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十講 · 第二講
漢代文學
漢代文學的傾向
由先秦至漢代，文學的進展也跟著時代及政治的推移，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這個新時代的文學之形成，當然決不是偶然起來的，而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有密切的因果關係。現在我們研究漢代文學，首先便要從事於講解漢代文學所受當代的影響而起的幾種反應：
第一，漢代的文語已經分離，貴族化的古典文學因以起來。——在秦以前，經過很長的封建割據時期，不但各國的言語不同，即各國的文字也各不相同。秦始皇既統一中國，為鞏固統一的文化基礎，自有實施文字統一政策之必要。故一方面改大篆為小篆，製成一種簡省的文字，以便於通行；一方面又以政府的命令，要全國「書同文」，把各種歧異的字體悉行廢除。自從這種文字統一政策實施奏效以後，果然把許多怪異的方言淘汰掉，而有通行全國的簡便文字了。有了這種簡便通用的文字，對於智識文化的保存與發揚，自然容易致力；但從此，文體和語體卻越離越遠了。我們知道，雖說在秦以前已是文語不能一致，好在那時的文字還沒有定於一律，各國的文字每隨各地的方言俗語而變，故文與語雖分離，還不會相距過遠。至秦以後，文字有了定型，不能隨方俗而變，久了便變為不容易懂的典雅的古文，文與語便完全異道而揚鑣了。這樣文體與語體極端分化的結果，使學習文字便成一件艱難的事；又因教育不能普及，遂使習用文字成為少數人的專業。這樣一來，文學的領域也跟著文語的分離而劃分為兩個色彩不同的範圍：一部分仍舊是老百姓們用口語謳唱的平民文學；一部分是文人學士用古文寫的貴族化的古典文學。古典文學可以說是始於漢代。因為當時的政府要用一種統一的典雅的古文，來作教化的工具，造就了一班專門使用古典文字的人才出來。於是使用古典文字，即作古文，便成為文人的特殊技能。因此貴族化的古典文學便大發達於漢代。
第二，漢代是儒教的學術思想最盛行的時代，文學一科也被籠罩在儒教的思想之下，埋沒了獨立的正確的文學觀念，故文學得不到健全的發展。——我們知道，漢代自武帝設立五經博士，罷黜百家，定儒術於一尊以後，一切都儒教化了。一部最有文學價值的《詩經》，也因此竟被一班腐儒解釋得變成一部倫理學講義了。一般有天才的文人，都用其心力去做有益於社會國家的文章著述，至於純粹的抒情詩竟沒有人去問津。雖說當時也產生了許多賦的作家，但都是另有所為而作，並沒有忠實於文學的嚴正精神。例如揚雄總算很喜歡作賦，他還不免嘲笑賦體，說是「雕蟲篆刻，壯夫不為」。由此可知當代對於文學還不免視為小技，還沒有認識文學的必要及其獨立的珍貴的地位，故不免以餘力而為之，文學的發展自難臻於健全。所以漢代文學作品的數量雖說很不少，但論其價值，則很有限（民間文學又當別論）。直至漢末，始有一班忠實而獻身於文學的文人起來，始造成文學的黃金時代。
第三，政府豢養文人，文學變為政治的工具，此亦漢代文學進展中的一大厄運。——漢代是經過東周至秦五六百年混戰之後，新得到的一個長期的太平統一時代。中間雖經過幾度的變亂，而為時甚暫。前後計算起來，實有三百多年的治安期。在這三百多年的治安期間所形成的文學是什麼？就是典雅富麗，歌頌太平盛德的辭賦文學。因為當代那些富貴安樂慣了的帝王，多把文學當作一種消遣的玩意兒，極力獎勵提攜天下的文人去作粉飾太平的富貴文章。而當代一般窮文人，卻都靠著作這種富麗堂皇的辭賦，以討帝王的歡喜，以作升官發財的工具。他們的創作完全是為政治欲所驅使，沒有絲毫藝術的動機。這自然不會有偉大的創作品出來。
由上面所講的三點看來，則雖說漢代的文學風氣很濃，雖說文人輩出，作品日繁，對文學上有新的貢獻；但這種新貢獻絕不曾使我們發生快感。我們只覺得先秦時代文學發展的那一股活躍的生機，到漢代已被壓迫斬伐殆盡了。這是很顯然的，在先秦時代的作者，都帶著無所為而為的自由精神去創作，只知道謳歌自己的生命情思，這是先秦文學的偉大矜貴處。可惜到了漢代，文字古典化了，文學被視為小技，而且工具化了，試問如何能作出真摯而有價值的作品來？加以漢代是個一切都傾向復古的時代，文學模擬之風因以極濃。鼎鼎大名的漢代文豪揚雄，即是以善模著稱於世。他的一切著作都是模擬的，文學的作品如《反離騷》《廣騷》《畔牢愁》《羽獵賦》《長楊賦》《解嘲》《解難》《劇秦美新》及《連珠》等，竟無一篇不是出於擬作。此外的文人如枚乘、馮衍、班固及張衡等，皆以模擬見稱。這種模擬的風氣的造成，不僅阻礙漢代文學的發揚光大，流毒於後世文壇者更深。兩千年來文人方面的文學多偏重模擬，實漢代首倡模擬文風為之厲階。
話雖如此，我們講漢代文學當然不僅只注意到文人方面，也許真正能代表漢代的還是民間文學，也許漢代的民間歌兒比文人的辭賦更有價值，更有優美的影響於後世文壇呢。這些且讓後面去細講吧。我們在這一章是要大概講明漢代文學的淵源及其潮流風氣，故略述如上。
漢代的辭賦
先秦時代的文學，最初只有詩歌。根據傳統的說法，詩有六義，賦是詩的一義。但這只是說賦是詩的一種直陳式的作法，並不是說賦是一種獨立的文體。屈原是被稱為賦體的開山大師的，然他作的《離騷》諸篇，都是長篇的韻文抒情詩，實不容稱之為賦。直到荀況、宋玉，才創立賦名。所以劉勰《文心雕龍·詮賦篇》說：
賦也者，受命於詩人，而拓宇於《楚辭》也。於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
自荀況、宋玉作賦以後，大家都「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漢書·藝文志》），於是賦的形式與內容完全與詩不同。到了漢代，賦便成為一種獨立的重要文體了。可是，賦在事實上，雖已成為一種獨立的與詩對抗的文體，但要它下一個定義，解釋它這種文體的特性，仍舊是很困難的。雖有許多古人的解說，仍然不能得其要領。例如劉熙的《釋名》上說：
賦，敷也，敷布其義謂之賦。
皇甫謐的《三都賦·序》上說：
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
鍾嶸的《詩品》上說：
直陳其事，寓言寫物，賦也。
摯虞的《文章流別論》上說：
（賦）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
劉勰的《文心雕龍》上說：
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
這上面許多解說，都沒有明白說出「賦是什麼」，不過是指明作賦要鋪敷誇飾而已，使我們仍舊不能明了賦體的真意義。其實，賦本是作詩的一種方法，並非獨立的一種文體，不過後來的文人，喜歡使用這種作法，遂成詩的變體，而名之為「賦」。實則賦中之情韻濃厚者，皆是詩。只是到了漢代，作者「專取《詩》中賦之一義以為賦，又取《騷》中贍麗之辭以為辭」（吳訥語），於是賦乃變成一種淫麗的美文，以典雅豐縟為貴，便不能說是詩，只能算是界乎詩與文中間的文體而已。
