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批評史 · 第五篇 隋唐五代
——文學觀念復古期之一
第一章 復古運動的醞釀時期
第一節 李諤與王通
在隋唐五代三百多年的中間，由一般作家的作風而言，可以別為三個時期：前一個時期——隋及初唐——約占一百多年，是作風將變，明而未融的時候，蓋以積重難返，故猶不免承襲梁陳之餘音。中一個時期——舊時所謂盛唐及中唐——也占一百多年，是作風丕變，登峰造極的時候，此時詩文，才奏摧陷廓清之功，才變以前駢儷的面目，與浮艷的作風。後一個時期——晚唐及五代——也占一百多年，又是駢儷餘波，迴蕩振轉的時候。所以若自古文的立腳點而言，則此期的文學史殆成弧形的進展。
至就此三百多年的批評主張而言，也可以復古運動為中心而分成上述的三個時期，不過在前一時期是醞釀時代，中一時期是高潮時代，後一時期是銷沉時代而已。蓋中國的文學批評，恆隨作風為轉移。評者與作者往往不能分別，所以批評界的論調，同時每成為作家的主張。
六朝以後駢儷的作風之轉移，在隋及初唐已然；所以文壇的復古思想，在隋及初唐也已微露其端倪。今考隋時如李諤王通諸人所言，已啟唐代復古論調之先聲。李諤力攻駢體之失，王通復標明道之旨，消極的或積極的方面，破壞的或建設的方面，均足為唐代古文家的根據。
李諤在隋文帝時以當時文體輕薄，流宕忘反，上書曰：
臣聞古賢哲王之化人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為訓人之本，《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勛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功。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丱，未窺六甲，先制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勳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規模，構無用以為用也。
李諤此書固似近於希承帝旨。當開皇四年，文帝即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時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文表華艷至付所司治罪。李諤所云蓋即本此意旨而發，所以表中也引此事。(1)但其論調重儒教而輕文藝，尚實用而賤虛飾，則唐人所論固不出此範圍也。
李諤所論固啟唐代古文家的先聲了。但其文體依舊不脫駢儷的餘習。王通則更進一步，實行其論文的主張，即文體也古典是式了。
王通，《隋書》無傳，惟附見於新、舊《唐書》王質、王勃、王績各傳，稱為「隋末大儒，號文中子」而已。其著述之傳於今者有《中說》十卷。但核以事實又多相牴牾，於是有疑其非出文中子所撰者，有且疑文中子並無其人者。實則《隋書》雖不為王通立傳，而唐人言之鑿鑿，不可謂實無其人。(2)至於《中說》是否出彼所撰，固成問題，但如洪邁《容齋隨筆》因杜淹所撰《文中子世家》事實多牴牾，遂疑《中說》為宋代阮逸所作，則亦不免斷得太勇。蓋《中說》中所載事實雖不免牾牴，而在唐時已有此書則無可疑。(3)至多只能如焦竑所謂「阮逸不無增損於其間」(4)，若遽定為宋人之著則未免錯誤。不過《中說》雖為唐時之書，而因其事實之牴牾，實不能謂全出於王通所撰定；於是或稱為杜淹所撰(5)，或稱為其子福郊、福畤等所依託(6)，或稱為王勃所偽造(7)，要之都不過一種揣測之辭，沒有堅強的左證，未易作肯定的論斷。竊以為王通之續六經撰《中說》，明見於《新唐書·王績傳》，則其為人已有妄誕之嫌；其父殺人其子或且行劫，則其子弟之習為夸詐，又何足怪。大抵其書原出王通所撰(8)，蓋《中說》之擬《論語》，亦與其續古尚書等同例，並為贗古之作；不過王氏原書或未指實人名，而其子如福郊、福疇輩，其門人如薛收、姚義輩，或欲張侈其門戶，或欲藉此以自重，遂不免妄加人名或增飾事實，而不知其轉陷於讕誣耳。而且，即退一步言謂《中說》非出王通所撰，不足見其思想，則其書至遲也不能在王勃以後，無論如何，也足見此醞釀時期一部分人的文學見解。所以現在姑仍舊說以《中說》為王通所撰，藉以窺見時人之文學觀。
《中說》中首先對於南朝文學施一個攻擊。其《事君》篇云：
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鮑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人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誇人也，其文誕。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總，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
他惟對於顏延之、王儉、任昉三人謂：「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因此他對於當時文學下個總批評：
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
約以達，由於重文之本；繁以塞，由於逐文之末。其論文然，其論詩的標準亦然。《天地》篇云：
李伯藥見子而論詩，子不答。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各有端序，音若塤篪，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征存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
此等見解，吾以為如王勃這樣的文人未必如此拘執，所以未必為王勃所依託。《事君》篇又云：
古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
其重道輕藝之意顯然可見。所以文以載道之旨，實以王通首發其端。《王道》篇云：
子在長安，……李德林請見，子與之言，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門人曰：「然則何憂？」子曰：「非爾所知也。……言文而不言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9)
又《天地》篇云：
子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
其後韓愈送《陳秀才彤序》謂「學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蓋即本此。
第二節 唐初史家
隋末王通，論文重道，開後世道學家之先聲。唐初史家，其論文雖無此極端，然也頗不滿意六朝的作風，所以又開古史家之先聲。史家固不重在論文，但以其所修諸史均有文苑傳或文學傳，而於此諸傳之先每有一篇序，於此諸傳之後又或為之論，所以正可於其序或論之中窺見史家的論文見解。(10)
今考當時一般史家之論文，大率為一種折衷的論調。由南與北的文學言，則欲其「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如李延壽《北史·文苑傳序》所謂：
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美盡善矣。
由古與今的文學言，則又欲其「權衡輕重，斟酌古今」，如令狐德棻《周書·王褒庾信傳論》所言：
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則變化無方，形言則條流遂廣。雖詩賦與奏議異軫，銘誄與書論殊塗，而撮其指要，舉其大抵，莫若以氣為主以文傳意，考其殿最，定其區域，摭六經百氏之英華，探屈、宋、卿、雲之秘奧。其調也尚遠，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貴當，其辭也欲巧。然後瑩金璧，播芝蘭，文質因其宜，繁約適其變，權衡輕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壯，麗而能典，煥乎若五色之成章，紛乎猶八音之繁會。夫然，則魏文所謂通才，足以備體矣；士衡所謂難能，足以逮意矣。
此即顏之推所謂「古之制裁為本，今之辭調為末」的意思。蓋在一種風氣將轉的時候，本易有此種論調的。何況史家衡古論今，對於文學之源流得失，無不瞭然，則欲其各去所短，而合其兩長，固更不足怪了。明此，然後知史家論文雖不免泛評當時作者（如《晉書·文苑傳》的《序》和《論》），或泛述一代歷史（如《北史·文苑傳序》），與文學批評似乎無多關係，然而總觀各家所論，亦有數點足以特別提出，可藉以窺知文學批評上之思想與文學史上之作風，其所由轉移之故者。
其評論當時的文學，則對於南朝以來之作，每有一種不滿意的論調。如《周書·王褒庾信傳論》云：
子山之文發源於宋末，盛行於梁季。其體以淫放為本，其詞以輕險為宗。故能夸目侈於紅紫，盪心逾於鄭衛。昔揚子云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
《北齊書·文苑傳序》云：
江左梁末，彌尚輕險，始自儲宮，刑乎流俗。雜沾滯以成音，故雖悲而不雅。
又《隋書·文學傳序》云：
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啟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北史·文苑傳序》同）
此種論調也足為提倡古文古詩者張目。大抵當時諸史惟《晉書》與南朝無關，梁、陳二書與《南史》，則又為體例所限，勢不能譏議其失，(11)故猶無貶辭，至於北朝諸史則對南朝文學當然可為嚴正的批評了。所以我謂當時史家對於南朝文學都有不滿意之論。
南朝文學之缺點既如上述，於是或推論文學之源，或進究文學之本。其論文源者則歸本於聖典，遂不期然而然的使文學觀復返於復古。今略摭數節以見一斑。
夫文以化成，惟聖之高義；行而不遠，前史之格言。……移風俗於王化，崇孝敬於人倫；經緯乾坤，彌綸中外。故知文之時義大哉遠矣。（《晉書·文苑傳序》）
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文莫可也。是以君臨天下者，莫不敦悅其義，縉紳之學咸貴尚其道。古往今來未之能易。（《梁書·文學傳序》）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煥乎其有文章也」。自楚漢以降，辭人世出，洛汭江左，其流彌暢：莫不思侔造化，明並日月，大則憲章典謨，裨贊王道，小則文理清正，申紓性靈。至於經禮樂，綜人倫，通古今，述美惡，莫尚乎此。（《陳書·文學傳序》，又《南史·文學傳序》略同。）
夫文學者，蓋人倫之所基歟？是以君子異乎眾庶。昔仲尼之論四科，始乎德行終於文學，斯則聖人亦所貴也。（《陳書·文學傳論》）
兩儀定位、日月揚揮，天文彰矣；八卦以陳、書契有作，人文詳矣。若乃《墳》、《索》所記，莫得而雲，《典》、《謨》以降，遺風可述。是以曲阜多才多藝，鑒二代以正其本，闕里性與天道，修六經以維其末。故能範圍天地，綱紀人倫，窮神知化，稱首於千古，經邦緯俗，藏用於百代。至矣哉斯固聖人之述作也！逮乎兩周道喪，七十義乖：淹中稷下，八儒三墨，辯博之論蜂起；漆園黍谷，名、法、兵、農，宏放之詞霧集。雖雅誥奧義，或未盡善，考其所長，蓋賢達之源流也。（《周書·王褒庾信傳論》，又《北史·文苑傳序》略同。）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傳》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遠。」故堯曰則天，表文明之稱；周雲盛德，著煥乎之美。然則文之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於下，下所以達情志於上。大則經緯天地，作訓垂範；次則風謠歌頌，匡主和民。或離讒放逐之臣，塗窮後門之士，道軻而未遇，志鬱抑而不伸，憤激委約之中，飛文魏闕之下，奮迅泥滓，自致青雲，振沉溺於一朝，流風聲於千載，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隋書·文學傳序》）
窮其源而以聖賢之述作為依歸，究其用而以裨贊王道綱紀人倫為標準。此雖不是古文家的論調，而古文家的論調實本於此。實則史家有此議論，沿流溯源，尚不為謬；文家有此主張，古典是式，便成為復古了。
其論文本者，則歸之於情而欲復返於雅正。如《晉書·文苑傳論》云：
夫賞好生於情，剛柔本於性。情之所適，發乎詠歌，而感召無象，風律殊制。
寥寥數語，已很能說明情性與文學之關係。至李百藥《北齊書·文苑傳序》則言之更精：
夫玄象著明以察時變，天文也。聖達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達幽顯之情，明天人之際，其在文乎？逖聽三古，彌綸百代，制禮作樂，騰實飛聲。若或言之不文，豈能行之遠也。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大聖踵武，邈將千載，其間英賢卓犖，不可勝紀，咸宜韜筆寢牘，未可言文，斯固才難，不其然也。
至夫游、夏以文詞擅美，顏回則庶幾將聖，屈、宋所以後塵，雲、卿未能輟簡，於是辭人才子，波駭雲屬，振鷺之羽儀，縱雕龍之符采，人謂得玄珠於赤水，策奔電於崑丘，開四照於春華，成萬寶於秋實。
然文之所起，情發於中。人有六情，稟五常之秀；情感六氣，順四時之序。其有帝資懸解，天縱多能，摛黼黻於生知，問珪璋於先覺。譬雕雲之自成五色，猶儀鳳之冥會八音，斯固感英靈以特達，非勞心所能致也。縱其情思底滯，關鍵不通，但服膺無怠，鑽仰斯切，馳鶩勝流，周旋益友，強學廣其文見，專心屏於涉求，畫繢飾以丹青，雕琢成其器用，是以學而知之，猶足賢乎已也。謂石為獸，射之洞開，精之至也。積歲解牛，砉然遊刃，習之久也。自非渾沌無可鑿之姿，窮寄懷不移之情，安有至精久習，而不成功者焉。
此文頗似《文賦》，亦能闡說文本於情之關係。不過他所謂情，重在歸於雅正，而不可偏於哀思。故李氏於其《文苑傳贊》又云：「乃眷淫靡，永言麗則，雅以正邦，哀以亡國。」
窮文之源則以古為式，此即令狐德棻所謂「摭六經百氏之精華，探屈、宋、卿、雲之秘奧」者；究文之本則以情為主，此又李延壽所謂「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者。史家深知當時南朝文學之失，而欲求其弊補其偏，所以每成為折衷的論調，而這種論調正為後來復古的文人與詩人之所本。蓋因窮文之源而論文每主於尚用，自成後來文人之主張了；因究文之本而論文又歸於崇雅，則又成後來詩人之主張了。人每知陳子昂、李白之力復古詩，韓愈之力復古文，而不知風氣之開，即在初唐史家固已然矣。
第三節 劉知幾之《史通》
史家修史，史論家則論史。修史者不重在論文，故不易見其論文見解；論史者則以文史關係之密，論史多同於論文，故又頗可窺出其論文的見解。在昔文史不分之時，史家好似文學家，而史論家則好似文學批評家。唐代史論家的著作，其較重要者只有劉知幾的《史通》。(12)劉氏《史通》商榷史篇，揚扢文詞，其所論頗為重要。不過以文史雖屬同源而畢竟異途。(13)所以《史通》所論，非惟與《文心雕龍》不同，即與當時史家亦異其旨趣。《史通》是本於史學的觀點，以論史籍的文詞；《文心雕龍》是本於文學的觀點，以論文學的作品。所以也可說，《史通》所論是史學家的文學觀；而《文心雕龍》所言則是文學家的文學觀。
明《史通》所論只指史籍的文詞，則知其論文所以不偏主藻飾而同時又不偏主質樸之故。如《雜說》下云：
自梁室雲季，雕蟲道長：「平頭」、「上尾」，尤忌於時；對語儷辭，盛行於俗。始自江外，被於洛中。而史之載言，亦同於此。假有辨如酈叟，吃若周昌，子羽修飾而言，仲由率爾而對，莫不拘以文禁，一概而書。必求實錄，多見其妄矣。
此言史文敘述之不能偏於雕飾而失實。又《論贊》篇以為後世流宕忘返，「大抵皆華多於實，理少於文，鼓其雄辭，夸其儷事」。而對於當代以詞人而兼史家者為更致不滿。他說：
大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為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者矣。
則又言史傳、論、贊之不宜徒尚儷辭，此皆不欲以文人撰史之意。然如《敘事》篇云：
夫飾言者為文，編文者為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備矣。古者行人出境以詞令為宗，大夫應對以言文為主。況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勵精雕飾，傳諸諷誦者哉！
則其不偏尚質樸之意又極明顯。這種主張似相矛盾，實則本於史學的見解看來固絕不衝突。何者？史本是「筆」的一種，筆雖不同於文而亦不可廢飾。論史事宜求其翔實，論史文須期其永久。所以《敘事》篇又說：
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為先。至若書功過，記善惡，文而不麗，質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懷其德音，三復忘疲，百逼無斁。自非作者曰聖，其孰能與於此乎？
這種文質折衷的論調，似乎與當時史家之論文學相同，然而亦有差異之處。蓋史家之論文學，有時本於文學的立場；而史論家之論史籍，則全本於史學的觀點。所以史家如李百藥《北齊書》所言，足為後來詩人復古之根據；而劉氏之論則適以混筆為文，只能助雜文學張目而已。此所以《史通》論文又全為史學家之文學觀也。
明《史通》論文全是史學家之文學觀，則其論文主旨，始可得而言。大抵史學家之論文總無主純美論者。一方面求其信實，此王充所謂「極筆墨之力，定善惡之實也」。一方面又求其應用，此又王充所謂「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也。（並見《論衡·佚文》篇）此本是史家論文之宗旨，劉氏亦不能外是。
由其求信實者言，故重在真。言語須求其真，事實須求其真，是非也須求其真。《言語》篇謂記當世口語宜從實而書(14)，此求言語之真。《敘事》篇論假託古詞翻易新語之非(15)，此求事實之真。《浮詞》篇又謂抑揚不使過實(16)，此又求是非之真。其論頗與王充《論衡》相同，而與劉勰《文心雕龍》微異。《論衡》謂經傳之文賢聖之語，後世不曉，是由語異，不關材鴻（見《自紀》篇）；正與《史通》所謂不應怯書今語，勇效昔言者同旨。而《文心雕龍·鍊字》篇謂：「《爾雅》、《倉頡》異體相資，如左右肩股；該舊而知新，亦可以屬文。」便不全重今語了。《論衡》謂：「必謀慮有合，文辭相襲，是則五帝不異事，三王不殊業也。」（見《自紀》篇）此也近《史通》所譏述事必比於古之意。而《文心雕龍·事類》篇乃雲，「明理引乎成辭，征義舉乎人事，乃聖賢之鴻謨，經籍之通矩」，則又不廢古典了。《論衡》謂「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實，著文垂辭，辭出溢其真」（見《藝增》篇），此亦《史通》所謂「發言失中，加字不愜，遂令後之覽者，難以取信」之意。而《文心雕龍·誇飾》篇乃云：「文辭所被，誇飾恆存。」則固不貶浮詞了(17)，史學家與文學家之論文其不同乃如此。
由其求應用者言，故又重在善。其《史官建置》篇云：
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事載言也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人生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家者其可缺之哉！
其《曲筆》篇又云：
蓋史之為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
這些都與《論衡》論文重在勸懲者相同。所以記事必擇其有關係者，若采及諧謔，引及小說，則其事蕪穢，其辭猥雜了。載言亦必擇其足以資勸懲者，若徒摭浮詞，僅采虛飾，則無裨勸獎，有長奸詐了。其《書事》篇云：
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干寶之釋五志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技藝殊異則書之。於是采二家之所議，懲五志之所取，蓋記言之所網羅，書事之所總括，粗得於茲矣。然必謂故無遺恨猶恐未盡者乎？今更廣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敘沿革，二曰明罪惡，三曰旌怪異。何者？禮儀用舍、節文升降則書之，君臣邪僻、國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於是以此三科，參諸五志，則史氏所載庶幾無闕。求諸筆削，何莫由斯。
其《載言》篇則云：
至如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為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後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讜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諸列傳，不其謬乎！
此雖只論史例，而同時很可窺出其論文宗旨。至少，可以說這是史家的文學觀。
劉氏本於史家的文學觀以論史籍的文辭，故偏重在「筆」的方面，當然不主純美，而與古文家之論調為近。今案《史通》所言，就其關於文事之討論，而為古文家樹之先聲者，有兩個較重要的問題。即是（1）繁簡的問題，（2）模擬的問題。
駢儷之體出於詞賦，體尚鋪排故宜於煩；散行之體出於歷史，體尚剪裁故宜於簡。所以古文家與史家均有敘事尚簡的主張。《史通·敘事》篇云：
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功；為敘事之功者，以簡要為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歷觀自古作者權輿《尚書》，發縱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斯蓋澆淳殊致，前後異跡。然則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始自兩漢，迄乎三國，國史之文日傷煩富。逮晉已降，流宕逾遠，尋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內恆虛費數行。夫聚蚊成雷，群輕折軸，況於章句不節，言詞莫限，載之兼兩，曷足道哉！
又云：
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然則晦之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賅，片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
他要損之又損，以至「華逝而實存，滓去而沈在」，這都與古文家尚簡之說相同。古文家自歐陽修、尹洙等後，直至清代「桐城派」，大率都主於簡，其意實自劉氏發之。
又史家之與古文家更有一相同之點，即是均重在則古。《模擬》篇云：「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況史臣註記，其言浩博，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貽厥後來。」正與古文家之師古同旨。劉氏因此更論模擬之體云：
蓋模擬之體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世之述者，銳志矜奇，喜編次古文，撰敘今事，而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何則？其所擬者非如圖畫之寫真，鎔鑄之象物，以此而似也。其所以為似者取其道術相會，義理玄同，若斯而已。……大抵作者自魏以前多效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模，經文意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有殊。蓋貌異而心同者，模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模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異，不尚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鑑識不明，嗜愛多僻，悅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張所以致譏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喻也。
最後他復謂「擬古而不類乃難之極者」這正與後來古文家所謂「含英咀華」者相同。韓愈《答劉正夫》書謂為文宜師古聖賢人，而申之以師其意不師其辭。正是劉氏所謂取其「道術相會義理玄同」之意。韓愈送《高閒上人序》論學張旭之草書，謂「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此即所謂貌同心異，為模擬之下之說。劉氏於此篇自謂：「自子長以還，似皆未睹斯義。」蓋亦以史家不肯下文辭的工夫，而論史者又不從文學方面論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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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唐薛登天授中上疏，渭「文帝納李諤之策，由是下制禁斷文筆浮詞，其年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表不典實得罪，於是風俗改勵，政化大行」，殊為顛倒事實。
