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講稿 · 第二章 上古文學
總論
講到我國邃古的文學，不患材料的不多，只怕材料的不真。我們首先若不建立一個信史開始的時代，隨便輕信一切傳說，遂不免以訛傳訛。大講其三皇五帝的文學，或甚至盤古時代的文學，若不是捕風捉影，便是自欺欺人。
上古當斷自何代，真不知從何處說起。在此，暫舉古人所稱引的最早人物的事跡，以作比勘之用。
《尚書》總算是很可靠古籍之一種，據那上面記載的時代，以《堯典》為最古，即至春秋時，孔子日常教導人所援引的古代之君，亦限於堯、舜，至《周易·繫辭》傳說到伏羲。但此傳並非孔子所作。宋代歐陽修的《易童子問》，久已致疑。到戰國時人，如莊子之類，又談到黃帝。到了漢代的司馬遷作《史記》立《五帝本紀》，亦托始於黃帝。但他同時又自認「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至於漢代一般造緯書的人，簡直談到五帝以前開闢時事（參看《太平御覽》七十八至八十一卷）。至司馬貞《補史記》，於是加上《三皇本紀》。托始於伏羲。至宋代羅泌作的《路史》，集諸緯之大成，又益以道藏之說，更加上了《初三皇紀》與《中三皇紀》。他又根據《春秋元命苞》十紀之記「天地開闢至春秋獲麟之歲，凡二百二十六萬七千年」，這比今人動以五千年文明古國自誇的人，更張揚萬倍。
從以上舉的例看來，愈是時代愈後的人，所知道古人的時代愈遠，其令人莫名其妙。且最先提出三皇之說的，為秦博士。他們說三皇為天皇、地皇、泰皇，泰皇最貴。這顯然是由當時一般方士捏造古事，以迎合好大崇古的秦始皇心理。堯、舜本為儒家之理想人物，於是農家如許行之徒，不搬出一位較遠的神農來。及至戰國之末，一般道家，又請出更神秘的黃帝來，以與儒家之堯、舜對抗。到漢代武梁祠畫像，如伏羲、女媧之類，均為人頭蛇身，奇離惝恍，亦「想當然耳」之人物形狀而已。
即以後世相傳之虞、夏書來說，教人致疑的地方頗不少。懷疑堯、舜，早有戰國時人韓非。懷疑《堯典》，又有東漢時人王充。現且姑捨去史實不談，單就文字上看來，已有幾點令人不解：
（一）以文學演進的公例推去，不應較為早出的虞、夏書，反為文從字順，排偶整齊。而較為晚出之《盤庚》《大誥》，反而「佶詘聱牙」。即假定謂《堯典》為夏代史官所追記，亦在殷人之前。試問當時用何種文字記錄。大概虞、夏書之成，至早想亦不能在東周之前。
（二）《禹貢》所載禹之治水之不可信，德人夏德在他所作的《中國古代史》中早已致疑。禹所謂的江、河、淮、濟四條大水，以及無數小川，合計有數千海里之長。以當時稀少之人口，粗笨之器械，在幾年中，能做成偌大工程。大禹真不是人，而是神了。且經近代地質學家考察，江、河原來都是天然水道，沒有絲毫人工疏導的痕跡。就是用現代技術來疏導長江，都是不可能的。何況當時沒有鐵器呢？
（三）文字演進公例，由簡趨繁。如《盤庚》等篇所用之字偏旁都很簡單，而《禹貢》上的字，所用的偏旁很繁複。以現今出土的殷墟甲骨文字為斷，尚未尋出從金的字，而《禹貢》上則各類金屬字都齊備。古代把銅叫作金，而把今人所稱為金子的叫作黃金。殷人確能用銅，因出土之甲骨及器物之雕琢工細，有非石器所能為力的。但殷人尚未能用鐵，而《禹貢》上則金、銀、銅、鐵、錫都早已完備了。
不必多舉，只要以上幾個證據，已足斷定《尚書》有許多篇是後人增附的。
