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講稿 · 第三章 周代文學
總論
無論何種文化，沒有不受地理上的影響的。文學亦因地域不同，而分出種種的區別，尤以吾國周代的南北文學為顯著。中亞細亞高原，為人類最初活動的處所。因為山水東西分馳，故人類的活動亦向東西分布。此實由於天然環境的不同，所以南北生活乃因之而分歧。說到世界文化，與其以經度為區分的標準，不若用緯度區別更為得當。中國自然也不在例外。
中國南北之分，應當以長江及黃河為界。此二流域人民的生活，實有很顯著的差別。這是吾人所能見到的事實。有人或者說現在的氣候與從前略有改變，這話很不可靠。殷周至今只二三千年，以人壽相比，覺得為期甚長。然用地質的時期來比較，又未免為時太暫。自然界的情形，是沒有多大變動的。
若論及天然界所賜給南北人民的，的確是不大公平，南人多受日光之照映，雨水之恩渥，每年秋後的豐收，是極有盼望的。北方人雖然經年胼手胝足，但所得的生活資料，反不若南方人的容易。所以前者不能不與自然界奮鬥，後者每多於自然界妥協。在這裡且舉出幾樁顯而易見的事，以互相比較。
（一）宗教 無論南人北人，都有宗教的信仰。惟北人對於大家敬奉的尊神，不是說「上帝板板」，便是說「上帝震怒」，完全是一種抽象的描寫，斷沒有具體的表現，而且是高高在上，極其嚴肅，令人森然可畏。至於南人眼光中的神祇，簡直是人格化了，所以神的一切衣冠、容貌、言語、嗜好，與我們世間的人極其相像，而且常與世人來往，覺得令人和藹可親。這種例子，在屈原的《九歌》中很普遍。
（二）思想 因北人處境艱困，不能不與自然奮鬥。思想都是偏於實踐，一方面最善講求利用厚生之道，此與儒家思想極相近。從周代孔子直到清代顏元、李塨，莫不如是。至於南人得天獨厚，生活不成問題，故思想每每離開實際，而入於玄虛。此與道家思想相近。
（三）文學 論南北文學不同的，以劉師培的說法為較詳盡。日本人談中國文學的，每喜加以引用，劉君在他的《南北文學不同論》中說：「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間，多尚實際。南方之地，水勢浩洋，民生其際，多尚虛無。民崇實際，故所著之文，不外記事、析理二端。民尚虛無，故所作之文，或為言志、抒情之體。」文學受地理的支配，此說當然有充分的理由。但是也只是限於政局分裂、交通不便之時，此時，南北隔絕，所以文學不能交相影響。如周代戰國南北文學，的確不同。又如南北朝，南方多出文人，北方多產經師。南宋時，宋詞與元曲也很有差異。五代時，中國的詞人多出在長江流域一帶。至於政局統一、交通甚便之時，文學是不分南北的。如兩漢、唐代、北宋的文人，南北均有。元朝以後，文學分南北的風氣，差不多沒有了。於是可見文學之分南北，不只是為地域所限制，實在與政局及交通之能統一與否，也有關係的。
周代之南北文學
第一期 周代北派文學之代表作品——《詩經》
在古代中國最可靠的文學作品中，當以《詩經》的時代為最早，可惜三百篇的作者而今大半都湮沒無聞，如詩中明言為某人所作，如周公、尹吉甫、巷伯等人，實在是占極少數，其他沒有作者姓名的許多篇章，我們不妨承認那些是民族的作品。所寫的實在都是當時共同心理之趨向，很可以代表大家公共心理的要求。正如大序所說的「此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此種證例甚多，我們只要翻開《詩經》一看，內中所表現最多的，不外乎謳歌男女的愛情，頌美神祇的威德，以及政局之得失。所取之對象，均編於實際。這是民族最初文學應有的現象。凡有文學的國家，都是先有文學，然後產生文學專家。因最先的作品，均是代表民族，而不是一二人所得而私有的。而且是由人事而漸漸及於較遠之對象。其他藝術，亦莫不然。如圖畫在古代鼎彝上所繪的，多為鳥獸之形。至漢代則多人像。武梁祠所畫的，以古代帝王之像為主。以前都無山水，到了東晉，山水畫始出現。只看《詩經》中所描寫的多切近生活之事，偶然寫兩句關於山水的，也很笨拙。專寫山水的作品，《詩經》中簡直可以說沒有。