(2) 明焦竑《筆乘》卷二云：「宋咸作《駁中說》謂《文中子》乃後人所假託，實無其人，則幾於瞽說矣。王績有《負苓者傳》，陳叔達有《答王績書》曰：『賢兄文中子，恐後之筆削陷於繁碎，宏綱正典，暗而不宣，乃興元經以定真統。』陸龜蒙《送豆盧處士序》亦曰：『昔文中子生於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修先君之業。』後司空圖、皮日休俱有《文中子碑》，五子皆唐人，言之鑿鑿如此，咸獨臆斷其無，可乎？」又其《續筆乘》卷三謂：「《楊炯集》中有《王子安集序》亦言『文中子居龍門裁成大典，以贊孔門，勃思崇祖德，光宣奧義』，亦王通實有其人之證。」又宋釋契嵩《鐔津文集》十三《書文中子傳後》力言文中子之事可信，亦足備一說。
(3) 此則宋葉大慶《考古質疑》亦已辨之。其言云：「大慶謂容齋之所辨證，是矣。嘗觀杜淹所撰世家，年世既已牴牾，且或疏略自戾，豈止如容齋所疑乎？……然容齋遂並疑《中說》為阮逸所作，大慶則未敢以為然也。何者？逸乃我宋仁宗朝人，《唐書·藝文志》已有王通《中說》，皮日休有《文中子碑》，亦言序述六經敷為《中說》，李、薛、房、杜皆其門人，而劉禹錫作《王華卿墓銘》序載其家世行事甚詳，雲門多偉人，則與其書所言合矣。司空圖又謂文中子致聖人之用，房衛數公皆為其徒，恢文武之道以躋貞觀治平之盛。至於李翱《讀文中子》且以其書並之太公《家教》，劉菁《讀文中子》又以六籍奴婢譏之，是雖當世儒者，好惡不同，推尊之或過，毀損之失真，要知自唐已有此書，決非阮逸所作明矣。」
(4) 焦竑《筆乘》卷二云：「宋龔鼎臣嘗得唐本《中說》於齊州李冠家，蓋《中說》之行久矣。陳同父類次《文中子》云：『十篇舉其端二字以冠篇，篇各有序，惟阮逸本有之。』又阮龔二本時有異同，如阮本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龔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民到於今稱之；爾朱榮控勒天下，民無得而稱焉。龔本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阮本則因董常而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豈逸不無增損於其間，遂啟後世之疑邪？」紹虞案此說亦見宋張淏《雲谷雜記》，惟張氏只言為後人所附益，不曾定為阮逸耳。又李覯《直講李先生文集》二十九《讀文中子》一文謂：「文中子教授河汾間，跡未甚顯，沒後門人慾尊寵之，故扳太宗時公卿以欺後世耳。懼其語之泄乃溢辭以求媚。」其說亦是。
(5) 元白珽《湛淵靜語》卷一云：「文中子《中說》，杜淹所撰，中間多有疏謬處，所以啟或者之疑議。然王氏子弟如王凝、福疇，不無傅會於其間，以張侈其門戶。且如《王道》篇云：『李德林請見，子與之言，歸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門人退，子援琴鼓《盪》之什，門人皆沾襟焉。』一又《禮樂》篇云：安平公問政，即德林也。余按史李德林卒於開皇之十年，時文中子甫七歲，固未有門人，德林何自而請見問政，門人何自而聞琴流涕，此亦疏謬之一端。不但唐開國佐命功臣皆其弟子也。」紹虞案此說即本葉大慶《考古質疑》所言，但葉氏不言為杜氏所撰耳。
(6) 《四庫總目提要》：「所謂文中子者，實有其人；所謂《中說》者，其子福郊、福峙等纂述遺言，虛相誇飾，亦實有其書。第當有唐開國之初，明君碩輔不可以虛名動。又陸德明、孔穎達、賈公彥諸人，老師宿儒布列館閣，亦不可以空談惑。故其人其書皆不著於當時，而當時亦無斥其妄者。至中唐以後漸遠無征，乃稍稍得售其欺耳。」
(7) 章炳麟《檢論·案唐》篇云：「《中說》時有善言，其長夸詐則甚矣。案其言長安見李德林援琴鼓《盪》，及杜淹所為《世家》，稱通問禮關朗，其年齒皆不逮，而房玄齡、杜淹、陳叔達年皆長通，不得為其弟子。《舊唐書》稱通仕至蜀郡司戶書佐，疑其言獻策者亦妄也。諸此詐欺之文，世或以為福郊、福畤增之。案通弟績既以通比仲尼，子姓襲其唐虛宜然。然其年世尚近，不可顛到，而勃去通稍遠矣。生既不識李、房、杜、陳之疇，比長，故老漸凋，得以妄述其事。《唐書》稱通嘗起漢魏盡晉，作《書》百二十篇，續古《尚書》，有錄無書者十篇，勃補完缺遺定著二十五篇。由今驗之，《中說》與《文中子世家》皆勃所讕誣也。」
(8) 焦竑《續筆乘》卷三「《王勃集序》」條：「《楊炯集》二十卷，今不傳，第詩數十篇耳。近童珮搜訪遺文，合為十卷，有《王子安集序》，中雲，文中子之居龍門也，睹隋室之將散，知吾道之未行。循嘆鳳之遠圖，宗獲麟之遺制，裁成大典以贊孔門。討論漢魏迄於晉代，刪其詔命為百篇以續書，甄正樂府取其雅奧為三百篇以續《詩》，又自晉太熙元年至隋開皇九年，平陳之歲褒貶行事，述《元經》以法《春秋》，門人薛收為之傳，未就而歿。君思崇祖德，光宣奧義，續薛氏之遺傳，制《詩》、《書》之眾序，危舉藝文，克融前烈，《詩》、《書》之序並冠於篇，《元經》之傳未終其業，命不我與，有涯先謝。又注《周易》窮乎晉卦。又編次《論語》各以群分，窮源造極為之詁訓。又注《黃帝八十一難》，撰《合論》十篇見行於代。此亦可為《文中子》非偽書一證。」
(9) 案德林卒於開皇十年，時通甫七歲，固未有門人，此亦事實之疏謬者。
(10) 李百藥《北齊書》有《文苑傳序》，房喬等《晉書》有《文苑傳序》、《文苑傳論》，魏徵等《隋書》有《文學傳序》，姚思廉《梁書》、《陳書》均有《文學傳序》，令狐德棻《周書》雖無《文苑傳》而《王褒庾信傳論》中頗多論文之語。惟李延壽南、北史雖均有《文學傳》而其序論大都剿襲人說，如《南史·文學傳序》同《陳書》而其《論》又襲自《梁書》，《北史·文苑傳序》同《隋書》及《周書》。
(11) 然魏徵《梁書·帝紀論》猶且謂：「太宗聰睿過人，神采秀髮，多聞博達，富贍詞藻；然文艷用寡，華而不實，體窮淫麗，義罕疏通。哀思之音，遂移風俗，以此而貞萬國，異乎周誦、漢莊矣。」
(12) 唐代史評之著，惟劉知幾《史通》獨傳。知幾次子有《史例》三卷，見《新唐志》，今不傳。又柳璨有《史通析微》十卷，《新唐志》作柳氏《釋史》，《直齋書錄解題》謂其譏評劉氏之失，今亦不傳。此外尚有裴傑《史漢異義》（《通志》「義」作「議」）三卷，田弘正客《沂公史例》十卷，均見《新唐志》文史類；又吳武陵《十三代史駁議》十二卷，見《宋志》文史類，似均不重在論文。
(13) 《史通·核才》篇云：「文之與史，較然異轍。故以張衡之文而不閒於史，以陳壽之史而不習於文，其有賦述《兩都》，詩裁《八詠》，而能編次漢冊，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幾何？是以略觀近代，有齒跡文章而兼修史傳。其為式也，羅含、謝客，宛為歌頌之文，蕭繹、江淹，直成銘贊之序，溫子升尤工復語，盧思道雅好麗詞；江總猖獗以成迷，庾信輕薄而流宕，此其大較也。」又《雜說下》云：「史雲史雲，文飾云乎哉！」蓋他因於文史分途，故不欲以文人撰史，更不欲史之偏於文飾。
(14) 《史通·言語》篇云：「夫《三傳》之說，既不習於《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國；足以驗甿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邱明者則偏模《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修偽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絕，真偽由是相亂。……夫天地長久，風俗無恆，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效昔，言不其惑乎？」
(15) 《史通·敘事》篇云：「昔文章既作，比興由生：鳥獸以媲賢愚，草木以方男女，詩人騷客，言之備矣。洎乎中代，其體稍殊，或擬人必以其倫，或述事多比於古。當漢氏之臨天下也，君實稱帝，理異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魯衛。而作者猶謂帝家為王室，公輔為王臣，盤石加建侯之言，帶河申俾侯之誓。而史臣撰錄，亦同彼文章，假託古詞，翻易新語。潤色之濫，萌於此矣。降及近古，彌見其甚。……夫持彼往事，用為今說，置於文章則可，施於簡冊則否矣。」
(16) 《史通·浮詞》篇云：「昔尼父裁經，義在褒貶，明如日月，持用不刊，而史傳所書，貴乎博錄而已。至於本事之外，時寄抑揚，此乃得失稟於片言，是非由於一句。談何容易，可不慎歟！但近代作者溺於煩富，則有發言失中，加字不愜；遂令後之覽者，難以取信。」
(17) 《文心·練字》篇雖謂「今一字詭異，則群句震驚」，而《誇飾》篇亦謂「飾窮其要則心聲鋒起，誇過其理則名實兩乖」。均去甚去泰之意，與史家論旨自別。
第二章 復古運動的高潮時期
第一節 詩國的復古說
第一目 陳子昂與李白
在齊梁文學的流風餘韻未盡捐棄之時，而於詩國首先豎革命的旗幟，以復古為號召者，厥為陳子昂。韓愈詩所謂「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薦士詩》）者是也。其《上薛令文章啟》云：
某聞鴻鍾在聽，不足論擊缶之音；太牢斯烹，安可薦藜羹之味。然則文章薄技，固棄於高賢；刀筆小能，不容於先達。豈非古人君子以為道德之薄哉！某實鄙能，未窺作者。斐然狂簡，雖有勞人之歌；悵爾詠懷，曾無阮籍之思。徒恨跡荒淫麗，名陷俳優，長為童子之群，無望壯夫之列。
其視文學為小能薄技，似乎視之甚卑，幾有薄詩不為之意。但他卻未必真的不為，他不過欲挽這過度尚文的詩風返之於質樸耳。欲返之於質樸，所以提出「興寄」二字，以為詩的真生命。其《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敘》云：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征者。仆嘗暇時觀齊梁間詩，采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嘆！竊思古人，常恐逶迤頹廢，風雅不作，以耿耿也。
子昂不僅批評上的主張如此，其所作《感遇詩》三十八章，亦能一變徐庾餘風，倡為平淡清雅之音。所以盧藏用《陳子昂集序》稱為「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
子昂以後繼之以倡同樣的論調者，即為李白。李白自謂：「梁陳以來，艷薄斯極，將復古道，非我而誰！」（孟棨《本事詩》引）其自任以詩國復古之重如此。其《古風》之首章云：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荊榛。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芒，哀怨起騷人。揚馬激頹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群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眾星羅秋旻。我志在刪述，垂暉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
亦以復元古之清真自任。其《古風》之三十五章又云：
醜女來效顰，還家驚四鄰。壽陵失初步，笑殺邯鄲人。一曲斐然子，雕蟲喪天真。棘刺造沐猴，三年費精神。功成無所用，楚楚且華身。大雅思文王，頌聲久崩淪。安得郢中質，一揮成風斤。
其不滿意於摹擬古人拘束聲律之意可以想見。蓋亦上文「綺麗不足珍」之意。太白為人，本偏於浪漫的氣分，故其論詩亦崇尚自然，破棄格律，近於浪漫的主張。他欲以浪漫的作風變更古典的作風，本極正當，李白之所以能成為唐代偉大詩人者在此；唐詩之所以能成功而不朽者亦在此。只可惜他因古詩之自然而高倡復古則未免有昧於文學進化之意義，試看他謂：「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本事詩》引）則可知不免為復古一念所誤了。
只須糾正這一個誤點，則李白的復古主張，依舊是詩國的革新主張。他因為欲變更一時之風尚，所以覺得曲高和寡，其《古風》之二十一章云：
郢客吟白雪，遺響飛青天。徒勞歌此曲，舉世誰為傳。試為巴人唱，和者乃數千。吞聲何足道，嘆息空悽然。
這竟是後來韓愈小慚則小好，大慚則大好的論調了。
第二目 杜甫
杜甫與李白並為唐代偉大之詩人，但以他二人的作風不同，故於批評的主張亦異其趣。李白是一味主張復古，而卑視齊梁的，故其詩亦以古體為多，近體為少。杜甫則不然，他是「熟精《文選》理」（《宗武生日》）的；他是「晚節漸於詩律細」（《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的。所以他對於六朝文學並不卑視；他說：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後生。（《戲為六絕句》）
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孰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解悶》）
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游。（《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他對於初唐詩人亦不攻擊，如云：
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戲為六絕句》）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同上）
即他批評同時的詩人，亦每以六朝人物為比擬。如他稱李白云：「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春日憶李白》）「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與李十二白同尋花十隱居》）稱鄭審、李之芳云：「鄭、李光時論，文章並我先，陰何尚清省，沈、宋歘連翩。」（《秋日夔府奉寄一百韻》）釋張九齡云：「綺麗元暉擁，箋誄任昉騁。」（《八哀》）稱畢曜云：「流傳江、鮑體。」（《贈畢四曜》）稱孟浩然云：「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遣興》）稱岑參云：「謝朓每篇堪諷誦。」（《寄岑嘉州》）稱薛華云：「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倒。」（《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所以我以為李白的主張是反齊梁的，杜甫的主張，是沿襲齊梁而加以變化的。李白仗其天才，絕足奔放，所以能易古典的作風為浪漫的作風。杜甫加以學力，包羅萬象，所以能善用齊梁的藻麗而無其浮靡。前者是對於齊梁作風的反抗，幾欲並其藝術美的優點而亦廢棄之者。(1)後者是對於齊梁作風之演進，發揮其藝術美的優點，而補救其過度使用之缺陷者。前者廢棄其修辭的技巧，而能自成一家的作風，所以顯其才；後者不妨師法齊梁，而能不落於齊梁，所以顯其學；顯其才者，其詩猶有古法；顯其學者，其詩轉成創格。我們若從這一點以為詩仙詩聖的解釋，庶不致陷於空洞而渺茫。
是故由作品言，則杜甫是對於齊梁的作風而修正之者。修正的方法即在採用陳、李批評上的復古主張，以兼有漢、魏、晉、宋諸體之長。由批評言，則杜甫是對於陳子昂、李白的復古說而修正之者。修正的方法，即在採用齊梁以後創作上的藝術美，而集其大成。杜甫在文學史上之重要在此；杜甫在文學批評史上之重要亦在此。我們若本於這一點以為李杜優劣論，也覺得比元稹為切實一些。
何以見其如此呢？我們即就其論詩之句，亦可窺出此意。他不廢齊梁的音律，他深知詩與音律的關係之重要。他於《夜聽許十一誦詩》一首中云：
誦詩渾游衍，四座皆辟易。應手看捶鉤，清心聽鳴鏑。精微穿溟滓，飛動摧霹靂。陶、謝不枝梧，《風》、《騷》苦推激。紫燕自超詣，翠駁誰剪剔？君意人莫知，人間夜寥闃。
於誦詩時要能表現出精微飛動之聲，則作者之於音律，又焉得而不考究呢？所以他要「新詩改罷自長吟」（《解悶》）了。所以他要「賦詩新句穩，不覺自長吟」（《長吟》）了。所以他要「律比崑侖竹，音知燥濕弦」（《秋日夔府奉寄鄭審李之芳》）了。所以他要「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醉時歌》）了。所以他要「遣辭必中律」（《橋陵詩》三十韻）了。所以他稱岑參者，在於「謝脁每篇堪諷誦」；而他所自許者，也在於「晚節漸於詩律細」了。
他亦不廢南朝的藻飾。他與高適詩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寄高三十五書記》）宋魏泰《臨漢隱居詩話》引其語，即謂：「造句之法亦貴峻潔不凡。」可知他就不和李白一樣，以為「雕蟲喪天真」的。他曾說過「清詞麗句必為鄰」（《戲為六絕句》），所以也就不和李白一樣以為「綺麗不足珍」了。他因為「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以致來李白的「飯顆山頭」之誚。這雖未必真是事實，但於此可見他們二人不同之處。
然則他重視音律與藻飾，是否即局於南朝的境界呢？則又不然。他所以能不局於齊梁者，即因他也有復古的傾向。其《詠懷古蹟詩》云：「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其《解悶詩》云：「李陵蘇武是吾師。」其稱鄭虔雲「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過屈、宋」（《醉時歌》），稱高適雲「方駕曹劉不啻過」（《奉寄高適》），「文章曹植波瀾闊」（《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亦未嘗不原本屈、宋，推尊漢魏，不過他對於所謂「當時體」亦不輕視而已。其《戲為六絕句》之六云：
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
錢謙益《讀杜二箋》釋之云：「今人之未及前賢，無怪其然也。以其遞相祖述，沿流失源，而不知誰為之先也。《騷》、《雅》有真《騷》、《雅》，漢魏有真漢魏，等而下之，至於齊梁、唐初，靡不有真面目焉。舍是則皆偽體也。別者，區別之謂；裁者，裁而去之也。果能別裁偽體，則近於《風》、《雅》矣。自《風》、《雅》以下，至於庾信四子，孰非我師。雖欲為嗤點輕薄之流，其可得乎？故曰轉益多師是汝師。」此說亦能發揮杜老意思。杜甫所謂「轉益多師」，即對於屈、宋、漢魏、齊梁、初唐並在可師之列，所以一方面能不為復古說所限，一方面也能不落於齊梁：而這一種的轉益多師，卻正是文學上的進化論。(2)且看他說：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垂。騷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前輩飛騰入，餘波綺麗為。後賢兼舊制，歷代各清規。（《偶題》）
「前輩飛騰入，餘波綺麗為」，這很能說明文學上的進化。文學上無論那一種體裁，方其初無不偏於自然美的，迨其終，又無不趨於藝術美的。本此說以論文學上的綺麗，便不致如李白這樣一筆抹殺，定為「不足珍」了。作風之趨於綺麗，本是文學演進上自然的趨勢。只要能得「轉益多師」，便不必對於此種作風加以攻擊，而自能「後賢兼舊制」了。只要能得這樣的「轉益多師」，則所謂「兼舊制」雲者，便不是擬古的摹襲的，而自有其個性之流露：此所謂「作者皆殊列」也。同時亦自有其時代性的表現，又所謂「歷代各清規」也。若不是這樣而泛言復古，則杜甫所謂「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戲為六絕句》）而已。錢謙益釋此二語云：「於古人則愛之，於今人則不敢薄，期於清詞麗句，必與古人為鄰則可耳。今人目長足短，自謂竊攀屈宋，而轉作齊梁之後塵，不亦傷乎？」蓋齊梁文學亦從屈、宋演進而來，若泛言學古則與齊梁同宗屈、宋，其流為齊梁之後塵，固亦意中事也。(3)
這種折衷今古而歸於「轉益多師」，歸於「後賢兼前制」的主張，實是杜老的詩學標準。我曾於所撰《杜甫戲為六絕句集解》發其義云：
今人以愛古人之故，嗤點庾信之賦，譏哂四子之文，矯正一時風氣，其意原不可薄。但建安以來清詞麗句，自有不廢江河者在；並非侈言宗古，便可卑視齊梁也。大抵時人論詩，自陳子昂始言「齊梁間詩，采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李白繼之，亦言「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於是後生從風，發為狂言，附遠謾近，是古非今，故少陵作此箴之耳。然又恐後生輩隨人腳跟，本無主見，誤會少陵之意，以為古不足慕，故其下語極有分寸。且又正告之曰，所謂清詞麗句雲者，只宜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屈、宋之文驚采絕艷，足以衣被詞人，故欲攀與方駕，固不欲其如塗塗附，愈趨愈下，以作齊梁後塵也。「竊攀」語，正是並行之句；一以示其蘄向所在，一以明其鑑戒之旨。積極消極二者兼顧，於是所謂「清詞麗句必為鄰」者，其義始可得而尋。（以前諸家之解此詩者惟吳見思發此義。）昭明《文選序》云：「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文學之趨於雕縟，本亦必然之勢。此正少陵所謂「前輩飛騰入，餘波綺麗為」者（見《偶題》）。《顏氏家訓·文章》篇云：「今世音律諧靜，章句偶對，諱避精詳，賢於往昔多矣。」文學之偏於雕縟，亦非可一筆抹殺，謂為不足珍者。此又少陵所謂「熟精《文選》理」之意（見《宗武生日》）。則知前數章之不貶庾信四子，意蓋在是。顏之推又云：「古之制裁為本，今之辭調為末，並須兩存，不可偏廢。」文章道弊，誠宜以古作矯之。此亦正是少陵「親風雅」之旨。則知此章之不欲為齊梁後塵，意又在是。故其論庾信四子則極言其才力之不可及，而以鯨魚碧海為極詣。其論古人則又言非不可愛，但須以清詞麗句為標的。一於清新中看出其老成，一於老成中兼取其清新，雙管齊下，而少陵論詩之旨於是大明，此則所謂別裁偽體也。（解「不薄今人愛古人」一首）
夫後生之未及前賢，固勿容疑矣；然遞相祖述，果將以誰為先乎？元稹《杜工部墓銘》謂「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此正說明當時風氣。則所謂「遞相祖述復先誰」雲者，正是當時急待解決之問題。而少陵則正告之曰，亦惟有別裁偽體以親《風》、《雅》，而多師為師而已。偽體雲者，不真之謂。其沿流失源甘作齊梁後塵者，固不免於偽；即放言高論，不能虛心以集益者，亦何莫非偽體乎。「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各執一端，兩無是處；於是指示正鵠，而以「轉益多師」為宗旨。少陵至是，蓋已將其論詩主旨，和盤托出無餘蘊矣。元稹之論杜詩稱其「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亦正說明少陵詩學。蓋其所以集大成者在是，而其所教導後生者亦即此旨也。少陵詩云「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又雲「李陵蘇武是吾師，孟子論文更不疑」，以及「讀書破萬卷」、「熟精《文選》理」諸語，蓋均多師之謂。豈若附古非今之流，放言高論，轉以自限者哉！（解「未及前賢更勿疑」一首）
所以我說杜甫的論詩主旨與陳李不同。非惟不同，並且是對於陳李之浮泛的復古論調，而加以修正者。這是杜老所詔示於人的學詩標準。
本此標準，再可一論杜甫之詩的造詣。易言之，也即是杜甫所詔示於人的作詩的標準。關於這個，杜甫也是二者兼顧、雙管齊下的。楊慎《丹鉛總錄》之論杜甫「庾信文章老更成」一絕，謂：
庾信之詩為梁之冠冕，啟唐之先鞭。史評其詩曰「綺艷」，杜子美稱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綺艷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余嘗合而衍之曰，綺多傷質，艷多無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之詩綺而有質，艷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為老成也。若元人之詩非不綺艷，非不清新，而乏老成。宋人詩強作老成態度，而綺艷、清新概未之有。若子山者，可謂兼之矣。不然，則子美何以服之如此。
我嘗謂：「此說入妙，頗得子美論詩之旨。」今亦錄一節我的解釋於下：
杜老詩風，即在能兼清新、老成二者，故其推尊庾信，亦即在此。杜之稱嚴武雲「詩清立意新」（《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稱孟浩然雲「清詩句句盡堪傳」（《解悶》十二首），此清新之說。至其《敬贈鄭諫議》詩所謂「毫髮無遺憾，波瀾獨老成」者，則又老成之義。是亦子美論詩兼主清新、老成二者之證。此即求之《六絕句》中亦可得其解。清新之意，所謂「清詞麗句必為鄰」也；老成之說，又所謂「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也。蓋清新、老成二者相反而適以相成。而其所以相成，所以能兼之之故，要又在「不薄今人愛古人」一語。（此說又須活看，與下文解不同。）不薄今人，則齊梁以來悉在可師之列；愛古人則漢魏以上更為淵源所自。師齊梁所以取其清新；親風雅又所以法其老成。蕭子顯雲「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南齊書·文學傳論》），此齊梁間詩之所以趨於清新。陳子昂雲「竊思古人，常恐逶迤頹廢，風雅不作」（《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敘》），此唐詩之所以返於老成。此所以清新而又老成的境界，正須從「不薄今人愛古人」中來也。不明此意，則杜氏論詩宗旨不得而知，而此六絕句亦無從獲解。（解「庾信文章老更成」一首）
所以我以為杜甫對於詩之極詣，又在折衷藝術與自然，以使歸於「神」，歸於「老成」。《昭代叢書》中所錄楊繩武詩文四則有云：
少陵詩：「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元遺山詩：「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倚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嗚呼！此古人所以必嚴文章流別也。大抵文章之道，未論妍媸，先別高下。果其根柢盤深，氣骨厚重，筆力堅剛，雖間有未醇，無傷大雅。若骨少而肉多，詞豐而意弱，力量既薄，根柢亦浮，縱完好可觀，不登上乘。然或欲避平鈍，轉入離奇，牛鬼蛇神，獐頭鼠目，則又在所必禁。少陵又雲，「波瀾獨老成」，昌黎亦云「妥帖力排奡」，波瀾而必於老成，排奡而必於妥帖，則知不老成不足為波瀾，不妥帖亦不足為排奡矣。
