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講稿 · 第五章 漢代文學

總論 我們說到漢代的文學，一定就會聯想到漢賦。其後雖有五七言詩來代替了周朝四言詩的地位，然而此代文學量最多，而時間又占得很長，位置又比較重要的，不得不推到賦。 漢代傳國的年代頗為長久，對於此代文學的分期，前人多分為西漢、東漢。其實政局的分合，有時並不影響於文學，如東漢初之文學，不見得與西漢末不相同。我現在要重新給它們分，共為四期：第一期由漢之開國到武帝；第二期由武帝至昭帝、宣帝；第三期由成帝到桓帝、靈帝；第四期獻帝一朝，即世所傳之建安。 先將每期的大概，約略說之。 第一期由開國到文、景之世，漢代文學尚沒有正式成立，只得算為先秦與兩漢文學的過渡時期。且漢高祖承秦人統一南北以後的局面，戰國策士往往尚生存於世間，先秦思想尚占相當位置。南北思潮漸趨於調和之一途。文學方面漸入楚聲。第二期孝武帝時罷黜百家之言，在思想界提高了儒家的權威。不過文學倒未受著儒家影響。此時為楚文學最盛行之時，無論皇帝、貴族與臣下，均有同一之嗜好。又由楚辭與縱橫家雜糅而成為一種新文體，即著名的漢賦。可以司馬相如為代表，東方朔、枚皋、嚴忌、朱買臣等附屬之。第三期孝、成以後的文學，確實受了尊奉儒家的影響，一般文人專門從事模仿古人的作品，以揚雄為代表，直到蔡邕為止，如班固、張衡等人的作品，總跳不出前人的範圍，把個性完全埋沒下去。然而此期時間頗長。第四期到桓帝、靈帝末年，儒術又不足以籠罩一切，出了幾個自由思想的作者，如孔融、楊修、禰衡等人。文學界亦大放光彩。賦體較從前解放，由濃密而疏散。至於五七言詩，亦於是時大盛，正式成立。實足為漢詩之代表時期。 第一期 由高祖至文、景 本期實為秦、漢之過渡時期，顯然有下列幾種趨向： （一）先秦思想未泯 漢代初年在政治舞台而兼有學術權威的人物，甚至有幾位是秦代遺臣，如秦代倡設之博士制度（《漢書·百官公卿表》載「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所遺留下的博士，如叔孫通、張蒼之流。漢初朝儀且為叔孫通所手定。其他如陸賈、酈食其等，均是與秦代有關係的人。他們都很替漢朝出力，所以漢初思想尚有秦時遺蹟。 （二）楚聲尚盛 自漢高統一天下，楚聲傳入中原，且占有重要位置。因為楚人文學的煽動性很強烈，統一六國的雖是秦，後來滅秦的就是楚。當秦二世時揭舉起義的，如陳涉、劉邦、項羽，都是產於楚地。項羽且是楚將項燕之後，以併兼六國不可一世之秦始皇帝，到了第二代便被幾個楚人推翻。豈真由於「秦滅六國，楚最無罪」，何以又能「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呢？這不得不歸功於屈原的偉大的愛國心所發生的，能鼓動民族性文學。當時一般戰國策士，只有學術概念，毫無國家思想。只求一己的政見得以施行，不惜犧牲祖國，如商鞅、李斯都只是為秦人出力。至於屈原的國家思想非常深沉，寧死於汨羅，而不肯到別國去掌政權，所以這位愛國詩人所特倡的一種新文體，頗為楚、漢的幾位開國英雄所崇信所仿效。拔山蓋世的項羽被困垓下，所唱出的哀歌，正是楚聲。劉邦得意還鄉的時候，所唱的《大風歌》，也是楚調。《漢書·禮樂志》說：「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且漢高祖因欲立趙王如意未成功，而發牢騷的時候，向戚夫人說：「為吾楚舞，吾為若楚歌。」其所傳的楚歌，為四言形式，雖不大像，然既曰楚歌，當然是唱時用楚人的聲調。此後漢朝的皇帝好楚聲的頗不少。楚樂既傳至北方，楚國文學亦漸及於北方，不惟南北文學構成一致，即南北思想亦因之調和。 （三）南北思想之調和 戰國時各派學術門戶之見甚深，這並非是學術之不幸。學術若不互立門戶，是極不容易進步的。至漢以後，學術漸歸於混合之途。（論到中國修辭學亦當以漢代為斷。漢以前國與國爭、學與學爭，故言語修辭之風特甚。漢以後乃由語言之修辭，轉而為文學上之修辭。）