《詩經》產生的地域
三百篇產生的地域問題，《雅》《頌》最容易考出，《國風》較難。《雅》是周室的朝廷文學，出自豐、鎬之間。《周頌》產生的地方，正同《魯頌》出於魯，《商頌》出於宋，這都是顯而易明的。惟十五《國風》產生的地域，考訂就不免異說紛紜了。（關於這個問題，可參看鄭玄《詩譜》、歐陽修《詩譜補亡》、丁晏《詩譜考正》、宋王伯厚《詩地理考》、清朱右曾《詩地理征》。）茲就《詩譜》列表如下：
周南·召南 雍州（岐山之陽，今之陝西鳳翔等地。）
邶、鄘、衛 冀州（太行之東，北逾衡漳，東及兗州，今之河北、河南等地。）
檜、鄭 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湊、洧之間，今河南新鄭一帶之地。）
魏 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今山西之南端。）
唐 冀州（相傳為堯之舊都，太行、恆山之西，大原、大岳之野，今山西太原一帶。）
齊 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今山東青州一帶。）
秦 雍州（近鳥鼠之山，今之甘肅南部。）
陳 豫州（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今之河南陳州一帶。）
曹 兗州（陶丘之北，今之山東曹州一帶。）
豳 雍州（岐山之北，今之陝西北部。）
王 豫州（大華、外方之間，今豫西洛陽一帶。）
從上表看來，各種《風》詩產生之地，均在河、渭左右，總不出黃河流域。惟《周南》《召南》二詩，頗有問題。據《韓詩》說：「二南者，南郡（今湖北荊州）與南陽（今之河南）也。」《詩大敘》又說：「南者，言化自北而南也。」惟此時南方尚未開化，不應有此種文學。南字的意義，當即從北方人的口中所說出的南方。這顯然是周室的文化南征時，北人述說經營江、漢之跡。若說詩中有江、漢字樣的，必出於南人之手，則《大雅·江漢》詩說：「江漢湯湯，武夫洸洸。」《常武》說：「鋪敦淮濆，仍執醜虜。」以上兩詩，明明是出於尹吉甫等之手，所以「二南」發生的地方，也是不外黃河流域的。
《詩經》發生的時代
論及《詩經》的起源最早的，有孟子的「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之說。但是他又沒有說出什麼時候。前面一章既是證明《商頌》不出於商代，可見至遲也應出於周。但周代到什麼時候才有詩，也費考證。《詩經》第一篇《關雎》詩，毛說以為在文王時作，但今文家又說此詩出於康王時。《漢書》裡面引詩的多用此說。但考阮元《詩書古訓》，如《大雅·文王》引《呂氏春秋》說：「周文王處岐，……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墨子》亦引此文）文王不一定是諡號，在甲骨文中文武之名在生前也可以如此稱呼。即令此詩不是作於文王時，而《靈台》一詩，據孟子所引似亦為文王時所作。（《靈台》詩中但稱王，而並未明說是哪一位王。）
至於《風》詩之時代，頗難斷定。最後作品，當為《陳風》中《株林》《澤陂》之詩。這兩首詩，是敘述陳靈公君臣與夏姬淫亂的事。徵舒弒靈公在周定王八年（前五九九），於是考得《詩經》所經過之周帝王時代，從文王起至定王止，如下：
文 武 成 康 恭 懿 孝 夷 厲 （共和） 宣 幽 平 桓 莊 釐 惠 襄 貞 匡 定
《詩經》的修辭
從多方面都可證明《詩經》為古代文學作品：
（一）句 《詩經》每句自二字至九字：
二字 祈父
三字 麟之趾，苕之華
四字 （正格，例不勝舉）
五字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
六字 我姑酌彼金罍；俟我於著乎而
七字 式微式微胡不歸
八字 我不敢效我友自逸
九字 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二）調 每篇中同一調，反覆歌詠之。如：
