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講義 · 附一：左傳文分析若干篇
慶封奔吳（襄二十八）
此篇寫慶封父子敗亡出奔事，以慶封為主，以慶舍陪襯。分作前後兩半。自篇首至「可慎守也已」為前半篇，自「癸何卜攻」至「陳氏以公如內空」為後半篇。最後一段正敘慶封出奔，以穆子之言斷之，為全篇總結。
文中極力寫慶封父子的淫昏驕橫，剛愎自用，有取亡之道。首段好田耆酒、易內迂朝等語，已總括慶封的荒淫腐朽生活和驕橫專斷的情狀。這是一篇的總提。以下歷敘他們的昏聵糊塗，處處受人愚弄、暗算，至死不悟。
1.首先慶氏為崔杼之黨，助其弒齊莊公。盧蒲癸、王何乃莊公舊臣，出亡在外，心懷報復。慶封父子不加警惕，引為心腹，且以女妻之，使執寢戈，這對慶氏來說，無異引虎狼入室。
2.慶封既專齊政，自以為高枕無憂，一味田獵禽荒，遠田於萊而不悛，慶嗣告密而弗聽。寫一個懵然無知、昏庸透頂的形象最具體。
3.慶舍之女謂癸云云，顯然癸之密謀，必已有所聞。她惟恐癸之疑己，故佯為此言以助癸，其實欲藉此以悟舍，冀舍預為之備耳。舍幸而聽，則父得全，不聽則己亦可告無罪。此乃姜氏之苦心也，明知其事而不告，春秋時女子恐不可能，雍姬之事可為旁證。而慶舍驕盈傲慢，置若罔聞。這又是一個糊塗蟲的形象。
4.慶封父子專橫，不得人心，滿朝怨恨，合謀慶氏，毫無察覺。實則即使察覺，自以為大權在手無奈我何，試看盧蒲詙的話何等驕橫自滿。晏平仲、北郭子車顯然不是與之同心，陳氏幸災樂禍，有黃雀在後之勢。
5.陳文子召無宇歸，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陳鮑之圉人為優，環甲宮牆而毫不戒備，與欒高、陳鮑之徒以可乘之機，可見其無一可靠之心腹，或者盡屬無用之人，或者被人收買，調虎離山，只有慶氏父子悶在鼓中。——這與《三國志演義》董卓主事極相類似。盧蒲癸其如呂布。
至於描寫慶舍之勇而多力，寫得有聲有色。「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寫慶封之奢侈說：「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真是一針見血，言簡而意賅。叔孫召食，慶封記祭，誦《詩》不知，都是補敘他確是一個只知享樂的昏蟲。故篇末以穆子之言作結：指出他的富而淫，必然得到天殃。且為昭四年慶氏全族被殲張本。通篇結構極其嚴密。
但崔慶之亂，乃奴隸主統治階級內部之爭，本不必論其是非，而作者於此多表現其奴隸社會的道德觀念及階級感情，對弒君黨惡之徒往往有意醜化，未免是一種偏見。
欒盈入絳（襄二十一、二十三）
欒、范之爭的真正原因：二家早有宿怨，襄十四年之事是其一例，欒、范的矛盾是由於爭奪晉國政權。篇中不止一處明白指出，如欒祁之訴一則曰專政，再則曰專官，三則曰專國，這是作者鄭重點明這篇文章的主題所在，不能僅僅看作是欒祁之讒言。其言誇大則有之，但必事出有因，亦非憑空撒謊無中生有，全是子虛也。或者有人說，宣子士鞅之與懷子本屬外祖、舅氏之親，何至互相猜忌若此。不知此亦當日情勢所決定，不得不如此。懷子好施養士，士多歸之，所以「宣子畏其多士」一句又明明點出。後面宣子大殺欒氏之士及後歸曲沃、督戎被殺，都是極力說明這一篇欒、范矛盾的根本原因以及宣子所以信讒決心用陰謀逐走欒盈也。這正是晉國腐朽的統治階級為了爭權奪利，不惜骨肉相殘鬥爭的反映。
欒氏敗亡的原因，襄十四年秦伯問士鞅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以為欒黶汰虐已甚，盈之善未能及人，故孤立無援，而范宣子又以尊親當政。在那時尊長卑幼的倫理道德的思想統治下，誰不助范而與欒以受惡名，故魏獻子始與之合而終於動搖而助范氏也。
主要人物寫欒盈好養士、入曲沃一段最為精采動人。其次寫樂王鮒倉辛應變的智謀及其鎮定的態度。看他一面教宣子奉公走固宮，一面令范鞅劫魏舒，指揮若定，老謀深算，何等機警!