南北是可以交互影響的，如漢初的宗室劉交少時學《詩》於浮丘伯，及高祖定天下後受封於楚，又征申公去傳《魯詩》，這時學者已無南北之見。又如賈誼為洛陽少年，早歲學申、韓之術，從張蒼受《左氏》，當其作《治安策》《過秦論》之時，尚不免策士的習氣。及後入長沙，又作《吊屈原文》及《 鳥賦》，這也顯然是以北人而受南方文學之薰陶的明證。晁錯為人人所知之法家，而又從伏生受《書》。賈誼既已被《漢書·藝文志》列為儒家，而傳中又說他通申、韓。這都足以證明當時學者，並不如古之成一家言，對於各派思想都混合不清。又如被吳王濞所招致的兩位南方詞人，枚乘、莊忌，後又往投北方梁孝王。這又顯然是南人將詞學傳之北方的證據。總之，南北思想既已混合，文學也就不能獨異了。高祖死後，惠帝享年最短。呂后當國，秩序紊亂，也談不上什麼文學。文帝好黃、老之術，與民休息。景帝又好申、韓之學，崇尚實際。這兩朝文學都不發達。不過這兩朝的貴族諸王，頗有幾個為文人之保護者。如吳王濞、梁孝王武、淮南王安，都為一般詞客薈萃之大本營。本來文學不受一切之左右，然實際上又不然。在昔專制時代，若有愛好文學之皇帝及貴族在上倡導，文學之進步更加顯著。漢代收效最著時，乃為武帝之世。（又如後來唐以詩賦取士，宋以策論取士，故唐詩宋文頗為大觀。） 第二期 武帝至昭、宣 兩漢文學有兩個最盛時期，第一是在漢代最強盛之時，即武帝在位，第二是在漢代最擾亂之時，即建安。前者可比周宣王時代，後者可比周幽王、厲王時代。文學產生的時期，大率如此。漢代當武帝時，國力充實，文治武功均有相當成績。他又做了皇帝，心裡想要做的事，都可以隨意做去。他對於中國學術界有極大的影響，就是尊崇儒術這件事。武帝設立五經博士，於是從博士求學的很多，名曰博士弟子。當時董仲舒上書請尊經術，罷黜百家。公孫弘亦請定儒術於一緯。武帝先後都採用他們的意見。在武帝的原意，或者是想尊崇儒術，但從他罷黜百家之後，各種學派自由討論之風因之消歇，而儒術並不見昌明，反見黑暗。正如歐洲中世紀僧侶為學術界之至尊時，各樣思想均被摧殘。漢武帝時期即是中國之中世紀。秦始皇對學術用高壓手段，焚書坑儒，但學術並不因之而式微。至漢武帝轉用一種軟化手段，罷黜百家，學術乃真因之而消歇。自從武帝立了博士之後，學術界產生了一種師法，換句話說，學術界即產生了一種極端的傳統思想，對於老師所說的話，只有無條件的承受，而且無討論之餘地。舉《詩經》的《關雎》為例吧，你若從古文家言，就以此詩為美文王的。你若從今文家言，就以此詩為刺康王的。至於此詩本來面目，是用不著多問。總之，專講師法的人，對於學問只講信不信，不問是不是，簡直近於一種宗教家的態度。因為學術尊信師法之影響，乃開了文學因襲之風氣。 再談到當時的文學，武帝對於楚辭的愛好極深。漢志有上所自造賦二篇。他自己所作的《秋風辭》《瓠子歌》《悼李夫人賦》，哀怨纏綿，一望而知其脫胎於楚聲。他又使淮南王安為《離騷》作傳，他又創立新樂府，使李延年為協律都尉，以集秦、楚代趙之大成。當時有河間獻王獻上雅樂，武帝卻不願聽。他最喜聽的，還是楚聲。可見尊儒，是他的一種手段，而好楚聲，才是他的真心。他收羅當時一般詞客，最著的，如司馬相如、枚皋、東方朔、莊忌、朱買臣、吾丘壽王等，內中當以司馬相如為代表。 司馬相如與漢賦 司馬相如，字長卿，四川成都人。他的思想極其複雜。（一）儒家思想。自文翁入蜀，蜀地之士，彬彬有文，相如少時，又從胡安受經。（二）縱橫家思想。他曾奉使西南夷，又作《諭巴蜀檄》與《難蜀父老》等文。（三）道家及神仙家思想。他所作的《大人賦》，頗近於《莊子》之《逍遙遊》。（四）辭賦家思想。他受楚辭影響最深，頗得楚人之恢詭。在他的文學作品內，還找不出多大的儒家痕跡出來。可見文學家之所以為文學家的條件，並不簡單。他自己曾說過：「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論到作賦，後人盛稱馬、揚。司馬相如實為賦之倡始者。什麼叫作賦呢？《漢書·藝文志》把賦分作四類：（一）荀卿賦。（二）陸賈賦。（三）屈原賦。（四）雜賦。惟陸賈賦已佚不可考，荀子之賦如瘦詞隱語，讀來猶如教人猜謎。屈原之賦，即楚辭。