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十講 · 第一講

先秦文學 詩經 世界各民族文學的誕生，有一條共同的公例，就是韻文的發達總是較早於散文，而詩歌又為韻文中之最先發達者。中國也是如此，最初的文學是詩歌。 請先言詩歌的起源。 人們為什麼要作詩呢？人類本是生而富有情感的，若有所感於中，便不能不有所發抒於外。故班固《漢書·藝文志》闡明作詩的原因說：「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毛詩·大序》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朱熹《詩集傳·序》也說：「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這些話解釋詩歌產生於情感的自然的表現，都是說得很合理的。由此探討，詩歌的起源，當遠在史前的原始人類有了語言的時候。原始人類在懂得言語以後，便知道發為合乎自然音響節奏的咨嗟詠嘆，詩歌便爾產生了。故沈約也說：「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 話雖如此，中國詩歌之有信史可征的時代，卻決不能說「自生民始」，至早只能從周代（公元前1134）講起。在周代以前，也許有數千年或竟是數萬年的詩歌史，也許中國在遠古時代早已產生過偉大的史詩，如西洋古代的《依里亞特》與《奧特賽》 及印度古代的《馬哈巴拉泰》與《拉馬耶那》一樣的傑作，但因為沒有文字的記錄，已經湮滅無傳了。雖然《呂氏春秋·古樂篇》載有「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其書既不可靠，又未見著錄歌辭，實飄渺難信。又有謂《禮記》上所載伊耆氏《蠟辭》出自神農氏（孔穎達說），以為詩之濫觴者，亦荒謬不足信。即令《蠟辭》真出於神農氏，而如其內容所謂「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亦不得認為詩歌。至於今所傳唐堯時代的《擊壤歌》（見《帝王世紀》）、虞舜時代的《南風歌》（見《孔子家語》）及《卿雲歌》（見《尚書·大傳》）等作品，其體制內容可以說是詩歌了，但不幸都是記錄於後世的偽書，全不可靠。所以，嚴格說起來，我們現在可以誇耀於世界文學之林的最古的文學，只有一部《詩經》。 傳說周代設置采詩的太史官，采詩近五百年，得古詩三千餘首，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於是大部分的古詩都被刪掉了（此說出自《史記》，曾有許多學者致疑，未審可信否）。現存的《詩經》共三百零五篇（相傳尚有《南陔》《白華》等六篇笙歌，有目無辭），劃分為「頌」「雅」「風」三部。「頌」是純粹的廟堂文學，用以鋪張盛德，載歌載舞，以祭祀神明者。以《周頌》為最古，是周代初年的作品。《商頌》是宋詩（向誤以《商頌》為商代的詩，認為《詩經》中的最古者，近人王國維氏曾著論辟之甚詳）。《魯頌》是魯詩，產生較遲。「雅」可以說是朝廷的樂章文學，其言多「純厚典則」，為燕享朝會時之用，大半是貴族士大夫作的，故被稱為「正」音。《大雅》的時代較早，《小雅》則稍晚，大約都是西周時的作品。「風」乃是各國民間的風謠，大多作於西周末期與東周初期，其詳細時代則已不容易訂定。但就大體說來，可以說全部《詩經》是孔子誕生（公元前551）以前一千年間的作品，完全是周代的產物。就中特別以「國風」一部分為最精彩有價值，分量亦最多，共包括下列十五國的歌謠： 周南·召南——雍州（今陝西鳳翔一帶） 鄴·鄘·衛——冀州（今河北地） 檜·鄭——豫州（今河南新鄭一帶） 魏——冀州（今山西南部） 唐——冀州（今山西太原一帶） 齊——青州（今山東青州一帶） 秦——雍州（今甘肅南端） 陳——豫州（今河南陳州一帶） 曹——兗州（今山東曹州一帶） 豳——雍州（今陝西北部） 王——豫州（今河南洛陽一帶） 這個表是根據鄭玄的《詩譜》列的。據此看來，國風的地域分布，乃偏於中國北部的黃河流域。但據韓詩說：「二南者，南郡（今湖北荊州）與南陽（今河南）也。」《詩·大序》也說：「南者，言化自北而南也。」而《周南》《召南》裡面亦有「漢之廣矣」，「江之永矣」，「遵彼汝墳」一類的句子。所謂漢水、江水、汝水的流域，是在湖北的中部和北部。