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講稿 · 第十二章 宋代文學
總論
宋代文學在文學史上是很難分析的。雖然每代文學都有其複雜的現象，但取它各部分觀察而分析之，在它的中心，都有其可通之處。現在論宋代文學，從空間上觀察，宋代文人在地理上的分配，與唐人有許多不同之處。如以黃河、長江、珠江三大流域勉強分為三部分，歷史上這三部分產生文人的繁盛，是自北之黃河流域，而至南之長江流域，再至於珠江流域。但就宋以前的歷史上文人來論，北方文人比南方多，宋代卻不如此。宋代文人以福建、江西為多。唐代以前的江西文人，只有陶淵明等一二個人，唐代福建有歐陽詹等一二個人。到宋代的文人，卻多在這二省產生。江西文人以臨川為多，如二晏父子，如謝逸、邁兄弟，歐陽、王、曾，二劉（敞、攽）兄弟，黃庭堅、姜夔、石孝友、楊萬里等。福建有楊億、柳永、朱熹、劉克莊、嚴羽、謝翱。（參看鈴木虎雄《中國文學研究·中國文人地理分配表》，但此書錯誤很多，江西下唐人有謝小娥，是一篇小說中的人物，居然弄進這裡邊來。大概日本人研究中國的文學、經學、史學、哲學，題目都很新穎有趣，而內容卻多靠不住。）宋代文人比較以閩、贛為最多，而粵又少，到後來廣東也漸漸地多了。這裡可以證明，中國文學發展，在歷史上是自北而南的。
至於從宋代的政治上論，宋代名義上雖然是統一的國家，實則是南北朝對峙的局面。自唐末藩鎮割據之後，中國北部都淪亡於胡人，中華民族又一次南遷。五代分裂時，石敬瑭把燕、雲十六州割出，講起來真是痛心。當時外族最強盛者，為契丹族建立之遼。石敬瑭割去燕、雲十六州後，又稱胡人為父，河北盡屬遼。宋襲周祚，建都在汴京，併吞南方各國，而對北方的遼人，竟無力把他們驅逐出去。
遼地居東北三省。西界蒙古。分五道，上京道臨潢府，現在內蒙古地（阿魯科爾沁旗、巴林左旗）；中京道大定府，現在的遼寧南部；南京道就是現在的北平；中京道就是現在遼寧遼陽府；西京道，山西大同府。當北宋全盛時，山西、北平是外族的地盤。自遼衰弱後，金人代興，竟深入中國的開封。金人南侵，徽、欽北狩，成了南渡偏安的局面。金人的北京路，就是大定府，即遼人的中京道。中都路，即大興府。南京路，是開封府。東西二路，是遼人的東西二京。南宋與金人以淮水為界。由黃河以北淪入異族，進而到淮水以北淪入異族，以至元人吞併中國。在這點上看，宋代整個一朝，始終都是被外族侵凌的。所以宋人和外族關係和唐人的大大不同。唐人是利用外族來振興中國。唐代開國是借突厥的力量，他的中興是假回紇的兵力。唐代之亡是內亂的亡，非關外族。所以唐、宋二代對於外族的觀念大大不同，唐人和外族是相親善的，宋人和外族是相仇敵的。唐人的文化是大亞洲的文化，宋人的文化是純粹中國的文化。關於唐、宋的文化，從各方面加一比較：
（一）建築 建築最可代表全民族的精神。唐代的樓閣，都是瑰瑋嵯峨，現在雖然看不到唐代的建築，但在模仿中國建築的日本西京，大概還可得到印象。宋人的建築和唐代不同，其樓閣多平實寬博，如翹角，唐人是飛卷上騰的，宋人卻是平朴的。在這點上看，唐人的精神是豐活向外發展，宋人只是實事求安的。
（二）圖畫 唐人以壁畫最佳，如吳道子的畫。這派是由印度傳入的，到宋則壁畫不見。由此也可得知中西交通的阻絕。唐人南、北宗畫都是取實體的，宋人的畫卻是抽象的。倒有所謂院畫者，是學古代的畫。宋代士大夫的畫，都寓以抽象的筆意。唐人畫尚華麗纖細，宋則不然。如宋之文同墨竹，以一筆揮灑為佳。蘇軾的畫竹也學他。再如畫梅，五代徐熙的梅也是先落墨（見李梅庵先生藏本），後傅色。後之楊元咎（補之）的畫梅，則是水墨。宋人之畫雨，是一絲下來，唐人以粉於弦上灑散。及二米（米芾、米友仁父子）潑墨。總之，宋人的畫，可分兩派。一種是院畫派，為學習唐人之舊畫；一種是士大夫寓有妙趣理想的畫，是中原畫的特色。而唐人的畫，卻是受印度畫影響的畫。
（三）書 唐代書重碑刻，宋人重帖。所謂碑，是規矩的。帖，是書札。有宋太宗時之淳化閣帖，徽宗時之大觀帖。宋代書家能碑者殊鮮。至於宋代的石刻也不同，自秦至唐皆立碑，而宋人則於小石上題名。宋人不重視能品，而重天趣。重能品，則其人個性強硬剛直；重天趣，則近於頹放了。
（四）宗教 唐代對任何宗教都能容納，如景教、摩尼教、伊斯蘭教。宋代除了佛教外，其餘宗教都不能存在。就佛教來說，也可分數點來談。以供奉言，自六朝及唐人皆好造像，宋人則好造石幢，多刻《陀羅尼經》，雕刻佛像很少。從宗教學術上言，唐代佛教，各宗皆盛，法相宗為玄奘法師遠行自印度求來，難能可貴。宋代獨盛行五代開端的永明壽禪師之淨土宗，經曆元明而到現在，此派以白手求參悟。總之，唐人的佛教，是印度的佛教，宋人的佛教，是中土的佛教，此佛教之所以衰頹，而成為鄉愿的佛法。
宋人一方面拒絕外來的文化，另一方面，又把外來在中國久占勢力的文化，匯合融化了。如佛、儒的結合，而產生了宋代的理學，如陸九淵的理學本於禪宗，周敦頤雖入於道，但也薰染著佛學。可以看出宋人的學問，是把外來實在的文化，化成了中國的玄虛的、求其自然妙諦的文化，這是宋代宗教思想的特色。
（五）學術 宋代特有的學術，就是理學。如周、二程、張、朱五子之學。以經學之義疏論，從前經書的註疏，皆遵守古人的舊論，到宋代學者就不然了，多推翻舊學，以求新解。起初有北宋的劉敞，後來有王安石以及朱熹的解詩，非議及小序。又指出梅氏之偽作古文尚書。歐陽修也疑《易·繫辭》非孔子作。凡對於一種學問持懷疑的態度，能促使學術昌盛。由於宋人為學是趨向於批評的。在詩，到宋人則有詩話。在史，有歐陽修、宋祁共修之《新唐書》，歐陽修之《五代史》，司馬光之《通鑑》，袁樞之《通鑑紀事本末》，鄭樵之《通志》。這些史書，雖是敘事，而注重在事的背景，求政治之得失，實在是近於批評的。
