旁觀者也就牢騷更加多起來。其中又碰巧有文學天才的人，便也情不自禁地寫起書來。這樣的人便是莊子（前 365？—前 290？）。莊子本人曾經卻楚王聘（《秋水 》），又曾經向惠施解釋決不代替惠施現有的那樣腐鼠一般的相位（同上 ），可知這正是隱者的態度；《莊子》書中也曾詳細記載楚狂接輿的詩歌（《人間世 》），又曾記載陽子居（即楊朱 ）見老子的故事（《寓言 》），這也證明莊子正是繼承了從孔子所遇見的那些隱者到楊朱的發展的。 莊子的根本思想是什麼呢？基本上可說是一種可恥的自私思想。「可以保身，可以全生」，這就是他的理想。「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因此對善惡的批判是消極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均見 《養生主 》），他對於知識的追求也是消極的（他用了很多文字，說明智識的相對性 。以達到他那不可知論的唯心論的認識論 ）。他尤其反對科學技術知識，例如他說子貢曾向一個「為圃者」建議用一種「用力甚寡而見功多」的灌田的機械，便被諷嘲為「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他說子貢狼狽而逃，走了三十里地才定住神（《天地 》）。這是多麼倒退的思想！他說：「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齊物論 》）他就是這樣地做一個沒有是非的「聰明」的旁觀者啊！他把生活看作是「附贅懸疣」，死了倒是「決（胡亂反 ）潰癰」（《大宗師 》），多麼可怕的但也是多麼可恥的寄生階級的沒落思想！ 因此，就基本思想而論，我們對於莊子是應該否定的。 然而由於他的激憤，也就是他的牢騷，他作為一個時代的批判者，有時卻也是深刻的。例如他說：「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人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胠篋 》），這就揭穿了統治階級的道德的虛偽性以及服務於統治階級的學術思想的階級性。同時由於他和統治者不合作的態度以及他的恢宏開朗的解放思想，對於漢代反抗統治者的詩人是有一種鼓舞作用的。例如，嵇康等，就是以莊子思想為武器，而表現了不妥協精神，而蘇軾、辛棄疾等的創作，在一個時期內，也受了莊子的啟發。 假若單純作為一個文章家以及藝術理論家看，莊子尤其有著不可磨滅的地方。他的散文在先秦諸子中是最活潑並最富有想像力的。像「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逍遙遊 》），他運用語言文字的技術是可驚的。像「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 崔 ），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柱上方木 ）、似圈、似臼、似窪者、似污者，激者、謞（音孝，箭去之聲 ）者、叱者、吸者、叫者、嚎（哭聲 ）者、宎（深而聲留 ）者、咬者，前者唱於，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眾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者乎」（《齊物論 》），他的詞彙伴隨他的想像力，就是這樣的豐富而不枯竭的。這正是《天下篇》上所批評的「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作為一個藝術理論家，像「以神遇而不以目求」的庖丁解牛（《養生主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的佝僂丈人（《達生 》），「以天合天」的梓慶為 （同上 ），「盡堊而鼻不傷」的匠石運斤（《徐無鬼 》），都對於藝術創造的精神集中狀態以及技術純熟的作用有所闡說，同時這四篇短文，也是寫得很成功的小故事。至於所寫「解衣般礴、裸」的宋元君畫史，更表現藝術家藐視統治階級的氣概，在一般美術史上是常提到的了。 《莊子》最好的注釋本是晉郭象的《莊子注》，清郭慶藩的《莊子集釋》，王先謙的《莊子集解》。 《莊子》之後，道家中又有一部具有絕大重要性的書出現，這就是《老子》一書。作為一個哲人的老子是很早的，但卻是一個傳說最為分歧的人物，他的真相大概不過是像孔子所遇到的隱者一流。作為一部書的《老子》，經近代很多學者斷定，卻是很遲的。《莊子》書中雖引用了老子的許多話，但其中有些乃是莊子的創作，有些可能是隱者相傳的一些成語。郭沫若說《老子》是環淵（前 360？—前 280？）所著。這是可能的，但也可能更遲些。書中有「使民重死而不遠徙」（八十章 ）的話，這可能是指有一種大遷徙的史實。戰國時遷徙最大的是楚國在公元前278年郢都被破，遷陳，可能就是指此。如果這個推斷是可以成立的，那麼書的成立就又在這以後了。但最遲不會在韓非（前 280？—前 233）著書以前，因為韓非有《解老》《喻老》，那時《老子》一書已經存在了。總之，《老子》一書的作者的渺茫，也正如老子一人的渺茫，只是大體上推知老子本人在春秋時代、《老子》一書成於戰國晚期，也就是屈原時代而已。 