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評論 · 關於魯迅[1]

一 「空頭的榮譽」 魯迅不要他的子侄去做空頭文學家。解釋可以各式各樣，但是，我們的線索要是不過分謬妄，下面柏得尼依 (D. Bednii) 的詩或許正是他的本意： 誰若喧噪地追求空頭的榮譽， 誰若裝腔作勢夜郎自大， 在傲慢的宣言裡放些屁話， 而成日的， 成日的， 成日的， 不事閱讀， 那誰就是蠢東西。 蘇聯文學顧問會告訴我們，詩人有意諷刺那些把文學看做輕巧的工作的人們。在我們今日把任何紙上的東西夸做文學作品的時代，他的警告十分值得我們思味。魯迅還要積極，進一步指點我們： 「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我們活在人世，必須有所作為，同時這些作為，也要能表示不是欺人欺己。我們待人要誠實，對自己要忠實。一個人難得是一個完人，缺陷不是一種恥辱，才能的限制反而形成我們良心的安寧，事業的光明。所以真正的工作者，尤其是在文學上，具有豐盈的自覺，體會一己的狹隘，希冀遠大的造詣，不聲不響，積聚精神的餱糧，時刻準備萬里長征，要在足之所至，留下碑亭一樣不朽的遺念。魯迅便是這樣一個榜樣。到死也在苦苦譯作，他卻把自己說做「因為並未疲勞，也就是並未出力工作的緣故」。讓我們學學逝者的謙虛和他的勤慎。他要求世人忘記他，我們不便預言他的作品是否全部永生，至少他精神方面的教訓將要 (而且現在已然) 活在我們後生者的心頭。 看看我們目前，寫不上十個短篇小說，不等世人和時間的評價，便已然自命做小說家或者作家，其實頂多也只是短篇小說家而已。虛榮騙去我們的僭越，僭越把我們扮成了一個小丑。我們小心自己做了那種雷聲大雨點小的「蠢東西」，一天到晚擺些「裝腔作勢」的姿態。 二 魯迅和翻譯 有些書為了自己而來; 來得恰好投在時代的懷抱。有些書是一種教訓，慢慢把時代丟在後面，好像龜兔競走。如此如彼，並行不悖，有的像一塊真金，埋在土裡，有的像一顆星，也許轉眼消逝，全等待我們發見。然而在這文學商業化報章化的時代，真金和假金髮出同樣光輝，恆星和流星同樣在剎那裡存在。我們手酸了，眼花了，得到的往往只是厭倦。什麼全淪落了，便是欣賞，一種鑑別和選擇的機能，也降成一種如響斯應的接受。然後，一種普遍的焦急和失望，分頭奔向各自的客棧。因為焦急，我們喊出孩提似的疑問： 「為什麼我們沒有偉大的作品?」因為失望，我們就自行其是，不再探索生命的新的形體。一者忽略學習，一者沉湎積習。然而口舌紛紜，隨波逐浪，依然攔擋不住有屹然不動者在。 魯迅便是這少數屹然不動者之中的一位。經過二三十載的摸索，懷著一種反抗的心情，企圖一個比較合理的公平的社會，不能完全摔掉他阿Q的時代，他知道他只是一個先驅者，應當盡他先驅者的任務。他開山辟路，把路留給他屬意的青年，文學不是一片浮萍，無根自生。這裡要有深長的孕育，適宜的晴雨，而且尤其重要的是本身要能吸收。一個民族需要新血，它的文學同樣需要參考。歷史如此，我們自然不能獨為例外。魯迅知道翻譯的重要。他有一管犀利的文筆，可以創作，可以翻譯。創作關乎他個人的毀譽，但是，翻譯，把世界的傑作介紹給全國同胞，是一件為民族的未來著想的事業。我們有的是生活，苦到無法再苦的生活，然而我們缺乏有力的啟示。他把翻譯引為自己的職責。把他的勤慎和修養放在一旁，有一點格外顯出他的超異： 他不為書局湊數。他為他認定的理想工作。他也許窄，然而我們愛他如此，因為他有他深厚的性格做根據，因為雖說政治的主張決定他的選擇，所選擇的傑作卻跳出政治的主張，化入人人的心靈。 文學不是一個絕緣體; 一切人類的現象都是它的對象。在這些現象之中，政治是一塊吸力最大的磁石。在我們這時代，出乎文學，入乎政治，出乎政治，入乎文學，早已不足為奇。奇的是文學變成一種工具，一種發泄，一種口號，單單忘掉了它自己。文學是一切，然而我們相信，絕不會單是口號。口號可以變成文學，文學原本就是一種發泄。然而文學不可以變成口號，發泄可不就是文學。所以，忽略文學的健全和關聯，我們一再嘗試，一再失敗。我們不是缺乏生活，並非沒有經驗。我們有一切資源，然而木是木，石是石，架不成一座大廈。藝術是一個無情的女神，半心半意不用妄想她的青睞。蘇聯文學顧問會要她的學徒使用「藝術描摹的語言」，同時在要求避免「記錄式的，乾燥的議論」，以及「政治的雜音」之餘，進而指示道： 「在青年作家的作品中，把表現往往代以議論，這是最大主要的一個缺點。」 一個對於文學有素養的人，例如魯迅，雖說具有強烈的政治思想，明白文學和政治的關聯同距離。他最好的說明便是他的翻譯。 三 為什麼魯迅放棄小說的寫作 愛護小說心切的人，往往責難魯迅放棄小說的寫作。但是，魯迅，甚至於愛護魯迅的人，卻很少解說這有趣的現象。誹謗他的，每每以為他的想像枯窘了，所以他放聰明些，便不寫了。因為他沒有興趣，也實在寫不出來了。實際，如今魯迅去了世，任誰猜謎說夢，都難免「小人」之譏。 不想墜入這種誹謗的惡例，我們暫且提出三個假設： 第一，他政治的見解不容他創作，文學出自深切的經驗，而他的過去就他看來不值一文。他不能從正面下手。從正面下手，他首先繳械，熱情洋溢，而世故把他的熱情逼進去; 所以他冷酷 (因為太熱情)，謾罵 (因為太愛惜)，諷刺 (因為太清醒)。他用《故事新編》結束他小說家的生涯，便是一個悲壯的證明。他把希望寄在有為的年輕人身上。因為他們不和他一樣，不和別人一樣，另一隻腳踩在一個陳舊的世紀。他的光明映出他的影子。沒有影子的光明屬於那些為未來而在現時掙扎的生龍活虎的青年。第二，他以為雜文 (破壞的，修正的，建設的) 更切急需; 他的目標是人類的幸福，雜文的效驗來得快，也來得廣。結論就是他重視革命事業，甚於文學方面的成就。他特別提出章太炎的革命功績，便是一個證明。第三，他的方面和視野太廣，在他的內心形成一種衝突，不安定，因而互相抵消，其中勝利的便是雜文所需的力量，一種碎裂，仿佛地雷的爆炸。 這三種心理的解釋，也許都無一是。其實為什麼他放棄小說的寫作，我們可以從另外兩個問題找出相當的暗示。這就是： 為什麼他從事寫作雜文? 為什麼他從事翻譯小說? 把前面提出的三點揉搓在一起看，也許可以幫助我們一些線索。和一切先覺者的存在一樣，這是一齣悲劇。他是一個撒種子的人，收穫留給未來。 他的傳記者一定會說給我們知道的。 (選自《李健吾文學評論選》，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 * [1] 原載1938年12月18日《星島日報·星座》。——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