人類總不免有懷古幽情，每每眷顧著古時的理想黃金時代。且從前人與現代人對於歷史的觀念，很有不同的見解。自來許多學者，每以退化的眼光去看歷史，覺得人類愈古愈好，黃金時代已成過去陳跡，徒令吾人追慕，不能自已。現今講歷史的學者，多覺得人類總是向前進化的。黃金時代尚在未來之時，古昔並非真足迷眷。不過聊以自慰，吾國古時儒家、道家，都喜歡舉出他們古代的理想國度，藉以寄託他們的政治理想。正如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所說「皆務為治者也」。
夏德以為中國信史時代，宜從有《詩經》講起，那顯然是受了講希臘史先從荷馬的詩歌時代為起首的影響。若講信史，定要以周代為斷，又不免把古史時期太縮短了。
若要確定中國的信史時代，應當以有可靠的文字成立時為準則。於此，不得不聯想到舉世相傳那位造字的始祖，倉頡。倉頡究竟是個怎樣的人，漢代即有二說：
（一）倉頡廟碑「史皇倉頡」，此派承認倉頡為古代造字的帝王。以後羅泌作《路史》，即以此為宗尚。
（二）《說文敘》「黃帝之史倉頡」。這派又把倉頡由皇帝而貶為臣僚了。後世宗仰此說的很多。
漢碑多為今文家言。作《說文》的許叔重，其學出於賈逵，與左氏春秋毛詩同為古文家言。兩說究竟以哪一種為準？至今實無從斷定。總之，文字既為社會公用符號，實為社會公共產物，不能硬派一個人去享獨造之功。無論倉頡是君是臣，怎能包辦造字的全權呢？荀子說得好：「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假定古代有倉頡那樣一個人，也不過是愛好文字者，亦非創造文字者，說他創造文字，周末人尚不承認哩！
所謂倉頡創造的字，據流傳於今日的淳化閣帖中，載有一部分，好似符錄一般，固然萬不可信。又據《說文》禿字說，「禿，倉頡出見人伏禾中，故作禿」，說來亦覺可笑。韓非又引倉頡所造的字：「自環為，背為公。」《說文》解釋私字，引用此說。今存銅器中未見字公字，可見大概都作「。」。形從八從。，亦非自環之形。
從文字學上去斷定史事，此路是可以通行的。清代研究文字學的人，以道光前後為轉機。前乎此者，是以書證書，如發覺宋本《說文》某字之可疑，乃從《玉篇》或《廣韻》及其他古書中之引《說文》者，以證明其正謬。如段玉裁、嚴可均、姚文田等皆是。後乎此者，是以古器文字證書，一般考古金石家的影響及於學術界者不小。每據金文以訂文正字之源流，及糾改許書之誤謬。王筠作《說文釋例》每卷後之附錄，實為近代文字學革命之導火線，然而他還不敢明目張胆攻擊許氏。直到吳大瀓出了一部《說文古籀補》，始正式攻排許氏。然二三千年後的學者，能知多少古音古訓，當然是許氏之賜。大約《說文》中之古文、籀文，多不可信，而篆文頗多可信的。
中國文字可得而徵信的，大概要從殷代講起。
夏代文字之傳於今者，儘是偽托。前人辯之已詳，這裡不必多引。至今我們還不能證明夏代的文字，究竟是什麼樣字。吾國文字，由圖畫蛻變而來，可無疑義。故六書應以象形為第一。但圖畫與字之區別，究在何處？前者是用一種形體，以代表所欲表明之動作。例如為人荷戈，為子抱孫，荷字與抱字在圖畫中，無此實物。只能從兩種形體合成之位置上，尋出一種相當動作之意義。隨後圖畫中之形體，一變而為文字中之名詞。中國有許多名詞，至今尚未脫圖畫範圍。但名詞又不能表動作，乃另造動詞以應用。故動詞正式成立之日，即文字對圖畫宣告獨立之時。
古器所刻文字簡約，且多用方筆，人名每用干支。這兩種正為殷代文字之特點。有人謂以干支命名始於夏之孔甲，殊不知殷之遠祖王亥（即《天問》「該秉季德」之該）較孔甲為早已用干支為名之例。（近人收集殷代文字的一部大著，要算羅振玉氏的《殷文存》）從前人——尤以宋人為甚，設法附會圖畫為字形，每多講不通之處。現在我們要還它們本來面目，看這些圖形究竟有什麼意義。
