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批評史 · 第一篇 總論
第一章 文學批評完成與發展之三階段
中國之文學批評，從大體說：北宋以前以文學觀念為中心，其批評理論每因其對於文學之認識而轉移其主張。南宋以後以文學批評本身的理論為中心，而文學觀念只成為文學批評中的問題之一，所以不會如本書上卷所述，有演進與復古兩個截然不同的時期。我們假使說文學觀念演進期為「正」，則復古期為「反」，而本書下卷所述則為「合」。這是本書上下二卷最大的分別。因此，本書上卷所述，以問題為綱，而以批評家的理論納於問題之中，即於劉勰、鍾嶸諸人，猶且不為之特立一章。至本書下卷所述，恰恰相反，以批評家為綱而以當時的問題納入批評家的論理體系之中，即因當時的批評家能自成一家言之故。這又是本書上下二卷編例的分別。
我嘗以為一般人之所謂「通」，其意義有三：一是文辭上的通，文法有不順，語詞有未當，這是不通。一是知識上的通，知其一不知其二，明其正不明其變，這是不通。又一是思想上的通，以今日之我反對昔日之我，矛盾自陷，漫無準的，這也是不通。唐人之學重在文辭上的通，所以以為用助字應求其當律令；漢人之學重在知識上的通，所以以為必須通群經而後始能通一經；宋人之學重在思想上的通，所以以為要貫通萬事而無礙。這是思想上的一種進步。文學批評家的思想，也必須能如此有中心、成體系，然後才可以論述，而此種情形，在南宋以後始見發展，所以本書上下二卷所側重的不得不有此分別。
為了有此分別，所以本書下卷之所論述，於批評家所提出的文學理論之外，更須涉及其學問思想；這好似贅余而不是贅余。另一方面，對於一些稗販舊說的言論，零星片段的見解，並無中心思想而不能建立其系統者，都只能割愛。這又好似遺漏而不是遺漏。
以上是本書各篇的共同點。然自南宋至清，中間也有八百多年，不能不分期論述。今為敘述的方便，以南宋金元為第一期，是批評家正想建立其思想體系的時期。以明代為第二期，是批評理論各主一端推而至極的偏勝時期。以清代為第三期，是批評理論折衷調和的綜合時期。在此時期，即使偏主一端的理論也能吸收種種不同的見解以自圓其說，故又成為清代文學批評的特點。
到清末，又受西洋文學批評的影響，於是文學批評史又展開了新的姿態，然而也正因此種關係，所以本書又未便論述。即清末文人之至民國猶生存者，其文學理論也只能另行敘述。
第二章 南宋金元文學批評概述
一時代的文學，自有其一時代的風氣。中國文學自南宋以後很明顯的傾向於語體的演進。語錄體的流行，小說戲曲的發展以及方言文學的產生都在這一個時代，所以自南宋以後是中國文學開始發揮語言特點的時期。可是，這只是一種新途徑新趨勢而已。除了這種新途徑新趨勢以外，古文學的勢力依舊存在；而且，在事實上，這種殘餘勢力的存在似乎並不因新途徑的開闢而受到什麼打擊。因此，在文學批評史上所討論的還是舊的問題，對於這新興的文學並不起什麼影響，即使有影響，也不過是部分的、暫時的，只成一些極微薄的影響。所以新興的文學雖在文學史上是主潮，而在文學批評史上不成為主潮；古文學的勢力在文學史上儘管是餘波，而在文學批評史上卻仍不失為中堅。這是我們所應注意的一點。
傳統的古文學，到了南宋，不能不說是比較銷沉的時期。在此時期，固然仍有作古文作四六乃至作詩詞的人，可是不容易在他們作品中找到他的特點。我嘗謂唐代文學之成功在於「創」，有特創的風格，同時也多特創的體制。到了北宋，以無可復創，於是又重在「變」，欲於古人的範圍以內，仍能流露他的才性。於是蘇軾便成為最恰當的代表。他能使古文語體化，而使四六古文化，使詞詩體化，而詩又散文化，那麼他的古文四六與詩詞都變成創格了。至南宋則無一而非「襲」，無論在那一方面都不能脫前人之窠臼。因此，南宋的批評文壇，便提出了「法」的問題。在以前，惟應舉之詩賦與「江西派」詩人才討論及此，而在此期殆瀰漫了整個的文壇。論古文有法，論四六也有法；詩話論法，詞話也一樣論法。這即因當時文風重在「襲」的關係。再加以南宋時代，只見道學家的活躍不見古文家的氣焰，故其文論沒有古文家的主張，而所論遂偏於道的問題。所謂傳統的文學觀，至此時始展其權威。這也是造成南宋批評文壇不振的原因。