至於文學方面，是以散文為中心，而顯出四通八達的變化。唐詩人與宋詩人不同者，唐代詩人只有詩，雖然有文，不過一二篇。宋代的詩人就不同了，詩人往往兼散文大家。這裡還要說到中國散文的發展問題。它是和爭辯密切聯繫的。中國散文最發達的兩個時期，一為戰國時代，一即宋代。戰國時代，國與國的爭辯，墨家與儒學以及各家與各家的爭辯，都促使散文發展，並達到極盛階段。到了漢代，國家政局安定，思想統一，沒有什麼爭辯，散文自然不會發展，那爭辯的散文，一到漢代，變化為漢賦。宋代也是一個爭辯的時代，它可以追蹤戰國，其發達的原因，可如下述：
（一）外患 宋代雖然是統一的國家，而緊急的外交連續著，實在是南北對峙的局面。在北宋和遼的交涉，每歲納幣。南宋之於金，在高宗、理宗二代之論議和，都是極須用文字來傳遞兩國意見。
（二）學術 宋代有名的理學，在宋史上立個道學的名稱。周敦頤的道學，是接近老莊思想。張載的關學，卻有點似耶教（唐有景教）。朱熹的道學問，陸九淵的尊德性，是近於佛家，都有語錄的散文，是白話的。而朱、陸在學術上之爭辯，因此散文也大見曙光。
（三）政治改進 王荊公施行新法。要宣傳他的主張，也須用散文來使全國人民都明白的。
（四）黨禍 北宋之元祐，南宋之魏闕，朝廷爭辯用散文。士大夫亦有門戶之見，二程之洛黨，蘇軾之蜀黨，劉安世之朔黨，各派之攻擊是非，也須用散文。
（五）科舉制度 唐代詩人所以那麼多，因為進士科考的是詩賦，人人都為詩賦。宋代詩賦之外，又有策論經義（見《宋史·選舉志》）。宋人考經義，是在王安石相神宗行新法時。以六經文一二句為題，令人發揮議論，稱為墨義。清代的四書義，五經義，皆源於宋代的墨義。大抵唐人重實學，宋人重定論，唐人感情勝，韻文發達，宋人理智勝，散文發達。也可以說唐代詩是女性的，宋代文是男性的。現在又聯想到一件事，就是晉人名好用「之」字，如羲之、獻之等說不盡的「之」。宋人卻好用「老」「翁」「叟」，如陸放翁、魏了翁、呂渭老、陳堯叟等。
綜而言之，觀察宋人文學，應以散文為中心，如下圖的分析：
就這表分析的而論宋代文學：
（一）賦 真正足以代表一代文學的，有一定的起點時間，是常在開國數十年以後。漢代已有證據，宋代也這樣。宋代文學起點，當在仁宗年間，前此的太祖、太宗、真宗數十年，不過沿習晚唐之舊。現在說到賦，賦體成立在漢代，而明人把賦分為四類：
古賦——漢魏
俳賦——六朝
律賦——唐朝
文賦——宋代
宋人之賦，如歐陽修之《秋聲賦》，蘇軾之前後《赤壁賦》，是散文化的賦了。至於錢惟演之《春雪賦》，模仿謝莊輩之賦，那是西崑派，猶有晚唐餘風。
（二）詩 宋詩所以成為宋詩者，三個時期有特色：慶曆、熙（寧）（元）豐、元祐。這三時期的詩，多是議論詩。
（三）詞 詞可以說是宋代詩的化身，因為詩多實質，詞則不然。如歐陽修與王安石的詞，也免不了麗艷語。至若辛棄疾詞，那竟是散文化了。
（四）四六 宋代的古文，當推崇歐、曾、王、蘇，而此數公，雖極端反對當時的聲偶文章，卻又工擅此體。就各人的文集中看，他們的聲偶文，亦與其古文相等。因為自唐以來，制誥表章，以及州縣之判牘，都是用四六文，可以說這四六文是官體文。至元始用白話，明清仍之。唐、宋人雖是治罪之辭，也要聲調鏗鏘。故當時諸公官知制誥，翰林學士承旨，是必定需要四六文。同時盛行的散文，極端反此四六，所以諸名公巨手，皆把四六文散文化，既不能反官體文章，特地把四六文疏淡化，和楊億輩的四六文大不同，此可名之為「宋四六」雲。
（五）說部 宋人說部，多是筆記，以及詩話之類。
（六）語錄 語錄之源出於釋氏禪宗，宋代理學諸公講學，或其門人為之記錄，集而成此語錄。
（七）諢詞小說 諢詞小說，始於唐末，至宋代而特興，若茶樓酒肆皆有說書人，或引史事，或傳事實，以諢諧口吻繹演言之。及南宋而有文字記載，如《宣和遺事》之類，此蓋亦散文之變相也。
（八）散文 講到宋代散文本身，很難找到較好的純宋文選集，如清代顧宸的《宋文選》，收集宋文十餘家，可是竟難得到。呂祖謙所選的《皇朝文鑒》，今稱為《宋文鑒》，這是宋人所選的宋文。關於文章選集，前乎此者，有姚鉉之《唐文粹》，這是宋太宗時選的，頗推崇韓文。宋祁之《新唐書·文藝傳敘》，出自姚手，姚以此故特選唐文。他因為有崇韓的偏見，所以選的唐文未能盡唐文之佳篇而選之。呂氏出於朱熹的門下，這時期宋代文學已固定，所以選宋人之文能盡宋文之佳者，這是研究宋代散文的絕好材料。宋代散文重要的是古文，如果要研究宋代古文，可以讀王葆心所選的《古文辭通義》。王氏湖北羅田人，先生於有宋以後之文集說部，無所不讀。對於宋以後古文之系統，說得十分精詳。他把古文定義分為兩種。一種直接的，是推衍前代；一種逆受的，是恢復更前。例如初唐詩，不離宮體詩，是直接的。昌黎韓氏的恢復西漢古文，是逆受的。非但古文如此，詩詞亦然。宋代的古文也這樣，當太祖、太宗之時，一切皆沿襲晚唐、五代餘風，這是因為五代舊臣猶存在著。如徐鉉是南唐入宋的，精小學，大小徐本之《說文解字》，是他兩兄弟著的，有《騎省集》。李後主詞尤為世所稱誦，又精研文選。北宋的編集文章，是著重於詞藻的，如《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冊府元龜》，此風朝野相沿，在各種筆記中，都可看到人手一本《文選》的味道。陸游的《老學庵筆記》里說：「《文選》爛，秀才半。」所以當時西崑體詩流行極盛，這是一時風氣。而西崑詩為世詬病，以為塗飾綺麗。不過，講它的風格不高可以，講到體與用上，那就不對了。這是不知文學的。不但西崑體如此，各種文學都是這樣。所以呂祖謙選的古文，西崑體的賦也選上。西崑體的賦，可以舉二例來代表，一是錢惟演的《春雪賦》和楊億的《謝賜衣表》。至於《秋聲賦》、前後《赤壁賦》，那是仁宗以後的作品。
