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批評史 · 第四篇 魏晉南北朝
——文學觀念演進期之三
第一章 魏晉之文學批評
第一節 曹丕與曹植
迨至魏晉，始有專門論文之作，而且所論也有專重在純文學者，蓋已進至自覺的時期。魏晉論文之著，具見於《文心雕龍·序志》一篇。其稱三國時論文者只有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場《文論》，並再加以批語云：「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辨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略。」此外惟謂：「公幹亦泛議文意，往往間出。」其所謂魏文述典，即魏文帝的《典論·論文》。陳思序書，即曹植《與楊德祖書》等文。而應瑒《文論》，現在只有一篇《文質論》，見嚴可均所輯《全後漢文》中；但是案其所云，只言文質之宜，似與文論無關。(1)至劉楨之說，惟論氣者猶見他書稱引，餘無可考。所以講到魏的文學批評，亦惟有曹丕、曹植二人可述。
曹丕、曹植，之對於文學究取怎樣的態度呢？曹丕的《典論·論文》說：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忽務，不以康樂而加思。
曹植《與楊德祖書》亦云：
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云，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德薄，位為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史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
這都是儒家立名後世的意思。再看曹丕《與吳質書》所言：
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慾，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為不朽矣。
要「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要「辭義典雅」才足傳於後，這些儼然都是儒家之言。(2)蓋丕、植一方面在創作上沿襲古典文學的舊型，以開六朝淫靡之風氣；一方面在批評上不脫儒家傳統的論調，以致不能導創作入正軌，轉開後世文人主張文以明道或致用的先聲。(3)
曹丕的《典論·論文》為文學批評之嚆矢。自是以後，始有專門論文的散篇文章。今按丕、植所言，雖亦不外昔人的意思；如其謂「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即王充《須頌》、《書解》諸篇之意；其論文體、文氣二者，亦即相如賦跡、賦心之說。但是他能融會貫通，加以廓充，而說來亦更覺透徹，此所以為中國文學上之自覺時代也。
由跡的方面言，至是始為文體之區分。《典論·論文》云：
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
此數語重要之點，在於看出文的本同而末異，看出各種體裁均有其特殊的作用與風格，更看出詩賦之欲麗，以見純文學自不可廢去修辭的技巧。
由心的方面言，於是再拈出「氣」字。《典論·論文》云：
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又云：
徐幹時有齊氣。(4)
其《與吳質書》亦云：
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
這都是從氣的方面以論文者。論文言「氣」，實始於此。此數節中所言之「氣」，兼有兩種意義。所謂「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者，是指才氣而言；曰「齊氣」曰「逸氣」雲者，又兼指語氣而言。蓄於內者為才性，宣諸文者為語勢，蓋本是一件事的兩方面，故亦不妨混而言之。《文心雕龍·風骨》篇引劉楨語云：「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此指才氣言者。又其《定勢》篇引劉楨語云：「文之體指貴強；（原作『文之體指實強弱』今從黃侃校改。）使其辭己盡而勢有餘，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此又就語氣言者。所以劉勰稱「公幹所談頗亦兼氣」，而陸厥亦云「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可知時人論氣，本混才氣語氣而為一。近人乃謂：「曹丕論氣，實指才性言之，為後世陽剛陰柔說之所本，與唐宋人之以語勢為文氣者不同。」（陳鍾凡《中國文學批評史》）此則僅見其一而未見其二了。
「跡」的方面，體異而風格亦異；「心」的方面，人異而才性亦異：所以對於文體上的奏議、書論、銘誄、詩賦四科總結一句云：
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備其體。
「能之者偏」，「惟通才能備其體」，這二者是他從文體文氣兩方面體會有得的結論，也即是他對於文學批評的基本觀念。其品評當代作家，即應用此觀念以為其「能之者偏」的例證。他說：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出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團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俊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5)
曹植《與楊德祖書》亦云：
以孔璋之才不閒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者也。
這些話頗能說明作者的個性。個性不同，故於文的各體，能之者偏，而即於同一體制之中，也往往各自有其不同的氣韻。此則所謂「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者；所以有的有齊氣，有的體氣高妙，有的有逸氣了。這些雖近於抽象之語，但並非不可捉摸。大抵漢季臧否人物的風氣很盛，所以頗多清議式的諺語，如「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等等；而汝南月旦，尤為一時美談。故劉劭得本之以成《人物誌》，傅嘏、鍾會得本之以論才性同異，而在於丕、植則不過應用此觀念以論文學而已。
因才異所以能偏，因「能之者偏」於是文有利病可摭，美惡可言，而品評以起。曹植《與楊德祖書》亦云：
世人著述不能無病。仆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仆潤飾之。仆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仆：「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常嘆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
更因「能之者偏」，於是所生的批評遂亦各隨好尚漫無定準，而陷於文人相輕的陋習。曹植云：
人各有好尚：蘭、苣、蓀、蕙之芳，眾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眾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
曹丕亦云：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台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
但是能之者雖偏，而「惟通才能備其體」，所以他以為文學上的批評，只有作家才能勝任，也只有作家才有此識見，有此資格，因為他是深知此中之甘苦者。曹植云：
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呰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嘆息乎？
這種混批評與創作而為一的見解，固然不很對。但是若明白上文所講，他們品評的標準，本重在修辭的技巧；明白他批評的基本觀念，「惟通才能備其體」，則此種必作者始可言利病的主張，實是當然的結論。陳鍾凡譏其不知批評文學與文學之區別，蓋亦未為篤論也。
更因「惟通才能備其體」，所以益覺通才之難能而可貴。曹植《與吳季重書》云：
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無貴矣。
這樣以希有為貴，於是文學遂漸漸形成貴族的傾向。
第二節 陸機《文賦》
晉初文學首推二陸；即就文學批評言，二陸亦較為重要。陸雲《與兄平原書》凡數十通，大率討論文事；不過以其過涉瑣碎，無關弘旨，故不贅述。今僅就陸機《文賦》言之。其《文賦自序》雖謂「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似乎於文學之精微處未曾論及；但是他畢竟是「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者，畢竟是「每自屬文，尤見其情」者，所以無論如何頗能道出作文之利害所由。劉勰《文心雕龍》之論《文賦》，雖謂其「巧而碎亂」，似有貶辭。但其碎亂之故，由於為賦體所限，似不應以是為病；至其精微之處，則固不得不以「巧」許之。(6)
陸機自謂「普辭條與文律，良余膺之所服」。所以論文亦頗講及一些粗跡。如在積極方面，主張：
一、選辭 其目的要使「選義按部，考辭就班，抱暑者咸叩，懷響者畢彈」。使不注重選辭，則其弊為「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
二、謀篇 其方法：「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否則不能謀篇，其弊成為「或仰逼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了。
三、擇體 其標準是：「夸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
四、定旨 其規律是：「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眾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
其在消極方面則主張：
一、勿模襲 陸機雖近於古典派，但不過沿襲以前文人的技巧使之益進而已，他決不如明代前後七子之句剽字竊以為古者。所以他又說：「雖杼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衍義，亦雖愛而必捐。」明白這一點則知六朝文人雖多屬於古典文學，而一二足以代表的名家，卻都是善於新變者。此又陸機所謂「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也。
二、去疵累 有時得了一二佳句，固然足使累句增光，即他所謂「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剪，亦蒙榮於集翠」者是。但是疵累過多有時也總不免「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為瑕」了。
這些都是所謂辭條文律。他再進一步論及為文之難，不易到恰好的地步：重質而輕辭，則雖應而不和；重辭而遺情，則雖和而不悲；任情而無檢，則雖悲而不雅；約情而止禮，則既雅而不艷。此則成為批評上的問題，不僅是修辭上的問題了。所以他又說：
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赴節以投，歌者應弦而遣聲。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
粗跡可以言而不可以泥。所以不可以泥之故，即由於要「因宜適變」。這個「因宜適變」，便是所謂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即作者亦不自知的，所以不可以言傳了。但此雖非華說之所能精，而陸機卻頗能道出為文之甘苦，頗能攫住文學的要領。
第一項是天才，文學的天才，不是眾人所同具，即有此天才的人其等量又不可以相齊。固然衡量作者的天才不必如什麼八斗或幾斗的量法，但是創作之必賴於天才是無可疑的。他說：
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橐龠之罔窮，與天地乎並育。雖紛藹於此世，嗟不盈於予掬。患挈瓶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故踸踔於短垣，放庸音以足曲。
司馬相如之論賦心，謂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曹丕之論文氣，謂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這些都是說明才性之有特長，所以這猶不是陸機《文賦》的長處。
第二項是情感，這也是一般人所共知。《詩序》所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班固所謂「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不過他再申說一些「感於物而動」的道理而已。他說：
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懍懍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
這些都是說明即景生情的實感。
第三項是想像。文學重要的生命有二，一是實感，一是想像力，要能從想像力中活躍出實感來，才盡文學家的能事。《文賦》中間描寫想像力的方面卻頗有精彩。
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游萬仞。其致也，情瞳矇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傾群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於是沉辭怫悅，若游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收百世之闕文，采千載之遺韻。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
上天下地，往古來今，都在想像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內。「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如此才見得想像力的豐富瑰偉。
第四項是感興，不論何種藝術，待到他組成作品的時候，他所經歷的過程，總不能越過感興一個階級，而於文學為尤甚。所謂感興即是感情的一種興奮狀態。感興濃到不能自禁的時候便鬚髮揮其天才，宣洩其情感，而運用其想像以成為作品。文人作文，詩人作詩，都在能擒住這一種感興而已。此意亦發自陸機，其所論亦頗精到。他說：
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
感興方濃不能遏止其發露，感興不來不能勉強去醞釀。這一節形容感興的起滅，確是所謂「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才能深知此中之甘苦者。
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唇齒。紛威蕤以遝，唯豪素之所擬。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
這是說感興來的時候，醞釀成熟，故能提起銳筆，一呵而就；此所以「或率意而寡尤」。
「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攬營魂以探賾，頓精爽於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這是說感興不來或感興已去的時候，即使欲勉強作文而時機未熟，不免徒勞無功，此所以「或竭情而多悔」。
這些都是他較精微的方面，而想像與感興尤為他獨到的見解。(7)
至其在文學批評史上承前啟後的關係則為：（1）文體的辨析，（2）駢偶的主張，（3）音律的問題，茲分言之於下：
自曹丕論文，創為四科之論，而桓范《世要論》亦有《序作》、《贊象》、《銘誄》諸篇說明各體之旨。(8)如《序作》篇云：
夫著作書論者，乃欲闡弘大道，述明聖教，推演事理，盡極情類，記是貶非，以為法式，當時可行，後世可修。……而世俗之人不解作體，而務泛溢之言，不存有益之義，非也。故作者不尚其辭麗而貴其存道也，不好其巧慧而惡其傷義也。故夫小辯破道，狂簡之徒，斐然成文，皆聖人之所疾矣。
《贊象》篇云：
夫贊象之作，所以昭述勛德，思詠政惠，此蓋詩頌之末流矣。……若言不足紀，事不足述，虛而為盈，亡而為有，此聖人之所疾，庶幾之所恥也。
《銘誄》篇云：
夫渝世富貴，乘時要世，爵以賂至，官以賄成，……此乃繩墨之所加，流放之所棄；而門生故吏，合集財貨，刊石紀功，稱述勛德，高邈伊、周，下陵管、晏，遠追豹、產，近逾黃、邵，勢重者稱美，財富者文麗。後人相踵，稱以為義。外若贊善，內為己發。上下相效，競以為榮。其流之弊，乃至於此。欺曜當時，疑誤後世，罪莫大焉。
綜其所言，亦大抵曹丕「書論宜理，銘誄尚實」之義。至陸機《文賦》遂益說明體裁之性質。其言云：
詩緣情而綺靡。——李善《文選注》（以下簡稱「李」）：「詩以言志，故曰緣情；綺靡，精妙之言。」王闓運《論詩文體法》（以下簡稱「王」）：「詩，承也，持也。承人心性而持之，以風上化下，使感於無形，動於自然。故貴以詞掩意，托物寄興，使吾志曲隱而自達，聞者激昂而欲赴。……非可快意騁詞自仗其偏頗，以供世人之喜怒也。
賦體物而瀏亮。——李云：「賦以陳事，故曰體物。瀏亮，清明之稱。」王云：「賦者詩之一體，即今謎也。……莊論不如隱言，故荀卿、宋玉賦因作矣。漢代大盛，則有相如、平子之流以諷其君。太沖、安仁發攄學識，用兼詩書，其文爛焉。要本隱以之顯，故托體於物而貴清明也。」
碑披文以相質。——李云：「碑以敘德，故文質相半。」王云：「碑始於廟，碑文則始墓道。以文述事，而不可以事為主。相質者，飾質也。」
誄纏綿而悽愴。——李云：「誄以陳哀，故纏綿悽慘。」
銘博約而溫潤。——李云：「博約謂事博文約也。銘以題勒示後，故博約溫潤。」王云：「銘記一類也，言欲博，典欲約。」
箴頓挫而清壯。——李云：「箴以譏刺得失，故頓挫清壯。」王云：「箴當聳聽，故當頓挫。」
頌優遊以彬蔚。——李云：「頌以褒述功美，以辭為主，故優遊彬蔚。」王云：「後世之頌，皆應制贊人之文，故貴優遊不可謂譽。——以上皆有韻之文。詩之末流，皆主華飾。」
論精微而朗暢。——李云：「論以評議臧否，以當為宗，故精微朗暢。」王云：「是非不決，論以明之，故必探其精微，使朗然而曉。」
奏平徹而閒雅。——李云：「奏以陳情敘事，故平徹閒雅。」王云：「奏施君上，故必氣平理徹。」
說煒燁而譎誑。——李云：「說以感動為先，故煒燁譎誑。」王云：「說當回人之意，改已成之事，譎誑之使反於正，非尚詐也。——以上皆無韻之文，單行直敘。」
此亦重在各種體制與風格之關係。與曹丕《典論·論文》所云相同，而與後世劉勰、司空圖諸人之論風格者相異。蓋他們只重在說明某種文體之標準的風格，以為文體辨析之準則，所以不免偏於古典的傾向也。
至其駢偶的主張也與其作風有關。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評潘、陸語稱為「縟旨星稠，繁文綺合」。所以他的論文主張亦偏主妍麗。他說：「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這種主張，實開元嘉文學的風氣，顏延年、謝靈運等的作風都自此出。(9)