《老子》一書是很駁雜的，就它的最大價值的一部分論，是在它提出了「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 ）的素樸的唯物論（《莊子 》書中還是偏於唯心論的泛神論的， 《老子 》全書中唯心論的成分也還很多 ），同時也運用了「有無相生，難易相成」（二章 ）的簡單的辯證方法。它對於當時最深刻的批判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五章 ），這就揭穿了統治階級的面目；「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七十五章 ），這就指出了剝削的事實；「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七十七章 ），這就更說明了階級社會的殘酷剝削的規律。「將欲取之，必固（馬敘倫註：姑 ）與之」（三十六章 ），也是指出了階級社會中欺騙手段的醜惡的，《水滸》上武松上了張團練的當，還不就是這個圈套麼？同時這部書也是有反抗性的，像「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六十九章 ），「強梁者不得其死」（四十二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七十四章 ），都有一種憤怒的火焰在。這些簡單而精闢的句子，同時也是它的文學價值所在，雖然它的文體正如它的思想也還是十分駁雜的。《莊子》和《老子》，在風格上都有近於楚辭的地方。 作為道家經典的《老子》，自然也不免是聰明的旁觀者一流。但由於時代劇變的刺激，它較之《莊子》更激烈，也更深刻。至於它之想恢復「小國寡民」的生活（八十一章 ），當然是倒退落後的。同時它雖然揭穿了一些事實和規律，但事實上終被統治者利用，這就更鞏固了那些事實和規律，因此，它變成了陰謀家的法寶。然而這部書中終有豐富的智慧，概括了很多生活經驗，是幾千年來令人探求不盡的，同時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哲學著作之一。各國都有好幾種譯本，而新譯本還在不斷出現。 《老子》的注釋本是很多的，但最標準的本子卻還沒有。最常用的是晉王弼的注本。 （五）荀子 荀子（前 340？—前 245？）是先秦時儒家的最後重鎮，但他已經是變了質的儒家。他反對孟子、子思，他把孔子重禮、樂而輕刑、政的思想改變為四者並重的思想。他已經吸收了道家思想的唯物論成分，也推動了像他的弟子韓非那樣成熟的法家思想的發展。他思想中最有價值的一部分是關於對自然的鬥爭的思想（《天論 》），關於音樂的理論（《樂論 》），針對當時的迷信而加的批評（《非相 》），以及關於當時各學派的中肯的分析（《非十二子 》《解蔽 》）。但他的性惡的學說，無疑為法家提供了理論基礎，而對於所謂「小人之辯」，主張「聖王起所以先誅也，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不得變也」（《非相 》），這就是焚書坑儒思想的先河，表現統治階級的兇惡面目。荀子又有所謂「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仲尼 》），這都是見了叫人噁心的。但就《荀子》之能分析批評，就《荀子》之影響秦漢間學術說，他是有思想史上的地位的。 在文章上，他雖然沒有韓非犀利，但卻沉著，踏實有條理。他那帶有攻擊性的論文，像《性惡》《非相》《非十二子》，更特別出色。《荀子》中的《成相篇》和《賦篇》則保存了一部分民間詩歌形式，在詩歌形式的研究上是一種可貴的資料，但內容卻是很少價值的。 《荀子》的注本有唐楊倞注和王先謙的集解。近人著作則有梁啟雄的《荀子柬釋》。 （六）韓非子 韓非（前 280？—前 232）是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韓非也有他的先驅，那就是在戰國初期、中期主張或實行變法的人物：李克（即李悝，前 455？—前 395？），吳起（前 440？—前 381），申不害（前 400？—前 377），商鞅（前 390？—前 338），慎到（前 350？—前 275？）等。 這些人物的共同點是徹底摧毀原始公社的殘餘，打破舊的貴族政治，企圖用一套新的改革，富國強兵，從實際上解決走向統一的道路。他們的主張是符合當時的歷史要求的，但和舊貴族的勢力是衝突的，因此其中主要的人物往往在主張上是或多或少地被各國採用並實現了，但本人卻遭受舊貴族的迫害，甚而被殺，吳起被肢解、商鞅被車裂、韓非被毒死。 因為韓非的時代已是戰國晚期，他死時距秦的統一（前 221）只有12年，所以他對於各派思想有了吸收並批判的機會。就法家思想的範圍內而論，他綜合了重法的吳起、商鞅，重術的申不害，重勢的慎到三派；就以往的儒、墨、道三家論，他吸收了儒家正名分的思想，新儒家——他的老師荀子的性惡學說，他吸收了墨家的尚同思想，他吸收了道家老子的無為主張，而構成了他的中央集權的政治思想體系。但是他對儒、墨兩家關於古代的爭辯是批判的：「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捨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捨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顯學 》）他認為這是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應該徹底反對的。