麟之趾，振振公子，吁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吁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吁嗟麟兮！
（三）字 多用疊字，如：
夭夭 灼灼 關關 喈喈
由上所述，可見《詩經》之修辭，是用簡短的句子、重複的調子，以及疊字藉以表現他們的感想，因此可以斷定《詩經》是上古時代的作品。
所謂重複的調子，尤以《風》詩中所表現為最多。因為平民的作品，更能表現出時代的精神呵！
詩之修辭功夫，以後漸有言古不如今。但講到用韻，則由繁而簡，今不如昔。後世作詩，不過句尾有韻，遠不及《詩經》之繁。茲略舉例言之：
甲 連句韻
乙 間句韻
丙 句首韻
丁 句中韻
戊 連章韻
己 隔章韻
庚 變韻
據此，作《毛詩》韻例來統計，其用韻決不下七十餘種。《詩經》用韻如此複雜，也有其客觀的緣故。當時《詩》的流傳多賴諷誦，而不在書寫，因為古詩皆可以加上樂譜，所謂「《詩》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就是此意。
周之金石文
周代遺留至今之鐘鼎彝器，金類多，而石類少。後者只有石鼓文。其餘的盡屬於金文一類。金文中又分散體與韻文。韻文與《詩經》不無關聯，所以也提出來，略為講述。
周代金文體約分兩類：
（一）書類 用散文寫的例：毛公鼎、盂鼎、散氏盤、克鼎、鼎。這類文體皆近於《大誥》《召誥》《洛誥》等篇。
（二）詩類 用韻文寫的例：虢季子白盤、曾伯 簠。此類文體，近於《頌》的最多，亦有近於《大雅》的，但沒有與《風》相同的。兩周金石文字，盛極於宣王時。因為當時有北伐獫狁、南征淮夷兩大戰役。尹吉甫所作頌詩，如《崧高》《烝民》《韓奕》《江漢》等，前兩篇詩中均有「吉甫作頌」的明文，可以斷定那是尹氏所作。（《巷伯》寺人孟子所作，與此詩同例）後二篇作風又與前者相同，當亦為尹氏或尹氏時詩人所作。周宣王時作記功之金石韻文中，述北伐獫狁的，有虢季子白盤。述南征淮夷的，有曾伯簠。至於屬於前者的散文，則有不婺敦。屬於後者，則有師寰敦。
關於《詩經》之古代批評
中國最古之文學批評，始自孔子。孔子論《詩》，大概可分為兩種標準：一則應用於語言之輸導，一則以為倫理之依歸。
（一）關於語言一方面的：
「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子貢在孔門言語科）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二）關於倫理一方面的：
「小子，何莫學乎《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此後，《詩經》變為倫理的教訓，被人尊之為經，而文學的位置，反見低落，導源乃本於此。
第二期 周代南派之代表作品——楚辭
論中國古代學術多分為南北兩派。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篇》曾說：「春秋以後，角戰英雄。六經泥蟠，百家飆駭。方是時也，韓、魏力政，燕、趙任權，五蠹六虱，嚴於秦令。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戰國時學術人才，多分處齊、楚兩國。齊之稷下，為一般哲人所聚會，如荀卿、鄒衍、淳于髡之流。而楚國，則為詞人之淵藪，我們的領袖，就是屈原和宋玉等。這個時候的文人，都集於南方。與春秋時代文人之出於北方正相同。這裡面轉變的痕跡是可以追尋的。
《左傳》《國語》中行人出使別國，動輒引《詩》以為贈答之詞。但是如在《戰國策》中去尋找全書中引《詩》的，不過一二條而已。這正是「《詩》亡」的朕兆。從政治一方面講，以孟軻所說之「《詩》亡，然後《春秋》作」為有見地。若從文學一方面講，則李綱所說的「《詩》亡，然後《離騷》作」的話更為中肯。
由《詩》變為《離騷》，其間最顯著的差別，就是由民族的作品，而轉變為個人的作品——專家的作品。自《隋書·經籍志》以後諸史的集部，均以楚辭為首。因他們都見到這一層。
