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講稿 · 第六章 魏晉文學
總論
為什麼把魏晉兩朝放在一起講呢？因為兩代的思潮相似的處所很多。文學的變化，在兩朝之間，也無顯著的痕跡，且魏代享年太暫，司馬氏改元以後，仍然定都洛陽，因襲前代之處不少。所以放在一處講，是很便利的。總之，這兩朝的思想，較漢代解放得多，文學自然也不同。
講到魏代初年文學，那時所僅存的文人，多系建安遺老。真正屬於魏代的文學，須從魏廢帝正始時講起。應當注意以下諸點：
（一）玄風之興起 正始以後儒家勢力一落千丈，老、莊之學大盛，於是由講求實用之儒家學說，而變為推求宇宙本體之玄學風氣。當時提倡玄學最力的有王弼、何晏、夏侯玄等人。（不過王弼後來死得很早，何、夏亦因禍亡身。）玄學本出於道家，道家之祖老子每被人拉得與另一人並稱，如西漢時黃帝與老子同享盛名，這是一種政治作用。到後來應用於人生哲學方面，又以老子、莊子合講。最矛盾的地方，是王、何這一班人心中，十分佩服道家，但只談老、莊，又恐被儒家看不起，於是又將道儒穿鑿附會起來。如王弼既注《老子》，同時又注《周易》，他的最有力的主張，就是「有生於無」。究其實，不惟儒道迥不相謀，即老子、莊子嚴格說來，也並不同道。老子重入世，所求惟用，故其末流每變成陰謀家；莊子重遺世，不大求用，但只求全，故其末流最易變成個人主義者。魏、晉時一般清談之士，真正崇拜的還是莊子，不過扯老子作為幌子而已。又如王坦之最厭惡清談之士，作了一篇《廢莊論》以攻擊莊子，但他同時又替老子辯護。
（二）佛法漸入中土 這個時候學術既未定於一尊，自然各家學說同時找著發展的機會，佛教徒也不免乘勢大肆活動。最先也是與中國固有的思想附會起來說法。佛教究竟何時輸入中國？大多數都承認當漢明帝時，但恐不盡然，西漢張騫通西域時，或者佛法即由西域來漢，只留心看西漢人所造的銅鏡，有刻作一神二侍者，頗與佛教造像制度相似，惟此時佛教書籍尚未翻成中文罷了。東漢人最初讀佛理，又以老子、釋迦並稱，當時人民頗不大歡迎這種外來的宗教。牟融乃作《理惑論》說明老子與釋迦的相似處，以抬高佛菩薩的價值，但學佛的人正式出家做和尚，乃在魏文帝黃初時。為佛教建塔，始自吳大帝。至於佛教經典的傳播，似乎很早，今世有漢明帝教摩騰譯的《四十二章經》，但是此經恐是六朝人偽托。不過到晉代卻是大盛，如苻秦有鳩摩羅什帶了許多經書入中國。在石趙有佛圖澄傳入密宗一派。魏晉間高僧頗多，如道安及其徒慧遠等人。據吳士鑒《補晉書經籍志》所載，當時譯經者竟有一百四十一家之多。
（三）人世之逃避 自從正始以後，直到東晉亡國為止，內憂外患，相逼而來，當時一般文人眼見神州陸沉，人民塗炭，覺得世界上竟無一塊乾淨土地，惟有人人心中，尚有淨土存在。在塵寰中既然找不著安慰，於是神遊於虛構的境界，能虛構之境界又太覺空虛，於是不得不另外尋出一種實際的情況用來做代表。於是乎他們不得不醉心於大自然界，而模山范水之風氣為之一盛。阮籍自是此中健者，常常登山玩水，樂而忘返，到了窮途慟哭而歸。又如孫綽游天台山，謝安高臥東山又泛滄海，王羲之晚年幾乎專門以游眺為事，當時不惟士大夫如此，即方外道流，亦富遊興，如廬山諸道人曾游石門，不惟男子如此，即深居簡出之女子亦相習成風，如謝道蘊有很有名的《登山詩》。是時文學發展的途徑，又去到一種新方向，就是山水文學之興起。
