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講義 · 附錄 左傳講稿
馬總《意林》引桓譚《新論》云：劉子政、子駿，子駿兄弟子伯玉俱是通人，尤重《左氏》。教授子孫，下至婦女，無不讀誦。
《論衡·案書》篇云：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妻子皆呻吟之。
《晉書》三十四《杜預傳》：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嘗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史通·自敘》篇：予幼奉庭訓，早游文學。年在紈綺，便受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為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即為諸兄說之。因竊嘆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矣！
《左傳》一書合《春秋》經文計之，凡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據鄭畊老說。按今本《春秋》為一萬六千五百七十二字，則傳文實有十八萬零二百七十三字，在群經中字數為最多。連《春秋》算接近《禮記》字數的二倍。按《禮記》九萬九千零二十字。唐代試士，《左傳》、《禮記》同為大經。《左傳》字數最多，試明經者皆競讀《禮記》，絕少有習《左傳》者。
學習《左傳》應該注意的幾件事：首先必須記熟魯十二公的先後次序及其在位年數。《春秋》編年從魯隱公元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前七二二起，至魯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止，凡二百四十二年。即：隱公十一年，桓公十八年，莊公三十二年，閔公二年，僖公三十三年，文公十八年，宣公十八年，成公十八年，襄公三十一年，昭公三十二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十四年，但《左傳》記事則至哀公二十七年，盡哀公一朝而止，比《春秋》多十三年。魯十二公記熟，然後記熟某文某事在某公某年，一翻即得。要不然，亦須記得比較熟，庶不致翻檢時茫無涯涘。
《左傳》紀事，前後相續，往往一事始末，動隔多年。若但讀一篇，則原委不悉，了解可能發生障礙。因此必須參考紀事本末一類讀本，以節省翻檢時間。此類書以馬驌《左傳事緯》為較好，高士奇《左傳紀事本末》亦可。又坊間通行《左傳紀事本末》一種，是宋人章沖所編，與高書同名，不如高本之善。按章沖字茂深，章惇曾孫，葉夢得之婿，別有《春秋類事始末》五卷，見《書錄解題》。《春秋》列國紀年及興廢極其紛錯，傳中人名又前後不統一，官諡名字參差互異，多者至四五個不同的稱號。如子產又稱子美襄二十五，又稱公孫僑二十二，又稱鄭僑二十四。是宜常看《春秋二十國年表》及馮繼先《春秋名號歸一圖》。前者可以對照諸侯各國紀年及興廢大事，後者既可以查對不同名號，又可考其見於魯公何年，分國列載，檢查極便。以上二種，坊行《春秋左傳》多附刻之。
一 《左傳》的名稱
《左傳》之名乃《春秋左氏傳》的簡稱。
《漢書·楚元王傳》：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
《漢書·儒林傳》：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
王充《論衡·案書》篇：《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按此指民間所傳者。
許慎《說文解字序》：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按此指中秘書所有者。《春秋左氏傳》之名乃本書的全稱，一簡而去「春秋」，單稱《左氏傳》，如《藝文志》載《左氏傳》三十卷是也。再簡則只稱《左氏》或《左傳》。它更早的名稱似乎不是《春秋左氏傳》，更不是《左傳》，而是稱《左氏春秋》，例如：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魯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漢書·楚元王傳》：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漢書·儒林傳》：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又贊曰：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
由於《左傳》是用古文字寫的，所以又稱為《春秋》古文。例如：
《史記·吳泰伯世家》：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句吳兄弟也。此本僖五年《左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為說。
為什麼知道《春秋》古文就是《左傳》呢？按《漢書·楚元王傳》謂《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又謂《春秋左氏》皆古文舊書，《說文解字序》謂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可見司馬遷所謂《春秋》古文就是指《左傳》而言。