此外他所提出者猶有音律的問題。司馬相如之論賦跡，雖雲「一經一緯，一宮一商」，似乎已經明白音律的重要。迨至陸機始漸發揮斯義。他說：「暨音聲之疊代，若五色之相宣。」似乎後世所謂「韻」、「和」的問題，陸機已啟其端。不過此時於音韻方面的辨析還不精，所以他的所謂音律是指自然的音調而言。他說：「塊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緯。」又云：「或寄辭於瘁音，徒靡言而弗華。」又云：「故踸踔於短垣，放庸音以足曲。」其評論文字都重在音節。則知沈約所謂「潘、陸、顏、謝，去之彌遠」者，不過指人工的音律言耳。所以這種主張也未嘗不是永明文學的先聲。
第三節 左思與皇甫謐
揚雄、班固、摯虞之論辭賦，皆以古義相繩，謂辭人之賦沒其風諭之義。至左思則又一變其論調，謂後人之賦近於虛誕失實。其《三都賦序》云：
蓋詩有六義焉，其二曰賦。揚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先王采焉，以觀土風：見「綠竹猗猗」則知衛地淇澳之產；見「在其版屋」則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然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蔥」，班固賦《西都》而欲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稱珍怪，以為潤色。若斯之類匪啻於滋。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為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征。且夫玉卮無當，雖寶非用；侈言無驗，雖麗非經：而論者莫不詆訐其研精，作者大抵舉為憲章，積習生常，有自來矣。余既思摹《二京》而賦《三都》；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誌：風謠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長者，莫非其舊。
此種作賦求真的主張，其合不合自是另一問題。王觀國《學林》「三都賦序」條已為相如諸人辯護，謂「盧橘夏熟」云云正所以見上林之富麗，四海之嘉木珍果莫不移植其中；玉樹亦非指天產，本不限於地域；「以出比目」所以極言感格之所致，雖魚鳥之飛潛亦有不召而致者；「以游海若」蓋言武帝好神仙，治太液池，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仙之宅、龜魚之屬以俟神人，是則左思所列舉以為疵病者，固未必盡當。不過他既有此主張，則在文學批評史上也有值得研究者。大抵這種思想的形成，不外二端：其一，是受賦家之影響。賦家者流，章學誠本以為兼諸子之餘風，異於後世辭章之士。其《校讎通義》云：「假設問對，莊、列寓言之遺也；恢廓聲勢，蘇、張縱橫之體也；排比諧隱，韓非《儲說》之屬也；徵才聚事，《呂覽》類輯之義也：雖其文逐聲韻，旨存比興，而深探本源，實能自成一子之學，與夫專門之書初無差別。」此說亦自有一部分的理由。由於辭賦本身之欲自成一子之學，則對於「侈言無驗，雖麗非經」的，當然不能滿意了。其二，是受批評家的影響。王充的文學批評，即本於他疾虛妄的態度而建立的。所以對於辭賦之揚厲過甚，藻飾失實，往往加以駁詰。此與左思這種主張也有很大的關係。我們須知辭賦雖欲自成一子之學，但其「虛張異類，托有於無」，則自司馬相如以來久已如此了。(10)所以這種思想，非受批評界的指示，則在作家自身，不容易覺悟的。
左思的論賦因較偏於情實，所以他定詩賦的界說云：
發言為詩者，詠其所志也；升高能賦者，頌其所見也。美物者貴依其本，贊事者宜本其實。匪本匪實，覽者奚信。（《三都賦序》）
他這樣定詩、賦的區別，似乎有些不甚妥當，若欲使其賦成為一子之學則可，若欲其文學批評也取疾虛妄的態度則可。如果此意不足以範圍賦的全體，則因於升高能賦一語而必求其賦之翔實，未免太偏極端了。何則，蓋所謂發言為詩者，不過言其情之自內生者而已；所謂升高能賦者，不過言其情之自外起者而已；未必詩可逞虛而賦必核實也。所以這種主張不如皇甫謐的《三都賦序》說得較為圓通一些。他說：
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11)
此說較得賦的要領。因為賦是美麗之文，所以末流所及，恆以極端尚美，而漸離於善——昔之將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者，至是而沒其諷諭之義焉；再進一步而漸違於真——昔之感物造耑、材知深美者，至是而亦並務恢張、博誕空類焉。謂賦的末流之漸離於本初則可；必謂這種離善違真者為賦之失，則未當。《晉書·文苑傳》稱其「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為秘書郎。」這種求真的態度，本亦無可非難。但在賦的立腳點而言，則實是至是而作風一變，並不是至是而作風返之於古。
第四節 總集之結撰者
第一目 摯虞《文章流別論》
至摯虞遂承曹丕、陸機之遺風，(12)一方面撰集古今文章，類聚區分以定其體制；一方面於定其體制之外兼論其得失。其所撰著，考諸各家著錄，名稱卷數，均不盡同。《晉書》本傳稱其「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今文章，類聚區分，為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為之論，辭理愜當，為世所重」。《隋志》簿錄類「《文章志》四卷」，總集類稱「《文章流別集》四十一卷」（注云：「梁六十卷，《志》二卷，《論》二卷。」）；「《文章流別志論》二卷」。新、舊《唐志》目錄類有「《文章志》四卷」，總集類有「《文章流別集》三十卷」，與《晉書》同。(13)《通志》目錄類有「《文章志》四卷」，總集類有「《文章流別集》六十卷，《文章流別志論》二卷」。而焦竑《國史經籍志》雜家類，又稱「《文章流別集》十二卷，《文章流別志論》二卷」。今其書早佚，究竟卷帙多寡，已不可得知。大抵其所撰著，本有三種性質：《文章志》的性質同於序目，觀《三國志·陳思王傳》注、《後漢書·桓麟傳》注、《文選·長笛賦》注諸書所引可證。(14)所以《隋志》新、舊《唐志》及《通志》著錄均以列入史部目錄一類。《文章流別集》的性質，原是總集，故卷數為獨多。《隋志》云：「總集者，以建安之後辭賦轉繁，眾家之集日以滋廣。晉代摯虞苦覽者之勞倦，於是采擿孔翠，芟翦繁蕪，自詩賦下各為條貫，合而編之，謂為《流別》。」則此書之為分類總集至為明顯；此即《晉書》所謂「類聚區分」者也。(15)《文章流別論》則為敘論性質。由文學批評言，惟此較為重要，是又《晉書》所謂「各為之論，辭理愜當」者是也。此三種性質雖別，原本一書，第以卷帙繁多之故，傳抄者分合不一，於是名稱卷數均不相同。或僅錄其序目，則成為《文章志》。此當在《流別集》卷首，故可別錄為書。考《通志》目錄類有荀勖《文章家集敘》十卷，與摯虞《文章志》、沈約《宋世文章志》同著錄。勖較摯虞稍前，則摯著或本於此。或輯錄其所論，則成為《文章流別論》。此當分在《流別集》各卷中間，而錄者別為選輯成卷者。考《隋志》注謂「梁六十卷，志二卷，論二卷」。則知此輯出之本，且在阮孝緒《七錄》以前。今原輯本早已散佚。焦竑《國史經籍志》雖有《文章流別志論》二卷，然張溥摯《太僕集》內所錄已是就《北堂書抄》、《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廣文選》諸書輯錄而成者，則其散佚可知。焦著所載多不可靠，不能據此以為明代仍有完本。嗣是踵輯者，有嚴可均、張鵬一二家。嚴輯刊入《全晉文》中；張輯刊入《關隴叢書》中。均就張輯加以校補。至許印芳《詩法萃編》所錄，即據張輯，無所校補。現就諸家所輯諸條案其內容，皆為流別論，而諸家猶循舊稱，名為流別志論似亦未當。
今就此僅存的數則中以論其文學批評的思想，大抵可窺出兩點：（1）可以看出他選輯的宗旨，（2）可以看出他選輯的方法。由選輯的宗旨言，他是本於儒家的見地的，其總述文章之含義云：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敘，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全晉文》七十七）
此完全從文的作用而言，故其論各種文體亦謂「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勛立而銘著，嘉美眾而誄集，說史陳辭，官箴王闕」，以為各種文體均由應用而起。又其論賦家之四弊云：
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今之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情義為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為本，則言富而辭無常矣。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繇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辭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也。（《全晉文》七十七）
此意亦略同於班固——本儒家的見地，貶賦家的淫辭，因此可知他選輯的宗旨未必專尚麗辭了。由選輯的方法言，他又看出文體是因時而異其性質。姑舉一節為例：
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則以為律呂，或以頌形，或以頌聲。其細也，甚非古頌之意。昔班固為《安豐侯頌》，史岑為《出師頌》、《和熹鄧後頌》，與《魯頌》體意相類，而文辭之異，古今之變也。揚雄《趙充國頌》，頌而似《雅》。傅毅《顯宗頌》，文與《周頌》相似，而雜以風雅之意。若馬融《廣成》、《上林》之屬，純為今賦之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全晉文》七十七）
章學誠《詩教下》極言論文拘形貌之弊，不知摯虞早已言之。據此一節則知其選輯的方法，所謂類聚區分者，又未必泥於形式的方面了。
第二目 李充《翰林論》
與摯虞《文章流別論》相近者，在東晉更有李充(16)的《翰林論》。《翰林論》二卷(17)也早散佚。(18)其詳不可得知。但據各家論述及著錄考之，要亦與《流別集》一樣有二種性質。其一，是選輯性質的總集。《通志·藝文略》既於文史類著錄之，而復見其目於總集類。竊疑此書本可兩屬，所以《七錄》稱有五十四卷（見《隋書·經籍志》注）而《晉書·文苑傳序》亦有「《翰林》總其菁華」之語。其又一則是「論為文體要」之語（見《中興書目》），此劉勰所譏為「淺而寡要」者是也。(19)大抵其為總集者原名《翰林》，而評論者則稱《翰林論》，亦猶《文章流別集》之別成為《文章流別論》，而後人亦多混而稱之也。
至《翰林論》與《文章流別論》不同者，一則於談文體之外兼及評論，一則僅就文體言耳。蓋摯虞由目錄以試輯總集，而李充則由總集以試加評論。摯虞所編重在類聚區分，故其書名《流別》而所論亦止及文體；李充所編重在菁華，故其書名《翰林》，而所論遂多評論作家。此為二書體例之別。故各家著錄均以《流別》為總集之始，而《翰林》為文史之始。中國舊時之文學批評除詩話文談之外，各家選集，往往各存微旨，此所以總集與文史亦互有關係也。
今就嚴可均《全晉文》（五十三）所輯諸條考之，大都是於每體中擇其尤佳者，略加評論以為標準。如：
或問曰：「何如斯可謂之文？」答曰：「孔文舉之書，陸士衡之議，斯可謂成文矣。」（《初學記》二十一，《御覽》五百八十五）
容象圖而贊立，宜使辭簡而義正。孔融之讚揚公，亦其義也。（《御覽》五百八十八）
表宜以遠大為本，不以華藻為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謂成文矣。諸葛亮之表劉主、裴公之辭侍中、羊公之讓開府，可謂德音矣。（《御覽》五百九十四）
駁不以華藻為先。世以傅長虞每奏駁事，為邦之司直矣。（《御覽》五百九十四）
研核名理而論難生焉。論貴於允理，不求支離。若嵇康之論，文矣。（《御覽》五百九十五）
在朝辨政而議奏出；宜以遠大為本。陸機議晉斷，亦名其美矣。（《御覽》五百九十五）
盟檄發於師旅。相如《喻蜀父老》，可謂德音矣。（《御覽》五百九十七）
此外如鍾嶸《詩品》「潘岳」條稱：「《翰林》嘆其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綃縠。」（亦見《初學記》二十一《御覽》五百八十九，嚴輯引之。）王懋《野客叢談》「百一詩」條亦引其「應休璉作五言詩百數十篇，有詩人之旨」(20)。則又就一人之作而加以評論者。惟均嫌瑣屑，此劉勰所以譏其寡要歟？
第五節 反時代潮流的批評家
第一目 虞溥諸人
在兩晉思想崇老莊，文辭尚駢麗的時代，而猶有少數崇奉儒家思想，近於儒家的文學觀者，則為虞溥、裴諸人。
當時裴因時尚清談，作《崇有論》辟虛無之妄，以為「形器之故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眾聽眩焉」（《全晉文》三十三）。而范寧之《罪王何論》亦稱其「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全晉文》一百二十五）。這些雖就思想言，但也可略窺其文學觀念，蓋與荀子之攻擊飾奇辭，文奸言，是同樣的例。
至虞溥為鄱陽內史時所作的《厲學篇》，為其誥訓學徒的話。如：
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弟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為德。（見《晉書》本傳，《全晉文》七十九作《獎訓學徒詔》。）
他主張先修質後學文，這全是儒家思想。所以他講及文事，也以為離不開學。他說：
若乃含章舒藩，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賾究奇，使揚班韜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同上）
他如傅玄謂：「詩之雅頌，《書》之典謨，文質足以相副：玩之若近，尋之若遠，陳之若肆，研之若隱，浩浩乎其文章之淵府也。」（《北堂書抄》九十五《御覽》五百九十九又六百八引《傅子》）也有宗經的意思。《晉書》稱：「傅成風格峻整……好屬文論，雖綺麗不足而言成規鑒。潁川庾純常嘆曰，長虞之文近乎詩人之作矣。」作風如此，固宜其衡文標準仍折衷於儒家了。這些均和當時一般的文學批評不同，因為他不承認文學的獨立性，可知傳統思想猶有一部分的存在。
第二目 葛洪
虞溥與葛洪在當時文勝的時期，都是反時代潮流的批評家。葛洪《抱朴子·尚博》篇云：
或貴愛詩賦淺近之細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書，以磋切之至言為駿拙，以虛華之小辨為研巧，真偽顛倒，玉石混淆，同廣樂於桑間，鈞龍章於弁服。悠悠皆然，可嘆可慨者也。(21)
他這種尊子書忽文藝的主張，確乎也是很背時的。即專就純文學而言，如《辭義》篇云：
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純虛譽，故有損而賤。
此亦完全以應用為標準，似乎與虞溥諸人一樣，但其在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則葛洪卻遠勝於虞溥。此有二因：
其一，所謂尊子書忽文藝雲者，不過就此二者比較言之耳。在此二者之中，也許葛洪因於個人才性之有所偏畸，或因於傳統思想之未能盡除，或因於反對流俗之過於重文而輕質，於是覺其「悠悠皆然，可嘆可慨」。實則葛洪對於文學的觀念，絕不和虞溥一樣。虞溥以為「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葛洪則以為文章並非德行之餘事。他在《尚博》篇中討論文章與德行的問題。他以為文章與德行並無本末先後之分：
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夫上天之所以垂象，唐虞之所以為稱，大人虎炳，君子豹蔚，昌旦定聖諡於一字，仲尼從周之郁，莫非文也。八卦生鷹隼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文之所在，雖賤猶貴，犬羊之鞟，未得比焉。
即分本末亦不足以為輕重的標準。所以他再說：
且夫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譬若錦繡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雲雨生於膚寸，江可始於咫尺爾！則文章雖為德行之弟，未可呼為餘事也。
他本於這種觀點，所以並不輕視文章。——非惟不輕視文章，並且喜歡討論文章。他因為——
德行為有事，優劣易見；文章微妙，其體難識。夫易見者粗也，難見者精也。夫唯粗焉，故銓衡有定焉；夫唯精焉，故品藻難一焉。吾故舍易見之粗，而論難識之精，不亦可乎？（《尚博》篇）
此所以他在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應當較虞溥諸人重要得多。可是他畢竟偏於雜文學方面。觀其《自序》謂：「洪年二十餘，乃計作細碎小文，妨棄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創子書。」則其興趣所在也可以窺知了。故他所謂「文章微妙，其體難識」，所謂「品藻難一」雲者，未嘗不兼指內容的思想而言。所以他又說：
筌可以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筌；文可以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尚博》篇及《文行》篇）
則他雖似重文而並不承認文學的獨立性了。故彼之異於虞溥者，不過不主先德行而後文學而已。其所以重視文學者，蓋指雜文學言，固非貴虛華之詩賦也。
其二，能明文學進化的觀念。此則同於王充而遠勝於虞溥者。其《鈞世》篇云：
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難曉：或世異語變，或方言不同，經荒歷亂，埋藏積久，簡編朽絕，亡失者多；或雜續殘闕，或脫去章句；是以難知，似若至深耳。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贍麗。《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博富。然則古之子書，能勝今之作者，何也？守株之徒，嘍嘍所玩，有耳無目，何肯謂爾！其於古人所作為神，今世所著為淺，貴遠賤近，有自來矣。故新劍以詐刻加價，弊方以偽題見寶。是以古書雖質樸，而俗儒謂之墮於天也；今文雖金玉，而常人同之於瓦礫也。若夫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遊獵，而《叔畋》、《盧鈴》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艷乎？等稱征伐，而《出車》、《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近者夏侯湛、潘安仁並作補亡詩，《白華》、《由庚》、《南陔》、《華黍》之屬，諸碩儒高才之賞文者，咸以古詩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賢之所作也。
這種論調明白文學之進化，明白品評文學不可貴古賤今，這實是重要的地方。此意雖亦同於王充之文不必合於古的論調，但他謂今文勝古文的緣故，由於古樸今麗，則完全是受時代的關係。如《鈞世》篇所云：
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則莫不雕飾，時移世改，理自然也。至於罽錦麗而且堅，未可謂之減於蓑衣；輜妍而又牢，未可謂之不及椎車也。書猶言也，若言以易曉為辯，則書何故以難知為好哉？若舟車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結繩，諸後作而善於前事，其功業相次千萬者，不可復縷舉也。世人皆知快於曩矣，何以獨文章不及古耶？