（一）「圖騰」之選制 從殷人所遺留的圖像看來，可見當時社會尚去獉莽時代不遠。雖說脫離了圖騰制度，然而到處尚留著這種痕跡。例如古代銅器上所刻的：
羊首形
魚形
（二）宗教之禮儀 時代愈古，對於宗教之信仰愈深。殷代差不多是以鬼治國。些微小事，都要取決於卜。故當時對於祭祀的禮節，非常重視。
象祭祀時所用之犧牲或做爵獻酒之狀，如上圖。或象婦人跪而奠酒。都是不脫宗教範圍的。
今傳世銅器上或刻作。
（三）武功之炫耀 人性好鬥，古已如斯。殷代當與他國競爭，屢見於卜辭。此風至周尚盛，如周代武功以宣王之南服淮夷、北克獫狁，為有聲有色。故彝器之勒名紀功，亦以此時為多。惜殷代文字之用尚未廣，故多作圖以表示之。如：
戈荷人像
旗執人像
若下圖則顯然活現出一個手執斧鉞、獻俘於王的勇士形狀了。
（四）田獵之娛樂 殷代尚屬遊牧時代，人民遷徙無定。隨地獲弋鳥獸，如：
象彎弓欲發射獸之形。
象捕鳥之舉。其他種種，不勝枚舉。
以上略略提了幾項殷代圖像的種類，現在要談殷代的文字。二十幾年以前，在河南安陽縣洹水南古之殷墟中，忽然發現大批甲骨文字，經過幾個學者考釋，始確定為殷人文字。所刻帝王名字，從湯起至於武乙，故此種文字已全全脫離圖畫的範圍，大概為殷末武乙以後的遺物，比銅器的圖形較為晚出。
由以上二類文字看來，殷人是由新石器時代而轉入銅器時代的，龜甲和獸骨的本質，都很堅硬，非石器所能刻畫的。所用的諒必是銅錫合金的器具。前數年西人安特生在澠池發現石器，他就斷定殷人還在石器時代，那話是靠不住的。
殷之文化
文化與地理極有關係。中國最早的文化發源於黃河流域，又分為河東與河西兩大支派。照古代史冊傳說，從堯、舜以來，建都均在河東。從周代起，河西的文化，始因之崛興。現代吾人知道殷代文化之幾大特點：
（一）常遷徙。殷人遷都前八後五，居址無定。
（二）發明服牛乘馬之法。這是遊牧民族，熟習獸性以後而試演的。
（三）重視牧業。當時人民最重視牧畜之事，常常因爭執一塊小小牧地，而雙方打仗。
從以上種種情形看來，可以斷定殷代還在遊牧民族時代，而且定都每在平原。南至歸德，北至安陽，太行山東的大曠野，都是很宜於畜牧的。
由遊牧而進為農業時代，實為殷、周之際。從《豳風》等詩，可以知道周人很忙於農事。周人定都岐山以後，是很不易遠徙的。
成湯革夏命，武王革殷命，後世人批評他們，都很隔膜。美之者謂為「應天順人」，罪之者謂為「弒君叛逆」。但現今從甲骨上去考察，說殷人統一河東，並非事實，當時在洹水左右，即有無數他種民族，同他常常搗亂。殷人「國際地位」並不高。殷之君王也並非天下之共主。不過我們現在沒有發現當時與殷同時別國的記載，只聽殷人一面之詞，然而亦足見殷人文化，總較他族為高了。
以傳統論，殷人父子相承與兄弟相承一例看待。祭祀時所列神位亦以父子兄弟等平行。確定父子相傳之制，始於周公，即以河西文化改變河東文化。因父子傳統之製成立，而婚姻制度更加嚴重。且殷人祭祀考妣一律看待，至於男尊女卑之制，定於周代。（王靜安氏的《殷周制度論》說得很詳細）
河東文化雖被河西文化征服，然而並沒有滅絕。楚人就是此項文化一部分的保存與繼續者。這事且舉出幾種證據：（一）殷高宗曾伐荊楚。有《商頌·殷武》篇可證。「撻彼殷武，奮伐荊楚。深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二）熊釋、鬻羆封於楚國，將中原的文物傳播下去。（三）楚人不奉周正朔，而以建丑之月為歲首。且殷楚皆稱一年為一祀。（四）殷人尚鬼，楚人亦尚鬼。（五）留傳至今之周代文字，顯分兩源。與周同姓諸國成一派，異姓諸國另外又是一派。此派之中，又分為二：北方以齊為中心，南方以楚為中心。而齊、楚兩國文字，皆纖勁與殷代的相近，而與周代的不同。（六）楚人書籍有些為中原所無的。如楚左史倚相，能讀之《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周代的人都未見過，大半是從殷代傳下的。（七）《楚辭·天問》最不易解。上半篇談天象，已難解通。下半篇敘述的人事，更看不懂。可見楚人所傳之史事，都有些與中原的不同。近代學者利用甲骨文所發現新字，以解釋《天問篇》也是為殷文化輸入楚國之一證。