世人每以賦為六義之一種，但漢人之賦，與六義之賦，廣狹不同。後者與「比」「興」對待而言，前者可以包括六義在內。可見周之詩、楚之騷、漢之賦，就廣義說來，實在是一件東西，都可名之曰詩。《兩都賦序》：「賦者，古詩之流也。」《文心雕龍·詮賦篇》說：「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也。」可見詩一變至於騷，騷一變至於賦。這是毫無疑義的。 作賦能手在漢代，必以司馬相如為第一人，與他同時的一般詞客鄒陽，是不善作賦的。莊忌的《哀時命》出於楚辭，枚乘作的《七發》最工，但不長於作賦。東方朔也只模仿《九章》而已。獨相如與眾不同。請看揚雄批評的話：「使孔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又說：「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可謂極推尊之能事了。 相如賦之最有名者，為《子虛》《上林》《大人》《長門》等篇，略舉兩篇的內容。《子虛賦》，講的是楚使者子虛，到齊國來遇烏有先生。子虛說齊國好，烏有先生又說楚國好。《上林賦》講的是亡是公夸天子上林之盛。 賦之特點約分四種：（一）想像豐富；（二）藻采誇飾；（三）侈陳形勢；（四）抑客伸主。由以上四節，就可以推到賦體之來源，想像與藻采兩樣，是從楚辭來的。侈陳形勢與抑客伸主，又是從縱橫家而來的。由楚辭與縱橫家言，結婚所產生的兒子，就是賦。 自相如輩開了作賦的風氣，影響於文壇甚大。以後作文的趨勢，略舉如下： （一）為文識字 漢賦雖似堆垛，然而一篇要湊許多不同的字形和字義，也並不是件容易事。所以漢代賦家，多兼為小學家。如相如作《凡將篇》為漢代最早的一部字學書。揚雄作《訓纂篇》。班固又續作十三章。此風至唐代韓愈尚能保存。他曾說「為文必須略識字」，自宋代歐陽修以下，作文便不大講求識字了。 （二）為文造情 堂哉皇哉的一大篇賦中，所包含的內容實在簡單得很。雖然經他們鋪張揚厲地敘述起來，也不過是一個空架子。因為他們並不是先有情感才去寫文章，是立意寫文章而造作感情的。揚雄說過「詞人之賦麗以淫」，這卻是漢賦的壞處。 （三）復筆 這層頗能影響及後來的文體。漢代單筆的大成，推《史記》。復筆開山，推辭賦。自從昭、宣以後，復筆的文學，於是日多一日了。 自武帝以後，歷昭帝、宣帝、元帝、成帝的賦家，均不能逃出司馬相如之外，去另外辟一種新境界，所以不縷述了。但此時又有散文盛行於世，即章奏、對策等類文體。是形式用的是復筆，而內容則取決於經術，每篇之末，必引經語。此派最著的有匡衡、谷永、劉向等人，可說他們是以文人而兼為儒生的。 第三期 成帝、哀帝至桓、靈 在漢代文學所分之四期中，以此期為最長。然此期文化的變化卻很少，且文學有時並不因政局改變而變遷。雖說兩漢建都的地方不同，而此期實並跨兩漢而有之。至成、哀時，模仿的文學大盛，而模擬文學之倡始人為揚雄。揚雄也是四川人，不只是文學家，且兼為儒家與小學家。從揚雄以後，直到蔡邕為止，一般文人都拚命地模仿古人，後來的人且又模仿揚雄。這一期的文士，均出於儒家之流。現在將此期模擬的文學列表如次： 兩漢模仿文學一覽表 以上不過略舉數例而已，然而可見此期模仿風氣之一斑了。 可見由西漢末年到東漢末年的文學界概況，約得以下諸端： （一）論文總以司馬相如及揚雄為依歸，決難逃出他們兩人範圍之外。 （二）詞采壯密，差不多這一期的每個作家均如此。 （三）絕少新體，大家以模仿為風，尚沒有人肯倡造一種新文體來。 這期的文人以揚雄、崔駰、傅毅、張衡、李尤、杜篤、蔡邕為最著名。 第四期 建安 本期為漢代文學轉變的大樞紐，較之從前幾個時期真是光芒萬丈。大約有以下幾個原因：（一）許多文人很不幸！迭遭前代黨錮的牽連，黃巾賊的喪亂，以及十常侍與董卓等之叛變，死亡的不在少數，所以後來一般文人竟至失去常度；（二）自武帝尊崇儒術以後，學術界因襲成風，思想亦沉悶異常。一方面儒學的末流弊端發生，一方面是經不住束縛的思想窮極則變，不得不另自尋覓一種新的趨勢。西漢經術完全注重師法，到了東漢偏偏有一位王充，對於傳統思想甚為懷疑，作了一部《論衡》，對於當時一般人所尊仰的大肆攻擊。