西崑體作者多南方人，如楊億、錢惟演、舒雅、崔遵度、刁衎等，北人附和的有劉筠、陳越等。西崑之文，源出溫、李，在文學史上，仿佛初唐王、楊、盧、駱的地位。楊億生於太祖開寶七年（九七四），當真宗天禧四年（一〇二〇），和劉、錢並列齊名。此派諸公，或知制誥，或翰林學士。因為他們的地位，不得不做四六，亦竟以此風行一時。雖然西崑體之名，實在是當時輕薄他們的人加上的，所以當時有「優人撏扯」之戲。而散文之作，則始於姚鉉，鉉生開寶元年（九六八），是宋代推崇昌黎的第一人，但力量非常薄弱。到仁宗慶曆前後，反對西崑體的，漸漸增多了。人多是北方人，如石介（泰山派）在他的《怪說》（《宋文鑒》卷一〇七，有上下二篇）下篇直斥楊、劉輩云：「……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是指《春雪賦》及楊億《謝賜衣表》二篇。在這一點，我們要明白，宋代西崑和古文之爭，不過是辭藻疏密問題。我們看自漢及唐的文章，每句的組織，字多至六字、十字的非常少見，文多工整，而石介的《怪說》，文句非常長，都是散句。在這點可以證明仁宗以前的文，是直接推衍前代。仁宗以後的文，是恢復更前的。宋代古文可分為三派來論。
（一）柳開 宋人古文直接學韓的，始自柳開，有《河東先生集》。其文粗豪通俗，但他能享盛名，因為他有反西崑的大功。與柳開相激勵，提倡此風氣者有六人：高弁、李迪、賈同、陸參、朱頔、伊淳。
（二）穆修 是合柳開而尊崇韓氏的，並刻了《韓文公集》（是刻韓集的第一部）。穆氏的文章用單筆，當時也是轉西崑風氣的，並影響後來的三蘇父子兄弟。
（三）尹洙 有《河南先生文集》，繼他而起提倡古文的，有歐陽修。這時期是宋代文學的本身。
歐陽修文不如曾、王，詩不如蘇、梅，而有那樣大名頭，因為是言文法的先聲，況且他門下江西方面有王、曾，蜀派有三蘇氏。蘇門三人又占當時很大的勢力，而大蘇又長於議論，對於當時的政治，也有沉痛的言論，終遭黨禍。宋代的黨禍，等於清文字獄。對於大蘇文字禁止，好像清人的禁錢牧齋書。可是宋人竟以不能讀蘇公文為很可恥的。到南宋更加推崇蘇文，南宋有諺語云：「蘇文生，吃菜羹；蘇文熟，吃羊肉。」南宋人所以能這樣著重蘇文，是因為他對北宋政局注意。及南渡偏安，士大夫對時局都抱著隱憂，所以對於蘇文，都同情欣賞，如胡銓（對金主戰）、朱熹輩，又如永嘉之葉適（《水心集》）、永康之陳亮（《龍川集》，有策士氣）。原來南宋文可分二派：一派主議論而不問文法，為江左派；一派很注重文法，為江右派。如劉辰翁的《須溪集》，是評點文開山祖。
以上所說的，是宋文可分為派別而言的。至如宋祁（《宋景文公集》）和歐公同時修《新唐書》，現在《新唐書》中的列傳，就是子京的文章。他兄弟二人，都極推崇韓文公，這可從他的《新唐書》昌黎傳中看出來。但世推崇歐公者多，而於宋公卻鮮聞，這因為歐公門生多，會有大魄力宣傳。韓文多難識字，宋文也這樣，而歐公多平淡易讀，只要有五百字，就能作此種古文，也可說是一位古文家了。又江西劉敞（原父），有《公是先生集》。司馬光有《資治通鑑》，司馬光的敘事不在太史公下。明中葉鹿門茅坤，有《唐宋八大家文鈔》，後來一班學古文的都將此八家文奉為圭臬了。更有那艾千子的選文，也可知道明人、宋人為文的風氣。末了，我們可以得一個最好的結論：韓昌黎古文，把復筆化為單筆，而歐公更進一步，化難而為易了。
宋詩
宋詩從分期上言，和宋文同樣，也可以仁宗時作為中心。西崑體極盛後，梅聖俞起，開宋詩的風氣。現在把宋詩分二方面言：一種西崑體，一種反西崑體。
（一）西崑體 西崑之詩，是衍襲前代的，有《西崑酬唱集》，同樣的題目，有許多人的詩。現在《西崑酬唱集》只有二百三十首，多是宮體五七言律詩。有名的如楊億、劉筠、錢惟演、李宗諤、陳越、李維、劉隲、刁衎、任隨、張詠、錢惟濟、丁謂、舒雅、晁迥、崔遵度、薛映、劉秉等十七人。就中楊億、劉筠、錢惟演三人，是他們的領袖。以上諸人，都生在太宗、真宗中，和仁宗之前，是在慶曆之前的。所謂西崑體，是「取玉山策府之意，命之曰西崑酬唱集」（見集序）。茲舉出楊億《漢武》和《淚》二首，以見其一斑。
蓬萊銀闕浪漫漫，弱水迴風欲到難。
光照竹宮勞夜拜，露溥金掌費朝餐。
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
待詔先生齒編貝，那教索米向長安。
［《漢武》（見《漢書·東方朔傳》）］
錦字梭停掩夜機，白頭吟苦怨新知。
誰聞隴水迴腸後，更聽巴猿拭袂時。
漢殿微涼金屋閉，魏宮清晚玉壺欹。
多情不待悲秋意，只是傷春鬢已絲。
以上二首詩，可見西崑體詩的纖艷綺麗。
（二）非西崑 西崑和非西崑二派的不能相下，由來已久。我們試反觀建安以來的詩風。當正始玄風極盛，為文采暗淡理勝的時代。到太康中，詩又豐艷煥然。在中國文學史上，詩風方面，總是正始、太康的風氣相交替。在散文方面，是《史記》和《漢書》相盛衰。自顏、謝以來，太康詩風瀰漫一時，聲偶宮體依此演進。到盛唐一變詩風，主恢復建安，實是正始詩風復興。前有李白、杜甫，後有韓愈、白居易，到晚唐溫庭筠、李商隱出，是又把太康詩風復活。經過了五代、宋初、西崑，一直到仁宗慶曆時，就又棄太康而返正始了。
文學風格不外二種，一曰情采，一曰風骨。《文心雕龍》在《風骨》篇說得非常精確：「……風骨乏采，則鷙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筆之鳴鳳也。……」那麼西崑詩是采乏風骨，非西崑詩是風骨乏采了。
慶曆派詩風是倡自王禹偁（元之），有《小畜集》，是和西崑派同時的人物。宋人推崇杜詩，是始自王氏，有句云：「本與樂天為後進，敢期子美是前身。」又《贈朱嚴詩》云：「誰憐所好還同我，韓、柳文章李、杜詩。」繼王之後，成了宋詩的本身。宋詩我們可以把它分作三時期：
（一）慶曆（仁宗） 歐、梅，宋詩萌芽。
（二）熙豐（神宗） 王、蘇，宋詩成熟。
（三）元祐（哲宗） 黃、陳，宋詩爛熟（江西派）。
再把宋詩人生卒年代看一看，如下表：