山水詩古已有之。但是《詩經》所有的，只能用到疊字為止，如「岩岩」「洋洋」之類。楚辭間或有秀句。漢人作賦，寫其山則如何如何，其水則如何如何，都用駢字堆疊而成，完全不注重山水個性之描寫。直到建安曹操始有《碣石》詩：「水何澹澹，山島竦峙……」然而他的登山，乃屬出征時的便道，非專為欣賞而去。到正始後，一般遊山玩水的文士，對於一丘一壑，也極刻畫之能事，如孫綽的「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而界道」，讀後真的天台山恍然就在眼前。可見《文心雕龍》所說的「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把時代又遲延下去，殊覺不盡然的。
（四）文士之慘變 因政局的轉變不定，人心的惶恐無主，自然難免於引起神經極敏銳之文士之不滿。因不滿意於當代的一切，而風流自放，逃玄入佛，又因思想行動之不能與因襲社會合拍，更易遭逢不幸。故晉代文士之禍，是極慘酷的，阮籍酗酒爛醉，僅免於死，如嵇康、劉琨、郭璞、潘岳、石崇、二陸都是不保首領而沒。此時文人竟有十之六七遭橫死，這究竟是什麼緣故呢？自魏武帝定下用人標準，重才而輕德，不仁與不孝的人他都可以收用，世風日漸卑靡。從好的方面說，是能打破因襲思想之束縛，而各展所長；從壞的方面說，不免有些小人因緣得勢，以後對於守正不阿之文人加以陷害。故當時流品頗雜，而且晉代文人，地位較前代為高，更易遭人嫉忌，漢武帝以俳優蓄東方朔等文人，魏氏父子，亦以食客待遇王粲、劉楨。但晉代文人，或為顯官，如張華，或為高流，如嵇康、阮籍，咸出自名門。晉代以後，如謝靈運、謝 等，他們在社會所占的地位較高，而他們處世的方法更見拙劣，思想既不為傳統的禮教所拘束，焉得而不趨於極端？何況還有許多文人，是做過作奸犯科的事呢？但是文人的遭遇，與他們的作品無關。儘管文人本身倒霉不堪，他們的作品，仍然是能與日月爭光的。
魏晉文學之分期
為講述的便利，約分四期如下：
第一期 正始（魏廢帝）
第二期 太康（晉武帝）
第三期 永嘉（晉懷帝）
第四期 義熙（晉安帝）
就以上四期略言之，則正始為質期，由太康至永嘉為文期，過江以後，又返到質期。
第一期 正始
這時玄風甚盛，兼雜以佛家思想，雖不能說每個文人都是如此，但總難於脫離時代思想的影響，所以當時文士，關於探討一件事物，都深悉名理之應用，尚質而輕文，誠如《詩品》所說：「理過其辭，淡乎寡味。」談到當時人的想像，仍是非常豐富。這是因為道家的思想，較儒家的思想對於文學更有裨助。這時與建安最大的區分，是建安七子做的是文學的文學，正始文人做的是玄學的文學，前者重形式而忽內容，後者重內容而不大講求形式。當時來講，文學界的威權，握在竹林七賢的手中。他們的思想，真浪漫極了。試看劉伶之《酒德頌》、阮籍之《大人先生傳》、嵇康之《養生論》及《與山巨源絕交書》等，都無處不充分地表現他們極端的個人主義。至於他們的詩風，當時有「嵇志清峻，阮旨遙深」的評話。嵇康詩存留於今的，有四言與五言二種，後者詞旨淺露，反不若其四言之好。近人王闓運曾說過：中國四言詩，做到嵇康為止，以後便無足觀。阮籍有《詠懷詩》八十餘首，這位先生想來定有隱痛而又不便明言，乃托之於詩。顏延年已覺得很難解釋，但影響及於後代很大。陶潛為學阮詩之第一人，後來唐代也有詩人模仿他的這種體裁。若論理致高超的地方，遠非建安時人所及；若說到一般的色澤，他們總不免較淡。
第二期 太康