此言亦妙。我嘗謂：「楊慎能於清新、老成二語看出關係，楊繩武又能於翡翠蘭苕、鯨魚碧海二語看出關係，杜老有知當心許此二楊為知己。」或不為厚誣古人的。
這個關係，可即於其論「神」、「氣」者明之。「神」、「氣」全重在自然，假使偏重在雕琢，則六情底滯，靈機不暢，此李白所謂「一曲斐然子，雕蟲喪天真」者是也；假使專工在藻飾，則堆砌塗澤最易流於蕪音累氣，此又李白所以謂「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者也。因此，似乎李白論詩若拈出「神」、「氣」二字便更為愜當一些。而孰知有不盡然者。蓋文學之自然妙境，雖是很神秘的一個抽象的境界，而這種境界有所由入之途焉。其一則仗其天才，依其興會，才高則絕足奔放，無所拘縶，興到則筆酣墨舞，揮灑自如：此一途也。其又一則專重學力，偏於苦思，學到則爐火純青，自有搖筆即來之樂，思苦則一旦豁然，遽入禪宗頓悟之境：此又一途也。李白走了前一條路，杜甫則走後一條路者。必明這一點，然後才知杜甫論詩所以拈出神與氣二字；然後才知杜甫所以偉大的地方，與唐詩所以成功的緣故。
於是，且一言杜甫之所謂「神」。杜甫論詩，很重神化的境界。其《獨酌成詩》雲「詩成覺有神」，《寄薛三郎中據》雲「乃知蓋代手，才力老益神」，又《寄張十二山人彪詩》亦云「詩興不無神」，《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又雲「文章有神交有道」。即其論及其他美術者，如論書亦謂「書貴瘦硬方通神」（《李潮八分小篆歌》），論畫亦謂「將軍盡善蓋有神」（《丹青引》）。可知他於一切藝術無不以神境為極詣矣。不過他的所謂神境，是從苦思力學得來者，所以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奉贈韋左丞文》）蓋其下筆如有神的境界，即從讀書破萬卷的工夫中來，所以是切實；而一方面於讀書破萬卷之後復繼以下筆如有神，則亦返於自然，不致為已成的典型所束縛了。「行神如空」，杜氏庶幾近之。
又杜甫論詩亦頗重在骨氣。其稱庾信為「凌雲健筆意縱橫」（《戲為六絕句》），稱賈至為「雄筆映千古」（《送唐誡因寄禮部賈侍郎》），稱元結為「詞氣浩縱橫」（《同元使君舂陵行》）。又其《醉歌行贈從侄勤》亦云：「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橫掃千人軍。」所以他論詩也很重在氣勢。且看他《戲為六絕句》詩中於「或看翡翠蘭苕上」之後，必繼以「未掣鯨魚碧海中」一語，亦可見其微意之所在矣。錢謙益《讀杜二箋》釋之云：「蘭苕翡翠，指當時研揣聲病，尋摘章句之徒；鯨魚碧海，則所謂渾涵汪洋，千匯萬狀。兼古今而有之者也。亦退之所謂橫空盤硬，妥帖排奡，垠崖崩豁，乾坤雷硠者也。」我以為這數語極得杜老之旨。杜甫因於這樣，所以才能上承齊梁而不落於齊梁。「行氣如虹」，杜氏亦庶幾近之。不過他行氣如虹的境界，亦自妥帖排奡中得來，所以說「毫髮無遺憾，波瀾獨老成」（《敬贈鄭諫議》）。於毫髮無遺憾後繼以波瀾獨老成之語，則知不僅是細膩的工夫；于波瀾獨老成前，加以毫髮無遺憾之語，則知又不獨是粗獷的氣象了。所以我以為能從天才方面充分發展，饒有文藝的自然美而不流於淺率者，則千古詩人中當推李白；其從學力方面充分發展，盡有文藝上的藝術美而不露雕琢者，則千古詩人中又當推杜甫。過此則為病矣。在於同時而使自然美與藝術美都能儘量發展都能相互融合以到恰好的地步，是誠不得不謂為文學史上的奇蹟也。而這種文學史上的奇蹟，卻即可以其論詩的見解說明之。
第三目 就於皎然之所著
李杜而外在當時批評界上較有重要的地位者則為皎然。皎然所著，據昔人著錄有「詩式」、「詩評」、「詩議」、「中序」諸稱，如：
《崇文總目》文史類 晝公《詩式》五卷。
《新唐書·藝文志》文史類 晝公《詩式》五卷，《詩評》三卷。（僧皎然）
《宋四庫闕書目》別集類 僧皎然《詩評》一卷。（葉德輝雲陳《錄》文史類「評」作「議」）
《通志·藝文略》詩評類 晝公《詩式》五卷。 僧皎然《詩評》三卷。
《宋史·藝文志》文史類 僧皎然《詩式》五卷，又《詩評》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文史類 《詩式》五卷，《詩議》一卷，唐僧皎然撰，以十九字括詩之體。（《文獻通考·經籍考》文史類同）
《澹生堂書目》詩文評類詩式門 僧皎然《詩議》一卷、《中序》一卷、《詩式》二卷，僧清盡（案「盡」當作「晝」）《詩法統宗》本。
《絳雲樓書目》文史類 皎然《詩式》（陳景雲注，五卷，又《詩議》一卷）。
因此，顧龍振《詩學指南》中，所錄皎然之著，即分《評論》、《詩式》、《詩議》三種。又據昔人稱引如日人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所引有皎公《詩議》，馮惟訥《詩紀別集》所引書亦有《詩議》、《詩評》之別。似乎以上四種各自為書。然據《十萬卷樓叢書》所輯五卷本《詩式》，與顧龍振《詩學指南》所錄《詩議》、《詩評》、《詩式》兩相校對：則《詩議》所載為五卷本《詩式》所無；《詩評》所載大半在五卷本《詩式》中，蓋出後人割裂為之者。至《中序》則本為卷中一篇序文，不能別出成書。考《中序》雲「吾將深入杼峰與松云為侶，所著《詩式》及諸文筆餅寢而不紀。……至五年夏五月會前御史中丞李公洪，自河北負譴，遇恩，再移為湖州長史。……他日言及《詩式》，……因命門人檢出草本。……公欣然，因請吳生相與編錄，有不當者公乃點而竄之。……勒成五卷」云云。則知今世所傳《詩式》一卷本，蓋在《中序》以前，系皎然原稿，未經李氏點竄者。《中序》以下則為皎然續編之稿，而經李吳二氏編錄點竄者。陳振孫所謂「以十九字括詩之體」者，蓋即指此。
《四庫總目》於皎然《詩式》斥而不收，惟於《存目》著錄之，且謂其「參差可疑」。蓋由當時未見五卷足本之故。考錢謙益《絳雲樓書目》有《詩式》，陳景雲注云五卷，錢曾《也是園書目》及《述古堂書目》亦均五卷，則是五卷本尚有存者，特四庫開館時未見之耳。《皕宋樓藏書志》有舊抄本《詩式》五卷，出盧文弨舊藏，且錄盧氏《跋》云：「此書世有鐫本，俱不全，今乃得此五卷完備者，從兩漢及唐詩人名篇麗句摘而錄之，差以五格，括以十九體，此所以謂之式也。若世間本則虛張其目而已。豈知其用意之所在乎？」
至於《詩評》，雖有數則為五卷本《詩式》所無，然大部分均在其中，則當是後人擇其衡量昔人著作或論述作法之語，別行輯出者。《詩議》，在唐代已有是書；觀《文鏡秘府論》（卷三）所論八對謂出皎然《詩議》，校以顧龍振《詩學指南》本《詩議》所載正相符合。此條為今傳各本《詩式》所無。大率《詩議》所論，又較重在方法方面，蓋同於當時詩格詩例之著。至《直齋書錄解題》所謂「以十九字括詩之體」，則混《詩式》言之。馮惟訥《詩紀別集》，所引《詩議》又多同於《詩評》。或《詩議》原亦《詩式》中之一部分，皎然所著早經後人竄亂，故即五卷足本中亦難睹其全耶？
又《四庫存目提要》謂：「皎然與顏真卿同時，乃天寶大曆間人，而所引諸詩舉以為例者，有賀知章、李白、王昌齡相去甚近，亦不應遽與古人並推，疑原書散佚而好事者摭拾補之也。」此言亦未盡然。考《詩式》卷五《小序》云：「時在吳興西山殊少詩集，古今敏手不無闕遺，俟乎博求，續更編次。」則知其編撰宗旨，本不遺同時作者。其後王玄撰《擬皎然十九字》，所舉之例亦多錄同時之人，蓋即仍皎然舊例也。
大抵皎然論詩宗旨，意取折衷，其論詩有「四不」、「二要」、「二廢」、「四離」、「六至」諸條：
氣高而不怒，怒則失於風流，力勁而不露，露則傷於斤斧；情多而不暗，暗則涉於拙鈍，才贍而不疏，疏則損於筋脈。（「詩有四不」）
要力全而不苦澀，要氣足而不怒張。（「詩有二要」）
雖欲廢巧尚直，而思致不得寘，雖欲廢詞尚意，而典麗不得遺。（「詩有二廢」）
雖期道情而離深僻，雖用經史而離書生，雖尚高逸而離迂遠，雖欲飛動而離輕浮。（「詩有四離」）
至險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麗而自然，至苦而無跡，至近而意遠，至放而不迂。（「詩有六至」）(4)
類此諸語，大率都欲使自然工力恰到好處。故《詩評》云：
或曰，詩不要苦思，苦思則喪於天真。此真不然。固當繹慮於險中，采奇於象外，狀飛動之趣，寫冥奧之思。夫希世之珍必出驪龍之頷，況通幽名變之文哉！但貴成章以後，有其易貌，若不思而得也。（據《文鏡秘府論》「論文意」條校增）
又《詩式》卷一論取境云：
取境之時，須至難至險，始見奇句；成篇之後，觀其風貌，有似等閒，不思而得，此高手也。
此即皎然論詩標準。此即《詩式序》中所謂「放意須險，定句須難，雖取由我衷而得若神表」的意思。所以他一方面對於齊梁以來靡麗之風頗加攻擊。如《詩議》云：「律家之流拘而多忌，失於自然，吾常所病。」又《詩評》云：「齊梁之後，正聲浸微，人不逮古。」至如《詩式》之論四聲，謂「沈休文酷裁八病，碎用四聲，故風雅殆盡。後人才子，天機不高，為沈生弊法所媚，懵然隨流，溺而不返」。論用事謂詩人不必以征古為用事，「凡禽魚草木人物名數萬象之中義類同者盡入比興」。其有「語似用事義非用事者，蓋由作者不欲委曲傷乎天真」。（均見卷一）則知其於儷語聲律初非重視。許印芳《詩式跋》謂：「六朝以來詩人爭尚用事，然或不善驅使，往往意為詞掩，又守四聲八病之說，動多拘忌，真意浸失，其陋劣者抄襲名篇攘奪佳句，貽譏盜竊罔知愧恥，晝乃著《詩式》論列用事不用事之優劣，指示拘守聲病之流弊，又著偷語偷意偷勢三例，以偷語為鈍賊，垂戒來學可雲痛切。」蓋即專就此方面言者。
但是皎然在另一方面卻也不廢儷語與聲律，如《詩評》云：
或曰，今人所以不及古者病於儷詞。予曰不然。先正詩人時有儷詞。「雲從龍，風從虎」，非儷耶？「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非儷耶？但古人後於語，先於意。意因成語，語不使意。偶對則對，偶散則散。若力為之則見斤斧之跡。故有對不失渾成，縱散不關造作，此古手也。（據《文鏡秘府論》校增）
又《詩式》云：
作者措意雖有聲律，不妨作用。如壺公瓢中，自有天地日月，時時拋針擲線似斷而復續。此為詩中之仙，拘忌之徒，非所企及矣。（卷一「明作用」條）
此皆不廢儷偶聲律之論。他這種折衷調和的主張，正由他的論詩主旨得來。他以為：
作者須知復變之道：反古曰復，不滯曰變。若惟復不變，則陷於相似之格；其壯如駑驥同廄，非造父不能辨，能知復變之手，亦詩人之造父也。以此相似一類置於古集之中，能使弱手視之，眩目何異！宋人死鼠為玉璞，豈知周客?㗅而笑哉！又復變二門，復忌太過，詩人呼為膏肓之疾，安可治也！如釋氏頓教，學者有沉性之失，殊不知性起之法，萬象皆真。夫變若造微，不忌太過，苟不失正，亦何咎哉！如陳子昂復多而變少，沈宋復少而變多，今代作者，不能盡舉。吾始知復變之道，豈惟文章乎！在儒為權，在文為變，在道為方便。後輩若乏天機，強效復古，反令思擾神沮。何則？夫不工劍術，而欲彈撫干將大阿之鋏，必有傷手之患，宜其誡之哉！
所以他雖有反對齊梁聲律的論調，而不同於陳李之復古，轉近於杜甫之集大成。其與杜甫不同者，不過比較更重在「神詣」。《詩式序》云：「至如天真挺拔之句，與造化爭衡，可以意冥，難以言狀，非作者不能知也。」所以他的詩論雖取折衷，而較近於詩佛之詩論。我嘗以為司空圖之論詩，為王維一派之詩論，今若證以皎然所言，則往往有足為司空圖之先聲者。
其一，司空圖《二十四詩品》，專論詩之風格。而皎然《詩式》所謂以十九字括詩之體者，亦是就風格而言，如云：
風韻朗暢曰高，體格闊放曰逸，放詞正直曰貞，臨危不變曰忠，持操不改曰節，立性不放曰志，風情耿介曰氣，緣境不盡曰情，氣多含蓄曰思，詞溫而正曰德，檢束防閒曰誡，性情疏野曰間，心跡曠誕曰達，傷甚曰悲，詞理淒切曰怨，立言盤泊曰意，體裁勁健曰力，意中之靜曰靜，意中之遠曰遠。
此外《詩式》中「四不」、「四深」、「二要」、「二廢」、「四離」、「六迷」、「六至」、「七德」等條，亦大抵就風格言。即其《論高手述作》謂「如登荊巫覿三湘，鄢郢山川之盛縈迴盤礴，千變萬態」，亦善為形似之語，頗與表聖《詩品》相類。
其二，司空圖論詩重在味外之旨，頗近後來以禪喻詩的嚴羽的論調；而皎然論詩即闡以禪論詩之旨。如《詩式》云：
康樂公早歲能文，性穎神徹，及通《內典》，心地更精，故所作詩發皆造極，得非空王之道助邪？……康樂為文真於情性，尚於作用，不顧辭彩，而風流自然。彼清景當中，天地秋色，詩之量也；卿雲從風，舒捲萬狀，詩之變也。不然，何以得其格高，其氣正，其體貞，其貌古，其詞深，其才婉，其德容，其調逸，其聲諧哉！（卷一「文章宗旨」）
兩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如康樂公；覽而察之，但見情性，不睹文字，蓋詣道之極也。（卷一「重意詩例」）
是均為以禪論詩之始。唐代佛學盛極一時，禪宗尤多妙諦，惜時人於禪理詩理鮮有能溝而通之者。皎然所言亦不過微啟其端耳。
第四目 白居易與元稹
李、杜而後，詩壇作風分為兩派：尚自然者趨於平易，以元、白為之魁，重藝術者偏於奇警，以韓、孟為之魁。蓋此時已不是唐詩的極盛時期，自然美與藝術美不得不偏勝，不復能像李、杜這樣，使二者相濟，恰到好處了。尚奇警者猶沿當時的風氣，故沒有什麼論詩的主張；尚平易者，欲矯當時之作風，故論詩之旨遂有可得而述者。中國的文學批評，本多為文學作風轉變之理論，所以承風氣者多論作法，而變風氣者則多論原理。韓愈論文頗多獨見，而論詩罕見妙諦，即由一變風氣而一承風氣故也。
胡適之先生的《白話文學史》謂：「元和、長慶的時代，真是中國文學史一個很光榮燦爛的時代。這時代的幾個領袖文人，都受了杜甫的感動，都下了決心要創造一種新文學。」由文學的方面說，的確是如此。若就文學批評的方面說，則這時代的幾個領袖文人，都受了陳子昂和李白的感動，都下了決心要完成他們復古的文學主張。且看白居易《與元九書》論作文大旨云：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聖，下至愚，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群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二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二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為大柄，決此以為大竇也。（《白氏長慶集》二十八）
他論詩因崇尚自然而偏於質，還不要緊，至於論到質而謂「莫先乎情，莫深乎義」，便不免稍偏了。謂詩根於情本是不錯，但因以義為「實」之故，於是所謂情者，亦不過如《詩序》所云「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說而已。必欲以止乎禮義之標準以衡詩，則詩國之疆域狹矣，且看他說：
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足誡：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
洎周衰秦興，采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泄道人情。用（一作「乃」）至於諂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於時六義始刓矣。
《國風》變為《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詩》、《騷》皆不遇者，各系其志發而為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於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概尚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雁為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為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於時六義始缺矣。
晉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倫者，百無一二。於時六義浸微矣。
陵夷至於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舍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棠棣之華」感花以諷兄弟，「采采芣苢」，美草以樂有子也。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歸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仆所謂嘲飛雪，弄花草而已。於時六義盡去矣。
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感興詩》十五篇。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古今，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蘆子關》、《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首。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與元九書》）
這才是詩國十足復古的論調。陳、李復古不過復到漢魏的風骨；元、白復古才要復到三百篇之六義。愈轉而愈上，除了後世道學家外，真可謂是詩國極端的復古論了。然而李白主張復古而作風實是清新俊逸，白居易主張復古而作風更為平易近俗：由文學言則為進化，由批評言則為復古，這種相反的現象，或者以當時復古的思潮正濃，所以文人主張文以貫道，而詩人也要主張詩以述義了。
讀者於此，或將不免懷疑，以為文學與批評頗有關係，何以就文學言則是進化，是革新；由批評言則成退化成復古呢？此二者之交互的影響極為密切，何以會有這種矛盾的現象呢？實則不必疑也。社會上一切文物的進化，大都是循環式的進化，波浪式的進化。作家之受批評界之影響，固也；但是批評界的復古說儘管高唱入雲，而歷史上的事實，終究是進化的。所以作家雖受復古說的影響，而無論如何終不會恢復古來的面目，維持古來的作風。非惟如此，作家因這種影響，反足以變更當時的作風，反因復古而進化。這是所謂循環式的進化。但是他不是如循環然的周而復始的，後人的復古決不仍是以前的古而是後人的古，所謂後波逐前波，後波的起伏同於前波的起伏，而後波決不便是前波，這是所謂波浪式的進化。由於這樣則何疑於他們文學與批評之矛盾呢？所以可以說他們下了決心要創造一種新文學，也可以說他們下了決心要完成復古的文學主張。
現在且再舉數端以證明之。其一，白居易因欲保持六義、四始之風，於是悟到一個原理，即是：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
這個原理，是上文復古思想的結論。其《新樂府自序》云：
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戒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白氏長慶集》三）
所以他的《讀張籍古樂府》云：「為詩意如何？六義互鋪陳。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白氏長慶集》一）其《寄唐生詩》云：「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同上）這些話都所以實行他們復返六義的文學主張。但是為時而著，則時不一矣；為事而作，而事又非一矣。他既以詩是以情為根的，則所以引起情的時與事既異，其作風體格當然亦不能強合了。從這種復古說所推得的原理，而結果卻因歷史的變遷，不得不逼著向進化的道上走。且看他所處的時為何如？他所遭的事又何如呢？他說：
凡聞仆《賀雨詩》，眾口籍籍以為非宜矣。聞仆《哭孔戡詩》，眾面脈脈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遍舉。不相與者號為沽譽，號為詆訐，號為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誡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為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有鄧魴者，見仆詩而喜，無何，魴死。有唐衢者，見仆詩而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即足下，足下又十年來困躓若此。嗚呼！豈六藝、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聞於上耶？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與元九書》）
他所處的時，他所遭的事，儘是一些下人病苦的材料，於是本此原理，遂一變「嘲風月弄花草」的文學而為「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文學。這所以批評論調儘管復古，而創作自然成為進化了。我們且看元稹的《敘詩寄樂天書》：
稹九歲學賦詩，長者往往驚其可教。年十五六，粗識聲病。時貞元十年已後，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務因人，最不欲文法吏生天下罪過。外閫節將動十餘年不許朝覲，死於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將豪卒愎之處，因喪負眾。橫相賊殺，告變絡驛。使者迭窺，旋以狀聞天子曰，某色（邑？）將某能遏亂，亂眾寧附，願為帥。名為眾情，其實逼詐。因而可之者又十八九。前置介倅，因緣交授者，亦十四五。由是諸侯敢自為旨意，有羅列兒孩以自固者，有開導蠻夷以自重者。省寺符篆固幾閣，甚者礙詔旨。視一境如一室，刑殺其下，不啻仆畜。厚加剝奪，名為進奉，其實貢入之數百一焉。京城之中，亭第邸店，以曲巷斷。侯甸之內，水陸腴沃，以鄉里計。其餘奴婢資財生生之備稱是。朝廷大臣以謹慎不言為朴雅。以時進見者，不過一二親信。直臣義士往往抑塞。禁省之間，時或繕完墜；豪家大帥乘聲相扇，延及老佛，土木妖熾。習俗不怪。上不欲令有司備宮闥中小碎須求，往往持幣帛以易餅餌。吏緣其端，剽奪百貨，勢不可禁。仆時孩，不慣聞見，獨於書傳中初習理亂萌漸，心體悸震，若不可活，思欲發之久矣。適有人以陳子昂《感遇詩》相示，吟玩激烈，即日為《寄思玄子詩》二十首。……又久之，得杜甫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津涯，處處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之未暇旁備矣。不數年，與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為詩，性復僻，懶人事，常有閒暇，間則有作。識足下時，有詩數百篇矣。習慣性靈，遂成病蔽。……又不幸年三十二時，有罪譴棄，今三十七矣。五六年之間，是丈夫心力壯時，常在閒處，無所役用；性不近道；未能淡然忘懷；又復懶於他欲，全盛之氣注射語言，雜糅精粗，遂成多大。（《元氏長慶集》三十）
這又是從時代環境的一方面說明他們作諷諭詩的緣故。從元稹所論，可看出他們決心創造新文學的意思；從白居易所論，又可看出他們決心完成復古主張的意思。白居易說：
仆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與元九書》）
這與陳子昂所謂「仆嘗暇時觀齊梁間詩，采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嘆」云云又有什麼分別！事每有相反而適以相成者；所以批評上的復古說，未必非文學上的進化現象也。
其二，元白的作風因主平易而尚質。白居易《策林》（六十八）云：
臣又聞，稂莠秕稗，生於谷，反害谷者也。淫辭麗藻，生於文，反傷文者也。故農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養谷也。王者刪淫辭，削麗藻，所以養文也。
伏惟陛下詔主文之司，諭「養文」之旨，俾辭賦合炯戒諷諭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碑、誄有虛美愧辭者，雖華雖麗，禁而絕之。若然，則為文者必當尚質抑淫，著誠去偽，小疵小弊，蕩然無遺矣。
此亦申尚質著誠之旨。不過所謂質有二端：一是情，即他所謂「根情」；一是義，即他所謂「述義」。根情者是他的所謂諷諭詩，以情為主而義附之，蓋是為時而著為事而作的。述義者是他的所謂閒適詩，以義為主而情附之，蓋又是臥病閒居，吟玩性情之作。白居易《與元九書》中論之云：
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仆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為雲龍，為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為霧豹，為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仆詩者，知仆之道也。
覽詩何以能知其道呢？這也可於白居易《序洛詩》中見之。他說：
在洛，凡五周歲，作詩四百三十二首。除喪明哭子十數篇外，其他皆寄懷於酒，或取意於琴，閒適有餘，酣樂不暇。苦詞無一字，憂嘆無一聲。豈牽強所能致耶？蓋亦發中而形外耳。斯樂也，實本之於省分知足，濟之以家給身閒，文之以觴詠弦歌，飾之以山水風月，此而不適，何往而適哉？茲又以重吾樂也。（《白氏長慶集》六十一）
惟能有所自得，所以不致為一己的憤憂怨傷之作，而於其詩中，可以看出他的人格，可以看出他的道義。這種作風或者是受唐釋寒山、拾得之流的影響；這種思想，或者是受韓、柳文以明道的影響。論到詩，雖不能以此說賅詩的全體，以此為唯一的標準，但這種標準卻也在詩國辟了一個新境界。後來邵雍的《擊壤集》即近此種作風者。
其三，白居易因《詩序》「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語，而謂根情實義；又因《詩序》「發言為詩」及「情發於聲」諸語而謂苗言華聲。以此，亦欲復返於詩樂合一的情形。於是稱他的美刺興比，因事立題諸作，謂之新樂府；而元稹亦以意亦可觀而流在樂府者為樂諷，詞實樂流而止於模象物色者為新題樂府。這實在也是文學上的進化。元稹《樂府古題序》云：