（一）慶曆 這時期的詩風，在文學史上是一個關鍵時代。講到這派的文學，世人都推崇歐，其實他的詩不如梅、蘇，詞不如晏氏父子，文不及王、蘇，但他能代表這時代，因為他是領袖，能集許多同派的文人。這派最早的人是梅堯臣，有《宛陵集》。他生於宣城（晉謝朓太守的治地）。他的詩，也許有點學謝朓。這期詩人，一方面極力求古，一面力變詩的向來風格。他和西崑派不同的是：疏和密，淺狂和深婉，大道和宮體。
西崑詩沒有個性的表現，而此派的詩，則盡見性情。此派多古詩，少律詩，但又好作七言詩。至於七絕詩，自然脫不了言情範圍。王士禎有云：「唐、宋詩之所同者，惟七絕耳。」此期歐、梅二人，方之唐之韓、孟近是。至於蘇舜欽，也是慶曆中重要的人物。梅詩沖淡，蘇詩放縱。蘇舜欽一生沒有得意過，曾放逐嶺南，廢居蘇州，後買滄浪亭以居，故他一生不平之氣盡見於詩中，多似昌黎。他的菱溪大石詩，和歐公唱和的，表現出當時士大夫的懷抱及他們的生活。慶曆時詩，大多數學韓。到王安石時，始推崇杜甫。當時詩，都有同樣的規格，下半段總是寄意，寫自己的懷抱。
（二）熙豐 這期是北宋詩成熟時代，詩人多是出歐公門下，而這時詩壇的領袖，卻有二位，是王安石和蘇軾。荊公門下有王令，著有《廣陵集》。王令才氣縱橫，但他很早夭亡。蘇公門下蘇轍有《欒城集》，文同有《丹淵集》，以至清江三孔（文仲、武仲、平仲）。蘇公門下的詩人，可以說像雨後春筍那麼多，各都嶄然露頭角。現在說這兩位領袖的大概。
王安石公詩源出於杜子美，有《臨川集》（李璧雁湖的注本）。王詩清新雋逸而有骨硬強傲氣，宋人稱之為拗相公，在他詩中確可看出。但七絕仍似唐人抒情。
蘇軾 當時能和王荊公相抗衡者，東坡一人耳。荊公深高，東坡則淵博明曉，二公於詩諸體皆擅長而精工，而東坡七古七律尤有高趣。自宋以後，注東坡的詩，頗不乏人，施元之注特佳。東坡性情寬博，雖數遭貶斥，顛沛流離，而處之泰然。
（三）元祐 這時期熙豐詩人東坡尚存，已是晚年了。此期詩人最多，多是出蘇公門下，其系統如下：
秦觀 少游本是一個詞人。宋人以文入詩，少游卻以詞入詩，不失詞人本色，有句云：「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曉枝。」這可看出他的詩像詞，所以金人元好問嘲之云：「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論詩絕句》）少游詞是人所稱道，詩卻寂然無聞，這是自然的。
晁補之 作品影響不大，不多述。
此期詩的代表作者，是黃庭堅和陳師道二人，可就二人而言之。宋人之詩，到了蘇、黃、王已是闊大到極點，到此期，已不能再走其他的道路，只能在修辭上推研。所以說它是爛熟時代，蓋亦宋詩之末期。
黃庭堅 山谷於宋詩中，在今日固稱一大家，但不能如王之深、蘇之大。只是在詩句之磨鍊方面和晚唐的作詩風氣相同。南宋呂本中作江西詩派圖，以黃為宗，因黃是江西分寧人。自黃以下，有二十五人：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朋、洪芻、饒德操、僧且可、徐俯、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韓駒、李彭、晁沖之、江端本、楊符、謝薖、夏倪、林敏功、潘大觀、何顒、王直方、僧善權、高荷。但是諸人的詩，現在多已不可得，就中有許多是江西人，但如陳師道、二潘又非江西人。所謂宗派者，推崇黃山谷一人耳。於此可以看出宋人好立門戶。方回所選律詩有《瀛奎律髓》，所謂「一祖三宗」，他的系統是：
陳師道 陳、黃齊名。他的詩乾澀枯淡，這人的性情耿介，不與人同，好閉戶寂寂苦吟。他的苦吟，在文學史上的詩人是找不到第二個的。後山的詩是處處求異的，但究非風雅可誦。
此外，還有兩位江西籍詩人：
楊萬里（廷秀） 誠齋雖出於江西，但能別開生面，言淺意深，耐人尋味，稱誠齋體。
姜白石 七絕最佳，是南宋詩的特色，他的詩多作於太湖附近。
講宋詩到南宋又是一種局面。北宋詩是以西崑體為對象，南宋詩卻以江西詩派為對象。南宋的詩可分三派：
（一）後江西詩派
（二）反江西詩派
（三）遺民詩派
（一）後江西詩派 宋室南遷，一班老詩人還在，如陳簡齋、孫覿（鴻慶居士）等。簡齋入南宋，他的詩比後山清秀。至於純粹的南宋後江西詩派詩人，當推陸游。
陸游是南宋的詩人第一。他詩的來源出自江西詩派。放翁受學於曾幾（茶山），曾出於韓駒（子蒼）之門。子蒼見江西詩派圖。但陸詩的豪放，又非江西詩派能夠拘束的。南宋詩人有范（成大）、陸並稱，或是尤（袤，字延之，無錫人，現詩集已不能得）、楊、范、陸並稱。就諸人中存詩之多，無出放翁上者。非但在當代，從古以來詩人存詩之多，亦無有能超出此翁。放翁晚年寄意山水田園，意境沖淡和平，然此究非放翁本來面目。放翁原來是一個慷慨激昂的人，可以比晉朝的陶靖節先生。讀他的詩似虛靈靜寂，但看到他的骨背里，卻是非常騰動的。因為此翁生於北宋，遭亡國之悲。長於南渡偏安局中，國運疲弊。翁詩常諭人勤於戎馬疆場。在當時的士大夫多是無為苟安，而翁卻始終對國事關懷。少年從戎，同詞人辛稼軒可相仿佛。他的《示兒》詩云：「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忠憤愛國之懷抱，至死不變。
（二）反江西待派 這時期的詩人，對於議論叫囂的詩，忽生反感，倡言唐詩。但主倡言唐詩中，又有兩種不同的現象。一種是唐詩派，永嘉四靈是其尤者。一種是批評派，當推嚴羽（滄浪）。
甲、唐詩派 唐詩派的永嘉四靈是：趙師秀，號靈秀；翁卷，字靈舒；徐璣，號靈淵；徐照，字靈暉。此四子皆好作五律。以中晚唐詩為規範，又學賈島、姚合的苦吟。四靈與江西詩派中的楊誠齋是先後輩。四靈詩在南宋風行一時，又叫江湖詩派。因為他們是在野的隱士，有《江湖小集》。這派詩不發議論，白描素寫情景。是小詩，不能成大篇。所以律詩可觀，但沒有什麼個性表現。