賦是漢代文人的文學中最主要的部分。兩漢的文人，幾乎每一個都曾在賦裡面貢獻他的才力聰明。文學史家都說：「漢是賦的時代。」就賦的發展一方面說，這個話是一點不錯的。
漢賦為什麼突飛猛進地發達起來呢？我們分析賦在漢代之所以發達，實有兩種必然的原因：
第一，先秦時代所產生的文學成績有兩種，一是詩歌，一是騷賦。詩歌多出自民間，遣詞俚俗，非文人所優為。騷賦乃是通文的人所作的，先秦作者僅有屈原、宋玉幾人，作品甚少，正有待於後之文人去發揚光大。
第二，漢代是太平的時代，政府要點綴太平，自然竭力提倡謳歌太平盛德的文學。賦體本是以「鋪采摛文，體物寫志」為能事的，正是寫太平文學的最好的文體。漢代的幾個皇帝都喜歡辭賦一類的文學，於是文人都競作賦，以求取功名，而賦遂繁。
漢之初期，即有賦家。陸賈、賈誼作賦最早。漢武帝前後，要算是賦的黃金時代，如大賦家枚乘、司馬相如，都是這時候的作者。至宣帝成帝兩朝，賦體益繁。據劉勰的記載，「繁積於宣時，校閱於成世，進御之賦，千有餘首」，其盛可想。東漢賦壇，則以章和前後為最盛之期。直到漢末建安以後，文壇的風氣才由賦移轉為詩歌作中心的發展。
賦至漢代而繁，亦至漢代而弊。因為當時的文人，本沒有忠實於文學的信念，他們作賦的目的，完全是基於「以文干祿」的念頭。這樣一來，賦體乃變成文人作政治企圖的一種工具，作品的價值亦因之而低落了。所以，如果從質的方面來估計漢賦的價值，那是顯然要使我們大失所望的。
漢代的賦家，第一個當數司馬相如（約公元前179—前118），這是無疑的。王世貞說：「長卿之賦，賦之聖者也。」（《藝苑卮言》）司馬相如的賦是否能夠稱「聖」，誠然是個疑問，但他確是以賦獨步兩漢的。
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史記》稱他「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因病免。客游梁，與文士鄒陽、杖乘、嚴忌等見知於梁孝王，作《子虛賦》。會孝王卒，相如返而家貧，無法生活。因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趨往依之。宴於富人卓王孫家。適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相如以琴挑之，文君夜奔相如，乃相偕馳歸。後因家徒四壁，無以為活，復往臨邛。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壚。相如自著犢鼻褌，與保傭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恥之，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遂成富人。相傳相如得在武帝朝做官，是因蜀人楊得意為狗監，隨侍武帝，武帝讀了相如的《上林賦》，恨沒有與作者同時，楊得意乃告訴武帝，都是他的同鄉司馬相如的作品。武帝即召見相如，相如乃再賦《上林》，因得為郎。後以通西南夷有功，拜孝文園令。卒於茂陵。據說是因色慾過度，以消渴疾死的。
相如本是一個輕薄無賴的文人，他的人格毫不足取。他的賦也都是些堆砌詞藻的浮艷文字，並沒有表現自己的個性的作品。據《漢書·藝文志》的記載，相如有賦二十九篇，今所傳者僅六篇：
（1）《美人賦》（？）
（2）《上林賦》（以上二篇游梁時作）
（3）《長門賦》（居蜀時作）
（4）《子虛賦》
（5）《哀二世賦》（？）
（6）《大人賦》（以上三篇武帝召見後作）
其實這六篇賦還不儘是相如的手筆，《美人賦》與《哀二世賦》疑是後人偽托之作，可靠的賦只有四篇。就這可靠的四篇說，《子虛賦》與《上林賦》是寫田獵的事，《大人賦》是寫神仙的事，都是迎合帝王心理而作的，雖有閎麗的詞藻，絕無文藝價值可言。《長門賦》也是受武帝後陳氏的黃金賄買而作的，但系抒寫戀情，題材較有意味，末一段寫棄婦的哀怨，最佳：
……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從橫。舒息悒而增欷兮，蹝履起而彷徨。揄長袂以自翳兮，數昔日之諐殃。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頹思而就床。摶芬若以為枕兮，席荃蘭而茞香。忽寢寐而夢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覺而無見兮，魂迋迋若有亡。眾雞鳴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觀眾星之行列兮，畢昴出於東方。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歲兮，懷鬱郁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歲而不敢忘。
傳說漢武帝讀了這篇賦，陳皇后復得寵幸，可見這確是一篇能感動人的作品。
平心而言，相如的賦「材極富，辭極麗」，實是一位有才氣的作家。可惜他不用文學來抒寫自己的實感；徒然誇飾大言，為浮靡淫麗之辭，以獻媚於帝王。這樣浪費了自己的才華，終無矜貴的文學成績而言，這是我們很替相如惋惜的。
漢代的賦家，只有司馬相如是唯一以賦著名的，是一個純粹的文人。其他的作者往往以經史學家或政論家兼為賦作家。其最著稱的，有賈誼、枚乘、嚴忌、董仲舒、嚴助、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揚雄、班固、張衡諸人。
賈誼（公元前200—前168），洛陽人。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文帝召為博士，遷太中大夫。後為人所忌，攻擊他「專欲擅權，紛亂諸事」，謫往長沙，為長沙王太傅。後拜梁懷王太傅。卒年三十三。他長於作議論文，《過秦論》最有名。有《賈長沙集》。他的賦以《鵩鳥賦》與《吊屈原賦》二篇最著。
枚乘（？—前140），字叔，淮陰人。初為吳王濞郎中，景帝召為弘農都尉。後游梁，孝王敬為上賓。武帝即位，以安車蒲輪征乘，死於途（公元前140）。《漢書·藝文志》稱其賦有九篇。最有名的是《七發》，後人的《七激》《七興》《七廣》《七辯》《七依》《七說》《七蠲》《七啟》《七釋》《七命》《七徵》《七諷》等，皆系受《七發》的影響而作。
嚴忌，姓莊，東漢時避明帝劉莊諱被改稱嚴，會稽吳人。初事吳王濞。吳敗，游梁，與鄒陽、枚乘受知於孝王，忌名尤盛。世稱莊夫子。《漢書·藝文志》稱其賦二十四篇。
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廣川人。武帝時為江都相，後為膠西王相，以病免。他是一位有名的經學家，著有《春秋繁露》《董子文集》。他的賦有《悲士不遇賦》等篇。