其次寫范鞅劫魏舒一段最精采，亦最緊張，以見其膽略過人，如荊軻之上殿劫秦王。又公門之戰致死、堅決，以劍帥卒，皆勝敗關鍵所在。
其次寫斐豹智勇超卓以督戎反襯。
文章結構緊張、舒緩相間。
平陰之戰（襄十八、十九）
左傳敘戰文中之以描寫見長者。
一、勝敗的關鍵何在
首先從戰爭性質看，齊靈公侵陵弱小，屢次伐魯，正如荀詛禱河所云，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晉以諸侯之師，假借王命以討不庭，所謂名正言順，理直氣壯，春秋之義戰也。相反，齊既處於不利地位，只得採取守勢。齊侯本身早已氣餒，毫無鬥志，故一登山而望，即懾於諸侯之眾而脫歸，大有八公山上草木皆兵之勢。足見不義的戰未有不敗的。——這是從此次戰爭的性質來看。
其次，齊侯「輕而無勇」，實際未嘗與晉軍交鋒。不能守險，又在戰術上中了敵軍之計，不了解敵情，既為范宣子所騙，又為晉軍疑兵所惑，放棄平陰，遂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謂「不可以輕，輕則失眾」。可見齊侯只是倉卒應戰，事前並無充分準備。文中一個「畏」畏於眾也一個「懼」字君何懼焉說明了當日齊侯作戰的心理狀態。如果不是太子「抽劍斷鞅」，則齊都亦將不守。勢必至於一敗塗地，為城下之盟。其所以幸而得全者，乃由於晉人不敢把義戰進行到底的原因，並非齊侯能夠扭轉潰敗的局勢。——這是從齊國方面來看。
但晉軍此役並未徹底取得勝利。因為齊侯雖敗退，並未表示屈服督揚之盟，齊人未參加，其後大隧之盟，亦與此役無關。則因為晉帥荀偃的虎頭蛇尾，不能堅決之故。欒懷子說：「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並表示仍將「嗣事於齊」。作者記此一段，即點明平陰一役的局限性。
二、戰爭過程中的細緻描繪
1.齊師遁走：齊侯之怯
2.殖郭就俘：齊師內部不和
3.聯軍追奔逐北：摧枯拉朽有聲有色、歷歷如見
三、結構章法
首段敘伐齊原因：有高於東方
末段敘伐齊結局：未卒事於齊
最後寫荀偃之死與首段惡夢、巫言相應，乃藉此收拾前文，不必看作迷信，與晉侯夢大厲一篇章法相同。
陰謀虛寫，疑兵實寫——虛實詳略相間。寫齊遁從晉人察出，寫晉退從齊人看出。晉軍追擊一段，寫得有聲有色、矛戟森然，為篇中最精采文字。
衛侯出君（襄十四）
一，本篇主題重在責君。衛獻之出亡實咎由自取。作者均從正面著重寫獻公之不君，因而發揮一段民本思想。
1.戒食不召及不釋皮冠
2.飲孫蒯而歌《巧言》
3.鞭師曹
4.告亡而言無罪
5.以郲糧歸
6.與臧紇言虐
又看他如何從側面證實其事：
1.從定姜口中數其三罪
2.從厚成叔口中有君不吊
3.從臧紇口中揭示其糞土之言，亡而不變
4.從師曠口中責其君實甚，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然則何以能得復國?這當然有其客觀因素。但作者則著重寫子展、子鮮之力非獻公真有所悔悟而改其過惡。這亦從厚孫之言看出「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詝以出，或撫取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云云。又從臧孫口中斷其必入「夫二子者或推之，或挽之，欲無入，得乎」云云。
當然作者也斥責了孫寧之不臣，尤其是孫文子，雖二人同謀而主從分明。所以下文但敘宴蒯並帑、見蘧伯玉、殺群公子、追公於阿澤……
二，在敘述技巧上有三個特點應該指出：
1.夾敘夾議通篇一段敘事即接一段議論
2.詳略有法詳瘠儀問答而略鮮臧之斗
3.前後呼應君之暴虐，暴妾使余，言虐子展、子鮮前伏後應
三，結構語言方面：