乙、批評派 嚴羽是一個批評家。在《樵川二家詩》中，可看到他的詩，但他的詩，不如他的詩話好，可知批評家和詩人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滄浪詩話》，以為中唐、宋詩不是詩，是議論和理語。他又以為議論理語不可以入詩的。他以為韓、孟二人的不同處是：韓學勝，孟詩工。因為詩不是以學力取勝，妙悟是詩的本質。歐、蘇以下的議論詩，邵雍（康節）以下的理語詩，實在都不是詩。他主張詩當崇漢、魏、盛唐，下此不足觀，這就是他妙悟的根本。江西詩派和江湖詩派，都是他反對的。明李崆峒何大復復古，清王漁洋的神韻，袁子才的性靈，都是根據滄浪的妙悟。嚴滄浪主張獨樹一幟，認為宋詩根本不能成立，況下乎此者。
（三）遺民詩 有宋自開國以來的文風，都在鬧門戶之見。到了宋代亡國，才有真性情的詩涌溢出來。文天祥以詩殉國。亡國後的謝翱（皋羽）、林景熙、汪元量等，歌哭山林，流離悲憤的真性情詩，是值得讀的。
謝翱 字皋羽，閩長溪縣人，有《晞髮集》。當文文山起兵勤王，謝為參軍。到了文文山殉難，公流落江海，往來湖上，這時期是公詩最多，也是公詩最精彩的。尚有《登西台慟哭記》一文。公詩除七律外，諸體皆備，七古如李長吉，五古如孟東野，五律如陸龜蒙，他是能分體學得諸家之長的。
林景熙 號霽山，浙江平陽人，有《白石樵唱集》。元僧楊璉真迦發宋陵，遺民為收葬枯骨，樹以冬青為識。所以公詩有句云：
一抔自築珠丘土，雙匣猶傳竺國經。
獨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泣冬青。
汪元量 浙江杭州人，本琴師，在宮中教王昭儀。元人取宋六宮到北廷，汪亦被擄。文文山囚系時，常與往還。後請為黃冠道士，往來浙中，不知所終。詩詞甚重於世。
鄭思肖 字憶翁，號所南，閩連江人，示傾向於南，畫蘭不畫土，作詩寄其亡國之恨。
在南宋詩中最佳者，當推遺民詩。就中謝、林二人，尤為特出。但謝詩陽剛，而林詩是陰柔的。末了，要講一段理語詩。
（四）理語詩 理語詩的作家，都在《道學傳》。如佛家的偈語，源出印度。在中國翻譯的佛經中，散文寫一段，另附一節七言句，吟作偈語。《金剛經》之偈語，《華嚴經》之十地品，所譯的是無韻的整齊句。王梵志詩，向來找不到專集，但現在敦煌石室中有。胡適說，「此種詩在中國找不到」，未免是少見了，皎然《詩式》不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嗎？清高士奇《消夏錄》，有山谷所書王梵志五言長篇一首。又明盛時泰（仲交）《棲霞小志》說棲霞也有王詩，可惜現在不存。這種詩是所謂道情詩。如：
我昔未生時，冥冥無所知。
天公強生我，生我復何為。
無衣使我寒，無食使我飢。
還你天公我，還我未生時。
當唐貞元中，蘇州寒山寺有兩個和尚，寒山和拾得。寒山有三日解，拾得亦有數十首詩。既無題目，也未有指意，這就是佛語。如：
水清澄澄瑩，徹底自然見。
心中無一事，萬境不能轉。
心若不妄起，永劫無改變。
若能如是知，是知無背面。
（《寒山詩》）
寒山有倮蟲，身白而頭黑。
手把兩卷書，一道將一德（老子言）。
住不安釜灶，行不齎衣祴。
常持智能劍，擬破煩惱賊。
（《拾得詩》）
這種詩，當然有許多人批評他失格，他可自解云：
有個王秀才，笑我詩多失。
雲不識蜂腰，仍不會鶴膝。
平側不解壓，凡言取次出。
我笑你作詩，如盲徒詠日。
此實在是中唐昌黎的格。這二人的詩，都是如此，現在不細說它。
宋代的理語詩，作者多是道學中人，如周、程、張、蔡，其學問的源流是道家和佛家，尤近於佛家。有語錄，有理語詩。語錄通俗，常人懂得。此種理語詩，在北宋仁宗以後才多見，就中當推邵雍（康節）。
邵雍康節（《宋史》第二十四卷）先生晚居洛陽，時司馬光與二程皆尊崇之，自題其居曰「安樂窩」。鄉里愛好之，作行窩以迎邵子。著有《伊川擊壤集》。其《詠安樂窩》有二句話：「安樂窩中一部書，號雲《皇極》意何如（《皇極經世河洛書》，是解說《易經》的，邵得自李之才，相傳是由陳摶傳給种放而穆修以至李之才）。春秋禮樂能遺則，父子君臣可廢乎？」他自己《安樂窩中吟》：
安樂窩中甚不貧，中間有榻可容身。
儒風一變至於道，和氣四時長若春。
日月作明明主日，人言成信信由人。
惟人與日不相遠，過此何嘗更語真。
此外張載（橫渠）、二程之詩同邵詩也差不多。而朱熹（晦庵）可就不然，朱晦庵的治學，是把各科分別開來。他的詩詞卻無理語氣。而他的門人又不是這樣了。陳淳的《北溪大全集》、魏了翁的《鶴山仙人大全集》，二人倒有理語氣。近人陳散原先生以為此派詩是要隔絕風雅的。
宋 詞
北宋、南宋兩時代的詞風不同，劃然分明。大要說來：北宋詞大，南宋詞深（朱竹垞語）。此說可信的。詞雖興起於唐、五代，然到北宋始發揚光大。慢詞在北宋時特盛。詞之於宋，猶詩之於唐。詞在北宋如走康莊大道，南宋詞以辭勝，如入苑囿樓台。北宋詞是入樂可歌，如柳永（屯田）是。南宋詞脫離了樂的束縛，有詞社的組織，是文人以此相高聚。北宋詞明白，南宋詞曲晦，北宋詞可分作三時期：
（一）宋初 第一期
（二）仁宗 第二期
（三）徽宗 第三期
第一期宋初 一般說來開國的文學，是仍襲前代風氣的。宋初的詞人，還是沿襲晚唐、五代的餘風，多短調令詞。若晏氏父子，歐公亦然。晏氏，臨川人，歐公廬陵產，都是江西籍，他們的詩是浩大，而詞皆委婉，不過江西詩派成立，遠在江西詞派之後。
晏氏父子詞，有《珠玉小山集》，歐公有《六一詞集》，都是學南唐的，風格頗似馮延巳。晏氏父子詞，豐艷而華貴。晏公《浣溪沙》有句云：「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公於此對，上句得之久而不能得對。偶言之，王琪應聲而對。公將此對又用於七律詩中，但不見如用於詞的恰當。歐陽公道德文章獨冠一時，而詞則深於情者，竟被一般人譏議。