嚴助（？—前122），嚴忌之子，會稽吳人。郡舉賢良對策，武帝擢為中大夫。建元中，拜會稽太守。後坐淮南王劉安叛黨，被殺。《漢書·藝文志》稱其有賦三十五篇。
東方朔（公元前154—前93），字曼倩，厭次人。武帝時官至太中大夫，後為中郎。他為人詼諧自喜，善於寫滑稽的文章，作賦只是他的末技。
枚皋（約公元前156—？），字少孺，乘之子，淮陰人。武帝拜為郎。他為人亦詼諧，善辭賦，時以比東方朔。他下筆敏捷，所作賦多至一百數十篇。
王褒，字子淵，蜀人。宣帝時官至諫議大夫。《漢書·藝文志》稱其有賦十六篇，以《洞簫賦》最著。
劉向（約公元前77—前6），本名更生，字子政，漢之宗室。初為諫議大夫，元帝時為中壘校尉。向是一位儒學家，著《新序》《說苑》等書。《漢書·藝文志》稱其有賦三十三篇。
揚雄（公元前53—後18），字子云，蜀郡成都人。成帝時召對承明庭，奏《甘泉》《長楊》等賦。後官於王莽。他的著作甚多，有《太玄》《法言》《方言》等書。作賦多仿屈原與司馬相如。嘗依《楚辭》作《反離騷》《廣騷》諸篇，開後世競事模擬的風氣。《漢書·藝文志》稱其有賦十二篇。
班固（32—92），字孟堅，扶風安陵人。明帝以為郎，典校秘書。後遷玄武司馬。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憲敗，固被捕死獄中。固是歷史上有名的史學家，著《漢書》著稱於世。他的辭賦亦有名，最著的是《兩都賦》。
張衡（78—139），字平子，南陽人。安帝征拜郎中，遷太史令。順帝時出為河間相，征為尚書卒。他的《兩京賦》寫了十年，最有名於世。
以上共錄十二位漢賦家。此外以賦著稱者尚有鄒陽、朱買臣、吾丘壽王、終軍、嚴蔥奇、張子僑、馮衍、崔篆、杜篤、傅毅、李尤、崔駰、王逸、趙壹、邊讓、蔡邕、酈炎許多人。他們都是些皇帝的清客，御用的文人；他們都是靠著作賦的一點技藝討官做，討錢用；他們所作的賦多是應制的，多是謳歌盛世、頌揚盛德的，獻給皇帝作「娛悅耳目」的娛樂品，被視為「倡優博弈」一流的玩意兒。於是賦在文學裡面的意義便死了，漢代文人所作的辭賦便和明清文人所作的八股文同樣地全無價值了。
漢代的詩歌
漢代的文學是分兩路發展的：一路是文人的正統文學，他們的作品拚命地趨向典雅一途，造成所謂漢賦的成績；一路是民間的文學，他們的作品仍然是樸實的抒情詩。
做典雅豐縟的、歌功頌德的長篇辭賦，是文人的專業，民間的作者是做不來的。他們只曉得歌唱，撰幾支歌兒唱唱，喊出他們心頭的喜怒、生活的苦樂。先秦時代的民眾已經撰制出來無數的歌謠了，漢代的民眾自然也同樣地會撰的，如劉邦的《大風歌》便是漢代最早的一首歌謠：
大風起兮雲飛揚，
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史記》說劉邦削平了西楚，統一天下，大富大貴而歸故鄉，召集故人父老子弟來佐酒，這時他心中十分暢快，便撰了這一支歌兒給故鄉的孩子們唱。劉邦本是一個亭長，自然不懂作典雅的辭賦，只會作這種俚俗的歌兒。但是你看，這支歌兒可真作得不壞，只是二十三個字，便把作者的喜悅氣概與匹夫驟得富貴的患得患失的心理，寫得躍然紙上。
武帝時候，有倡家子弟李延年，因他的妹李夫人得幸於武帝，他也跟著得寵。有一天，他在武帝面前跳舞，唱了一支讚揚阿妹美麗的歌，以媚武帝。那支歌也很好：
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
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
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今所傳的古辭，都是漢代街陌的謠謳，都是些指不出作者姓名的作物。自漢武帝設置一個國立的音樂機關，叫作「樂府」（即後世的「教坊」），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把四方傳唱的歌謠都收到「樂府」中去，因此，當時的俚俗民歌始得傳於後世。
漢代的民歌有些是純粹給歌的，如《江南可採蓮》：
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
魚戲蓮葉間，
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
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這首歌並沒有什麼深意，只是用好聽的音節，唱出採蓮時的快活而已；讀來卻何等的樸素、自然。又如《上留田行》，也是一首地道的民間歌謠（《樂府詩集》認為是曹丕所作）：
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
富人食稻與粱，上留田！
貧子食糟與糠，上留田！
貧賤亦何傷？上留田！
祿命懸在蒼天，上留田！
今爾嘆息，將欲誰怨？上留田！
這是一首極好的民歌。「上留田」三字用在句尾有聲無義，只是用來諧韻的。我以為這種樸素的歌絕不是貴為帝王的曹丕作得出來的，但也許經過他的修改而成。大概古代的歌謠，經過文字寫定的時候，總不免要受寫定者的修改的。故我們現在所誦讀的古歌辭，很多竟是半文半俗的詩歌，不像是純粹口白的歌謠了。
漢代的歌辭有很多是描寫當代民眾社會情形的作品，有很多感動人的悲劇詩。如寫戰爭殘暴的《戰城南》：
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
為我謂烏，且為客豪。
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
水深激激，蒲葦冥冥。梟騎戰鬥死，駑馬徘徊鳴。
梁築室，何以南？何以北？
禾黍不獲君何食？願為忠臣安可得？
思子良臣，良臣誠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歸！
與《戰城南》同工並妙的非戰詩歌有《十五從軍征》：
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
「遙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從狗竇入，雉從樑上飛。
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穀持作飯，采葵持作羹。
羹飯一時熟，不知貽阿誰！出門東向望，淚落沾我衣！
漢代的歌辭，從文字方面看，是以樸素為其特長，這種長處是每一首歌辭都具備的；若從藝術方面看，也有很多描寫的技術極佳美的作品，最好的如《上山采蘼蕪》：
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
「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顏色類相似，手爪不相如。」