（不過注意：這種「怪議論」的人當時並不多見。後來蔡邕雖以枕中秘寶視之，但他的文學完全是屬於傳統派。）又如建安時之孔融、禰衡、楊修，都是王充思想的後繼者。他們均能毫無顧忌地反抗那種時代的虛偽思想，儒家就是他們攻擊的大對象。以後到正始時，道家學說大盛，談玄的風氣通行一時，孔、禰諸人實有發難的功績。 此時文學最顯著的變化，有三種：（一）為賦之作風改變；（二）為五七言詩之昌盛與正式成立；（三）為文學批評態度之鮮明。 西漢賦，詞采壯密，到了此時漸變疏散。就內容來說，從前文人作賦，不免有由文生情之弊，此時作賦的文人，卻能顧到由情生文。這一點就形式上來說，西漢的賦，多為問答體，富於散文氣息。到了此時，竟由散文的賦，而進乎到富有詩趣的賦了。如王粲的《登樓賦》等，用來與司馬相如的對看，極容易看出他們很顯著的分別。 以下再談五七言詩起源的問題。 五言詩之起源 五言詩，是指純粹的一篇中每句都是用五個字的詩。至於《詩》《騷》中夾有五字句的，當然不算。《文心雕龍》《詩品》所說的五言詩之起源，不是無根據，便是只抽全詩中一二句以為代表。大約承認五言詩起源於漢代的人最多。有人如舉出李陵、蘇武贈答詩，則五言在武帝時早已正式成立。有人又說枚乘曾作五言詩。如果屬實，則五言詩乃成立於文景之世。不過這兩說，都有種種商榷之餘地。 《文選》中又載有古詩十九首。所謂古詩者，即是南北朝人加給漢代無名氏文人所遺留下作品的名字。究竟作這些詩的是些什麼人，昭明他也弄不大清楚，好像說不免從前有這十九首古詩罷了。到了劉勰的時候，他相信某種傳說，將古詩的一部分歸到枚乘、傅毅的名下。他說：「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然而他還不能肯定，不過或者有這一說罷了。以後到了徐陵，選《玉台新詠》的時候，取了十九首中的八首，又另外尋一首，硬派為枚乘所作。說來真奇怪，在昭明太子時候，完全不知古詩為誰人所作。劉彥和卻相信一種傳說，到了徐陵的時候，他竟能分得清清楚楚枚乘作的，是哪幾首。從前人不知道的，愈到後來愈知道。而且鍾嶸在他的《詩品》上明明說過「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可見鍾嶸還不承認辭賦家枚乘能夠作出那種古詩呢，不知徐陵究竟是有什麼根據。 回頭再來談蘇、李詩。蘇武詩最初見於《文選》，但《詩品》上只載李陵之作。再就這幾首詩的內容來看，不知身在匈奴的人，何以能「俯觀江漢流」？他們兩人同居匈奴十餘年，不知怎樣會說出「三載為千秋」的話來？在逐水草而居的匈奴，何處去尋「河梁」來？且從《史記》以下，修史舊例，凡文人重要作品，必採錄他本人的傳內，何以班固之《漢書》，對於世所傳頌之蘇、李贈別詩，並未收入他們二人的本傳內，而且毫未提及一字？不過在《蘇武傳》內，倒載了一首李陵送別蘇武的詩，乃楚調，而非五言。原文如下：「徑萬里兮度沙漠，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眾滅兮名已隤。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這才真像一種失敗的英雄口吻，與相傳的李陵所作的五言詩的婉轉風趣，完全兩樣。 每一種新文體發生到另外的一種新文體，其中必有過渡的作品，如楚辭之前有《滄浪歌》《接輿歌》，慢詞之前有小令，傳奇之前有雜劇。若謂漢初的五言就有那樣的整練與繁盛，不知拿什麼東西來做過渡時代的作品。只看漢前的作品，三百篇有二言至八言，內中以四言為最多。楚辭句調較為參差。《詩》《騷》用韻均極複雜，何以驟然到了漢初的五言，它的形式就有那麼整齊，而且是通篇二句一韻？這種變化，未免太速。 假使承認五言到漢武時，就很興盛。一方面尋不出《詩》《騷》進步到五言詩之過渡作品，而且由武帝或文帝到建安的時代中間經過百餘年，為什麼又沒有產生什麼偉大的作家與作品？