第二期仁宗時 此期詞是一轉變關鍵。慢詞的興盛就在此期。所謂慢者，慢聲而歌也。唐杜牧之有《八六子》是一首長篇的。咸通中鍾輻《卜算子慢》，有八九十字，恐是北宋人假託的。北宋的慢詞名家，當推柳三變。（按宋代詞人生活，在正史上找材料難乎其難，元人修《宋史》，詞人無傳，只好去說部中尋，如《詞苑叢談》《詞林記事》，厲鶚的《宋詩紀事》，以至陸心源的《宋史翼》，在這中去找尋。）
柳永 字耆卿，閩之崇安人。創有大量慢詞。終身流蕩勾欄中，所以他詞多是寫青樓紅粉生涯，當時竟把這種浪漫不羈的詞傳入禁中。他的《鶴沖天》有句云：「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就是詞人晏殊也菲薄他。初名三變，後改為永，官屯田員外郎，有《樂章集》三卷。他詞的風調，最有本色，宋詞人天才之大無過於柳永者，不拘取材，無論什麼情景，他都能運用成一首好詞，如同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列傳》，就是能拉雜地寫。或竟以此為俗而病柳詞，此正不知其大處的。他又兼能纖艷悲壯。（《詞綜》選本不取其俗者，《彊村叢書》本校刊頗精。）柳永能把天才發揮盡致，每一詞情景交錯，變幻莫測，此三變之所以能成三變也。
張先 字子野，在當時可與耆卿相頡頏。及柳氏逝世，張才擅名一時，以二人之才論，張自不如柳；且張又不能用俚語入詞。在慢詞壇上，耆卿是正腳色，張是個副末吧。
賀鑄 字方回，源出於柳。他本來是一個詩人，稱為鏡湖遺老。他的《青玉案》一首，很有句可誦。自方回而後，宋代詞人皆愛家住吳城，《青玉案》就是他在吳門橫塘邊作的。當時人稱張先為「張三中」：眼中淚，心中事，意中人。張先自己以為不如他的「三影」佳，是「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懶起，簾押殘花影」「柳徑無人，墮絮飛無影」。宋子京詞有「紅杏枝頭春意鬧」，這「鬧」字可與三影稱佳。方回詞辭采輝艷而貌不揚，人誚他是賀鬼頭。《青玉案》詞有「梅子黃時雨」句，又稱為「賀梅子」。
秦觀 字少游，有《淮海詞》，高郵人。時人稱為「山抹微雲君」（此句是《滿庭芳》的起首）。他出於蘇門而詞學柳三變，有「銷魂當此際」句，為東坡誚譏。其《踏莎行》一首，情意淒婉，是謫居藤州時作的，後終死於此地。又有「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好事近》），亦可知其必死於藤州了！
在宋代的慢詞，又可分為二期。以上述的是前期，前期以柳永為主，張、賀、秦屬之。後期的慢詞，又變一氣派，當以東坡為主角。
蘇軾 東坡才氣縱橫，詞亦工，有《東坡樂府》三卷，慢詞、小令，各體俱備。（《東坡樂府》有近代編年本，取毛、王二家原稿。）有名的「明月幾時有」和「大江東去」，可見他的豪放。又《水龍吟》和章質夫楊花詞，依原韻而不見其和韻痕述，是亦才之高者。《念奴嬌》是謫居黃州時作的。（按：《赤壁賦》東坡所指者誤，三國赤壁在湖北、湖南交界處，武昌上之嘉魚。此赤壁為酈道元《水經注》之赤鼻山，不過文人諷喻之旨不可與考據同日語，況有「人道是」三字為之著眼。）更可看到他的韻格不凡。蘇嘗以此詞質人與柳七何如，說者以為：「柳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孩兒，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板，唱『大江東去』。」雖是一時諧語，但北宋二大詞人之不同處此當為確論。然以此首代表蘇詞全部，恐不的確。試看蘇詞全部就知道了。如言東坡詞豪壯，毋寧說他格高。蓋當日利用俚語的柳三變，詞流傳到西夏，有井水處，皆能唱柳詞。就是東坡門下的少游，也學柳詞。坡公卻處處要求異於柳，盡去其脂粉氣。東坡是士大夫詞，柳耆卿是脂粉詞，可以說蘇詞是男性的，柳詞是女性的。北宋文盛行，而士大夫之詞皆與文分格，蘇卻把詞與文匯合。蘇詞至有文似偈語的，如《浣溪沙》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以至《醉翁操》的琴曲，可以說不是詞。後來辛稼軒都學他。於此，蓋亦可見宋代詞的大變。
第三期徽宗時 此期詞又變一種風格，周邦彥《清真詞》可為代表。
周邦彥 《宋史》詞人有傳，只有此君一人。《清真詞》以鄭校朱刻注本為佳。周於詞壇上可稱「詞聖」，猶杜少陵於詩壇上之地位。向之論詞者，多是略於聲律。蘇於詞尤多不協律，而周卻兼能之。細讀周詞，自與蘇無關，大概是近於柳，尤以好作俚語入詞，幾與《樂章集》不可分，惟周詞文採過於柳詞。可以說，柳是詞家之質，而周則詞家之文。他二人的生涯也差近，如《拜星月慢》有「似覺瓊枝玉樹相倚，暖日明霞光爛」句，寫一個豐艷秀出的美人，形容得淋漓盡致。又「敗壁秋蟲嘆」句，「嘆」字葉得非常妙，這是歐陽修《秋聲賦》「如助予之嘆息」的意境。《過秦樓》「一架舞紅都變」句，後來姜白石常仿此。白石學柳、周，所與周不同者，文過也。邦彥非但詞佳，詩賦亦工，《汴都賦》直上窺漢賦。散文也好，又能兼書畫。
從上述諸名家，可知北宋詞不同的風氣，顯明的可分三時期。慢詞盛於柳永，聲調和諧合樂，辭藻明朗。東坡卻是極不注意聲調的。到清真，卻兼而能之。
南宋詞和北宋詞是有因果關係的。北宋詞以「辭勝」，南宋詞也以「辭勝」；但所不同者，南宋詞艷麗，而本色已看不到。北宋之詞俗，南宋詞雅。北宋詞，是文人與樂工共有的詞，而南宋詞雖若姜白石、吳文英、張炎三家之精工音理，但他們的詞，終是文人之詞。北宋的詞大，南宋的詞深。兩宋的詞，都可以都城為中心。北宋都汴京，南宋都臨安，南宋自高宗至孝宗二代，若北宋之仁宗朝，是南宋詞光艷萬丈時期。南宋詞的不同，可以辛、姜二家做代表，而二人又是同時的人，姜是宗柳詞。南宋詞可分作三時期的。
（一）南宋初期