「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閣去。」「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
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余。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這首詩雖僅八十字，卻活繪出夫婦三口子的一幕劇，是一篇描寫極經濟的短篇小說。
寫家庭間的痛苦，最哀感人的要算《孤兒行》：
孤兒生，孤子遇生，命獨當苦。父母在時，乘堅車，駕駟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賈。南到九江，東到齊與魯。臘月來歸，不敢自言苦。頭多蟣虱，面目多塵。大兄言辦飯，大嫂言視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兒淚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來歸；手為錯，足下無菲。愴愴履霜，中多蒺藜；拔斷蒺藜腸肉中，愴欲悲。淚下渫渫，清涕累累。冬無復襦，夏無單衣。居生不樂，不如早去，下從地下黃泉。春氣動，草萌芽，三月桑蠶，六月收瓜。將是瓜車，來到還家。瓜車反覆，助我者少，啖瓜者多。「願還我蒂，兄與嫂嚴，獨且急歸，當興校計。」亂曰：里中一何譊譊！願欲寄尺書，將與地下父母，兄嫂難與久居。
沈德潛稱道這首詩說：「極瑣碎，極古奧，斷續無端，起落無跡。淚痕血點，結綴而成。」這真是一首血和淚凝成的作品，這種作品絕不是只知粉飾太平的漢賦家所能作出來的。
古歌辭中也有很多的艷歌，寫得最動人的莫如《上邪》：
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
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有所思》也是一首絕妙的戀歌：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用玉紹繚之。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以往，勿復相思！相思與君絕！雞鳴狗吠，兄嫂當知之。妃呼豨！秋風肅肅晨風颸，東方須臾高知之。
這兩首詩語意直率，表情深摯，文字簡樸而有氣力，當是戀歌中的聖品。此外整齊的五言詩中寫艷情的，如《羽林郎》：
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
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長裾連理帶，廣袖合歡襦。
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兩鬟何窕窕，一世良所無。
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餘。
不意金吾子，娉婷過我廬。銀鞍何煜爚，翠蓋空踟躕。
就我求清酒，絲繩提玉壺；就我求珍餚，金盤膾鯉魚；
貽我青銅鏡，結我紅羅裾。
不惜紅羅裂，何論輕賤軀！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
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逾。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
相傳這是辛延年的作品，辛延年是一位無名作家，他的這首詩應歸入平民文學的範圍。同樣描寫的還有一首有名的《陌上桑》：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喜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為籠系，桂枝為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緗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
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致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
「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青絲系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值千萬餘。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為人潔白皙，鬑鬑頗有須。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
《羽林郎》和《陌上桑》真要算漢代民間艷歌中的雙絕：就文學的技術講，《陌上桑》尤為特色。漢代民間文學繼續著數百年的發展，產生了無數的民歌。整齊的五七言詩都在民間醞釀成熟了，試驗成功了。特別是五言詩的成績最大，如《陌上桑》已經是二百六十五字的有組織的敘事長詩，完全不是歌謠的形式了。故到了東漢末年產生偉大的長篇敘事詩《孔雀東南飛》，實在是理想得到的事。
《孔雀東南飛》是一首一千七百八十五個字的長詩，徐陵《玉台新詠》錄此詩，並為之序說：「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迫之，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人傷之，為詩云爾。」此詩全文如下：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
「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十七為君婦，心中常苦悲。君既為府吏，守節情不移。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匹，大人故嫌遲。非為織作遲，君家婦難為。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
府吏得聞之，堂上啟阿母：「兒已薄祿相，幸復得此婦。結髮同枕席，黃泉共為友。共事二三年，始爾未為久。女行無偏斜，何意致不厚？」阿母謂府吏：「何乃太區區！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可憐體無比，阿母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