真如鍾嶸所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一種文體大半始盛中衰，或是始微中盛，談到五言，若漢初就有那種作品，不知為什麼驟然絕滅，中間經過百餘年，忽然又盛行起來，而且和開始時又是一樣。 總之，十九首及蘇、李贈答詩的作者，現在實無從考證。不過時代決不在西漢，至早也在東漢，為建安一般作者的先聲，或竟為建安同時人所作，也未可知。對於這層，鍾嶸也曾致疑。他說：「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為總雜。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去者日以疏」，明載在十九首之內，鍾氏竟疑為建安時代人所作，這也足以證明此等五言詩之產生時代，大致在建安以前不久，或竟出於建安時代。 但在建安以前，不能說沒有詩。由楚聲而進為五言，中間必定有些過渡時代的作品，現在略舉幾首，以見一斑。 《漢書·呂后傳》戚夫人《舂歌》：「子為王，母為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為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 《漢書·李夫人傳》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漢書·楊惲傳》《田歌》：「田彼南山，蕪穢不知。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漢書·五行志》成帝時童謠：「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顛。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 以上所引，除童謠外，均是雜言，但皆以五言為主體。至班固作《詠史》、傅毅作《孤竹篇》、張衡作《同聲歌》，到了明帝、章帝以後，五言詩乃漸次盛行，到了建安時代，更加美備了。 建安詩人以曹植、王粲、劉楨為最佳，再把王、劉二人，加上孔融、應瑒、阮瑀、陳琳、徐幹，稱為「建安七子」。他們的詩風，大約分二大派，曹植為寬和一派的首領，王粲為清勁一派的首領。 七言詩之成立 《詩經》的句子，從二言直到九言均用。七言的句子，如「交交黃鳥止於桑」「如彼築室於道謀」，這樣看來，七言起源甚早。又如劉邦的《大風歌》、項羽的《垓下歌》，也是七言。可見七言即非起源於周，至遲也起源於漢初。不過這裡所講的七言，有以下兩個標準：（一）全篇句調，參差之中夾有幾句七言的不算；（二）句中因為用了語助詞，始湊成七言的也不算。如《太平御覽》引《離騷》，常把「兮」字去掉，七字句便成了六字句。所以我們講七言，也不須從《詩經》或《大風》《垓下》等歌講起。 通篇純粹的七言詩，究竟起於何時呢？頗不易說。《漢書·東方朔傳》，顏師古引晉灼注，謂東方朔曾作過七言詩與八言詩，但是而今失傳。至於較早的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只有兩句是七言，即「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司馬相如曾作《郊祀歌》十九首，只有「空桑琴瑟結信成」以下十句完全是七字。以上所舉的或已散失，或不是純粹的七言詩，都不能算作七言詩正式成立之確證。 純粹七言詩的成立，從前人都承認在漢武帝時代，以柏梁台聯句為根據。此詩既為七言之祖，又為聯句之始，在文學史上又開了一種新的體例。不過此詩的真實性，早已成為問題，雖說自來相信這詩是真的的人也不少。此詩最早被文人提起的時候，是在晉人摯虞的《文章流別論》。（此書已佚，顏延年《庭誥》曾引之。）此詩全文最初見於宋敏求《長安志·柏梁台》下引辛氏《三秦記》。到了六朝宋武帝時，有華林園曲水聯句。梁武帝又有《清暑殿效柏梁體》。可見此詩即屬偽造，定在宋代以前。《三秦記》為晉人所作，則此詩在晉代已成立了。至於此詩的時代不可信，在王應麟的《困學紀聞》中，也曾經懷疑過。然語焉不詳。