但《左傳》在先秦時代亦有徑稱為《春秋》者。如《韓非子·奸劫弒臣》篇引楚王子圍弒郟敖及崔杼弒齊莊公，其事本見昭公元年及襄公二十五年《左傳》，而謂《春秋》記之曰云雲，這是因為先秦史籍多號「春秋」之故。《楚策》《孫子謝春申君書》引此二事，亦作《春秋》戒之曰云雲。《韓詩外傳》亦引此作《荀卿謝春申君書》，稱《春秋》之志。又《楚策》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即襄十一年（引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云云。試看《墨子》書有所謂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見《明鬼》篇。乃至百國《春秋》。見《史通·六家》篇引《墨子》。而晉之《乘》、楚之《檮杌》，亦皆得蒙《春秋》之號。見《國語·晉語》及《楚語》。《左傳》乃春秋時代周王朝及諸侯各國的歷史，荀卿韓非等稱它為《春秋》，正符合當時的習慣，不足為怪。
根據上述文獻看來，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即《左傳》一書的名稱，在先秦一般只稱為《春秋》或《左氏春秋》；到了漢代尤其是東漢才稱為《春秋左氏傳》或《左氏傳》，這是沒有問題的。按《史記·五帝本紀贊》：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十二諸侯年表序》：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旨著於篇。以《春秋》、《國語》並稱，蓋《春秋》即指《左傳》也。然則西漢《左傳》亦稱《春秋》。為什麼漢代學者要改稱《左氏春秋》為《春秋左氏傳》呢？這是因為他們對於本書有不同的看法。原來漢人解經之書謂之傳。例如《春秋公羊傳》和《穀梁傳》，《尚書大傳》，《韓詩》內、外傳，《毛詩故訓傳》，乃至《離騷傳》等。漢代學者認為此書與《公》、《穀》二傳同為解釋孔子《春秋》的書，故應該加以傳的稱號。這是從經學角度來看的。但當時另一部分人如太常博士們，卻不同意這種看法，以為《左傳》記事者多，解經者少，堅持《左氏》不傳《春秋》之說。所以與劉歆欲立《左傳》，哀帝命五經博士同劉歆討論，博士們竟拒絕出席參加討論。歆《移書責博士》有云：專己守殘，黨同門、妒道真。到清代劉逢祿更認為《左傳》舊名《左氏春秋》，好比《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一樣，冒稱《春秋左氏傳》，則是東漢以後以訛傳訛的說法。見《左氏春秋考證》。但《漢書·翟方進傳》云：「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可見西漢時已稱為《左氏傳》了。即或以為這是班固敘事的話，然既以《左氏》與《穀梁》並稱，《穀梁》是傳，那麼《左氏》又是什麼呢？毫無疑義，翟方進是把《左氏》看作《春秋傳》的。如果堅執傳注訓詁之說，則《尚書大傳》不盡解經；《韓詩外傳》全屬故事，與《公羊》、《穀梁》頗不相同，而皆謂之傳。《左氏》配合《春秋》編年，以魯為主，以隱公為始。依經述事，經意因而易明，為什麼反不能謂之傳呢？這是說不過去的。至於《晏子春秋》、《呂氏春秋》等書，體裁性質與《左傳》根本不同，雖冒《春秋》之名，不能與《左氏春秋》同日而語。所以我認為《左傳》一書，先秦兩漢名號各殊是可以的。這不僅反映了各個歷史時期學術界的不同看法，也反映了漢代一部分學者對《左傳》一書的新認識。後來這種分歧越來越發展，成為我國經學史上今古文二家學派長期爭論不決的問題。而爭論的焦點只在於《左傳》是不是傳《春秋》的書。其實在我們今天看來，《春秋》的微言大義，都不必深究；《左傳》解釋經義究與《公》、《穀》二傳孰優孰劣，也是極不重要的問題。但《左傳》這部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的歷史巨著，保存了《春秋》二百幾十年的珍貴史料，那是值得我們重視的。因此，我認為《左傳》這部書，無論叫《左氏春秋》也好，叫《春秋左氏傳》也好，都沒有什麼重大關係，對它的本身價值也沒有增損。我們今天應該實事求是，擺脫過去一切封建學者門戶之見，掃除歷來許多無謂之爭，對《左傳》一書的真實面貌、歷史價值以及同《春秋》的關係是可以更好地理解的。
二 《左傳》的作者
《左傳》的作者是誰，這是過去學術界一個爭論的問題。大概唐以前一般都認為《左傳》是左丘明所作；唐以後則異說紛紜，莫衷一是。直至今天，由於《左傳》作者所牽涉的有關問題，仍然需要我們進一步地探索。
首先說《左傳》是左丘明作的是司馬遷。他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里這樣說：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司馬遷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因為《春秋》之文，多寓有譏刺褒貶之意。其中微言大義不便寫出，只是口耳傳授。左丘明恐各人體會不同，久而失真，乃依照《春秋》年月，纂集有關事實，編成《左氏春秋》也就是《左傳》這部書。這不僅指出《左傳》的作者，而且還說明作者撰述的動機以及《左傳》同孔子《春秋》的關係。那麼，左丘明是什麼人呢？《論語·公冶長》篇孔子曾經提過他，所謂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是也。此外事跡別無可考。祝穆《事文類聚》引《符子》，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將召三桓議之。左丘明有與狐謀皮、與羊謀羞之喻。這很像戰國策士的話，恐不可信。又司馬遷《報任安書》及《史記·自序》並有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之文。後人多認為這個失明的《國語》作者左丘氏，就是作《左傳》的左丘明。後來劉向《別錄》，見《春秋左傳序》孔疏及《經典釋文》引、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桓譚《新論》，見《經典釋文》敘錄、《史通·申左》篇、《意林》、《御覽》六百十引、班固《漢書·藝文志》、《司馬遷傳》、陳元《後漢書》本傳引奏疏、孔穎達《左傳序》疏、楊士勛《穀梁序》疏、劉知畿《六家》、《申左》等都根據司馬遷的說法，以為《左傳》和《國語》都是左丘明一個人作的。
