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評論 · 個人主義[1]

有人把離群索居看做個人主義的一個特徵，這裡有兩種看法，一個是實際的日常生活，一個是表現在文學裡面的情感思想。二者合一的個人主義，初期的浪漫主義是一個例證。說到浪漫主義，我們不免生出好些聯想。其中最明顯的便是社會主義擯斥個人主義。為了達到一個共同的目標，一個把人類平等化的普遍的幸福，社會主義要求犧牲個人和自由。在文學上，喚醒我們對於這惡濁的現實的認識的，浪漫主義算得一個功臣。或者說得透骨些，個人主義。有了盧梭離奇的經驗和他情感的瀰漫，然後一座法國的斷頭台，一架瓦特的蒸汽機，幫著打開了我們的寤寐。法國大革命失敗了，因為在許多社會和政治的因素之中，人物具有過多的英雄氣質，過多的個人成分。然而，我們不能不同情，他們全有理想，全有熱情。他們要改良這個社會; 這個社會既老且大，如同頑石散沙，需要少數知能之士 (都是好人) 加以統治。我們必須制裁個人主義，然而制裁個人主義的，仍是個人主義。舊日的個人主義和今日的個人主義有一個絕大的差別： 一個根據的是英雄的優越之感; 一個根據的是學術和社會經驗綜合起來的若干條例。同樣是個人主義，有的利己，有的利他，經過一番考慮，我們可以發見相反的涵義。 然而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二者容易糾結不清，混淆我們的視聽。在物質文明的今日，一切分野，一切職業化，便是文學，因為商業化，印刷便利，讀者激增，也有變成一種專門事業的趨勢。我們不說職業，因為盡有人把文學看做職業，依然不是事業。職業是餬口，然而事業，尤其在文學上，猶如魯迅所謂「倘無才能」，還是及早打算，對自己方便。盡有實際為全人類全社會服役的有志之士，缺乏文學的才能，不得不把文學留給別人。難區別的不是他們，因為他們就從來沒有夢想把文學看做自己的事業。然而，即令同時他是一個文學製作者，拿起他的作品來看，我們也先有一個共同的標準，就是文學是文學，我們必須開始從它的本身推求它的價值。這是一個基本條件，具有清醒的社會意識的蘇聯文學顧問會，同樣告訴我們： 「一個作家，要證明自己觀念的正確，不要用數字，推論，推理的方法，而主要地要用藝術描摹的語言。」 藝術的語言是文學的第一塊敲門磚。 第二塊敲門磚假定是蘇聯文學顧問會說的「觀念的正確」。如若人是一個社會的動物，文學是人的經驗的再現，沒有一件文學作品離得開社會，而不是作者和社會相成相削的反映。所以，具有富裕的個人氣息的浪漫主義，卻是反抗的; 而正面觀看的現實主義，斂起情感，有時倒引起我們對於現實若干反感。作家不一定是自覺的社會主義者，無形之中，卻促動改進社會制度的思潮。巴爾扎克是一個王黨，揭露了王黨的腐惡。馬克思和恩格斯並非不曉得巴爾扎克的政治觀念，然而為了他另一方面更大的功績，把這一點撇下不提。人不是完人，偉大如巴爾扎克，也只是一個肉體。同樣福樓拜，一個為藝術而藝術的信徒，把政治、群眾、社會，甚至於人類，罵得體無完膚的隱士，他的《包法利夫人》卻那樣影響馬克思一家的兒女。馬克思小姐把它譯成英文，流行在英語世界。福樓拜自身屬於中產階級，中產階級卻毀在他的手心。他不能罵他身外的世界，猶如蘇聯文學顧問會勸告一般青年： 「最有害的，是莫過於一個作家罵他所不知道的東西。」巴爾扎克和福樓拜，一個入世的英雄，一個逃世的隱士，對於社會和人類的貢獻是不自覺的，然而當前者把所愛的王黨社會罵得不堪，後者把所恨的中產階級罵得不堪的時候，他們並不有所掩飾或者額外誇張： 一種共同的人類的正義之感克服了偏見，甚至於各自的個人主義。 如若從前有的是不自覺的，現在卻有的是自覺的。為了改進人類的幸福，有的從事於消極的破壞，有的從事於積極的建設。這裡全有一個限制： 只要一個人不諂媚他當前的權勢 (個人，社會，政府，制度，等等)，只要他為人類共有的高尚的理想活著，我們便把自由創造的權利給他。他曉得他在做什麼。既然清醒，他應當有為而為; 既然獨立，他就不甘受人利用。時代和他有密切的關聯，可是他不依附時代，群眾和他有密切的關聯，可是他不巴結群眾。所以他不會變。如若變，仿佛魯迅，他有他堅定的立場。他為人類的幸福活著，不是為某誰活著。這是真正的個人主義，也就不復是個人主義。 (選自《李健吾文學評論選》，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 * [1] 原載1938年11月9日《文匯報·世紀風》，題為《個人主義的兩面觀》。——編者