顧亭林在他的《日知錄》二十一，曾如此懷疑過：柏梁台聯句下注作於元封三年（前一〇八），按當時梁孝王早已死去，二十九年又何從而來作詩。至於這詩中所見的官名，在武帝時，或尚未產生，或早已裁去，許多是太初以後的名字，不應預先書於元封之時。「蓋是後人擬作，剽取武帝以來官名，及《梁孝王世家》乘輿駟馬之事以合之，而不悟時代之乖舛也。」但最近有一位日本人叫鈴木虎雄，在他的《中國文學研究》中，替柏梁台聯句的時代辯護，他說宋敏求所引晉人辛氏《三秦記》，無元封三年及梁孝王的名字，但稱梁王。最初認此梁王比梁孝王的為章樵之《古文苑》注。最初引此詩有元封三年的年歲的為歐陽詢之《藝文類聚》。他們都是作《三秦記》以後的人，自然不如《三秦記》之可靠。若說官名盡屬於漢太初以後的名字，安知此詩不是作於太初以後。不過他這一說，未嘗無幾分理由。但《三秦記》原書不可見，又安知不是宋敏求之引書而略去年號。歐陽詢是唐初人，《藝文類聚》乃成於隋代，他引元封三年必有所根據。還有幾層原因，可以證此詩之時代有問題：（一）五言詩此時尚未正式成立，何以便能產生這般整齊劃一的七言詩。（二）再以此詩的語句用來做駁斥的資料，當時作詩的官雖說都在「二千石」以上的俸祿，然而皇帝之尊嚴，畢竟不可忽視。「三輔盜賊天下危」，我不相信「左馮翊盛宣」膽敢在柏梁台初成之日而說出這樣大煞風景的話來。何況元封三年三輔尚未成立呢？至於京兆尹所說的「外家公主不可治」，也未免太犯皇室的忌諱了，未必他敢在皇帝當面講這樣的話。郭舍人的「齧妃女唇甘如飴」，此等猥褻的話何以也竟敢在至尊面前輕輕道了，真不可解。從以上種種看來，這詩恐為後人偽托。即便在漢代就有這篇東西，也斷不是漢武帝君臣所作的。 但此詩的來源，現在也未嘗不可以窺測一大部分。這是後人戲仿漢代字書而作成的。漢代字書分兩派：一為四言，如《倉頡篇》，但已遺失。《說文序》引有「幼子承詔」。可見近來新疆出土之漢簡有《倉頡篇》，遺文亦多四字句者。次為七言，如相如之《凡將篇》，《藝文類聚》中曾引過。如史游之《急就篇》，全書分為三十一章，各以類相從。這第二派的字書，每句七字，而七個字都是名詞的地方又很多。再回頭來看柏梁台聯句，如大匠之「柱枅欂櫨相枝持」，太官令之「枇杷橘栗桃李梅」。請問這種一串名詞相聯的句子，不是顯然脫胎於字書嗎？而且每人作了一句恰合本人身份的話，這也是受了字書以類相從的影響。到了後來作詩一句盡用名詞的，尚有唐代之韓愈。而韓愈曾說過：凡為文辭，宜略識字。越到後來的文人，便越不講求識字了。 說來說去，真正配稱為七言詩的，究竟起於何時呢？張衡雖然有《四愁詩》，是七言，但去了語助詞的「兮」字以後，首句只得六字。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雖為七言，而句調參差不齊。若要舉出一首純粹的七言詩，當推張衡《思玄賦》後面所附的《思玄詩》：「天長地久歲不留，俟河之清只懷憂。安得遠度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但此詩是專門拿來發表他的玄想。若論純粹抒情的七言，卻又當推魏文帝之《燕歌行》，其詞如下：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 群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腸。 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 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 不覺淚下沾衣裳。 援琴鳴弦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 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 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文學批評之始 必先有文學作品，然後有文學批評，而且批評家之多寡，每與同時作家成正比例。