到了中唐時期，趙匡始持異議。他認為左丘明是孔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為世所稱道，決非與孔子同時。自秦焚書，《左傳》、《國語》的作者莫得詳知。司馬遷愛奇多謬，劉歆阿其所好，後人傳虛襲誤，信以為真，其實並無明文可據。又謂《左傳》、《國語》文體不倫，序事更多乖剌，定非一人所為云云。見陸淳《春秋啖趙集傳纂例·趙氏損益義第五》。從此以後，謂《左傳》不是左丘明所作者越來越多，而以宋人的主張為最力。現在擇其比較重要的幾說，簡略地介紹如下：
葉夢得作《春秋考》，斷言《左傳》的作者非左丘明。他的理由是：
《春秋》終於哀十四年，而孔子卒；《傳》終二十七年，後孔子卒十三年。辭及韓、魏、智伯、趙襄子之事，而名魯悼公、楚惠王。夫以《春秋》為經而續之，知孔子者固不敢為是矣。以年考之，楚惠王卒，去孔子四十七年按當作四十六年；魯悼公卒，去孔子四十八年；按《魯世家》，魯悼公在位37年，則去孔子卒為48年，若據《表》，悼公在位為31年，則去孔子卒為42年。趙襄子卒，去孔子五十三年按當作五十四年。察其辭，僅以哀孫于越盡其一世之事為經終，泛及後事，趙襄子為最遠，而非止於襄子。不知左氏後襄子復幾何時。豈有與孔子同時，非弟子而如是其久者乎？以左氏為丘明，自司馬遷失之也。……今考其書，雜見於秦考公以後事甚多，以予觀之，殆戰國周秦之間人無疑也。
鄭樵在《六經奧論》中更提出八項明驗，證左氏為六國時人。他在前人的基礎上補充了幾點，現舉其重要論證如下，其與前人之說同者從略。
一，戰於麻隧，獲不更女父。又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及晉戰於櫟。秦至考公時，立賞級之爵，乃有不更、庶長之號。按不更見成十三年，庶長見襄十一年。
二，《左氏》云：虞不臘矣。秦至惠王十二年，初臘。這是又一明證。按朱熹亦據此謂《左氏》為秦人語。按虞不臘矣，本宮之奇語，見僖五年。
三，《左氏》云：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三代時，有車戰，無騎兵。惟蘇秦合從六國，始有車千乘，騎萬匹之語。按左師展見昭二十五年。
四，《左氏》序呂相絕秦，聲子說齊，其為雄辯狙詐，真遊說之士、捭闔之辭。按呂相絕秦見成十三年，聲子說齊見襄二十六年。
此外葉氏還謂《左傳》序晉楚事最詳，斷定左氏為楚人。鄭樵則謂左氏世為楚史。見《春秋地名譜·自述》。朱熹又進一步謂左氏乃楚國左史倚相之後，故其書說楚事較詳。見《朱子語類》。按朱子又謂《左傳》是後來姓左的人作的。王應麟因之謂左氏之後，乃以官為氏者。見《困學紀聞》六。至清人姚鼐則謂《左傳》非一人所成，其書於魏事造飾尤甚，蓋所以媚魏君者，多出於吳起之手。見《左傳補註序》，錢玄同先生謂戰國魏人所作，蓋用姚說。而今文經學家劉逢祿謂《左氏》解經之文即書法皆劉歆所竄入《左氏春秋考證》。至清末康有為等更直指《左傳》為偽書。有為著《新學偽經考》，武斷地說《左傳》一書乃劉歆從《國語》分出，偽造以欺世者。而章炳麟堅決反對，作《春秋左傳讀敘錄》，對劉說逐條駁斥，其言甚辯而有據，頗足為古學者張目。按郭老即本姚、章之說以為吳起就各國史乘纂集為《左傳》。見《青銅時代述吳起》。近人又有謂《左傳》乃子夏所作者。瑞典人珂羅倔倫則以《左傳》非魯國語言，如「若」與「如」、「於」與「於」，在《左傳》與《論語》中有區別，證知《左氏》非魯君子作。這都是由於今古文經學家堅持門戶之見，由《左傳》與《春秋》的關係問題牽連到本書的作者和真偽問題。雖然彼此都持之有故，言之有故，要之皆不能無偏，有很大的主觀片面性。例如庶長之官，早見於秦寧公時，見《史記·秦本紀》大庶長弗忌。臘祭之禮亦非秦所創，《秦本紀》惠文君十二年始臘，《正義》謂始效中國為之。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已駁其說。其實既曰虞不臘矣，則明是虞有臘祭。虞非中國而何。乘馬本不必關乎騎兵，呂相、聲子之辭，究與戰國雄辯有別。至於《左氏》采輯諸侯各國史記，多寡不同，豈能據此而定其作者？又各國的史官敘其本國之事亦容有曲飾，仍其舊文，亦屬常有，焉得以此一端縣斷全書作者必為某人？因此，前人種種說法未必成為定論，還必須作進一步的探索。
現在看來，《左傳》這部書，即不是左丘明所作，也不是劉歆所偽造，而是戰國初期公元前四〇〇左右一個充分掌握春秋時代諸侯各國史料的歷史家所編纂的。這位歷史家大概與孔子有較密切的關係，也就是魯國的史官。可能以官為氏，他的名字是失傳了。古者天子諸侯都設有史官，有左史、右史等稱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禮記·玉藻》篇：天子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吳起衛左氏中人也。左氏，衛邑名，又見《內儲說》上。《左氏春秋》固以左公名，或亦因吳起傳其學，以地名也。猶齊詩、魯詩之比。（《春秋左傳讀》）司馬遷因為書名《左氏春秋》，便誤認為作者是左丘明，或者在他以前早已有此傳說，亦未可知。至於這部書基本上是出於一人之手，雖然不免有後人竄入之處，那也只是個別地方，無損於原書的真實面貌。現在把我的理由提出如下：