甲、辛稼軒（棄疾） 世之論詞以蘇、辛並稱，此理論當否，姑置不論。似他二人的詞，前後不斷都有的。南宋初年，先於辛者有張孝祥，有《於湖集》，有《念奴嬌》，過洞庭作的。因為他得罪秦檜被貶，《念奴嬌》是寫月下的：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無一點風色。玉鑒瓊田三萬頃，著我扁舟一葉。素月分輝，明河共影，表里俱澄徹。悠然心會，妙處難與君說。應念嶺表經年，孤光自照，肝服皆冰雪。
短髮蕭騷襟袖冷，穩泛滄溟空闊。盡吸西江，細斟北斗，萬象為賓客。扣舷獨嘯，不知今夕何夕。
其佳處是能化豪放為清雄，直繼東坡。又若岳飛，以武人而能兼詞，不加修飾，直寫胸臆。回過頭來就本期的代表作家辛稼軒而論。（辛詞王刻本佳，又外集有朱刻本，此二種是辛詞全部。）稼軒，山東歷城人，與党懷英少學古文，黨事金，辛以武功顯於南宋孝宗朝，其對當時政治的憤慨，盡見於詞；可與詩人陸游並駕。二公皆有恢復中原之志。
上言世之以蘇、辛並論，可以說是相當合理，但不是絕對的公論。蘇為純粹的士大夫詞，而稼軒則是英雄之詞，變化無方，闊大處盡其闊大之材，精細處盡其精細之妙，其《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悲壯闊大，如「氣吞萬里如虎」句，而用了「虎」字叶韻，在詞中恐只有稼軒之才能夠吧。後來白石有「大旗盡繡熊虎」，然和幼安比較，是活老虎和紙老虎之別。葉此「虎」字險韻，只有李易安的「黑」字夠得上。至於《祝英台近》一首，又是另一種風格。送茂嘉十二弟的《賀新郎》一詞，卻是一篇詞彙書，可是他用得有生氣，不過總有人以此為病。但這是南宋的風氣，詞人以為能用事典為工。和稼軒同時而稍後的岳珂（字倦翁，岳武穆孫），亦負盛名，著有《桯史》。稼軒守南徐時，日以詞酒相娛，一日稼軒以《賀新郎》詞示之，岳以用事太多病之，然辛不以為意。不過這不是稼軒詞病，是當時共同的風氣，如姜、吳、周、王、張輩，都是如此的。其道理，是因為每一種文體發展到用事為長者，即此文體的末期，如五言詩到齊梁，律絕至晚唐，都以用事為長；但用事中有明白，有晦澀，稼軒詞用事顯然可得，是明白的用事。
稼軒散文化的詞，看《水調歌頭》二首可以知道，這是和東坡同調的。又有《沁園春》一首，更是奇特：
杯，汝來前。老子今朝，檢點形骸。甚長年抱渴，咽如焦釜；於今喜睡，氣似奔雷。汝說「劉伶，古今達者，醉後何妨死便埋」。渾如此，嘆汝於知己，真少恩哉。更憑歌舞為媒，算合作人間鴆毒猜。況怨無小大，生於所愛；物無美惡，過則為災。與汝成言，勿留亟退，吾力猶能肆汝杯。杯再拜道：「麾之即去，招則須來。」
此詞真是西漢文章，哪裡是一首詞。這又可看出宋代散文的發展。與稼軒同時之劉過（改之）客於辛門，及陳亮（同甫），二人詞亦慷慨激昂，有志士也。
乙、姜夔（白石） 白石詞負盛名，一樣的在《宋史》沒有傳。姜是鄱陽望族，長居湖北，後往來合肥、蘇、杭、揚各地，晚年卜居湖州。他的詞可比之清真。清真實出於柳，而至於姜詞，雖出自二人，但麗秀獨有韻標。因為姜詞是士大夫的詞，不是柳、周勾欄狎客的詞。詞家除東坡外，詞的抒情莫不以美人為對象，但自柳、周以後諸詞客，雖都取象于美人，而美人的身份一時代高似一時代。周、柳以詞來描美人，而姜則以詞比于美人的清妙。同是取象于美人作詞，可是運用卻判然不同，如《暗香》《疏影》（毛、王、朱皆有刻本，單刻本以朱本佳）都詠梅，《疏影》一篇尤佳。南宋詞詠物之作特多，此時詞社多詠物，亡國後特盛，如龍涎香、蟬、白蓮等題目（《樂府補題記》）。因為詠物系托諷喻之詞以見志。此系南宋詞風之特別情形，而用事之甚亦緣於此。
宋人之詞多可唱，但如何唱法不可得而知。今傳有《白石歌集》六卷：一卷有吹琴曲，於琴曲注有譜；二卷為越調九歌，注律呂；三卷為小令；四卷慢詞；五卷多自度詞，如《暗香》《疏影》等；六卷自製曲；另外一卷別集。各卷都有宋時的工尺，但今少人傳。道光中，張文虎（嘯山），與曾國藩同居江南，督官書局。張精音律，有《舒藝室隨筆》，論到宋人的工尺，宋人之譜有今之可唱者。若於現代，只可知，而不能唱，因為沒有點拍。鄭大鶴山人以為宋詞雖可唱，恐未能委婉動聽。一字一工尺，那麼唱起來，一定簡而急。
姜氏的《齊天樂》，詠蟋蟀，是不從物之本身，而就聆蟋蟀之清音方面寫，是南宋人寫情與北宋人不同的。北宋人寫感覺，而南宋人卻寫意境。
史達祖 字邦卿，汴人，有《梅溪詞》。與姜同時。當韓侂胄當國，史為堂吏，韓頗重之。及韓敗，封韓首北獻，史被黔面流放。初韓侂胄做南園，陸放翁為之記，後人多以此譏翁。雖然韓固非能臣，而議征金，固南宋百餘年中鮮有及此者，視苟安屍位又不可同日語。邦卿工詞，辭采纖艷，壯年雖依韓，然非權要，晚年又遭配軍，身世亦悲涼。千載後讀其詞，不知其遭遇竟如此也。從「做冷欺花，將煙困柳」句（《綺羅香》），可見其纖巧。又如《雙雙燕》亦然。南宋詠物而不用事者，此君一人已耳。
（二）南宋中期
吳文英 字君特，號夢窗，有《甲乙丙丁稿》（汲古閣刻本），此外又有朱祖謀刻《彊村叢書》本尤佳。（朱頗精吳詞，有《夢窗小箋》。）夢窗生四明，終於吳中。宋詞人居吳門者，前有賀方回，後有吳文英，為姜後輩，多少受姜影響。但吳詞尤密於姜，其用事致令人莫能知，此詞體已進化到末尾矣。張玉田論夢窗詞，「如七寶樓台，眩人眼目，碎拆下來，不成片段」。雖然，此不足為吳詞病，藝術文學固無實用也。世論吳詞都認為他是以密勝，實際上我們從夢窗的詞來看，他雖好密，而長處卻在疏。我們從夢窗詞論到文章的疏密。夢窗詞的密是他獨擅的，可是佳處並不在此。如唐之溫、韋二家，溫好密，而長處在疏。韋好疏，而長處在密。觀二人的《菩薩蠻》可知。吳之《風入松》一闋，非常率直疏放，其佳處不言而喻。短調如《點絳唇·有懷蘇州》，也是疏的。又《踏莎行》似周清真，意境亦甚佳。
（三）宋詞之結束時期