自風雅至於樂府，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世之人，沿襲古題，唱和重複，於文或有短長，於義成為贅媵。尚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曹、劉、沈、鮑之徒時得如此，亦復稀少。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復倚傍。余少時與友人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為當，遂不復擬賦古題。（《元氏長慶集》二十三）
於此可知儘管受復古說的影響亦自會在創作方面辟出新境界的。白居易《策林》（六十）云：
太學生徒誦詩書之文，而不知詩書之旨；太常工祝執禮樂之器，而不識禮樂之情。遺其旨則作忠興孝之義不彰；失其情則合敬同愛之誠不著。所謂去本而從末，棄精而好粗。
他欲人知詩書之旨，識禮樂之情，能得如此則詩樂為一，而詩樂之作用以彰。這種見解，正是後來道學家所竭力主張的。
第二節 文壇的復古說
第一目 文與文化
我嘗讀《文心雕龍·原道》一篇，而推求其所謂「道」是什麼，一時殊不易了解其意義。何以故？因為他說：
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逾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
又說：
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贊神明，易象惟先。庖犧畫其始，仲尼翼其終，而乾坤兩位，獨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乃河圖孕乎八卦，洛書韞乎九疇，玉版金鏤之實，丹文綠牒之華，誰其屍之，亦神理而已。……
爰自風姓，暨於孔氏，玄聖創典，素王述訓，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教；取象乎河洛，問數乎蓍龜；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然後能經緯區宇，彌綸彝憲，發揮事業，彪炳辭義，故知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滯，日用而不匱。《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則是此篇所言在闡文原於道之旨，並不是申文以載道之意；故其所謂道當然指的自然之道，而不限於儒家之道。黃侃《文心雕龍札記》說得好：
物理無窮，非言不顯，非文不傳。故所傳之道，即萬物之情也。人倫之傳無小無大，靡不並包。（范文瀾《文心雕龍講疏》引）
又云：
《序志》篇云：「《文心》之作也本乎道。」案彥和之意，以文章本由自然而生，故篇中數言自然。一則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再則曰，「夫豈外飾，蓋自然耳」。三則曰，「誰其屍之，亦神理而已」。尋繹其旨，甚為平易。蓋人有思心，即有言語；既有言語，即有文章。言語以表思心，文章以代言語；惟聖為能盡文之妙。所謂道者如此而已。此與後世言「文以載道」，截然不同。詳《淮南王書》有《原道》篇，高誘注曰：「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歷萬物，故曰『原道』，因以題篇。」《韓非子·解老》篇曰：「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聖人得之以成文章。」《莊子·天下》篇曰：「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案莊、韓之言道，猶言萬物之所由然，文章之成亦由自然。故韓子又言「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韓子之言，正彥和所祖也。道者玄名也，非著名也；玄名故通於萬里，而莊子且言道在矢溺。今曰「文以載道」，則未知所載者，即此萬物之所由然乎，抑別有所謂一家之道乎？如前之說，本文章之公理，無庸標揭以自殊於人；如後之說，則亦道其所道而已，文章之事，不如此狹隘也。夫堪輿之內，號物之數曰萬。其條理紛紜，雖人須蠶絲，猶將不足方物，今置一理以為道，而曰文非此不可作；非獨味於語言之本，其亦膠滯而罕通矣。察其表則為諼言，察其里初無勝義，使文章之事，愈痟愈削，浸成為一種枯槁之形；而世之為文者，亦不復研究學術，研尋真知，而惟此窾言之尚。然則階之厲者，非「文以載道」之說，而又誰乎？通儒顧寧人生平篤信文以載道之言，至不可為李二曲之母作志，斯則矯枉之過，而非通方之談。方來君子，庶無懵焉。
他這一節話辟文以載道之說殊為痛快。說明《原道》一篇重在論自然之道也殊的當。然如《文心·宗經》篇云：
三極彝訓，其書言經。經也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也。……自夫子刪述，而大寶咸耀；……義既極乎性情，辭亦匠於文理。故能開學養正，昭明有融。
又《序志》篇云：
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予生七齡，乃夢彩雲若錦則攀而采之；齒在逾立，則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哉！乃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贊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宏之已精，就不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
則是劉氏論文之旨明在宗經徵聖，而欲敷贊其旨，似乎所言之道，也未嘗不可以儒家一家之道解之。是則雖謂文以載道之說，原於《文心·原道》一篇，要亦未可厚非。因此，《文心雕龍》之所謂「道」，究指自然之道乎，抑僅就儒家言之乎？這個問題，似乎不易解答，但是可於唐人的文論中看出其關係。蓋劉勰之所謂「道」，誠指自然之道，誠指萬物之情，然「作者曰聖」，聖文固原於道，——所原的固是自然之道。而「徵聖立言」，則後人之文亦正所以明其道或載其道；那麼所明的或所載的便成為儒家之道了。所其唐人論文，最初恆以文化為文；以文化為文，則所明者即自然之道也。其後乃以為文主教化；以文主教化，雖也以文化為文，而已偏於儒家的意旨了。最後始揭文以明道之旨，於是所論之道，只成為儒家之道，所以要排異端，所以要闢佛老了。
今考韓、柳以前，一般人之論文章，大率以文化為言。即在韓、柳同時或稍後之人，其並不言文以明道，而也足為韓、柳之羽翼者，其論文主旨也大率如此。所以唐人論文恆以天文人文為比。此在初唐史家已是如此。如《周書·王褒庾信傳論》云：「兩儀定位，日月揚輝，天文彰矣；八卦以陳，書契有作，人文詳矣。」《隋書·文學傳序》云：「《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堯日則天，表文明之稱，周雲盛德，著煥乎之美。」《北齊書·文苑傳序》云：「夫玄象著明以察時變，天文也；聖達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達幽顯之情，明天人之際，其在文乎。」史家論文以不滿於南朝文學之故，所以重人文而不重詞章。唐人文論，卻正喜在此點闡發，所以漸漸形成復古的風氣了。茲錄數篇主張較明顯者於後：
大矣哉文之時義也！有天文焉，察時以觀其變；有人文焉，立言以重其范。歷年滋久，遞為文質，應運以發其明，因人以通其粹。（楊炯《王勃集序》）
辰象文於天，山川文於地，肖形最靈經緯教化，鼓天下之動，通萬物之宜，而人才作焉，三才備焉。命代大君子所以序九功，正五事，精義入神，英華發外，著之話言，施之憲章，文明之盛與天地准。（權德輿《贊皇文獻公李棲筠文集序》）
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數成而文見矣。始自天地終於草木，不能無文也，而況於人乎？且夫日月星辰，天之文也；邱陵川瀆，地之文也；羽毛彪炳，鳥獸之文也；華葉彩錯，草木之文也；天無文，四時不行矣；地無文，九州不別矣；鳥獸草木之無文，則混然而無名，而人不能用之矣；人無文則禮無以辨其數，樂無以成其章，有國者無以行其刑政，立言者無以存其勸誡。文之時用大矣哉。在人，賢者得其大者，禮樂刑政勸誡是也。不肖者得其細者，或附會小說以立異端，或雕斲成言以裨對句，或志近物而玩童心，或順庸聲以諧俚耳。其甚者則矯誣盛德，污衊風教，為蠱為蠹，為妖為孽。噫！文之弊有至是者，可無痛乎？（李舟《獨孤常州集序》）
夫大者天道，其次人文。在昔聖王以之經緯百度，臣下以之弼成五教；德又下衰，則怨刺形於歌詠，諷議彰乎史冊。故道德仁義非文不明，禮樂刑政非文不立。文之興廢視世之治亂，文之高下視才之厚薄。唐興，接前代澆醨之後，承文章顛墜之運，王風下扇，舊俗頓易，不及百年，文體反正。洎公（獨孤及）為之，則又操道德為根本，總禮義為冠帶，以《易》之精義，《詩》之雅訓，《春秋》之褒貶，屬之於詞。故其文寬而簡，直而婉，辯而不華，博厚而高明。論人無虛美，比事為實錄。天下凜然，復睹兩漢之遺風。（梁肅《常州刺史獨孤君集後序》）
如右諸說，與《文心雕龍》所謂「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云云有何分別。所以以天文人文而為言者，其所謂文當然要合於道，而所謂「道」，當然可以不限於儒家之道，而也未嘗不可僅限於儒家之道。如權德輿《中嶽宗玄先生吳尊師集序》云：
道之於物，無不由也，無不貫也，而況本於玄覽，發為至言。言而蘊道，猶三辰之麗天，百嘉之麗地，平夷章大，恬淡溫粹，飄飄然軼八紘而泝三古，與造物者為徒。其不至者，遣言則華，涉理則泥，雖辯麗可嘉，采真之士不與也。（《權載之文集》二十三）
此所謂「言而蘊道」即是指道家之道言者。至如尚衡《文道元龜》云：
文道之興也，其當中古乎？其無所始乎？且天道五行以別緯，地道五色以別方，人道五常以別德。《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非五緯孰可以知天！非五方孰可以辨地！非五常孰可以化人！文之為道，斯亦遠矣。天人之際其可得於是乎？
夫卦始乎三畫，文章之閫，大抵不出乎三等，斯乃從人而有焉。工與不工，各區分而有之。君子之文為上等，其德全；志士之文為中等，其義全；詞士之文為下等，其思全。其思也，可以綱紀物，義也，可以動眾，德也，可以經化。化人之作其惟君子乎？君子之作先乎行，行為之質；後乎言，言為之文。行不出乎言，言不出乎行。質文相半，斯乃化成之道焉。志士之作，介然以立誠，憤然有所述，言必有所諷，志必有所之，詞寡而意懇，氣高而調苦，斯乃感激之道焉。詞士之作，學古以抒情，屬詞以及物，及物勝則詞麗，抒情逸則氣高。高者求清，麗者求婉，恥乎質，貴乎情，而忘其志，斯乃頹靡之道焉。
古人之貴有文者，將以飾行表德，見情著事，杼軸乎天人之際，道達乎性命之元，正復乎君臣之位，昭感乎鬼神之奧。苟失其道無所措矣。君子也，文成而業著；志士也，文成而德喪。然今之代其多詞士乎？代由尚乎文者。以斯文而欲軌物范眾，經邦敘政，其難致乎化成。悲夫！敢著元龜，庶觀文章之道，得喪之際，悔吝之所由者也。
此以君子之文為標的，以德全者為上，便偏主於質，同於宋代道學家的論調了。後此諸人，如呂溫之《人文化成論》（《呂和叔文集》十）如顧況之《文論》（《全唐文》五百二十九），大率皆發揮此旨，而更偏極端。茲錄其文於後：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能諷其言，蓋有之矣；未有明其義者也。嘗試論之：夫一二相生，大鈞造物，百化交錯，六氣節宣：或陰闔而陽開，或天經而地紀，有聖作則，實為人文。若乃夫以剛克，妻以柔立，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此室家之文也。君以仁使臣，臣以義事君，予違汝弼，獻可替否，此則朝廷之文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九流異趣，百揆同歸，此則官司之文也。寬則人慢，糾之以猛；猛則人殘，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此刑政之文也。樂勝則流，遏之以禮；禮勝則離，和之以樂：與時消息，因俗變通，此教化之文也。文者蓋言錯綜庶績，藻繪人情，如成文焉以致其理。然則人文化成之義，其在茲乎？而近代諂諛之臣，特以時君不能則象乾坤，祖述堯舜，作化成天下之文，乃以旂裳冕服，章句翰墨，為人文也。遂使君人者浩然忘本，沛然自得，盛威儀以求至理，坐吟詠而待太平，流蕩因循，敗而未悟，不其痛歟？必以旂常冕服為人文，則秦漢魏晉聲明文物，禮縟五帝，儀繁三王，可曰「煥乎其有文章」矣。何衰亂之多也！必以章句翰墨為人文，則陳後主、隋煬帝雍容倚靡，洋溢簡編，可曰「文思安安」矣。何滅亡之速也，核之以名義，研之以情實，既如彼；校之以今古，質之以成敗，又如此。《傳》不云乎？「經緯天地曰文。」《禮》不云乎？「文王以文理。」則文之時義其大矣哉！焉可以名數末流，雕蟲小技廁雜其間也。（呂溫《人文化成論》）
《周語》之略曰，孝、敬、忠、信、仁、義、智、勇、教、惠、讓皆文也。天有六氣，地有五行，此十一者經緯天地，葉和神人，名之為文，其實行也。文顧行，行顧文，文行相顧，謂之君子之文。為龍為光。上古雲，「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堯之為君，「聰明文思」，「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代，草木鳥獸，皆樂文王之沼曰靈沼，文王之台曰靈台，虞、芮不識文王，入文王里，所見耕者讓畔，行者讓路，班白不提挈，自相謂曰，吾黨之小子，不可治於君子之庭，詩人美之雲，「文王斷虞、芮之訟」。晉文與楚子戰而霸，諡曰文公。夫以伏羲之文造書契；黃帝之文垂衣裳；重華之文除四凶，舉八元；周公之文布法於象魏；夫子之文木鐸徇路，此其所以理文也。伊尹之文放太甲，霍光之文廢昌邑，呂尚之文殺華士，穰苴之文斬莊賈，毛遂之文定楚從，藺相如之文奪趙璧，西門豹之文引漳水沉女巫。建安、正始，洛下、鄴中，吟詠風月，此其所以亂文也。夫以文求士，十致八九，理亂由之，君臣則之。堯舜禹湯有文，桀紂幽厲無文。太顛閎夭有文，飛廉惡來無文。昔霍去病辭第，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於國如此，不得謂之無文。范蔚宗著《後漢書》，其妻不勝珠翠，其母唯薪樵一廚。於家如此，不得謂之有文。且夫日月麗乎天，草木麗乎地，風雅亦麗於人。是故不可廢。廢文則廢天，莫可法也。廢天則廢地，莫可理也。廢地則廢人，莫可象也。鬱郁乎文哉！法天理地象人者也。《周易》贊《乾》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贊《坤》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唯大者配乾，至者配坤，幽者賾鬼神，明者賾禮樂，不失於正，謂之為文。（顧況《文論》）
論人文而輕視名數末流，雕蟲小技，猶可言也。論文而至以孝敬忠信，仁義智勇等為文，甚且以霍去病非無文，范曄宗非有文，則不免太偏於廣義的人文方面了。所以劉勰《原道》，雖也根於人文立論，而較重自然，不局於儒家之旨。而唐人之論人文，則漸漸狹其範圍，成為儒家的論旨。此所以由原道說可以漸漸成為載道說也。紀昀《批文心雕龍·原道》篇云：「文以載道，明其當然；文原於道，明其本然。」實則明其本然者，指聖作而言，明其當然者指後人徵聖之作而言。義界大小蓋由於此。所以同樣的論「自然」，唐人所論也較劉氏的意義為狹。這於獨孤郁《辯文》一篇中可以見之。《辯文》云：
或曰「文所以指陳是非，有以多為貴也。其要在乎彩飾其字，而慎其所為體也。」又曰：「文章乃一藝耳。」是皆不知上流之文，而文之所由作也。夫天之文位乎上，地之文位乎下，人之文位乎中。不可得而增損者，自然之文也。故伏羲作八卦以象天地，窮極終始，萬化無有差忒，故《易》與天地准。此聖人之文至也。但合其德而三才之道盡，後聖有作，不能使之為五或七而九洎曲折者，是其文之至也。文字既生，治亂既形，仲尼作《春秋》以繩萬世，而褒貶在一字，是亦文之至者乎？然則《易》卦之一畫，《春秋》之一字。豈所謂崇飾之道，而尚多之意邪？夫文者，考言之具也。可以革，則不足以畢天地矣。故聖人當使將來無得以筆削，果可以包舉其義，雖一畫一字其可已矣。病不能然，而日必以彩飾之能，援引之富，為作文之秘訣，是何言之末歟？
夫天豈有意於文彩耶？而日月星辰不可逾。地豈有意於文彩耶？而山川丘陵不可加。八卦《春秋》豈有意於文彩耶？而極與天地侔。其何故得以不可越？自然也。夫自然者，不得不然之謂也。不得不然，又何體之慎邪？……是故在心曰志。宣於口曰言。垂於書曰文。其實一也。若聖與賢則其書文皆教化之至言也。徒見其纖靡而無根者，多紿曰文與藝，嗚呼！（《全唐文》六八三）
論文而至以伏羲八卦孔子《春秋》為例證，真太不知昭明所謂「踵事增華」之理。這樣主張自然，便太偏於質，也成為後世道學家的論調。所以我以為自有南朝劉勰之自然說，至唐代遂以成為古文家的文，自有唐代獨孤郁諸人之自然說，至宋代遂以成為道學家的文。影響固屬不同，淵源則出於一。蓋劉勰之自然說，雖不限於儒家，而儒家之論旨也正可範圍在內的。唐人所言不過本此推闡而更著眼在儒家思想以發揮耳。
唐人既以文化為文，於是論文恆及於政事。蓋不能在道的方面有所闡發，則當然論文主用，近於政治家之論文了。崔元翰《與常州獨孤使君書》云：
天之文，以日月星辰；地之文，以百穀草木。生於天地而肖天地，聖賢又得其靈和粹美，故皆含章垂文，用能裁成庶物，化成天下。而治平之主，必以文德致時雍，其承輔之臣，亦以文事助王政。而唐堯、虞、舜、禹、湯、文、武之代，則憲章法度禮樂存焉；皋陶、伯益、伊、傅、周、召之倫，則誥命謨訓歌頌傳焉：其後衛武、召穆、吉甫、仍叔成作之詩，並列於雅。孔聖無大位，由修《春秋》，述《詩》、《易》，反諸正而寄之治；而素臣邱明，游、夏之徒，又述而贊之。推是而言，為天子大臣，明王道，斷國論，不通乎文學者，則陋矣。士君子立於世，升於朝，而不繇乎文行者，則僻矣。然患後世之文，放蕩於浮虛，舛馳於怪迂，其道遂隱，謂宜得明哲之師長，表正其根源，然後教化淳矣。（《全唐文》五二三）
其論文主旨，以為「治平之主，必以文德致時雍，承輔之臣，亦以文事助王政」，離開用便不足以言文。而權德輿《博陵崔君文集序》亦謂：
《易·賁》之象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闕里之四教，門人之四科，未有遺文者。荀況、孟軻修道著書，本於仁義，經術之枝派也。迨夫騷人怨思之作，游士縱橫之論，刺譏捭闔，文憲陵夷。至漢廷，賈誼、劉向、班固。揚雄、司馬遷、相如之倫，郁然復興，有古風烈。然則文之用也，橫三才之中，經紀萬事，章明群類，不可已也。
殷之說命，周之命君陳君牙，楚射父之訓辭，鄭東里之潤色，天子諸侯告命之文也。張老之輪奐，史克之《》、《》，吉甫之清風，伯喈之無愧，賢士大夫頌述之文也。至若夫子紀延陵墓，叔向寓子產書，董仲舒射策言天人相與之際，阮元瑜書記翩翩之任，觸類滋多，非文不彰。後之人力不足者詞或侈靡，理或底伏，文之難能也如是。（《權載之文集》三十三）
此亦重在「用」的觀點以論其文，可知其文的內容正與其論旨相符。又如李華《尚書崔孝公集序》云：
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系乎時。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系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立身揚名，有國有家，化民成俗，安危存亡，於是乎觀之。宣於志者曰言，飾而成之曰文，有德之文信，無德之文詐。皋陶之歌、史克之頌，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詞，詐也，而士君子恥之。夫子之文章，偃、商傳焉；偃、商沒而孔伋、孟軻作，蓋六經之遺也。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遠，六經之道遁矣。論及後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則文義浸以微矣。文顧行，行顧文，此其與於古歟。
此以本乎作者哀樂系時為言，而獨孤及《趙郡李華中集序》亦謂：
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為用，亦猶涉川者假舟檝而後濟。自典謨缺，雅頌寢，王道陵夷，文教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後比興。其風流蕩而不返，乃至有飾其詞而遺其意者，則潤色愈工，其實愈喪。及其大壞也儷偶章句，使枝對葉比以八病四聲為梏拲，守之如奉法令，聞皋陶、史克之作，則呷然笑之。天下雷同，風馳雲趨，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猶木蘭為舟，翠羽為檝，玩之於陸而無涉川之用。痛乎流俗之惑人也久矣。
帝唐以文德敷又於下，民被王風，俗稍丕變，至則天太后時陳子昂以雅易鄭，學者浸而響方。天寶中公與蘭陵蕭茂挺、長樂賈幼幾，勃焉復起，用三代文章，律度當世。公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經為泉源，抒情性以托諷，然後有歌詠。美教化、獻箴諫，然後有賦頌。懸權衡以辯天下公是非，然後有論議。至若記敘編錄銘鼎刻石之作，必采其行事，以正褒貶，非夫子之旨不書。故風雅之指歸，刑政之根本，忠孝之大倫，皆見於詞。然後中古之風復形於今。（《毗陵集》十三）
此文亦正申李氏「本乎作者哀樂系時」之旨。崔、李二氏，其自己論文之旨，與人之所以序其文者，皆重在政化的方面，亦可知其論文主旨之偏重於用了。稍後梁肅論文，闡說此意便更為明顯。如云：
文章之道與政通矣。世教之污崇，人心之薄厚，與立言立事者邪正臧否，皆在焉。故登高能賦可以觀者，可與圖事；誦詩三百可以將命，可與專對。（《秘書監包府君集序》）
予嘗論古者聰明睿智之君，忠肅恭懿之臣，敘六府三事，同八風七律，莫不言之成文，歌之成聲。然後浹於人心，人心安以樂；播於風俗，風俗厚以順。其有不由此者，為理則粗，在音則煩。粗之弊也悖（一作「朴」），煩之甚也亂。（《李泌文集序》）
文之作：上所以發揚道德，正性命之紀；次所以裁成典禮，厚人倫之義；又其次所以昭顯義類，立天下之中。三代之後其流派別。炎漢制度，以霸王道雜之，故其文亦二：賈生、馬遷、劉向、班固，其文博厚，出於王風者也；枚叔、相如、揚雄、張衡，其文雄富，出於霸塗者也。（《左補闕李翰前集序》）(5)
因此，可知柳冕論文主於教化，正是此種思想的關係了。
第二目 柳冕
柳冕字敬叔，貞元中官御史中丞、福州刺史充福建觀察使。《全唐文》五百二十七卷錄其文。其時代略較韓愈為前，文學觀亦頗同於韓愈，誠是古文家論文之先聲。尤其重要的，是他以教化論文的主張。因為此種主張是他以前以文化論文，與他以後以道論文的樞紐。由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言，實在有特別提出的必要。
大抵柳氏論文是徹頭徹尾的實用主義。其所謂用的標準是什麼，便是教化。他以為文章宜本於教化，他說：
故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則是一技耳。——語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文章，技藝之流也；故夫子末之。是以四楊、荀、陳，以德行經術名震海內，門生受業，皆一時英俊，而文章之士不得行束修之禮。非夫兩漢近古猶有三代之風乎？惜也系王風而不本於王化！（《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
昔堯舜歿，《雅》、《頌》作；《雅》、《頌》寢，夫子作。未有不因於教化為文章以成國風。（《答荊南裴尚書論文書》）
文章本於教化，形於治亂，繫於國風。故在君子之心為志，形君子之言為文，論君子之道為教。《易》雲「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君子之文也。自屈、宋已降為文者本於哀艷，務於恢誕，亡於比興，失古義矣。雖揚、馬形似，曹、劉骨氣，潘、陸藻麗，文多用寡，則是一技，君子不為也。（《與徐給事論文書》）
以教化為標準，所以攻擊今文而推崇古文。其《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云：
且今之文章與古之文章立意異矣。何則？古之作者，因治亂而感哀樂，因哀樂而為詠歌，因詠歌而成比興。故《大雅》作則王道盛矣。《小雅》作則王道缺矣，《雅》變《風》則王道衰矣，《詩》不作則王澤竭矣。至於屈、宋，哀而以思，流而不返，皆亡國之音也。至於西漢，揚、馬已降，置其盛明之代，而習亡國之音，所失豈不大哉！然而武帝聞《子虛》之賦，嘆曰：「嗟乎朕不得與此人同時。」故武帝好神仙，相如為《大人賦》以諷，上讀之，飄飄然反有陵雲之志。子云非之曰：「諷則諷矣，吾恐不免於勸也。」子云知之，不能行之。於是《風》、《雅》之文變為形似，比興之體變為飛動，禮義之情變為物色，《詩》之六義盡矣！何則？屈、宋唱之，兩漢扇之，魏晉江左隨波而不返矣。
這種論調宛然是後來白居易詩的復古說之口吻。其《與徐給事論文書》云：
昔武帝好神仙，而相如為《大人賦》以諷。帝覽之，飄然有凌雲之氣。故揚雄病之曰：「諷則諷矣，吾恐不免於勸也。」蓋文有餘而質不足則流，才有餘而雅不足則盪，流蕩不返，使人有淫麗之心，此文之病也。雄雖知之，不能行之，行之者惟荀、孟、賈生、董仲舒而已！
這種論調又同於韓愈的主張。所以這種提倡古文的論調，便是韓柳的先聲。
以教化為標準，所以創為文道合一的主張。其《答荊南裴尚書論文書》云：
君子之儒學而為道，言而為經，行而為教，聲而為律，和而為音；如日月麗乎天無不照也，如草木麗乎地無不章也，如聖人麗乎文無不明也。故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謂之文；兼三才而名之曰儒。儒之用，文之謂也。言而不能文，君子恥之。及王澤竭而詩不作，騷人起而淫麗興，文與教分而為二：以揚、馬之才則不知教化，以荀、陳之道則不知文章。以孔門之教評之，非君子之儒也。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則德勝，文不及道則氣衰。文多道寡，斯為藝矣。