由此可見，《周南》《召南》裡面至少有一部分的楚風。 孔子是否刪詩，我們雖不能斷定，但他曾經致力於《詩經》的研究與鼓吹，卻是無可否認的。在他的《論語》上曾說：「不學《詩》，無以言」；又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又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因為孔子這樣的鼓吹髮皇，從此《詩經》便變成一部神秘的經典，從此便成為一部與「修身齊家」甚至於與「治國平天下」都有莫大關係的聖書。後世的《詩經》研究家都把《詩經》當作一部「儒教真詮」去研究。如《詩序》上說：「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這簡直是一部萬應萬能的聖書了。孔子本是一位思想上的大野心家，他要把一切文化學術都統率在他的儒教思想之下，因此把《詩經》的涵義誇張得如此嚴肅神聖，引得漢代人列《詩》為「經」。由是，歷代的學者對於《詩經》的注釋，都只有一些異常可笑的附會和曲解。分明是些寫相思和戀愛的詩，他們偏要說是美「后妃之德」；分明是抒寫男女間歡樂的熱情，他們偏要拿禮法道德來解釋。因此，《詩經》的真意義和真價值便完全被埋沒掉了。朱熹曾經說過：「大率古人作詩與今人作詩一般，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吟詠情性，幾時儘是譏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盡穿鑿壞了。」他又說：「詩本是恁地說話，一章言了，次章又從而詠嘆之，雖別無義理而意味深長，不可於名物上尋義理。後人往往見其言如此平淡，只管添上義理，卻窒塞了他。」朱熹的《詩經》註解雖也有很多武斷謬妄的地方，但他攻擊偽《詩序》的見解是很對的，他這兩段話都說得很好。我們知道，《詩經》只是一部歌謠，其中除了小部分出自文人雅士手筆外，大部分都是民間無名氏唱的俚俗歌兒。這些歌兒並沒有包含著什麼深奧的哲理，也沒有多少倫理道德的意味，它的價值並不在「思無邪」，也不在「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我們只有站在文學的立場來謳歌《詩經》的偉大。 《詩經》裡面，以抒情詩為最多，敘事詩次之，至於純粹描寫景物山水的詩則甚缺乏。其中最有價值的當然要推抒情詩一部分。他們這些情詩的作者，能夠大膽地真實地寫出自己熱烈的戀情，他們能肆無忌憚地寫出男女間的相悅相慕，甚至於把兩性間的幽歡欲感，也全無遮飾地抒寫出來，給我們遺下這許多不朽的好詩，真是文學史上最光榮的初幕。往下，且讓我們來欣賞《詩經》的藝術吧： 野有死麇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靜女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狡童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褰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思我，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思我，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子衿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溱洧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蕳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 蒹葭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從之，道阻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從之，道阻且右。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詩經》裡面的作品，實有大部分都是這樣神妙雋美的小詩。