他對道家的恬淡恍惚也加以批判：「人生必事君養親，事君養親不可以恬淡，必言論忠信法術，言論忠信法術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忠孝 》）。這樣，韓非批判了已往的各派學說（包括法家相傳的學說在內 ），加以攝取，而構成了他自己的思想體系。 韓非是有唯物論思想的。他說「飢歲之春，幼弟不讓，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心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五蠹 》），他對社會現象的解釋不但高出於墨家那樣「起不相愛」的唯心論觀點，而且較之道家《老子》一書的唯物論的思想輪廓也更為明晰。他反對倒退復古，他說：「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後氏之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他認為「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這就是說要按照社會發展情況辦事，這種主張是他高出於儒、墨、道三家處。 但是他的唯物論思想不免是一種庸俗的機械唯物論，因為他所理解的社會是片面的，重心只在帝王，而不在人民，「聖人治吏不治民」（《外儲說右下 》）；他所理解的人類也是片面的，只注意壞人，不相信好人，因此他的政治哲學是「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顯學 》）；因此，他主張刑多於賞，「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心度 》）；更進一步，是強調用重刑「今取於輕刑者，其惡亂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六反 》）。他把任何人看作敵人，他有一篇《八奸》，頭三項是「在同床」「在旁」「父兄」，這都是要防備的，多麼可怕的思想！後來秦始皇雖然採用了他大部分思想，而得了統一，但因為殘酷的專制統治，遭到了人民的大規模反抗，也終於在很短的期間崩潰了！ 作為散文家的韓非論，他的散文是犀利到可驚的地步。《孤憤》《說難》《五蠹》《顯學》是他代表的作品。余如《亡征》一連舉出40多條亡國的可能，最後說「亡征者非日必亡，言其可亡也」，而結之以「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這就說明外在矛盾和內在矛盾的關係，他的觀察是周詳而深刻的。他又有《難言》一篇，指出了寫文章時可有12種被人指責的地方，這是深知寫文甘苦的話，是文學批評和修辭學上的重要文字，是像陸機《文賦》那樣文字的最早先驅。在論文體裁上，他比以前的人更體系化了，他喜歡用概括的數字作為篇名（像 《八奸 》《十過 》《五蠧 》等 ），並用有組織的一系列的很多事實來說明問題（像 《內儲說上 》《七術 》《內儲說下 》《六微 》等 ）。就是後世的論文家也很少像他這樣系統化的。韓非為了說明道理，他的書中同樣有很多小故事。 《韓非子》的注本有清王先慎的《集解》。 （七）《呂氏春秋》 先秦諸子到了荀子和韓非，都表現了綜合化的趨勢，更進一步表現這個趨勢的是《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的編輯者在名義上是呂不韋（前 290？—前 235）。他是擁有一萬多奴隸的奴隸主，同時是一個大商人，曾經在秦要統一全國的前夕，當過十年以上的相國，這在當時是一個煊赫人物。因為《呂氏春秋》是一部集體著作，參加編寫的又多是當時第一流學者，所以書中有很多精彩的部分，如《上農》《任地》《辨土》《審時》就是很寶貴的生產知識，《決勝》就是軍事鬥爭的一些經驗總結，《盡數》就是一些衛生原理的說明，而《察今》一篇提出了變法的理論根據，《用眾》一篇在某種程度上觸及了群眾路線的重要，《恃君》一篇則提到「太古常無君矣，其民聚生群處，知母不知父」，又說「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官長也」，不但表現了素樸的社會發展知識，而且表現了某種程度上的民主思想，這些都是有進步意義的。在《用民》一篇里，說「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並緊接著說「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此」，這明顯地是在反抗秦始皇的專制獨裁。 [5] 因此，我們不能不承認，《呂氏春秋》的內容儘管有些駁雜，不像上面那些有獨特面目的學派，然而它代表當時很高的思想成就，是那時學術思想的優秀成分的結晶，是無疑的。 就文字論，《呂氏春秋》是樸實、醒快而簡勁的，《察今》和《決勝》尤其可以算代表作。它比《韓非子》在鋒芒銳利的地方雖然有些遜色，但在整齊、簡短、乾淨利落方面，卻也有它的優越處。至於全書系統性的組織，所謂十二紀、八覽、六論，則是超過了以前所有子書的。