其《答徐州張尚書論文武書》云：
夫文章者本於教化，發於情性。本於教化，堯舜之道也；發於情性，聖人之言也。自成康沒，頌聲寢，騷人作，淫麗興。文與教分而為二。不足者強而為文，則不知君子之道，知君子之道者，則恥為文。文而知道，二者兼難，兼之者大君子之事。上之，堯、舜、周、孔也；次之，游、夏、荀、孟也；下之，賈生、董仲舒也。
夫日月之麗，仰之愈明，金石之音，聽之彌清。故聖人感之而文章生焉，教化成焉。哀樂形焉。逮德下衰，文章教化，掃地盡矣。
噫！聖人之道，猶聖人之文也。學其道不知其文，君子恥之。學其文不知其教，君子亦恥之。
又《答衢州鄭使君論文書》云：
門人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即聖人之道可企而及之者，文也。不可企而及之者，性也。蓋言教化發乎性情，系乎國風者謂之道。故君子之文必有其道。道有深淺，故文有崇替；時有好尚，故俗有雅鄭。雅之與鄭，出乎心而成風。昔游、夏之文，日月之麗也，然而列於四科之末，藝成而下也。苟文不足，則人無取焉。故言而不能文，非君子之儒也；文而不知道，亦非君子之儒也。
這種論調又同於韓愈的主張。形式方面以古文為依歸，實質方面以儒道為依歸。所以我說在批評方面，柳冕實開韓、柳之先聲。
然而一般講文學史或文學批評史的，大都重視韓愈而忽於柳冕，則又何歟？其最重要的一點，或由於柳冕的文不逮韓愈。這一點柳冕亦自知之，而屢言之。他說：
小子志雖復古，力不足也。言雖近道，辭則不文，雖欲拯其將墜，末由也已。（《答荊南裴尚書論文書》）
老夫雖知之不能文之，縱文之不能至之。況已衰矣，安能鼓作者之氣，儘先王之教。（《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
仆自下車為外事所感，感而應之，為文，不覺成卷，意雖復古，而不逮古，則不足以議古人之文。（《與徐給事論文書》）
有心無力，這是他不及韓愈的地方。韓文流傳既盛，則其論文的思想當然易為人所注意，而柳冕便不免為人所忽視了。但我以為這猶不是較重要的關係。其較重要者，乃在其論文見解之不盡相同。
蓋柳冕之所謂「文章」，混詩與文而言之。韓愈之所謂「文」，則專就非韻非駢的散體言之。因這一點的不同，所以柳冕論文，重在諷諭，而以為要根於教化了。韓愈便不是如此。他專就與詩文分途之文言，所以可以明道，所以可以不必兼及政事。待到韓柳的古文運動成功以後，只有詩、文之分，而無文、筆之分，所以柳冕之混詩與文而言之者，也不易為人所注意了。
我們試看，韓愈論文其重要之點，即在提出兩個問題：一是「道」的問題，一是「氣」的問題。柳冕於此，不是不注意到。他也曾言「道」，也曾言「氣」，但是說來總不免較韓愈更偏一些。則以混詩與文而言之，所以只能以教化為標準，而以教化為標準，則便容易偏到極端的實用主義，於是反成為政治家的論文主張了。
柳冕《與權德輿書》論當時制舉之弊云：
進士以詩賦取人，不先理道；明經以墨義考試，不本儒意；選人以書判殿最，不尊人物：故吏道之理天下，天下奔競而無廉恥者，以教之者末也。
又云：
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君子之儒，教之本也。明六經之注，與六經之疏，——小人之儒，教之末也。今者先章句之學，後君子之儒，以求清識之士，不亦難乎！
這種思想且開宋代道學家的先聲了，所以他《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又說：
相公如變其文，即先變其俗。文章風俗其弊一也，變之之術，在教其心，使人日用而不自知也。伏惟尊經術，卑文士。經術尊則教化美，教化美則文章盛，文章盛則王道興，此二者在聖君行之而已。
這樣的文學復古論，要從文化復古著手，誠然是根本的解決了。所以他的主張，是徹頭徹尾的教化主義，他以為「尊經術則教化美」，尊經術即是教化的方法，而教化之所由能美即在於「教其心，使人日用而不自知」。易以現代的用語，即是所謂改造環境；環境改造，則作者之性情亦得而變矣。他又以為「教化美則文章盛」，敦化既美則變易其心，即所謂「君子之儒必有其道」也。教化美而文章盛，又所謂「有其道必有其文」也。他又以為「文章盛則王道興」，蓋「文而不知道，亦非君子之儒」。所以文章既盛，則王道自興。待到王道能興，則文章之作用始顯，而同時便收到教化的效果。此所以慨然地說「文章風俗其弊一也」；此所以以為「如變其文即先變其俗」也。茲復將上文所述列為圖式如下：
我常以為古文家之論文，比較只重在「文」的問題，道學家之論文，則兼顧到「心」與「道」的問題，政治家之論文，才於「心」與「道」之外更須兼顧到教化的問題。所以徹頭徹尾的教化主義，便成為政治家的論文主張了。韓愈論道，僅足為道學家張目，柳冕論道，適成為政治家文論的先聲。這又是他們不同之點。而且，柳冕所論雖亦言之成理，但是可惜昧於社會進化的情形。他以為只須在聖君行之足矣。聖君行之，則移風易俗猶反掌耳；變文章，振文雅，亦猶反掌耳。他又說：「蕭、曹雖賢不能變淫麗之體，二荀雖盛不能變聲色之詞，房、杜雖明不能變齊梁之弊，是則風俗好尚系在時王，不在人臣明矣。」（《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則完全是宋儒所謂人主正心誠意則國治而天下平的主張，未免把社會事情看得太單簡，太容易了。——這是就論道的方面言者。
又他既不重齊梁的音律，則當然重在文氣。所以他說：
夫善為文者，發而為聲，鼓而為氣。直則氣雄，精則氣生，使五彩並用而氣行於其中。故虎豹之文，蔚而騰光，氣也。日月之文，麗而成章，精也。精與氣，天地感而變化生焉，聖人感而仁義行焉。不善為文者反此，故變《風》變《雅》作矣。六藝之不興，教化之不明，此文之弊也。噫！文之無窮，而人之才有限。苟力不足者，強而為文，則蹶，強而為氣，則竭，強而為智，則拙。故言之彌多，而去之彌遠。（《答衢州鄭使君論文書》）
可是，因他重在教化，於是所謂氣也者遂不限於文章的氣勢而含有志氣風氣的意味了。其《答楊中丞論文書》云：
來書論文盡養才之道，增作者之氣，推而行之，可以復聖人之教，見天地之心，甚善。嗟乎！天地養才而萬物生焉；聖人養才而文章生焉；風俗養才而志氣生焉。故才多而養之，可以鼓天下之氣。天下之氣生，則君子之風盛。古者陳詩以觀民風：君子之風，仁義是也；小人之風，邪佞是也。風生於文，文生於質，天地之性也；止於經，聖人之道也；感於心，哀樂之音也。故觀乎志而知國風。逮德下衰，《風》、《雅》不作，形似艷麗之文興，而《雅》、《頌》、比、興之義廢。艷麗而工，君子恥之。此文之病也。
嗟乎！天下之才少久矣，文章之氣衰甚矣，風俗之不養才病矣，才少而氣衰使然也。故當世君子，學其道，習其弊，不知其病也。所以其才日盡，其氣益衰，其教不興，故其人日野。如病者之氣，從壯得衰，從衰得老，從老得死，沉綿而去，終身不悟，非良醫孰能知之。
他以為「風俗養才而志氣生焉」，他以為「才多而養之，可以鼓天下之氣」。故其所謂「氣」，一方面是志氣，一方面是風氣。這樣的文氣論亦誠可謂從根本解決了。然而，亦適以成為政治家的論文主張而已。——這又是就論氣的方面言者。
第三目 韓愈
李漢《昌黎先生集序》稱韓愈在文壇上革新的功烈，謂：「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不錯，他在當時，真有雄偉不常的力量，真有摧陷廓清的功績。這個關係，由於他縱橫恣肆的文章者半，由於他明確有力量的文學批評者亦半。
韓愈《伯夷頌》極稱他的「特立獨行」，極稱他的「不顧人之是非，……信道篤而自知明」，極稱他的「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所以他說，「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這一點精神即是韓愈所特具的精神。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以為「此乃退之生平制行作文宗旨，此自況之文也」。這話誠不錯。明白韓愈這一點特性，然後知道他的文學批評所以能有摧陷廓清的力量者正在此。其《與馮宿論文書》云：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但力為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仆為文久，每自測，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則人以為好矣。小慚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慚者即必以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俟知者知耳。
昔揚子云著《太玄》，人皆笑之。子云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云必好之矣。」子云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云，可嘆也。其時桓譚亦以為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云豈止與老子爭強而已乎？此未為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為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不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韓昌黎集》十七）
這種勇於自信的態度，實是韓愈的長處。李漢說：「時人始為驚，中而笑且排，先生心益堅；其終，人亦翕然而隨以定。」他始終抱定他文學批評的主張以作為文章，這是他所以能奏摧陷廓清之功之一個原因。
正因為他的特立獨行，勇於自信，所以他又能在舉世恥相師的風氣之下，毅然地以師自任，毅然地以文為教。以文為教，即無形中為他的文學批評作劇烈的宣傳，當然有摧陷廓清的力量了。唐以前無以文為教者，以文為教自韓愈始。蓋韓愈以前所謂以文為教者，不過「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而已。授之書而習其句讀，則是所謂章句師耳。柳宗元《答嚴厚輿論師道書》云：「馬融、鄭玄者，二子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仆幸非其人。吾子欲之，其有樂而望吾子者矣。言道講古，窮文辭以為師，則固吾屬事。」所以韓愈之以文為教，正是欲「言道講古，窮文辭」以為事者。這樣的以文為教，始有文學的——同時亦兼有道學的——意味，而不限於章句訓詁的講解了。
韓愈《師說》云：「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所傳何道，所授何業，與所解何惑，須知這正是韓愈以文為教的內容。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解此最為精愜。他說：「傳道謂修己治人之道，授業謂古人六藝之業，解惑謂解此二者之惑。韓公一生學道好文，二者兼營，故往往並言之。末幅雲『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仍作雙修。」可知韓氏之教不外傳道、授業，二者而已。實則傳道是後世道學家的事，授業則正是當時古文家的事。所以韓愈於此二者雖是並重，而比較言之，則韓愈於道的方面所窺尚淺，於文的方面所得實深。故韓門弟子與其謂之學道，不如謂為學文。李翱之文出於韓愈，而李翱之思想卻不盡出於韓愈，易言之，即其文同於韓愈，而其所謂學所謂道則不盡同於韓愈；《復性》一書決不能與《原道》、《原性》諸作等量齊觀，則所謂韓氏之教亦不外文而已。韓愈《答劉正夫書》謂「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可知他便是欲以文昌聖人之道者。蓋中國舊時學術，始終逃不出六藝經典的範圍：漢人通其訓詁章句，於是有所謂漢學；宋人明其義理，於是有所謂宋學。在唐人則不過重在文辭方面。——學其文章——以為漢宋學術之過渡之樞紐而已。研究之對象仍一，不過方法有不同，方面有不同而已。劉勰云：「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贊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文心雕龍·序志》篇）則知唐人之於經典，重在文章，亦自然之趨勢然也。由這樣講，所以吾謂以文為教自韓愈始。漢人訓詁之學是以字為教，宋人義理之學，是以道為教，唐人文章之學，則以文為教。訓詁之學重在說明，義理之學重在解悟，而文章之學則重在體會，所以可以因文以及道，所以可以為漢宋學術過渡之樞紐。由這樣講，所以他的以文為教，自有他時代的重要的價值，而當然易於奏摧陷廓清之功了。這又是第二個重要的原因。
由第一點言，所以他的論文主張，抱定隨波逐流者不傳，特立獨行者傳；與世浮沉者不傳，能自樹立者傳。我們看他《答劉正夫書》所言：
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睹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沉浮，不自樹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
今後進之為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為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韓昌黎集》十八）
「能自樹立不因循」即是他的特性，原來他的文學批評所以欲一反當時風尚者，不外欲不循常而已，欲不循常而其道無由，於是取法於古。取法於古則不隨俗矣。不隨俗則能自樹立矣。能自樹立而猶不因循，不甘暴棄，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所以這樣的取法於古，是革新而不是返舊。而這樣的為當時所怪也是特出流俗而不是背道而馳。惟「異」，才可以進於「能」；亦惟「能」，才可以成其「異」。其作品之能成功者在是，其批評之有價值者也在是。
由第二點言，所以他的論文主張雖重在宗經則古，而同時也兼主明道。其《進學解》云：
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牴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隙，張皇幽渺。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沉浸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云、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宏其中而肆其外矣。（《韓昌黎集》十二）
這段自述，至為重要。可為韓愈用力於文之證，亦可謂韓門設教之方。他是這樣傳道授業，二者並重的，所以他的教人，雖重在文，而不離於道。他以為為什麼要學文？就因為道。如云：
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答李秀才書》）
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題歐陽生哀辭後》）
他又以為為什麼要作文？也因為道。如云：
讀書以為學，纘言以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蓋學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也。苟行事得其宜，出言得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送陳秀才彤序》）
這樣為道而學文，為道而作文，所以有類於道學家的主張了。
第一點是文的外形的問題，第二點是文的內質的問題。由外形言則重在異，這是韓門皇甫湜一派的主張。由內質言，則重在道，這是韓門李翱一派的主張。偏於外形者，以「古聖賢人為法」，猶不脫古文家的面目；偏於內質者，以「志乎古道」為旨，有時非成為道學家不止。而韓愈之為文與論文，於此二點，正能不偏不畸同時兼顧者。
蓋韓愈對於文與道的態度與道學家不同。韓愈是因文而及道，道學家是求道而忽文。一個是體會有得，一個則得魚忘筌。韓愈《答劉正夫書》云：
或問為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為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唯其是爾。」
這正是他因文及道的一種說明。在當初，不過為文師古聖賢人而已，其後始進到師其意不師其辭。能師其意則能辨其是非，而於道也自然有所得了。這種態度，在道學家看來是倒學，因為所謂「師其意」雲者正不必為了「為文」的緣故。
這猶是說「為文」所下的工夫。待到既有所得，發而為文，則「為文」的作用，在道學家看來是載道，在古文家說來是明道。載道則文是道的工具，明道則文是道所流露。這是作文而歸於道的工夫。所謂「卒澤於仁義道德，炳如也」。韓愈《答尉遲生書》云：
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哲者無疑，優遊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韓昌黎集》十五）
一方面因文而及道，一方面作文而歸於道，這是他的文道合一說。
明白他的文道合一說，然後可以進窺他的論文之精義。其《送高閒上人序》云：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韓昌黎集》二十一）
這一節話頗為重要。姚鼐《古文辭類纂》謂「韓公此言，本自狀所得於文事者」。曾國藩《求闕齋日記》更為闡發之云：「機應於心熟極之候也；《莊子·養生主》之說也。不挫於物，自慊之候也；《孟子》「養氣」章之說也。不挫於物者，體也、道也、本也；機應於心者，用也、技也、末也。韓公之於文，技也進乎道矣。」這些話都極恰當。確可用以自狀其所得於文事者，確也可看出他論文主張之融合莊、孟二家而冶於一爐。因為這正是所謂「能自樹立不因循」的註解。不挫於物則能自樹立矣；機應於心，則又正從不因循得來。一以見信道之堅，一以見學文之功，所以此文雖是指書法而言，而其理卻可通於文藝。如其不信，講再看他的《答李翊書》一文。他說：
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真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
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
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韓昌黎集》十六）
這一節很重要。韓愈文學批評之精義，悉萃於是，不過因其行文反覆曲折，所以昔人雖知其重要，而罕見有能闡發之者。實則若以此文與《送高閒上人序》參互比證，便可互相映發。此文中最重要的兩句，即是「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十字，其餘諸論，多不過為此二語之註腳耳。所謂「無望其速成」者，即不因循之意，即「游之乎詩書之源」，而無絕其源之謂也。韓愈自謂學之二十餘年，即不望速成之例證。能如是，便到神的境界，所謂「汩汩然來矣」。此則機應於心之說也。究其意，實本於《莊子》。所謂「無誘於勢利」者，即「能自樹立」之意，即「行之乎仁義之途」，而無迷其途之謂也。韓愈自謂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雲者，又即不迷其途之例證。能如是，自能「識古書之真偽，昭昭然白黑分矣」。積極方面能不迷其途，斯消極方面無人之見存，不至隨人笑譽以為喜憂，此則不挫於物之說也。無人之見存而能不挫於物，則神完守固，便到浩氣流行的境界，所謂「浩乎其沛然矣」；又所謂「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也。而所以致此氣盛言宜之故，即在積極方面的無迷其途，所以謂「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這又不是孟子所謂「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之意嗎？杜甫論詩，很能融會莊子論神，孟子論氣之說而為一；韓愈則言之更明，蓋亦自然之機運然歟！
第四目 柳宗元
唐代文家，首推韓、柳。自韓、柳出而提倡古文，於是始一革舊時雕章繪句之弊。其摧陷廓清之功，在文學史或文學批評史上誠有相當的價值。不過韓柳雖是齊稱，而因個性之不同，其成就亦微有差異。韓猶有得於道，柳則僅工於文。所以在文學史上，則柳宗元的筆致雋潔，其成就不遜於韓；而在文學批評史上，則韓愈以勇於自信，大聲疾呼，其摧陷廓清之功實遠勝於柳。
以前講過，韓愈在文學批評史上，所以能奏摧陷廓清之功者，在好為人師，以文設教。現在且看柳宗元則何如呢？柳便沒有韓愈這般膽氣了。他說：
言道講古，窮文辭以為師，則固吾屬事。仆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又不為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吾子無以韓責我。（《答嚴厚輿論師道書》）
仆避師名久矣。……其所不樂為者，非以師為非，弟子為罪也，有兩事，故不能。自視以為不足為一也；世久無師弟子，決為之且見非，且見罪，懼而不為，二也。（《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辱書雲欲相師。仆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敢為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固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他並不是不願為師，實在是不敢為師，而且也不能為師。他沒有韓愈特立獨行的個性，所以不敢為師。他又不能如韓愈之有見於道而勇於自信，所以也不能為師。他雖能文，但是他以為是無所師法的。其《復杜溫夫書》云：
吾雖少，為文不能自雕斲，引筆行墨，快意累累，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立言狀物，未嘗求過人。（《柳河東集》三十四）
這話誠不錯，文藝之精微，本是「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者。自己之能文，既何所師法，則又將何以詔示於人呢？所以他當然覺得「自視以為不足為」了。他以為所可傳授者只是一些粗跡。所以他又說：
但見生用助字不當律令，惟以此奉告。所謂「乎」、「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爾」、「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慎思之則一益也。
他覺得所可告人者，僅此而已！僅此則又何足以為師。這不敢為師與不足為師，真是他所謂「有兩事，故不能」者。
然而柳宗元在文學批評史上的影響和地位，雖不如韓愈之大，而就其論文見解言，卻並不在韓愈之下。即其作風也能超然於韓愈之外不為韓門二派所牢籠。這個原因是什麼？則以柳兼工詩而韓門諸人則工詩者僅僅工詩，工文者僅僅工文，故其論文見解，不過得韓一端而不能自外於韓愈。又以韓偏擅散體，柳則兼工駢儷；韓文出自經，柳文出自史，故韓較偏於雜文學方面而柳則近於純文學。所以柳氏之論文見解，不僅不同於韓門二派，抑且能自外於韓愈。
這個關係，即可於其對於「文」的含義見之。韓愈所謂文，大率指「古文」而言，柳宗元所謂文，則有時可兼指韻文而言，有時可兼指駢儷而言。如其《楊評事文集後序》云：
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恆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怍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隟，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益甚矣。（《柳河東集》二十一）
又其《西漢文類序》云：
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辯論之辭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紀言《尚書》、《戰國策》成敗興壞之說大備，無不苞也。噫！是可以為學者之端耶？（《柳河東集》二十一）
則知其所謂「文」固兼韻體駢體而言之了。所以就韓柳二氏對於「文」的含義而言，已可看出這一點的不同。
這個關係，又可於其對於道的態度言之。韓愈所言道，是專就儒家而言，而柳宗元所言，則可兼指釋家之道。韓主排佛而柳卻好佛。柳氏雖謂文須宗經而其歸在不出孔子，但他於《送僧浩初序》明言韓愈闢佛為忿其外而遺其中，知石而不知韞玉。且謂「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這竟為宋人陽儒陰釋的道學，樹之先聲了。所以就韓、柳二氏對於道的態度而言，又須注意這一點的差異。
明此關係，則知柳氏文論盡與韓愈相類而畢竟不同。其《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云：
秀才時見咨，仆有諸內者，不敢愛惜。大都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採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余書俟文成異日討也。其歸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賢士所懍懍者。求孔子之道，不於異書。秀才志於道，慎勿怪，勿雜，勿務速顯。道苟成則勃然爾，久則蔚然爾。源而流者，歲旱不涸。蓄谷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然則成而久者，其術可見。雖孔子在，為秀才計，未必過此。（《柳河東集》三十四）
又《報崔黯秀才書》云：