這大約是因為經過了嚴格的刪選修飾的緣故，所以全部的作品才如此整齊美觀。只有點可惜，當時歌謠的真面目沒有完全保存下來了。《詩經》的作者甚多，故其作品的風格意趣，各有特色，極不一致；其佳美處亦自不能以一句概括的評語去貫通包含之，使全部的詩的作風成為一致性。換言之，就是說《詩經》在藝術上的趣味，是很複雜的。可是，向來講《詩經》的，都只簡單地認定「溫柔敦厚」為詩教，認為《詩經》最大的特色。這實在是一個最可笑的錯誤。我們只承認《詩經》裡面有一部分溫柔敦厚的詩，但決不是全部。即如《詩經》裡面那許多抒寫情慾的所謂「淫風」，都壓根兒不能說是「敦厚」。至如《碩鼠》詩的「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及《苕之華》的「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等詩，都是悲憤激烈之辭，全不合溫柔敦厚之旨了。然而這些詩均不以不合於「溫柔敦厚」之旨而失其價值。所以，「溫柔敦厚」四個字決不能成為詩教，決不能解釋《詩經》全部的藝術價值。此外，向來又多用「賦」「比」「興」之說來詮釋《詩經》的作法。大體說來，「賦」是「直陳其事」；「比」是「比托於物，以彼狀此」；「興」是「托物興詞」。這樣的說法，雖則大概能講明《詩經》作法上的體例類別，卻也不能用來解釋《詩經》的藝術價值，並沒有多大的意義。（以前有專門讚美《詩經》中的興詩或比詩者，都無道理。）其實，古人研究《詩經》的，不免都有所蔽。他們總喜歡根據那些「六義」「四始」及《詩序》等去說詩，故都說得一塌糊塗。我們現在為建設《詩經》的新藝術觀，必須破除那些「六義」「四始」、《詩序》及各種傳統下來的胡說謬見，還給《詩經》本來的歌謠面目，而運用自己的靈感從《詩經》的本身上去賞鑒詩的神韻，才能夠悟解《詩經》的最高的文藝價值。 《詩經》所貢獻於後世文學者甚大，在文學史上具有絕對的權威，實已成為一部文學的大經典。如其我們用現代的文藝眼光來估量《詩經》，雖則不敢如古人那樣極力捧《詩經》為空前絕後的無上傑作，但我們仍舊不會否認《詩經》在文學史上高貴的地位。大體說來，《詩經》實有下列藝術上的特點：第一，描寫的技術異常樸素，處處都能活現出作者樸實無華的真摯心情；第二，詩句多反覆迴旋，而不嫌重複，含味雋永，餘韻無窮；第三，結構無一定規律，用句長短自由，自一言至九言皆用，不儘是四言；第四，描寫多用象徵的具體的字句，不說抽象的話語；第五，詩的音韻多葉於自然的和諧的音節，故亦具有音樂的美。這些都是《詩經》明顯的特色。最後，我們應該知道，在兩千五百年前的古代，最初一部篳路藍縷的文學創作，已經有《詩經》這樣美滿的成績，真令我們彌覺珍貴了。 楚辭 《楚辭》就是楚聲，是中國南方文學的初頁。 繼續著《詩經》之後，不久就產生《楚辭》，實在是文學史上的奇蹟。這是很顯明的一種進步：《詩經》只是簡短的歌謠，到了《楚辭》便衍為每篇起碼數百字，長至數千字一篇的韻文，姑無論其實質的價值如何，而有如此磅礴宏肆的大手筆，已經夠使我們讚美了。 《楚辭》的起源，向來都誤認為出於《詩經》。如劉勰即稱其有「四同於風雅」，王逸則竟拿《楚辭》來附會「五經」，更為可笑。其實《楚辭》與《詩經》不僅無淵源關係，而且有許多絕對歧異之點，如： 一、《詩經》多用短句疊字，《楚辭》則多用長句與駢語； 二、《詩經》多重調，反覆詠嘆，《楚辭》則多直陳，絕無重調； 三、《詩經》的表現近於寫實，《楚辭》的思想則較為浪漫； 四、《詩經》多寫人事，《楚辭》則多寫神話。 無論從形式或內容去考察，《詩經》與《楚辭》均無彼此影響的線索可尋。因為《詩經》是以黃河流域為中心，代表北方民族性的文學，《楚辭》是以長江中部為中心，代表南方民族性的文學；《詩經》是征伐時代（弱政府時代）的產物，《楚辭》則是混戰時代（無政府時代）的產物；《詩經》多出自平民，《楚辭》則多貴族詩人之作。二者產生的時代、地域與作者，均迥不相同，故結果，《楚辭》與《詩經》的作風亦全異。 南方的文學本來發達很早。考《呂氏春秋·音初篇》說：「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命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漪』，實始作為南音。」可見南音發生甚早。《詩經》裡面雖無楚風之名，實有楚地之歌。