六朝文學家，以齊、梁為最盛，而當時就有《文心》《詩品》二書。唐朝人作了許多好詩，到宋朝又有一般人拚命做詩話。因為建安的作家，「人人自謂為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不惟文采紛華，即數目亦大有可觀，如《魏志·王粲傳》中，所收同時文人有二十餘家之多。 前乎此的文學批評，只有零碎的意見，間或附在一本書或一篇文章之內，斷不能獨立成篇，如揚雄在他的《法言》中，也曾說過「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等話。但專為批評文學而作出長篇大論的，實從建安開始，如曹丕之《典論·論文》，曹植《與楊德祖書》，楊德祖《答臨淄侯箋》，尤膾炙人口，以後還有「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洽《流別》，弘范《翰林》」。現在原文或在或不存，不及一一細論。且舉建安中曹、楊為代表，看當時文學批評的標準及趨勢。 （一）文人之地位 關於文學能否獨立，文人是否尊貴的問題，當時顯然有二派不同的意見： 甲、恥為文人 這是傳統的思想，不料長於文學的曹植反不自安於文士的本分。他斥「辭賦為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他很想「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決不「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他又贊成揚雄以辭賦為「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其實他的話很像在打官腔，既不認識文學之本來價值，又中了爛名士說大話的毛病，反不若他的大哥說了幾句中肯的話。 乙、文士不朽 曹丕頗能認識文學的獨立價值，他承認「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他把文學的永久性真發揮得盡致。 此外，還有楊修比較是個調和派。他想援古以自重，他以為「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他又痛駁曹植之述他那位「老不曉事」的「鄙宗之過言」。他是贊成曹丕說的話的。 （二）文家之得失 這層最難得到一個公平的標準，以為評判的根據。至於「文非一體，鮮能備善」，也是實情。所以在曹氏兄弟眼中，建安七子都有可取之點，亦皆有可議之處。究竟還是免不掉「自古而然」之「文人相輕」之習。此如曹丕評孔融「不能持論，理不勝詞」，而今看來，適得其反。孔文舉生前的文章，最愛同曹操辯駁，理由充足得很。曹丕評他「不能持論」，不能不謂之為偏見。 （三）天才之重視 在建安以前，論文者多本後天之說，多謂文學因時代與個人環境所造成，最著的，如司馬遷之《報任安書》說「《詩》三百篇，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為作」等語。到了太康時，謝靈運《擬鄴中八詠詩》，每詩之前，有一小敘，完全是發揮文學是由環境造成之說。後來《詩品》採用這種論調。鍾嶸論到相傳之李陵詩時，他以為李陵若不遭失敗，其詩必不至如此之好。但在建安時論文的，以先天說最占勢力，如曹丕說：「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他這裡頭說的氣，即是指才性。他常常應用他的這個「氣」字來評判當時文人，如說孔融「體氣高妙」，論徐幹「時有齊氣」，稱劉楨「時有逸氣」，劉楨又評孔融說他「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直到劉勰也曾引用這個「氣」字以評建安時人。