辱書及文章，辭意良高，所響慕不凡近，誠有意乎聖人之言。然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矣。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內者也。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為工，遒密以為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辭而書；其所望於仆，亦匪辭而書：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遠乎？仆嘗學聖人之道，身雖窮，志求之不已庶幾可以語於古。恨與吾子不同州部，閉口無所發明。觀吾子文章自秀士，可通聖人之說。今吾子求於道也外，而望於予也愈外，是其可惜歟！吾且不言，是負吾子數千里不棄朽廢者之意，故復云爾也。（《柳河東集》三十四）
這些話都同於韓愈的主張；然而不足以見柳氏文論之特點。韓愈論文在《答李翊》一書，柳宗元論文，在《答韋中立論師道》一書。這些都是他們體會有得之談，所以應在這兩篇中看出他們的不同。
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云：
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
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
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
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之為文也。（《柳河東集》三十四）
這一節話申文以明道之旨，似乎也與韓愈相同。然而韓的態度是沉潛於道，而柳的態度，只在「羽翼夫道」。沉潛於道，所以要「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而「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的。羽翼夫道，所以只須勿以輕心掉之，怠心易之，昏氣出之，矜氣作之足矣。蓋韓愈所言，是孟子所謂養氣之旨，所以重在道；柳宗元所言，是劉勰所謂養氣之旨，所以又重在文。這些分別，必須看出，才能明柳氏論文之旨。所以我以為柳氏《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一篇更須與他的《與楊京兆憑書》一篇參互比觀，才明其義。他說：
凡為文以神志為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加以眾疾，動作不常，眊眊然騷擾，內生霾霧，填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柳河東集》三十）
「為文以神志為主」，這即是柳氏論文的主旨。所謂羽翼夫道者，正是從神志方面下手。《文心雕龍·養氣》篇雲「率志委和，則理融而情暢；鑽礪過分，則神疲而氣衰」，正是說明此意。所以柳氏所謂羽翼夫道者，依舊是文的工夫。
明得此意，然後知柳氏所謂取道之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云云者，雖重在道的方面，重在文的內容的方面，而實則《書》、《詩》、《禮》、《春秋》與《易》之風格體制也均包括在內。蓋重在論道，則宜合言之，重在論文則宜分言之。韓愈《原道》雲「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商，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朋友」，何曾對於五經之道各別道來！劉勰《文心雕龍·宗經》篇雲「《易》惟談天，《書》實記言，《詩》主言志，《禮》以立體，《春秋》辦理」，又如何能把五經之文綜合言之。所以柳氏對於取道之原，而於五經中求其質，求其恆，求其宜，求其斷，求其動，已不全是道的問題而兼有文的問題了。
明得此意，然後更知柳氏所謂旁推交通而以之為文者，正是他「有意窮文章」的地方。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所以他的所志，不在道而在文。不過他於文的方面不做「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之文而已。不做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之文，而仍有意窮文章，此則所謂「羽翼夫道」也。這是他底文的神志說。
所以他的論文，不會偏於道。韓愈以為行事得其宜，出言得其要，也是富於文學（見《送陳秀才彤序》），而柳則不如是者。其《楊評事文集後序》云：
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彩，固不足以竦動時聽，誇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
又《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云：
仆之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為是特博奕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譽，意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為道，自為罪人，舍恐懼則閒無事，故聊復為之。然而輔時及物之道，不可陳於今，則宜垂於後。言而不文則泥。然則文者固不可少耶。（《柳河東集》三十一）
於此數節中可以見其尚文之旨：所以他不會同於韓門李翱一派的主張。然而同時也不因尚文而偏主於奇。韓愈以為「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睹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答劉正夫書》）。而柳則也非如是者。他以《國語》之「文勝而言龐好詭以反倫，……輒乃黜其不臧，究世之謬，凡為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故其《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云：
夫為一書，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闊誕，以炳然誘後生，而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阱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眾矣。仆故為之標表以告夫游乎中道者焉。
這也顯與韓愈異趣，所以也不會同於韓門皇甫湜一派的主張。不偏於闡道而忽文，同時也不因尚文而主奇，這正是所謂「羽翼夫道」了。這「羽翼夫道」的態度，當然足以超出於韓愈及韓門二派而不與相同了。
第五目 韓門二派
韓愈死後，時人之論韓者有三篇文字極為重要。一篇是李翱的《祭吏部韓侍郎文》，一篇是皇甫湜的《韓文公墓志銘》，一篇是李漢的《昌黎先生集序》。李翱文云：
嗚呼！孔子云遠，楊朱恣行，孟軻拒之，乃坏於成。戎風混華，異學魁橫。兄嘗辯之，孔道益明。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剽剝不讓。儷花斗葉，顛倒相上。及兄之為，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闔怪駭，驅濤涌雲。包劉越嬴，並武同殷。六經之學，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於文。（《李文公集》十六）
皇甫湜文云：
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歸工；抉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跂（《全唐文》作「跋」）邪牴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知與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灝灝，不可窺校。及其酣放，毫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皇甫持正文集》六）
李漢文云：
汗瀾卓踔，泫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
這三篇都足以為韓文之定評。然而似乎各有著眼之點。李翱則重在道的方面，皇甫湜則重在文的方面。論韓愈復道之功以李翱所言為當；狀韓愈行文之能，又以皇甫湜所言為精。至李漢所論則混文與道而言之，又正足為他貫道之說的說明。李漢之文，傳世不多，今無可論。至李翱與皇甫湜則正足以代表韓門之二派。由作風言，韓愈確是具有二種不同的作風，其一是鯨鏗春麗，足以驚耀天下者；其又一是章妥句適，以栗密窈眇見長者。由文學批評言，韓愈確亦兼具有二種不同的主張：其一是重在外形之奇特，其又一是重在內質之合於道。至於韓門諸子便不能二者兼顧適得其中。李翱作風主於平易，其論文主旨，亦偏於道。皇甫湜作風偏於奇特，而論文主旨亦如之。所以他們二人對於韓愈之認識，也不免有所偏了。
李翱《答朱（一作「王」，一作「梁」）載言書》，自述其作古文之旨云：
吾所以不協於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也。悅古人之行者，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禮。（《李文公集》六）
此書說明他學古文之旨，全與韓愈相同。李翱此書為其論文主旨所在，與韓之《答李翊書》，柳之《答韋中立書》，同樣重要。茲節錄其文於後：
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邱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稱詠，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
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如山有恆、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淮、濟、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色黃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腸也，其味咸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
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尚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敘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時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義不深不至於理，言不信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表》、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詞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群小」，此非對也；又曰「遘閔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莞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閒閒兮，行與子旋兮」，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禦寇、莊周、鶡冠、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況、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併，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此之謂也。陸機曰「怵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輾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李文公集》六）
此書專論創意造言二者：創意是道的關係，造言是文的工夫。其論創意，歸到「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似亦兼顧到文的方面；其論造言，而推到「文章之所主」，而以為「文、理、義三者兼併，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似乎又兼顧到道的問題。據此以言，則是李翱論文，猶不甚偏重在道。
然而李翱於道，確是有所得者。即就其《復性書》而論，亦遠勝於韓愈之《原道》。宋儒理學，可謂很受此書之影響。所以他的論文主張，就創意言，蘄合於「六經之旨」，當然較偏於道。其《雜說》上云：
日月星辰經乎天，天之文也。山川草木羅乎地，地之文也。志氣言語發乎人，人之文也。志氣不能塞天地，言語不能根教化，是人之文紕繆也。山崩川涸，草木枯死，是地之文裂絕也。日月暈蝕，星辰錯行，是天之文乖盭也。天文乖盭，無久覆於上；地文裂絕，無久載乎下；人文紕繆，無久立乎天地之間：故文不可以不慎也。（《李文公集》五）
他必以志氣塞天地，言語根教化，為人之文，已很帶道的色彩了。至其《寄從弟正辭書》云：
汝勿信人號文章為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哉？
仲尼、孟軻歿千餘年矣！吾不及見其人，吾能知其聖且賢者，以吾讀其辭而得之者也。後來者不可期，安知其讀吾辭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誣也。
夫性於仁義者，未見其無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見其不力於仁義也。由仁義而後文者，性也；由文而後仁義者，習也。猶誠明之必相依爾。
貴與富，在乎外者也；吾不能知其有無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愛而屑屑於其間哉！仁義與文章，生乎內者也，吾知其有也，而能求而充之者也；吾何懼而不為哉！（《李文公集》八）
他不以文章為一藝，所以偏重在道的方面。他謂「性於仁義者，未見其無文也」。這正是上承孔子「有德者必有言」之意，下啟宋儒「道至則文自工」之說。宋人譏韓愈為「倒學」，實則李翱此文，即已逗露此意。「由仁義而後文者，性也」，這是宋人論文的見解。「由文而後仁義者，習也。」這是唐人論文的見解，而宋人所譏為倒學者。所以李翱論文，已開宋人之先聲。至其《答皇甫湜書》「欲筆削國史成不刊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為本」。又《答開元寺僧書》畏後世聖人之責不敢為釋氏作鍾銘。都可見其衛道的熱烈。
即就「造言」而言，也蘄合於「六經之詞」。所以對於詞之對與否，難與否，以為根本不成問題，因為這不是文章之所主。即就於尚異與好理二者，也要調劑折衷文質相濟。所以他決不如皇甫湜這樣偏主於奇的。雖則，他也曾申述韓愈陳言務去之旨，而偏重於新辭的創造。
至皇甫湜之論文，便偏主於奇。其《答李生第一書》云：
來書所謂今之工文，或先於奇怪者，顧其文工於否耳！夫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眾出眾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烏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非有意先之也，乃自然也。必崔嵬然後為岳，必滔天然後為海，明堂之棟，必橈雲霓，驪龍之珠，必涸深泉。足下以少年氣盛，固當以出拔為意。學文之初，且未自盡其才，何遽稱力不能哉！（《皇甫持正文集》四）
這種尚奇的主張，完全是尚文的傾向。其《答李生第二書》復申述之云：
夫謂之奇，則非正矣，然亦無傷於正也。謂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謂不如常者，謂不如常乃出常也。無傷於正而出於常，雖尚之亦可也。此統論奇之體耳，未以文言之失也。夫文者非他，言之華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務奇，然亦無傷於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難也。生意便其易者乎？
夫言亦可以通理矣，而以文為貴者，非他？文則遠，無文即不遠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生何嫉之深耶？
夫繪事後素。既謂之文，豈苟簡而已哉！聖人之文，其難及也！作《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吾何敢擬議之哉！秦漢已來至今文學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其文皆奇，其傳皆遠。生書文亦善矣，比之數子，似猶未勝，何必心之高乎？……
《書》之文不奇，《易》之文可謂奇矣。豈礙理傷聖乎？如龍戰於野其血玄黃，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此何等語也！（《皇甫持正文集》四）
此節謂奇而無傷於正，正而無傷於奇，以文奇理正為標的，固似較前書為修正一些，但以尚奇之故總不免偏於修辭方面。其後孫樵論文，亦偏主於奇，蓋正是皇甫湜一派之支流。
第六目 韓、柳以外之文論
至在韓、柳以外，其論旨不盡相同，而與當時復古的傾向，也不相背者，則有裴度、李德裕二人。裴度《寄李翱書》云：
愚謂三五之代，上垂拱而無為，下不知其帝力，其道漸被於天地萬物，不可得而傳也。夏殷之際，聖賢相遇，其文在於盛德大業，又鮮可得而傳也。厥後周公遭變，仲尼不當世，其文遺於冊府，故可得而傳也，於是作周、孔之文。荀、孟之文，左右周、孔之文也，理身、理家、理國、理天下，一日失之，敗亂至矣。騷人之文，發憤之文也；雅多自賢，頗有狂態。相如、子云之文，譎諫之文也，自為一家，不是正氣。賈誼之文化成之文也，鋪陳帝王之道，昭昭在目。司馬遷之文財成之文也，馳騁數千載，若有餘力。董仲舒、劉向之文，通儒之文也，發明經術，究極天人。其餘擅美一時，流譽千載者多矣。不足為弟道焉。然皆不詭其詞而詞自麗，不異其理而理自新。若夫典謨訓誥，文言繫辭，國風雅頌，經聖人之筆削者，則又至易也，至直也。雖大彌天地，細入無間，而奇言怪語，未之或有。意隨文而可見，事隨意而可行。此所謂文可文，非常文也。其可文而文之，何常之有！（《全唐文》五三八）
他因這樣主張自然，所以不要可文而文之。駢文家之尚對偶、聲韻，固是可文而文之，古文家的磔裂章句也未嘗不是可文而文之。這正是宋人稱韓愈為有意為文的論調。所以他並且反對古文。他又說：
觀弟近日製作，大旨常以時世之文，多偶對麗句，屬綴風雲，羈束聲韻，為文之病甚矣。故以雄詞遠致，一以矯之，則是以文字為意也。
且文者，聖人假之以達其心，心達則已，理窮則已，非故高之下之，詳之略之也。愚欲去彼取此，則安步而不可及，平居而不可逾，又何必遠關經術，然後騁其材力哉！
昔人有見小人之違道者，恥與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以異也。不知其倒之反之之非也。雖非於小人，亦異於君子矣。故文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淺，不在磔裂章句，隳廢聲韻也。人之異，在風神之清濁、心志之通塞，不在於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也。（《全唐文》五三八）
他謂「非故高之下之，詳之略之」，則古文家之所謂義法，便失其根據。古文家之所謂義法正有一部分是討論到高之下之詳之略之的問題的。我嘗謂駢文家的講聲色，與古文家之講義法同樣的以文字為意，同樣的違反自然。
至於李德裕則比較地站在純文藝的立場，其《窮愁志文章論》之論及文章云：
世有非文章者曰，辭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模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為靈物也。
曰「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這在中國文學批評論中，要算是十分漂亮的言論了。這一種的復古主張，便絲毫不拖泥帶水，牽涉道義而言之。所以他的《文箴》，即本文藝的立場以創為自然論者。其言云：
文之為物，自然靈氣，恍惚而來，不思而至。杼軸得之，淡而無味，琢刻藻繪，彌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為之，錯以金翠，美質既雕，良寶斯棄。（見其《文章論》中）
本此見解，故其《文章論》中提出兩項主張：（1）以氣救藻飾之蔽。（2）以自然的音調易人工的音律。
以前說過，駢文家以人工的音律救行文之吃，古文家以語調的氣勢救行文之吃。此意即可在李德裕《文章論》中見之。他說：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辭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為全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為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飛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李文饒外集》三）
氣而能貫即臻自然的境界，於是英辭麗藻，不足為行文之累。不會成文家之吃。他的論氣才專就語勢而言，不牽涉到先天原有的氣稟，也不牽涉到後天可以變化的氣質。因此，所以他更反對人工的音律。他又說：
沈休文獨以音韻為切，重輕為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遠矣。夫荊璧不能無瑕，隨珠不能無類，文旨既妙，豈以音韻為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內，未可以言文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唯於五言為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秘未睹」，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於音韻；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只耦。故篇無足曲，辭寡累句。譬諸音樂，古辭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文如絲竹鞞鼓，迫於促節。則知聲律之為弊也甚矣。
此種論調雖亦有復古的傾向，但決不會有韓、柳這般的流弊。本此論調以創作，只成為雖模寫古人而光景常新的靈物，決不會沾染古典的精神與形式的。
第三節 批評風氣之流行
第一目 標榜的批評
當時批評風氣之盛，除因復古思潮而有所主張以外，亦有重在審美的批評，論文不主道，論詩不主雅，而較偏於純藝術的立場者，則為（1）標榜的批評，（2）象徵的批評。
唐代吟業既盛，當然易開標榜風氣。胡震亨《唐詩談叢》四謂「唐人一時齊名者如『富吳』、『蘇李』、『燕許』、『蕭李』、『韓柳』、『四傑』、『四友』、『三俊』，皆兼以文筆為稱。其專以詩稱，有『沈宋』、『錢郎』，又『錢郎劉李』、『鮑謝』、『元白』、『劉白』、『溫李』、『賈喻』、『皮陸』、『吳中四士』、『廬山四友』、『三舍人』、『大曆十才子』、『咸通十哲』等目。」即此一端已可看出當時標榜的風氣之盛。此種風氣之影響到批評方面者，即時人贈答稱頌之詩，即所謂「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也。如李白之頌張十一「張翰黃花句，風流五百年。誰人今繼作？夫子世稱賢」（《金陵送張十一再游東吳》）。高適之頌陳十六「永懷掩風騷，千載常矻矻。新理亦崔巍，佳句懸日月」（《同觀陳十六史興碑》）。均是推許其詩。此在杜甫詩中，為例更多。如《解悶》十二首之評薛據、孟雲卿、孟浩然、王維、王縉諸人之詩，《八哀》詩之評李邕、張九齡、蘇源明諸人之詩，他如稱李白則謂其飛揚跋扈（見《贈李白詩》），謂其飄然不群（見《春日憶李白詩》），謂其佳句似陰鏗（見《同尋范十隱居詩》），謂其「筆落驚風雨」（寄《李十二白二十韻》），稱高適則謂其「方駕曹、劉不啻過」（《奉寄》），謂其「文章曹植波瀾闊」（《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至如稱元結之「詞氣浩縱橫」（《同元使君舂陵行》），稱賈至之「雄筆映千古」（《送唐誡因寄禮部賈侍郎》），稱鄭審、李之芳則雲「律比崑崙竹，音知燥濕弦」（《秋日夔府奉寄一百韻》），稱高適、岑參則雲「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寄《彭州高使君虢州岑長史三十韻》），均是戛戛獨造，迥不猶人，殊與泛泛稱頌者不同。