府吏長跪告，伏惟啟阿母：「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取！」阿母得聞之，槌床便大怒：「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話！吾已失恩義，會不相從許！」
府吏默無聲，再拜還入戶。舉言謂新婦，哽咽不能語：「我自不驅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暫還家，吾今且報府。不久當歸還，還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違吾語。」
新婦謂府吏：「勿復重紛紜。往昔初陽歲，謝家來貴門。奉事循公姥，進止敢自專？晝夜勤作息，伶俜縈苦辛。謂言無罪過，供養卒大恩。仍更被驅遣，何言復來還？妾有繡腰襦，蕆蕤自生光；紅羅復斗帳，四角垂香囊；箱簾六七十，綠碧青絲繩，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人賤物亦鄙，不足迎後人。留待作遺施，於今無會因。時時為安慰，久久莫相忘！」
雞鳴外欲曙，新婦起嚴妝。著我繡袷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璫。指如削蔥根，口如含朱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上堂謝阿母，阿母怒不止。「昔作女兒時，生小出野里。本自無教訓，兼愧貴家子。受母錢帛多，不堪母驅使。今日還家去，念母勞家裡。」卻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出門登車去，涕落百餘行。
府吏馬在前，新婦車在後，隱隱何甸甸，俱會大道口。下馬入車中，低頭共耳語：「誓不相隔卿！且暫還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當還歸，誓天不相負！」新婦謂府吏：「感君區區懷。君既若見錄，不久望君來。君當作磐石，妾當作蒲葦。蒲葦紉如絲，磐石無轉移。我有親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懷。」舉手長勞勞，二情同依依。
入門上家堂，進退無顏儀。阿母大拊掌：「不圖子自歸！十三教汝織，十四能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知禮儀，十七遣汝嫁，謂言無誓違。汝今何罪過，不迎而自歸？」蘭芝慚阿母：「兒實無罪過。」阿母大悲摧！
還家十餘日，縣令遣媒來。雲有第三郎，窈窕世無雙，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阿母謂阿女：「汝可去應之。」阿女含淚答：「蘭芝初還時，府吏見丁寧，結誓不別離。今日違情義，恐此事非奇。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阿母白媒人：「貧賤有此女，始適還家門，不堪吏人婦，豈合令郎君？幸可廣問訊，不得便相許。」
媒人去數日，尋遣丞請還，說有蘭家女，承籍有宦官。雲有第五郎，嬌逸未有婚，遣丞為媒人，主簿通語言。直說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結大義，故遣來貴門。阿母謝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豈敢言！」
阿兄得聞之，悵然心中煩，舉言謂阿妹：「作計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後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榮汝身。不嫁義郎體，其往欲何雲？」蘭芝仰頭答：「理實如兄言。謝家事夫婿，中道還兄門，處分適兄意，那得自任專！雖與府吏要，渠會永無緣。登即相許和，便可作婚姻。」
媒人下床去，諾諾復爾爾。還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談大有緣。」府君得聞之，心中大歡喜。視歷復開書，便利此月內，六合正相應。「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
交語速裝束，絡繹如浮雲。青雀白鵠舫，四角龍子幡，婀娜隨風轉。金車玉作輪，躑躅青驄馬，流蘇金鏤鞍。齎錢三百萬，皆用青絲穿。雜彩三百匹，交廣市鮭珍。從人四五百，鬱郁登郡門。
阿母謂阿女：「適得府君書，明日來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舉！」阿女默無聲，手巾掩口啼，淚落便如瀉。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左手持刀尺，右手持綾羅。朝成繡袷裙，晚成單羅衫。晻晻日欲瞑，愁思出門啼。
府吏聞此變，因求假暫歸。未至二三里，摧藏馬悲哀。新婦識馬聲，躡履相逢迎，悵然遙相望，知是故人來。舉手拍馬鞍，嗟嘆使心傷：「自君別我後，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願，又非君所詳。我有親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應他人，君還何所望！」府吏謂新婦：「賀卿得高遷！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葦一時紉，便作旦夕間。卿當日勝貴，吾獨向黃泉。」新婦謂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爾妾亦然。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執手分道去，各各還家門。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念與世間辭，千萬不復全。
府吏還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風寒，寒風摧樹木，嚴霜結庭蘭。兒今日冥冥，令母在後單。故作不良計，勿復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體康且直。」阿母得聞之，零淚應聲落：「汝是大家子，仕宦於台閣，慎勿為婦死，貴賤情何薄！東家有賢女，窈窕艷城郭，阿母為汝求，便復在旦夕。」
府吏再拜還，長嘆空房中，作計乃爾立。轉頭向戶里，漸見愁煎迫。
其日牛馬嘶，新婦入青廬。奄奄黃昏後，寂寂人定初。「我命絕今日，魂去屍長留。」攬裙脫絲履，舉身赴清池。
府吏聞此事，心知長別離。徘徊庭樹下，自掛東南枝。