一、《左傳》預言禍福，往往靈驗，這是因為作者及見後事，從而傅合之。例如，閔公元年《傳》，卜偃言畢萬之後必大。初，畢萬筮仕於晉，辛廖占之曰，吉。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又襄公二十九年《傳》，吳公子季札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觀此可見作者及見三家分晉。又如季札聘魯，聞歌《鄭風》，曰：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可見作者還看到鄭國的滅亡。考韓滅鄭，在三家分晉之次年公元前三七五。上距趙襄子之死五年，智伯之滅七十八年，孔子之死一百零四年。這不但與孔子同時的人不可能見到，即孔子及門弟子中最少之曾參亦不可能見到。故可斷定《左傳》決非左丘明所作。莊公二十二年，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於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又陳厲公生敬仲，其少也，陳侯使周史筮之，曰：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又昭八年《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虞之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觀此，可知作者及見田氏篡齊。王應麟曰：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其田氏篡齊之後之言乎?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其三卿分晉之後之言乎?（《困學紀聞》六）
二、《左傳》這部書，司馬遷早已讀過，即所謂《春秋》古文。不但讀過，而且在《史記》中大量採用，特別是春秋列國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中採用最多。又不但《史記》，先秦諸子如虞卿、呂不韋、韓非等，「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今所見《韓非子》、《呂氏春秋》、《戰國策》中，殆無不引用《左傳》以說事。又不但先秦子史，晉太康二年汲冢發現的《論語·師春》一篇，乃鈔錄《左傳》中卜筮之事，與原文無異。則魏襄王時公元前三〇〇左右《左傳》一書即已流傳。魏襄王以周赧王十九年卒，當公元前296年。可見它決不是劉歆所偽造。至於今文家謂劉歆分割《國語》為之，或雲太史公未見《左傳》云云，則《史記》不但明言《左氏春秋》已見前引，而且屢次以《春秋》、《國語》並提。《五帝本紀》云：余觀《春秋》、《國語》。《十二諸侯年表》云：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其所謂《春秋》，即《左氏春秋》，也就是《左傳》。何況《國語》與《左傳》體裁文筆各自不同，其中有的記載二書皆有，晉公子重耳出亡，《左傳》、《國語》亦頗有同者。《左傳·莊十八年》曹劌論戰，《國語·魯語》上亦有之。《左傳·昭二十八年》魏獻子辭梗陽人賄一段，亦見《晉語》九。或一事而二文不同，或詳略互異，決非一家之書，前人多已指出，故劉歆分《國語》為《左傳》之說斷斷不能成立。《左傳》、《國語》文筆不同，崔述、梁玉繩等皆有說。記事不同，傅玄、劉炫皆有說。傅說見哀公十三年《左傳正義》引，劉說見襄公二十六年《正義》引。又參考《困學紀聞》六及注。
《左傳》的作者為誰，雖不可考，但有兩點可以肯定：第一，這個人不是魏人，也不是楚人，更不是秦人，一定是魯國人，很可能就是魯國的史官。第二，這個人同孔門必有相當的關係。因為《左傳》一書也和孔子的《春秋》一樣，敘事都以魯國為本位，如雲杞侯來朝，齊師伐我之類。作者如非魯史，則口氣必不如此，也不能掌握如此豐富的史料。又《左傳》編年紀事， 自魯隱公至魯哀公，全與《春秋》相配合，且書中引用孔子之言二十餘處，作為衡量人物和是非標準。僖三十二年引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昭十二年引克己復禮仁也。並出《論語》。所記哀公一朝事如孔子請討陳恆，亦與《論語》相同。又哀公十六年，續《經》且特書孔子之卒，《傳》又載哀公誄辭云云。可見《左傳》的作者是崇拜孔子的人，從書中所記孔門弟子看來，或竟是七十子後學者亦未可知。
三 《左傳》的時代
春秋時代是我國古代社會發展史上一個遽急變化的時代，也就是奴隸制社會逐漸向封建制社會轉化的時代。這個轉化過程的完成，是在春秋戰國之交，正是階級鬥爭最劇烈的時期。《左傳》的作者就在這一時期編寫了一部春秋列國二百數十年間的歷史，比較全面地反映了那時代的複雜的階級鬥爭的情況。現在舉幾件重大的事實來說明它。
一，由於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關係起了根本變化，首先是春秋中葉魯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開始採取按畝徵稅的辦法來增加國家收入。這一經濟制度的改革，是當時一件大事，因為這在事實上承認了土地私有權，為封建土地私有制打下了初步的基礎。後來奴隸逐漸解放，鐵的農具普遍使用，農業生產力進一步提高了，私田越來越多，諸侯大夫越來越富，私田的數量既超過公田，原來的土地國有制逐漸被破壞，因而促使奴隸制的崩潰，由奴隸制社會逐漸轉入封建制社會。
二，《左傳·昭公六年》公元前536，鄭子產鑄刑書。鑄刑書是把刑法鑄在金屬的鼎上，公布出來給人民知道，使人民不敢犯法，即使犯了罪，政府只能按照法律處理，不能任意輕重，要怎樣就怎樣。子產鑄刑書，晉叔向遺書責之。昭二十九年，晉亦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可見此乃大勢所趨，不得不爾。那時鄭國商業發達，貴族統治階級向來利用不公開的隨意輕重的刑罰來壓迫商人和新興的土地所有者。子產公布了法律，貴族統治階級的特權便有了一定的限制，對於人民來說是有利的。子產這一措施，為後來申不害、韓非等人代表新興地主階級利益的法家學派打下了基礎，在當時有進步意義。
三，由於社會起了根本變化，春秋末年各國統治階級內部爭取人民的鬥爭也十分劇烈，同時也反映了那時代人民的生活情況。例如《左傳·昭公三年》，齊國晏嬰同晉國叔向的一段談話：
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踴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避之?