前後兩半，前半以定姜語單收，後半以厚、臧語雙收，皆以議論作結，前散後整。語言則如「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其言糞土也」；「夫二子者，或挽之，或推之」；「益之如天，容之如地，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等。父母與上文「養民如子」相關日、月、雷霆又與上文「天地」字來。
厚孫、臧孫二段是文章之波瀾。
重耳流亡（僖二十三）注3
《左傳》是歷史，與文學作品不同，它要根據歷史事實來敘述，不能虛構。前人說《左氏》失之誣，因為它記了不少的怪誕不經的故事，如石言於晉，神降於莘，內蛇斗而外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但這只是認識的局限，以迷信傳說的材料入史，並非有意虛構。至其記事記言之妙，人物形象的生動描繪，確有高度的文學價值，為後世歷史家古文家所取法、借鑑。司馬遷的《史記》、韓愈等人的敘記文都受過《左傳》的影響。
本篇通過晉公子重耳流亡及反國的歷史事實，生動地有主次地描繪了許多不同的人物形象，其中故事情節和對話均極動人。其結構布局的謹嚴，語言的精煉，都達到了非常高度。
主要人物：公子重耳的英雄形象。文中正面寫他的有：不敢違抗君父；耽於逸樂，留戀齊國新婚；對楚子的真誠坦率，有禮讓而不卑怯，流露勃勃英氣；誓與舅犯同心不疑。側面寫他的僅是楚子眼中的晉公子重耳。另外從反面寫他的器度則見寺人披與豎頭須及表揚介之推都是。
從重耳這個人的談話和行動看來，他的性格是有顯著的變化發展的。看來起初他本是個好逸樂、無志氣的貴介公子，在長期流亡中，閱歷了不少的人情世故，獲得了豐富的經驗教訓，逐漸地鍛煉成一個有志氣、有膽識、有機謀、有度量、不念舊惡、承認錯誤的英雄人物。例如預料到楚國將來可能與晉為敵，對話不卑不亢，極占地步。不但對舅犯表示信任，對過去有仇怨的都能容納，從而收為己用，以鞏固自己的地位。
其次是從亡諸臣的形象：
書中未一一具體描繪，除共謀醉遣公子一事外，只是從旁邊概括地寫，如從僖負羈妻所看出的「晉公子從者皆足以相國」，叔虞眼中的「三士足以上人」以及子犯與趙衰之間的和衷共濟，友好團結。
其次是六個女性的形象：
1.季隗的堅貞
2.文姜的智慧與果斷
3.僖負羈妻的遠見
4.懷嬴的剛強
5.趙姬的謙遜
6.介母的廉潔
其次是介之推的耿介，寺人披、豎頭須等人都寫得生動活潑。特別曹共公這一個反面人物恰好同僖負羈妻又是一個鮮明的對照。
從章法結構上看：婚狄一段及醉遣一段，後面都有收束照應，婚秦一段亦然。寺人報密呂郤畏偪告變及頭須求見，介推逃賞皆從事後補敘，亦是章法結構的穿插處，以後對曹衛鄭楚皆有照應。有的選本刪去其中一二段則不能看出。
從語言看：對楚子的辭令，寺人頭須請見時的一段話都是簡練生動，最有說服力的語言，《左傳》全書都有這個特點，後來《史記》等書無不學習它。參看《史通·言語》篇。
魏禧曰《左傳》惟此篇用數十公子字，中寫公子英發處、驕而易怒處、好色處、隨地安樂處、易恐懼處、無經絡處，一一是公子行徑，寫得生動綽落。《史記·信陵君傳》用數十公子，文之生動亦如此，此二篇若用別樣稱呼，文章便減卻神采也。乃知古人作文，一毫不苟；只是色色稱此一篇文章而己。見《左傳經世鈔》
宋華氏之亂（昭二十一、二十三）
此篇寫宋國內亂及其原因，起於昏君而成於庸臣，責任主要是在宋元公與華費遂，故篇中於華氏多恕詞。從昭二十年敘述看，作者的思想傾向極為明顯。
昭二十年《傳》一開始就說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以致引起內亂，群公子被殺，君臣交質而盟，華向固為不臣，元公尤為不君。
《傳》又說華亥雖質公子，卻極尊重公子，每日必盥手，先進食於公子而後敢食，並且想歸還公子。而元公背信棄盟，殺華向之質而攻之，迫使他們出奔。華亥不但不殺諸公子，反令人送他們歸，對比之下，曲直自見。
