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批評史 · 第一篇　總論

第一章　中國文學批評演變概述 有人說，中國的文學批評並無特殊可以論述之處，一些文論、詩話以及詞話、曲話之著，大都是些零星不成系統的材料，不是記述聞見近於史料，便是講論作法偏於修辭；否則講得虛無縹緲，玄之又玄，令人不可捉摸。不錯！中國的文學批評確有這些現象。但是，若由歷史的觀點以言，則中國文學批評之演變蛻化，也自有其可以注意的地方。何以故？蓋文學批評所由形成之主要的關係，不外兩方面：一是文學的關係，即是對於文學之自覺；二是思想的關係，即是所以佐其批評的根據。由前者言，文學批評常與文學發生相互連帶的關係。易言之，即文學批評的轉變，恆隨文學上的演變為轉移；而有時文學上的演化，又每因文學批評之影響而改變。因此，中國文學批評史的講述，其效用最少足以解決中國文學史上問題的一部分。由後者言，文學批評又常與學術思想發生相互連帶的關係；因此中國的文學批評，即在陳陳相因的老生常談中也足以看出其社會思想的背景。這固然不同歐西的文學批評一樣，一時代有一時代所標榜的主義，而於各時代中似均可有明劃的區分；然亦不能謂中國文學批評全沒有其思想上的根據。歷史上的幾個重要一些的文學批評家，即在其零星片段的文章中間也何嘗不可找出其中心的思想，看出其一貫的主張呢？這是中國文學批評史所以值得而且需要講述的地方。 既講整個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總得劃分幾個時期。關於這個，只能就文學批評本身的演進，以為分期的標準。至於各個派別的不同的主張，只能在分期中間各別述之，而不能有明顯的時代的區分。大抵由於中國的文學批評而言，詳言之，可以分為三個時期：一是文學觀念演進期，一是文學觀念復古期，一是文學批評完成期。自周秦以迄南北朝，為文學觀念演進期。自隋唐以迄北宋，為文學觀念復古期。南宋、金、元以後直至現代，庶幾成為文學批評之完成期。簡言之，則文學觀念之演進與復古二時期，恰恰成為文學批評分途發展的現象。前一時期的批評風氣偏於文，而後一時期則偏於質。前一時期重在形式，而後一時期則重在內容。所以這正是文學批評之分途發展期。至於以後，進為文學批評之完成期，則一方面完成一種極端偏向的理論，一方面又能善於調劑融合種種不同的理論而匯於一以集其大成。由質言，較以前為精確為完備；由量言，亦較以前為豐富為普遍。 第二章　文學觀念之演進與復古 本書上卷所講重在文學批評之分途發展期，所以先一述文學觀念之演進與復古的情形。關於這些，我曾有一文——《文學觀念與其含義之變遷》，載諸《東方雜誌》第二十五卷第一號。現在，將此文大意，擇要而簡言之如左： 在文學觀念演進期中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周秦為一期，兩漢為一期，魏晉南北朝又為一期。 周秦時期所謂「文學」，兼有文章、博學二義：文即是學，學不離文，這實是最廣義的文學觀念，也即是最初期的文學觀念。 至為兩漢，始進一步把「文」與「學」分別而言了，把「文學」與「文章」分別而言了。——用單字則「文」與「學」不同，用連語則「文章」又與「文學」不同。故漢時所謂「文學」雖仍含有學術的意義，但所謂「文」或「文章」，便專指詞章而言，頗與近人所稱「文學」之意義相近了。漢時有「文學」、「文章」之分，實是文學觀念進程中承前啟後的一個重要關鍵。 迨至魏晉南北朝，於是較兩漢更進一步，別「文學」於其他學術之外，於是「文學」一名之含義，始與近人所用者相同。而且，即於同樣美而動人的文章中間，更有「文」、「筆」之分：「筆」重在知，「文」重在情；「筆」重在應用，「文」重在美感：始與近人所云純文學雜文學之分，其意義亦相似。 文學觀念經了以上兩漢與魏晉南北朝兩個時期的演進，於是漸歸於明晰。可是，不幾時復為逆流的進行，於是又經過隋唐與北宋兩個時期，一再復古，而文學觀念又與周秦時代沒有多大的分別。所以在復古期中也是經過兩個階段的演進。 其在隋唐五代之時，因不滿意於創作界之淫靡浮濫，於是對於六朝文學根本上起了懷疑。其對於六朝文學之懷疑本是不錯，不過惜其不甚了解文學之本質，轉以形成復古的傾向而已。蓋由文學的外形以認識文學之面目，其事易；由文學的內質以辨別文學之本質，其事難。