此種論調，較之王充思想，便修正得多，圓融得多了。可知時代的關係終究是不可漠視的。所以葛洪雖極推崇王充稱為冠倫大才，(22)而《辭意》篇謂：
屬筆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則患乎譬煩言冗，申誡廣喻，欲棄而惜，不覺成煩也。其淺者則患乎妍而無據，證援不給，皮膚鮮澤，而骨鯁迥弱也。
此雖不是批評王充的《論衡》，而《論衡》的文辭，確不免有深處失之煩的地方。所以王、葛兩家雖並推崇論著之散文，而《抱朴子》的文辭卻遠勝於《論衡》，觀《意林》、《書抄》、《御覽》諸書所引《抱朴子》佚文，頗多推崇陸機《陸子》之處，(23)亦可知其論文微旨之所在矣。
————————————————————
(1) 應瑒《文質論》云：「丕泰易趨，道無攸一；二政代序，有文有質。」當時諸家之撰文質論者，大率不外此意。
(2) 《御覽》五百九十五引《典論·論文》云：「余觀賈誼《過秦論》發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制義，洽以三代之風，潤以聖人之化，斯可謂作者矣。」亦同此意。
(3) 楊修《答臨淄侯箋》云：「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修家子云，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比仲山周旦之儔，為皆有愆耶！君侯忘聖賢之顯跡，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鍾，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此書雖似駁曹植輕視辭賦的主張，但其論斷亦以儒家思想為衡。
(4) 明胡侍《真珠船》云：「魏文帝《典論·論文》雲，『徐幹時有齊氣。』李善注，『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亦有斯累。』按《漢書·地理志》，《齊詩》，『子之旋兮。遭我乎峱之間兮』，又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又云：『齊至今，其士舒緩闊違而足智。』《朱博傳》：『博遷琅琊，齊部舒緩，博奮髯抵幾曰，觀齊兒欲以為俗耶？』《寰宇記》：『齊州人志氣緩慢。』是則齊俗自來舒緩，故文體亦然。」
(5) 其《與吳質書》亦云：「偉長懷文抱質，……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意典雅，足傳於後。……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續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
(6) 鍾嶸《詩品序》謂「陸機《文賦》通而無貶」，蓋亦以此本非品評性質，故不顯優劣也。
(7) 杜甫《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云：「雕刻初誰料，纖毫欲自矜。神融躡飛動，戰勝洗侵陵。妙取筌蹄棄，高宜百萬層。」朱鶴齡《注》：「『雕刻初誰料』，即《文賦》之『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也。『纖毫欲自矜』，即『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微芒』也。『神融躡飛動』，即『精騖八極，心游萬仞』也。『戰勝洗侵陵』，即『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也。『妙取筌蹄棄，高宜百萬層』，即『形可不逐，響難為系，塊孤立而特峙，非常言之所緯』也。因劉使君以詩來寄而言詩道之難如此。」案：朱《注》以杜詩與《文賦》參證，所解亦是。
(8) 《世要論》十二卷，《隋志》著錄入法家，早佚。此據《群書治要》輯錄。《群書治要》作《政要論》。
(9) 謝榛《四溟詩話》云：「陸機《文賦》曰：『詩緣情而綺麗，賦體物而瀏亮。』夫綺靡重六朝之弊，瀏亮非兩漢之體。」似以此為陸機病。實則陸機所言本不泥於古說，正可據以看出其偏於妍麗的主張。
(10) 皇甫謐《三都賦序》亦云：「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而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物，寄於中域，虛張異類，托有於無。祖構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返，非一時也。」
(11) 案《世說·文學》篇注引《左思別傳》謂皇甫謐《序》出思自為，欲重其文，故假時人名姓云云。竊以為此說非是。嚴可均《全晉文》已辨之矣。不過皇甫此序為左氏作，故其論賦主張，亦或受左思啟發耳。
(12) 摯虞與陸機雖同時而稍後。且陸機《文賦》成於入洛以前，杜甫詩「陸機二十作文賦」，可證。
(13) 《玉海》五十四惟引此數家之說無所折衷。
(14) 《三國志·陳思王傳》注引云：「劉修著詩賦頌六篇。」《後漢書·桓麟傳》注引云：「麟文見在者十八篇，有碑九首誄七首，七說，首沛相郭府君書一首。」《文選》《長笛賦》注引云：「劉玄字伯康，明帝時官至中大夫，作《簧賦》。」《世說新語》注引云：「崔烈字威孝，高陽安平人，駰之孫，瑗之兄子也。靈帝時官至司徒太尉，封陽平亭侯。」又「潘勖字元茂，陳留中都人。少有逸才，獻帝時為尚書郎，遷東海相，未發，拜尚書左丞，病卒」。案其體例，蓋與後世《詩人征略》、《詩人小傳》諸書相類。
(15) 劉師培《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文學史者，所以考歷代文學之變遷也。古代之書，莫備於晉之摯虞。虞之所作，一曰《文章志》，一曰《文章流別》。《志》者，以人為綱者也。《流別》者，以文體為綱者也。」——（《國故》第三期）
(16) 《宋史·藝文志》「充」或誤作「允」，注云：「一作元，或作克。」
(17) 《玉海》六十二引《中興書目》謂凡二十八篇。
(18) 焦竑《國史經籍志》於子部雜家類、集部詩文評類雖並著錄，但也當與摯虞《文章流別集》同例，並非當時尚有傳本。以在明代各家藏書目中均無之，則其散佚可知。其散佚之時當在宋以後，《崇文總目》及《遂初堂書目》之文史類均著錄之，惟《遂初目》無卷數耳。宋《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入史類故事門，不入集類文史門，注云「闕」。
(19) 見《文心雕龍·序志》篇。《玉海》六十二引作「博而寡要」竊以為劉氏所下評語，於魏文陳思諸家，均是優劣互見，當以「博」為近是。
(20) 見《野客叢談》卷十一，此為嚴輯所未錄者。又《御覽》五九三引《翰林論》「誡誥施於弼違」一語，亦嚴輯所未收。
(21) 《抱朴子·百家》篇亦有此語，文辭稍異。
(22) 見《喻蔽》篇。又《北堂書抄》一百，《御覽》五百九十九引《抱朴子》佚文，亦謂謝堯卿說王充以為一代英偉。
(23) 《抱朴子》佚文：「嵇君道曰，每讀二陸之文，未嘗不廢書而嘆，恐其卷盡也。《陸子》十篇，誠為快書。其辭之富者，雖覃思不可損也；其理之約者，雖鴻筆不可益也。觀此二人豈徒儒雅之士，文章之人也。」（《意林》、《書抄》一百，《御覽》六百二）「陸平原作子書未成，吾門生有在陸君軍中，常在左右，說陸君臨亡，曰，窮通時也，遭遇命也。古人貴立言以為不朽，吾所作子書未成，以此為恨耳。余謂仲長統作《昌言》未竟而亡，後繆襲撰次之，桓譚《新論》未備而終，班固為其成瑟道。今才士何不贊成陸公子書。」（《御覽》六百二）「抱朴子曰，秦時不覺無鼻之丑，陽翟憎無癭之人，陸君深疾文士放蕩，流遁遂往；不為虛誕之言，非不能也。陸君之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吾生之不別陸文，猶侏儒測海非所長也。卻後數百年若有干跡，如二陸猶比肩也，不謂疏矣。」（《意林》、《書抄》一百，《御覽》五百五十九）
第二章 南朝之文學批評
第一節 南朝在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
南朝——宋、齊、梁、陳——核計其年代雖不過二百年光景，但在文學史上——尤其在文學批評史上卻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所以重要的原因，由於（1）所討論的問題，空前啟後，不囿於傳統的思想，而能範圍後來的作者，指導後來的批評家。如文、筆之區分，如音律之發明等等，都是值得大書特書的。（2）至是才有文學批評的專著，如鍾嶸《詩品》、劉勰《文心雕龍》等書——均得流傳至今，而《文心雕龍》尤為重要的著作，原始以表末，推粗以及精，敷陳詳核，條理密察，即傳至現代猶自成為空前的偉著。（3）此期的批評家能應用種種批評的方法，如文體的分類及說明，則歸納的批評也；《文選序》之以沉思翰藻為文，《文心雕龍》之《原道》、《宗經》諸篇則推理的批評也；四聲八病之說，則判斷的批評也；論詩而溯流別以及《文心·時序》諸篇，則歷史的批評也；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之分作家為三體，《文心·體性》篇之分八體，則又比較的批評也。他如道德的批評，審美的批評，考證的批評，及賞鑒的批評等亦隨處有之，雖不必出主入奴，互成派別，而各種批評的方式殆無不具備。（4）此期的批評家才真是純粹的批評家。不同曹丕、曹植一樣以創作家兼之，所以所論的不僅潤飾改定的問題，而重在建立文學上的原理和原則。又不同王充、葛洪一樣以學者兼之，所以所論的不偏重在雜文學的方面，而很能認識文學的性質。更不同摯虞、李充一樣以選家的態度為之，所以更是純粹的批評而不必附麗於總集。有此四因，所以南朝的文學批評，實較以前各期尤為重要。
南朝的文學批評，如此重要，而昔人每忽略視之，則以此期的創作界在文學史上是極端偏於駢儷的時期。而此期的文學批評，亦不免較重在形式方面，——如音律與采藻等等的問題均為此期批評界所集中討論的。因此，此期作家的作風，既遭後世古文家或道學家的攻擊反對，則此期較重在形式方面的文學批評，當然也易於遭人輕視了。不過，我們須知：（1）因駢儷之重在藻飾，故其作風當然較偏於藝術方面而與道分離；因此，反容易使一般人認清了文學的性質，辨識了文學的道路。由這一點言，覺得後世文人之論文，反多不曾認識清楚者。（2）即在當代的批評家，也有許多反對極端文勝以為匡時之針砭者，不過因當時作家之靡然從風，積重難返，所以一時似乎不生什麼影響而已。實則此種主張有許多早已為後世古文家種下根苗，而古文家卻一切不加理會，自矜創革之功，這覺得更是不應該的。
至於此期文學批評之所以突飛猛進，能在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者，其由於推本昔人文學批評的見解而加以闡發，固是一個原因；但此猶不甚重要，其較重要者，即出於時勢之要求。蓋文學的創作界在此期既臻於極盛，則同時批評界亦當然為均等的發展。我們試看《金樓子·立言》篇所云：「諸子興於戰國，文集盛於二漢，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其美者足以敘情志，敦風俗，其弊者只以煩簡牘，疲後生。往者既積，來者未已。翹足志學，白首不遍。或昔之所重今反輕，今之所重古之所賤。嗟我後生博達之士，有能品藻異同，刪整蕪穢，使卷無瑕玷，覽無遺功，可謂學矣。」則當時文壇對於文學批評要求之迫切亦可想而知了。唐劉子玄《史通·自敘》云：「詞人屬文，其體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異彩。後來祖述，識昧圓通，家有詆訶，人相掎摭，故劉勰《文心》生焉。」由於文集既多，於是對於作品個別之批評，頗為需要，更由於對作品個別之批評既起，於是進一步對於文學之根本原理，遂也需加以討論。這是此期文學批評所以較為發達的主要原因。
第二節 關於文評之論著
第一目 佚書及未成之著
南朝關於文評之論著，其量的方面之多，可於其佚書及未成之著見之。今考時人之著，其偏於敘錄紀事者，有
《續文章志》 二卷。宋傅亮撰。佚。《隋志》及新、舊《唐志》均著錄。《世說新語》注引其語。
《晉江左文章志》 二卷。（《隋書·經籍志》作三卷）宋明帝撰。佚。《隋志》、《新唐志》、《通志·藝文略》及《玉海》均著錄。《世說新語》注引其語。
《文章錄》（一作《文章敘》，一作《文章敘錄》。見《世說新語注》） 無卷數。宋邱淵之撰。佚。見《玉海》五十四。《世說新語》注引其語。
《別集錄》（一作《新集錄》。見《世說注》） 不知卷數。宋邱淵之撰。佚。見《玉海》五十四。《世說新語》注引其語。
《江左文章錄序》 不知卷數。齊丘靈鞠撰。佚。見《玉海》五十四。案《南齊書》本傳云：「丘靈鞠著《江左文章錄序》，起太興，訖元熙。」
《宋世文章志》 二卷。梁沈約撰。佚。《隋志》、《新唐志》、《通志》均著錄。
《文士傳》（《新唐志》作《文林傳》。） 五十卷。張騭撰（《隋志》作「張隱」）。佚。《隋志》、《唐志》、《崇文目》及《玉海》均著錄。案：張騭時代無考，據《崇文目》稱是書終謝靈運，而鍾嶸《詩品》亦有「張騭《文士》，逢士即書……曾無品題」之語，則當在靈運以後，鍾嶸以前也。
上書體例，大率本於摯虞《文章志》，均重在作者傳略者。其論文體者，有：
《文章始》 一卷。梁任昉撰。原佚。今本稱《文章緣起》，疑為張績所補，而宋人易稱者。有《藝圃》本、《夷門》本、《學海》本、《漢魏叢書》本、《心齋十種》本、《一瓻偶存》本、《硯北偶鈔》本、《詩觸叢書》本、《詩函樓瑣刻》本、《邵武徐氏叢書》本、《龍溪精舍》本、《文學津梁》本。有明陳懋仁注，清方熊補註。又陳懋仁有《續文章緣起》一卷。
《續文章始》 一卷。陳姚察撰。佚。《隋志》及新、舊《唐志》均著錄。
其無可考者有：
《翰林》 宋僧惠休撰。未見著錄。案：皎然《詩式中序》雲「早歲曾見惠休《翰林》」云云，不知其所據。疑此是偽書。
《鴻寶》 宋王微撰。未見著錄。案：鍾嶸《詩品》云：「王微《鴻寶》，密而無裁。……就談文體而不顯優劣。」
《詩例錄》 新、舊《唐志》作二卷。《通志》及《國史經籍志》作三卷。宋顏竣撰。佚。
《文苑》 一卷。梁沈約撰。佚。宋《四庫闕書目》著錄文史類。
《品藻》 梁沈約撰。佚。未見著錄。案：皎然《詩式中序》謂「早歲曾見沈約《品藻》、惠休《翰林》、庾信《詩箴》」云云，不知其所據，疑是後出偽書。
《詩箴》 陳庾信撰。佚。見前《品藻》條。
其有論著而書名不可知者，如：
張 案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雲「張摘句褒貶」，似為後世句圖之始。
顏延之 案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雲「顏延圖寫情興」，而鍾嶸《詩品》亦云「顏延論文精而難曉」。今考顏延之《庭誥》多論文之語，不知即指此否？
有未及完成者，如：
《知音論》 齊王融撰。案鍾嶸《詩品》云：「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唯顏憲子乃雲律呂音調，而其實大謬。唯見范曄、謝莊頗識之耳。』嘗欲造《知音論》未就。
當世《詩品》 齊劉繪撰。案鍾嶸《詩品序》云：「觀王公縉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為口實，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為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
更有疑出昔人著錄之誤者，如：
《文議》 三十卷。齊顧歡撰。佚。見《光緒杭州府志·藝文志》詩文評類。案《南齊書》本傳云：「世祖詔歡諸子撰歡《文議》三十卷。」《隋志》集三十卷，見太尉《王儉集》下注。則《文議》應為顧歡之集，《杭州志》錄入詩文評類，不知何據。
《詩格》 一卷。梁沈約撰。佚。見宋《四庫闕書目》別集類。《同治湖州府志·藝文略》同。案《新唐志》及《通志》均有元兢《宋約詩格》一卷，宋約疑即沈約之誤。考《文鏡秘府論》所引元兢說多言聲病之處，則是書或原名《沈約詩格》，系出元兢所撰，故《宋四庫闕書目》以入別集類而不入文史類。《湖州府志》即定為沈約所撰，恐未必然也。
第二目 《詩品》與《文心雕龍》
南朝關於文評之論著，其質的方面之精，又可於其流傳之著見之。其單篇論文，如蕭統《文選序》，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等不計外；就其成書者言之，其代表作當推《詩品》與《文心雕龍》。
《詩品》（舊作《詩評》，見《梁書》本傳及隋唐宋各志） 三卷。（《宋志》作一卷，今亦有一卷本），梁鍾嶸撰。存。案是書晦於宋以前而顯於明以後。故唐宋類書除《吟窗雜錄》節引數語外，餘如《藝文類聚》、《初學記》、《北堂書抄》、《太平御覽》、《事類賦注》等書均未見稱引，而明清叢書中則屢見采輯。今就見於各叢書者錄之，有《稗史集傳》本、《說郛》本、《夷門廣牘》本、《格致叢書》本、《天都閣藏書》本、《顧氏文房小說》本、《四十家小說》本、《續百川學海》本、《漢魏叢書》各本、《津逮秘書》本、《龍威秘書》本、《歷代詩話》本、《學津討原》本、《詩法萃編》本、《擇是居叢書》本、《詩觸叢書》本、《談藝珠叢》本、《玉雞苗館叢書》本、《對雨樓叢書》本、《諸子百家精華》本、《四部備要》本、《螢雪軒叢書》本。尚有《一瓻筆存》本，系抄本。
《文心雕龍》 十卷。梁劉勰撰。存。有元至正，明弘治、嘉靖、萬曆各本，皆缺《隱秀》一篇，別有錢允治據宋本補正本，然不可信。其見叢書中者有鍾惺《合刻五家言》本、《兩京遺編》本、《漢魏叢書》各種本、《崇文書局匯刻》本、《三十三種叢書本》、《四部叢刊》本。又《詩法萃編》中所收為選輯本。
此二書為文學批評中最早的傳書，故研究之者頗不乏人。其關於《詩品》者，有：
《詩品講疏》 近代黃侃撰。未成書。范文瀾《文心雕龍講疏》中每稱引之。
《詩品疏釋》 近代張陳卿撰。見其所撰《詩品研究緒論》中，當亦為其屬稿未竟之作。
《鍾嶸詩品之研究》 近代張陳卿撰。民國十五年北京文化學社出版。
《詩品注》 近代陳延傑撰。上海開明書店出版。
《詩品釋》 近代許文玉撰。此為許氏《中國詩歌史研究叢刊》之一。北京大學出版部發行。
《詩品箋》 近代古直撰。《隅樓叢書》本。
《詩品平議》 近代陳衍撰。
其關於《文心雕龍》者，有：
《文心雕龍注》 十卷。宋辛處信撰。佚。宋《四庫闕書目》、《通志·藝文略》及《宋志》均著錄。
《批點文心雕龍》 十卷。明楊慎撰。明萬曆刊本。案康熙三十四年武林書坊抱青閣刻本，兼刻明張墉、洪吉臣二家合注。
《注釋文心雕龍》 十卷。明梅慶生撰。未見。
《文心雕龍輯注》 十卷。清黃叔琳撰。有乾隆六年姚氏刻本、翻刻本，《四部備要》本。
《文心雕龍輯注評》 清紀昀撰。有思賢精舍刊本、道光中廣州朱墨套本、光緒乙未學庫山房刊本。
《文心雕龍輯注》 十卷。清張松孫撰。有乾隆刊本，未見。
《文心雕龍考證》 見《四庫全書考證》中。
《文心雕龍輯注考證》 同上。
《文心雕龍補註》 清金甡撰。未見。見《光緒杭州府志·藝文志》詩文評類。案此書疑即出黃叔琳本。考《昆圃年譜》謂其書再校訂於錢塘孝廉金甡，或金氏於黃氏《輯注》外別有所增補歟？
《文心雕龍補註》 十卷。近代李詳撰。《龍溪精舍叢書》本。案李氏舊有《文心雕龍黃注補正》，載《國粹學報》五卷八號至七卷五號。
《文心雕龍札記》 近代黃侃著。北平文化學社鉛印本。
《文心雕龍講疏》 十卷。近代范文瀾著。新懋印書局鉛印本。案范著近易稱《文心雕龍注》，由文化學社出版。
至近人所著各種單篇論文研究《詩品》及《文心》二書者亦甚多，茲不備載。即此，也可知二書影響之大了。
此二書之所以重要，即因足以代表當時批評家之二派。當時人所需要於批評者，不外二種作用：一，是文學作品的指導者；又一，是文學批評的指導者。文學作品日多，則需要批評以指導，才可使覽無遺功。文學批評日淆，則也需要更健全的批評以主持，才可使準的有依。所以前者是為文學的批評，後者是為文學批評的批評。前者較偏於賞鑒的批評，後者常傾向于歸納的和推理的批評。而《詩品》與《文心雕龍》，恰恰可以代表這兩方面。
鍾嶸《詩品序》云：
嶸觀王公縉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為口實，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
梁簡文帝與《湘東王書》亦云：