其後惟韓愈造語亦能擺落陳言，獨創新詞。如《醉贈張秘書詩》：「君詩多態度，靄靄春空雲。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張籍學古淡，軒鶴避雞群。」又「險語破鬼膽，高詞媲皇墳。至寶不雕琢，神工謝鋤耘」諸語，與《薦士詩》「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驁。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橫空盤硬語，妥貼力排奡。敷柔肆紆餘，奮猛卷海潦。榮華肖天秀，捷病逾響報」諸語，均能殺縛事實，銖兩悉稱，曲盡形似之妙。即其兼論詩法者，如：
無本於為文，身大不及膽。吾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蛟龍弄角牙，造次欲手攬。眾鬼囚大幽，下覷襲元窞。天陽熙四海，注視首不頷。鯨鵬相摩窣，兩舉快一噉。夫豈能必然，固已謝黯黮。狂詞肆滂葩，低昂見舒慘。奸窮怪變得，往往造平澹。（《送無本師歸范陽》）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後，舉頸遙相望。夜夢多見之，晝思反微茫。徒觀釜鑿痕，不矚治水航。想見施手時，巨刃磨天揚。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硠。（《調張籍》）
亦能掏擢胃腎，不落凡境。當時元白為之則鋪敘更煩。元詩，如：
喜聞韓古調，兼愛近詩篇。玉磬聲聲徹，金鈴個個圓。高疏明月下，細膩早春前。花態繁於綺，閨情軟似綿。輕新便妓唱，凝妙入僧禪。欲得人人伏，能教面面全。延之（一作「清」）苦拘檢，摩詰好因緣。七字排居敬，千詞敵樂天。（自註：「侍御八兄能為七言絕句贊善白君，好作百韻律詩。」）慇勤閒太祝（張籍），好去老通川（自謂）。莫漫裁章句，須饒紫禁仙。（見《人詠韓舍人新律詩因有戲贈》）
白詩，如：
張君何為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詩，舉代少其倫。為詩意如何，六義互鋪陳。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讀君《學仙詩》，可諷放佚君。讀君《董公詩》，可誨貪暴臣。讀君《商女詩》，可感悍婦仁。讀君《勤齊詩》，可勸薄夫敦。（一作「淳」）上可裨教化，舒之濟萬民。下可理情性，養之善一身。始從青衿歲，迨此白髮新。日夜秉筆吟，心苦力亦勤。時無采詩官，委棄如泥塵。恐君百歲後，滅沒人不聞。願藏中秘書，百代不湮淪。願播內樂府，時得聞至尊。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所以讀君詩，亦知君為人。如何欲五十，官小身賤貧。病眼街西住，無人行到門。（《讀張籍古樂府》）
這些都是意在標榜，詞尚形似。至其相互酬唱者，如白居易《江樓夜吟元九律詩》成三十韻，與元稹《酬樂天江樓夜吟稹詩因成三十韻》，更為刻意煊染，儘量讚嘆之作。一方面近司空圖《詩品》之體，一方面亦開宋人論詩之風。
第二目 象徵的批評
因其重在標榜，遂多形似之語，標榜的批評與象徵的批評本有相互的關係。然有意在標榜而不用象徵的方法，成雖用象徵的方法而並非標榜者，所以亦各有異點。大抵象徵的比喻，多本於六朝之品評書法而踵為之者。湯惠休謂謝靈運詩如出水芙蓉，顏延年詩似鏤金錯彩，即已用此方法，不過偶以舉例，其體未廣。至如張說與徐堅之論近代文士，謂「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之文如孤峰絕岸，壁立萬仞，濃雲郁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則駭矣；閻朝隱之文如麗服靚妝，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又論後進詞人之優劣云：「韓休之文如太羹旨酒，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之文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微少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微窘邊幅。王翰如瓊杯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見《舊唐書·楊炯傳》）此則全是比況之辭。後來皇甫湜《諭業》一文亦師其意而踵為之。其言云：
夫比文之流，其來尚矣！自六經子史，至於近代之作，無不備詳。當朝之作，則燕公悉以評之。自燕公已降，試為子論之：
燕公之文如楩木柟枝，締構大廈，上棟下宇，孕育氣象，可以燮陰陽，閱寒暑，坐天子而朝群後。
許公之文如應鐘鼖鼓，笙簧磬，崇牙樹羽，考以宮縣，可以奉神明，享宗廟。
李北海之文如赤羽玄甲，延互平野，如雲如風，有有虎，闐然鼓之，吁可畏也！
賈常侍之文如高冠華簪，曳裾鳴玉，立於廊廟，非法不言，可以望為羽儀，資以道義。
李員外之文則如金玉輦，雕龍采鳳，外雖丹青可掬，內亦體骨不飢。
獨孤尚書之文如危峰絕壁，穿倚霄漢，長松怪石，傾倒溪壑；然而略無和暢，雅德者避之。
楊崖州之文如長橋新構，鐵騎夜渡，雄震威厲，動心駭目；然而鼓作多容，君子所慎。
權文公之文如朱門大第，而氣勢宏敞，廊廡廩廄，戶牖悉周；然而不能有新規勝概，令人竦觀。
韓吏部之文如長江大注，千里一道，沖飆激浪，污流不滯；然而施於灌溉，或爽於用。
李襄陽之文如燕市夜鴻，華亭曉鶴，嘹唳亦足驚聽；然而才力偕鮮，悠然高遠。
故友沈諮議之文則隼擊鷹揚，滅沒空碧，崇蘭繁榮，曜英揚蕤，雖迅舉秀擢，而能沛艾絕景。
其它握珠璣，奪組繡者，不可一二而紀矣。若數公者，或傳符於玄宰，或受命於神工，或鳳翥詞林，或虎踞文苑，或抗轡荀孟，攘袂班揚，皆一時之豪彥，筆硯之麟鳳。（《皇甫持正文集》一）
此種風氣，一至宋代則更為流行，蔡絛、敖陶孫輩無不為之，遂成為文學批評的一種方法了。此種方法，雖近遊戲之作，且多模糊影響之談，要亦不失為鑑賞的批評之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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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不過就李白批評的論調而言之耳。實則歷史上的事實斷不容如此。李白儘管反抗齊梁，未嘗不受齊梁修辭的影響，所以杜甫謂「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正與杜甫之「頗學陰、何苦用心」者相同。
(2) 元稹《杜工部墓銘》云：「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晉魏，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閒暇則纖穠寡備。至於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
(3) 郭知達《九家集注杜詩》引趙注，謂：「公所以必追逐屈宋者，惟恐不超越齊梁而翻與之作後塵。蓋齊梁體格輕麗，公所不取也。」此說蔽於成見，未能貫通杜氏論詩宗旨，故有此誤。
(4) 顧龍振《詩學指南》本作「七至」，有「至難而狀易」一句。
(5) 並見《全唐文》五百十八卷。
第三章 復古運動的銷沉時期
第一節 批評風氣之轉移
第一目 論格論例之著
時至晚唐五代，復古潮流成為過去，而駢儷餘波復有迴旋振盪之勢。律賦四六均於此時完成其體制，詩詞亦趨於穠艷綺麗之習。因此，此期的文學批評，不重在原理的討論，而重在方法的講求。這個關係，也即由於承風氣而不是變風氣的緣故。茲將當時有關批評的著作約而舉之，不外三類：
其一，為論格論例之著。論詩文而議其格與例，固不始於此期，然此類書籍終以此期為特盛。有許多書籍托之於盛唐中唐時人所為者，大率為此期的產品。惟以此類書籍，多為時文應用而作，取便初學，沒有永久的價值，故最多散佚。今分別述之於次：
其全佚者，有：
《制朴》（一稱《白氏制朴》） 三卷。（《宋志》作「一卷」，《國史經籍志：作「二卷」）唐白居易撰。佚。《崇文目》、《通志》及《宋志》均著錄文史類。
《應求類》 二卷。（《通志·藝文略》作「三卷」）唐劉蘧編。佚。《新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通志·藝文略》及《宋史·藝文志》均著錄文史類。案是書宋以後已佚，焦竑《國史經籍志》詩文評類雖亦著錄，不足信。又案是書《唐志》稱「編」，《通志》稱「集」，竊疑當是類輯應舉之文以供採擷者。
《文格》 二卷。（《宋志》作「三卷」）五代吳越孫郃撰（《宋志》「郃」誤作「郤」）。佚。《新唐志》、《崇文目》、《通志》及《宋志》均著錄文史類。案《國史經籍志》亦著錄，不足信。考同治《徐州府志·經籍考》總集類有孫郃《文格》三卷，宋李淑著，並雲據《豐縣誌》，豈是書非出孫郃所撰，乃李淑據孫氏文而類聚區分以定其格耶？或《豐縣誌》以《通志》列李淑《制朴》於孫郃《文格》之後，遂誤合為一，而《同治志》又沿其誤耶？
《修文要訣》 一卷。（《宋志》作「二卷」，《宋四庫闕書目》兩見此書，先作「一卷」，其後重見作「二卷」。）五代蜀馮鑒撰。佚。《宋四庫闕書目》、尤袤《遂初堂書目》、《通志·藝文略》、《通考·經籍考》及《宋志》均著錄文史類，《郡齋讀書志》著錄文說類，案《郡齋讀書志》云：「雜論為文體式，評其謬誤，以訓初學。」則亦啟蒙之書，其散佚固宜，焦竑《國史經籍志》詩文評類雖著錄，不足信。
《文旨》 一卷。□王瑜撰。（瑜時代待考。《宋四庫闕書目》及《宋志》均作「王瑜卿」）佚。《崇文目》、《宋四庫闕書目》、《通志·藝文略》及《宋志》均著錄文史類。案是書不見新、舊《唐志》著錄，而《崇文目》已有之，疑瑜亦五代時人。《國史經籍志》詩文評類著錄其書，亦不足信。
右論文之屬。考《通志·藝文略》分文史、詩評二目，右列諸書均列文史類，當與純粹論詩者有別。
《賦要》 一卷。唐白行簡撰。佚。《宋志》文史類著錄。案行簡居易弟，新、舊《唐書》均附居易傳。
《賦門》（《國史經籍志》作「賦問」，誤。） 一卷。唐浩虛舟撰。佚。《新唐志》、《崇文目》、《通志》及《宋志》均著錄文史類。案虛舟隰州刺史聿之子，中宏詞科。《全唐文》六百二十四，有賦八篇表一篇。
《賦樞》 三卷。（《宋四庫闕書目》及《宋志》均作「一卷」）唐張仲素撰。（《通志》「素」作「表」，誤。）佚。《新唐志》、《崇文目》、《通志》、《宋四庫闕書目》均著錄文史類。案《國史經籍志》亦著錄，不足信。仲素字繪之，河間人，官中書舍人。《全唐文》六百八十四錄其賦及雜文。
《賦格》 一卷。唐紇干俞撰。（《崇文目》「紇」作「紀」，誤。）佚。《崇文目》、《通志》及《宋志》均著錄文史類。案俞元和中進士，官渭南尉，見《通志注》。《全唐文》七百二十三錄其賦七首。
《賦訣》 一卷。唐范傳正撰。佚。《新唐志》、《崇文目》、《通志》、《宋志》均著錄文史類。案《國史經籍志》亦著錄，不足信。
《賦格》 一卷。五代周和凝撰。《宋志》文史類著錄。
右論賦之屬。考唐代律賦之盛，至大曆、貞元之際，風氣始開，故論賦之著較多中唐人作。
《詩品》 一卷。唐李嗣真撰。佚。《新唐志》文史類、《通志》詩評類著錄。案嗣真《新唐書》（九十一）有傳，《舊唐書》（一百九十一）入《方技傳》。其書早佚。焦竑《國史經籍志》著錄，不足信。
《筆九花梁》 二卷。唐上官儀撰。佚。《宋四庫闕書目》文史類著錄。案李淑《詩苑類格》引上官儀說謂詩有六對、詩有八對云云，當即出此，疑亦詩格詩例之屬。
《詩格》 一卷。唐王維撰。佚。《宋志》文史類著錄。案此疑出依託。
《詩格》 一卷。唐元兢撰。《新唐志》、《宋志》著錄文史類，《通志》入詩評類。案《新唐志》及《通志》均稱元兢宋約《詩格》一卷，不知此書是否出元兢、宋約二人合撰，抑或「宋」字為「沈」字之誤，而為元氏所定沈約詩格歟？是書早佚，不傳。焦竑《國史經籍志》著錄詩文評類，不足信。考《文鏡秘府論》卷三論對、卷五論病均引元氏說，當出此書。又卷三論對於「平對」、「奇對」、「同對」、「字對」、「聲對」、「側對」六種，謂出元兢《髓腦》，則《詩格》與《髓腦》或即一書異名歟？
《詩例》 一卷。唐姚合撰。佚。《新唐書》、《崇文目》及《宋志》著錄文史類，《通志》入詩評類。案是書早佚，焦竑《國史經籍志》著錄詩文評類，不足信。
《大中新行詩格》（《國史經籍志》作「大中詩格」） 一卷。唐王起撰。佚。《新唐書》、《崇文目》均著錄文史類，《通志》著錄詩評類。案起，宰相播弟，新、舊《唐書》均附《播傳》。大中元年檢校司空，當為此時之作。考《宋志》文史類有王杞《詩格》一卷，注云「『杞』一作『超』」，竊疑「超」當作「起」。
《文章龜鑑》 一卷。唐倪宥集。佚。《新唐志》、《崇文目》及《宋志》著錄文史類，《通志》入詩評類。案《通志·藝文略》詩評類有《文章龜鑑》一卷注云「唐倪宥集前人律詩」，則當亦詩格詩例之類。《宋四庫闕書目》文史類有倪宥《金體律詩例》一卷，當即此書。葉德輝謂「《宋志》作『詩體』」，似以《金體律詩例》與《詩體》為一書異名，恐未必然。《宋志》文史類有《文章龜鑑》及《詩體》一卷，《崇文目》文史類有《文章龜鑑》及《詩圖》，《通志》詩評類同。則是《詩體》、《詩圖》為一書異名，蓋均句圖之屬，而《金體律詩例》則當即《文章龜鑑》，蓋為詩格詩例之屬。
《文章玄妙》 一卷。唐任藩撰。佚。《直齋書錄解題》文史類著錄。案陳振孫云：「言作詩聲病對偶之類。」
《國風正訣》 一卷。唐鄭谷撰。佚。《宋志》文史類著錄。案顧櫰三《補五代史藝文志》總集類（原無文史類）有《詩格》一卷，鄭谷、僧齊己、黃損同輯。考顧氏所據原出《緗素雜記》。今考齊已有《風騷旨格》，多論詩格詩例，疑鄭谷《國風正訣》亦屬此類。
《玄機分明要覽》 一卷。唐釋齊己撰。佚。《宋志》文史類著錄。案此當亦《流類手鑒》之屬。
右論詩之屬。其在此期以前者，無論為依託與否，亦附及之。其至今猶存者，或雖不全存而斷章零句猶有可考者，除《文鏡秘府論》為日本僧遍照金剛所著以外，有：
《文筆式》 不知撰人與卷數。諸家均未著錄。案《文鏡秘府論》卷五引其語云：「製作之道，唯筆與文。文者詩、賦、銘、頌、箴、贊、吊、誄等是也；筆者，詔、策、移、檄、章、奏、書、啟等也。即而言之，韻者為文，非韻者為筆。文以兩句而會，筆以四句［而］成。文繫於韻取於諧合也。筆不取韻，四句而成，住於變通，故筆之四句，比（原作「此」）文之二句，驗之文、筆率皆如此也。」是亦足定文、筆區分之義。疑是卷中所論文筆體式聲病各節，當均出此書。
《筆札》 不知撰人與卷數。諸家均未著錄。案《文鏡秘府論》卷三論疊韻對，及七種言志例諸條均引《筆札》語。
此二種為論文之書，余均論詩格者。今考當時詩格詩例之著不外二病：其一則取便初學無當大雅，故依託之著為特多。其又一則過涉瑣碎，轉病拘泥。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凡世所傳詩格大率相似，余嘗書其末雲，論詩而若此，豈復有詩矣。唐末詩格污下，其一時名人著論傳後乃爾，欲求高尚豈可得哉。」斯言誠中唐人論詩之病。茲就可考知者略舉其目於後。惟此類書籍，名家所不屑為，故又時多依託之作耳。
《詩格》 二卷。舊題唐王昌齡撰。有《詩學指南》本。又有《格致叢書》本，未見。案《新唐志》及《崇文目》均作「二卷」，自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分《詩格》一卷、《詩中密旨》一卷，《通考·經籍考》、《宋史·藝文志》及《國史經籍志》等均仍之。今傳世諸本，亦別《詩格》與《密旨》為二。疑是書雖分二卷，本非別為二書，其後始別出《密旨》一卷，於是《詩格》與《密旨》始各為一卷耳。今案《詩格》所論誠不免巧立名目。其勢對例五，有「勢對」、「疏對」、「意對」、「句對」、「偏對」諸稱。考《文鏡秘府論》彙輯諸家論對之例，無「勢對」、「疏對」之目，即其他名稱相同者，而舉例與解釋亦不相同，疑在《秘府論》後。
《詩中密旨》 一卷。見前。案《密旨》所言諸病諸例，多與《秘府論》同。又案馮班《鈍吟雜錄》云：「宋人不解小學，如關關噰噰和也。關關二字只取其聲不取其義。朱子云『雌雄相應以關字立義』陋甚也。又檢俗傳王昌齡《詩話》亦此解，此偽書也，出於朱子之後。檢《宋史·經籍志》無此書，可知文字鄙陋，非王作也。」考今傳王昌齡《詩中密旨》雖引關關雎鳩二句而不解其義，僅謂此為兩句見意之例，馮氏所見當別為一書。馮氏又謂檢《宋志》無此書，今考《宋史·藝文志》有王昌齡《詩格》一卷、《詩中密旨》一卷而無詩話，其別為一書更無可疑。
《評詩格》（《澹生堂藏書目》作「李巨山詩格評」） 一卷。舊題唐李嶠撰。有《詩學指南》本，僅二則，疑不全。又有《格致叢書》本，未見。案顧龍振《詩學指南》本僅錄其「九對」「十體」二則，今考其文，悉與《文鏡秘府論》所引崔氏新定詩體相同，其出後人掇拾依託無疑。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嶠在王昌齡之前而引昌齡詩格八病，亦未然也」。今王昌齡《詩格》有「犯病八格」一條，陳氏所指當即謂此。
《金針詩格》（《百川書志》作「金針集」） 三卷。舊題唐白居易撰。有《詩學指南》本，一卷，題白樂天撰，梅聖俞續。又有《格致叢書》本，未見。案是書分合各異，分而為三，則《文苑詩格》一卷、《金針詩格》一卷、《梅聖俞續詩評》一卷，合而為一則為三卷，或如《宋史·藝文志》總稱《白氏金針詩格》，或如《國史經籍志》稱《白樂天文苑詩評》，要之皆一書也。又案《漁隱叢話》前集（八）引《詩眼》云：「世俗所謂樂天《金針集》殊鄙淺，然其中有可取者，『鍊句不如煉意』，非老於文學不能道此。又雲，『鍊字不如鍊句』，則未安也，好句要須好字。」今顧龍振《詩學指南》中錄是書而不見此語，疑非足本。
《文苑詩格》 一卷。舊題唐白居易撰。有《詩學指南》本。又有《格致叢書》本，未見。案是書非白氏所撰，《直齋書錄解題》已辨之。書中所言，大都論修辭法，殊淺陋；惟其論詩謂「為詩之道義在稗益，言意皆有所為」，及「為詩不稗益即須諷諫」諸語，則雖出依託，要亦不違白氏論詩之旨。
《二南密旨》（《唐志》、《崇文目》、《通志》均作「詩格」，《宋志》作「詩格密旨」） 一卷。舊題唐賈島撰。有《學海類編》本、《遜敏堂叢書》本、《詩學指南》本。又有《藝圃搜奇》本、《格致叢書》本，未見。案是書《直齋書錄解題》疑其依託，《四庫全書存目》稱為偽本之重儓，今考其論詩殆亦受白居易影響。如論六義，論風之所以，論風騷之所由，論二雅大小正旨，論變大小雅，論立格淵奧，論古今道理一貫諸條，皆申六義之旨。如論題目所由，論篇目正理用，論引古證用物象，論總例物象，論總顯大意諸條，又皆闡諷諭之說。
《炙轂子詩格》 一卷。唐王睿撰。有《詩學指南》本，又有《格致叢書》本、《詩法統宗》本，均未見。案《宋四庫闕書目》入集類別集門不入文史類，或以其書原附刻《炙轂子》後，故亦附列別集歟？今案其所言，如「一篇血脈條貫體」，「背律體」，「葉調體」，「雙關體」，「模寫景象含蓄體」，「句病體」，「句內疊韻體」諸則，蓋亦雜論詩格者。
《雅道機要》（《宋四庫闕書目》作「雅道機要論」） 一卷。（顧櫰三《補五代史藝文志》作「八卷」，誤。）唐徐寅撰。有《詩學指南》本；又有《格致叢書》本，《詩法統宗》本，均未見。案《直齋書錄解題》作二卷，陳振孫雲「前卷不知何人，後卷稱徐寅撰」，則徐氏所撰原只一卷，寅乾寧元年進士，授秘書省正字，後依王審知以終。是書中如「明門戶差別」，「明聯句深淺」，「明勢含升降」，「明體裁變通」諸條均附錄齊己《風騷旨格》中語，知成書在齊己以後。是書所論雖仍未脫詩格詩例習氣，然其謂「夫詩者儒中之禪也，一言契道，萬古咸知」，則為以禪喻詩之始。他如「凡為詩須搜覓未得句，先須令意在象前、象生意後，斯為上手矣」及「為詩者須先識體格」云云並為《滄浪》論詩之先聲。
《風騷旨格》（《宋志》作「詩格」） 一卷。唐釋齊己撰。有《吟窗雜錄》本、《說郛》本、《津逮秘書》本、《學津討原》本、《詩學指南》本、《談藝珠叢》本。（又有《格致叢書》本、《藝圃搜奇》本、《詩法統宗》本，均未見。）案《津逮》本有毛晉《跋》語，謂與《吟窗雜錄》本不同。今傳世諸本大率自《津逮本》出。其論十勢均為形容風格之例，蓋與司空圖《詩品》同旨，惟方法不同耳。
《流類手鑒》（《宋四庫闕書目》別集類作「詩物象疏類手鑒」，文史類重出作「疏類手鏡」。《直齋書錄解題》作「流類手鑒」） 一卷。唐釋虛中撰。（《湖南通志·藝文志》作釋齊己撰，誤。）有《詩學指南》本，又有《格致叢書》本、《詩法統宗》本，均未見。案其書分物象流類，舉詩類例二目。其流象流類中如以日午春日比聖明，殘陽落日比亂國，晝比明時，夜比暗時，諸則，皆本美人香草之例而益加附會。其舉詩類例中如某者為隱題，某者為達識之句，某者為陰陽造化之句，某者為感動天地之句，以及其他比物諷刺之理，則皆利用上述比興之理以解詩者。其序云：「夫詩道幽遠，理入玄微，凡俗罔知，以為淺近。善詩之人心含造化，言含萬象。且天地日月，草木煙雲，皆隨我用，合我晦明，此則詩人之言應於物象，豈可易哉！」
《緣情手鑒詩格》 一卷。唐（？）李洪宣撰。《詩學指南》本。案《直齋書錄解題》云：「題樵人李弘宜撰，未詳何人，當在五代前。」「洪宣」、「弘宜」未知孰是。又《詩學指南》本所載僅「束散法」，「審對法」及「自然對格」三條，當不全。考《澹生堂書目》詩文評類《詩法統宗》本有《緣情手鑒》一卷，題釋虛中撰，當誤。
此外有未經著錄者一種：《文鏡秘府論》卷二、卷三、卷五均引崔氏《新定詩體》，顧不見諸家著錄，蓋其佚已久。案其所言，均與偽李嶠《評詩格》同，不知是否相襲。又《秘府論》卷三「論側對」、卷五「論病」諸條，均引崔氏語，疑即出此書。又有書名難考者一種：《文鏡秘府論》卷五「論病」，多引劉滔語，而不載其書名，亦不知其是否成書。
第二目 論詩本事之著
其二為論詩本事之著。其內容與體例每近於小說。
《本事詩》 一卷。唐孟棨撰。有《文房四十家小說》本、《古今逸史》本、《津逮秘書》本、《龍威秘書》本、《唐宋叢書》本、《再續百川》本、《稗史集傳》本、《藝苑捃華》本、《歷代詩話續編》本。其單行者有明刊本、中國書店校印本。案是書有光啟二年自序謂「詩者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其間觸事興詠尤所鍾情，不有發揮，孰明厥義，因採為本事詩凡七題」云云，蓋前承《詩序》而體類小說，後啟詩話，而旨在論事者。
《續本事詩》 二卷。五代吳處常子撰。佚。《郡齋讀書志》、《通志·藝文略》及《宋志》均著錄總集類。案處常子不知何許人。考唐末吳越有僧處默與貫休修睦為詩友，不知即是其人否？《郡齋讀書志》錄其自序云：「比覽孟初中《本事詩》，輒搜篋中所有，依前題七章類而編之，然皆唐人詩也。」則其編例蓋仍孟氏舊者。
此外，如唐范攄《雲溪友議》三卷，諸家著錄均入小說類，惟馬俊良《龍威秘書》輯入《古今詩話集雋》中，蓋亦論詩本事之著。又唐盧瓌《抒情集》二卷，阮閱《詩話總龜》、胡仔《漁隱叢話》均引之，《新唐志》及《宋志》以入總集類，《遂初堂書目》以入小說類，疑亦本事詩之屬。
第三目 摘句品選之著
其三，為摘句品選之著，其內容與體例又多類總集。
《古今詩人秀句》（《崇文目》作「詩文秀句」，誤。） 二卷。唐元兢撰。佚。據《新唐志》、《崇文目》及《宋志》均著錄文史類，《通志·藝文略》入詩話類。
《集賈島句圖》（《崇文目》作「賈島詩句圖」，《直齋書錄解題》作「句圖」） 一卷。唐李洞撰。佚。《新唐志》、《崇文目》、《通考》及《宋志》均著錄文史類，《通志》入詩評類。
《文場秀句》 一卷。唐王起撰。佚。《通志·藝文略》著錄詩評類，《新唐志》入總集類。
《詩圖》（《宋志》作「詩體」） 唐倪宥撰。佚。《崇文目》及《宋志》著錄文史類。
《續古今詩人秀句》（《崇文目》脫「今」字） 二卷。（？）僧元鑒撰。佚。《崇文目》及《宋志》均著錄文史類。案元鑒時代待考，疑亦五代時人。
右皆句圖之屬，是為摘句成書之始。宋人論詩，此風尤盛。其源蓋出於鍾嶸《詩品》。《詩品》云：「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其論古今勝語，已開摘句之風。
《河嶽英靈集》 三卷。（《新唐志》作「二卷」，《通志》作「一卷」，誤。）唐殷璠編。案是書《通志》入詩評類，《新唐志》入總集類，蓋其性質本可兩屬者。《四庫總目》雖列入總集類，而《提要》謂：「是集錄常建至閻防二十四人，詩二百三十四首，姓名之下各著品題，仿鍾嶸《詩品》之體，雖不顯分次第，然篇數無多而厘為上中下卷。其人又不甚敘時代，毋亦隱寓鍾嶸三品之意乎？」則《通志》列入詩評類，亦不為無見。
《詩人主客圖》（《宋四庫闕書目》，《直齋書錄解題》及《宋志》均作「唐詩主客圖」） 一卷。（《宋志》作「二卷」，《通志》及焦竑《國史經籍志》均作「三卷」）不全。唐張為撰。本是書而著者，限清李懷民《中晚唐詩人主客圖》。案是書久佚，今所存者如《函海》本及張氏《榕園叢書》本蓋出紀昀重編者。
《泉山秀句集》（朱彝尊《全唐詩未備書目》作「閩山秀句集」） 唐黃滔編。佚。《通志·藝文略》著錄詩評類，《新唐志》入總集類，注云：「編閩人詩，自武德盡天祐末」。
右皆近於選集。《主客圖》雖多摘句，亦有錄全首者，至李懷民《重訂主客圖》則更類於總集。蓋選集之與批評，其性質本極相近。梁簡文帝《與湘東王書》云：「辨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此正是評家與選家共有之宗旨。殷璠所編，本鍾嶸區分三品之意，張為所撰，又同《詩品》源出某某之說，則《通志》於上列諸書，均入詩評一類並非無故了。
這三類的著作，實際上都與文學批評不盡有關。第一類則偏於修辭，第二類則同於小說，第三類又近於總集，待到後來這三類統併入詩話中間，於是再得逐漸走上文學批評的道路。
第二節 古文運動之尾聲
第一目 皮日休
在此復古運動的銷沉時代中，而欲求一些關於文學批評之論著，能在文學批評史上有些關係，有些意義者，則文的方面惟皮日休與孫樵，詩的方面惟司空圖。而五代惟劉昫猶差有足以論述者。
然而皮日休與孫樵之論文，也只成為古文運動之尾聲。蓋皮日休恰代表了李翱一派的文論，而孫樵又代表了皇甫湜一派的文論。所以皮日休的論文，思想與其說他在文學批評史上地位的重要，還不如說他在哲學史上的影響之大。因為他的思想實開宋學之先聲。
韓愈《原道》，隱以傳道自任，已啟宋儒道統之說。而皮氏請《韓文公配饗書》亦云：「仲尼之道否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郁於陳隋，……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文中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韓公之文，蹴楊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此則正是本於韓愈之意而成為道統之論。又韓愈《讀荀子》謂：「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此亦宋儒揚孟抑荀之習。而皮氏《請立孟子為學科書》亦云：「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真聖人之微旨也。……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則又已為宋儒所定四子書樹之先聲了。所以皮日休的思想，實上承韓愈以文明道之旨，而益以闡發，遂不自覺地開宋學之風氣者。