懷王客死於秦，在周赧王三十九年（前二七六）。而《詩經》最後時期為周定王八年（前五九九）。從「《詩》亡」一直到「《離騷》作」，約略為三百年。這裡所說的「《詩》亡」含有兩種意義，一是采詩官的制度不行，二是沒有作《詩》的人。當然以前說的理由較為充足，那時北方的《詩》，或為衰落時期，直到南方屈原出來，完全脫離三百篇的方向，而開始創造一種新體。然而由《詩》之轉到《離騷》，又絕不是「突變」。此中自然有跡象可尋，在《詩》之後、楚辭之前，南方已有如此之作品。
（一）楚狂接輿之歌：「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二）滄浪孺子之歌：「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以上兩歌，與《詩經》比較，顯然有兩種差別：
（一）字數參差，不若《詩》之多為四字句。
（二）用「兮」字作語助。《詩》中雖間有用「兮」字處，但不普遍。
我們若將《詩》與《騷》做一種比較的研究，則得以下諸點：
（一）字 《詩》中形容詞多用疊字，而楚辭則多用駢字。
（二）句 《詩》以四字句為正格，而楚辭字句多參差。
（三）章 《詩》多重調，而楚辭無有。
（四）篇 《詩》之篇短，而楚辭之篇長。（長篇作品始於楚人。）
（五）思想 《詩》所寫比較切於人事，而楚辭中所表現的多超脫人世。前者較為寫實，後者近於浪漫。
（六）神與神話 《詩經》寫神盡屬抽象。楚辭寫神，卻是具體。《詩》中神話最少，如《生民》之詩不多。至《楚辭·天問》，則為中國神話的淵藪。
（七）人世 北人雖日日講求人事，而厭世之風特甚，故出語憤激。如《苕之華》有「知我如此，不如無生」之語。屈原思想有時衝突，但歸結仍脫不了人世，《離騷》睨舊鄉，《招魂》入修門（楚之城門），可見屈原發牢騷是嫉世而不是厭世。
（八）懷疑之精神 《詩》中不多見，楚辭中充分表現此種精神，如《天問》便是。以上都是《詩》《騷》不同的比較。
大概造成楚辭之原因：
（一）文學之演化 由三百篇到楚辭的時代，中間略莫經過三百年。文學自然的演進，由短句變為長句，由短篇變為長篇，也可說四言到了末運，楚辭乃代之而起。後來各代文學，都是由短篇而進到長篇。如詞在唐與五代為小令，到宋時成為慢詞。小說初起於唐代的，均屬短篇，而宋、元之章回體，仍繼短篇而起。曲之初起，為元代之雜劇，而長的傳奇到後來才有的。（按有史詩之外國似不如此，但中國確是如此。）而且各種藝術之演進，均由切近人事的，而及於遠違人世的。
（二）自然之影響 《詩》是北方的產物，楚辭是南方的作品。兩者所受地理及環境的支配，也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南北所受自然界之待遇不同，所以北方人眼中的神，有威可畏，敬而遠之。南方人眼中的神和悅可親，狎而玩之。北方思想，總之不脫離日常生活，最把實際看得重。南方思想，總求其能超越乎實際，所謂極浪漫之能事。舉個具體的例來說吧，北方人對於春天所舉行的禱雨之祭為「雩」，雩之言吁也。關於秋天所頌詠，正如《七月》篇中所表現的「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這是因為春天播種以後，不知後來秋收之豐歉若何，所以悲嘆。至於秋天逢到豐年，大家滿載而歸，總是應當歡天喜地的。這確是一般人的思想，尤其是注重實際生活的北方人的態度。然而遇到神經過敏、思想浪漫的楚人，則並不如此。遇著秋天草木零落，霜露悽慘，不免大興悲秋之念。這倒是南方人的特別處。至於為南北思想之交接的人，要算莊子。莊周是宋人，他的哲學思想有一部分是北方的，但是他的文學，又近乎南方。《莊子》書中人名不見於他書，獨多與楚辭上所用的相同。