至於金元，又以異族的關係不免有文壇寂寞之感。由創作言，有新興的戲曲，尚足為文學史生光；由批評言，則不免較為沉寂。蓋其時新興的文學尚不會影響到批評，而舊的方面則蹈常習故，陳陳相因，更不會於批評方面別創新義。所以遂成為文學批評史上的銷沉時代。
可是，金元之文學批評，其銷沉同，而銷沉的情形仍不相一致。金承北宋之後，故國文獻猶有所遺，而且與南宋比鄰，影響所及亦足觀摩。所以金主自熙宗以後，每因羨慕江南衣冠文物而提倡文學。翁方綱謂蜀學行於北，洛學行於南，也頗能道出一時風氣。因此，金代文學批評之銷沉，在偏於承舊，不能脫北宋之窠臼。元代文風不如金之富於華化，同時以受新起文學之影響較多，故能於有意無意間提出一些新的問題。我們於元人的言論中時常可以找出一些明代文學批評的端倪。所以元代文學批評之銷沉，又可說在欲樹新幟而規模未宏。
第三章 明代文學批評概述
第一節 與文學之關係
明承宋、元二代之後，其文學背景也兼受兩方面的影響。宋人沉溺於道學的氛圍中間，其思想與生活態度是主敬而嚴肅的，是主靜而節慾的，故其文學風氣恆趨向於正統的方面；元人生長於文藝的園地中間，其思想是頹廢的，其生活是縱慾的，故其文學風氣又趨向於新興的方面。在中國歷史上頹廢思想最為流行的時期，除了晉代以外，沒有再像元代這般強烈了。不過因為晉人清談是思想上的問題，易為人所注意，而元人的頹廢，僅表現於文學作品中間而且是新興的文學作品中間，所以易為一般人忽視而已。趙顯宏《殿前歡曲》雲「胡尋些東與西，拼了個醒而醉，不管他天和地」；吳仁卿《撥不斷曲》雲「閒後讀書困後吟，醉時睡足醒時飲，不狂圖甚」，可謂頹廢到極點了。馬九皋《蟾宮曲》雲「天地中間物我無干，只除是美酒佳人意頗相關」；無名氏《水仙子曲》雲「一日一個淺斟低唱，一夜一個花燭洞房，能有得多少時光」，又可謂放縱到極點了。以前的文人誰敢這樣大膽地露骨地說，尤其是在南宋。而在元代的散曲中間則類此之例真舉不勝舉。在這兩極端的情形之下，到了明代當然不能不兼受其影響。所以在這兩般潮流中的文人不是守舊復古以正統自居，便是標新立異，較富革命的精神。這在明代的文學與文學批評中極明顯的可以看出此分野。至於此二種潮流交織的關係，那也是隨處可以看出的。
明代學風也是偏於文藝的，可是又不像元代這般頹廢和放縱。這好似由西晉名士的狂放行為轉變而為東晉名士的風流態度。所以元人的風氣與道學衝突，明人的風氣便與道學不相牴觸。所謂二種潮流交織的關係，正可於此看出。因此，明代文學上的復古潮流，只成為文章體制與技巧之復古，而不是思想上的復古。正因此種復古運動都由文人主持，所以所注意的也只在文章形貌的方面。
又正因明代學風偏於文藝的緣故，於是「空疏不學」四字，又成為一般人加於明代文人的評語。由於空疏不學，於是人無定見，易為時風眾勢所左右。任何領袖主持文壇，都足以號召群眾，使為其羽翼；待到風會遷移，而攻謫交加，又往往集矢於此一二領袖。所以一部明代文學史殆全是文人分門立戶標榜攻擊的歷史。其原因即由空疏不學，而只在文藝上討生活的緣故。范景文《葛震甫詩序》云：「余嘗笑文人多事，壇坫相高，其意莫不欲盡易昔人所為，獨雄千古；不知矯枉有過，指摘適滋。往者代生數人，相繼以起，其議如波；今則各立門庭，同時並角，其議如訟。擬古造新，入途非一；尊吳右楚，我法堅持。彼此紛囂，莫辨誰是。」（《範文忠公文集》六）這不是當時整個文壇的縮影嗎？
在此種流派互爭的風氣之下，再加以趨古、趨新二種潮流，於是明代文壇是丹非素，出主入奴，攻擊詆誐，演成空前的熱鬧。其學古者，或宗秦漢，或宗唐宋，或宗六朝，各有宗主之不同；其趨新者，或受時文之影響以新變為趨時；或受小說戲曲之影響，以生動為極則，又常與學古一派立於對峙的地位。正因其易成風氣，所以轉目成陳，也容易使人增其厭惡。方其初起，未嘗不足以矯正時弊，一新耳目；迨門戶既立，依傍既多，其流弊或轉甚於前。此起彼仆，徒增文壇的糾紛而已，然而文學批評中偏勝的理論，極端的主張，卻因此而盛極一時。
第二節 與學術之關係