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傍。東西植松柏，左右植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中有雙飛鳥，自名為鴛鴦，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更。行人駐足聽，寡婦起彷徨。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
這是中國文學史上一首空前的、僅有的、哀艷動人的長詩創作。這樣樸素無華的文字，寫得真是真摯、誠實，宛如一幕真實的悲劇扮演在我們的面前。作者描寫的技術真是高妙，他把劇中四五個人物——仲卿、仲卿母、蘭芝、蘭芝母及兄——各個不同的個性，都很生動地抒寫出來。全文雖有一千七百餘字之多，但我們讀了，一點也不覺冗長。全篇的結構，恰如一件無縫的天衣。不但可作文學名著讀，還可以當作古代婦女生活史讀。
老實說，漢賦只不過是當代貴族社會一種時髦的妝飾品、娛樂品而已；真正的時代文學、社會文學，真正有價值的文學，還是要算這些民間的詩歌呢。
五言詩和七言詩都是起源於民間，是無可懷疑的。民間的歌謠初無一定的格式，他們任意地撰制，有時作出長短其句的歌，有時作出句調整齊的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歌。後來大家作五言和七言作得順手，唱得順口，形式又整齊美觀，大家便都不約而同地趨向作五七言詩一途，五七言詩便自然地發達起來。就中五言詩的發達又早於七言，我們看漢代的民間詩歌，以五言詩為最多，而且作得很長篇的出來了。
文人的詩歌是受了民間詩的影響才產生的，起來很遲。舊說《古詩十九首》中有枚乘的作品，推為五言詩的始創者；又有說李陵、蘇武的《河梁贈答》等詩為五言詩之祖。這是壓根兒錯誤了的。不但枚乘、李陵和蘇武沒有作過詩，所有的西漢文人並沒有一個曾作詩的，《古詩十九首》和《河梁贈答》等詩也不一定是西漢的作品。
說《古詩十九首》中有枚乘的作品始於劉勰，他說：「古詩佳麗，或稱枚叔。」（《文心雕龍·明詩》篇）這還是疑似之言，至徐陵編《玉台新詠》則直錄《古詩十九首》中之九首為枚乘作。這是不可靠的。在徐陵之前有蕭統，蕭統的《文選》錄《古詩十九首》，皆不題作者姓名；在徐陵之前又有鍾嶸，鍾嶸的《詩品》也說：「《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更推上去說，東漢人班固作的《漢書》裡面的《枚乘傳》，也沒有說起枚乘作詩的話。我們知道枚乘是當代很有名氣的文人，他如作了五言詩，決不會沒有人知道。你看他作了一篇《七發》，引出後人多少的摸擬作品；倘使他創為五言新詩，定必轟動一時，人人爭擬，何以竟「吟詠靡聞」？這都是解釋不通的。
至於李陵與蘇武的詩，雖蕭統《文選》明載李陵《與蘇武詩》三首、蘇武詩四首，鍾嶸《詩品》也說「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但也是不可信的。班固的《漢書·蘇武傳》和《藝文志》也都不曾說起蘇李有五言詩。
梁劉勰則對於所傳西漢的詩根本懷疑，他在《文心雕龍·明詩》篇說：
（上略）至成帝（西漢末年），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
一種新文體的起來，是經過長期的醞釀，逐漸演化而成立的，絕不是哪一兩個文人所能獨創出來的。西漢只有民歌，文人只會作淫麗鋪張的古典賦，還不是他們作得出整齊完美的五言詩的時候。《古詩十九首》與《河梁贈答》等詩，絕不是西漢時期的作品，更不是西漢中年做文丐的枚乘、武夫的李陵、牧羊的蘇武所能憑空創造的。其餘，如卓文君的《白頭吟》、班婕妤的《怨歌行》，都不是她們自己的作品，而且都是東漢或東漢以後的作品。
文人作詩，始於東漢。可稽考的如《古詩十九首》中的《冉冉孤生竹》，劉勰謂是傅毅之作；此外，班固有《詠史》，張衡有《四愁詩》。這時，文人蓋已受著民間詩歌風氣的影響了，有眼光的文人都開始試作詩歌了。至東漢末年建安時期，五七言詩歌很迅速地發展起來，便成為文人創作中的主要部分。
建安時期的文學
漢代文學至漢末起了一個大變化。
就時代說，東漢至靈帝獻帝時，太平時代已經過去，天下已經很紛亂了。漢末的文人再沒有那樣安閒的工夫，花費百多天來作《子虛》《上林》，花費十年來寫《兩京賦》了。他們只好在戎馬倉皇中橫槊賦詩；他們只好在客居異鄉的時候，登樓作賦。他們再也歌詠不出太平時代的美景勝事，再也作不出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一般人的賦出來了。
漢末的文人，是亂世的文人，他們寫的是亂世的社會生活，是作者自己抑壓不住的情感的流露。他們的作風，不是悲壯高曠，便是淒涼悲哀，不像以前的辭賦只是一味的「靡靡之音」了。這是漢末文學的特色。
在文學史上，這個時期的文學被稱為「建安文學」（196—220）。
漢末文學，以建安時期為中心；這個中心時期的文學，又以詩歌為主幹部分。這，顯然是民間的歌謠發展到文人的社會裡來了。
在建安前的百多年，已經有文人在試作詩歌，這是在前面說過了的，如班固的五言《詠史詩》。那時因為文人作詩的風氣未開，故班固只是採用民間的詩體，而不敢模擬民間的作風，他的《詠史詩》實嫌倫理忠孝的氣味太濃，作得並不好。直到章帝和帝之際，傅毅、張衡等出，才大膽地模仿民間的作風來作詩，才作出五七言好詩來。
古詩十九首·冉冉孤生竹
傅毅（？）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為新婚，兔絲附女蘿。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
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採，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為！
四愁詩
張衡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涕沾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為懷憂心煩勞？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沾襟。美人贈我金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路遠莫致倚惆悵，何為懷憂心煩怏？
（《四愁詩》共有四節，這裡選錄二節）
張衡、傅毅們的賦都是讀來令人煩厭的，而他倆這種模仿民間作風的詩卻寫得怪清新可愛，可見詩的時代是來了。