（三）典籍 楚人承接殷人文化，藏儲書籍甚多。似乎中原所有的，他們都有。他們所有的，中原還未必有呢！不用說，楚辭多少要受些《詩》的影響，《國語》中《楚語》引用《詩》的地方，凡三處：一是伍舉引《大雅·靈台》之詩；二是白公引《小雅》「弗躬弗親，庶民弗信」之句；三是左史引《大雅·抑》之詩。伍白左三人，都見過《詩經》的，以博聞強記的三閭大夫豈有未見《詩經》之理。且屈子作品中，有「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奔走先後」，均見於《大雅》，而且楚辭用韻之分合，與《詩》是無大出入的。我們現在對於楚辭中有許多難索解之處，尤其是《天問》中關於人事的一部分，簡直無法弄個明白。實由於我們所見的書多偏於儒家所記載的。當時孔子就很慨嘆，夏禮、殷禮之不足征，而楚之左史倚相偏偏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至於《天問》中人名、地名等之不見於儒書中的，卻可見之於《山海經》《呂氏春秋》《淮南子》等雜家書內。且中國古籍中敘吾國人種西來說的事實絕無，惟楚辭中尚可見這類痕跡。至晉代汲冢書中，發現《穆天子傳》所說的，每與楚辭暗合。此由於殷人尚保存有民族西來之說，後乃傳之楚人，所以能夠叫楚辭中表現一種離奇異乎中原文學之大觀。
（四）音樂之影響 音樂南北異趣，故《詩》中有「以雅以南」之言。雅為北音，南即是南音。當時南音到底如何，如今不得真傳，大抵是宛轉流麗，較之慷慨悲歌之北音不同。此種音，很令漢人賞識。項羽、劉邦，均能歌南音。還有漢武帝好聽楚聲，而不喜河間獻王所獻之雅樂，可見中原之音，遠不及南音之悅耳。鄭地僻近南方，故鄭聲便優美可聽。故孔子說「鄭聲淫」，這個淫字等於衍字，即是纏綿靡曼的意思。詩歌與音樂幾有不可離之關係。《史記》尚說「《詩》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南音一道，不惟漢之帝王公卿能唱，直到隋朝有個和尚，名道騫，也能楚聲。可惜以後，便不得其傳了，以致我們不能賞識這種「揚抱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的意味。
（五）屈原個人之遭遇 這一層更加不成問題。《史記·屈原列傳》較長，此處不及徵引，且略舉班固《離騷贊序》的話：「屈原初事懷王，甚見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妒害其寵，讒之王，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見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己遭憂作辭也。」關於屈子個人的身世，《史記·屈賈列傳》前半也說得極明白。總之，他是一個極富有民族思想的楚之貴族，他是一個失敗的政治家，同時他又是一個成功的文學家。我們很可以說屈原文學之成功，即是由於他政治上的失敗。但是不是遇著屈子這樣的天才，我們也無福欣賞這種偉大的作品。所以，劉彥和說：「不有屈原，豈見《離騷》。」然而雖有屈平，假使他一帆風順，不遇坎坷，我看他也未必就能作出《離騷》這等作品呵！
古代散文
《詩》出於歌謠，而散文出於語言。換言之，由歌謠而進化為《詩》，由語言而進化為散文。語言中亦有修辭作用，其目的是教人了解。所以語言發達之時，散文亦特別興盛。古代最善於語言的人，不得不推戰國時雄辯之士，及周、秦講學之徒。於是可見散文發展之途徑，約分二端：一為國與國相爭，二為學派與學派相爭。當時縱橫家之流與諸子百家莫不欲以己之雄辯及學說，壓倒異己之一切主張，所以使用散文為傳播思想之利器，流傳到而今的《戰國策》與諸子學說，實為古代散文之上品。（從前人大抵以《詩經》為詩歌之始，《尚書》為散文之始。）以後如佛教輸入中國之翻譯散文，盛行一時，佛儒兩家之爭辯，亦產生不少散文。又如宋代與遼、金、西夏諸國發生和戰獻納等糾紛的時候，散文亦極為盛行，這都是以證明以上所說的散文發展之二途徑之不虛偽。因為散文不是文學的正宗（即等於說散文不是純粹文學），所以此處不多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