明代所謂古與新的二種潮流，不僅在文學界如此，即學術界也是如此。明代學術由理學而轉變為心學，於是理學便成為復古，而心學則成為趨新。受理學影響的文人多主學古，宋濂便可為其代表；受心學影響的文人每主趨新，袁宏道又可為其代表。其或能溝通此二者之關係，由下學以至上達者，則學古趨新也歸於折衷，焦竑又可為其代表。
嵇文甫先生之《左派王學自序》謂：「明中葉以後整個思想走上一個新階段，自由解放的色彩從各方面表現出來。前有白沙，後有陽明，都打出道學革新的旗幟，到王學左派而這種潮流發展到極端了。道學界的王學左派和文學界的公安派、竟陵派，是同一時代精神的表現。綜合看來，彌覺其富有歷史意義。」此言極是。蓋理學精神是傳統的，所以當時像薛長這樣，甚至謂自朱子後斯道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心學精神是反抗傳統的，所以當時像李贄這樣，甚至以為「六經《語孟》乃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假使明代學術仍是理學風氣，則蹈常習故，所言者皆聞見道理之言，真是可以無煩著作。正因轉為心學，才有不顧一切的大膽精神。此種精神的表現，為狂、為怪、為極端，然而另一方面為卓異、為英特，雖不可有二，卻不可無一。明代文學批評所以會造成偏勝的風氣者，與當時的學術思想也不無關係。
李贄於《孔明為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一文中云：「各自成家則各各有一定之學術，各各有必至之事功。」（《焚書》五）所以偏勝並不即是短處。卓吾此文，攻擊儒家之瞻前顧後，左顧右盼，欲圖名實俱利，正是針對儒家的傳統精神而發的。所以他斬釘截鐵地說：「不知天下是否有兩頭馬乎否也？」
明代文學批評固然仍有騎兩頭馬之處，然言其特點則正以別出手眼，不騎兩頭馬見長。明代之文學批評，即使以偏勝之故罅漏百出，受人指摘，然而一段精光，不可偏廢者亦在此。
第四章 清代文學批評概述
清代學術有一特殊的現象，即是沒有他自己一代的特點，而能兼有以前各代的特點。他沒有漢人的經學而能有漢學之長，他也沒有宋人的理學而能擷宋學之精。他如天算、地理、歷史、金石、目錄諸學均能在昔人成功的領域以內，自有其成就。即以文學論之，周秦以子稱，楚人以騷稱，漢人以賦稱，魏晉六朝以駢文稱，唐人以詩稱，宋人以詞稱，元人以曲稱，明人以小說或制藝稱，至於清代的文學則於上述各種中間，沒有一種足以代表清代的文學，卻也沒有一種不成為清代的文學。蓋由清代文學而言，也是包羅萬象兼有以前各代的特點的。
所以清代的文學批評也是如此。以前論詩論文的種種主張，無論是極端的尚質或極端的尚文，極端的主應用或極端的主純美，種種相反的或調和的主張，在昔人曾經說過者，清人無不演繹而重行申述之。五花八門，無不具備，真是極文壇之奇觀。由這一點言，清代的文學批評可以稱為極發達的時代。
又清代學術更有其特殊的風氣，即是不喜歡逞空論，而喜歡重實驗。實事求是，無徵不信，殆成為一般人所持守之信條。不僅經學、小學重在考據者如是，即在理學、佛學以及文學等等，凡可以逞玄談、幻想或虛辭者，在清人說來無不求其著實，求其切實，決不是無根據的游談，無內容的浮談。
而清代的文學批評，其成就也正在於是。對於文集詩集等等的序跋，決不肯泛述交情以資點綴，或徒貢諛辭以為敷衍，於是必根據理論以為批評的標準，或找尋例證以為說明的根據，而關於文學批評的材料遂較往昔為增多。至於論文、論詩之書翰，往復辨難，更成為一時風氣。所以於昔人文集中不易見其文學主張，而在清人文集中則處處透露其對於文學的見解，由這一點言，清代的文學批評，也可稱為極普遍的時代。
不僅如此，清代學術再有他特殊的成就，即是不僅各人或各派分擅以前各代之特長，更能融化各代、各派、各人之特長以歸之於一己或一派。如經學有漢、宋兼采之論，文學有駢、散合一之風，都是這種精神的表現。明此，則知清代論文主張，所以每欲考據、義理、詞章三者之合一，自有其相當的關係了。所以清代的文學批評，四平八穩，即使是偏勝的理論，也沒有偏勝的流弊。若再由這一點而言，則清代的文學批評，更可稱為集大成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