元公既不能忍詬，殺質興兵，引起內亂，又輕信讒言，陰謀遣逐無辜。而司馬華費遂明知讒子所為，既不問事實真相，為元公解除疑懼，又不能當機立斷，明告於公而正多僚之罪，竟與元公含胡處理，遂致激成仇殺之變。庸懦無能的華費遂亦竟為其子所劫以叛，不但身負惡名，國家禍亂從此遂不可收拾。
所以說，此次宋亂起於昏君而成於庸臣，作者通過敘事，已經暗示其主旨的所在。
當然作為一個封建時代的史家，決不會完全放鬆叛君作亂之臣。昭二十年《傳》，華定、華向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他們明知元公惡之，卻不肯出亡而先發難。既誘殺公子六人，拘囚二人，又劫公而質其三子。其後華亥、華定、向寧失敗，不奔他國，而獨奔陳。——陳為宋仇，其心懷叵測、報怨爭國之情昭然若揭。故《春秋》書曰：「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於宋南里以叛。」《左傳》詳敘此事，其同意《春秋》書法居然可知。至於多僚之譖華貙，雖未必與亡人有關，度其用意，顯然欲使元公輕信，排斥異己，獨攬大權。而竟因此挑起內亂，為亡人製造反攻機會，罪固不可逭。華貙為勢所逼，召亡人而引外兵，混戰城郊，都邑糜爛。及既戰敗，又使華登如楚乞師，雖曰自救，然而借強敵以侵凌祖國，干涉內政，是不能饒恕的。所以作者通過楚太宰犯謂華向爭國，不應「釋君而臣是助」。又通過宋人之對，責薳越「亢不衷以獎亂人」。這樣看來，作者不滿楚人插手干預宋事，幫助亂臣，則其貶斥華向的叛國叛君自不待言。
以上是關於本篇的思想意義。
現在我們再來看它的描寫手法。
由於處理失當，華氏一家的矛盾，發展而為統治階級之間的敵我矛盾，又由宋國內部的矛盾，發展而為諸侯之間爭奪霸權、擴張勢力的矛盾。篇中敘述這一複雜變化的情況，線索極為清楚。而雙方鬥爭的勝負，其關鍵在於鴻口、新里之戰和赭丘之戰。這兩段文章所寫的是宋國這一事態發展的高潮，而是一篇之中最精采、最熱鬧的片段。例如鴻口之役，若非廚人濮的定謀決策，先發制人，不足以挫吳的銳氣。及華登反攻得勝，形勢緊張，元公動搖，若非廚人濮、烏枝鳴的臨機應變，改變戰略戰術，則這次戰爭的最後勝利，很難判斷。又如公子城猝遇強敵，華豹的善射，張匄的勇敢，若非沉著機智，三發三中，亦難以大敗華氏，收南里合圍之功。篇中分別描寫三個軍事家的形象，是文章著力之所在。至於多僚的構禍，宜僚的泄謀，張匄的發難，吳師的救華，諸侯的援宋，以及揚徽、用劍、裹首、脫甲、為鸛、為鵝、突圍、哭送等情節，無不敘次錯落，歷歷如見，使讀者應接不暇。
最後我來談談這篇文章的另一特點，那就是始終一貫地運用曲折敘述、變幻莫測的手法。例如多僚進讒，元公起初不聽，經一再危言聳動，方始決意遣逐；及飲酒厚賜，似乎陰謀得遂，而張匄又看出破綻，逼出真情。又如張匄欲殺多僚，華貙本不願意，情勢似趨緩和，乃忽又途遇多僚，積慣難遏，以致陡起殺機。又如華登敗宋，元公欲出奔，而廚人揚徽，烏枝用劍，是以又轉敗為勝。又如公子城倉猝之間，遭遇強敵，危險萬分，卻好整以暇，若無事然，心計一生，立斃華豹，千鈞一髮之勢，談笑間危機便已解除。最後華氏被圍，華亥搏膺，似已瀕臨絕境，而華貙亦頗堅強，抵抗到底，使華登突圍至楚求救，一出一入，如履無人之境，終於得此外援，脫圍以擊，然而宋公初猶不許，事未可知，而諸侯定謀，料度形勢，無使困而致死，強敵邀功，乃網開一面，系鈴解鈴。以上敘述曲折變化，無限波瀾起伏之勢，吸引讀者最為有力。
1964.6.16
清之戰（哀十一年）
此篇寫齊魯之戰魯國當政者的怯懦和冉求的能謀善戰，智勇可嘉。通過敘事和議論，既揭露了魯國當權派的腐朽無能，也表現了作者的愛國思想。儘管作者心目中的國家的概念同我們有所不同。