這是把齊國舊政的腐敗和陳氏新政對比。陳氏用大斗出小斗入的辦法來同齊侯爭取人民，是很成功了。當時人民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為什麼齊國的舊政這麼不得人心呢?原來是社會制度的關係。奴隸社會的舊制度本來是那樣，商業是國家經營，自然無須乎自己為自己漲價。時代進步了，社會舊制度就顯得不合理。木材水產的市場價格同出產地一樣。人民受到如此榨取、剝削，生活困苦極了。因此犯罪刖足的人也多了。這是舊制度的結果。可見春秋末年，齊國的舊社會制度也正在走向崩潰。所以晏子謂之「季世」。
四，《左傳》常常記載勞動人民敢於同統治階級鬥爭，甚至敢於起來反抗、報復。例如宣公二年築城工人竟敢當面嘲笑華元「于思于思，棄甲復來」。襄公四年魯國人民諷刺臧紇：「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哀十七年，衛莊公役使工匠，不得休息，工匠「攻公，閉門而請，弗許。踰於北方而隊，折股」。莊公曾破壞戎州人民的村落，這時戎州人民也起來攻他，殺太子疾、公子青。莊公逃到戎州人民己氏家中。「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發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從以上記載可以看出那時的勞動人民也就是奴隸，一有機會就起來同統治階級作無情的鬥爭。這也說明奴隸們逐漸覺醒，奴隸主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奴隸社會已經面臨崩潰的前夕。
由於社會基礎起了變化，人們的思想意識也在逐漸變化。春秋以前的許多迷信思想也在動搖。他們一向認為與人們吉凶禍福密切聯繫著的自然現象的變化，現在是不相信了。一切吉凶禍福多為人事的關係。這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必然趨勢。下面的記載都是顯著的例子：
（一）鄭內蛇與外蛇斗於南門中，內蛇死。厲公問於申曰：猶有妖乎?對曰：妖由人興。人無釁焉，妖不自作。莊十四
（二）宋國隕石，六鷁退飛。襄公問周內史叔興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僖十六
（三）有星孛於大辰大火，心宿，西及漢。裨灶謂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珪也、斝玉爵也、玉瓚勺也，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明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七日，宋、衛、陳、鄭皆火。裨灶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昭十七、十八
（四）鄭大水，龍斗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禜。子產弗許，曰：我斗，龍不我覿也；龍斗，我獨何覿焉?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昭十九
（五）齊侯病痁，期而不療。或請誅祝史。晏子以為祝不勝詛。祝，音之又反，讀如咒。他說：不可為也。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 昭二十
（六）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只取誣焉。……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乃止。昭二十六
不但如此，春秋以來，人們對於天命鬼神都有進一步的新認識。這也是那時代階級鬥爭在人們意識形態中的反映。例如隨侯以為「牲栓肥腯，粢盛豐備」就可以取信於神。而季梁卻說：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桓六宋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司馬子魚說：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得死為幸!僖十九史嚚對虢公說：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莊三十二春秋以前的神是宇宙萬物的主宰，對人們有絕對的支配力量。在那神權至上的時代，不消說神是民之主。現在時代逐漸在變，一般有見識的政治家、哲學家都看到迷信天命鬼神的無益和爭取人民的重要；所以反過來說，「民，神之主也」。這樣，神就退居次要的地位。又不僅如此，他們更進一步認為神是「聰明正直」的，他不但不害人，而且對人民有利，同害人的妖怪或厲鬼不同。這在當時確是一種嶄新的解釋，同時也是一種進步的見解。雖然他們還不敢根本否認鬼神的存在，但既然說吉凶由人，實際上對於鬼神的作用被否定了。這種思想對後來進步的唯物主義和無神論的哲學的建立和發展是有很大影響的。而這種進步思想的產生也說明春秋時代社會的變化正在朝著新的階級發展，即行將解體的舊的奴隸制社會朝著朝向新的封建制社會發展。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司馬子魚是在反對宋襄公用人祭社的時候說這番話的。殺人祭神和用人殉葬，都是奴隸社會統治階級野蠻殘暴的行為，他們的祭祀或殉葬，不但用奴隸、俘虜，而且用自己的臣妾或貴族。例如晉景公以小臣為殉成十，魏武子亂命以嬖妾為殉宣十五，秦穆公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文六，從死者凡百七十七人。正是由於社會逐漸在變革，不合理的野蠻殘酷制度開始遭到反對。所以魏顆不用武子亂命而嫁其父妾。秦人哀悼「三良」，為之賦《黃鳥》之詩，而左傳的作者更借君子之言來批評秦穆公「死而棄民，難以在上」。
根據上述許多記載，證明左傳所反映的春秋時代正是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的過渡時代。
左傳成語舉例
1.大義滅親隱四
2.唇亡齒寒僖五、哀八
3.風馬牛不相及僖四 予取予求僖七
4.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僖十四
5.幸災樂禍僖十四、莊二十。慶鄭曰：幸災不仁。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