前一期重在外形方面，遞演遞進，所以成為文學觀念之演進期；這一期重在內質方面，於是覺得漫無標準，遂不得不以古昔聖賢之著作與思想為標準了。以古昔聖賢之著作與思想為標準，此所以愈變愈古而成文學觀念的復古期了。不過同樣的復古潮流中，而唐宋又各有其分界。唐人論文以古昔聖賢的著作為標準；宋人論文，以古昔聖賢的思想為標準。以著作為標準，所以雖主明道，而終偏於文；——所謂「上規姚姒渾渾亡涯」云云，正可看出唐人學文的態度。所以唐人說文以貫道，而不說文以載道。曰貫道，則是因文以見道，而道必借文而始顯。文與道顯有輕重的區分，而文與道終究看作是兩個物事。所以雖亦重道而仍有意於文。這猶是文學觀念復古期中第一期的現象。 至於北宋，則變本加厲，主張文以載道，主張為道而作文，則便是以古昔聖賢的思想為標準了。曰「貫」，曰「載」，雖只是一個字的分別，而其意義實不盡相同。貫道是道必借文而顯，載道是文須因道而成，輕重之間區別顯然。李漢序《韓昌黎集》雲「文者貫道之器也」，此唐人之說；周敦頤《通書》雲「文所以載道也」，此宋人之說。所以文學觀到了北宋，始把文學作為道學的附庸。 由於文以貫道的文學觀，於是造成了一輩古文家的文。古文家之論文，雖口口聲聲離不開一個「道」字，但在實際上只是把道字作幌子，作招牌；至其所重視者還是在修詞的工夫。這不僅唐代古文家是如此，即宋代的古文家亦未嘗不如此；即此後由唐宋八家一脈相承的古文家亦未嘗不是如此。 由於文以載道的文學觀，於是造成了一輩道學家的文。在道學家之論文，便偏於重道而只以文作為工具，——所謂載道之具而已。古文家之論文，其誤在以筆為文；以筆為文，則六朝「文」、「筆」之分淆矣。道學家之論文，其誤在以學為文；以學為文，則兩漢「文學」、「文章」之分，「學」與「文」之分亦混矣。在前一再演進而歸於明畫者，至是復一再復古而歸於混淆。於是傳統的文學觀於以形成，而且亦始有其權威。 今綜括上文列為表式說明之如次： 第三章　文學觀念演進與復古之文學的原因 以前說過，文學批評恆與文學有相互連帶的關係，所以現在即由文學本身之演變以說明文學觀念之演變。 就文學本身之演進言：在周秦是文學文與學術文混合的時期，到兩漢是文學文與學術文分途的時期，而魏晉南北朝又是文學文發展的時期。周秦以前，文字之用未廣，以口耳治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所以詩歌固屬韻文，而學術文字也往往協比其音，錯綜其言，其修辭工夫亦無異於詩歌。學術之文與文學之文猶不顯著絕大的分別，所以所謂「文學」，便兼有「文章」與「博學」二義。至於兩漢，學術文則漸趨於散化，而文學文則漸趨於韻化或駢化。在當時最古文學史上重要的位置者即為辭賦。辭賦為體，由承前言則出於韻文，由啟後言則衍為駢文，最可看出當時文學文之韻化與駢化。所以因當時辭賦特別的發展，當然須有「文學」與「文章」的分別。更進而至魏晉南北朝，無論韻散文之含有文學性質者都有駢化的傾向。此韻散之駢化，好似僅僅是形式上的問題，實則即是時人論文所謂「義歸於翰藻」的標準。文學之所以能離開學術而顯明其獨特的性質者，其原因即在於此。文學作品既與一切學術文字異其面目，而發揮其特有的性質，則處此文勝的時代，文學觀念之漸趨正確也是當然的現象了。 迨其繼也，物極必反，於是力矯文勝的弊病，而漸返於質。返質之道，在唐代則一變六朝對偶聲律之習而尚單奇、尚氣勢，於是文章之美不重在文字上的技巧，而重在合於語勢之自然。唐代古文所以不必「綺縠紛披，官徵靡曼」，而也未嘗不可「唇吻遒會，情靈搖盪」者，即由於此。這實是當時「有意為文」（程顥語）的成功。以其成功，所以可以以筆為文。以筆為文，所以仍返到孔門詩文分途的見解，而不復需要文筆之分了。這是文學觀念復古期中第一期的情形。進至北宋，道學家之語錄體興，於是廢修詞之功，崇淺質之文，完全以語為文，不僅合於語勢之自然了。顧炎武譏語錄之文，謂「夫子言性道可得而聞，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聞」（《日知錄》十九），錢大昕謂「語錄行則儒家有鄙倍之詞，有德而不必有言」（《十駕齋養新錄》十八）。所以由極端尚質的語錄體言之，則道學家之論文，重道輕文，以文為載道之工具，以文學為道學之附庸，又安足怪！ 第四章　文學觀念演進與復古之思想的原因 同時，文學批評又常與學術思想發生相互連帶的關係，所以學術思想風氣之轉移又常足以左右文學批評的主張。 