辨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丹既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慚，濫竽自恥。
原來他們批評的標準，只因於文學作品之粗製濫造，日益增多，欲使品藻優作，汰除劣制而已。品藻優作，汰除劣制，當然也不能隨各人的嗜欲而異其商榷，所以也得提高賞鑒的標準，才不致成為純粹主觀的意見。這種批評，當然是為文學的批評。
這種批評有時取評選的態度，有時取品第的態度。至於間或取比較的批評，如分別作者之屬於某種某派，或取歷史的批評，推論作者之生平及時代環境與其著作之關係，皆不過所以助其說明而已。
其取評選的態度者，有於某種體裁中選某幾人之作以為代表者，如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云：
若陳思「代馬」群章，王粲「飛鸞」諸制，四言之美，前超後絕。少卿離辭，五言才骨，難與爭鶩。桂林、湘水，平子之華篇；飛館、玉池，魏文之麗篆：七言之作，非此誰先！卿、雲巨麗，升堂冠冕；張、左恢廓，登高不繼。賦貴披陳，未或加矣。顯宗之述傅毅，簡文之摛彥伯，分言制句，多得頌體。裴內侍，元規鳳池，子章以來，章表之選。孫綽之碑，嗣伯喈之後；謝莊之誄，起安仁之塵。顏延《陽瓚》自比《馬督》，以多稱貴，歸莊為允。王褒《僮約》，束皙《發蒙》滑稽之流，亦可奇瑋。
《文心雕龍》之論文體恆評其代表作家及代表作品，亦猶此意。其於一家之中選某幾篇以為代表者，如鍾嶸《詩品序》云：
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子卿雙鳧、叔夜雙鸞，茂先寒夕、平叔夜單，安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士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詠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泉，叔源離宴、鮑照戍邊，太沖《詠史》、顏延入洛，陶公《詠貧》之制，惠連《搗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
其於一篇之中只選某幾句以為評論者，則蕭子顯所謂「張際擿句褒貶」者，庶幾近之。是又後世句圖之濫觴已！
其取品第的態度者，如鍾嶸《詩品》即本班固九品論人之法以衡詩，分為上中下三品，兼摭利病；此亦當時所需要。後世如《詩壇點將錄》等亦多本之。許文玉《詩品釋序》云：
迨夫典午失馭，海內分崩，南北區號，歷久為梗，宋書索虜，魏書島夷，肆其穢詞，互相醜詆。至若出使專對，行人之選，尤必夸其才地，抵掌談論，抑揚盡致，以與鄰國爭勝衡長焉。是為屬於政治之批評。又因其時異族雜處，種類混淆，衣冠之族輒自標異；門閥積習，無可移易。以士庶之別而為貴賤之分，矜己斥人，所爭尤嚴。是則起於風俗之批評。夫競爭正統，指斥僭號；矜尚門第，區別流品；既悉為當時政治風俗習見之例，則其他之文化學術，有不蒙其影響者乎？歷覽藝林，前世文士，頗矜作品，鮮事論評；及曹丕褒貶當世文人，肆為之辭，於是搦筦論文，多以甄別得失為己任。在梁一代，蕭子顯秉其史論之識，以繩文學；劉勰更逞其雕龍之辨，以評眾制；庾肩吾則載書法之士而品之有九；鍾嶸亦錄五言之詩家而次之為三。衡鑑之作，於斯稱最矣。
此以文學批評為受當時政治風俗之影響，自具卓識。但我以為猶有數點須分別言之，則其義始明。（1）漢魏間的批評風氣重在論才性而不重在矜門第；東晉南朝間的批評風氣，重在嚴流品而不重在伸清議。這種批評風氣的影響到文學方面，在前者可以曹丕《典論·論文》為代表；在後者可以鍾嶸《詩品》為代表。《典論》所謂「氣之清濁有體」，所謂「齊氣」，所謂「逸氣」，所謂「能之者偏」，都是就才性方面說的；即其褒貶當世文人，亦不過佐其「能之者偏」的例證而已。至於鍾嶸《詩品》則所謂辨彰清濁、掎摭病利，便專重在褒貶方面而非衡量才性了。（2）即就文學上的批評而言，易言之，即就其專重在褒貶者而言，則鍾嶸與曹氏丕植亦互異其趣。曹丕云：「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曹植云：「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眾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眾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一個說作者之難備眾體，一個說批評之絕無標準，蓋他們之所謂批評，本不過為作文之佐助，故以為「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至於才不能逮於作者的，便不應詆訶文章、掎摭利病了。至於既經通才批評以後，便也應按其指示應時改定。此皆是為作文而批評，所以應得自知其病而不應相輕所短。明得此意，則知丕、植以後，鍾嶸以前之文學批評風氣，大率如此。鍾嶸云：「陸機《文賦》，通而無貶；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鴻寶》，密而無裁；顏延論文，精而難曉；摯虞《文志》，詳而博贍，頗曰知言：觀斯數家，皆就談文體，而不顯優劣。至於謝客集詩，逢詩輒取；張騭《文士》，逢文即書：諸英志錄，並義在文，曾無品第。」其指斥諸家之失，在「不顯優劣」，在「曾無品題」，則知其自己著書之宗旨正在顯優劣，有品第了。所以我以為齊梁以前政治風俗上之批評雖盛，而文學上之批評猶未盛；政治風俗上之批評重在矜門第，而文學上之批評猶不顯優劣。直至梁時，始會合此二種批評風氣而為一，於是才有不必以作者自任的批評家，而在於詆訶文章、掎摭利病之後，也不必有「有不善者應時改定」的效用。鍾嶸云：「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為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蓋即得此種風氣之先者。鍾氏不過繼之而有成耳。
待到批評家的批評太雜，於是想在批評界中立一正確的標準。這正與前者因作者之作品太多而欲在創作界中作一公正的審定一樣。蓋賞鑒的批評其弊有二，即上文所謂偏於主觀與流為散漫。劉勰以前一般的批評家大率都不免此弊。
劉勰於《知音》一篇極言得真賞之難，或「鑒照明洞，而貴古賤今」，或「才實鴻懿，而崇己抑人」，或「學不逮文，而信偽迷真」，都足為賞鑒之累。何況賞鑒的批評，又多溺於偏見，好惡任意，漫無標準呢？他說：
夫篇章雜沓，質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圓該。慷慨者逆聲而擊節，醞籍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會己則嗟諷，異我則沮棄。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牆也。（《知音》篇）
此為當時批評界缺點之一；所以他想於漫無標準中指出個標準。他先承認批評的可能。《知音》篇說：
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世遠莫見其面，覘文輒見其心。豈成篇之足深？患識照之自淺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況；形諸筆端，理將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了則形無不分，心敏則理無不達。
於是他再提出六觀的方法：
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既形，則優劣見矣。
這樣，便由賞鑒的批評轉而為判斷的批評了。
又劉氏以前論文之說即非賞鑒的批評，大率亦均不免陷於局部的弊病。《文心雕龍·序志》篇歷舉時人論文之作，都加以批評，而總括一句謂：「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真的，這亦是當時批評界缺點之一。所以他的所作是：
若乃論文敘筆，則囿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析表，籠圈條貫，摛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贊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怊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夫銓敘一文為易，彌論群言為難。雖復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評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案轡文雅之場，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序志》篇）
他一方面要「彌綸群言」，使局部而散漫者得有綱領；一方面又要「擘肌分理」，使漫無標準者得以折衷。所以他是當時文論之集大成者。《文心雕龍》之所以成為條理綿密的文學批評之偉著者以此。《南史》本傳稱「劉勰博通經論，為文長於佛理」，或者他的著作所以能如此精密有系統者，也由深受佛學影響之故吧！
第三節 時人對於文學之認識
第一目 形文與聲文
《文心雕龍·情采》篇云：「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疑作性）發而為辭章，神理之數也。」此處所謂形文聲文，是就廣義言者。若就狹義言之，則形文是詞藻修飾的問題，聲文又是音律調諧的問題。要之這二者都是文的外形的問題，而不是內質的問題。易言之，是文的問題，而不是質的問題。當此駢文流行的時代，其作風之重視詞藻與音律本是當然的事情，所以批評家的論文標準，每多以詞藻音律為前提，至少，也須文質調劑得中，決不如後世之重質輕文的。蕭統《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云：
夫文典則累野，麗則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嘗欲為之，但恨未逮耳。
這正是一種折衷的論調。《文心·情采》篇云：
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
又云：
《孝經》垂典，喪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嘗質也；《老子》疾偽，故稱「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則非棄美矣。
他如《徵聖》篇謂：「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序志》篇謂：「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都是質不廢文的論調。所以開端《原道》一篇即言：
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逾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於林籟結響，調如竽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鍠。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
形立則章成，聲發則文生，這二語正說明形文聲文的重要。《文心》有《麗辭》一篇以講形文，有《聲律》一篇以講聲文，正與梁元帝《金樓子》論文以「綺縠紛披，宮徵靡曼」，為文的條件同一意思。綺縠紛披，即形文之謂；宮徵靡曼，即聲文之謂。所以梁簡文帝對於時人之學謝靈運、裴子野者深致不滿。其《答湘東王書》云：
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為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
吐言天拔，出於自然的，猶須加以修飾之功，才不致成為糟粕。至於了無篇什之美者，當然更不宜慕了。所以他下文即憤慨地說：
故玉徽金銑，反為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核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嘆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襞。甚矣哉文之橫流，一至於此！
他對於質陋之不滿意如此。也可知當時文壇批評的風氣了。蕭統《文選序》云：
若夫椎輪為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為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凜。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
此說雖本於葛洪之古樸今麗說，但亦極為重要。他很能說明文學史上所以由質趨文之故，他亦很能說明文學批評史上所以對於文學觀念逐漸重視藻飾之故。明得此意，才知簡文帝與《湘東王書》所以對於「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慕《酒誥》之作」的文體要稱為「懦鈍異常」了。
這是時人一般的見解，故其品評作家或作品亦每以此為判斷的標準。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之評建安文學謂「以情緯文，以文被質」。稱潘、陸之作為「縟旨星稠，繁文綺合」。而評屈、宋、賈馬謂「英辭潤金石」，論顏、謝之作為「體裁明密」。至於「寄言上德，托意玄珠」之作，則稱為「遒麗之辭，無聞焉爾」了。當時《詩品》之論東晉談玄之詩亦謂「理過其辭，淡乎寡味」，「詩皆平典似《道德論》」，有「建安風力盡矣」之嘆。《文心雕龍·明詩》篇譏其「辭趣一揆」，《時序》篇又議其「因談餘氣」。可知風會所趨，即在劉、鍾二氏，其論調見解，亦往往有難以立異者。因知昔人病鍾嶸列陶潛於中品、列曹操於下品，而議其品第未允；又《文心雕龍·詔策》一篇謂「文景以前詔體浮新，武帝崇儒選言弘奧，策封三王，文同訓典」，近人亦每有議其未當者。實則都由當時品評的標準如此，固非可以後世之好尚，議昔人之失當也。
第二目 情文
昔人之論南朝文學者，每議其淫靡而遠於情性，實則由當時一般的作風而言，或不免多犯此病。若由當時一般的批評主張而言，則外形內質，同樣重視；或且因欲矯正一時風尚之故，轉有較重於內質的傾向。於此，可知南朝批評家之深切明了文學之含義與性質。
不過所謂「情文」，也應有一些區別：熱情騰湧而噴薄出之以流露於文字間者，當時的批評家往往稱之為性情或性靈。這是文學內質的要素之一——情感。情感亦盛，而較重意志，或經過想像的作用，以委婉抒寫於文字間者，當時的批評界又每稱之為意旨或沉思。這也是文學內質的要素之一——思想。(1)前者主於論性靈，後者主於論意思，二者的性質本不盡同，所以現在不如以情與意分別言之。《文心雕龍·體性》篇云：「夫情動而言形，理髮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曰情，曰理，即就內質而分二方面言者。又《文心·附會》篇云：「必以情志為神明，事義為骨髓，辭採為肌膚，宮商為聲氣，然後品藻玄黃，摛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恆數也。」辭采、宮商是外形的兩方面；情志、事義，則是內質的兩方面。
其主於論性靈者，如梁元帝《金樓子》以「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且謂「文者，惟須情靈搖盪」。鍾嶸《詩品序》亦言，「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盪性情，形諸舞詠」。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亦云：「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而劉勰之論情性則更為明白。《情采》篇云：
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辨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昔詩人篇什，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為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鬱陶，苟馳誇飾，鬻聲釣世，此為文而造情也。故為情者要約而寫真，為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後之作者，采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軒冕而諷詠皋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是以衣錦褧衣，惡文太章；賁象窮白，貴乎反本。
這真是為當時人痛下針砭了。所以後人病六朝詩文為多肉少骨者，實則在當時的批評家亦未嘗不知之而言之。即如《文心雕龍》在其他各篇也屢申為情而造文之旨。如《定勢》篇云：
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即體成勢也。
《章句》篇云：
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聯字以分強，明情者總義以包體，區畛相異而衢路交通矣。
《物色》篇云：
情以物遷，辭以情發。……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沉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
為情造文，則章句妥貼，體勢自然，而體物亦自能造極。此是時人論文又所以較重自然之故。
其主於論意思者，如昭明太子之選文標準，以事出於沉思者為主，而范曄《與甥侄書》之論文尤極重在意。
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類工巧圖繢竟無得也。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
抽其芬芳指詞藻言，振其金石指音律言，必以內質為主而後始及於外形，其輕重之意顯然可見了。鍾嶸《詩品序》亦論運意之難云：
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
這些又均主意思言者。不過就意思言，若偏於運思，則如《文心·附會》篇所謂「眾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群言雖多而無棼絲之亂」者，只成為修辭上的問題，與文學批評無關。若再論到思想之是否正確，則往往成為道德的批評，而為後來復古運動的先聲了。這當於後節論之。
第三目 風格
合形文、聲文、情文三者而文之形式以立。由文之形式言，語其廣義而說得抽象一些便是風格，語其狹義而說得具體一些，便是體制。
《文心雕龍·體性》篇云：
若總其歸塗，則數窮八體：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典雅者，鎔式經誥，方軌儒門者也。遠奧者，馥采典文，經理玄宗者也。精約者，核字省句，剖析毫釐者也。顯附者，辭直義暢，切理厭心者也。繁縟者，博喻釀采，煒燁枝派者也。壯麗者，高論宏裁，卓爍異彩者也。新奇者，擯古競今，危側趨詭者也。輕靡者，浮文弱植，縹緲附俗者也。故雅與奇反，奧與顯殊，繁與約舛，壯與輕乖：文辭根葉，苑囿其中矣。
這是區分風格之始，為後世司空圖《詩品》所宗。這種體性上的分類本不外二種關係。（1）是由於情文的關係，這即是作者才性的問題。《體性》篇云：