三國時的文人，均薈萃於魏，因曹氏父子不惟本身都是文人，且是文人的保護者。蜀地文學，很少建樹。至今談金石的人，從來就沒看到蜀漢的碑刻。吳國文學，介乎二者之間，不過在亡國時反而出了兩位大作家，他們就是陸機、陸雲，張華甚至誇他們為晉伐吳所得之唯一戰利品，說：「伐吳之役，利獲二俊。」此時晉代原來所有的文人，三張（即張載、張協、張亢），本來也很享盛名，但是他們的交椅，不能不讓給這二位新來的文人。可見說到文學，南方人總比北方人強些。此時著名作家，除了二陸、三張以外，又增二潘（即潘岳、潘尼）、一左（即左思）。他們都沒有感受到玄風的影響，如張華幾乎無所不通，可謂雜家。左思乃雜有陰陽家的思想。他們的共同作風，是變換了正始之質樸風氣，而返歸於建安的文盛時代。在此略說當時作風之趨向。
（一）排偶 雖說此期不近法正始而遠宗建安，卻比建安時另闢一條新路。就是從前人作過的體裁，至此時也翻了一個花樣，比如連珠體的作家，先有揚雄再有傅毅。然《文選》所載，始於陸機，因為他的巧對綺語，後來居上。不獨文體如是，作詩亦然。建安詩風，單復並行，有時單多於復。自太康以後，若陸機之《擬古詩》、張協之《雜詩》、左思之《詠史》，差不多儘是由復筆造成的。
（二）巧似 文人吟味性情雖同，而表現的方法各異。大都越到後來，越愛走新路。如在漢代詩篇儘管有美妙的全篇，但把句子拆散以後，便覺平淡。可見那時只有綜合篇章之美，而無分析句格之美。至太康時，一般文人鉤心鬥角，專從窄處去用功夫，因之產生了很多為前代所無的名句。此例最多，略舉如次：
「照之有餘輝，攬之不盈手。」（陸機《擬明月何皎皎》）
「流芳未及歇，遺掛猶在壁。」（潘岳《悼亡詩》）
「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左思《詠史》）
「生從命子游，死聞俠骨香。」（張華《遊俠》）
「騰雲似涌煙，密雨如散絲。」（張協《雜詩》）
「青條若總翠，黃花如散金。」（張翰《雜詩》）
「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王贊《雜詩》）
「密葉日夜疏，叢林森如束。」（張協《雜詩》）
以上所舉的句子，不惟對仗工整，又復巧思綺麗。在晉代武帝、惠帝、懷帝、愍帝四代，若尋佳句，差不多篇篇都有。
（三）擬詩 中國文學模仿的始祖，必推揚雄，從前早已講過。但他所模擬的只限於賦或散文之類，至於模擬古詩的風氣，自太康時才有。如陸機《擬古詩》十二首。他尚能化單筆為復筆，實開謝靈運《擬鄴中詩》的風氣。又如傅玄《擬四愁詩》，簡直是生吞活剝。張載也擬過《四愁詩》。以後更有謝靈運、陶淵明、鮑照這般人，顯然受此代的擬古的影響頗不小。
此期文人的代表，當推潘岳及陸機二人。論到潘、陸的優劣，實在很難措辭，而且在當時他們二人也是齊名。批評家鍾嶸在他的《詩品》里把潘、陸二人都入上品，又說：「陸才如海，潘才如江。」有人疑惑潘、陸並稱，是當時人舉出南北各一人以相對抗，其實不然。因為他們二人各有長處，陸機雄於才，張華品評他的文說：別人患才少，他患才多。潘岳深於情，只看他所作的《悼亡》《西征》等篇及各種哀誄之詞，無不情致纏綿，不愧多情文人。平常人還是稱讚陸機的多，這實由於陸機的文集至今完全存在，而潘岳的早已佚失，只剩得幾篇殘餘而已。
至於三張的詩，尤以張協的《雜詩》為最著。左思的享名不在詩而在賦，《三都》更見富麗，不過他的詩也有獨到之處。
第三期 永嘉