6.畏首畏尾文十七
7.齊大非耦桓六
8.退避三舍僖二十三、二十八
9.病入膏肓成十
10.上下其手襄二十六。伯州犁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
11.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昭二十八。今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者本此。
12.噬臍何及莊六。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
四 《左傳》的文章
《左傳》是一部歷史著作，雖然不是像後來全面的嚴密體系的史書，但作為編年史，它包括春秋列國的政治、外交、軍事等方面的活動和有關言論，以及許多逸聞佚事，它的內容已經是夠豐富多采的了。但以文章而論，《左傳》又是一部優美的富於文藝性的歷史散文集。在中國古代的歷史散文中也是一部傑出的作品。它雖然不同於一般的文學作品，卻具有許多文學作品的特點。
首先是作者通過人物言行的敘述，表現出進步的思想。這有兩個比較突出的方面：第一是民本思想。民本思想的產生，主要是長期以來，人民奴隸和統治階級不斷鬥爭的結果。春秋時，統治階級在實際鬥爭中接受了經驗教訓，他們逐漸認識到人民力量的強大。如果想要維持鞏固自己的統治，就非爭取人民的擁護不可。所以文公十三年記載了這麼一件事：
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於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一個小國的統治者，居然自願犧牲個人的利益，服從人民的利益，並且把個人利益同人民利益連繫起來看。在春秋中葉已經有這樣的思想認識，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左傳》既特書其事，又稱讚他「知命」。可見作者的思想傾向是非常明顯的。又如襄公十四年，衛人逐獻公，晉侯以為太甚。師曠卻說：
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襄公二十五年，子產問為政，鄭然明說：
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
《左傳》中類似這種言論的記載是很多的。無疑的作者是要通過他們之口來體現自己的民本主義思想。這種思想後來日益發展，到了孟子就進一步提出明確的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其次就是愛國思想。宣公二年，宋與鄭戰於大棘，主將華元因得罪了御者羊斟，羊斟故意駕車沖入敵陣，以致為鄭所擒，宋師大敗。作者對羊斟嚴厲地譴責說：
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
這裡，作者的愛憎感情是十分明顯的。僖公三十三年，敘弦高遇秦師侵鄭，一面冒充犒師，表示鄭國已得情報，作為緩兵之計；一面馳傳報急，因而保全鄭國。定公四年，敘申包胥乞師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絕聲，勺飲不入口。秦國終於出兵，敗吳復楚，實現了過去的諾言。哀公十一年，魯與齊戰，冉求很勇敢，童子汪錡戰死，都受到孔子的表揚。《左傳》中有意識地記載這些動人的事件，也表現了作者的愛國思想。當然，不消說，包括作者在內，他們無論如何對國家的真正概念是不能理解的，他們的愛國行動是和忠君的封建道德分不開的。申包胥逃賞時說「吾為君也」。但他們的堅強智勇的行動，在客觀上對於抵抗侵略，保衛祖國和人民則起了重大的作用。
《左傳》文章的特點首先是人物描寫異常生動。它的描寫方法往往是通過一個人的語言和行動，用簡單的筆墨勾畫出來，使那人物的形象就如在目前。書中著重寫了幾個霸主、大政治家如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管仲、子產、晏嬰等，必須從許多敘述中全面來看，這些大人物的全貌幾乎都顯現出來。限於時間，現在暫且不提，以後再說。只談談下面幾個例子：例如僖公三十三年，敘秦晉殽之戰，描寫了不少人物，特別是先軫的形象最突出。當晉人討論截擊秦兵的時候，欒枝以為秦穆公曾幫助文公返國，恩惠尚未報答。今若伐秦師，豈不是因文公已死，就背棄先君，忘恩負義嗎?先軫說：「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施去聲，讀如異。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後來襄公以文嬴之請，釋放三帥。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這裡前者描寫先軫的爽直性格，如聞其聲，後者描寫先軫出言不遜暴躁無禮的態度，如見其人。又如昭公元年，敘鄭子皙、子南爭婚的事：
鄭徐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
又如定公三年寫邾子之死一事：
邾子在門台，臨廷，閽以瓶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於床，廢於爐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
一個過於急躁的形象儼然如在目前。至於成二年鞌之戰，寫齊高固一人徒步沖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擒之而乘其車，系桑木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一個輕浮驕傲的形象如在目前。哀公二年，寫衛太子將戰，「望見鄭師眾，太子懼，自投於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一個膽小怯懦的形象如在目前。如此之類，不能遍舉。將來講作品時，還是可以看到的。