茲先就文學觀念演進期的三階段言之。先秦顯學，僅儒道墨三家，而此三家中道家反文，墨家尚質，在文學批評史上都沒什麼關係；惟儒家以尚文之故，頗流露其一部分的文學觀，所以亦惟儒家思想為最重要。不過因儒家偏尚實用之故，其文學觀不免有文道合一的傾向，僅足為雜文學張目，不足為純文學發展之助力。所以論周秦時期的文學批評，只能在儒家思想中求之，而在儒家思想中所窺出的文學觀念，當然要與學術相混合了。兩漢時期儒家經學雖號為極盛。而儒家思想卻未見光大；所以儒家的文學觀亦不足完全支配當時的文學界。兩漢詞人如司馬相如、揚雄、張衡等，殆均沾染道家之臭味者。故因經生詞人之各異其趣向，而「文學」與「文章」亦顯生區別。至魏晉南北朝，論思想則道家之外益以釋家，論學術則兩漢經生所孜孜致力之訓詁章句諸學又皆中止，此實是儒家學術思想最為銷沉的時期。因此文學方面亦盡可不為傳統的衛道觀念所支配，而純文學的進行遂得以絕無阻礙，文學觀念亦得離開傳統思想而趨於正確。 進至隋唐，風氣一變：王通講學，而河汾傳洙泗之緒；二劉傳經，而唐《疏》亦足闡漢《注》之蘊，於是儒家之學術思想復見發皇。只可惜李唐一代，儒釋道三教並尊，終究不是儒學獨霸的時期，所以文之與道，猶能並重。及至北宋，陽儒陰釋的道學家起，於是以其陽儒，遂本於儒家重道輕藝的見解而益以偏執；以其陰釋，亦略近禪宗不立語言文字的宗旨而卑視文藝。這種思想既深入於人心，則文學觀念又安得不趨於極端的尚質而成為極端的復古。我嘗以為歷來中國一般人的文學觀，大率都本於孔子；至其本於孔子，而成為傳統的文學觀者，則不是一般詩人的文學觀，而是文人的文學觀，不是駢文家的文學觀，而是古文家的文學觀，抑且，不是古文家的文學觀，而是道學家或道學家之功利派的文學觀。此意，我於舊作《所謂傳統的文學觀》一文中已申論之。（《東方雜誌》二十五卷二十四號）蓋這全是本於孔子文學觀中尚用一點以發揮者；所以發揮到極端，有時成為尚質而不尚文了。 第五章　文學觀念之演變所及於文學批評之影響 文學觀念之所以逐漸演進，逐漸正確，其原因已如上述。我們且再看這種文學觀念的演進，與文學批評的發展有什麼關係。本來，對於文學觀念的認識既得逐漸正確而清楚，也即是文學批評本身的演進，因為這本是文學批評中一個重要的中心的問題。所以文學觀念逐漸演進，逐漸正確，則文學批評的發展，也隨之而逐漸進行。 在周秦時期絕無專門討論某一種文章的著作，絕無整篇較有系統的批評；所有一些足稱為某家的文學觀者，都不過是偶爾及之，有的或且泛指文化或文藝。所以我們於此，只不過可以從此推測，略窺其對於文學的見解而已。 到了兩漢，才有專門討論某種文體的言論，如揚雄之論賦是；才有專門記載文藝作品的著錄，如《漢書·藝文志》之《詩賦略》是。即此以觀，已較前期為進一步了。 及至魏晉南北朝，於是有關於作家的品評，有關於文體的著述，但大都仍不免一鱗一爪不賅不全的弊病。迨劉勰《文心雕龍》出，體大思精，於是文學批評才有一部空前的偉著，文學批評的基礎也自是成立。這實是文學觀念漸趨正確後的時代的產物。 所以我以為文學觀念假使不經過唐代文人宋代儒家的復古主張，則文學批評的進行，正是一帆風順盡有發展的機會。不過歷史上的事實總是進化的，無論復古潮流怎樣震盪一時，無論如何眷懷往古，取則前修，以成為逆流的進行，而此逆流的進行，也未嘗不是進化歷程中應有的步驟。蓋在文學觀念演進期中所討論的問題，是以文學之外形為中心；而在文學觀念復古期中所討論的問題，則又以文學之內質為中心。此所以雖似復古，而實際則不過移轉問題的中心而已。近人因反對此期文以載道的說法，遂且抹煞其在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要亦未為公允也。 不過，在演進期中雖重在文學之外形，而以對於文學有清楚的認識，所以有性質上的「文」、「筆」之分。在復古期中雖重在文學內質之討論，而以輕視文學之特性，所以自唐以後又只有形式上的「詩」、「文」的分別。由前者言，則言「文」可以賅詩；由後者言，則言「文」便不足以賅詩。此又所以演進期中的論「文」見解，較為融通，而在復古期中則適成為傳統的文學觀而已。此則復古的潮流所以又終究不免為逆流的進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