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云沉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嗣宗俶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俊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韶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觸類以推，表里必符。豈非自然之恆資，才氣之大略哉！
（2）是由於形文、聲文的關係，這又是文章體勢的問題。《文心·定勢》篇云：
勢者乘利而為制也。如機發矢直，澗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文章體勢，如斯而已。是以模經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騷命篇者，必歸艷逸之華。綜意淺切者，類乏醞藉；斷辭辨約者，率乖繁縟。譬激水不漪，槁木無陰，自然之勢也。
至混合作者才性與文章體勢而未易分別指出者，則劉勰《文心》所指出的「神」與「氣」二字是。
劉勰論「神」，與「思」並言，故多指興到神來之神，與後世之言神化妙境者不盡同。此蓋遠出莊子，而近受《文賦》的影響。《神思》篇云：
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遁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實，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辭。然後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
其言與《養氣》篇所言相近。《養氣》篇云：
率志委和，則理融而情暢；鑽礪過分，則神疲而氣衰。此性情之數也。……故浮言以比澆辭，文質顯乎千載；率志以方竭情，勞逸差於萬里。古人所以餘裕，後進所以莫遑也。……申寫郁滯，故宜從容率情，優柔適會。若銷鑠精膽，蹙迫和氣，秉牘以驅齡，灑翰以伐性；豈聖賢之素心，會文之直理哉！且夫思有利鈍，時有通塞。沐則心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三愈黷。是以吐納文藝，務在節宣；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即舍，勿使壅滯。意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逍遙以針勞，談笑以藥倦，常弄閒於才鋒，賈餘於文勇。
蓋此節所言的「氣」，是指氣機之流暢言。由人言，是氣旺神酣之時；由文言，是機神洋溢之境。故神昏則氣便不暢，而調氣亦正所以裕神。至於神旺氣暢之時，搦管作文，佳思絡繹，奔赴筆下，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止，則便是所謂神化的境界了。《神思》篇云：
至於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固知止，至精而後闡其妙，至變而後通其數，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
此便是入於化境，非言語所得形容者。
至其言「氣」，除《養氣》一篇，其義與「神」相近外，大率亦本於曹丕所言而益為闡發。《體性》篇云：
才有庸俊，氣有剛柔。……辭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
此則本於曹丕清濁之說而易言之者。蓋曹丕混言才、氣，故可以清濁稱之；劉氏則以才與氣析言之，故以庸俊稱才，而以剛柔稱氣。此亦後人研析愈精之處。後來桐城派論文好以陽剛陰柔為言，其義雖出於《易》，要亦未嘗不受劉氏此言之影響也。《風骨》篇云：
若豐藻克瞻，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是以綴慮裁篇，務盈守氣。剛健既實，輝光乃新。
又云：
若瘠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徵也。思不環周，索莫乏氣，則無風之驗也。昔潘勖錫魏，思摹經典，群才韜筆，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賦仙，氣號凌雲，蔚為辭宗，乃其風力遒也。能鑒斯要，可以定文。茲術或違，無務繁采。故魏文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故其論孔融則雲「體氣高妙」，論徐幹則雲「時有齊氣」，論劉楨則雲「有逸氣」，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並重氣之旨也。
此則又專就氣勢之表現於作品者言之，後來唐宋文人之以語勢論氣者宗之。蓋由人言則是氣質的問題，由文言則是氣勢的問題，二者也正是互有關係的。我嘗謂駢文家好言音律與藻飾，散文家好言文氣，各有偏勝亦各有流弊。而劉氏所言：
夫翬翟備色而翾翥百步，肌豐而力沉也；鷹隼乏采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於此。若風骨乏采，則鷙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筆之鳴鳳也。
則重在二者之互濟。此節於駢文家之流弊與古文家之論文主張，亦已微露其端倪。蓋當時一般批評家所持之折衷論調，殆無不為由駢入散之樞紐者。
第四目 體制
對於文學作品再進為具體一些的認識，於是便成為當時文章體制分類的問題了。文章體制之分類，一方面須重在形式之歧異，一方面又須顧到性質之相同，歸納的與分析的方法宜同時並用，本不容易求其完善無疵。所以後人對於時人文體之分類每多訾議，似乎也有些過當的。大抵時人對於文體的分類，也自有其迫切的需要。我們試看《後漢書》諸傳所載，如《馮衍傳》謂：「所著賦，誄，銘，說，問交，德誥，慎情，書記說，自序，官錄，說策五十篇。」《崔駰傳》謂「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達旨，酒警合二十一篇。」《蔡邕傳》於舉其著述之後，更謂「所著詩，賦，碑誄，銘，贊，連珠，吊，箴，論議，獨斷，勸學，釋誨，敘樂，女訓，篆勢，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傳於世。」備舉諸目，其繁瑣為何如！後世於此種雜著，舉以納諸文集之中，則因其形體而定其體制，正亦極需要用這種歸納的方法者。
不過時人對於文體的研究，雖重在類的歸納，而同時又注意到分析的細密。我們只看曹丕僅分四科，陸機便別為多體，摯虞《流別》則分目益繁，其對於文體之分目，已有愈析愈細之趨勢。故至此期如蕭統《文選》、劉勰《文心雕龍》之論文體，其區目乃更為詳密。此蓋由於總集欲網羅眾體，不得不詳為分析以備列其目，亦正如《書》之典、謨、訓、誥之類，以形式之微異而各別其名稱也。摯虞之撰《文章流別集》，晉書稱其「類聚區分」。所謂類聚雲者，歸納的方法也；區分雲者，分析的方法也。是故，我們對於時人文體之分類，只能說是篳路藍縷，在歸納方面不能如後世之精當，在分析方面亦難如後世之詳備而已。必欲尋垢索瘢而譏議之，不免苛刻一些。
時人分類之最為後世所詬病者，莫過於蕭統之《文選》。《文選》別文體為三十九種，其目為：「賦」、「詩」、「騷」、「七」、「詔」、「冊」、「令」、「教」、「文（策問）」、「表」、「上書」、「啟」、「彈事」、「箋」、「奏記」、「書」、「移」、「檄」、「對問」、「設論」、「辭」、¨序」、「頌」、「贊」、「符命」、「史論」、「史述贊」、「論」、「連珠」、「箴」、「銘」、「誄」、「哀文」、「哀策」、「碑文」、「墓誌」、「行狀」、「弔文」、「祭文」諸稱。章學誠《詩教下》論之云：
賦先於詩，騷別於賦。賦有問答發端，誤為賦序，前人之議《文選》，猶其顯然者也。若夫《封禪》、《美新》、《典引》，皆頌也。稱符命以頌功德，而別類其體為符命，則王子淵以聖主得賢臣而頌嘉會，亦當別其體，為主臣矣。班固次韻，乃《漢書》之自序也。其雲述《高帝紀》第一，述《陳項傳》第一者，所以自序撰書之本意；史遷有作於先，故已退居於述爾。今於史論之外，別出一體為史述贊，則遷書自序，所謂作《五帝紀》第一，作《伯夷傳》第一者，又當別出一體為史作贊矣。漢武詔策賢良，即策問也，今以出於帝制，遂於策問之外，別名曰詔，然則制策之對，當離諸策而別名為表矣。賈誼《過秦》，蓋賈子之篇目也。因陸機《辨亡》之論，規仿《過秦》，遂援左思「著論准過秦」之說，而標體為論矣。魏文《典論》，蓋猶桓子《新論》，王充《論衡》之以論名書耳；《論文》，其篇目也，今與《六代》、《辨亡》諸篇，同次於論。然則昭明自序，所謂老莊之作，管孟之流，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其例不收諸子篇次者，豈以有取斯文，即可裁篇題論，而改子為集乎？《七林》之文，皆設問也。今以枚生髮問有七，而遂標為七，則《九歌》、《九章》、《九辨》，亦可標為九乎。《難蜀父老》亦設問也；今以篇題為難，而別為難體，則《客難》當與同編，而《解嘲》當別為嘲體，《賓戲》當別為戲體矣。《文選》者，辭章之圭臬，集部之準繩，而清亂蕪穢，不可殫詰。
此文攻擊蕭《選》之分體，誠無完膚。但文體流變，錯綜變化，本極複雜；巧立名目，固非所宜；概仍舊稱亦有未當。蕭《選》論體，誠不免失之過碎，但較之以前陸機、摯虞諸家實為詳密，也未嘗不是文學批評史上的一種進步。曹丕雲「夫文本同而末異」，今欲論文章之體制，固不得不重在末而求其異也。
至於《文心雕龍》之論文章體制便更較精密。大抵是書上編自《辨騷》以下，均為論述文體之作。就其所言，蓋別文體為下列諸種：
騷
詩 （四言 五言 三六雜言 離合 回文 聯句 共韻）
樂府 （鼓吹 鐃歌 輓歌）
賦
頌·贊
祝·盟 （譴咒 誥咎 祭文 哀策）
銘·箴 （碣）
誄·碑
哀·吊
雜文 （對問 七發 連珠 典 誥 誓 覽 略 篇章 曲 操 弄 引 吟 諷 謠 詠）
諧·隱 （謎語）
——以上文——
史傳 （策 紀 傳 書 表 志 略 錄）
諸子
論·說 （議 說 傳 注 贊 評 序 引）
詔·策 （命 誥 誓 令 制 策書 制書 詔書 戒敕 教）
檄·移 （誓 露布 文移 武移）
封禪
章·表 （上書 章 奏 表 議）
奏·啟 （禪事 封事）
議對 （駁議 對策 射策）
書·記 （表奏 奏書 奏記 奏箋 譜 籍 簿 錄 方術 占 式 律 令 法 制 符 契 券 疏 關 刺 解 牒 狀 列 辭 諺）
——以上筆——
蓋劉氏分析文章體制，其大旨有三：（1）以文筆分類。劉師培《中古文學史》云：「即《雕龍》篇次言之，由第六迄第十五：以《明詩》、《樂府》、《詮賦》、《頌讚》、《祝盟》、《銘箴》、《誄碑》、《哀弔》、《雜文》、《諧隱》諸篇相次，是均有韻之文也；由第十六迄於第二十五，以《史傳》、《諸子》、《論說》、《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啟》、《議對》、《書記》諸篇相次，是均無韻之筆也。此非《雕龍》隱區文、筆二體之驗乎？」案此言亦有一部分的理由，劉勰論文固不主張文、筆的分別（說詳後），但其篇次卻是隱區韻、散二體的。（2）以性質別體，如《頌讚》、《祝盟》、《銘箴》、《誄碑》、《哀弔》、《諧隱》、《論說》、《詔策》、《檄移》、《章表》、《奏啟》、《議對》、《書記》諸篇均以其性質之相近者，合而論之。（3）無可分者則別為一類。如有韻之文則於對問、七發、連珠等等舉以納入雜文一類，無韻之筆如譜、籍、簿、錄、方術、占、式等等又舉以附於書記一類。大綱細目，羅羅清疏，關於文體之辨析，蓋已大體確定其基礎矣。
劉氏《文心》為論文之著，與蕭統《文選》之僅為總集者有別，故於辨析文體之外，更復加以闡說。(2)今就其諸篇所論，則其闡說之點，大率亦不外數端：（1）關於各體之釋義，如「詩者持也」（《明詩》），「賦者鋪也」（《詮賦》），「銘者名也」（《銘箴》），「頌者容也」（《頌讚》），「誄者累也，碑者埤也」（《誄碑》）之類均是以聲訓者。又如：「樂府者聲依永，律和聲也。」（《樂府》）「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箴石也。」（《銘箴》）「啟者開也，高宗雲，啟乃心沃朕心，取其義也。」（《奏啟》）凡此之類，又是以義解者。（2）論述各體之體制，如論頌則謂「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頌讚》）。論誄則謂「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誄碑》）。論箴銘則謂「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御過，故文資確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銘箴》）。凡斯諸端，皆就其體制而嚴為之辨者。（3）論述各體之源流。此則各篇皆然，而《頌讚》一篇所言更為詳備，他不僅推到頌之原始，謂出於「帝嚳之興，成墨為頌」，並且再論及野誦之變體，再論及《橘頌》之覃及細物，以明其流變。至於下文再說「班傅之《北征》、《西巡》，變為序引，馬融之《廣成》、《上林》（疑作「東巡」），雅而似賦」，則且就頌之混於他體者言之。（4）評述各體之代表作家及代表作品。此在各篇中亦往往見之，如《哀弔》篇云：「至於蘇慎（疑作「順」）、張升，並述哀文，雖發其情華，而未極心實。建安哀辭，惟偉長差善，《行女》一篇，時有惻怛。及潘岳繼作，實踵其美。觀其慮善辭變，情洞悲苦，敘事如傳，結言摹詩，促節四言，鮮有緩句。故能義直而文婉，體舊而趣新，金鹿、澤蘭，莫之或繼也。」此四項中前（1）（2）項同於陸機《文賦》而疏解較詳，第（3）項同於摯虞《流別》，而論述較備，第（4）項又略同魏文《典論》、李充《翰林》而評斷較允。所以即就文體之研究而言，《文心雕龍》亦集以前之大成矣。
第五目 文、筆之區別
明了上述各節時人對於文學之認識，則知時人本於兩漢所謂「文章」或「文辭」一語，而有文、筆或辭、筆之分，也是當然的情形了。清代梁光釗《文筆考》謂：
沉思翰藻之謂文，紀事直達之謂筆。其說昉於六朝，流衍於唐而實則本於古。孔子贊《易》有《文言》；其為言也，比偶而有韻，錯雜而成章，燦然有文，故文之。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其為書也，以紀事為褒貶，振筆直書，故筆之。文筆之分當自此始。（《學海堂集》卷七）
此說近於附會，未敢苟同。謂為偶然的巧合則可，若謂孔子或孔子時對於文、筆二字已有如六朝人這樣區分的觀念，恐未必然。
「文」、「筆」區分，最早當始於晉時，今案《晉書》所載，如：
文、筆議論有集行於世。（《蔡謨傳》）
以文、筆著稱。（《習鑿齒傳》）
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為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己之志，岳因取次比，便稱名筆。時人澗雲「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樂廣傳》）
其文、筆數十篇行於世。（《文苑·張翰傳》）
所著文、筆十五卷傳於世。（《文苑·曹毗傳》）
桓溫重其文、筆，專綜書記。（《文苑·袁弘傳》）
《晉書》雖出唐人所纂，但此等處或即仍於晉人著述亦未可知。不過晉人雖有文、筆之稱，而於其區分之點仍不曾明言。《晉書·文苑·成公綏傳》，謂「所著詩賦雜筆十餘卷行於世」。以詩賦雜筆對舉，似乎也以詩賦為文，似乎也與前舉各條之稱文筆者同例。至宋時顏延之論其子之各得父風，謂「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宋書·顏竣傳》），則於文、筆始分別言之。而范曄《獄中與甥侄書》亦云：
手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
則且於對舉之外，更複述其異點。《文心雕龍·總術》篇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此均是以有韻無韻為別，由形式體制之異，以為文、筆區分之點者。
至如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所云：
古人之學者有二，今人之學者有四。夫子門徒轉相師受，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謂之學。至如不便為詩如閻纂，善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而學者率多不便屬辭，守其章句，遲於通變，質於心用。學者不能定禮樂之是非，辯經教之宗旨，徒能揚榷前言，抵掌多識，然而挹源知流，亦足可貴。筆，退則非謂成篇，進則不雲取義，神其巧惠，筆端而已。至如文者，維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遒會，情靈搖盪。
此以通經而明其理者謂之儒，博窮子史而但識其事者謂之學，情靈搖盪、流連哀思者謂之文，不便為詩、善為章奏之流謂之筆。(3)這樣區分才著眼在性質上之差異，較之范曄實是更進一步了。
大抵時人對於文、筆之分，本有這二重意義，所以當時於「文筆」之外，更有「辭筆」、「詩筆」之稱。詩、筆之分似乎只能就文章體制言，而辭、筆之稱則又似可兼就文學性質言。《南史·孔珪傳》雲「與江淹對掌辭、筆」；《陳書·岑之敬傳》雲「博涉文史，雅有辭、筆」；此言辭、筆之例。《梁書·劉潛傳》雲「三筆六詩」；《南史·沈約傳》雲「謝玄暉善為詩，任彥升工於筆」；《任昉傳》雲「時謂任筆沈詩」；而梁簡文帝《與湘東王書》亦謂「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復稱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為文章冠冕，述作楷模：此言詩、筆之例。既稱詩、筆，則只是有韻無韻的分別，而與文學性質無關。至於所謂辭、筆，則顧名思義，其含義似可較詩筆為廣。蓋「文」、「辭」二字其義相近。《說文》云：「辭，說也。」（據《廣韻》引）說者釋也，故得引申為篇章之義。(4)又《說文》云：「詞，意內而言外也。」——所謂意內而言外者，謂意不可見，以言形容其意也。形容其意，則或罕譬妙喻以達之，或鋪采摛文以飾之，故詞章詞藻諸字本當作「詞」。而秦漢以來「詞」、「辭」二字混用不別，故「辭」字遂亦兼有藻飾之義。所以由「辭」之引申義言，則與「文」之稱文章者同；由「辭」之假借義言，則又與「文」之訓錯畫為近。是知六朝所謂「辭、筆」雲者，正與「文、筆」字異義同。(5)所以言「詩、筆」，則與時人文、筆說中之第一義同，即專就文章體制言者；言「辭、筆」，則又與時人文、筆說中之第二義同，蓋又兼就文學性質言者。
是故以文、筆對舉，則雖不忽視文章體制之異點，而更重在文學性質之分別；其意義與近人所謂純文學、雜文學之分為近。以詩、筆對舉，則只是文章體制之差異；其意義又與普通所謂韻文、散文者為近。由文學性質言，純文學與雜文學均為文學中的一種，故時人以「文學」為其共名，而「文」與「筆」為其別名。《金樓子》言「今之學者有四」，而文與筆即為此四學中之二種，蓋此二種即是文學之分名也。由文章體制言，則韻文、散文均為文章之一體，故又以「文」為其共名，而「詩」與「筆」為其別名。(6)《文心雕龍》雲「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總術》篇）；范文瀾《講疏》謂「文字之用本所以代表言語，有韻之言語為詩，無韻之言語為書，筆之於紙，皆謂之文」，所解極是。據是，可知由文學性質言，或由文章體制言，其意義各不相同如此。
蓋六朝文、筆之分，實源於兩漢文學、文章之分。漢時以文學稱學，以文章稱文。此正是《金樓子·立言》篇所謂：「古之學者有二。」《金樓子》雲「夫子門徒轉相師受，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可知彼所謂「古之學者」雲者，正指漢時而言。至後來，有通經而明其理者，有博窮子史而但識其事者，則於「學」或「文學」一名中間復析而為二了；有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有不便為詩、善為章奏者，則復於「文」或「文章」一名中間也析而為二了。此又《金樓子》所謂「今之學者有四」。所以漢人所謂「文學」，既可以指通其理者（如以儒術為文學是），又可以指識其事者（如以掌故為文學是）；而其所謂「文章」，也可以指詔書、律令，（《史記·儒林傳》「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也可以指辭賦。（《漢書·公孫弘傳贊》：「劉向王褒以文章顯。」）故知所謂沉思翰藻與紀事直達者，在漢時初無分別。觀《漢書·公孫弘傳》又雲「文章則司馬遷、相如」，以遷與相如並稱為能文章，則其無文、筆之分可知。(7)所以六朝文、筆之分，不過由於時人對於文學之認識，遂從漢人文章一語再加區分而已。(8)