其次，《左傳》之文長於敘事。能將情節複雜的事件敘述得眉目清楚，條理井然。舉其著者，如僖公十三至十五年秦晉韓原之戰；又二十三至二十四年晉公子重耳出亡返國；又二十八年晉楚城濮之戰；又三十二至三十三年秦晉殽之戰；宣公十二年晉楚邲之戰；成公二年齊晉鞌之戰；又十六年晉楚鄢陵之戰；襄公十八年，齊晉平陰之戰；又二十一至二十三年欒盈入絳；又二十八年，慶封奔吳；昭公十二至十三年楚靈王乾谿之難；定公四至五年吳楚柏舉之戰；哀公十六年楚葉公討白公之亂等篇，都是書中極其出色的敘記文。它們好象一座大建築物，重樓復閣，畫棟連雲；但其中卻有許多獨立的小結構，小庭院；所以廣廈千間，各成片段，而又四通八達，互有關聯。例如邲之戰，全文凡三千餘字，是《左傳》一篇最長的敘事文。其中包括晉楚交戰的原因；晉諸帥意見分歧，號令不一；楚人對勝敗的預測；雙方對和戰的謀議；雙方互相挑戰；兩軍的決戰及其勝負；交戰時的雜述；雙方戰後的措施——楚不築京觀而但祭河作廟以告成事，晉不罪荀林父而復其位：凡十四五段，其間人事的複雜，議論的紛紜，情況的變化，真是「簿領盈視，嚨聒沸騰」。而楚軍知己知彼，掌握主動，晉帥則「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勝敗之機，未戰之前，早已決定。而所有人物的性格、才幹和器度都形象地表現出來。
如果說，《左傳》所記的大事有如長江大河，層巒疊嶂，則其中短篇的記敘文卻另有清泉碧澗、一丘一壑之勝。略舉數例，如齊無知弒襄公莊公八年、楚子入蔡莊公十四年、魯季友誅叔牙莊三十二、晉靈公不君宣公二年、鄭子家弒靈公宣公四年等篇都是屬於這一類。它們的特點是用簡括的筆墨，勾畫一個故事的輪廓，其間詳細複雜的情節均可以想像得之。現舉鄭子家弒靈公事於下：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 「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
只從《左傳》這段敘述看來，似乎很難相信：為了一件小事，所謂飲食細故，就會鬧出那麼大的亂子來。但試就這個故事本質看來，不難想像靈公和公子宋真是所謂君不君，臣不臣。作者僅僅寫這件小事來概括他們平日相處的情況。即就這件生活瑣事的描寫，也是一段異常生動的文章。
再次，《左傳》文章的另一特點是語言之美。春秋列國行人往來，交接鄰國，最重辭令。所謂「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見襄二十五年。故孔子四科，言語居其一。正是因為政治生活的需要，所以當時一般貴族官僚，大抵都善於辭令。例如僖公四年，屈完當齊桓公誇耀諸侯的軍威說：「以此眾戰，誰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他立即回答說：「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由於屈完的不屈不撓，理直詞順，所以終於取得軍前外交的勝利。又如僖公三十年燭之武對秦穆公說：「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他用事勢必然之理來打動秦伯，句句中肯，語語破的，利害相權，秦兵就非撤退不可。秦國撤兵，晉國也就不願單獨對鄭了。又如襄公十五年載宋子罕辭玉一事：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襄十五年》：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按此事反映了當時的階級鬥爭。
此外如晉陰飴甥飴，音怡，又音寺，與耜同對秦伯僖公十五年，魯展喜犒齊師二十六年，楚申叔時諫縣陳宣公十一年，晉知罃對楚子成公三年，子產獻捷於晉襄公二十五年，蔡聲子復伍舉二十六年以及書面的外交辭令鄭子家告趙宣子文公十七年及晉呂相絕秦成十三年等篇，都是代表這方面的作品。以上這些記言文，不僅詞句修飾，委婉動聽，更重要的是有充分的理由，說服力很強，所以都能收到出使專對、論事進諫的效果。劉知幾謂這些是「當時國史已有成文」，作者不過編次而已。這種情況可能會有。但亦未必盡然，加工剪裁和潤色使之更婉曲、更有文采，那是必然的事。
《左傳》語言之美還有簡練生動、富於形象性的一面。略舉一些例子來看：
（一）邢遷如歸，衛國忘亡。閔二
（二）室如懸磬，野無春草。僖二十六
（三）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宣十二
（四）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宣十二
（五）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囿，盪公。公懼，色變。禁之，不可。公怒，歸之。僖三
（六）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成十七，簡練例
（七）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 襄三十一
（八）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哀十六
此段補論：春秋戰國之交的語言與口語接近，所以較前淺顯生動。《論》、《孟》、《左傳》、諸子皆如此。作者的語言多從生活實際中來，因為他們與人民較多接觸。注2
但《左傳》中糟粕很多，作者是封建時代歷史家，他的歷史著作不可能不為封建階級服務，常常通過歷史事件的敘述和人物的評論，宣傳封建倫理思想、等級觀念，如讚揚潁考叔為「純孝」，石碏為「純臣」，董狐為「良史」，以及所謂「六逆」、「六順」等。作者一面對天命鬼神常抱懷疑態度，一面又多記鬼神、夢卜、妖怪等迷信之事。前人評它其失也誣。孔子說：「文勝質則史。」可見歷史著作向來是注重文采的。但《左傳》的作者有時為了追求文勝，對於歷史記載未免失實例如成公十年晉侯夢大厲事，所以前人又評《左氏》浮誇。無論從歷史或文學方面看，這些都是《左傳》嚴重的缺點。反映人民的鬥爭活動不夠，也是缺點之一。
《左傳》文章對於後世的歷史著作和古典散文的寫作是有極其深遠的影響的。首先是直書無隱的精神一直為後世「良史」所繼承，成為歷史家古文家撰著的原則。司馬遷著《史記》，多採用《左傳》為資料，它的人物傳記及論贊都是從《左傳》中學習得來的。《史記》中描寫戰爭，記載遺聞佚事及歌謠諺語，也是受到《左傳》的啟示。司馬遷以後的歷史家，唐宋以來的古文家，幾乎沒有不愛好《左傳》的，他們的著作也幾乎沒有不借鑑《左傳》的。——特別是寫作技巧方面，獲得很多有益的經驗。
五 《左傳》研究法
首先將《左傳》全書讀得相當熟，基本上對文義都能理解，然後各就專業之所習及學力之所至，從另外幾個不同的角度來學習研究。
一、易編年為紀事
例如馬驌《左傳事緯》十二卷篇目一百有八
高士奇《左傳紀事本末》五十三卷坊行者為宋章沖《春秋左傳事類》始末五卷，不如高書
二、易編年為列傳
例如劉節《春秋列傳》五卷劉節，字介夫，大庾人，明弘治進士
按宋人王當已有《春秋列國諸臣傳》五十一卷。所傳諸臣皆本《左氏》。有見於他書者則附其末，系之以贊。其書已佚。見《書錄解題》。
三、易編年為國紀
例如《國語》、《史記·世家》