據上面所述種種證據，足見中國信史當從殷代開始。殷代文字，確已正式成立，但是我們不能說有了文字便有文學。談到殷代文學，如今有無跡象可以尋求呢？略分三類：
（一）甲骨文字 上面所刻的，不外乎干支及卜辭之類。如甲子乙丑，其風其雨，大吉、弘吉等與今日之算命單相似，這種種誠然是很可靠的史料，但決不能稱之為文學。
（二）《盤庚》 此篇以下文字，古今學者，都很相信。但這種誥誡體在散文中尚占到相當的地位，然而也不能稱之為純粹的文學。
（三）《商頌》 談到殷代的純粹文學，大家都當一致推舉《商頌》了。不過這篇雖名商頌，是否即產生於商代，而今頗成問題。關於此篇時代問題，約分以下諸說：
（甲）《毛詩敘》以《商頌》為商詩，其言曰：「《那》，祀成湯也。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後來焦里堂尚有「商之詩僅存頌」的話，因為他尊信古文家之說。
（乙）《史記·宋世家》以《商頌》為宋詩，謂出於宋襄公之世。此說本出於《韓詩》。
在此兩說以前，《國語》中《魯語》閔馬父謂「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毛詩》改「校」為「得」，已與原文有出入。王靜安氏認《商頌》為宋詩，他的理由如下：
（一）校字非校讎之校，周代無校讎事。校讎到漢代方開始，這裡的校字等於獻字。正考父是宋戴公末年時人，此時周室東遷，禮樂崩壞，正考父於是校商之名頌十二篇，即等於獻商之名頌十二篇。但《商頌》的作者，又是何人呢？現在只存有五篇，如《那》祀成湯，《殷武》美高宗，從《殷武》詩可證非商人所作。
（二）再從地理上講，頌文有「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毛傳與鄭箋對於景山都無解釋。有人說景山就是大山。但《魯頌》仿《商頌》而作，《魯頌》中有「徂徠之松，新甫之柏」。徂徠、新甫，皆山名。則景山亦必為山名無疑。《水經注》猶可考見景山在河南，去商丘不遠。殷都於河北，距商丘甚遠，不可能取松柏於景山。至於宋人，定都於商丘，到景山去取松柏，是非常之順道，而且很容易的。
（三）再說到語言方面，如為商人所作，則其所用人名、地名，應與甲骨文字相近。卜辭稱商，而頌稱商殷。卜辭稱湯為太乙，或稱為唐，而頌稱湯為成湯、烈祖及武王。商為契之封地，頌中稱商者，指它的國都。稱殷代，是指它的朝代。
（四）更從文辭的風格上來說，《商頌》的用語，不類殷而近周。如《那》之「猗與那與」，《萇楚》作「猗儺」，《隰桑》作「阿難」，石鼓文作「亞若」，《萇楚》以下，都不是殷詩，一概用的是宗周中葉以下的語言，與尹吉甫頌美宣王所用之語言相類。無論從哪方面去證明，《商頌》，決非商人文學。而甲骨與誥誡也不登於純文學之堂。再去看看殷代的所遺留下的金石文字，然而至今被認為商代銅器上所錄刻的文字，只寥寥幾字或幾句，也是不成其為文學的。我們從此可以斷定中國文學史的信史時代，當自周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