到了建安期，詩壇益繁盛。建安的文人雖一方面作賦，一方面作詩，但他們作出來的賦還比不上他們的詩。如曹植的《七哀詩》與《出婦賦》都是寫少婦的哀怨的，而《出婦賦》實不如《七哀詩》寫得好；這很顯然證明詩體是比較賦體更為適宜於抒情寫意的文學體裁。從建安時起，詩歌便成為正統文學的主幹了。
建安期的文壇，曹氏父子實為領袖人物。他們都是天生多才的文學家，又復敬愛文士；以帝王的資格來提倡文學，使「天下才人，競集魏都」，文學遂盛。
第一個要說的是曹操（155—220），字孟德，譙人。他在政治舞台上是一位不世出的英雄，在文學界亦是一個怪傑。他的作風憑著一團豪氣，如天馬行空，不可羈扼。試讀他的《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風調悲壯，氣魄沉雄。至他的《苦寒行》則更變為剛勁蒼涼，不許第二人寫得出來，其詩全文如下：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為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
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嘆息，遠行多所懷。
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樑絕，中路正徘徊。
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棲。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
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令我哀！
曹操半生戎馬，指揮疆場，浩然雄氣，直衝雲霄；故他的作品力道甚足，風格甚高。只可惜他所傳的作品不多。
曹丕（187—226）字子桓，操長子。他在政治上也是一位大野心家，把漢朝的帝國奪了。可是他的作品卻絕沒有雄勁氣；風調清綺閒雅，婉約風流，《談藝錄》稱其「資近美媛」。例如他的《燕歌行》：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群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弦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曹丕的文章也作得很好，他的《典論·論文》是古代一篇有名的文學批評。
在曹氏父子中最負文譽的要算曹植了，他是屈原以後最大的詩人，是建安期文壇的大權威。
植（192—232）字子建，丕之弟。相傳他十歲即善屬文，與曹丕並負文名，有「七步成章」的佳話。他為人「性簡易，不治威儀；任性而行，飲酒不節」，完全是一個浪漫文人。雖貴為封藩之王，而為曹丕所忌，遠徙他鄉，鬱郁不得志，後以愁苦過甚，病死，年只四十一歲。世稱陳思王。
曹植的最大成就是在詩歌方面，他的詩歌受樂府古辭的影響甚深；今舉他幾首名詩為例：
七哀詩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
上有愁思婦，悲嘆有餘哀。
借問嘆者誰？言是宕子妻。
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獨棲。
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
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
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
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
美女篇
美女妖且閒，採桑歧路間。
柔條紛冉冉，落葉何翩翩。
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
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
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
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還。
顧盼遺光采，長嘯氣若蘭。
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
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
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
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
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
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
眾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觀？
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嘆。
曹植以貴公子而處憂愁不堪之境，故所作多言哀情。他不僅懷想京都的時候，要興「朔風」之嘆；他就看見白鶴，看見蟬，看見鸚鵡，都要引起他的哀思，發為哀吟。在他的集子裡面哀楚動人的詩至多。作者在這樣桎梏的環境中，所想望的只是無拘無束的自由，試讀他的《野田黃雀行》：
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
利劍不在掌，結友何須多？
不見籬間雀，見鷂自投羅。
羅家見雀喜，少年見雀悲。
拔劍捎羅網，黃雀得飛飛。
飛飛摩蒼天，下來謝少年。
「飛飛摩蒼天」只是曹植的幻想，這位薄命的詩人終於是困厄而死的。
鍾嶸《詩品》列曹植詩為上品，並且稱道他的詩說：「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這十六個字的批評，我以為說得很好。曹植的詩，聲調諧協，字句精工，故論者稱他「文如繡虎」。可是，從此便漸脫民間詩的俚俗風味——也可以說漸脫民間詩的好處——變成文人化的詩了，已漸開兩晉六朝詩的綺靡風氣了。
曹氏父子而外，號稱「建安七子」（或稱「鄴下七子」）的孔融、阮瑀、陳琳、王粲、徐幹、應瑒、劉楨，都是漢末的著名文士。曹丕《典論·論文》有一段批評七子的文章很好：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遣，於辭無所假，咸以自聘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非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俊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