永嘉初年最著名的作家，都是由太康遺留下來的。晉代到了此時，政局大變，以後都城由洛陽遷到建業。中國從周以後，歷代都與外患為始終，但總算能支持抗禦。到了此時，黃河流域一帶，已不復為漢族屬土。八王既搗亂於內，五胡復擾亂於外，政局日非，民不堪命。此時的文學家當以劉琨與郭璞為代表，但他們亦適成為太康的尾聲。劉、郭均為北人，皆以國事不得其死，尤以劉琨的功業更為偉大。他們的文學都帶著一種激昂慷慨的氣概，實為亡國文學之音調。單看劉琨作的《元帝勸進表》《答盧諶書》及《答盧諶詩》等，均痛哭流涕，慷慨陳詞。鍾嶸的《詩品》評他道：「（晉太尉劉琨）其源出於王粲，善為悽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琨既體良才，又罹厄運，故善敘喪亂，多感恨之辭。」後來元遺山論詩，又以越石的身世，比之於曹孟德，故其作風頗為相近。至於郭璞為永嘉中興詩人，因為他作的《遊仙詩》最有名，遂至後人疑他屬於道家。其實郭璞卻是陰陽術數家，不過他的《遊仙詩》倒另外是一種傷心人的別有懷抱，並不是樂為飛升遠舉之談，卻與阮嗣宗的《詠懷》頗有幾分相像。故《詩品》評他說：「（晉弘農太守郭璞）憲章潘岳，文體相輝，彪炳可玩，始變永嘉平淡之體，故稱中興第一。……但《遊仙》之作，詞多慷慨，乖遠玄宗，其雲『奈何虎豹姿』，又雲『戢翼棲榛梗』，乃是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也。」此評頗為允當。這實在由於郭璞並非玄流，所以他作的詩，也並非有關於玄風，不過被時會造成如此而已。
晉室南渡前後，文風迥然不同。南渡以前，由開國至太康以文勝，有建安餘風。南渡以後，由永嘉直至亡國，復以質勝，復正始之舊。此實由於永嘉前後禍亂相尋，民不聊生，各人慾求自慰，玄風復盛，由文變質。鍾嶸批評此時的風氣說得好，他說：「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
第四期 義熙文學——陶詩
義熙為晉安帝的年號。當時劉宋的王業已成，典午天命，危在旦夕。此期文學，陶、謝並稱。陶主自然，謝尚詞采。自正始至渡江以後的那種雜有玄風而不大注重文采的詩風，當以淵明為押陣大將。由建安一脈相傳，後再躍而至太康，脫離玄學羈絆，而標舉文學風氣的事業，當以靈運為中興功臣。在此處先把淵明提出來講一講。
陶潛的人生觀，實融合玄學與佛教而成，只要看看他的《形贈影》《影答形》及《神釋》諸詩便知道，他的玄想極深。此時佛法之禪宗雖未輸入中土，而陶公已帶著此派的意味。遠公在廬山結白蓮社，招陶公，他卻不肯去，大謝想去，卻又被拒絕。但他表面上雖說不大與佛教的團體發生關係，然而心中實暗地佩服佛教。他的《桃花源記》正是充分地表現出他意想中的一種淨土。而且他的人格思想與學問，很有幾點和王羲之相像。第一是他們都愛好自然，其次是作文均用單筆，再其次是二人均主穎悟。這種思想，在右軍的《蘭亭集序》中可以看得到。
從表面上看去，陶公之為人，似乎性情是非常之溫和的，殊不知他的本性卻很倔強。自義熙以後，他親眼看見劉裕的篡位，欺人孤兒寡婦，既是看不慣，卻又沒有撥亂反正的能力，又安得而不滿腹牢騷，感慨獨多！他最得力的是阮嗣宗的《詠懷詩》，如「迢迢百尺樓」，及「種桑長江邊」之類，他的最著的詩，如《擬古》《飲酒》《述酒》及《讀山海經詩》，無一而不是學嗣宗的。王湘綺曾說阮籍以下，開陶、謝二派。其實謝詩倒未見得同於阮，而陶之學阮則彰彰可以考見。