繼吳文英而起者，有三家：周密，字公謹，號草窗，老於杭。除《草窗詞》（二卷）外，尚有說部著作，如《齊東野語》《癸辛雜識》《武林舊事》（紀南宋生活）、《浩然齋雅談》等。宋代詞人生活難考，但在小文集中偶有一二斷片記載。周為吳文英後輩。然他的《 州漁笛譜》中有與夢窗唱和之作。又有選集《絕妙好詞》。《草窗詞》二卷，有廣陵江昱（賓谷）的考證。《草窗詞》多詠物用事，究不能擺脫南宋詞風影響。《齊天樂》詠蟬，實寄亡國遺恨。
王沂孫 字聖與，號中仙，又號碧山，著《花外集》。有知不足齋刻本，又題為《碧山樂府》。《白雨齋詞話》甚稱賞他。遭亡國之恨，故其詞是舉類邇而見義遠。與謝皋羽同具熱懷，但詩人高號痛哭，而詞人則輕哼淒咽耳。
張炎 字叔夏，號玉田，又號樂笑翁，有《玉田詞》和《詞源》。在詞人中此老最享高年，故對於宋代詞人多所批評。主張清空，反對夢窗的質實。影響所及，清初浙派詞人朱彝尊等特別推崇姜白石和他。
宋小說
今之論小說者，輒謂唐小說文言，宋小說白話，實不盡然。唐代小說也有白話寫的，如敦煌石室中的手寫本，敘唐太宗入冥見崔判官事，在日本《藝文雜誌》刊載（第七年第一號）。狩野氏言：此唐人白話小說也。宋人如徐鉉（北宋）、洪邁（南宋）都以文言文寫小說，其體裁如唐小說。唐人小說用通俗文寫的，我們現在就敦煌石室遺簡來加以觀察。在唐太宗入冥事中，夾敘一段秋胡戲妻事。秋胡是什麼時代的人呀，他卻拉入唐代，並且寫秋胡，往京入試，帶一部《文選》，《文選》是六朝的書，而秋胡是春秋時魯人。可知是沒有什麼學識人所作的，此種小說大概在唐末作的，因為中國那時尚和西域交通，後來西夏割據，時人把它藏在石室中。北宋以後的事跡，中間找不到。何以證明他是唐人寫的，因為唐人必讀《文選》，雖閭巷下民，亦人手一卷，所以斷言為唐人小說。以此，可知唐人小說固不是純文言文的。
從小說的量上言，唐小說多短篇，宋小說則漸有長篇的。大概文言小說多出自士大夫筆墨，宋代的白話小說多是平民所作。宋代風俗，民間娛樂場有一種說話人，即今江南流行之說書的，多住在茶樓酒肆。這些說話人約在仁宗太平之世興起的，明人的郎瑛《七修類稿》末廿二卷小說條下云：「仁宗日進一奇怪之事。」宋人說書，非但平民愛好，就內廷也有了。《東坡志林》云：「小兒薄劣，……聽說古話。」所謂古話，是宋代說話人的取材，多取之於歷史上的材料，尤以三國曹劉事最為風行，這是汴、洛的風俗。譬如現在人罵人奸惡，定指曹操做代表，這就是起於宋代的說話人。當宋初《穆修文集》中，有一篇《新修魏武帝帳殿記》，兗州（曹氏之故里）有魏武廟。那麼魏武未必是天下之大奸惡，他的地位在北宋以前，大夫既為作記，市井又為立廟。可是到了宋代說話人一說三國演義，千古英雄曹孟德，一變奸惡而不可收拾了！於此可見平民文學，深入民心，是不可忽過的。
在宋代小說中，我們又可得知宋人生話的情形。有二種書可看，一是《東京夢華錄》，北宋孟元老著；《夢粱錄》，南宋人吳自牧追念北宋生活而寫的。《武林舊事》，周密作。《都城記勝》，灌園耐得翁作。這筆記中寫宋人的生活，研究宋代小說的材料就在此中。
（一）《東京夢華錄》 相傳是孟元老所作。孟，紹興人。這書的文章，多用當時口語實寫，所以現在多不能通篇卒讀。近魯迅作《小說史略》，所引文多是一長節做一句，實在是此書沒有方法斷句。在本書中所載的賣藝人有：技藝，雜劇，杖頭傀儡，懸線傀儡，藥發傀儡，上索雜手技，球技，弄皮影戲，弄喬影戲，甚至弄蟲蟻。又有商謎，說諢話，雜班說三分等。底下所記賣技人名，也是怪聲之口角奇名，當然是民間所有的，還有婦女也充作腳色的，如張小娘子、宋小娘子、陳小娘子等。
（二）《夢粱錄》 南宋人所寫北宋人的生活，就最足注意的小說方面論。
甲、小說 今之《三國演義》，是白話小說，而宋人並不稱為小說，名之為說三分。宋人所謂小說，範圍見於灌園耐得翁《都城紀勝》。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皆是朴刀、趕棒及發跡變泰之事。說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
乙、談經 就是和尚的佛經，似說法的來談。
丙、說參請 宋代佛教最盛行的是禪宗，就民間也流行虛無寂寞禮佛，可見宋人對於宇宙觀的空虛，已是普遍地流行社會上。
丁、說諢話 宋人好作妙悟領會，如說三教聖人，說釋迦女人也，老子女人也，孔子女人也，舉了一個例子來，故意曲解之，引人發笑。
戊、講經史 宋代士大夫，在御前供奉，日講經史，以聞於天子。後來民間也流行講經史，說史多刻薄小人。《都城記勝》對校之曰：「小說者頃刻之間，理會提破合生與超令。」
己、合生 舉一語，即時編成一故事來說。
庚、商謎 即今之猜謎語。
就上等書所說，對於宋代小說情形，可得以歸納下面幾點結論：
（一）說話人多取材古代書籍。
（二）小說不過是說話中的一部分。
（三）通搜上下古今事實，君卿下及閭里細民都好此道的。
（四）通俗小說，是民間文人編的。如《清平山堂話本》，所取的材料，是宋代說話人構的。
宋代說話人雖多，而流傳今日的詩話，只有四種，如《宣和遺事》《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古本有瓦子家）、《五代史平話》（曹元志家藏本，中缺梁、漢）、《劉知遠別妻事》（可參看《白猿傳》）。
談到三藏取經故事，今本《西遊記》，是明吳承恩撰。按玄奘法師西上求經史實見於《新唐書》之《方技傳》所記法相宗慈恩法師事，和《大唐西域記》。唐代和外域交通興盛，而唐初禁止國人出國。玄奘求經是私出的。《大唐西域記》寫三僧（藏）西行，備歷險阻艱難，是實事。至其中神怪，那是宋代說話人所加進去的。所謂詩話者，記了一段話，加上了一首詩。後來元人有《西遊記雜劇》（題吳昌齡撰），或以此書是明人作，實不然，原有瓦子家印本可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