在七人中，孔融（153—208）早為曹操所殺。其餘六子，都是曹家豢養的清客。說到他們的辭賦，大多數是些藻飾的文章，沒有文藝價值的居多（曹植的賦亦不足讚美）。只有詩歌方面，還不少可舉例者。如孔融哀兒死的《雜詩》，阮瑀（約165—212）寫孤兒苦的《駕出北郭門行》，都是很能動人的作品。寫得最哀楚動人的，要算陳琳（？—217）寫邊禍悽慘的《飲馬長城窟行》：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往謂長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舉築諧汝聲。男兒寧當格鬥死，何能怫鬱築長城。
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時時念我故夫子。報書往邊地，君今出語一何鄙？身在禍難中，何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結髮行事君，慊慊心意關。明知邊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
這樣絕妙的哀歌原是模擬樂府古辭而來的。
在七子中，王粲（177—217）要算最負文譽的一個。劉勰稱他：「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文心雕龍·才略篇》）我們且舉他一首有名的《七哀詩》為例：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
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荊蠻。
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
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
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
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
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這是寫漢末大亂的情形，是一篇極好的悲劇詩。建安文人很喜歡用詩來寫當代的社會問題，顯然是受了樂府古辭的影響。在他們的賦裡面是絕找不出這樣有時代背景的作品。
說到這裡，我們絕不可忘卻還有一位多才的女作家蔡琰，她曾經寫下一篇很長的《悲憤詩》，敘述漢末變亂時自己的遭遇，更是一篇悽愴動人的作品。
蔡琰是漢末有名的文學家蔡邕的女兒，有才學，初嫁衛氏，夫死無子，寡居娘家。於興平年間，正值董卓亂時，她為胡騎擄去，居匈奴十二年，生二子。曹操憐蔡邕無嗣，派人用金璧將她贖回。後嫁董祀。這首詩是她回國後追述其經過的哀楚，全文共五百四十字：
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弒，先害諸賢良。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強。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卓眾來東下，金甲耀日光。
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孑遺，屍骸相撐拒。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阻。還顧邈冥冥，肝脾為爛腐。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幾微間，輒言斃降虜。要當以亭刃，我曹不活汝。
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棰杖，毒痛參並下。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
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肅肅入我耳。感時念父母，哀嘆無窮已。
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邂逅徼時願，骨肉來迎己。己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綴人心，念別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母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痴。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
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慕我得獨歸，哀叫聲摧裂。馬為立踟躕，車為不轉轍。觀者皆歔欷，行路亦嗚咽。
去去割情戀，遄征日遐邁。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念我出腹子，胸臆為推敗。
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城郭為山林，庭宇生荊艾。白骨不知誰，縱橫莫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煢煢對孤景，怛咤糜肝肺。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為復強視息，雖生何聊賴。託命於新人，竭心自勖勵。流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
這篇詩是作者自寫她的實感，是真血淚染成，故感人至深。建安時期的詩歌，這要算是第一篇巨製。
以上說的是漢末建安文學的大概情形。至建安末年，王粲、陳琳、徐幹、應瑒、劉楨，都同時死了（217）；阮瑀則死得更早（212）；其他的文人如禰衡、楊修、路粹、吳質、丁儀、丁廙、邯鄲淳、荀緯等，都先後殂落了；至魏文帝黃初（220—226）以後，曹丕和曹植也離開了人間。於是，燦爛的文壇，便如雲雨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