皮氏《原化》一文云：「天未厭亂，不世世生聖人，其道則存乎言，其教則在乎文，有違其言悖其教者則戾矣。」又其《移成均博士書》且勸之效法西域氏之教，欲在太學中講習聖人之文，使「日誡其屬，月勵其徒，年持六籍，日決百氏，俾諸生於聖典，洞知大曉」。以大發於儒風。這竟是開宋儒講學的風氣了。所以這種極端廣義的文學觀，覺得在思想方面的影響為尤大。
其《文藪自序》云：
文貴窮理，理貴原情。
又其《鹿門隱書》有云：
文學之於人也，譬如藥，善服有濟，不善服反為害。
由前窮理之說言之，文所以求知；由後服藥之說言之，文又所以求用。故其《九諷悼賈序》云：
嗚呼！聖賢之文與道也，求知與用。
文學上的復古主張其結果有如此者？明白皮氏之論文，再去看宋代道學家的文學觀，然後知其一再演進，非推而至於極端不可。這是歷史上演化的趨勢若此，固不得不以之怪宋儒，然而文學觀念，卻成為逆流的進行了。
第二目 孫樵
孫樵《與友人論文書》云：「嘗得為文之道於來公無擇，來公無擇得之皇甫公持正，皇甫持正得之韓先生退之。」（亦見其《與王霖秀才書》。）則其淵源所自，正從皇甫湜一派得來。所以不重論道，而重論文，而其論文亦不尚平而尚奇。其《與王霖秀才書》云：
鸞鳳之音必傾聽，雷霆之聲必駭心。龍章虎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儲思必深，摛辭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趨怪走奇，中病歸正，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前輩作者正如是。
譬玉川子《日蝕詩》，楊司城《華山賦》，韓吏部《進學解》，馮常侍《清河壁記》，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蛇，不施控騎生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又似遠人入太興城，茫然自失，詎比十家縣，足未及東郭，目已極西郭耶？（《孫樵集》二）
又《與友人論文書》云：
古今所謂文者，辭必高然後為奇，意必深然後為工，煥然如日月之經天也，炳然如虎豹之異犬羊也。是故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孫樵集》二）
這些話都是申皇甫湜尚奇之旨。至其《與賈希逸書》謂：
曩者樵耳足下聲，憤足下售於時何晚。及目足下《五通》五十篇，則足下困十上亦宜矣。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故蒙金以砂，錮玉以璞；珊瑚之叢，必茂重溟；夜光之珠，必含驪龍。抉而不已，櫝而不知止，不窮則禍，天地讎也。文章亦然，所取者廉，其得必多，所取者深，其身必窮。六經作，孔子削跡不粒矣。孟子述，子居坎坷齊魯矣。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揚雄以《法言》、《太玄》窮；元結以《浯溪碣》窮；陳拾遺以《感遇》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者也。天地其無意乎？今足下立言必奇，摭意必深，抉精剔華，期到聖人。以此賈於時，釣榮邀富，猶欲疾其驅而方其輪。若曰爵祿不動於心，窮達於時上下，成一家書，自期不朽，則非樵所敢知也。嗚呼！孤進患心不苦，及其苦知者何人，古人抱玉而泣，樵捧足下文，能不濡睫！懼足下自待也淺，且疑其道不在，故因歸《五通》，不得無言。（《孫樵集》二）
則且謂甘於處窮而文卻不能不奇了。文欲其奇而不欲平，所以論史法亦不主俚語。其《與高錫望書》云：
然足下所傳史法，與樵所聞者異耶？古史有直事俚言者，有文飾者，乃特紀前人一時語，以立實錄，非為俚言奇健，能為史筆精魄。故其立言序事，及出沒得失，皆字字典要，何嘗以俚言汨其間哉？今世俚言文章，謂得史法，因牽韓吏部曰，如此如此。樵不知韓吏部以此欺後學耶？韓吏部亦未知史法耶？（《孫樵集》二）
於此問題，並且疑到韓吏部，也真可謂皇甫湜一派極端的主張了。
第三節 司空圖之《詩品》
在當時，文論只成為古文運動之尾聲，無所發明，而司空圖之論詩卻能別開生面，迥殊以前復古之論。則以（1）詩至中晚以後，一般人又只視詩是「為藝術的」，而不是「為人生的」。賈島詩：「格與功俱造，何人意不降。」（《寄柳舍人宗元》）又「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題詩後》）。劉威詩：「都由苦思無休日，已證前賢不到心。」（《歐陽示新詩因貽四韻》）李頻詩：「只將五字句，用破一生心。」（《北夢瑣言》引）杜荀鶴詩：「生應無輟日，死是不吟時。」（《苦吟》）又「乍可百年無稱意，難教一日不吟詩」（《秋日閒居寄先達》）。僧歸仁詩：「日日為詩苦，誰論春與秋，一聯如得意，萬事總忘憂。」（《自遣》）盧延讓詩：「吟安一個字，捻斷數莖須，險覓天應悶，狂搜海亦枯。」（《苦吟》）這些句都是吟詩成癖，狂搜險覓之意，所以只有在詩中體會其韻味，不會再有什麼復古的主張。（2）因為只在詩中體會其韻味，故其主張也與李杜不同。我嘗以為清代王士禛躋王維於李白詩仙杜甫詩聖之稱而擬之為詩佛，此論最為公允，亦最重要。蓋司空圖之講味外之旨，正足以代表詩佛之詩論。李白論詩謂「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古風》首章）。謂「一曲斐然子，雕蟲喪天真」（《古風》三十五章）。旨在標榜清真，這正是詩仙之詩論。杜甫論詩謂「轉益多師是汝師」（《戲為六絕句》），謂「後賢兼舊制歷代各清規」（《偶題》）。意欲集其大成，則又是詩聖之詩論。惟有推為詩佛之王維，獨不見其有論詩之主張，所以也有待於後人之闡發。司空圖之論詩蓋即能代表這一方面的主張者。所以能別開生面，所以能不同以前復古之論了。
司空圖有《詩品》一卷論詩之流品。各種叢書，如《說郛》、《續百川學海》、《津逮秘書》、《學津討原》、《學海類編》、《藝圃搜奇》、《談藝珠叢》、《龍威秘書》、《唐人說薈》、《歷代詩話》、《五朝小說》、《一瓻筆存》、《藝苑捃華》、《秘書》、《重訂欣賞編》、《硯北偶鈔》、《拜梅山房几上書》、《四部備要》以及《玉雞苗館叢書》、《明辨齋叢書》、《詩觸叢書》、《螢雪軒叢書》、《詩法萃編》、《文品匯鈔》等，均皆輯錄。又有焦循刻本。清代解之者有《詩品淺解》，及《詩品注釋》二種。《淺解》為蓬萊楊廷芝撰；《注釋》不著撰人，蓋坊刻以便初學者。茲錄《詩品》原文於後：
大用外腓，真體內充。返虛入渾，積健為雄。具備萬物，橫絕太空。荒荒油雲，寥寥長風。超以象外，得其環中。持之匪強，來之無窮。（雄渾）
素處以默，妙機其微。飲之太和，獨鶴與飛。猶之惠風，荏（一作「苒」）苒在衣。閱音修篁，美曰載歸。遇之匪深，即之愈稀。脫有形似，握手已違。（沖淡）
采采流水，蓬蓬遠春。窈窕深谷，時見美人。碧桃滿樹，風日水濱。柳陰路曲，流鶯比鄰。乘之愈往，識之愈真。如將不盡，與古為新。（纖穠）
綠林（一作「杉」）野屋，落日氣清。脫巾獨步，時聞鳥聲。鴻雁不來，之子遠行。所思不遠，若為平生。海風碧雲，夜渚月明。如有佳語，大河前橫。（沉著）
畸人乘真，手把芙蓉。泛彼浩劫，窅然空蹤。月出東斗，好風相從。太華夜碧，人聞清鍾。虛佇神素，脫然畦封。黃唐在獨，落落玄宗。（高古）
玉壺買春，賞雨苑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雲初晴，幽鳥相逐。眠琴綠陰，上有飛瀑。落花無言，人淡如菊。書之歲華，其曰可讀。（典雅）
如（一作「猶」）礦出金，如鉛出銀。超心鍊冶，絕愛淄磷。空潭瀉春，古鏡照神。體素儲潔，乘月返真。載瞻星氣（一作「辰」），載歌幽人。流水今日，明月前身。（洗鍊）
行神如空，行氣如虹。巫峽千尋，走雲連風。飲真茹強，蓄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謂存雄。天地與立，神化攸同。期之以實，御之以終。（勁健）
神存富貴，始輕黃金。濃盡必枯，淡（一作「淺」）者屢深。霧（一作「露」）余水畔（「水畔」一作「山青」），紅杏在林。月明華屋，畫橋碧陰。金樽酒滿，伴客彈琴。取之自足，良殫美襟。（綺麗）
俯拾即是，不取諸鄰。俱道適往，著手成春。如逢花開，如瞻歲新。真與（一作「予」）不奪，強得易貧。幽人空山，過雨（一作「水」）采苹。薄言情悟，悠悠天鈞。（自然）
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語不涉難（一作「已」），若（一作「已」）不堪憂。是有真宰，與之沉浮。如淥滿酒，花時返秋。悠悠空塵，忽忽海漚。淺深聚散，萬取一收。（含蓄）
觀花匪禁，吞吐大荒。由道返氣，處得以狂。天風浪浪，海山蒼蒼。真力彌滿，萬象在旁。前招三辰，後引鳳凰。曉策六鰲，濯足扶桑。（豪放）
欲返不盡，相期與來。明漪絕底，奇花初胎。青春鸚鵡，楊柳樓（一作「池」）台。碧山人來，清酒滿杯。生氣遠出，不著死灰。妙造自然，伊誰與裁。（精神）
是有真跡，如不可知。意象欲出（一作「生」），造化已奇。水流花開（一作「間」），清露未晞。要路愈遠，幽行為遲。語不欲犯，思不欲痴。猶春於綠，明月雪時。（縝密）
惟性所宅，真取弗羈。拾（一作「控」）物自當（一作「富」），與率為期。築室松下，脫帽看詩。但知旦暮，不辨何時。倘然適意，豈必有為。若其天放，如是得之。（疏野）
娟娟群松，下有漪流。晴雪滿汀（一作「竹」），隔溪漁舟。可人如王，步屧尋幽。載瞻（一作「行」）載止，空碧悠悠。神出古異，淡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氣之秋。（清奇）
登彼太行，翠繞羊腸。杳靄流玉，悠悠花香。力之於時，聲之於羌。似往已迴，如幽匪藏。水理漩洑，鵬風翱翔。道不自器，與之圓方。（委曲）
取語甚直，計思匪深。忽逢幽人，如見道心。清澗（「清澗」一作「晴磵」）之曲，碧松之陰。一客荷樵，一客聽琴。情性所至，妙不自尋。遇之自天，泠然希音。（實境）
大風卷水，林木為摧。意（一作「適」）苦若（一作「欲」）死，招憩不來。百歲如流，富貴冷灰。大道日喪（一作「往」），若為雄才。壯士拂劍，浩然彌哀。蕭蕭落葉，漏雨蒼苔。（悲慨）
絕佇靈素，少迴清真。如覓水影，如寫陽春。風雲變態，花草精神。海之波瀾，山之嶙峋。俱似大道，妙契同塵。離形得似，庶幾斯人。（形容）
匪神之靈，匪幾之微。如將白雲，清風與歸。遠引若（一作「莫」）至，臨之已非。少有道氣（一作「契」），終與俗違。亂山喬（一作「高」）木，碧苔芳暉。誦之思之，其聲愈稀。（超詣）
落落欲往，矯矯不群。緱山之鶴，華頂之雲。高人畫（一作「惠」）中，令色縕。御風蓬葉，泛彼無垠。如不可執，如將有聞。識者已領，期之愈分（一作「議者期之，欲得愈分」）。（飄逸）
生者百歲，相去幾何。歡樂苦（一作「若」）短，憂愁實多。何如尊酒，日往（一作「住」）煙蘿。花覆苑檐，疏雨相過。倒酒既盡，杖藜行歌。孰不有古，南山峨峨。（曠達）
若納水，如轉丸珠。夫豈可道，假體如（一作「遺」）愚。荒荒坤軸，悠悠天樞（一作「機」）。載要其端，載同（一作「聞」）其符。超超神明，返返冥無。來往千載，是之謂乎。（流動）
他這二十四品全用韻語體貌頗能不即不離，攝其精神，許印芳詩法萃編本詩品跋稱其「比物取象目擊道存」信然。不過許《跋》更謂：
然品格必成家而後定，如「雄渾」、「高古」之類，其目凡十有二。至若「實境」、「精神」之類，乃詩家功用，其目亦十有二。竊嘗會通其義，究厥終始。詩興所發，不外哀樂兩端，或抽悲慨之幽思，或騁曠達之遠懷，佇興而言，無容作偽。其作用有八，先從「實境」下手，次加「洗鍊」工夫，敘事要「精神」，寫情要「形容」，意要「委曲」，法要「縝密」，而總歸於氣機「流動」，出語「自然」。其深造之境有二。溫厚微婉，則有「含蓄」之美，刻摯切至，則有「沉著」之美。所造既深，始成家數。分門別戶，加以品題，「雄渾」第一，「高古」次之，「豪放」第三，「勁健」第四，「超詣」五，「飄逸」六，「清奇」七，「沖淡」八，「疏野」九，「典雅」十，「綺麗」十一，「纖穠」十二，末二品外貌多，內功少，要貴麗而樹骨，濃而澤古，方可成家。故其疏麗在濃淡之間，疏濃在與古為新也。試以此說讀此書，詩域之秘鑰可得，奧竅必開矣。
他就詩品理出頭緒來，雖似言之成理，然就司空圖二十四品內容而言，實不必有什麼品格功用之分，強加疏解，轉近於鑿。又如楊廷芝《二十四詩品小序》亦謂：
詩不可以無品，無品不可以為詩，此詩品所以作也。予總觀統論，默會深思，竊以為兼體用該內外，故以雄渾先之。有不可以跡象求者，則曰「沖淡」。亦有可以色相見者，則曰「纖穠」。不「沉著」，不「高古」，則雖沖淡纖穠，猶非妙品。出之「典雅」，加以「洗鍊」，「勁健」不過乎質，「綺麗」不過乎文，無往不歸於「自然」。「含蓄」不盡，則茹古而涵今；「豪放」無邊，則空天而廓宇。品亦妙矣；品妙而斯為極品。夫品固出於性情，而妙尤發於「精神」，「縝密」則宜重宜嚴，「疏野」則亦松亦活，「清奇」而不至於凝滯，「委曲」而不容以徑直：要之無非「實境」也。境值天下之變，不妨極於「悲慨」；境處天下之賾，亦有以擬諸「形容」。「超」則軼乎其前，「詣」則絕乎其後。「飄」則高下何定，「逸」則閒散自如。「曠」觀天地之寬，「達」識古今之變。無美不臻，而復以「流動」終焉。品斯妙極，品斯神化矣。廿四品備而後可與天地無終極。品之倫次定，品之節序全，則有品而可以定其格，亦於言而可以知其志。詩之不可以無品也如是夫！
此雖全就品格而言，並無功用之目，然就司空圖二十四品次第而言，似也不必如此整齊。這種解釋覺得都是八股家本領。大抵司空圖只受時人好用象徵批評，以論作家之影響，於是應用此法，以論詩之流品，故能比物取象，目擊道存，亦覺其有味外之旨而已。用象徵方法以分論作家則瑣屑而易為；以總論流品，則廣漠而難精，所以這種批評，雖是文學的，而在文學批評史上也未嘗不有一些價值。
本此味外之旨的標準以讀詩品，然後才知他雖是泛論各種風格，而亦未嘗不逗露其主旨。如論雄渾謂「超以象外，得其環中」，論沖淡謂「遇之匪深，即之愈稀，」論纖穠謂「乘之愈往，識之愈真」，論沉著謂「所思不遠，若為平生」，論高古謂「虛佇神素，脫然畦封」，論典雅謂「落花無言，人淡如菊」，論自然謂「俯拾即是，不取諸鄰」，論含蓄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論精神謂「妙造自然，伊誰與裁」，論縝密謂「是有真跡，如不可知」，論清奇謂「神出古異，淡不可收」，論委曲謂「似往已迥，如幽匪藏」，論實境謂「遇之自天，泠然希音」，論形容謂「俱似大道，妙契同塵」，論超詣謂「遠引若至，臨之已非」，論流動謂「超超神明，返之冥無」，則於其所謂味外之旨亦可思過半矣。《四庫總目提要》以《詩品》所列，諸體畢備，不主一格。因譏王士禛之但取「采采流水，蓬蓬遠春」及「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數語，以為詩家之極則，謂為非圖原意，殆亦非真知司空氏論詩宗旨者。尤侗《艮齋續說》（卷八）說得好：
司空圖在唐末不以詩名，而其《詩品》二十四則深得詩家三昧。如《雄渾》雲，「荒荒油雲，寥寥長風。超以象外，得其環中」，《纖穠》雲，「采采流水，蓬蓬遠春。窈窕深谷，時見美人」，《典雅》雲，「落花無言，人淡如菊」，《洗鍊》雲，「流水今日，明月前身」，《勁健》雲，「行神如空，行氣如虹」，《含蓄》雲，「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精神》雲，「生氣遠出，不著死灰」，《豪放》雲，「真力彌滿，萬象在旁」等語。皆沉潛斯道而後得之。
這一條正可為我說作證。蓋在當時，以詩為藝術的風氣之下，固宜其沉潛體會，有所領悟而論詩超詣如此也。林昌彝《海天琴思錄》（卷七）之議《詩品》以為「詩之品何止二十四，況二十四品中相似者甚多，試以古人之詩定之，每首中前後有數品者，每聯中兩句有濃淡者」。而楊廷芝《詩品淺解》又以無極太極之說解《詩品》之分目以為「二十四品固以精神為關鍵，以沖淡纖穠縝密等項為對待，以自然實境為流行，渾分兩宜，至詳至盡，其殆有增之不得，減之不得者歟」。一則議其品目之失當，一則議其品目之無可增減，二說不同，實則均失之泥。讀《詩品》而不著眼於其超詣之點，似覺終無是處。
現在且再看他的《與李生論詩書》。其言云：
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為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足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鹺非不咸也，止於咸而已。中華之人所以充飢而遽輟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
詩貫六義，則諷諭抑揚，渟蓄淵雅，皆在其間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前輩諸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邪？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致，格在其中，豈妨與遒舉哉（「遒舉」一作「道學」）？賈閬仙誠有警句，然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務於蹇澀，方可致才，亦為體之不備也。矧其下者哉！噫，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耳。
又云：
蓋絕句之作本於詣極，此外千變萬狀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豈容易哉！今足下之詩，時輩固有難色，儻復以全美為工，即知味外之旨矣。
據是可知其論詩全以神味為主，欲求其美於酸咸之外，即所以求味外之旨。論詩而重在「韻外之致」，「味外之旨」似乎說得太抽象了。然此正是神韻派的方法。許印芳《詩法萃編》中亦錄此書，並加以跋語云：
表聖論詩味在酸咸之外，因舉右丞蘇州，以示準的，此是詩家高格，不善學之易落空套。唐人中王、孟、韋、柳四家，詩格相近，其詩皆從苦吟而得。人但見其澄澹精致，而不知其幾經陶洗而後得澄澹，幾經鎔煉而後得精緻，學者於一切陳腐之言，浮淺之思，芟除淨盡，而後可入門徑。若從澄澹精致外貌求之，必至摹其腔調，襲其字句，未有不落空套者，所謂優孟衣冠也。然欲陶洗鎔煉，而不知審端致力之方，或竟探之茫茫，索之渺渺，雖極雕肝鏤腎，亦終惝恍而無憑。蓋詩文所以足貴者，貴其善寫情狀。天地人物各有情狀，以天時言，一時有一時之情狀，以地方言，一方有一方之情狀，以人事言，一事有一事之情狀，以物類言，一類有一類之情狀。詩文題目所在，四者湊合，情狀不同，移步換形，中有真意。文人筆端有口，能就現前真景，抒寫成篇，即是絕妙好詞，所患詞不達意耳。此際宜用淘洗鎔煉工夫。凡我見聞所及，有與古今人雷同者，人有佳語即當閣筆。或另構思，切忌拾人牙慧。人無佳語，我當運以精心，出以果力，眼光所注之處，吐糟粕而吸菁華。略形貌而取神骨。此淘洗之功也。興酣落筆，如黃白合冶，大氣鼓鑄，成篇之後，細檢瑕疵，平者易之以拗峭，板者易之以靈活；繁者易之以簡約，疏者易之以縝密。啞者易之以鏗鏘，露者易之以渾融，此鎔煉之功也。功候深時，精義內含，淡語亦濃；寶光外溢，朴語亦華。既臻斯境，韻外之致，可得而言。而其妙處皆自現前實境得來。表聖所云「直致所得，以格自奇」也。其自舉所得亦多警句，如「松涼夏健人」，「樹密鳥沖人」，「棋聲花院閉」，「落葉穿破屋」，「得劍乍如添健仆」，「小欄花韻午晴初」等句，皆現前實境，而落筆時若無淘洗鎔煉工夫，必不能著此等語。由此而推，王、韋諸家詩能出奇之故，可默會矣。自表聖首揭味外之旨，逮宋滄浪嚴氏，專主其說衍為詩話，傳教後進，初學之士，無高情遠識，往往以皮毛之見窺測古人沿襲摹擬盡落空套，詩道之衰，常坐此病。愚思發其聾聵，而振救之，因抄表聖書，詳論如此。
此說只是性靈派的主張，不是神韻派的主張。神韻之詩雖亦須經淘汰鎔煉之功，然其論調總主興會總涉抽象，所以許氏所言，似與司空圖原意不同，然性靈說之足以補救神韻之說者亦正在是。又其《與王駕評詩書》云：
國初上好文章，雅風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宏思於李、杜，極矣。右丞、蘇州，趣味澄夐，若清風之出岫。大曆十數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勍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劉公夢得、楊公巨源，亦各有勝會。浪仙、東野（一作「無可」）、劉德仁輩，時得佳致，亦足滌煩。厥後所聞，逾褊淺矣。河汾蟠郁之氣，宜繼有人。今王生者寓居其間，沉漬益久，五言所得長於思與境偕，乃詩家之所尚者。
其推尊王韋，正可看出此派作風與其主張。至所謂『思與境偕』，即指興會而言。許印芳《跋》謂：「詩家題目各有實境，詩人構思必按切實境，始能掃除陳言，獨抒妙義。」此亦只是袁枚餘唾，異於司空圖之見。又《與極浦談詩書》云：
戴容州雲，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豈容易可談哉！然題紀之作，目擊可圖，體勢自別，不可廢也。
「藍田日暖，良玉生煙」二語最為王士禛論詩所稱。而許印芳《跋》乃謂：「可見古人作詩以真切為貴，初學之士宜先講明此理。從真切處用功，門路不差，自有升堂入室之日，慎勿視為老生常談」云云，則又適成其為性靈派的主張。吾嘗謂袁枚性靈之說即從王士禛神韻之說一轉變而來者。（見《小說月報》十九卷一號《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之神氣說》）許氏此種解釋正可看出這種關係。若謂此即所以致「韻外之致」與「味外之旨」的方法，則司空圖所言固不若是之泥也。
清代翁方綱《石洲詩話》，稱其「論詩入超詣，而其所自作全無高韻，與其評詩之語竟不相似，此誠不可解」（卷二）。潘德輿《養一齋詩話》亦謂「表聖善論詩而自作不逮」（卷五），以是為司空圖病。(1)亦緣不知司空圖之論詩正代表詩佛一派；而詩佛之詩論，本是見到是一件事，做到是另一件事者。蓋詩佛之詩羚羊掛角，無跡可求，非有妙悟難以領略，既不能舉以示人，也不用別標新義以為其作風之擁護的主張。而且本於詩仙之詩論，可以做到清真自然的境界，本於詩聖之詩論也可以做到集大成的境界，獨有詩佛之詩論，則既不用自己去標榜，而後人之能代為闡說者，儘管說得深中肯綮，妙契玄微，卻又未必便能做到此境地。李東陽《懷麓堂詩話》致疑於「滄浪所論超塵絕俗，真若有所自得，……顧其所自為作，徒得唐人體面，亦少超拔警策之處」，其故正亦坐是。此所以持論愈高者，所作往往愈不能逮。其做得到者既不和盤托出，而見得到者又徒然風光浪藉。我們看詩佛一派之詩論，正當明了這些關係。
第四節 劉昫
時至五季，除新創的詞體以外，文格既卑，詩音亦靡，所以此時的文學批評，於新者則體未完成，無可論述，於舊者則以日就衰陋之故，不加注意。而批評界遂歸於沉寂無已！惟劉昫的《舊唐書》中，猶有一些足以論述者。
劉昫論文之足述者，（1）明白文學之性質，（2）明白文學之進化。
其論文學之性質，很能打破傳統的觀念。（1）不使文混於行，使不與善相混。其蘇味道、李嶠諸人傳論云：
才出於智，行出於性。故文章之巧拙，由智之深淺也。行義詭實，由性之善惡也。然則智性稟之於氣，不可使之強也。蘇味道、李嶠等俱為輔相，各處穹崇，觀其章疏之能非無奧瞻。驗以弼諧之道罔有貞純。
其贊亦稱「蘇、李文學，一代之雄」。他這種不以人廢文的態度，較之昔人不以人廢言為更進一步。蓋在教訓的批評流行之後，而能有此見解，亦是值得注意的。（2）不使文混於學，使不與「真」相混。其馬懷素、褚無量諸人傳贊云：
學者如市，博通甚難；文士措翰，典麗維艱。
此以學者與文士分言之，又其《文苑傳序》云：
如燕、許之潤色王言，吳、陸之鋪揚鴻業，元稹、劉之對策，王維、杜甫之雕蟲，並非肄業使然，自是天機秀絕，若隨珠色澤無假淬磨，孔璣翠羽自成華彩。
此亦以文重在才，故與學異。
至其論文學之進化，也能破除流俗的見解。（1）打破批評界的是古非今說。其《文苑傳序》云：
前代秉筆論文者多矣！莫不憲章謨誥，祖述詩騷，遠宗毛、鄭之訓論，近鄙班、揚之述作。謂采采芣苢，獨高比興之源，湛湛江楓，長擅詠歌之體。殊不知世代有文質，風俗有浮醨，學識有淺深，才性有工拙。昔仲尼演三代之易，刪諸國之詩，非求勝於昔賢，要取名於今代。實以淳樸之時傷質，民俗之語不經，故飾以文言，考之弦誦，然後致遠不泥，永代作程，即知是古非今未為通論。
他處於唐代批評界復古說高唱之後，而竟能不為所囿，謂是古非今未為通論，真也是值得佩服的。（2）打破文學界的則古說。他在批評方面既不欲是古非今，則於作品之重在新變不重法古，亦固其宜。其《元稹白居易傳論》云：
舉才選士之法尚矣！自漢策賢良，隋加詩賦，罷中正之法，委銓舉之司，繇是爭務雕蟲，罕趨函丈，矯首皆希於屈、宋，駕肩並擬於《風》、《騷》。或侔箴闕之篇，或補亡之句，咸欲錙銖《采葛》，糠粃《懷沙》，較麗藻於碧雞，斗新奇於白鳳。暨編之簡牘，播在管弦，未逃季緒之詆訶，孰望《子虛》之稱賞。迨今千載不乏辭人，統論六藝之源，較其三變之體，如一班者蓋寡，類七子者幾何！至潘、陸情致之文，鮑、謝清便之作。迨於徐、庾踵麗增華，纂組成而耀以珠璣，瑤台構而間之金碧。國初開文館，高宗禮茂才，虞、許擅價於前，蘇、李馳聲於後，或位升台鼎，學際天人，潤色之文，咸布編集，然而向古者傷於太僻，徇華者或至不經，齷齪者局於宮商，放縱者流於鄭衛。若品調律度，揚榷古今，賢不肖皆賞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昔建安才子，始定霸於曹、劉，永明辭宗，先讓功於沈、謝，元和主盟，微之、樂天而已。
此文不崇學古之作而尚新變之體。故其贊云：
文章新體，建安、永明。沈、謝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長留莖英。不習孫、吳，焉知用兵。
凡是作家，總無有不知新變的。他這樣不主尊古，不主法古，似乎與唐代一般的批評家異其旨趣。他何以能於此銷聲時代而抱此見解呢？這當然因為他是史家。他本於歷史的觀念以批評文學，當然能知文學的進化，而不為批評界的復古潮流所動搖了。我們試看劉子玄的論文，便可知史家的文學觀本應如此的。他不過為唐代文史家的文評之結束耳！正如司空圖之論詩，雖似別有闡發，實則自有淵源，昧者之不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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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惟尤侗《艮齋續說》稱：「其自作詩，皆能超詣為工未可以晚唐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