然而六朝對於文學觀念認識之清楚，猶不止此。當時不僅於文章一語，分出文與筆而為二，而且更能（1）離文學於學術之外，使之不復兼「博學」一義；（2）合文學與文章為一，使之轉近於「文章」一義。
離文學於學術之外，故「文學」一名之含義，至是始與近人所用者相合。觀宋文帝之立四學，命雷次宗立儒學，何尚之立玄學，何承天立史學，謝玄立文學，其後明帝立總明館亦分儒、道、文、史、陰陽為五部，可知當時文學實能獨成一科，而不復視為學術之總稱了。
合文學與文章為一，故不復有兩漢所謂「文學」、「文章」之分。蓋在當時以「文學」為文章之事，而以「文章」為文學的作品。《北史·李昶傳》云：「文章之事，不足流於後世。」此所謂文章之事即指文學。《梁書·簡文帝紀》雲「引納文學之士，賞接無倦，恆討論篇籍繼以文章」；此所謂文章，即指文學的作品。
文學既能獨成一科，故就於文學之性質言，自當區為文、筆二種。稽諸當時史籍，其稱「文學」一名殆無不可兼指此二種者。所以當時不僅「文」得稱為文學，即「筆」也得稱為文學。《魏書·祖瑩傳》云：「瑩以文學見重，而瑩之筆扎亦無乏天才。」《北周書·蘇亮傳》云：「亮博學好屬文，善章奏，河內常景謂人曰，秦中文學可以抗山東者，將此人乎？」是均筆稱文學之證。不僅能文者稱文學之士，即擅筆者也得稱文學之士。《梁書·文學·劉苞傳》稱「高祖即位，引後進文學之士，吳郡陸倕、張率並以文藻見知」，而陸倕即以筆馳譽者。據是可知「文」與「筆」都是「文學」之分名。
文章既指文學之作品，而當時文集即所以薈萃此作品者。因此，文集中自得包含詩、筆二體。此所以蕭統《文選》，兼輯詩、筆，而劉勰《文心》亦總論韻、散。《南史·沈約傳》稱「謝玄暉善為詩，任彥升工於筆」，而《梁書·沈約傳》卻謂「謝玄暉善為詩，任彥升工於文章」，同樣句例，而一稱筆，一稱文章，蓋亦以文可賅筆，故得稱筆為文章耳。陸游《老學庵筆記》謂「南朝詞人謂文為筆」，其致誤之由，蓋即以此。阮元諸人知其誤，而獨不舉《梁書》是條為例，豈亦由不得其解，故避而不舉歟！(9)
明文學為文與筆之共名，則知文苑傳中之人物即所謂文學之士，不妨兼擅文與筆。《梁書·鮑泉傳》「兼有文、筆」，《周書·劉璠傳》「兼善文、筆」，是其例也。(10)明「文」或「文章」為詩與筆之共名，則知文集中之所薈萃即所謂文章著述，又不妨兼賅詩與筆。《北史·蕭圓肅傳》雲「撰時人詩、筆為《文海》四十卷」，亦其例也。
這是時人對於「文」、「筆」區分的意義，(11)最可看出時人對於文學之認識。抑時人不僅分別文、筆之意義，並且於文、筆之外更有「言」或「語」一名，以見筆與直言也有分別。此則昔人每混而言之，故阮元、阮福、劉天惠諸人皆以直言為筆。(12)實則考時人所用，筆之與言，正不相同。《文心雕龍·總術》篇引顏延年說云：「筆之為體，言之文也：經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筆而非言。」此節定筆與言之分別，正極分明。蓋此就筆與「言」言，並非就筆與「文」言。筆雖不同於「文」，但以有雜文學的性質，所以為「言之文」。至於經典，則時人本罕以文學視之，(13)所以為「言」而非「筆」。《世說新語》雲「王長史宿構精理並撰其才藻，往與支（道林）語。……敘致作數百語，自謂是名理奇藻」；又雲「支道林通《莊子·漁父》篇作七百許語，敘致精麗，才藻奇拔」（並見《文學》篇）；其所謂「語」亦「言」也。蓋當時「筆」與「言」、「語」自有區別。觀《晉書·樂廣傳》可知。《樂廣傳》云：
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讓潘岳為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己之旨。岳因取次比，便稱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
是又為當時史籍之以「筆」與「言」對舉之例。所謂「因取次比」，則所以文其言耳。這正是顏延年所謂「筆之為體，言之文也」之最適宜的佐證。所以「文」、「筆」均是文學的「文」之分名，而「言」與「語」則便不同了。時人對於文學的性質，辨析到如此，真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
對於文學的性質既如此辨析得清楚，所以更有連帶而起的集部的著錄，也有一述的必要。章學誠《文史通義·文集》篇云：
荀勖《中經》有四部，詩賦圖贊與汲冢之書歸丁部，王儉《七志》以詩賦為文翰志而介於諸子、軍書之間，則集部之漸日開，而尚未居然列專目也。至阮孝緒撰《七錄》惟技術、佛、道分三類，而經典、記傳、子兵、文集之四錄，已全為唐人經、史、子、集之權輿。是集部著錄實防於蕭梁，而古學源流，至此為一變。
其謂集部著錄，始於蕭梁，甚是。不過他謂「古學源流至此為一變」，似有無限慨惜之意，則不盡然。蓋此時文學與學術既已分離，章氏由學術言故稱至此一變，我人若以文學為立腳點而言，則此變正是演進的變，決不至如章氏一樣有江河日下之嘆也。大抵自楚以後始有專工於文之人；自西漢以後，始有專載詩賦之略；自東漢以後，始有專列文苑之傳；自晉以後始有薈萃選輯之集；自南朝以後而集部始別為著錄。逐漸演進而文學之性質始亦逐漸明顯。我們須知後世文集所以覺得與學術淆亂者，乃後世文、筆不分之故，乃後世文學與學術不分之故，固不得以是詬病此時之集部也。
第四節 沈約與音律說
第一目 人工的音律之制定
在此時期所提出的問題，有值得注意者，即為（1）音律說，可以沈約為代表；（2）歷史的觀念，可以鍾嶸為代表；（3）文與道的問題；可以劉勰為代表。茲依次論之：
中國文字之特質，是單音與孤立，本極適合於音律的講究，所以當時的文壇，既能利用文字孤立的特質，以成為駢儷，當然也要進一步再利用單音的性質，以諧其「韻」、「和」了。
大抵最初的音律，都是指自然的音律。在詩、樂未分之時，其音律即存在樂的中間；在詩、樂既分之後，其音律只能存在辭的中間，文辭中間音調的和諧，昔人非不知之。司馬相如所謂「一宮一商」，陸機所謂「音聲之疊代」，皆已泄其秘了，不過他們只能明其然而不能言其所以然，所以至多只能說明自然的音調，而不足以制定人工的音律。迨到文字音韻的方面，有魏李登的《聲類》，晉呂靜的《韻集》之後，於是中國文字單音的特質，遂因以顯明，而足以供文學上的應用了。
宋范曄《與甥侄書》中有一節云：
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會了此處。從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證，非為空談。
這種話便較司馬相如與陸機為切實得多。所以王融論音律謂惟范曄、謝莊差能識之。（說見鍾嶸《詩品序》）雖則他所謂從根本中會了的實證，不曾明白說出，但他確是想把自然的音調，制為人工的音律。
至於齊梁之間，反切之應用既廣，而雙聲疊韻之辨別遂嚴；聲韻之著作既多，而平上去入之分析以定。於是遂有所謂「永明體」應運以生了。《南史·陸厥傳》謂：
永明時，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14)
所以所謂「永明體」雲者，不過是人工的音律之應用於文辭而已。當時人本這種人工的音律以撰制文辭，亦本於這種人工的音律以批評文辭。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云：
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
又云：
至於先士茂制，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荊「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
或議其蕪音累氣，或稱其音律調韻，都是以音律為中心而批評者。所以音律之說實至永明間而始定。
第二目 所謂四聲八病
永明體的領袖自當首推沈約。《梁書·沈約傳》稱：「約撰《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寤，而獨得胸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又沈約的《宋書·謝靈運傳論》亦謂「靈均以來此秘未睹」，所以人工的音律實創始於沈約。今欲推究當時音律說的主張即可就沈約所言考之。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云：
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
根據此說，可知他音律說的原理，是在於「宮羽相變，低昂舛節」。這「宮羽相變，低昂舛節」的主張，固不能算是他的獨得之秘。陸機《文賦》早已說過「暨音聲之疊代，若五色之相宣」，若說得再早一些，則如黃侃所謂：
為文須論聲律，其說始於魏晉之際，而遺文粲然可見者，惟士衡《文賦》數言。……細審其旨，蓋謂文章音節，須令諧調。本之《詩傳》「情發於聲，成文為音」之說，稽之左氏「琴瑟專壹，誰能聽之」之言，故非士衡所創穫也。（《文心雕龍札記》）
但是本於這個「宮羽相變，低昂舛節」的原則，而規定種種的條件，以為遵守之定律者，則實肇端於沈約。這些條件是什麼？在沈約說是「聲」、「病」，照劉勰說是「韻」、「和」。四聲即是「韻」的問題。劉勰所謂「同聲相應，謂之韻」也。怎樣使之同聲相應呢？此即永明體的條件所謂「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者是。四聲之辨，雖始於周顒，而四聲之制韻，至沈約而始定。八病即是「和」的問題。此又劉勰所謂「異音相從，謂之和」者。怎樣又是異音相從呢？則又永明體的條件所謂「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者是矣。宮商之論雖亦發自王融（見鍾嶸《詩品》），而八病之規定，則亦至沈約而始行。所以齊梁之聲律，實肇自沈約，而劉勰和之。叶韻取其同聲相應，摛辭取其異音相從，能如是，才盡音律之能事。所以沈約說：
作五言詩者：善用四聲，則諷詠而流靡；能達八體，則陸離而花潔。（《答北魏甄琛書》。日本僧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引。）
我們須知昔人行文未嘗不知叶韻之同聲相應，但析韻細密，而以四聲定韻不可增減，則始於永明。我們又須知昔人行文也未嘗不知一宮一商之異音相從，但區分「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八病而歸於「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之原則中，則亦始於永明。所以人工的音律說，在沈約誠可謂獨得之秘，在當時也可謂空前之論。
不過韻的關係，昔人猶多知之，和的問題實自此時始起。所以劉勰《文心雕龍·聲律》篇謂：
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遣；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屬筆易巧，選和至難；綴詞難精，而作韻甚易。
亦可知「和」的問題素不講究，所以「選和至難」了。而且韻氣一定，所以雖以四聲制韻而猶易遵循。和體抑揚其條件至多，所以更覺得是遺響難契了。沈約所謂「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云云，完全是指「和」的問題。「永明體」的條件重在「聲」、「病」二者，而彼所論列，獨偏於「病」的方面，亦可知作韻之易而選和之難了。
選和既難，所以對於所謂八病雲者，在當時已不必絕對的避忌。《南史·陸厥傳》所舉亦只「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四種，正以以下四種——「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已可不必盡避耳。(15)馮班《鈍吟雜錄》云：「沈侯雲，『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詳此則八病俱去，亦不在曲折分其名目也。」此言極是。所以我以為昔人之詮釋八病，其弊有二：其一則講得太泥。自日人遍照金剛之《文鏡秘府論》以及李淑之《詩苑類格》，偽托梅聖俞之《續金針詩格》，下逮魏慶之《詩人玉屑》，王世貞《藝苑卮言》等等，其弊均在求之過詳。所以楊慎已議其拘滯，馮班且辟其謬妄。大抵此等說法均受後來律詩的影響。後人舉律詩體裁以附會聲病，所以不厭其求詳耳。清代吳鎮所著《八病說》，即專用以繩律者。「郢書燕說」，無論如何講得細密，要與「永明體」之聲律不盡相同。(16)
其又一則講得太易。如周春《杜詩雙聲疊韻譜》中解釋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云：「案宮羽相變者，指母而言，即雙聲也。低昂互節者，指韻而言，即四聲也。若前有浮聲者，謂前有雙聲疊韻也；則後須切響者，謂下句再有雙聲疊韻以配之也。一簡之內，音韻盡殊者，謂雙聲疊韻對偶變換也。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者，謂平上去入四聲調諧也。後人不知，轉造宜避雙聲疊韻之說。夫雙聲疊韻乃天籟所必有，何可避哉！」此以雙聲疊韻講「和」的問題，稍涉牽強。蓋詩中之用雙聲疊韻，說得早些則三百篇與楚辭固已有之，說得後些則杜甫近體律詩中亦屢屢用之，何足以見「永明體」聲律之特質。至如當時王融諸人之撰雙聲疊韻詩，則屬一時遊戲，正與後世皮日休、陸龜蒙諸人所作同例。所以選和之宜避雙聲疊韻，正是當時「永明體」應有的條件。周氏謂：「夫雙聲疊韻乃天籟所必有，何可避哉！」殊不知「永明體」之考究聲律，對於雙聲疊韻的連語，固不必避，但除掉連語以外，則凡同聲同韻者，正以避去為宜。此則所謂「音韻盡殊」也。
大抵「永明體」之所謂八病，可分為四組言之。平頭、上尾是一組，蜂腰、鶴膝是一組，大韻、小韻是一組，旁紐、正紐又是一組。平頭、上尾是同四聲之病，蜂腰、鶴膝是同清濁之病。大韻、小韻是同韻之病。旁紐、正紐是同紐之病。茲分別言之於下：
一、平頭、上尾 《文鏡秘府論》解平頭云：「上句第一二兩字是平聲，則下句第六七兩字不得復用平聲。餘三聲皆爾，不可不避。三聲者，謂上去入也。」又云：「平頭：第一句上字，第二句上字，第一句第二字，第二句第二字不得同聲。詩失者：『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蓋謂『今』、『歡』皆平聲，『日』、『樂』皆入聲也。」又云：「上句第一字與下句第一字同平聲不為病，同上去入聲一字即病。」其解上尾云：「五言詩中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惟連韻者非病。」案此解良是。後來律詩，大率循此規律。惟有不可不知者，「永明體」之聲律，與「律體」之核之於粘綴之間者畢竟不同。故由「平頭」言，不必完全遵守。考沈約詩如《行園》云：「寒瓜方臥隴，秋菰亦滿陂。」《宿東園》云：「陳王鬥雞道，安仁采樵路。」上下兩句句首二字均屬平聲，則是第一說不必遵也。又如其《庭雨應詔》詩云：「出空寧可圖，入庭倍難賦。」「出」、「入」並為入聲，「空」、「庭」並為平聲，則是第二說亦不必遵也。又如其《八關齋》詩：「得理未易期，失路方知險。」《游金華山詩》云：「若蒙羽駕迎，得奉金書召。」「得」、「失」、「若」、「得」並為入聲，則是第三說又不必遵也。由「上尾」言，其律較嚴。此即沈約所謂「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故齊梁以來鮮有犯者。但是也與律體不同。鄒漢勛《五韻論》解「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二句云：「猶言兩句住句之字一平一仄耳。」此就律體言則然。永明體則不爾也，永明體避「上尾」之病於兩句住句之字不必平仄相間，也有以上去入三聲相間者。如沈約《宿東園》詩中「東郊豈異昔，聊可開餘步」；「槿籬疏復密，荊扉新且故」諸句皆然。要之平頭、上尾，在避同聲之病；為後來沈、宋研順聲勢，調協平側之所本。所以後人猶多遵守，而益加細密。此《史通·雜說》所以謂「自梁室雲季，雕蟲道長，平頭、上尾，尤忌於時」也。
二、蜂腰、鶴膝 《文鏡秘府論》之解「蜂腰」云：「五言詩一句之中，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言兩頭粗，中央細，如蜂腰也。」解鶴膝云：「五言詩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聲；言兩頭細，中央粗，似鶴膝也。」案此說之非，劉大白《舊詩新話》「八病正誤」條業已辨之。今考沈約詩，如《出重圍和傅昭》云：「魯連揚一策，陳平出六奇。」「平」、「奇」皆平聲。《三日侍林光殿曲水宴應制》云：「將御遺風軫，遠侍瑤台會。」「侍」、「會」皆去聲。則知所謂蜂腰，未必指此也。又如其《和劉雍州繪博山香爐詩》：「岩間有佚女，垂袂似含風；翬飛若未已，虎視郁餘雄。」「女」、「已」並屬上聲。《少年新婚為之詠》云：「托意眉間黛，申心口上朱；莫爭三春價，坐喪千金軀。」「黛」、「價」並屬去聲。則知所謂鶴膝，亦未必指此也。李天生之論杜甫詩律謂其於一三五七句用仄字，上去入三聲必隔別用之，莫有疊出者。（見朱彝尊《寄查德尹編修書》）此似有類於《文鏡秘府論》之所謂「鶴膝」，實則此亦只是杜老詩律之細，固非所以論「永明體」之聲律也。不過劉大白雖指出此說之誤，而以為「蜂腰」是指第三字與第八字同聲的病，「鶴膝」是指第四字與第九字同聲的病，則臆測無據；蓋其病仍在泥於律體的規則以解「永明體」之聲律耳。《蔡寬夫詩話》云：「所謂蜂腰、鶴膝者，蓋又出於雙聲之變。若五字首尾皆濁音，而中一字清，即為蜂腰；首尾皆清音，而中一字濁，即為鶴膝。」此說未知其所本，然其以字之清濁解蜂腰鶴膝，竊以為與當時聲律之論，最為近是。顧自來論八病者罕見稱引(17)，則以泥於後世等韻家之所謂清濁，於是對於蔡說不得其解耳。須知蔡氏之所謂清濁，即沈約之所謂輕重，劉勰之所謂飛沉，而後世之所謂平側。平側之分本亦由於同紐的關係。所以蔡氏謂「蓋又出於雙聲之變」。仇兆鰲《杜詩詳註》亦宗蔡說，並舉例云：「今案張衡詩『邂逅承際會』，是以濁夾清，為蜂腰也。如傅玄詩『徽音冠青雲』，是以清夾濁，為鶴膝也。」此說極當。蓋最能申蔡說者。《文心雕龍·聲律》篇云：「凡聲有飛沉，響有雙疊。」雙疊即韻與紐的問題，飛沉則清與濁的關係。以濁夾清，則是蜂腰。其病在「沉」，所謂「沉則響發而斷」也。以清夾濁，則為鶴膝。其病又在「飛」，所謂「飛則聲颺不還」也。沈約云：「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即指不犯「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四病而言，而於「蜂腰」、「鶴膝」二病為尤甚。蓋此即從「宮羽相變，低昂舛節」的原則得來。若使清多濁少，或濁多清少，則所謂「琴瑟專一，誰能聽之」，此所以為聲律之病也。聲之清濁本極易知，所以說得容易一些，則鍾嶸所謂「蜂腰、鶴膝、閭里已具」也。說得難些，則又沈約所謂「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也。（見《答陸厥書》）明蜂腰、鶴膝因於清濁平側的關係，則知後來律詩所以粘綴於平側之間者，蓋即以此了。
三、大韻、小韻 《文鏡秘府論》解「大韻」云：「五言詩若以『新』為韻，上九字中更不得安『人』、『津』、『鄰』、『身』、『陳』等字。」解「小韻」云：「除韻以外而有迭相犯者。」紹虞案此二病，沈約諸人雖避之不嚴，(18)然確為永明體聲病之一。蓋即劉勰所謂「疊韻雜句而必睽」也。周春《杜詩雙聲疊韻譜》解此語云：「雙聲隔字而每舛者，雙聲必連二字，若上下隔斷，即非正雙聲；疊韻雜句而必睽者，疊韻亦必連二字，若雜於句中，即非正疊韻。雙疊得宜，斯陰陽調和。」其言殊有語病。蓋永明體之聲律並不主張用雙聲疊韻。沈約雲「五字之中，音韻悉異」，所謂音韻悉異者，以鄒漢勛《五韻論》所言為最妙。鄒氏謂：「音目同紐，韻謂同類。言五字詩一句之中，非正用重言連語，不得復用同韻同音之字。犯之即為病。」此解極是。蓋劉勰所謂雙聲疊韻即是指同紐同韻之字，並非指雙聲疊韻之連語。《文鏡秘府論》云：「若故為疊韻，兩字一處，於理得通，如『飄繇』、『窈窕』、『徘徊』、『周流』之等，不是病限。若相隔越，即不得耳。」所以永明體之聲律，其對於雙聲疊韻之連語，不過謂不足為病，並非謂當於此求和也。