《論語》中載有接輿《鳳兮》之詠，《孟子》中亦有孺子《滄浪》之歌。至《九歌》等篇相繼產生以後，偉大的《楚辭》便逐漸誕生於人間了。梁啓超說：「當時文化正漲到最高潮，哲學勃興，文學也該為平行線的發展。內中如《莊子》《孟子》及《戰國策》中所載各人言論，都很含有文章趣味，所以優美的文學出現，在時勢為可能的。」（《屈原研究》）這個話也可以解釋《楚辭》的發展是與當代的學術文化相連帶，決不是偶然突起的。 富於浪漫的神秘思想，是《楚辭》最大的特色。其原因是由於南方得天然的恩惠本較豐厚，多高山、大澤、深林、沃野。人民的生活較易為力。故多流於冥思幻想，求解宇宙之謎。其俗信巫鬼、重淫祀、崇仰神明的環境如此，故其信仰的表現，自然而然地流於虛無的、浪漫的、神秘的傾向。 屈原是《楚辭》的創造者，是文學史上最初的一個大詩人。 《史記·屈原傳》稱屈原名平（他在《離騷》中自稱「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這大約也如現代小說中的化名，並非真稱），為楚武王子瑕之後，生於楚宣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43）。關於他的家庭，我們至多只知道他有一個姊（？），此外即他的故鄉在哪裡，也不知道。他因是皇室貴族，故早年便做了官。又因他「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具有政治上的長才，故在楚懷王朝做到左徒的高位。是時他「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聲勢甚為顯赫。後因為王造「憲令」，被讒見疏，流於漢北。最後，他還使過齊國，做過三閭大夫。終為鄭袖、子蘭、靳尚等的讒言所陷害，橫遭放逐，漂泊沅湘，飲恨而自沉於汨羅。這位絕代的詩人便爾與世長辭了。（關於屈原的死年，眾說不一。大概是在頃襄王初年，那時屈原已經有五十歲左右了。） 屈原的作品，據班固《漢書·藝文志》稱有二十五篇。王逸《楚辭章句》及朱熹《楚辭集注》所載，亦多為屈原之作，今列其目錄如下： 《楚辭》的後半部已經是漢人的作品，用不著我們在這裡討論。現在我們要加以考慮的乃是前半部重要部分的《楚辭》。據歷代學者的嚴密考證，真正可信為出於屈原手筆者，實只有下列諸篇： （1）《離騷》 （2）《橘頌》（此篇至以下九篇皆屬《九章》） （3）《抽思》 （4）《悲迴風》 （5）《惜誦》 （6）《思美人》 （7）《哀郢》 （8）《涉江》 （9）《懷沙》 （10）《惜往日》 （11）《天問》 其餘，如《九歌》的產生實在屈原之前，朱熹已明指其為楚人的祀神舞歌，此蓋《楚辭》的先驅，無此則無法解釋屈原文學的來源。《遠遊》一篇，則經近人胡適、陸侃如等詳加研究，已從多方面證明其為後人擬作。《卜居》與《漁父》二篇，開頭即說「屈原既放」，似系旁人所記載或許如王逸所言，乃楚人思念屈原而作，也未可知。至於《招魂》一篇，雖後世學者有認為屈原的作品，但王逸、朱熹皆題為宋玉作，未可即遽歸之於屈原也。 這位文學的老祖宗辛苦地寫下二十五篇名著，至今僅有十一篇（若《九章》算一篇，則共只三篇）可徵信的作品遺傳下來，不能不說是文學上的一大損失。可是，我們僅就《離騷》及《九章》等篇，便可縱觀屈原思想的全部及其藝術上的最高成績了。 梁啓超說：「屈原腦中含有兩種矛盾原素：一種是極高尚的理想，一種是極熱烈的感情。」（《屈原研究》）這是不錯的。屈原本是一個矯然獨立、悲時憤俗的詩人，但他天生多情，始終熱烈地愛護他的國家社會，始終抱著犧牲自己去改造國家社會的宏圖。「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但是像他那樣「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這般孤芳自賞，潔身自愛的聖者，自然不能與世相合，自然要忤時而不得志了。加以楚王也不信任他，「茲歷情以陳辭兮，蓀佯聾而不聞」；「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屈原失望之餘，也漸漸覺悟了：「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如其屈原果能掉頭不顧，能拋棄他的祖國故鄉，飄然去獨善其身，便也罷了。