《文心雕龍·體性篇》說：「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他們都是偏於注意天才一方面的文藝批評家。 兩漢之散文 漢代的正宗文學從前人都承認是賦體，然而散文卻占有相當的地位。漢代散文家，或工於章奏，或長於議論，或專精於史傳。總之，敘事文在漢代所發生的影響實在較哲理文所發生的為更大，而文格又每隨時代而變遷。所以講到漢代的散文，當以昭、宣時代為樞紐。可分為前後二期： 就內容方面來說，前期散文作家，如賈誼、賈山、晁錯、司馬遷等人，思想多半雜糅諸子百家，而表現的方式大都用單筆，可舉《史記》為代表。後期作者，如谷永、匡衡、劉向、班固等人的思想純粹屬於儒家。而發表的方式，大都用復筆，可舉《漢書》為代表。後人談到文體，每以散文、駢文並稱，以為兩句對比為駢文，單筆直下為散文。然而分別得不完全。於是清代李兆洛，選了一部《駢體文鈔》，收羅了許多漢代的散文，可見駢體不一定要對偶。不若以單筆、復筆區分文體。如《史記》中十分之九都用的是單筆句調，參差不齊，可以隨意變化。《漢書》復筆最多，句調整齊，少有伸縮的餘地。自從東漢以後，復筆盛行，一時《漢書》公然有代《史記》而興之趨勢。直到唐代中葉以後，文風又恢復到單筆的時代。本來《史記》和《漢書》是兩部史書，不過古代中國文史不大分得清楚，儘管是一部記載人類活動的事跡的歷史，總得有史家賣他的氣力大做其文章，而且從前人學作散文的，也以此二書為規範，而後世文人對於《史》《漢》二書之推尊不同，亦即單筆與復筆交相交替之朕兆。 若以作史的體例來做論斷的根據，則《史記》實不如《漢書》。若用文學的眼光來評斷，則《漢書》遠不如《史記》。與其說司馬遷是一個史學家，還不如承認他是一個文學家，是漢代的唯一的散文作家，更為恰當。 司馬遷對於他當時流行而且被人推尊的賦流傳於今的只有兩篇，短的而且做得不見高明，但他的敘事文，實在是古來第一能手，不僅是漢代的第一作手。其實，《史記》上的文章多半採錄前人已成之文，他自己動筆作的並不多。他的最大本領，就是將雜七雜八的材料，一經剪裁之後，便成絕妙的文學，正所謂「化腐朽為神奇」，這不能不佩服他的藝術手腕之高妙。舉例來說吧，《史記》之《刺客列傳》，寫虎虎有生氣的荊軻，十之八九是取材於《戰國策》，十之二三是他的穿插。如《國策》上敘述得很略的高漸離在《史記》上便成了一個比較重要的角色，又添了一個魯勾踐，便覺有無窮意味。再舉項羽來說吧，這位英雄在司馬遷筆下是如何的豪邁不可一世，而轉到班固的書中簡直變成了一個呆子。在《史記》上本來是一些生龍活虎般的人物，只要一上了《漢書》，便成奄奄待斃之病夫。又如《漢書》中之《王莽傳》，卻是不可多得的文章。就是因為這篇很帶有《史記·封禪書》的神味呵。以敘事文來論，用單筆方能盡曲折迴旋之能事。司馬遷敘事不怕頭緒紛繁，惟其頭緒多，更能顯出他的本領。有時遇著頭緒不一定有安插，竟至突如其來。後人學《史記》遇見此等處，便弄到手腳慌亂，招架不住了。曾國藩曾說過，古文不能說理。但司馬遷用他的一支筆，什麼話都不拘。無論敘事析理，不管粗語細語，都在他的爐灶中陶冶成一片。後來清代桐城派的文人，口口聲聲講學《史記》，其實他們頂高不過學得歐陽修而已。真能學《史記》的，恐怕正是《水滸傳》的作者。金聖歎的批評是不錯的。 但是《史記》在當時的命運，則遠不及《漢書》。一般文人大半是用復筆發表意見。他們是受了漢武帝愛好楚辭，並提倡賦的影響，一直到六朝。《漢書》幾成家弦戶誦。且有人專門研究《漢書》，成為一種專門學問，名曰「漢學」。正如唐朝人之研究《文選》成為「選學」一樣，隋代劉臻專精於《漢書》，被人稱為「漢聖」。可見當時人崇拜《漢書》狂熱之一斑。到了中唐元和的時候，出了一位韓愈，才改革了六朝人專用復筆的文風，推崇單筆。於是《史記》又代替了《漢書》優越的地位，以後直到清代為止。作散文的多以《史記》為主體，而《漢書》不過居於附屬的地位而已。根據以下兩表，即可見由漢至唐，一般文人對於《史》《漢》的態度。 可見《史》《漢》的興替與升降，即後來復筆單筆的興替和升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