就這點論，它代表了當時論文著作的最高形式。《史記》的一部分文字，就是採取了它的組織形式的。 呂不韋死在公元前235年，還早於韓非之死（前 232）三年，而他編輯的《呂氏春秋》則完成於公元前240年，但就思想發展及著述體例論，它應該排在《韓非子》後面。——先秦諸子是以這部書光輝地結束了。 《呂氏春秋》最早的注家是漢高誘，近人致力最勤的成績是許維遹的《呂氏春秋集釋》。 第三節 簡短的結論 第一，先秦諸子是當時散文的最高成就。那些燦爛的思想和傑出的散文是由於奴隸制社會到封建制社會劇烈變動所需要的結果，也是當時的民間口語被大量採用的結果（《墨子 》是很好的一個例子 ），同時也是當時物質生活上升、書寫工具進步的結果。現存的較完整的代表作品有《論語》《孟子》《墨子》《莊子》《老子》《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成自西漢初年的 《戰國策 》，也有不少精闢的說理文，但系統思想是少些了 ）。就是這些散文奠定了中國日後散文的基礎。其中有些作品是已經成熟到這樣的地步，它們已經可以夠得上中國散文的典範。他們的散文又是有著這樣的吸引力、說服力，所以如果不對他們的思想先作一個徹底的冷靜的分析，那就很容易做了他們思想上的俘虜，這也就是我們特別不放鬆分析他們的思想的緣故。像《孟子》之筆鋒帶有感情，《墨子》之邏輯的說服力，《莊子》之豐富的想像，《韓非子》的犀利尖銳，尤其具有不可磨滅的特徵，他們的文章的創造性是正如他們的思想的創造性那樣突出的。 第二，先秦諸子散文除了純熟地掌握語法，能夠表達曲折繁複的思想之外，同時也創造了精練的短篇敘事文，有些是小說的萌芽，甚而本身已是相當好的短篇寓言或故事（《戰國策 》也是這 樣 ）。但純粹的紀事文則是產生在戰國初年，可能是出自吳起之手的《春秋左氏傳》，它的最大長處是生動地敘述了一些戰爭，並記錄了一些外交辭令，也塑造了一些人物形象。《左傳》中很多四字句，並富有唱嘆的意味，可視為《詩經》和先秦散文的過渡物。此外，《穆天子傳》可能產生在戰國晚期，《山海經》的大部分也可能是產生在這個時期。前者是簡陋的小說，後者只是神話的零星原始材料。所以總起來看，戰國時代敘事文方面的成就是沒有論文的成就高的。 第三，從簡單的對話體到長篇的對話體，從實寫的對話體到想像的對話體，一直到設想的辯難，又發展成有組織的長篇論文，最後是系統的著述；從無標題到有標題，從零星的語錄到有意識的寫作——先秦諸子的散文就是在將近200年間經歷了這樣的一個發展過程，而打下了後代論文形式的基礎的。 第四，從《詩經》以後，到大詩人屈原出現以前，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就詩歌一方面說是近於一段空白，但這近於空白的一段是由大部分先秦諸子散文填充著了。《詩經》在表現方法上，先秦諸子在思想內容的豐富上並文章的組織形式上，都給大詩人屈原的創作準備了一部分重要條件。屈原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也只有在先秦諸子的思想發展道路上才可以理解。 * * * [1] 郭沫若：《奴隸制時代》27頁，1952年版。 [2] 郭沫若：《奴隸制時代》19頁。在《十批判書》中則有不同的見解（1944），說：「然安知非馬名在先而鐵名在後」（51頁），茲采其最近說。 [3] 參蘇聯最近的一篇論文見《蘇聯古代史通報》1952年第一期，《論古代世界史在世界通史中的地位》，譯文見1952年11月30日，《光明日報》。郭沫若雖然在《奴隸制時代》一書中一方面取消了他在1950年把秦代也劃入奴隸社會的見解（《後記》，188頁），並明確地說把奴隸制的下限劃在春秋戰國之交，定為公元前475年（27頁），但同書中也有這樣的話「春秋戰國時代正是中國奴隸社會動搖的時代」，「大體上我們可以說，自漢以後是轉入封建社會了」（152頁）；「認真說，如果把西漢作為奴隸制的末期（有的朋友是這樣主張），那比起把西周作為封建制的初期來，倒還要更有根據一點」（115頁）。 [4] 例如「奴隸制生產方式的技術基礎是金屬的生產工具，開始是青銅的，後來是鐵的生產工具」（康士坦丁諾夫《從原始公社到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發展》，中譯本，20頁）；「奴隸制時代生產力發展階段的最重要的標誌乃是擁有幾萬和幾十萬人口的城市的形成，這在以前時代是不可能的」（同上，23頁）。此中鐵的使用尤其是一個關鍵問題，因為，依照史達林的說法「生產的變更和發展始終是從生產力的變更和發展上，首先是從生產工具的變更和發展上開始」（莫斯科中文版《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154頁），而史達林又在具體到鐵器的使用和奴隸制社會的產生的關係時說「當原始公社社會中某些社員逐漸地摸索式地由石器過渡到鐵制工具時，他們當然不知道，當然沒想到這種革新會引起怎樣一種社會結果，他們並沒有理解到，沒有意識到，由石器過渡到金屬工具是意味著生產中的變革，結果一定引起奴隸制度」（同上，162頁）。 [5] 宋高似孫，明方孝孺都曾指出這點。郭沫若在《十批判書》中專有《呂不韋與秦王政》一長文，說得更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