孫范《春秋左傳分國紀事》二十二卷孫范，明末人，見《經義考》206
按宋徐得之著《春秋左氏國紀》二十卷見《宋志》，已佚易《左傳》編年之體為國紀、列傳及紀事本末，類聚貫串，其法至善。
苟擴其範圍，詳其條例，先定若干門類為研究的對象，如顧棟高《春秋大事表》的許多項目，然後將全書打散歸納，再取先秦有關諸書互相印證，對研究文史必有裨益。例如天文、曆法、地理、官制、兵法、人名、文學等，均可作獨立專題研究。前人於此著作甚多，如：
一、天文曆法。杜預《春秋長曆》、陳原耀《春秋長曆》、姚文田《春秋經傳朔閏表》……
二、地理。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江永《春秋地理考實》、程廷祚《春秋地名辨異》……
三、官制。程廷祚《春秋職官考略》、沈淑《左傳職官》、李調元《左傳官名考》。
四、兵法。陳禹謨《左氏兵略》、徐經《左氏兵法》、魏禧《左氏傳兵法兵謀》等。
五、名字。程廷祚《左傳人名辨異》、王士濂《左傳同名匯紀》、又《左女匯紀》、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詁》（俞樾有補有駁）、胡之玉等。
六、文學。方苞《左傳義法舉要》、徐經《左傳歌謠》、孫國仁《左傳賦詩義證》、勞孝輿《春秋詩話》、宋胡之質《左氏摘奇》、徐經《左氏精語》等。
我們還可以考慮多設項目來研究，如春秋田賦兵制，《左傳》、《國語》比較，神怪故事，人物傳說，外交辭令等，或別立名目，或在前人著作基礎上增補其不足。
補論
曾鏞曰，朱子謂《左傳》之文有縱橫意思，又謂《左傳》是秦時文字，竊未敢謂然也。以文而論，《左氏》艷而富，昔人既言之，而其辭氣從容溫雅，視戰國之文，兩不相欠侔，若其所敘列國會盟侵伐，或仗信義，或仗詐謀，自皆是當時實錄，非《左氏》自為之，至於春秋之末，事勢自漸近戰國，亦非《左氏》之文然也。觀《左氏傳》中多列《易》、《詩》、《書》、《禮》、《樂》之文以論是非，於經蓋無不通……而《左氏傳》中凡以論春秋成敗得失之宗旨，此皆縱橫者流所竊笑為迂闊之言，而不屑言者也。
錢錡曰，《左傳》之作，漢儒相傳為左丘明，其時代則劉歆、班固皆以為與孔子同時，然不明言為孔子弟子，惟杜預序以為受經於仲尼，而朱子則謂楚左史倚相之後，郝仲輿則謂出三晉辭人之手。以今考之，左氏雖非孔子弟子，必為魯史官，而受學於孔氏諸賢，蓋《春秋》藏於魯太史，未必遠播楚與三晉，況聖學之傳，多在齊魯，其為魯人無疑。其續經至孔子卒，以示尊聖，又多述夫子論斷，若克己復禮、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之為仁，皆能證為古語，必實聞孔子緒論，於子貢、季路、冉有諸賢，亦時寓尊崇之意，其為受學於孔門弟子又無疑。惟左丘明之名見於《論語》，孔子稱名相比，其人似在孔子之前。總之，古人著書，非如後人之自署姓名，作《傳》者是否為左丘明，蓋不可知，而書之名左氏傳，必相傳無訛，古者左史記動，右史記言，作傳者殆世為左史之宮者與。
此據竹添光鴻《左傳會箋》「總論」引日本安井衡曰，《四庫全書提要》以《左氏》所載論斷占筮無不徵驗，為從後傅合之，而汪中釋疑亦以天道、鬼神、災祥、占筮、夢為職所掌，是皆不然。左氏通儒，見微知著，見論斷占筮理勢必然，而有足以為戒勸者則載之，否則不載，所以必有徵驗也。不爾，二百四十二年間，論斷占筮豈止於左氏所載哉。可見其理勢未盡者棄而不載也。先王以神道設教，天道、鬼神、卜筮，最其所重，夢雖不足憑，亦有時而驗焉。朕卜襲朕夢，武王嘗以誓眾，故《周禮》亦設占夢之官。至於災祥《春秋》亦謹而書之，不獨《左氏》也。夫先王重之，時人奉之，其見於事而發於言者必多。史，記事者也。既已發於言行，不得不從而書之。記事之體宜然。非以其職掌五者書之也。但從事直書，而善惡得失自見，乃史之職也。紀事終於智伯，提要以為後人所續，而未言其所以續焉。案獲麟之後，《左氏》續經至於哀十六年孔丘卒，以終仲尼所以修《春秋》以垂教於後世之意，十七年後引傳至於二十七年公如越，以終十四年前所載賢哲之言，而獨襄二十九年吳季札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之言未終，智伯亡而三家分晉之形成矣。傳載其亡者，以終季札之言也。後儒不達左氏《左傳》之例，或以為戰國間阿趙氏者所為，淺乎其視《左氏》也。古人傳師學者，續成其師之說，不改名其所續，《爾雅》及《管》、《孟》、《莊》之屬皆然，不得以此並疑原著之人矣。況智伯之亡，在春秋後二十七年，又二十八年韓趙魏滅晉，始列為諸侯，而魏文侯師事子夏，及其喪明，曾子往吊之，則孔門諸子，多及於戰國之時矣。左氏或及見智伯之亡而親書之，亦未可知。按安井衡字仲平，著有《管子纂詁》，竹添光鴻嘗師事之。見俞樾《竹添氏左傳會箋序》。
洙蘭泰曰，鄭漁仲言左氏楚人，故其書多楚語。余檢前編，見仁山之說有雲，《左氏》所記，惟晉楚為詳，良以晉《乘》楚《檮杌》二書與《春秋》並行，左氏有所依據而為之也。善哉言乎。可以釋漁仲之疑矣。大列邦之中唯楚與吳越之言語各異，故子元入鄭，楚言而出，出公自吳反效夷言，皆見於書矣。吳越無史，惟楚有之，左氏用其文，安得不有楚語，未可執此而並誣其人也。尤悔庵雲，傳記韓魏智伯之事及趙襄子之諡，計自獲麟至襄公卒已八十年矣，豈有夫子歿後七十八年左氏猶能著書者乎。案悔庵斷左氏為六國時人，而以智伯等事為之證，夫左氏為孔門弟子，見於傳記者不一而足，世掌國史，以官為氏，何得以為六國時人乎。故以智伯事明之，荀瑤帥師圍鄭，載在悼之四年，文止一條，居於全傳之末，其實《左傳》一書，補《經》至孔子卒而止，補《傳》至哀公亡而止，未及悼公之立也。元二三皆無一言之記，何有於四年之一條，竊意《左氏》正史而後，必有私記未成之書，所載尚不止此。惟三家分晉，為春秋後一大事，而伐鄭之役，實四族構難之先驅，滅智之舉即三卿分晉之小試，後之弟子重其師說，摘以附於全《傳》之終也歟。觀其稱猶從趙孟，其為《左氏》之正史無嫌，若衰子由是惎智伯遂喪之，智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數句，則另是一事，其說甚長。約略帶敘於此者，乃後人增益以終《左氏》之意，非正文也。不然，數千年中，何漫無記載，而獨標此一事，即此一事，何以盡遺其本末，而僅畢以數言，此可一覽而得其情者。尤氏乃拘於襄子之一諡，而議及全《傳》之後先，不幾於寸木岑樓之易位哉。即其所謂八十年者，亦失考矣。自獲麟之年，計至無恤之卒，五十加六七耳，悼十四年而智氏亡，左氏猶及見之，惟至趙籍分晉，列於諸侯，是為綱目之始，乃得七十有八，何與襄子事耶。雖然此猶據事而言，未及其文也。春秋之文與戰國之文，不啻涇渭菽麥之易辨，悔庵不於此一言，何也。見竹添氏《會箋》「總論」引。
一九六四年於北京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