四、旁紐、正紐 馮班《鈍吟雜錄》之解「旁紐」云：「郭忠恕《佩觿》云：『雕弓之為敦弓，則又依乎旁紐。』按徵音四字，端透定泥，敦字屬元韻端母，雕字蕭韻端母，則是旁紐者雙聲字也。」其解「正紐」云：「《九經字樣》云：『紐以四聲』；是正紐者，四聲相紐，東董凍督是也。」此說亦是。(19)《文鏡秘府論》之解旁紐，亦謂為隔字雙聲，其解正紐亦謂「凡四聲為一紐」。蓋此亦是「永明體」聲病之一；即劉勰所謂「雙聲隔字而每舛」也。不過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四者，即在「永明體」，亦非必嚴避耳。
明「永明體」之所謂聲病，然後知後世律詩之粘綴平側，即自此出。不僅如此，即在文的方面，如唐文之漸成四六，亦未嘗不與此有關。《文鏡秘府論》之論諸病，不單限於詩的方面，也且舉賦、頌、銘、誄以及各種雜筆為例。可知聲病之說，實是駢文家所遵守的音律。劉勰云：
凡聲有飛沉，響有雙疊。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睽；沉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並轆轤交往，逆鱗相比，迂其際會，則往蹇來連。其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聲律》）
蓋駢文家的音律說，與散文家的文氣說，實是同樣的性質。散文家利用其氣勢之灝瀚流利，所以不致「吃」；駢文家使不注重音律的諧和，如何而不為文家之吃呢！劉勰又云：
聲畫妍蚩，寄在吟詠；吟詠滋味，流於字句；字句氣力，窮於和韻。（《聲律》）
可知駢文家的音律說，亦所以調其吟詠的氣勢而已。
第三目 音律說之反響
音律說既起，同時有討論和反對二種主張。其討論者因沈約說：
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睹。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宋書·謝靈運傳論》）
他稱昔人為此秘未睹，所以陸厥與之書云：
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秘未睹，或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欲宮商（《南齊書》作「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眾賢似不都暗此處，而雲此秘未睹，近於誣乎？案范雲「不從根本中來」，尚書雲「匪由思至」，斯則揣情謬於玄黃，擿句著（《南齊書》「著」作「差」）其音律也。范又雲「時有會此者」，尚書雲「或暗與理合」，則美韻（《南齊書》作「美詠」）清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即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既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為暗；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為遺恨邪？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為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岨峿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興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睹，茲論為何所指邪？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強」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為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為暗，何獨誣其一了一合之明乎？意者亦質文時異，今古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謬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雁》，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整，《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修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南史·陸厥傳》）
案陸厥所言不外數端：（1）古人文辭既有會合音律之處。即古人未嘗不明音律。（2）昔人亦有論及音律之處，不得雲此秘未睹。（3）昔人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故不重在音律的考究。（4）一人之文思且有遲速工拙，則於音律當然不免有或合或不合之處。實則陸厥所云，是指自然的音調；沈約所云，是指人工的音律；根本即不是同一事物。陸厥云：「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為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所謂清濁，所謂體勢，均指氣言。清濁屬於才氣，體勢關於語氣。才氣所流露者為情調，語氣之抑揚者為音調。這些均無規律可定，所以是自然的。沈約云：「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此則就樂律言。蓋他由於樂的音節，以求文章的音節，此劉勰所謂由外聽以求內聽，所以為人工的音律了。阮元《文韻說》云：「休文所矜為創穫者，謂漢魏之音韻乃暗合於無心；休文之音韻乃多出於意匠也。」（《揅經室續集》三）此言極是。惟其為自然的音調，所以以人工的音律衡之，便不免有或合或不合之處；縱有會合，亦不得謂為明了人工的音律；而且縱有論及音律之處，亦只能明其然，而不能羅舉其條例。(20)
至於謂昔人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則固已自己供出，音律說並非昔人注重的問題了。必明這一點以窺沈約的答書，然後不致如近人所謂「勇於自信遂致目無古人」了（見陳鍾凡《中國文學批評史》）。沈約的答書云：
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舉，（《全梁文》「舉」作「學」。）又非止若斯而已。（《全梁文》「而已」下有「也」字。）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曆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仿佛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何邪？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云譬之雕蟲篆刻，雲「壯夫不為」。自古詞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秘未睹」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弦管之聲曲，則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猶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闡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啟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雲「煥若濯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即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粗。輪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盡辨。（《全梁文》「言」下無「之」字「辨」下有「此」字。）
此即完全重在人工的音律立論，所以謂自古詞人雖知五音之異而所昧實多。我們須知人工的音律雖即從自然的音調蛻變而來，但決不能混為一談。這是學術上進化的階段不可不辨的。(21)
至其反對音律論者，則在當時梁武帝已不好四聲，嘗問周舍曰：「何謂四聲？」舍曰「天子聖哲是也」，然終不遵用。（見《梁書·沈約傳》）不過這還不是一種明顯的反對的主張；惟鍾嶸《詩品》始有反對聲病之論。嶸之言曰：
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為體二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嘗試言之；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為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於聲律邪？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唯顏憲子乃雲律呂音調，而其實大謬，唯見范曄、謝莊頗識之耳。」嘗欲造《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辯，於是士流景慕，務為精密，襞積細微，專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余謂文制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利，口吻調利，斯為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
他所反對的理由，不外二端：（1）不被管弦，又何取聲律！（2）文多拘忌轉傷真美。實則此二點均偏而不全，他只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詩既不被管弦，則當然與音樂脫離關係；因其與樂分離之故，於是有的確是比較的可以無取於聲律者，古詩是也；有的卻因是而一變樂的音調以為詩的音律者，近體詩是也。這二種都可成為詩之一體，難分輕重，何得必以聲律為非邪？至於因於音律之束縛而傷其真美，則惟淺才庸音，始不免此病耳。若使美女艷妝而復嫻於禮節，豈不更增其美邪？所以因音律之束縛而傷其真美者，固屬難免；因音律之考究而增其真美者，亦未嘗沒有。我並非忽視文藝上的自然美而重視人工美，不過我們對於沈約、鍾嶸，實無所用其左右袒；而且就於中國文字的特性而言，覺得文學史上和文學批評史上要經過這麼一個階段，為不可免之事實耳。紀昀謂「齊梁文格卑靡，惟此學獨有千古」（見《文心雕龍·聲律》篇評），這猶是較為公平的論調。
《梁書·庾肩吾傳》云：「齊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為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復逾於往時。時太子（梁簡文帝蕭綱）《與湘東王書》論之曰：『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疏，爭為闡緩。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似乎正中鍾嶸所論之病，但潮流所趨，莫之能遏，固非演進至完成近體詩律不會停止。且所謂浮疏闡緩雲者，其弊尚不僅專在音律方面。音律與自然有時亦適以相成，非必主自然者定斥音律也。《文心雕龍·聲律》篇云：「夫吃文為患，生於好詭。逐新趣異，故喉唇糾紛。將欲解結，務在剛斷；左礙而尋右，末滯而討前，則聲轉於吻，玲玲如振玉；辭靡於耳，累累如貫珠矣。」蓋言亦惟自然，始能使聲律奏其美也。
明音律之應用於文辭，為不可免之事實，然後知所謂「永明體」雖未獲遽定於當時，終得推行於後世。故至梁陳之間始以四聲制韻不可增減了；(22)至初唐之世，始更回忌聲病，約句准篇，以定為近體詩格了。(23)趨向如此，正在急轉直下之秋，固非一二持反對論者所可得而阻止也。
第五節 鍾嶸與歷史的批評
章學誠《文史通義》「詩話」條之論《詩品》云：
《詩品》之於論詩，視《文心雕龍》之於論文，皆專門名家，勒為成書之初祖也。《文心》體大而慮周，《詩品》思深而意遠。蓋《文心》籠罩群言，而《詩品》深從六藝溯流別也。論詩論文而知溯流別，則可以探源經籍，而進窺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矣。此意非後世詩話家流所能喻也。
他這樣恭維《詩品》，固然是就於史家的立場而言，但《詩品》之能溯流別，在當時的文學批評上，確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
在初期的文學批評，本不免與文學史相混。即如當時論文諸作，鍾嶸的《詩品序》可作為五言詩的演變史觀，沈約的《宋書·謝靈運傳論》可作為漢魏六朝的文學史觀，而《文心雕龍·時序》一篇更是規模粗具的文學史了。混文學史與文學批評而為一，固是不很妥當，但正因著眼在文風之流變，於是（1）文學進化的觀念，（2）文學流別的窺測，（3）文學與歷史的關係，——這些問題，都成為當時重要的問題了。
文學進化的觀念自王充、葛洪以來，已屢言之，而在此期為尤甚。梁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云：
習玩為理，事久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體，《典論》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猶不盡除；謝混清新，得名未盛。顏、謝並起，乃各擅奇；休、鮑後出，咸亦標世。朱藍共妍，不相祖述。
「若無新變，不能代雄」，這實是文學進化論重要的觀點。梁簡文帝《與湘東王書》亦深斥當時模擬的古典文學之非。其言云：
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為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為是，則古文為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為盍各，則未之敢許。
這也是當時趨向新變的主張。所以《梁書·庾肩吾傳》稱：「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為新變。」《南史·徐摛傳》稱：「摛屬文好為新變，不拘舊體。」前一個新變成為「永明體」，後一個新變成為「宮體」。後人每謂六朝文學傾向古典，殊不知他們不過襲用古典文學的技巧，至其文學之作風，固無時不在新變演進中也。鍾嶸《詩品序》云：
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者耶？
他以五言為勝於四言，便是文學進化的見解，與李白所謂「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見《本事詩》引）云云的復古論調，便大相懸殊了。(24)
詩品派別表
（說明）（1）未明言其源出於某，而第言關係者用虛線表之（2）數人合敘者用括弧別之（3）無名氏可考者用﹏﹏一號別之（4）各人時代悉依原著編列（5）間錄評語以證源流之說
至於文學流別的窺測，以鍾嶸《詩品》論之最詳。其論各家之作，往往謂其源出某人或某體。此說在現在看來似不免多附會可議之處，但他品評各人並不是一一必欲強指其源流，則其所指出者或亦未必無據也。今據《詩品》所言，列為一表，以明其源流之關係。
論文學作品而這樣泥於家數、講求流派，本不免牽合附會之處。所以葉夢得《石林詩話》即議其陶潛出於應璩之非。但《詩品》之論應璩，稱其「善為古語」，論陶潛稱其「篤意真古」，則其所以系陶潛於應璩者或即在此。當時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亦云：
今之文章，作者雖眾，總而為論，略有三體：
一則啟心閒繹，據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迴。宜登公宴，本非準的。而疏慢闡緩，膏肓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
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為偶說。唯睹事例，頓失精采。此則傅成《六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
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艷，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
此綜論同時作家猶且各說其源流的關係，可知此亦當時文學批評的一種方法。
至其論文學與歷史的關係者，則《文心·時序》一篇言之綦詳。他說：
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
所以是篇所舉種種例證，都是《時序篇贊》所謂「質文沿時」一語的註腳。在劉氏之先，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序》其品評文人即重在際遇方面。其評王粲云：「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評陳琳云：「袁本初書記之士，故述喪亂事多。」評徐幹云：「少無宦情，有箕潁之心，故仕世多素辭。」評劉楨云：「卓犖偏人而文最有氣，所得頗經奇。」評應瑒云：「汝潁之士，流離世故，頗有飄薄之嘆。」評阮瑀云：「管書記之任，故有優渥之言。」評曹植云：「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遊，然頗有憂生之嗟。」此雖並不重在說明其歷史的關係，然已很能著眼於文學與環境的影響。故知劉氏所言，不過據此以推到論世的方面耳。
第六節 劉勰與復古思想之萌芽
以前說過，南朝的文學批評，有許多主張已為後世古文家種下根苗。這是不可不注意的事。所以我們須知以後的復古運動，不必至唐代而情形始顯，且亦不必至北朝而風氣始轉。其關捩所在，也即在南朝的批評界。
大抵南朝的批評界，因當時文體之極端偏於藻飾、音律或數典隸事，也頗想矯正其弊。其消極的主張，不過欲阻止這狂瀾，對於當時的文體加一種修正。其積極的主張，充其量足以根本推翻此期的文學。所謂復古運動的萌芽，以後者為尤甚。
消極的主張，可以鍾嶸為代表。其反對音律之論已見前述。至其反對數典隸事的傾向，更可見其崇尚自然之旨。如云：
夫屬詞比事，乃為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表奏，宜窮往烈。至於吟詠情性，亦何貴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謝莊尤為繁密，於時化之，故太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
《詩品》中評顏延之雲「喜用古事，彌見拘束」；評任昉雲「動輒用事，所以詩不得奇」。皆本於這種見解。但他於潘岳、陸機皆列上品，則於咀嚼英華，厭飫膏澤者，也未嘗不以為文章之淵泉。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云：「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亦云：「委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悱來，勿先構聚。言尚易了，文憎過意。」這文學上的自然論，實是當時文學的對症妙藥。其反對更甚者則有梁裴子野《雕蟲論》：
