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 · 自序

自來論文章者，多侈談漢魏唐宋，而罕及明代。獨會稽李慈銘極言明人詩文，超絕宋元恆蹊，而未有勘發。自我觀之：中國文學之有明，其如歐洲中世紀之有文藝復興乎？明太祖開基江淮，以逐胡元，還我河山；用夏變夷，右文稽古，士大夫爭自濯磨。而文則奧博排奡，力追秦漢，以矯歐、蘇、曾、王之平熟；而宋濂、劉基驊騮開道，以著何、李、王、李之先鞭。詩則雄邁高亮，出入漢、魏、盛唐，以救宋詩之粗硬，革元風之纖濃；而高啟、李東陽後先繼軌，以為何、李、王、李開山。曲則明太祖導揚高則誠《琵琶》一記，盡洗胡元古魯兀剌之風，而易之以南詞之纏綿頓挫。至八股文，則利祿之途，俗稱時文者也。然唐順之、歸有光縱橫軼盪，則以古文為時文，力求返虛入渾，積健為雄；雖與詩古文體氣不同，而反本修古一也。然則明文學者，實宋元文學之極王而厭，而漢魏盛唐之拔戟復振；彈古調以洗俗響，厭庸膚而求奧衍，體制盡別，歸趣無殊。此則仆師心自得，而《明史》序《文苑傳》者之所未及知也。顧論文者，則狃桐城家言之緒論，而極稱歸氏，妄庸七子。不知明有何李之復古，以矯唐宋八家之平熟；猶唐有韓柳之復古，以救漢、魏、六朝之縟靡；有往必復，亦氣運之自然。明有唐順之歸有光輩，振八家之墜緒以與七子相撐拄；不過如唐之有裴度段文昌等，與韓柳為異，以揚六朝之頹波耳。而一代文章之正宗，固別有在也。 又論者以錢謙益文章為穢為雜，此亦拾桐城家之唾餘，而不免求全之毀。錢氏以明代文章巨公，而冠清貳臣傳之首，人品自是可議。至於極推歐陽修，以為真得太史公血脈，而下開歸氏；又翹歸氏以追配唐宋大家，因校刻《震川集》而序之以發其指；然後知桐城家言之治古文，由歸氏以踵歐陽而窺太史公；姚鼐遂以歸氏上繼唐宋八家，而為《古文辭類篹》一書；胥出錢氏之緒論，有以啟其塗轍也。特其為文章，盛氣縟語，錯綜奇偶，七子之習湔洗不盡；自與桐城之清真雅澹而得歸氏之潔適者異趣。然以視湘鄉曾國藩之為文，從姚鼐入手，而益探源揚馬，復字單誼，雜廁其間，務為厚集其氣，使聲采炳煥，而戛焉有聲者，何必不與錢氏後先同符？錢氏從王李入，而不從王李出；湘鄉從姚氏入，而不從姚氏出；自出變化，以不姝暖於一先生之言，亦何必此之為是，而彼之為非？然世論不敢薄湘鄉，而務集謗於錢氏，多見其不知類也，此與以耳食者何以異。 至於談詩者，則多為朱彝尊《明詩綜》所囿，而以錢氏《列朝詩集》為口實。不知朱氏以《明詩綜》而詆《列朝詩集》，譬如蠹生於木，還食其木。何者？《列朝詩集》，《明詩綜》之底本也；何焯嘗惡而揭發之。不過文人矜誕，好謗前輩耳。詩至晚明，鍾譚異軍別張，錢氏朱氏皆所不喜，竟陵遂為謗府。而夷考其實，鍾譚之詩，蹊徑別開，蘄以幽冷救七子之絢爛，而為秀峭以矯公安之容易；詩道窮而必變，亦如肥魚大肉，饜飫之過，而不得不思菜羹也。其詩出入中晚唐郊、島、皮、陸之間，麼弦側調，亦有淵源，避熟就生，人自少見多怪耳。要之盛唐李杜，摹擬勢盡，厭故喜新，人情皆然。王士禎《唐賢三昧集》不取李杜一首，何嘗不與鍾譚所選《唐詩歸》同指？而士禎詩為秀麗疏朗，鍾譚出以幽深孤峭，皆欲以偏師制勝。或詆鍾譚格局未完，雕鑱愈工，不知真氣彌傷；然士禎縹渺取神，風華富有，亦病性情不真。而一屍亡國之大詬，一為盛世之元音，豈非所遭之時有幸不幸耶？ 仆懷此久，未有以發。商務印書館主人屬為撰論。用布所蓄，以俟論定。而讀《四庫提要》著錄明人詩文集，睹記所及，每有尋聲逐響之談，並為隨事舉正以著於篇。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六月三日，無錫錢基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