我們現在提起陶淵明，大家都一致承認他，是千古大詩人中之一位。但他在當時的地位，卻遠不及謝靈運。劉勰的《文心雕龍》，為當時評論界之權威，雖極力稱讚大謝而於陶公竟無一句提及。昭明太子看去明明愛好陶公，為之作傳，為之集詩，但在《文選》中所選的陶詩的總數不過八首。究竟是什麼緣故，這位大詩人不為當時人所注重呢？第一，是由於六朝人的門閥觀念太重。王、謝子弟，人才輩出，他們自來就是養尊處優，最易受時人之崇拜。至於寒門微族，每為人所不道及。想陶公不過廬山下的一位農夫，正顏延年替他作誄時所謂的「南嶽幽棲」而已。在當時的勢利眼光當中，哪裡看得到他的身上去，所以連他的歲數都被人弄錯了呵。在此處還可引一個旁證，鮑照的詩文，在後人的眼中看去，確實不錯。但他在當時一身作客，飄零而死。所以《宋書》並不為之立單傳。《詩品》批評他說得最妙：「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當代。」自然陶公之「取湮當代」，也是由於他的「人微」之故。
另外還有一個緣故，就是他的詩的風格與當時所流行的大相違背。當時文人均喜復筆派之《漢書》，而不歡迎單筆派之《史記》，故作詩亦專講排偶，重詞采。那時正是太康派得盛，所以大謝竟為一代宗匠，而陶公的詩喜用單筆，而且色彩沖淡，顯然與當時一般人的胃口不合。只看六朝人最初為陶公集子作序的陽休之所說的話，最賞識他的「奇絕異語，放逸之致」，同時卻又不滿意於他的「詞采未優」。這幾句中肯語，實足以代表六朝人眼光中之陶淵明。
但陶詩雖不為當時所重，到了唐朝，卻又取謝詩的位置而代之。如唐初之王無功的《東皋子集》學陶，陳子昂的《感遇詩》學阮，其源與陶正同。至盛唐又深得杜甫的讚美，學他的又有儲光羲，以作田園詩得名。王維、孟浩然，又間接受陶公之影響。至中唐時又有韋應物、柳宗元等，有一部分是從陶詩學來的。及至宋代蘇軾，並且和其全集。
此外還有鍾嶸。把陶公置於中品的公案，後世人多有不平之鳴。關於此點，我倒有一樁小小的發現。就是鍾嶸原來是把陶公置於上品的，我的根據並不是近日所流行的《詩品》的版本，乃在《太平御覽》第五百八十六卷文學類引《詩品》的地方。明明上品列有十二人，陶淵明正是其中之一。《太平御覽》為宋太宗太平興國時所輯，所據書當為唐本或五代本。今本置陶公於中品，想來系北宋以後始如此，而且陶公的詩，頗合於鍾記室所舉的「多非補假，皆由直尋」的標準。
晉代之批評文學
此時文學批評之風，與建安時頗相似。如：
（一）批評方面 論文之專篇，有李充《翰林論》、陸機《文賦》、陸雲《與兄平原書》，此外還有摯虞的《文章流別論》。
（二）介紹方面 介紹文學作品，始於左思之請皇甫謐為他的《三都賦》作序。因為士安當時的名聲較大，所以太沖就借重他的介紹。
（三）整理方面 後人論到文章總集之始，多推《昭明文選》。其實在前還有摯虞的《文章流別集》六十卷，才不愧為文章總集之始祖。再有荀綽的《古今五言詩美文》五卷，也不愧詩之總集的始祖。可惜以上兩種書都早已佚失了。
（四）作注方面：為古人文章作注，始於劉安之為屈原作《離騷傳》，而班固、賈逵、王逸均有注。為自己作注，始於班固之自注其《漢書·藝文志》。此種風氣，晉人並很盛行。
甲、為古人賦作注者，有司馬彪的《上林子虛賦注》，晉灼的《子虛甘泉賦注》，郭璞的《子虛上林賦注》一卷。為古人賦注音者，始於李軌之《二京賦音注》一卷。為詩作注者，有應貞之《古遊仙詩注》一卷。
乙、為並世人詩賦作注者，為張載、劉逵、衛瓘注左思《三都賦注》三卷，綦母邃《三都賦注》三卷，曹毗《魏都賦注》一卷，蕭廣濟為木玄虛《海賦注》一卷。（中國文人所作《海賦》僅有二篇，除此篇外，還有載在《南齊書·張融傳》的一篇。）
丙、為本人文學作品作注者，始於謝靈運之《山居賦自注》。
由以上所舉的幾個例子看來，可見選學之風早已由晉代文人開端，並不是起於唐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