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 · 第一章　發凡

由漢至隋，文章遷變，昭然可征者，約有四焉。 西漢代興，文區二體：賦、頌、箴、銘，源出於文者也；論、辯、書、疏，源出於語者也。觀鄒鄒陽枚枚乘枚皋揚揚雄馬司馬相如之流，咸工作賦，沉思翰藻，不歌而誦，旁及箴、銘、騷、七，咸屬有韻之文。若賈生作論，史遷報書，劉向、匡衡之獻疏，雖記事記言，昭書簡冊，不欲操觚率爾，或加潤色之功；然大抵皆單行之語，不雜駢儷之辭；或出語雄奇，或行文平實，咸能抑揚頓挫，以期語意之爽朗。東京以降，論、辯、書、疏諸作，亦雜用排體，往往以單行之語，運排偶之辭，而奇偶相生，致文體迥殊於西漢。建安之世，七子繼興，偶有撰著，悉以排偶易單行。即非有韻之文，亦用偶文之體，而華靡之作，遂開四六之先，而文體一歸於駢儷。由歧趨一，其遷變者一也。 西漢攸作，縱筆所至，故句法長短錯綜，不拘一格；或以數十字成一句，或以二三字成一句，而形容事物，神理畢出，如賈誼論奏，《史記》紀傳是也。東漢之文，句法漸有定式，研煉而出以簡化；往往以四字成一語。而魏代之文，則合二語成一意。或上句用四字，下句用六字；或上句用六字，下句用四字；或上句下句皆用四字，而上聯咸與下聯成對偶，誠以非此不能盡其意也。由復趨簡，其遷變者二也。 西漢之時，雖騷賦之韻文，而對偶之法未嚴。其為文章，或此段與彼段互為對偶之詞，以成排比之體；或一句之中，以上半句對下半句，皆得謂之偶文，非拘於用同一之句法也，亦非拘拘於用一定之聲律也。東漢則字句之間，漸互對偶。若魏代之體，則又以聲色相矜，以藻繪相飾，雖多華靡，尚有清氣。至晉宋以降，靡曼纖冶，則又偏重辭華矣。由散趨整，其遷變者三也。 西漢文人，若揚馬之流，類皆湛深小學，故相如作《凡將篇》，而子云亦作《方言》；故選辭遣字，亦能古訓是式，沉博典麗，注之者既備述典章，箋之者復詳征詁故。非明六書假借之用者，不能通其辭。東漢文苑，既與儒林分列，故文辭古奧，遠遜西京。魏代之文，則奇字古文，用者甚少，語意易明，而無俟後儒之解詁。由奧趨顯，其遷變者四也。 又不僅是。古者朝有典謨，官存法令，風詩采之閭里，敷奏登之廟堂，未有人自為書，家存一說者也。古人之言，所以為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為己有也。六經者，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於政教行事之實，而非聖人有意作為文字以傳後世也。自治學分途，百家風起，周秦諸子，不勝紛紜，識者已病大道之裂矣。然而諸子思以其學易天下，固將以其所謂道者爭天下之莫可加。而語言文字，未嘗私其所出也，又苟足顯其業而可以傳授於其徒，則其說亦遂止於是，而未嘗有參差龐雜之文也。兩漢文章漸富，為著作之始衰。然賈生奏議，編入新書；相如辭賦，但記目錄。皆成一家之言，與諸子不甚相遠。初未嘗有匯次諸體，裒次而為文集者也。自東京以降，迄乎建安、黃初之間，文章繁矣。然范曄《後漢書》、陳壽《三國志》所次文士諸傳，識其文筆，皆雲「所著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不雲「文集若干卷」；則文集之實已具，而文集之名猶未立也。晉摯虞創為《文章流別集》，學者便之。於是別聚古人之作，標為別集。則文集之名，實仿於晉代。然摯虞《文章流別集》，乃是後人集前人。人自為集，自齊之王文憲儉集始。而集之為言，辭章不專家，而萃聚文墨以為龍蛇之菹也。經學不專家，而文集有經義。史學不專家，而文集有碑傳。諸子不專家，而文集有論辯。由專而雜，由公而私，亦文章得失之林也。具以冠於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