古者四始六藝，總而為詩，既形四方之風，且章君子之志。勸美懲惡，王化本焉。後之作者，思存枝葉，繁華蘊藻，用以自通。若悱惻芳芬，楚《騷》為之祖；靡漫容與，相如和其音。由是隨聲逐影之儔，棄旨歸而無執。賦詩歌頌，百帙五車。蔡邕等之俳優，揚雄悔為童子。聖人不作，雅鄭誰分？其五言為詩家，則蘇、李自出，曹、劉偉其風力，潘、陸固其枝柯。爰及江左，稱彼顏、謝。箴繡鞶悅，無取廟堂。宋初迄於元嘉，多為經史；大明之代，實好斯文。高才逸韻，頗謝前哲，波流相向，滋有竺焉。自是閭閻年少，貴游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情性，學者以博依為急務，謂章句為專魯，淫文破典，斐爾為功。無被於管弦，非止乎禮義。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興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隱而不深，討其宗途，亦有宋之遺風也。若季子聆音，則非興國；鯉也趨室，必有不敢。荀卿有言「亂代之徵，文章匿而采」，豈近之乎？（《全梁文》五十三）
《梁書》本傳謂：「子野為文典而速，不尚麗靡之詞。其製作多法古，與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詆訶者，及其末皆翕然重之。」則知他不僅是批評的主張如此，即其作風也是如此，直是反駢的健將了。莫怪簡文帝以其「了無篇什之美」，而肆詆之矣。
積極的主張則重在內質方面，或主於學以尚真，或主於道以尚善。無論偏主那一端，總不免為雜文學——筆——張目，所以唐人遂以筆為文了。蓋儒家思想的傳統觀念，本深入於人心，即在這駢文盛行的時代，也依舊有他的潛勢力存在。
辨別文、筆最為清楚的梁元帝，其文學批評應當偏主於文了。但其《金樓子·立言》篇云：
潘安仁清綺若是，而評者止稱情切，故知為文之難也。
曹子建、陸士衡皆文士也。觀其辭致側密，事語堅明，意匠有序，遣言無失；雖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義也。遍觀文士略盡知之。
至於謝元暉始見貧小，然而天才命世，過足以補尤。任彥升甲部闕如，才長筆翰，善緝流略，遂有龍門之名，斯亦一時之盛。
其攻擊當時之文士，亦以不通儒學之故。《立言》篇又云：
夫今之俗，搢紳稚齒，閭巷小生，學以浮動為貴；用百家則多尚輕側，涉經記則不通大旨，苟取成章，貴在悅目。龍骨豕足，隨時之義；牛頭馬髀，強相附會。事等張君之弧，徒觀外澤；亦如南陽之里，難就窮檢矣。
又云：
夫翠飾羽而體分，象美牙而身喪，蚌懷珠而致剖，蘭含香而遭焚，膏以明而自煎，桂以蠹而成疾，並求福而得禍。衣錦尚褧，惡其文之著也。
這種論調又完全是反時代的思想了。
即在以沉思翰藻為標準而定《文選》的蕭統，其認識文學應當最為深切了，然於《陶淵明集序》稱其「白璧微瑕，惟在《閒情》一賦」，則又完全是道德的批評，且不知美人香草的寄託了。
作《文心雕龍》的劉勰，其於文學批評可謂深有見地了。但他是曾夢執丹漆之禮器，而欲敷贊聖旨的。所以他的論文是以為「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於是不自覺地始終囿於傳統的文學觀了。《原道》篇云：「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滯，日用而不匱。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徵聖》篇云：「是以子政論文，必征於聖；稚圭勸學，必宗於經。」《宗經》篇云：「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這些話都是十足的儒家文學觀。故其《序志》篇云：
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原，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
劉勰何以會有這種復古思想呢？原來這也從當時批評界之歷史的文學觀得來的。時人論文，主張新變。劉氏也是如此。其《通變》篇云：
夫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故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然綆短者銜渴，足疲者輟塗，非文理之數盡，乃通變之術疏耳。
他也很能說明新變之理。但是他的結論，則與時人不同。他說：
是以九代詠歌，志合文則。黃歌斷竹，質之至也。唐歌在昔，則廣於黃世；虞歌卿雲，則文於唐時。夏歌雕牆縟於虞代；商周篇什麗於夏年。至於序志述時，其揆一也。暨楚之騷文，矩式周人；漢之賦頌，影寫楚世；魏之策制，願慕漢風；晉之辭章，瞻望魏采。榷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艷，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澹。何則？競今疏古，風昧氣衰也。（《通變》篇）
所以他再說明通變之法。謂：
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範宋集。雖古今備閱，然近附而遠疏矣。夫青生於藍，絳生於蒨，雖逾本色不能復化。桓君山云：「予見新進麗文，美而無采，及見劉、揚言辭常輒有得。」此其驗也。故練青濯絳，必歸藍蒨。矯訛翻淺，還宗經誥。斯斟酌乎質文之間，而括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通變》篇）
則完全由新變而變為復古了。蓋歷史事實恆成為循環式的進化，所以新變的結果往往成為復古，而復古的主張反能成為革新。因此，知道唐人主張古詩古文而都能有所成就者，蓋即以此。
————————————————————
(1) 想像亦文學內質的要素之一，不過昔人多混于思想言之。
(2) 蕭統《文選序》亦有關於文體釋義之語，如謂頌「所以游揚德業褒讚成功」是。有論述文體體制之語，如「論則析理精微，銘則序事溫潤」是。有論述文體源流之語，如論詩四言、五言之區，三字、九言各體之興是。有評述各體作家之語，如論賦則謂「荀、宋表之於前，屈、馬繼之於末，述邑居則有憑虛、亡是之作，戒畋獵則有《長楊》、《羽獵》之制」是。
(3) 《金樓子》又云：「任彥升甲部闕如，才長筆翰，善緝流略，遂有龍門之名，斯亦一時之盛。」
(4) 劉師培《論文雜記》云：「近世以來，正名之義久湮，由是於古今人之著作，合記事、析理、抒情三體，咸目為古文辭。不知辭字本義訓為獄訟。……凡古籍言辭文辭諸字，古字莫不作詞，特秦漢以降誤詞為辭耳。」說似過泥。
(5) 阮福《文筆對》云：「按辭亦文類。《周易》繫辭，漢儒皆謂繫辭為卦爻辭，至今從之。……其謂之繫辭者，系，屬也；繫辭，即屬辭，猶世所稱屬文焉爾。然則辭與文同乎？曰：否。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趙岐注云：『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是文者，音韻鏗鏘，藻采振發之稱；辭，特其句之近於文，而異乎直言者耳。」說亦未是。
(6) 王肇祥《文筆說》謂「文、筆之名總言則別，散言則筆亦稱文」，較阮元諸人為近是。
(7) 劉天惠《文筆考》謂「馬遷長於敘事，而傳贊但稱其史才，不得混能文之譽」。此說亦未確。
(8) 《北史·李昶傳》：「昶常曰：文章之事，不足流於後世，經邦致化，庶及古人；故所作文筆，了無稿草。」此亦「文章」一稱足賅「文」、「筆」之證。
(9) 《南齊書·晉安王子懋傳》雲「文章詩筆乃是佳事」，於詩、筆對舉之外再冠以文章二字，蓋亦混共名別名而並言之耳。
(10) 侯康《惠氏後漢書補註跋》謂：「六朝以有韻為文，無韻為筆。兩漢文章惟詔、策、章、奏等無韻，其密爾自娛者則皆有韻。文苑諸子不與漢廷大事，故文多筆少，蔚宗因以文苑名篇，後人沿其稱而幾昧其義矣。」此亦曲說。
(11) 阮元諸人之解文、筆以偶語韻體者為文，以直言散行者為筆。其說未安，曾於拙著《文筆與詩筆》一文中辨之。載燕大國文學會出版《睿湖期刊》第二期。
(12) 阮元《文韻說》云：「今人所便單行之語，極其奧折奔放者乃古之筆，用古之文也。」阮福《文筆對》云：「筆從聿；聿述也。故直言無文采者為筆。史記春秋筆則筆，是筆為據事而書之證。」劉天惠《文筆考》云：「凡茲稱筆，皆為直言敘述之辭。」
(13) 惟劉勰論文主宗經、徵聖，而顏之推亦有文出五經之說為稍異耳。或以為經典如《詩》，正為有韻之文，不知顏氏所言，亦只就其大概言之，非可泥求。
(14) 唐封演《聞見記》亦云：「周顒好為體語，因此切字皆有紐，有平、上、去、入之異。永明中，沈約文辭精拔，盛解音律，遂撰《四聲譜》。時王融、劉繪、范雲之徒慕而扇之，由是遠近文學，轉相祖述，而聲韻之道大行。」
(15) 《文鏡秘府論》亦謂「此四病但須知之，不必須避」。
(16) 吳氏所著，本梅聖俞《續金針詩格》而加以考訂。其自序云：「東陽八病初亦論古詩耳。今專以繩律，使之聲調和諧，詎不妙哉！」書載《松花庵全集》中。
(17) 馮班《鈍吟雜錄》引之而未闡說，惟仇兆鰲舉例明之。
(18) 如沈約《和竟陵王抄書詩》：「漢壁含遺篆，名山多逸詞。」「遺」、「詞」是犯大韻。《詠芙蓉詩》：「中池所以綠，待我泛紅光。」「中」、「紅」是犯小韻。
(19) 周春《杜詩雙聲疊韻譜》駁馮氏說，非是。
(20) 《文心雕龍·聲律》篇云：「今操琴不調，必知改張；摘文乖張，而不識所調。響在彼弦，乃得克諧；聲萌我心，更失和律。其故何哉？良由內聽難為聰也。故外聽之易，弦以手定；內聽之難，聲與心紛。可以數求，難以辭逐。」蓋外聽指樂言，有客觀的標準，所以較易；內聽指文言，是自然的音調，所以不免或合或不合。迨到人工的音律制定以後，則也有客觀標準，便易於遵守了。
(21) 小學家如錢大昕之以聲韻的研究不起於六朝，亦是偏見。
(22) 顧炎武《音論》云：「今考江左之文，自梁天監以前多以去入二聲通用，以後則若有界限，絕不相通。是知四聲之論，起於永明，而定於梁陳之間也。」
(23) 《新唐書·文苑傳》：「魏建安後，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宋之間、沈儉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准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為沈宋。」
(24) 《文心·明詩》篇云：「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為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語亦公允。
第三章 北朝之文學批評
第一節 北朝文學批評之風氣
唐李延壽《北史·文苑傳序》云：
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勝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美盡善矣。
在於當時創作界的作風如此，在於當時批評界的主張也是如此。江左則重視音律，偏主藻飾；河朔則言尚質樸，體歸典制。又其《儒林傳序》云：
大抵南北所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
在於當時學術界的風氣如此，在於當時文學批評界的思想也是如此。南人則深能認識文學之性質，北人則不免泥於文學之面貌；一個得其英華，一個不過得些枝葉。
南北文學與其文學批評，何以會如此不同呢？則以（1）地域上的關係。邢劭《蕭仁祖集序》云：「自漢逮晉，情賞猶自不諧；江北江南，意制本應相詭。」則南北好尚之雅有異同，固是不足怪的。後來在政治方面是北力南漸，於是文學之作風與文學批評的思想遂均不免受政治勢力之影響，而北優南絀。這在唐代的古文運動，最可看出其關係。（2）習俗上的關係。南人鶩新，北人篤古，所以北學每存兩漢之餘風，南人則深受魏晉之影響。此不僅文學如此，即就經學或書法言，莫不皆然。承兩漢餘風者大率質樸；受魏晉影響者大率輕浮。此又南北作風與批評所由不同之故。（3）政治社會上的關係。南朝半壁江山，尚能偏安，而北朝則時多戰事，不遑寧處，所以李延壽《北史·文苑傳序》云：「既而中州板蕩，戎狄交侵，僭偽相屬，生靈塗炭，故文章黜焉。其能潛思於戰爭之間，揮翰於鋒鏑之下，亦有時而間出矣。……然皆迫於倉卒，牽於戰陣，章奏符檄，則粲然可觀；體物緣情，則寂寥於世。非其才有優劣，時運然也。」
所以北朝之文學批評，（1）不會如南朝之發達。(1)其可以看出北朝批評之主張者，倒不在文學批評而在文學作品。《周書·蘇綽傳》云：「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為浮華，遂成風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群主畢至，乃命綽作《太誥》奏行之。」(2)這是一節文學史上的史料。卻正可看出當時文學批評轉移的風氣。（2）不會如南朝之純藝術的傾向。《魏書·溫子昇傳》稱：「楊遵彥作《文德論》，以為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彬彬有德素。」則知顏之推「自古文人，多陷輕薄」之論，也自是北人習見的論調。即當王褒、庾信入周以後，後生景仰，咸相愛戴，與蘇綽等倡言復古者互成派別以相排詆。而最後結果，也只成為柳虬折衷調和的《文質論》。此種爭論，今均不傳，所可知者，惟《周書，柳虬傳》謂「時人論文體者，有今古之異。虬以為時有古今非文有古今，乃為《文質論》」云云。則在此寥寥數語中也可窺出其論旨之大概了。
第二節 顏之推
北朝文學，當推由南入北之王褒、庾信；北朝文學批評，也當推由南入北之顏之推。顏氏所著，有《顏氏家訓》，其文學觀念，全在《文章》一篇中。論其大旨，頗與劉勰《文心雕龍》所言為近。如論文章之起原云：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誦，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
此與《文心雕龍·宗經》篇所云「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移、檄，則《春秋》為根」正相類似。其論文章之作用云：
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不可暫無（一本作「施用多途」）。至於陶冶性靈，從容風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
此又與《文心·原道》篇所云「經緯區宇，彌綸彝憲，發揮事業，彪炳辭義」者相同。其論文章之要素云：
凡為文章猶乘騏驥；雖有逸氣，當以銜策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填坑岸也。文章當以理致為心腎，氣調為筋骨，事義為皮膚，華麗為冠冕。
這又與《文心·附會》篇所謂「必以情志為神明，事義為骨髓，辭採為肌膚，宮商為聲氣」者相類。這些論調，都近於為雜文學張目。故其論文人之修養，乃以陷於輕薄為戒：
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資無操；王褒過章《童約》；揚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傅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浮華擯壓；馬季良佞媚獲誚；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忤鄉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無厭；路粹隘狹已甚；陳琳實號粗疏；繁欽性無檢格；劉楨屈強輸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彌衡誕傲致殞；楊修、丁虞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嵇康凌物凶終；傅元忿斗免官；孫楚矜誇凌上；陸機犯順履險；潘岳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疏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貽；謝元暉侮慢見及：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較如此。至於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唯漢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況、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儔，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爾。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入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旁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此種意思，也從《文心雕龍·程器》一篇得來。《程器》篇中歷舉文士之疵，殆與此節相同；不過《程器》篇謂「人稟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難以求備。然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多誚」，則猶是較為公允的論調耳。
以其如此，所以顏氏的文學觀，也多偏於折衷，而成為復古思想的萌芽。如云：
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多浮艷。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違。但務去泰去甚爾！必有盛才重譽，改革體裁者，實吾所希。
古人之文宏材逸氣，體度風格，去今實遠，但緝綴疏朴，未為密緻爾！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諱避精詳，賢於往昔多矣。宜以古之制裁為本，今之辭調為末，並須兩存，不可偏棄也。
這種兩存的主張，實是此時風氣轉移中應有的論調。這種主張，在後世文體的改變上猶沒有多大影響。因為他以為今之辭調也可保存的，所以充其量只成為典正的風格，(3)而不會變駢儷的體制。至於詩，則融合古之制裁與今之辭調，正是極適宜的改革方法。且看他所舉較具體的例：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嘗謂吾曰：「沈詩云：『崖傾護石髓』，此豈似用事耳？」
蘭陵蕭愨，梁室，上黃侯之子，工於篇什。嘗有《秋詩》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時人未之賞也。吾愛其蕭散，宛然在目。潁川荀仲舉、琅琊諸葛漢亦以為爾；而盧思道之徒雅所不愜。
這不是已開唐風了嗎？南朝的劉勰以原道的主張而開唐代文壇的風氣；北朝的顏之推以不廢音律的緣故，而樹唐代詩壇的先聲：這都是值得注意的事。
————————————————————
(1) 北朝無關於文學批評之著作。《魏書·邢臧傳》稱其「撰古來文章並敘作者氏族號曰《文譜》，未就病卒」。亦非純粹批評之著。
(2) 趙翼《廿二史札記》「後周詔誥用《尚書》體」條備舉其例。
(3) 《文章》篇云：「吾家世文章甚為典正，不從流俗。梁孝元在藩邸時撰《西府新文紀》，無篇見錄者，亦以不偶於世，無鄭衛音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