此篇可分為兩大段。從起首至「右師從之」為前半，是寫戰前之事。從「師及齊師戰於郊」至「泄曰驅之」為後半，是正寫戰事。中間插敘公叔務人一節作為兩段之間的一個樞紐，說明魯國致敗的主要原因：所謂「事光、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深刻指出當時魯國實在不堪一戰，預示魯師註定要失敗。最有以讚揚汪錡和冉有作結，闡明一篇主題思想。結構布局，井然有序，厘然有當。
魯哀公時季氏專政，孟孫、叔孫各懷異心，三家不能團結。所以齊師來伐，季孫不能採納冉求的建議。他自度不能使二氏親到邊境去禦敵，甚至退到近郊即所謂封疆之間去防守也不肯。在這種情況下已經無法應戰，何況政治腐敗，不得人心，大敵當前，是沒有不敗的。但忠心為國的冉求再三出謀獻策，激勵季孫，令其背城一戰，否則將是一種恥辱，「大不列於諸侯矣」。同時他又諷刺叔孫武叔和孟懿子，使其「退而蒐乘」，出兵協助作戰。冉求受命之後，調度有方，又能奮不顧身，用長矛衝鋒陷陣，擊退齊兵。故此一役，雖然右師敗奔，而勝負相抵，不至如八年再為城下之盟。冉求的功勞當然是很大的。所以在這篇所描寫的人物中，冉求的智謀義勇、保衛國家，是一個極其出色的形象。
這篇敘事文有一個特點，就是用正反兩面的對比寫法。它極力寫冉求的智略和勇敢，就是極反刺三家的庸懦無能。冉求鼓勵季孫說：「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群室眾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這是何等堅強的決心!同獨攬魯國大權的季孫對比一下，真是曹劌所謂「肉食者鄙，未能遠謀」的膽小鬼。
另外一個鮮明的對比就是左師已經出發，「次於雲門之外」，而右師延遲不進，一直等到五日之後才勉強跟著前去。可見孟孫、叔孫二人並不願戰，只是為冉求所激，才敷衍一下罷了。所以一同齊軍接觸就逃跑。
從下半段起，更是具體地以左右二師一勝一敗交互對比。例如一面寫左師直入齊師，一面即接著寫右師奔跑；一面寫左師「獲甲首八十」，齊人遁走，一面又接著寫孟孺子的愚，相互對映，雙管齊下。這就功罪分明，褒貶自見。又如既寫樊遲的三刻而逾溝，又寫孟之反的策馬後殿，一進一退，也是對比。林不狃不走不止，「徐步而死」，而邴泄則驅車奔逃。這些都是對比寫法。而孟之反與林不狃，冉求與季孫冉求三請追擊齊師，季孫弗許，孟孺子與顏羽又自為對比。最後寫公為與汪錡之死，又同三家當權派和一批臨戰逃跑的人對比。特別是一個未成年的英勇犧牲的小戰士，「能執干戈以衛社稷」，真可以愧死他們一班在位的所謂「君子」了。所以作者在本文的結尾，連同冉求一起，用孔子贊語作一結論，顯得十分鄭重，具有重大意義。
還必須指出一點：春秋時代作戰多由正卿親自帥師。而清之戰，魯的左師由冉求率領，右師由孟孺子率領，三子皆不敢出肩重任，躲在後方，這是他們怯懦的有一表現。
1964.6.17
［補論］馬端曰：魯舍中軍後，止左右二軍。季孫一軍，冉有率之；孟叔合為一軍，孟孺子泄率之。三卿但出號令，無親將者。左師次雲門五日，而後右師從，則右師之敗已伏於此。
魏禧曰：插敘務人之言，以見冉有當此時勢，能轉敗為勝，益見其難。此一段乃通篇關鍵也。
俞寧世曰：三家正卿不及公為一僮，比擬絕毒。
陸素文曰：寫冉有一室敵車，是其謀略；語激三家，是其忠勇；知樊遲，用武城人，是其調度；用矛取勝，是其戰功。而最要在師入齊軍，蓋身當矢石，率先陷陣，誰敢不奮。宜夫子有一字之褒也。
姜炳璋曰：寫孟孺子五日從師，已誤軍期；方陣而奔，躬先敗走。務人、不狃由彼而死。苟非之反殿後，不將遺二陳之禽哉?彼此相形，功罪自見。《讀左補義》，日本竹添光鴻《左氏會箋》引此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