可是當他回過頭來的時候，「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一股愛國愛鄉的熱情又油然而生了。這樣感情豐富卻又絕對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那麼最後之解決，只有「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的唯一方法了。 屈原的思想始終是陷於理想與熱情的矛盾當中而不能自拔，他的作品的大部分，是表現這種富有藝術上的缺陷美的矛盾生活。我們現在且舉他最負盛名的《離騷》中間最精彩的一段以為例：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椉鷖兮，溘埃風余上征。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為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時曖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紲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溘吾游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為理。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發乎洧盤。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游。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台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吾令鴆為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 《離騷》是屈原一首最長的詩，共三百七十餘句。屈原的藝術大手腕，在這首纏綿悱惻的長詩裡面，已儘量地表現出來。他這首詩用的是獨創的自敘傳的體裁。自他的遠祖、皇考，敘到他自己，敘到他自己忠貞的人格，敘到黨人的偷樂貪婪和懷王的昏庸。次則講他政治失意後，乃南征就重華而陳辭，把禹、啟、羿、浞、澆、桀、湯、紂等人的事跡和自己的悲憤，都陳訴出來了。他於是從蒼梧，歷游縣圃、咸池、扶桑、白水、閬風、春宮、窮石、洧盤、崑崙、天津、西極、流沙、赤水、不周、西海等處；他把羲和、望舒、飛廉、鸞鳳、雷師、鳳鳥、飄風、雲霓等，都給以生命化、人格化，任意去指揮。作者描寫的範疇是無邊無際的。宇宙的一切都是他抒寫的活資料，他毫無拘束地在想像界馳騁著自己的情思，自由放肆地表現「自我」，一點也不修飾隱諱。我們看他在《離騷》裡面所表現的個性是多麼活潑：忽喜，忽怒，忽悲，忽笑，忽而要遠遊，忽而要見上帝，忽而要戀愛，忽而要問卜，忽而望故鄉，忽而要自殺。這完全是赤子的真情之流，故描寫異常真切動人。誠如梁啓超所言：「幾千言一篇的韻文，在體格上已經是空前創作。那波瀾壯闊，完全表出他的氣魄之偉大；有許多話講了又講，正見得纏綿悲惻，一往情深。」在藝術的造詣上說，《離騷》實已臻入化之境了。有了這樣成熟的作品為模範，難怪《楚辭》的影響要壓倒《詩經》了，難怪後之辭賦家都輾轉束縛在《楚辭》之下，模來擬去而不能翻身了。 《離騷》之外，《悲迴風》《哀郢》《涉江》諸篇均佳。《橘頌》藝術較差，大約是屈原初期的作品。 步著屈原的後塵而為《楚辭》的作者的，在楚國尚有宋玉、景差、唐勒諸人。宋玉最有名。《九辯》《招魂》（以上二篇見《楚辭》）、《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以上四篇見《文選》）、《笛賦》《大言賦》《小言賦》《諷賦》《釣賦》《舞賦》（以上六篇見《古文苑》），共十二篇。最可靠之作品惟《九辯》與《招魂》，其餘多有出於後人依託的嫌疑。但如論其藝術上的價值，則《神女賦》《高唐賦》《登徒子好色賦》諸篇，都是極美艷的作品。景差的創作，則至多只有一篇《大招》。唐勒則雖有《漢書·藝文志》著錄其賦四篇，可惜都失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